第十八章 甘孜会师，任弼时贺龙促张国焘北上
由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二方面军），离开湘鄂川黔之交的根据地，转战到滇西北地区，听说四面方军在川康一带活动，于是计划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朱德从四方面军电台得知这一消息，即向张国焘建议，四方面军暂时在原地休整补充，接应二、六军团北上。朱德自有他的考虑，待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以后，让贺龙、任弼时等说服张国焘，放弃原来主张，一同北上。张国焘正处在左右为难之际，前进不能，后退无着，只得同意朱德的意见，别无长策。
四方面军为策应二、六军团北上，即派出四军及三十二军一部，由道孚南下，阻止敌李抱冰部堵截。四方面军总部进行了动员和布置，要求各部队大力开展迎接二、六军团的组织准备工作。
且说此时中央红军已经结束东征，回到陕北，开始西征。1936年5月下旬，党中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当即给四方面军去电，提出二、四方面军迅速北进的战略方针，其内容是：
（一）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二）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烈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
（三）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
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日子，日渐靠拢，中央又来电敦促四方面军迅速北上，张国焘真是忧心如焚。这几日，他食不下咽，睡不安寝。他想到他的部队在懋功同中央红军会师时，兵强马壮，虽然是8万多人马，但号称10万，有这个强大的资本，他讲起话来，气壮胆大，以致敢于同中央毛、周、张、博等人讨价还价，甚至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在脚木足那个地方，鬼使神差，敢于另立中央，与毛泽东等人抗衡。可是，现在情形，时移事易，百丈大战之后，四方面军损兵折将，辗转川康，挨冻受饿，可以说溃不成军。南下以来，真不是滋味。他一方面想与二、六军团会师，见一见好久没有见面的老朋友，可以向他们倾诉衷肠，同时可借助他们的力量，看是否有一点转机？况且，这又是朱德坚持要这么作。总司令的意见，他也不好违忤。但另一方面他又怕与二、六军团会师，自己背着个另立中央的包袱，怎么去向二、六军团的首脑交代？何况中央又来电频催北上，两支部队会合后，二、六军团的同志一定要执行中央命令北上，自己又怎么办？如一起北上回到党中央身边，又怎么向党中央交代？一想起这些，张国焘真是矛盾重重，五内俱焚。
张国焘蹲在甘孜的“临时中央”里，举棋不安，束手无策。他不得不找比较贴心的陈昌浩商量，颇为忧心地对陈昌浩说：“昌浩，眼看我们就要同贺龙、肖克的部队会合了，你看怎么办？”
张国焘的问题好像还没有提出来，就问陈昌浩处置的办法，不知内情的人，仿佛感到有点滑稽。
但陈昌浩完全领会张国焘的意思，从四方面军决定策应二、六军团北上以来，陈昌浩就发觉张国焘心事重重，担心着“临时中央”这个包袱。
陈昌浩想了想，关心地回答说：“我们是否与中央磋商，同二、六军团会合后，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组成西北局。”
张国焘不等陈昌浩说下去接着说：
“你的意思是取消我们的‘临时中央’？”
陈昌浩用不安的眼神盯着张国焘说：“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不然不好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张国焘痛苦地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
“我们南下不遇着强硬的敌军，也不会如此。”
陈昌浩赞同地点点头，补充了一句：
“气候又恶劣，给养也困难。”
张国焘接着说：
“再加上毛泽东闹分裂。真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一样都不占，哪有不输的道理？”
陈昌浩苦笑了一下。
张国焘期盼地问陈昌浩：
“你说‘临时中央’什么时候取消为宜？”
陈昌浩直截了当地回答说：
“越快越好，最好在与二、六军团会师前。”
张国焘沉思了一会儿，毅然说道：
“马上召开会议宣布。至于毛泽东等人在巴西闹分裂，悄然率兵北走之事，以后再同他们理论，我看总有个是非曲直。”
陈昌浩满意地说：
“这样好！不然我们背着‘临时中央’的包袱，容易被人指责，有点被动。取消了，我们主动得多。”
张国焘颔首。
6月上旬，张国焘在西康的炉霍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正式宣布取消伪中央，终于结束了他8个多月的党中央主席梦。
7月初，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师。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即从炉雀赶去甘孜，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人相会。
张国焘一见任弼时，听见大家叫“任胡子”，笑着紧紧握往任弼时的手说：
“过去我常叫你小弟弟，几年不见，居然蓄起几根胡子，青年老成起来，现在我也要跟着大家叫你任胡子了。”
任弼时扶了扶眼镜，笑着说：
“那时我刚留俄回国，任少共中央书记，还是一个青年小伙子。”
张国焘说：
“那时你极富青年气味，做青年工作很适宜，经过历年的磨炼，现在看来，已脱尽青年气味。”
贺龙在一旁说：
“人家是六大以后的政治局委员，已经升为中共的要员啦，岂不刮目相看。”
张国焘打量着贺龙，浑身上下已看不出一点“绿林气味”，简直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军人，于是幽默地说：
“贺龙，你也变了不少，脱尽绿林气，成了中共的一方诸侯。”
贺龙莞尔一笑：
“我现在是共产党员，早已不是绿林好汉了。”
大家开心地笑了起来。
张国焘注视着肖克，看他斯斯文文的，于是说道：
“肖克，你不像个军人，倒像个文人。”
朱德说：
“肖克是个知识分子，会写文章哩。”
张国焘接着说：
“我一看就知是个文人。”
贺龙、任弼时等二、六军团首领，在同四方面军会师前，已粗略得知张国焘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从毛儿盖开始为战略方针一直与中央发生争执。后来发展到两军分裂，张国焘另立中央等事，虽然不完全明白个中原委，细枝末节，但大的方面是略知一二的。由于二、四方面军辗转迂回，于患难中刚刚相会，大家都不愿谈起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张国焘更是谨慎，由于有懋功会师以来的许多经验教训，更是讳莫如深。心想等大家喘口气之后，再详细告诉贺龙等人毛、周、张、博的“分裂”行为，好为自己的另立中央洗刷一番。再加上他的心是虚的，又有点怕涉及这些敏感的事情，于是见面时更是闭口不谈。
却说中央得知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的消息，张国焘又将拟建立西北局的事电告中央。党中央考虑二、四方面军的命运前途，考虑到张国焘已宣布取消了“临时中央”，服从中央领导。为了进一步团结张国焘，团结广大的四方面军指战员，中央很快批准成立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
会师不久，贺龙收到张国焘派人送来的一堆材料，他认真看了一下，见其中有四方面军刻印的《干部必读》小册了，上载反对毛、周、张、博‘搞分裂’、‘北上逃跑’的文章。贺龙皱皱眉，拿着这份《干部必读》来到任弼时下榻的地方。
贺龙将小册子递给任弼时：
“任胡子，你看看张国焘送来的这份材料。”
任弼时接过来一瞧，心情沉重地说：
“唉！国焘现在还在散发这些东西！你准备怎么办？”
贺龙断然说道：
“我不准备往下传。”
任弼时马上接着说：
“应该这样，不利于团结嘛。”
贺龙关心地说：“你是政治局委员，应该做做上层干部的思想工作，找他们谈谈话，了解一下情况，毛泽东等同志为什么中途与张国焘分道扬镳，这中间到底产生了哪些矛盾？谁是谁非？”
任弼时点点头：“我已经找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傅钟、李卓然等同志谈过，了解不少情况。我还要找徐向前、张国焘谈谈，听听他们的意见，了解一下张国焘同中央发生分裂的经过，以便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来。消除隔阂，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大敌当前，团结至关重要。”
贺龙接着说：
“你赶快找他们二人谈。”
任弼时找到徐向前，他们是第一次见面。任弼时早就听说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徐向前在四方面军中大名鼎鼎，战功卓著。是张国焘的左右手，以致格外敬重。见面后，他们说了一些相互仰慕的话之后，任弼时对徐向前说：
“向前同志，你认为张国焘同志和中央的分歧，究竟在哪里？想听听你的看法。”
徐向前说：
“首先，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其次，大敌当前，应以团结为重，国焘同志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是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临时中央’，对团结有利。现在，张国焘同志既然已经同意北上，最好不谈往事，以免引起新的争端。第三，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当时我们非常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这又太过份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的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
任弼时认真听着，并用自来水笔将徐向前的话记在一个小本本上面。
任弼时记完后抬起头，冷静而又诚恳地说：
“你讲得很好，谈意见就要像这样开诚布公，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只有把问题暴露出来，才好对症下药。我已向中央建议，召开六中全会，请求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从原则上解决以往分歧。”
徐向前满意地说：
“我赞同你的倡议。我们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那样写着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
任弼时进一步说：
“我一定要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尽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你还有什么意见？”
徐向前摆摆手：
“就这些，我可是和盘托出了。”
任弼时关起自来水笔合上本子说：
“向前同志，今天算是打扰了，准备告辞了，我还想找张国焘同志谈谈。”
徐向前恳切地说：
“大家的思想问题解决了，放下包袱，好一同北上。”
任弼时说：
“但愿如此。”
任弼时来到张国焘住的地方，开门见山地请张国焘谈谈懋功会师以来的争执，以及事态演变的经过。张国焘风趣地说：
“任胡子，今天你是不是想做‘包拯’？”
任弼时温和地微微一笑：
“我可扮演不了这个角色。不过，我是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研究一下，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的和好尽些力量。”
于是张国焘从四方面军如何准备迎接一方面军，谈到两军在懋功相会，毛儿盖会议的争执，凯丰的文章，毛泽东等“私率”一、三军团北上，以及阿坝会议四方面军“群情激愤”，再谈到脚木足另立中央。讲起四方面军如何准备迎接中央及一方面军时，好像袒开了赤诚的胸怀，无比真挚；谈到北上还是南下的争端时，则强词夺理，为自己的南下路线辩护；讲到毛泽东等悄然率一、三军团撤离巴西北上时，又“义正词严”，将毛、周、张、博诸人大加挞伐一番，“逃跑”、“分裂”、“不顾信义”、“可耻”等等言词全用上了。可是对他的“密电”、则避而不谈。好像压根儿没有这件事。中央和一、三军团从巴西急去，全是毛泽东等人疑忌太多酿成。他在脚木足另立中央，是由于四方面军反对中央的呼声太高，他不得不采取这一断然措施，仿佛理所当然。虽然有点出轨，似乎也是在情理之中。
侃侃而谈，张国焘讲了一两个钟头，算是将一年来的积怨全倒了出来。任弼时注意听取了张国焘的意见，经过认真分析、思考后对张国焘说：
“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是真诚互助的行动，由于双方都有成见，最先表现这种成见的，应该说是凯丰的文章。一、四方面军彼此的批评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但毛儿盖开始以后的争执，势所难免。因为北上和南下，是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由于四方面军坚持南下，毛泽东等不得不率一、三军团北上。脚木足成立‘临时中央’，似乎太过份了，在中央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值得大家警惕，从中吸取教益。”
张国焘一听，有些不满地说：
“任弼时.我看你这个‘包拯’断案有点不公，怎么不指责毛泽东的‘分裂’行为呢？我们成立‘临时中央’，分明是由于毛泽东私率一、三军团策马北溜所造成，我们是被逼上梁山的。”
任弼时哈哈一笑：
“国焘同志，这段公案，留待以后再说吧，现在有些情况不明，我也说不清楚。刚才的意见，是我向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傅钟、李卓然、徐向前等同志了解后，又搜集了有关资料，研究一、四方面军争执的症结之所在，然后得出来的结论，可能有不尽恰当的地方。但我认为，问题应该这么认识，你好好想想。‘临时中央’既然已经取消了，这就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这一点，你做得还是对的。”
张国焘听到任弼时最后又表扬了他，强颜一笑：
“任胡子，我看你是想以调人自居了？，希望你多了解一些情况，不要偏袒任何一方。”
任弼时点了一下头：
“那是当然。不过，你那些谴责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的材料，最好不要再向下发了，不利于大家的和好嘛，你说哩。”
张国焘有点不自然地说：
“问题终有澄清的一天，不发就不发嘛。”
任弼时诚恳地说：“还是北上才有出路，你看一方面军到了陕北，立即打了一个胜仗，已经站稳脚根。现在，大家对党在组织上的统一，极为关心。建立最高集体领导，我认为是当前最为迫切重要的问题。陕北的同志，也同样认为是迫切需要的。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来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我向陕北的同志建议在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时，召集中央全体会议，已得到他们的同意。现在国际正在讨论这一问题。那时大家再客观冷静地作些批评与自我批评，想来有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张国焘思忖了一会说：“你是说要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去同一方面军会合？”
任弼时点点头：“是这个意思，我们一起走。”
张国焘不无忧虑地说：
“那么，四方面军要三过草地啦。”
任弼时肯定地说：
“路要这么走，有什么法呢？”
张国焘想了想说：
“再过草地，又要同马家的骑兵作战，二方面军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可叫伯承到二方面军去讲讲打骑兵的战术。”
任弼时高兴地笑了起来：
“你愿意把川中名将刘伯承派到二方面军中来当教官，我代表二方面军表示热烈欢迎。”
张国焘说：
“请总司令下一道命令就行了。”
刘伯承来到二方面军。在认真向广大指战员讲解打骑兵的战术之余，一日宿营后，他处理完公事，心里老是平静不下来，脑子里总是闪出一个健壮、活泼的青年女战士来。他想起第二次过草地时，在一次行军途中，这个年轻的女红军掉队了，他走过去，看到她行走很艰难，便让她骑自己的马。年轻的女红军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辞谢了，首长的关怀，鼓舞着她加快步伐，迎头赶上前进的队伍。一会，刘伯承又想起去年夏天，总部四局的参谋们得到两只毛茸茸的熊掌，他亲自动手，用脸盆熬了一锅鲜美的熊掌汤，和参谋一起包括那个年轻的女红军，美美的吃了一顿。想起这两件事，刘伯承温馨地笑了。
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走进刘伯承的房间，看到刘伯承脸上挂着微笑，喜悦地问道：
“参谋长，你在笑哪样？”
刘伯承收敛起笑容回答说：
“陈琮英同志，请坐，是哪股风把你吹来啦？”
陈琮英笑着说：
“我是给参谋长送喜事来啦。”
刘伯承开怀笑了两声：
“我刘伯承有啥子喜事啊？”
陈琮英说：
“你看汪荣华怎么样？参谋长，你也是四十多岁的人啦，应该找个对象了。”
刘伯承嘿嘿一笑：
“哟，陈琮英同志，今天你是来当红娘啊。”
陈琮英睁大一对眼睛说：
“如果你一旦同意，小汪那里，我可以做工作、保证她会答应。”
刘伯承试探着反问道：
“我这一把年纪，人家看得起吗？”
陈琮英伸出大拇指说：
“大名鼎鼎的参谋长，想高攀怕都高攀不上哟。”
刘伯承风趣地说：
“试试看吧，看我刘伯承有没有这份艳福。”
陈琮英高兴地说：
“我马上去找汪荣华谈。”
小个子陈琮英说完，一闪身走出刘伯承的房间。陈琮英离开后，刘伯承独自笑了起来，心里甜滋滋的。他赶快磨了一盘浓墨，提起笔，工工整整地写起蝇头小楷来。不消说，这封信是写给汪荣华的。
刘伯承一口气写了好几篇，停下来叫了一声：
“小黄！”
特务员小黄走进房来，看见刘伯承写字时极为认真的劲头，亲热地说：
“首长，你又在抓紧时间练书法？”
刘伯承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小黄，笑眯眯地说：
“今天不是练书法，是写一封信。”
小黄乐呵呵地说：
“参谋长，看你挺认真的。”
刘伯承抿嘴笑了一下：
“不认真不行啊，这是一封不寻常的信。”
刘伯承一个字一个字的默念了一遍，叠起来，装进信封里，然后对小黄说：
“你一定要当面交给汪荣华同志，马上去。”
精灵的小黄，好像明白了什么，带着这封沉甸甸的信，立即跑步来到汪荣华住的地方。
汪荣华拆开一看，脸蛋刷地红了。
8月，二、四方面军终于走出了茫茫草地。在一个霞光灿烂的傍晚，五彩的晚霞倾泻在清源河里，波光粼粼的河畔，并肩走着刘伯承和汪荣华。
汪荣华和精通兵法、能征善战、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心中崇敬的刘伯承走在一起，激动而又害羞；刘伯承与一个年轻、健壮、来自大别山的农村姑娘走在一起，温馨而又甜蜜。
汪荣华羞赧地低着头对刘伯承说：
“我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儿，只读过一年私塾，上过两年洋学堂，14岁就当了红军，什么都不懂，不配你。”
刘伯承爽朗地笑了两声，俯首温存地回答道：
“这有啥子关系嘛！我家也是穷苦农民，祖父还当过吹鼓手，就因为这点，我考秀才被县官赶出了考场。”
汪荣华不解地问道：
“为什么？”
刘伯承亲切地对她说：
“吹鼓手是下九流，低贱的职业，和戏子、剃头匠一样，被人瞧不起。正因为我们穷，活不下去，才起来革命，才走到一起来了。”
汪荣华认真听着，不好意思抬头看刘伯承。
刘伯承继续说下去：
“只要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志同道合，就能结成革命伴侣，永远战斗在一起，白头到老！文化水平低一点，可以学习嘛！你自己努力，我尽力帮助你。”
汪荣华会心地笑了。
他俩沿着清源河畔渐渐枯黄的野草地，漫步着，谈着推心置腹的话。汪荣华心中的顾虑，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夕阳灿烂，伞形的粉彩将他俩的身子在河畔拉出一长一短的两道影子。
汪荣华问刘伯承：
“你原来是总参谋长，怎么又调到红大来当校长啦？”
刘伯承笑笑：
“张国焘这个人，为了征服我，要我拥护他的临时中央，对我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软的时候，他可以流着眼泪给你说好话，其实这是猫儿哭耗子，假慈悲。”
汪荣华问了一句：
“那么硬的时候呢？”
刘伯承回答说：
“硬的时候，他威胁要挟，咄咄逼人，甚至狂言，‘我要不看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就把你杀了’，我不理他这一套，他就把我的总参谋长给撤啦，叫我去红大当校长，实际上是个教员。”
刘伯承追求真理，不惧张国焘淫威的高尚品格，深深打动了一个19岁姑娘的心。汪荣华心里涌动起一阵阵复杂、甜蜜而又难言的情愫。
刘伯承见汪荣华不说话，不知她在想什么？于是自个儿又说起来：
“我是带兵打仗的人，敌人千军万马都不怕，还怕什么排斥、打击、撤职、杀头么？！”
汪荣华细细咀嚼着刘伯承的话，心里热乎乎的，心想能和这样的人结成伴侣，不是很幸福么？
戎马岁月中的两颗心，紧紧贴在一起了，虽然年龄差距大了一些。
汪荣华问刘伯承：
“你眼睛不好，给我写信还用毛笔写那么工整的小楷，多费眼睛呀！”
“哈哈哈哈！”刘伯承爽朗地笑了起来：“生平第一次写这样的信，当然要严肃认真！”
汪荣华甜甜地笑了。
红二、四方面军并肩北上，三个纵队近6万人，从康北出发，再度进入茫茫草地。从一开始，就受到党中央的极大关怀和注视。党中央曾电示正在草地行军中的红军总部，希望北上后，“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并告诉二、四方面军：“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
以后，共产国际又批准了夺取宁夏和甘西的计划。中央认为，第一步应由一、四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第二步进据甘西。鉴于一方面军兵力有限，需固守现有根据地，抽不出更多兵力与四方面军共同夹击胡敌，故决定派红一师向静宁、会宁一带出动，策应四方面军主力北进，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的有利基点，在通谓、庄浪、静宁、会宁地区迎敌。9月18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发布了通庄静会战役纲领，四方面军开始行动，准备向静宁、会宁地区转进。这样，一、四方面军主力南北夹击敌人的计划，就变成四方面军北进，在西兰通道地区，独立迎击胡敌。
徐向前正忙着调动部队北进，一天，张国焘急匆匆赶来漳县，进门就忙不迭地说：
“赶快把李特、李先念等人找来，我有话同他们说。”
徐向前见张国焘一副沮丧的样子，摸不着头脑，急问：
“总政委，怎么回事？”
张国焘气愤地说：
“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
李特、李先念、周纯全等人进屋见张国焘气冲冲的样子，都感到吃惊，莫名其妙，你看着我，我望着你，大眼瞪小眼。
徐向前安慰着张国焘说：
“到底是什么事？慢慢讲嘛。”
张国焘坐下说：
“刚才开完岷州会议，陈昌浩主张北上甘肃静宁、会宁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决战。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只来一个红一师，四方面军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我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
不等张国焘讲下去，李特接着说：“你的这个计划不更好嘛，可以减少损失，另辟新的根据地。”
张国焘摆摆头：
“会上，多数人支持陈昌浩的意见，不同意我的主张。陈昌浩还说，夺取宁夏和甘西的计划，是共产国际批准的。不北上静宁、会宁，就是反对共产国际。陈昌浩拿着共产国际这顶大帽子来压人。”
停了一会，张国焘又说：
“和陈昌浩共事以来，这是我和他第一次红脸，第一次发生剧烈争执，不知陈昌浩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反对我。”
张国焘越讲越激动，心情似乎有点凄凉起来。身后事，一桩桩，一幕幕，不断变幻演映在他记忆的荧光屏上。特别是那个另立中央的沉重包袱，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怎么也控制不住，眼泪也就不自觉地从彷徨苦闷的眼眶中淌了出来。他抹了一下眼帘，辛酸地说：
“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牢，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
大家看到张国焘难过，虽然没有参加岷州会议，都觉得陈昌浩在岷州会议上对张国焘的态度似乎太过份了。心想，陈昌浩这个时候和张国焘闹得这么僵，是否有取而代之的思想？如果是这样，也未免过份。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劝了张国焘一番。徐向前最后说：
“关于军事行动方针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商量。”
张国焘一听大家还比较理解他，心里好过一些，心想还是这些老熟人、老朋友、老部下能善解人意，同情他的处境，他的遭遇。于是劲头又来啦，指着地图，边讲边比划：
“四方面军北上静宁、会宁地区，面临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吃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
徐向前听了张国焘的打算，赞同说：
“我看这个计划可以通知总司令与昌浩同志前来会商，他们如若同意，就可调动部队。”
翌日清晨，陈昌浩接到通知赶来，见徐向前同意张国焘的方案，也就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朱德随后赶来一看，岷州会议通过的方针，张国焘在这里给否掉了，又提出他西进的方案，这是与中央令四方面军北进方针相悖的，于是提出异议，未果，就建议把张国焘的方案报告中央批准。
张国焘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大家离开后，他急急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于是一波甫平，一波又起，张国焘总想离开中央远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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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面军为策应二、六军团北上，即派出四军及三十二军一部，由道孚南下，阻止敌李抱冰部堵截。四方面军总部进行了动员和布置，要求各部队大力开展迎接二、六军团的组织准备工作。
且说此时中央红军已经结束东征，回到陕北，开始西征。1936年5月下旬，党中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当即给四方面军去电，提出二、四方面军迅速北进的战略方针，其内容是：
（一）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二）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烈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
（三）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
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日子，日渐靠拢，中央又来电敦促四方面军迅速北上，张国焘真是忧心如焚。这几日，他食不下咽，睡不安寝。他想到他的部队在懋功同中央红军会师时，兵强马壮，虽然是8万多人马，但号称10万，有这个强大的资本，他讲起话来，气壮胆大，以致敢于同中央毛、周、张、博等人讨价还价，甚至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在脚木足那个地方，鬼使神差，敢于另立中央，与毛泽东等人抗衡。可是，现在情形，时移事易，百丈大战之后，四方面军损兵折将，辗转川康，挨冻受饿，可以说溃不成军。南下以来，真不是滋味。他一方面想与二、六军团会师，见一见好久没有见面的老朋友，可以向他们倾诉衷肠，同时可借助他们的力量，看是否有一点转机？况且，这又是朱德坚持要这么作。总司令的意见，他也不好违忤。但另一方面他又怕与二、六军团会师，自己背着个另立中央的包袱，怎么去向二、六军团的首脑交代？何况中央又来电频催北上，两支部队会合后，二、六军团的同志一定要执行中央命令北上，自己又怎么办？如一起北上回到党中央身边，又怎么向党中央交代？一想起这些，张国焘真是矛盾重重，五内俱焚。
张国焘蹲在甘孜的“临时中央”里，举棋不安，束手无策。他不得不找比较贴心的陈昌浩商量，颇为忧心地对陈昌浩说：“昌浩，眼看我们就要同贺龙、肖克的部队会合了，你看怎么办？”
张国焘的问题好像还没有提出来，就问陈昌浩处置的办法，不知内情的人，仿佛感到有点滑稽。
但陈昌浩完全领会张国焘的意思，从四方面军决定策应二、六军团北上以来，陈昌浩就发觉张国焘心事重重，担心着“临时中央”这个包袱。
陈昌浩想了想，关心地回答说：“我们是否与中央磋商，同二、六军团会合后，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组成西北局。”
张国焘不等陈昌浩说下去接着说：
“你的意思是取消我们的‘临时中央’？”
陈昌浩用不安的眼神盯着张国焘说：“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不然不好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张国焘痛苦地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
“我们南下不遇着强硬的敌军，也不会如此。”
陈昌浩赞同地点点头，补充了一句：
“气候又恶劣，给养也困难。”
张国焘接着说：
“再加上毛泽东闹分裂。真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一样都不占，哪有不输的道理？”
陈昌浩苦笑了一下。
张国焘期盼地问陈昌浩：
“你说‘临时中央’什么时候取消为宜？”
陈昌浩直截了当地回答说：
“越快越好，最好在与二、六军团会师前。”
张国焘沉思了一会儿，毅然说道：
“马上召开会议宣布。至于毛泽东等人在巴西闹分裂，悄然率兵北走之事，以后再同他们理论，我看总有个是非曲直。”
陈昌浩满意地说：
“这样好！不然我们背着‘临时中央’的包袱，容易被人指责，有点被动。取消了，我们主动得多。”
张国焘颔首。
6月上旬，张国焘在西康的炉霍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正式宣布取消伪中央，终于结束了他8个多月的党中央主席梦。
7月初，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师。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即从炉雀赶去甘孜，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人相会。
张国焘一见任弼时，听见大家叫“任胡子”，笑着紧紧握往任弼时的手说：
“过去我常叫你小弟弟，几年不见，居然蓄起几根胡子，青年老成起来，现在我也要跟着大家叫你任胡子了。”
任弼时扶了扶眼镜，笑着说：
“那时我刚留俄回国，任少共中央书记，还是一个青年小伙子。”
张国焘说：
“那时你极富青年气味，做青年工作很适宜，经过历年的磨炼，现在看来，已脱尽青年气味。”
贺龙在一旁说：
“人家是六大以后的政治局委员，已经升为中共的要员啦，岂不刮目相看。”
张国焘打量着贺龙，浑身上下已看不出一点“绿林气味”，简直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军人，于是幽默地说：
“贺龙，你也变了不少，脱尽绿林气，成了中共的一方诸侯。”
贺龙莞尔一笑：
“我现在是共产党员，早已不是绿林好汉了。”
大家开心地笑了起来。
张国焘注视着肖克，看他斯斯文文的，于是说道：
“肖克，你不像个军人，倒像个文人。”
朱德说：
“肖克是个知识分子，会写文章哩。”
张国焘接着说：
“我一看就知是个文人。”
贺龙、任弼时等二、六军团首领，在同四方面军会师前，已粗略得知张国焘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从毛儿盖开始为战略方针一直与中央发生争执。后来发展到两军分裂，张国焘另立中央等事，虽然不完全明白个中原委，细枝末节，但大的方面是略知一二的。由于二、四方面军辗转迂回，于患难中刚刚相会，大家都不愿谈起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张国焘更是谨慎，由于有懋功会师以来的许多经验教训，更是讳莫如深。心想等大家喘口气之后，再详细告诉贺龙等人毛、周、张、博的“分裂”行为，好为自己的另立中央洗刷一番。再加上他的心是虚的，又有点怕涉及这些敏感的事情，于是见面时更是闭口不谈。
却说中央得知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的消息，张国焘又将拟建立西北局的事电告中央。党中央考虑二、四方面军的命运前途，考虑到张国焘已宣布取消了“临时中央”，服从中央领导。为了进一步团结张国焘，团结广大的四方面军指战员，中央很快批准成立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
会师不久，贺龙收到张国焘派人送来的一堆材料，他认真看了一下，见其中有四方面军刻印的《干部必读》小册了，上载反对毛、周、张、博‘搞分裂’、‘北上逃跑’的文章。贺龙皱皱眉，拿着这份《干部必读》来到任弼时下榻的地方。
贺龙将小册子递给任弼时：
“任胡子，你看看张国焘送来的这份材料。”
任弼时接过来一瞧，心情沉重地说：
“唉！国焘现在还在散发这些东西！你准备怎么办？”
贺龙断然说道：
“我不准备往下传。”
任弼时马上接着说：
“应该这样，不利于团结嘛。”
贺龙关心地说：“你是政治局委员，应该做做上层干部的思想工作，找他们谈谈话，了解一下情况，毛泽东等同志为什么中途与张国焘分道扬镳，这中间到底产生了哪些矛盾？谁是谁非？”
任弼时点点头：“我已经找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傅钟、李卓然等同志谈过，了解不少情况。我还要找徐向前、张国焘谈谈，听听他们的意见，了解一下张国焘同中央发生分裂的经过，以便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来。消除隔阂，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大敌当前，团结至关重要。”
贺龙接着说：
“你赶快找他们二人谈。”
任弼时找到徐向前，他们是第一次见面。任弼时早就听说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徐向前在四方面军中大名鼎鼎，战功卓著。是张国焘的左右手，以致格外敬重。见面后，他们说了一些相互仰慕的话之后，任弼时对徐向前说：
“向前同志，你认为张国焘同志和中央的分歧，究竟在哪里？想听听你的看法。”
徐向前说：
“首先，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其次，大敌当前，应以团结为重，国焘同志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是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临时中央’，对团结有利。现在，张国焘同志既然已经同意北上，最好不谈往事，以免引起新的争端。第三，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当时我们非常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这又太过份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的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
任弼时认真听着，并用自来水笔将徐向前的话记在一个小本本上面。
任弼时记完后抬起头，冷静而又诚恳地说：
“你讲得很好，谈意见就要像这样开诚布公，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只有把问题暴露出来，才好对症下药。我已向中央建议，召开六中全会，请求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从原则上解决以往分歧。”
徐向前满意地说：
“我赞同你的倡议。我们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那样写着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
任弼时进一步说：
“我一定要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尽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你还有什么意见？”
徐向前摆摆手：
“就这些，我可是和盘托出了。”
任弼时关起自来水笔合上本子说：
“向前同志，今天算是打扰了，准备告辞了，我还想找张国焘同志谈谈。”
徐向前恳切地说：
“大家的思想问题解决了，放下包袱，好一同北上。”
任弼时说：
“但愿如此。”
任弼时来到张国焘住的地方，开门见山地请张国焘谈谈懋功会师以来的争执，以及事态演变的经过。张国焘风趣地说：
“任胡子，今天你是不是想做‘包拯’？”
任弼时温和地微微一笑：
“我可扮演不了这个角色。不过，我是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研究一下，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的和好尽些力量。”
于是张国焘从四方面军如何准备迎接一方面军，谈到两军在懋功相会，毛儿盖会议的争执，凯丰的文章，毛泽东等“私率”一、三军团北上，以及阿坝会议四方面军“群情激愤”，再谈到脚木足另立中央。讲起四方面军如何准备迎接中央及一方面军时，好像袒开了赤诚的胸怀，无比真挚；谈到北上还是南下的争端时，则强词夺理，为自己的南下路线辩护；讲到毛泽东等悄然率一、三军团撤离巴西北上时，又“义正词严”，将毛、周、张、博诸人大加挞伐一番，“逃跑”、“分裂”、“不顾信义”、“可耻”等等言词全用上了。可是对他的“密电”、则避而不谈。好像压根儿没有这件事。中央和一、三军团从巴西急去，全是毛泽东等人疑忌太多酿成。他在脚木足另立中央，是由于四方面军反对中央的呼声太高，他不得不采取这一断然措施，仿佛理所当然。虽然有点出轨，似乎也是在情理之中。
侃侃而谈，张国焘讲了一两个钟头，算是将一年来的积怨全倒了出来。任弼时注意听取了张国焘的意见，经过认真分析、思考后对张国焘说：
“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是真诚互助的行动，由于双方都有成见，最先表现这种成见的，应该说是凯丰的文章。一、四方面军彼此的批评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但毛儿盖开始以后的争执，势所难免。因为北上和南下，是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由于四方面军坚持南下，毛泽东等不得不率一、三军团北上。脚木足成立‘临时中央’，似乎太过份了，在中央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值得大家警惕，从中吸取教益。”
张国焘一听，有些不满地说：
“任弼时.我看你这个‘包拯’断案有点不公，怎么不指责毛泽东的‘分裂’行为呢？我们成立‘临时中央’，分明是由于毛泽东私率一、三军团策马北溜所造成，我们是被逼上梁山的。”
任弼时哈哈一笑：
“国焘同志，这段公案，留待以后再说吧，现在有些情况不明，我也说不清楚。刚才的意见，是我向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傅钟、李卓然、徐向前等同志了解后，又搜集了有关资料，研究一、四方面军争执的症结之所在，然后得出来的结论，可能有不尽恰当的地方。但我认为，问题应该这么认识，你好好想想。‘临时中央’既然已经取消了，这就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这一点，你做得还是对的。”
张国焘听到任弼时最后又表扬了他，强颜一笑：
“任胡子，我看你是想以调人自居了？，希望你多了解一些情况，不要偏袒任何一方。”
任弼时点了一下头：
“那是当然。不过，你那些谴责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的材料，最好不要再向下发了，不利于大家的和好嘛，你说哩。”
张国焘有点不自然地说：
“问题终有澄清的一天，不发就不发嘛。”
任弼时诚恳地说：“还是北上才有出路，你看一方面军到了陕北，立即打了一个胜仗，已经站稳脚根。现在，大家对党在组织上的统一，极为关心。建立最高集体领导，我认为是当前最为迫切重要的问题。陕北的同志，也同样认为是迫切需要的。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来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我向陕北的同志建议在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时，召集中央全体会议，已得到他们的同意。现在国际正在讨论这一问题。那时大家再客观冷静地作些批评与自我批评，想来有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张国焘思忖了一会说：“你是说要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去同一方面军会合？”
任弼时点点头：“是这个意思，我们一起走。”
张国焘不无忧虑地说：
“那么，四方面军要三过草地啦。”
任弼时肯定地说：
“路要这么走，有什么法呢？”
张国焘想了想说：
“再过草地，又要同马家的骑兵作战，二方面军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可叫伯承到二方面军去讲讲打骑兵的战术。”
任弼时高兴地笑了起来：
“你愿意把川中名将刘伯承派到二方面军中来当教官，我代表二方面军表示热烈欢迎。”
张国焘说：
“请总司令下一道命令就行了。”
刘伯承来到二方面军。在认真向广大指战员讲解打骑兵的战术之余，一日宿营后，他处理完公事，心里老是平静不下来，脑子里总是闪出一个健壮、活泼的青年女战士来。他想起第二次过草地时，在一次行军途中，这个年轻的女红军掉队了，他走过去，看到她行走很艰难，便让她骑自己的马。年轻的女红军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辞谢了，首长的关怀，鼓舞着她加快步伐，迎头赶上前进的队伍。一会，刘伯承又想起去年夏天，总部四局的参谋们得到两只毛茸茸的熊掌，他亲自动手，用脸盆熬了一锅鲜美的熊掌汤，和参谋一起包括那个年轻的女红军，美美的吃了一顿。想起这两件事，刘伯承温馨地笑了。
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走进刘伯承的房间，看到刘伯承脸上挂着微笑，喜悦地问道：
“参谋长，你在笑哪样？”
刘伯承收敛起笑容回答说：
“陈琮英同志，请坐，是哪股风把你吹来啦？”
陈琮英笑着说：
“我是给参谋长送喜事来啦。”
刘伯承开怀笑了两声：
“我刘伯承有啥子喜事啊？”
陈琮英说：
“你看汪荣华怎么样？参谋长，你也是四十多岁的人啦，应该找个对象了。”
刘伯承嘿嘿一笑：
“哟，陈琮英同志，今天你是来当红娘啊。”
陈琮英睁大一对眼睛说：
“如果你一旦同意，小汪那里，我可以做工作、保证她会答应。”
刘伯承试探着反问道：
“我这一把年纪，人家看得起吗？”
陈琮英伸出大拇指说：
“大名鼎鼎的参谋长，想高攀怕都高攀不上哟。”
刘伯承风趣地说：
“试试看吧，看我刘伯承有没有这份艳福。”
陈琮英高兴地说：
“我马上去找汪荣华谈。”
小个子陈琮英说完，一闪身走出刘伯承的房间。陈琮英离开后，刘伯承独自笑了起来，心里甜滋滋的。他赶快磨了一盘浓墨，提起笔，工工整整地写起蝇头小楷来。不消说，这封信是写给汪荣华的。
刘伯承一口气写了好几篇，停下来叫了一声：
“小黄！”
特务员小黄走进房来，看见刘伯承写字时极为认真的劲头，亲热地说：
“首长，你又在抓紧时间练书法？”
刘伯承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小黄，笑眯眯地说：
“今天不是练书法，是写一封信。”
小黄乐呵呵地说：
“参谋长，看你挺认真的。”
刘伯承抿嘴笑了一下：
“不认真不行啊，这是一封不寻常的信。”
刘伯承一个字一个字的默念了一遍，叠起来，装进信封里，然后对小黄说：
“你一定要当面交给汪荣华同志，马上去。”
精灵的小黄，好像明白了什么，带着这封沉甸甸的信，立即跑步来到汪荣华住的地方。
汪荣华拆开一看，脸蛋刷地红了。
8月，二、四方面军终于走出了茫茫草地。在一个霞光灿烂的傍晚，五彩的晚霞倾泻在清源河里，波光粼粼的河畔，并肩走着刘伯承和汪荣华。
汪荣华和精通兵法、能征善战、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心中崇敬的刘伯承走在一起，激动而又害羞；刘伯承与一个年轻、健壮、来自大别山的农村姑娘走在一起，温馨而又甜蜜。
汪荣华羞赧地低着头对刘伯承说：
“我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儿，只读过一年私塾，上过两年洋学堂，14岁就当了红军，什么都不懂，不配你。”
刘伯承爽朗地笑了两声，俯首温存地回答道：
“这有啥子关系嘛！我家也是穷苦农民，祖父还当过吹鼓手，就因为这点，我考秀才被县官赶出了考场。”
汪荣华不解地问道：
“为什么？”
刘伯承亲切地对她说：
“吹鼓手是下九流，低贱的职业，和戏子、剃头匠一样，被人瞧不起。正因为我们穷，活不下去，才起来革命，才走到一起来了。”
汪荣华认真听着，不好意思抬头看刘伯承。
刘伯承继续说下去：
“只要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志同道合，就能结成革命伴侣，永远战斗在一起，白头到老！文化水平低一点，可以学习嘛！你自己努力，我尽力帮助你。”
汪荣华会心地笑了。
他俩沿着清源河畔渐渐枯黄的野草地，漫步着，谈着推心置腹的话。汪荣华心中的顾虑，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夕阳灿烂，伞形的粉彩将他俩的身子在河畔拉出一长一短的两道影子。
汪荣华问刘伯承：
“你原来是总参谋长，怎么又调到红大来当校长啦？”
刘伯承笑笑：
“张国焘这个人，为了征服我，要我拥护他的临时中央，对我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软的时候，他可以流着眼泪给你说好话，其实这是猫儿哭耗子，假慈悲。”
汪荣华问了一句：
“那么硬的时候呢？”
刘伯承回答说：
“硬的时候，他威胁要挟，咄咄逼人，甚至狂言，‘我要不看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就把你杀了’，我不理他这一套，他就把我的总参谋长给撤啦，叫我去红大当校长，实际上是个教员。”
刘伯承追求真理，不惧张国焘淫威的高尚品格，深深打动了一个19岁姑娘的心。汪荣华心里涌动起一阵阵复杂、甜蜜而又难言的情愫。
刘伯承见汪荣华不说话，不知她在想什么？于是自个儿又说起来：
“我是带兵打仗的人，敌人千军万马都不怕，还怕什么排斥、打击、撤职、杀头么？！”
汪荣华细细咀嚼着刘伯承的话，心里热乎乎的，心想能和这样的人结成伴侣，不是很幸福么？
戎马岁月中的两颗心，紧紧贴在一起了，虽然年龄差距大了一些。
汪荣华问刘伯承：
“你眼睛不好，给我写信还用毛笔写那么工整的小楷，多费眼睛呀！”
“哈哈哈哈！”刘伯承爽朗地笑了起来：“生平第一次写这样的信，当然要严肃认真！”
汪荣华甜甜地笑了。
红二、四方面军并肩北上，三个纵队近6万人，从康北出发，再度进入茫茫草地。从一开始，就受到党中央的极大关怀和注视。党中央曾电示正在草地行军中的红军总部，希望北上后，“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并告诉二、四方面军：“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
以后，共产国际又批准了夺取宁夏和甘西的计划。中央认为，第一步应由一、四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第二步进据甘西。鉴于一方面军兵力有限，需固守现有根据地，抽不出更多兵力与四方面军共同夹击胡敌，故决定派红一师向静宁、会宁一带出动，策应四方面军主力北进，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的有利基点，在通谓、庄浪、静宁、会宁地区迎敌。9月18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发布了通庄静会战役纲领，四方面军开始行动，准备向静宁、会宁地区转进。这样，一、四方面军主力南北夹击敌人的计划，就变成四方面军北进，在西兰通道地区，独立迎击胡敌。
徐向前正忙着调动部队北进，一天，张国焘急匆匆赶来漳县，进门就忙不迭地说：
“赶快把李特、李先念等人找来，我有话同他们说。”
徐向前见张国焘一副沮丧的样子，摸不着头脑，急问：
“总政委，怎么回事？”
张国焘气愤地说：
“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
李特、李先念、周纯全等人进屋见张国焘气冲冲的样子，都感到吃惊，莫名其妙，你看着我，我望着你，大眼瞪小眼。
徐向前安慰着张国焘说：
“到底是什么事？慢慢讲嘛。”
张国焘坐下说：
“刚才开完岷州会议，陈昌浩主张北上甘肃静宁、会宁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决战。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只来一个红一师，四方面军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我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
不等张国焘讲下去，李特接着说：“你的这个计划不更好嘛，可以减少损失，另辟新的根据地。”
张国焘摆摆头：
“会上，多数人支持陈昌浩的意见，不同意我的主张。陈昌浩还说，夺取宁夏和甘西的计划，是共产国际批准的。不北上静宁、会宁，就是反对共产国际。陈昌浩拿着共产国际这顶大帽子来压人。”
停了一会，张国焘又说：
“和陈昌浩共事以来，这是我和他第一次红脸，第一次发生剧烈争执，不知陈昌浩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反对我。”
张国焘越讲越激动，心情似乎有点凄凉起来。身后事，一桩桩，一幕幕，不断变幻演映在他记忆的荧光屏上。特别是那个另立中央的沉重包袱，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怎么也控制不住，眼泪也就不自觉地从彷徨苦闷的眼眶中淌了出来。他抹了一下眼帘，辛酸地说：
“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牢，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
大家看到张国焘难过，虽然没有参加岷州会议，都觉得陈昌浩在岷州会议上对张国焘的态度似乎太过份了。心想，陈昌浩这个时候和张国焘闹得这么僵，是否有取而代之的思想？如果是这样，也未免过份。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劝了张国焘一番。徐向前最后说：
“关于军事行动方针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商量。”
张国焘一听大家还比较理解他，心里好过一些，心想还是这些老熟人、老朋友、老部下能善解人意，同情他的处境，他的遭遇。于是劲头又来啦，指着地图，边讲边比划：
“四方面军北上静宁、会宁地区，面临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吃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
徐向前听了张国焘的打算，赞同说：
“我看这个计划可以通知总司令与昌浩同志前来会商，他们如若同意，就可调动部队。”
翌日清晨，陈昌浩接到通知赶来，见徐向前同意张国焘的方案，也就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朱德随后赶来一看，岷州会议通过的方针，张国焘在这里给否掉了，又提出他西进的方案，这是与中央令四方面军北进方针相悖的，于是提出异议，未果，就建议把张国焘的方案报告中央批准。
张国焘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大家离开后，他急急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于是一波甫平，一波又起，张国焘总想离开中央远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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