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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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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波托马克河南面，紧挨着华盛顿，由于过去十年来疯狂地追求经济利益，弗吉尼亚森林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这片野生沼泽干涸了，并被覆上了一层柏油，和高速公路连在了一起。四处分布着拔地而起的公司——我是指办公大楼——和一连串微粒般的公寓。夏季，停车场就像燃烧的天然气一样燥热。我对这种保持了多年的潮湿环境的开发一点也不赞同，从兰利门到夏洛特住所的那十五里路一直都在堵车，他的住所是一座建于二战之前的可爱小屋，他在一九六四年买下的，这座小屋过去曾经和枫树一起矗立在又旧又破的路上，而现在，一条四车道的公路建成了，现在这栋建筑的地理位置绝佳，引人注目的房子离高速公路只有二十码。在他发生了那次事故之后，这屋子必须进行一些改造，必须在室内搭建一个斜坡，以便他的轮椅可以从一楼通往二楼。

  同样地，我的人生中没有几件事能比一九八二年那个夏天，夏洛特邀请我再次和他一起工作重要，他说：“我很需要你的帮助，我会放弃原本的打算。”他的关节肿胀得像红宝石，他的轮椅也跟着变了形。

  夏洛特对新工作十分满意。在兰利的时候，我的情绪十分低落，每逢从走廊里走过我都会感到心闷。在兰利的一个大机场内，日光灯照射下的走廊两旁都是玻璃幕墙，透过这些玻璃幕墙可以看到中心花园。在每一条走廊上你都会看见分别被不同颜色标记的门：叶绿色、鲜橙色、粉红色、蓝色，这些颜色能告诉你门后面的人在做着怎样的工作。当然，在过去的二十年或者更久的时间里，许多办公室都是秘密的，门上的这些颜色只是为了迷惑别人。现在只剩下几扇这样的门了，我对那些涂了颜色只为迷惑别人的门不感兴趣，而且在那段时间里我从未使用过这种骗术。我和我妻子的工作差不多快要结束了，事实上，正如我所要解释的，基特里奇和我并不经常住在华盛顿，更多的时间里我们都待在自留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读五卷本的《核心智慧指导》，并且在跑步机上跑步。施莱辛格、科尔比、布什、特纳上校和凯西这些人在大厅看见我时（我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二十五年了），不是不理睬我就是用莫名其妙的称呼跟我打招呼，好吧，在灯光下谁会没有阴影呢。两位前任州长和两位第三世界的共产党员现在待在兰利准备退休，他们就像我的办公室成员一样，分占了我的办公室——现在办公室里几乎什么都不剩了。他们的荣誉和我的差不多，即将耗尽，所不同的是，他们配得上这荣誉。索普在早上十点时喝醉了，他的眼睛散发着大理石的光芒，如果你刚好和他的视线碰撞，他就会跳起来；另一个人是甘布尔，目光呆滞，永远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他从不大声说话，就像一个被关押在州立监狱里二十年不见天日的人一样无精打采。而我呢？我已经准备好和任何人吵架了。

  当我不满的情绪像胆汁一样在体内聚集时，夏洛特让我去他那位于弗吉尼亚庄园的旧办公室，仿佛他还要召集其他几个像我一样的人，虽然我们依旧满腔热血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但也明白自己最好的年华已经逝去了。谁知道夏洛特到底为大家准备了什么呢，如果我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他跟我说了些什么。

  在一九七五年丑闻暴露时，我们还在中央情报局工作，我们一同经历了许多难关。或许一些住在澳大利亚的布须曼人从未听说过我们是怎样费力地想杀掉菲德尔·亚历杭德罗·卡斯特罗·鲁斯①的，然而那个时候，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正在为研究情报活动而做调查，那里几乎没有布须曼人。其他国家也知道我们准备刺杀帕特里斯·卢蒙巴②，但在经过一系列洗脑后，一位弗兰克·奥尔森博士（和政府签署了合同的）跳窗自杀了，我们在他的窗户上把他自杀的痕迹全抹了，他的妻子二十年来一直以为自己的丈夫是普通的自杀。当他们家得知真相后，几乎无法接受。我们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互通邮件，又在外交关闭了一段时间之后继续互通邮件。我们监视政府的高层官员，例如贝利·高华德③和鲍勃·肯尼迪，我们将所有的这些活动公之于世。在中央情报局时，因为我们是得意而又神秘的人，我们觉得自己就像是大会上被起诉的把虱子放在酒店被单和枕套上的卫理公会派教徒④。自从丑闻暴露后，中央情报局就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在公司不景气的时候，我们的很多精英都不得不离开，但即使是在公司最不景气的时候，夏洛特也不会被公司裁掉，因为他在兰利坐在轮椅上依旧巡视着大厅的这一英勇行为为他赢得了大家的认同，他被批准留下并继续工作，他可以做一些毫不起眼的事。显然，夏洛特也一样被置之不理了。

  然而在十年后，他却给我打电话让我行动。“我对自己说，小哈利，”他说，“忘掉我们被置之不理的事吧，流言比骷髅更可怕。”这是他对丑闻的看法，“我会做好比广岛和珍珠港更坏的打算。”这些骷髅杀害了我们的一大批人，海·霍利斯，如果不行动，他也会立刻让我们从地图上消失。

  当他不再说话时，我走了回来。“我喜欢这个名字，”我说，“海·霍利斯？”

  “的确是个好名字。”他赞同道，于是他便靠着轮椅忙活开了，来来回回，一会儿去这边，一会儿去那边。他现在已经将近七十岁了，但他的眼神和嗓音给我一种他依旧在统率着军队的感觉。

  “我发誓，”他说，“没有几件事比水门事件⑤更让我感到头疼了。白宫的池子里有那么多只鸭子，你有理由相信我偷走了一两只。”我点了点头。

  “同样，”夏洛特继续说道，“我不是在为水门事件做准备，那是十分愚蠢的行为，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只能说我们不会因为一个在掌控中的计划而感到愉悦，不论构思多么差，但要有三个或四个不同的部分，它们要能互相抵触，当赌注越大时机会也就越大。很显然，莎士比亚就相信这一点，所以对于麦克白和李尔王没有其他解释。”

  他成功地激怒了我，在这一刻，我没想过要谈论麦克白或李尔王。

  “让水门突击队开始计划的第一部分，”他说，“这是很好的行动，充满了期待，但没有回音。现在第二队也开始行动了。这次的撞击事件是在六个月后，是一架联邦航空公司从华盛顿飞往芝加哥的553次航班，当它正试图在中途机场着陆时，令人难以置信地失事了。这架飞机撞坏了机场周边两英里处的房子，在这次撞击事故中，造成了四十三人死亡。你知道都有谁在那架飞机上吗？”

  “我不知道。”

  “从你半辈子的记忆中都找不出一点线索？”

  “显然不能。”

  “桃乐丝·亨特是最惹眼的目标，”他抬起了手说着，“现在，很明显，水门事件还没有被公开，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议员欧文和他的委员会开工之前的几周，也是我们重要的詹姆斯·麦科德开工之前的几周，这时约翰·丁还没有出现。霍华德·亨特，你一定记得的，他好几次打破禁律，让白宫也受到了影响，在他看来，他不会是个陷阱，桃乐丝·亨特比霍华德更难搞定。简单来说，你要给她致命的一击。”我耸了耸肩，这个提议根本没有实际意义，我过去曾为霍华德·亨特工作过。“而且！”夏洛特说，“用那么多大炮去杀死一只蜜蜂实在是愚蠢。许多人会死去，谁会干出这种事？白宫不会，他们不会对一架飞机行凶。总而言之，白宫甚至不会给里迪一剂毒药。既不会在他的邀请会上，也不会给约翰·丁或者亨特或者麦克德下毒。那么，他们又怎么能让先锋队去做出如同撞机事件这样大规模的事呢？这只会造成破坏，很显然白宫也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巴特菲尔德之后也向欧文的委员会坦白，理查德·尼克松录下了所有的事情，而且他立刻去了联邦航空管理局，德怀特·查宾去了联合航空公司。尼克松政府很显然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反对失控调查的位置上，我觉得他们也在怀疑我们，尼克松，作为一个游说中国的老手，知道几年前那次飞机爆炸的原因，周恩来原本被认为是在那架飞机上的。所以，他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知道怎样破坏一架飞机，而他们并不知道。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可怕的难题，如果飞往芝加哥的五百五十三次航班是为了杀死桃乐丝而被毁坏的，那么她应该早被抓住并且消息全无了，你不会为了杀死一个女人而杀死四十个无辜的人吧，除非她掌握着游戏规则。”

  “你觉得这里谁掌握着游戏规则？”我问。

  他笑了。

  “我总是，”他说，“在尝试着去解决这些问题时问问自己的价值观，它能使我们得到什么？呃，我想，如果目标亨特夫人知道肯尼迪刺杀案的背后主使是谁，我才会采取如此过分的屠杀，并且我也不能让这件事情传出去。又或者，尼克松或基辛格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间谍，而目标人物掌握着证据，再或者，我们的人已经成功打入了联邦储备局。”

  “那联邦储备局和桃乐丝·亨特之间有什么关系？”

  “亲爱的小哈利，请你想象一下一九七二年六月的时候会有什么人在水门办公大楼，联邦储备局在七楼有个办公室，就设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一个办事处楼上。你怎么会认为麦科德在窃听民主党人呢？他可以在六楼的天花板上装一个窃听器，麦克德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狂热分子，你知道的，他很有才华。

  “你想想我对这些事情念念不忘了多久，自从桃乐丝的撞机事件后，这么多年来这些事一直在我心里，我也一直试图重回联邦储备局。如果我们中的几个人能够踏进七楼，那我们或许依旧待在那儿。可以想象，如果可以提前得知联邦储备局何时调整利息这一消息，得值好几百万美元呢。”他向前靠了靠，对着我的耳朵轻声说了两个字，“海·霍利斯。”然后他便把他的轮椅转向了我：“我还有很多事要你去做。”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我们会成为最凶猛的野象，许多他需要在里面阅读材料的办公室都被他伪装成没有格栅的，我仍旧有办法拿到他所需要的文件。通过冒用一个又一个死去的人的姓名，我帮一些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监视小说，这已经不像当年那样流行了——这并不是这些中情局高级官员的工作——监视一两部学术作品也是一样，更别提匆匆看完的偶尔登在杂志上的一两条关于共产党威胁论的不公正的消息。这是不是能解释我作为代理人用来应付出版商、作家、专栏编辑，甚至是我并没有帮别人写那么多文章却被好几本书署上假名？当然，我偶尔也会让自己当傀儡，如果一个著名的传教士去了东欧或者莫斯科，之后中间人就会让我去破坏他录好的发言，并把他变成通过爱国杂志《读者文摘》进行说教的美国人，我嘲笑自己出版的作品，这么做是公正的，严肃的作品需要我付出更多。

  事实上，在兰利的时候我就是个半喜剧化的传奇。我从越南回来的这么些年里，起初是按照夏洛特的命令工作的——我亲手写了一部名为《国家的想象》的小说，这是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不朽之作。早些时候，夏洛特和其他人都对这本书抱有极大期望，然而，这项工作却从未真正展开，因为它太伟大了，需要集中漫长的注意力，以至于十多年之后，这个写作计划也没能展开。我在迷惑中陷入了困境，失去了激情，并且有着太多的文学性工作要做。几年之后，我对自己说（我甚至没有告诉基特里奇）我放弃了《国家的想象》，转而去做我想做的文学性工作，这是一部关于我在中情局工作生活的详细回忆录。这本书进展得飞快，我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几天后便可以将它献给曾经的每个星期，这里记载着我的童年、家庭、教育、我受到的训练、我第一份真正的工作等等。在柏林的一段艰苦时光，大概在一九五六年，我要继续写我在乌拉圭国家机构工作时的生活，以及在我们与卡斯特罗无声开战的那段日子里在迈阿密的艰苦生活。

  我想我的回忆录读起来会十分亲切（即使我是自己唯一的评论者），但我想称它为一部小说，它十分坦白，我还写出了包括我们几次刺杀行动的材料，其中一些事件已经众所周知了，但更多的依然没被公开，我仿佛置身于秘密的海洋之中。这是一部十分长的回忆录，我称之为我的小说，在前七十页都没提到我去越南，也没提到我在尼克松的白宫里工作，更没提到我和基特里奇的事情，以及我们的婚姻。我度过了我人生的大半时光，如果我这么说，只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出版这份手稿，这第一份手稿正如我所命名的那样——《游戏》。当然，怎么命名都不重要，正如我在进入机构之前所许下的誓言一样，这份手稿不能被公开，因为机构的纪律处永远不会允许这份手稿被任何人看到。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游戏》能在书店的橱窗里闪闪发光。我有着简单的文学需求，我甚至想过要在私底下传开这部伟大的作品。我会不会成为第一个以手稿口耳相传的人呢？就像美国的地下出版物一样？我可以承受这么大的风险吗？如果我不这么做，我不过是在向自己展示歪曲的自己罢了，这种自欺行为就如同照着镜子却不能对上他人的目光一样。

  在任何情况下，因为我公司里的同事并不知道我在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事，我都被他们称作一个悲观的人（中情局很擅长这类伪装），这就好像是一个庞大而优秀的家庭里有个不那么能干的孩子一样。事实上，我在缅因州的几周都处于半休假状态，如果我说一方面对这感到愤恨的话，那另一方面，我也为能够远离弗吉尼亚郊区而感到开心。当然，我仍旧装作要回缅因州的自留地继续写《国家的想象》。可是，哎，为了帮助夏洛特搞调查，最近我往兰利跑了多少趟啊！为了我需要的所谓的合法调查，我又查出了多少离奇的事情啊。总而言之，我需要知道的东西真是太多太复杂了，以至于我不能一直打开浏览器，我在这附近待得太久了，他们更宁愿忽略我的存在。我被看作一个隐秘的建巢者，这使得我能够在公文包里放着大量的重要文件，以及一些打算抽回的已命名的文件——我传给夏洛特的一些重要文件足以让我们被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一路从缅因州走向迈阿密搜集这些信息，并在离夏洛特所在的那间曾与基特里奇一起住过的位于弗吉尼亚的小庄园只有十五英里的地方给他传了这些资料。

  是的，我们有个使命，海·霍利斯，为了它我可以献出我的生命——也就是说，献出我的工作、津贴和自由，监狱就在眼前。不知为什么，我相信夏洛特对我的一切情绪，更多地被转移到内疚而非事件本身上，即使当我在缅因州的路上开着车，我也能记起喉咙深处对这一前提的喃喃低语。

  <hr/>

  注释：

  ①菲德尔·亚历杭德罗·卡斯特罗·鲁斯（FidelAlejandroCastroRuz，1926—），古巴前领导人。20世纪50年代，领导古巴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将古巴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②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Lumumba），刚果民族运动党主席，参加领导了1959年1月爆发的刚果人民反对比利时统治的民族独立斗争，被捕入狱。刚果宣布独立后，任共和国总理兼国防部长。1960年9月被推翻，后遭捕杀。

  ③贝利·高华德（BarryGoldwater），美国政治家，共和党籍，被视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复苏壮大的主要精神人物。

  ④卫理公会派是新教派别之一，英国人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1703—1791)创立了基督新教卫斯理宗(Wesleyans)。教会主张圣洁生活和改善社会，注重在群众中进行传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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