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松语文学 > 其他类型 >历史的经验最新章节 > 历史的经验TXT下载
错误举报

长短纵横-1

  上面讲到苏秦、张仪的纵横术,我国古代,看不起它。在中国古代称用“术”的人是术士,并没有被列人正式学者之流。现代却什么都是术了。

  纵横术,也名钩距之术,又名长短术。这种“术”的原则和精神,是我们今日所处的这样国际局势之中,所需要了解的。我们今日的外交,一切工作,都必须有这样的精神和才具,抓得住别人的弱点,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一个很高深的本事,可以说比做生意还难。昨夜看了一本书,里面记载一段清朝的掌故说,山西有一户很会做生意的人家,有次有一个顾客在讨价还价,争执得很厉害,老板被逼得都生气了,便说:“天下哪有一本万利的生意?要想一本万利,就回去读书吧!”这人一听这个话的确有道理,就立刻回去培养儿子读书,后来果然他子孙好几代都是很有才具的大臣,由这个故事的幽默感,也可以联想到纵横术是相当难的。

  今天,我们用的资料是《长短经》,这本书大家也许很少注意到它,作者是唐朝人,名赵蕤,一生没有出来做官,是一位隐士。有名的诗人李白,就是他的学生。如果研究李白,我们中国人都讲李白、杜甫是名诗人,实际上李白一生的抱负是讲“王霸之学”,可惜他生的时代不对,太早了一点。唐明皇的时代,天下是太平,到天下乱时,他已经死了,无所用处。赵蕤着的是《长短经入就是纵横术。这一本书在古代,尤其在清朝几百年间,虽然不是明禁,因为是古书,没有理由禁止,可是事实上是暗禁的书,它所引叙的历史经验,都是到唐代为止。后来到了宋朝,《素书》就出来了,以前也有,但宋朝流传下来的《素书》是否即是汉时的原版,无从证明。到了明末清初,另一本书《智囊补》出来了,作者冯梦龙是一位名士,把历史的经验都拿出来了。我们如把《左传入《国语入《战国策》、《人物志》、《长短经》、《智囊补》,以及曾国藩的《冰鉴》等等,编成一套,都是属于纵横术的范围以内。长短之学和太极拳的原理一样,以四两拨千斤的本事,“举重若轻”,很重的东西拿不动,要想办法,掌握力的巧妙,用一个指头拨动一千斤的东西。

  <strong>人臣之道</strong>

  这里是自《长短经》中摘录出来的一篇:《臣行第十》,就是如何做一个很好的大臣,换句话说如何做一个很好的干部。《长短经》里也有“君道”的论述,我们暂时保留。像最近很多人喜欢读《贞观政要》,里面记载唐太宗当年治国的历史经验,它的重点属于君道,是给皇帝的教科书,要他知道如何作一明君,所以望之不似人君的我们,还是先由臣道开始,把臣道学好:

  这个臣行,所培养的干部,可以说是最高的干部,拨乱反正的干部。他先把臣道分类来讲,正臣六类,邪臣六类,相互作对比。

  <strong>六种正臣的典范</strong>

  夫人臣萌芽未动,形施未现,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

  他分类出来的第一种是圣臣的典型,如《素书》里的讲的伊尹、姜尚、张良这些人,都可算是圣臣。这里圣臣在上古属于三公之流,坐而论道之事。他们的位置最高,等于现代国家最高的顾问。没有固定的办公室,也没有固定管哪个部门,所谓“坐而论道”,并不是坐在那里玩嘴巴吹牛,他们的行为就是本节所讲的“萌芽未动”这几句话。天下一切大事,像植物一样,在还没有发芽的时候,态势还没有形成的时候,那就已经很明显的洞烛机先,知道可不可以做。做下去以后,存亡、得失的机要,都预先看得到,把握得住。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预先防止,使他的“老板”——领导人,永远站在光荣的这一面,能够做到这样的,堪称第一流的干部,叫做圣臣。在历史上这种第一流的干部,都是王者之师。

  ……

  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大臣也。

  其次是自己很谦虚,每天帮助领导人做好事,贡献他宝贵的意见,这种古代称为“骨鲠之臣”,骨头硬的大臣,自己马上被免职没有官做没关系,但主要的在使领导人走上好的这一面,领导人不对的,就是说不对,历代都有这种大臣。宋太祖之初有一位大臣去看皇帝,当时皇帝穿了睡衣在宫里,他就背过身子,站在门上不进去,皇帝看见他站在门外,教侍卫去问他为什么不进去,他说皇上没有穿礼服,一句话把皇帝整得脸都红了,赶快去换了代表国家体制的礼服出来接见他。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但这种骨鲠之臣则绝不马虎,因为皇帝代表了一个国家。在清朝的实录里就讲到,康熙自七岁登基,六十年的皇帝当下来,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即使他一个人在房里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把头上戴的礼帽摘下来,自己就如此严格管理自己。所以一个真正好的领导人,对待自己非常严格,这是很痛苦的事,自己如果克服不了自己,而想征服天下,是不可能的。这里讲到的大臣,对领导人要“勉主以礼义”,要劝勉老板守礼行义。“谕主以长策”,告诉老板要眼光看得远,作长久的打算,使他好的地方更好,坏的地方改掉,这个样子,叫做大臣。

  ……

  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

  其次,是为国家办事,睡都睡得很少,起早睡晚,同时要“进贤不懈”,这情形历史上很多,就是推荐人才。这件事在中国古代很重要,一个大臣如果不推荐人才,是不可以的。这一点就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政治道德,前辈大臣是用各种方法来培养后辈,予以推荐,而且有好人才就推荐,不可松懈停顿。“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过去的大臣,都是深通历史,如司马光,着有《资治通鉴》,但他也是大政治家。他有一度被贬回家,后来皇帝有许多事情,要找他去谈,他接到命令进京,到了京城——洛阳的城外,洛阳的老百姓听说司马相公蒙皇帝召见进京,大家高兴得跑到郊外去排队欢迎他。司马光看见这情形,问明白了原因,立刻往回走,不进京了。这就是太得众望了也不好,这就是司马光做人小心的地方。同时,也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地方,当荣耀来的时候,高兴不要过头了,过头了就不好,花开得最好的时候,要见好便收,再欣赏下去,就萎落了。这里是说做大臣要深通历史,因为在历史上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引用来帮助领导人。

  在清初,皇帝的内廷,有一个祖宗的规定,皇帝每天早晨起来,一定要先读先朝的实录,他们祖先处理政事的经历。可见历史的经验,有如此重要,不管读得多熟,每天要读一下,以吸收经验,启发灵感。随时以自己历史的经验来辅助皇帝的才是忠臣。

  或问袁子曰:故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对曰:可谓直士,忠则吾不知。何者?夫为人臣,见主失道,指其非则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也。故司空陈群则不然,其谈话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而外不知,君子谓陈群于是乎长者,此为忠矣。

  这里是以附注的形式,对“忠臣”作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有人问袁子说故少府杨阜不是忠臣吗?而他答复说,像杨阜这样的人,只能称直上,他行直道而已,算不得忠臣。杨阜是三国时的魏人,因打马超时有功,封为关内侯,魏明帝的时候又升了官,这人有一个抱负,历史上写他“以天下为己任”,也就是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思。因此历史上写他“敢抗疏”三个字。“疏”就是给皇帝的报告,“奏议”是建议,“奏疏”是与皇帝讨论问题,“抗疏”就是反对皇帝的意见。杨阜是常常提抗疏,上面收到他这些意见,看是看了,但往往不大理,他看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就提出辞官,但没被批准,上面还是认为他很好。历史上有一则故事,有一天他看到魏明帝,穿了一件便服,而且吊儿郎当,就很礼貌地告诉魏明帝,穿这样的衣服不合礼仪,弄得皇帝默然,无话可说,回去换衣服。还有魏明帝死了一个最疼爱的女儿,发丧的时候,魏明帝下命令表示自己要送丧,这一下,杨阜火了,他抗疏说先王和太后死了,你都没有去送丧,现在女儿死了要送丧,这不合礼。当然杨阜的话是对的,魏明帝到底是人主,并没有理他的反对意见。在历史上这类故事很多。

  《长短经》中,在这里借用他,对忠臣的意义,做一个阐述。他说像杨阜这样的人,可称为是一个直士,很直爽,有骨气,但还不够算作忠臣。什么理由?作为一个大臣,发现领导人错了,当面给他下不去。虽然指出他的不对是应该的,但方法有问题,结果是自己在出风头而已。有如和朋友在一起,在朋友犯错时,要在没有第三者在场时,私下告诉他,不能当别人的面前说出来,给他下不去。而魏朝的另外一个大臣,司空陈群这个人,是非常有名的,学问、道德样样都好。所以研究三国时的历史,魏曹操父子之能够成为一个正统的政权而维持了那么久,不是没有理由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很有他的道理。在曹操父子的部下里头,有很多了不起的人。像陈群就是有名的大臣,他就有忠臣的风度,他和高级的人员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讲上面领导人的错误,只是直接“抗疏”,送报告上去,指出哪点有错误,哪点必须改。但是他上了几十个奏疏,有的是建议,有的是批评,而他的朋友同僚都不知道他上了疏,自己绝对没有自我表扬。所以后世的人,都尊陈群是一位长者——年高,有道德,有学问,有修养,厚道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忠臣。像杨阜只是行道的直士。其实,不但对领导人应该这样,就是对朋友,也应该这样。

  ……

  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君终已无忧。如此者,智臣也。

  智臣在现代的说法,是有高深的远见,成败祸福,事先看得到,老早防着它的后果而采取适当措施。一个政策下来,只看成功的一面,一旦失败怎么办?要早防而救之,塞其间,间就是空隙。处理任何一事都必须顾虑周全,即使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总难免其中有一个失败的因素,就要“早防而救之”,先把漏洞堵塞掉,把失败的因素消灭了,把祸变成福,使上面领导的人,没有烦恼、痛苦、愁闷。这就叫做智臣。

  ……

  依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食饮节俭。如此者,贞臣也。

  再其次,就是负责任,守纪律,奉公守法,上面交给任务,负责做到,尽自己的力量,不贪污,乃至送礼来都不受,生活清苦简单,这种人是贞臣,廉洁之至,负责任的好公务员。

  ……

  国家昏乱,所为不谈,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

  国家在昏乱的时候,对上面不拍马庇,不当面恭维,而且当上面威严得很,生气极了,谁都不敢讲话的时候,他还是敢去碰,当面指出上面错了的事,这样就是直臣。

  “是谓六正”。他首先提出来,圣臣、大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这六种干部,叫做六正。

  <strong>恕臣之道</strong>

  桓范《世要论》,桓范是南北朝时代的人,他的著作中有一篇文章题为《世要论》,属于纵横术中的一部分,也是人臣的学问,所以讲中国文化,我觉得尤其在这个拨乱反正的时代,统一中国的今天,这一部分很重要。这个时代,不是完全讲四书五经,坐以论道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以道德为中心,但是要知道做法,而这些做法多得很,可惜现在外面一般人都不研究。在这里,就引据了《世要论》的话,应认清楚干部。《世要论》说:

  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

  有些干部不会讲话,讲出来不好听,可是当主管的要注意,他嘴巴笨讲不出来,而他的主意可好得很,不要对那个嘴巴笨的干部火大而不去听,这就错了,就有些人一肚子好主意,可是嘴笨讲不好,而且他讲出来的话,好像比毒药都难吞下去,让人听了难受得很,开口就是:“不行!不行!”可是他的意见,对事情非常有利,这就要领导人有高度的修养,对这种干部要了解清楚。要有体谅人的修养,了解他虽然不会讲话;心是好的,也是直的。

  ……

  臣有朴骏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

  天生人物,各个气质不同,秉赋不一样,有种人朴实得好像永远是乡巴佬的样子,有一点近乎十三点的样子,但不是十三点,大约只是十二点半。想想他真可爱,很朴实,但有时作人又多了那么半点憨态,但不是坏事,讲话时嘟嘟囔囔讲不清楚。这样的人,看他的外表没有什么了不起。而脑子里聪敏得很。当主管的人,对于这种人,就要了解他本质淳朴、聪敏的一面。

  ……

  臣有犯难以为上,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以忘乎?

  这两句话所指的,在历史上的故事也很多,就是冒险犯难,临危授命,可以拔乱反正的人才。如现代史上,在二次世界大战初,希特勒横征欧非,把世界扰乱得那么严重的时候,英国人最初对邱吉尔不敢任用,因为邱吉尔是有名的“流氓”作风,闹事专家,但是最后抵抗希特勒,还是靠邱吉尔,实际上邱吉尔就是“犯难以为上”的人。有些人天生的个性,喜欢冒险犯难。越困难就越有兴趣去干,教他做平平实实,规规矩矩的公务员、办没有什么大困难的事,他懒得干。“离谤以为国”,为了国家,可以忍受一切的毁谤,大家都攻击他,他也不管。历史上唐、宋、元、明、清历代开国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物。像有许多人,被派到前方去艰苦中作战,后方还有人向上面密报,说他的坏话。有些精明的皇帝,接到这种报告,连看都不看,原封不动的,加一个密封,寄到前方去给他自己看,也就表示对他信任,恕之以忠。

  ……

  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

  许多人非常公正廉明,但有时候公正廉明却受到群众强烈的反击。像当年在成都开马路的时候,就发生这种事,当时群众认为破坏了风水,大家反对,地方的势力很大,所谓五老七贤,出来讲话,硬是不准开。某将军没有办法,请五老七贤来吃饭,这边在杯酒联欢吃饭的时候,那边已经派兵把他们的房子一角拆掉了,等五老七贤回家,已经是既成事实。随便大家怎么骂法,而事情还是做了。等到后来马路修成了,连瞎子都说,有了马路走路都不用拐棍了。天下事情,有时要改变是很难的。有时必须守正以逆众意,违反大众的意思坚持正确的政策。要有这个担当。这就要谅解他这样是为了长远的公利,也有的时候,在执法上违反了自己的私欲,宁可自己忍痛牺牲,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祸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有些人的个性倔强,要想教他委屈他自己的道德准则,违反他的思想意志,而去迎合某一件事,他死也不干。还有一种“不祸世以取名”这也是很难的,几十年来现实的人生经验,很少看到这种人。如果做一件事,马上可以出名,个人可以成功,可是,结果将会为后世留下祸根,那么他宁可不要成这个名,而不做这种事。要了解这种人是直道而行的操守。

  ……

  臣有从仄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

  有些人地位很低,可是他有见地,古今中外,这样被埋没的人很多。往往这类人提建议时,中间阶层的人说他越级报告,非把他开革了不可。实际上有的人路子很窄,地位也不高,也没有名声,但能进贤言,有很好的意见提供给领导人,虽然他的地位很低,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而所提的意见,都是忠心为国。对于这种人,作领导人的要注意,这是难能可贵的。

  ……

  臣有孤特而执节,介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

  这个“劲”就是“节”,古代往往两个字连起来,“劲节”成为一个名辞。每以竹子来象征,因为竹子是虚心的,笔挺的,有些人个性孤僻,不喜欢与同事、朋友多往来,有特殊个性与才能。大约有特别长处的人,都有特别的个性,看来很孤僻,这种人也有他的操守,不随便苟同,超然而独立,可是这种人,容易遭到毁谤,当主管的就要了解这种人是有特别节操的。

  此七恕者,皆所以进善也。

  上面曾经说了有六种正派一面的干部,这里就说到,当主管作领导人的,要对部下了解、体谅的七个恕道。换言之,作主管的如果不具备这七种恕道,就不能得到这六正的干部。这点我们要注意了。人们常说历史上的人才多,现在的人才少,并不尽然。正如曾国藩以及历代许多名臣都说,每个时代到处都有人才,第一在自己能不能赏识,第二在自己能不能培养。即使是人才,也还要加以培养。没有好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才干发挥不出来,人才也没有用。所以六正与七恕,是君臣两面共修之道。

  <strong>反派臣道的型态</strong>

  下面是另外一路的几种臣道:

  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事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

  这里的具臣,和《论语》中所讲的具臣又两样了。这里说,有些人规规矩矩,安于那个官位,只要不出毛病,反正拿薪水,对于公事都办,但并不特别努力,随着时代的潮流,沉就跟着沉,浮就跟着浮,对现实把握很牢,随世俗走,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现代的名词,“水晶汤圆”就是这种人,又透亮,又滚圆。这种人只是凑凑数的,聊备一员而已。

  ……

  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回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后害,如此者,谈臣也。

  拍马庇这一类的,历史上这种人也很多,近代史中最著名的,有清朝的和坤,乾隆皇帝的嬖臣,就是这样。对上面光是:“好的!是的!”这还不算,肚子里还在打主意,隐隐地,暗暗摸清主管的毛病,爱好在哪里,然后投其所好,这种投其所好的人,也有他们的一套,一般人很难做到的。譬如说,一位主管,什么都没兴趣,就是好读书,于是谀臣这一型的人,也会装着好读书。所以上面仁义道德,下面满堂都仁义道德。《战国策》里就有这样的故事。齐桓公最讨厌紫色的衣服,他问管仲该怎么办,管仲说这很简单,你明天开始,见到穿紫衣服的走到面前,你就说臭得很,教他走远一点,这就行了。齐桓公照样做了,一个月以后,全国都没有穿紫衣服的人。所以我们读书要注意,一般人常引用曾国藩的话,社会风气的转变,在一二人的身上。但要知道这一二人不是你我。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因此上面好什么,下面跟着就是什么,这是非常大的力量。这一类的人,只是讨好领导人而已,偷偷摸摸,不走正道,专门巴结主管,往往因此害了这位主管,他也不管。这就叫作谀臣。

  ……

  中实险讠皮,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这一段说到奸臣了,很明显地说奸臣内心里非常阴险,外表上看起来则小心谨慎,规矩得很。从历史上看到,成功的作一个奸臣还很不容易。如历史上说秦桧杀了岳飞,哪里是秦桧杀的,宋高宗本来就讨厌岳飞,秦桧只是迎合宋高宗的意思,代高宗承罪而已。大家都知道岳飞的口号:“直捣黄龙,迎回二圣。”这是岳飞不懂宋高宗的心理,以为直捣黄龙就可以了。迎回二圣以后,宋高宗怎么办?二圣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他哥哥,二圣回来,宋高宗还当不当皇帝?第二点,岳飞当时才三十多岁,年纪太轻,偏要涉及内政。当时宋高宗还没有立太子,而岳飞天天催高宗立太子,这在高宗的想法,认为你岳飞希望我快死吗?而且这是我赵家的家务事,你在外面好好打你的仗就行了。可是岳飞偏要回来管这件事,固然岳飞是不了起的人物,书也不能说读得不好,但是人生经验到底不够,他的老师硬是没有教好他,这是“批其龙鳞”的事,不可以做的。秦桧就知道宋高宗这个心理,更主要的是两个政策思想不同,一个主战,一个主和,作风上不同,而岳飞遇害了。所以一个人要贯彻一个思想,很不容易。奸臣就是心存阴险,看起来很小心,很会说好听的话,态度上讨人喜欢,而最严重的是忌贤,好人他都妒忌,他要提拔的人,专门在领导人面前说他的好处,隐瞒他的缺点。对于真正的人才,他就在领导人面前,不表示意见,冷冷的态度。点点滴滴造成坏印象,就够了。结果使上面的赏罚不当,该赏的不赏,甚至反而罚了,该罚的没有罚,反而赏了,于是命令下去不能贯彻。这一类的,就是奸臣。

  ……

  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于朝廷,如此者,谗臣也。

  谗臣和奸臣很相近,嘴巴坏得很,这种人很多,他的知识渊博,学问好,错了的事,他总有办法,或者以言词理论,或以行为动作,把错处掩饰过去,很会说话,硬能把人说服。而且他的才智论辩,可以把人家兄弟、父子之间,家属的感情离间,同事相处,也挑拨离间,破坏感情,这是谗臣。

  ……

  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

  像王莽一流,历史上一些篡位的臣子,最后都到了这个程度,这种人就玩弄权了,用他的势力,可以颠倒黑白,以轻为重,自己结成党派,专门搞自己的事,乃至下假的命令,以达到自己的显贵,这种人就叫贼臣。

  ……

  诌主以佞邪,堕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第六种是亡国之臣,他帮助老板走上坏路,把错误都归到老板一个人的身上,实际上是部属大家的错误。这一点,由历史、人生的经验看,是非很难讲,公务员没有把事情做好,而老百姓都骂领导人。做领导人的确很可怜,下面常常陷主于不义。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工商时代也如此,这是一般人类的心理,很自然的,没有办法,这类人是亡国之臣。

  “是谓六邪”这种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亡国之臣等是六种邪臣,不是正道的干部。

  <strong>防邪之道</strong>

  下面再引证桓范的《世要论》。

  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虞之以诈乎?

  用人之难,人心之险诈,有些人小事忠得很,但他是借此达到另外一个大不忠的目的。有些人小信一定好,而他是要完成他的大不信。所以要顾虑到,是不是真正的险诈。不过话又说回来,从历史与人生的经验上看,有许多人他有本事,也是做小事一定尽忠,绝不是诈,并没有存心骗人,也不是为了什么大的反叛目的,这样做了多少年,可是一把他放到大的职位上去就完了,他就不忠了。于是别人说此人施诈。但在我的看法不同,这是主管对于人才的看法没有深切的了解。这种人在小位置上忠心,到了大位置上并不是不忠心,而是受环境的包围,于是变坏了。这不是他诈不诈的问题,而是他这材料不够坐那个大位置,等于很好的小吃馆子,如果要他办酒席大菜就完了。还有就是年龄的关系,这就是孔子的话,人老了“戒之在得”,年老了样样想抓,这个“得”字就出了毛病。这不能说他在年轻时的作风就是假的,因为年轻人不在乎,觉得自己还有前途,来日方长,有的是机会,所以就不至于贪得,年轻大了的人,觉得在世的日子短了,先弄一点到手吧,这一来就完了。这就是心理的问题。讲修养,就是要把这种心理变化过来,能有这个气质的变化,这才是真本事、真修养,这也并不容易。所以关于这一点,我对于古人的这个观点,还是不同意,因为它讲的是道理,没有研究人的心理。人的心理,是跟着空间、时间在变更的。一个人真能修养到自己的心理、思想,不受环境的影响,不因空间、时间的变动而跟着变动,才称得上是第一等人。但是世界上的人都做了第一等人,那第二等人谁去做呢?(一笑)

  ……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这是说有些干部在外表上看,脾气很大,冲劲也很大,可是内在没有真胆识,有些人在态度上看起来非常仁义,而真正的行为,却与仁义相违背,就是说有的人在平日看起来,是颇仁义的,但是真到了义利之间的关键头上,要作一决定时,他就变得不对了。所以当主管的人,对干部的看法、考核,要顾虑到是不是表里如一,脚踏实地。

  ……

  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这个情形很多的,人类嫉妒的心理是天生的,一般人所谓的吃醋,好像男女之间相爱,女性的妒忌心特别容易表现,所以一般都说女性醋劲最大,其实男性吃醋比女性更厉害,而且不限于男女之间,男性往往发展到人事方面,诸如名利之争、权势之争等等。譬如有些人名气大了,就会有人吃醋,有的人文章写得好了,就会有人吃醋了,字写得好了也吃醋。乃至于衣服穿得好了,别人也会吃醋,甚至两人根本不认识,也吃醋。这是什么道理?这是高度的哲学和心理学,嫉妒是人与生俱有的劣根性。

  不论上面领导的人,或者做人家干部的人,对于这些都要知道的。人的心理,是这个毛病,有些人欢喜打击同事,自己专权,于是挡住了下面的情形,同时使下面也不了解上面的意思。这都是出于妒忌心理,才发生了这些情形。所以当一个领导人的,听到干部当中甲说乙的话,乙说甲的话,都不能偏听,而要尽量客观的,要注意他们之间,是不是有妒忌的心理。

  ……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手?

  挑拨、说坏话、害人的话就是谗言。这是古今中外一例的,譬如一个文人,尤其是学哲学、学逻辑的人,经常容易犯这个错误。逻辑学好了以后,非常会辩理,怎么样都说得对,死的可以说成活的,在理论上,逻辑上绝对通,但事实上不一定对。所以有些干部,能言善道,很有文才,很有思想,专门发表邪说。这段文字上看“邪说”两字,定在这里,明明白白,看起来很清楚,如果我们做了主管的时候,干部进邪说,不一定写文章,对于某件事情,他轻轻一句话,就听进去了,中了他的邪说,乱了真理,他用一种好像是对的道理,而伤害了好人。所以当领导人的,就要顾虑到,是不是有谗言的作用。

  ……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虑之以奸乎?

  有些专权的人,他对他的部下有赏赐,并不是公正的赏,而是自己与受赏的人有关系,故意卖恩情给他。譬如小的单位主管,有考核权的,对于自己喜欢的人,就多给他分数,对于所讨厌的人,尽管他有本事、有功绩,还是设法扣他的分数。“因罚以作威”,以示权威。赏罚基于私心,这一类,就是好佞之人,不公正。

  ……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托公而实扶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这种事情就很严重了,我们从历史上的政治中,常常可以看到,有些干部明明内心想要害某人,而表面上说某人的好话,但暗暗地把某人搞垮。谋事则冠冕堂皇,托之于公事上,实际上则挟了有私意,手段非常高明,这就是欺,古代所谓欺君罔上。我们看历史,这种悲惨的故事实在不胜枚举。

  ……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有些人,是靠领导人旁边最亲信的人,专走这个门路,服事他们,搞得很好,由他们影响领导人,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是找在领导人面前分量最重,言听计从的人,托他们的力量,结交他们,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与地位,这都是伪。

  不过这种事,有时也很难定论,要看各人的运用。以近代史看,曾国藩、胡林翼就是走的这个路子,这是历史上的两段秘密,当然正史上没有记载,而这种野史的记载,是真是假,暂且不去管它。

  据说,清咸丰皇帝,所以知道曾国藩的大名,在太平天国一起来的时候,就教曾国藩在湖南练湘军,是因为咸丰早就对他有了印象。最初曾国藩在京里做官的时候,是在礼部做一个小京官,大约等于现在部里的司长级,还是附员一类闲差。他知道一个汉人,在满洲人的政权里做官,非走门路不可,于是他结交了一位亲王,两人感情很好,后来这位亲王向咸丰保荐曾国藩,说他“胆大心细,才堪大用。”咸丰看到是这位亲王——咸丰的伯伯或叔叔的保荐,就答应了召见。后来果然咸丰在便段召见曾国藩,他进去以后,便殿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只是在上首位置,有一把皇帝坐的椅子,下面是一个锦墩,太监带他进去以后,教他在便殿等候,他向皇帝的位置,行了三跪九叩首大礼以后,就规规矩矩坐在锦墩上等候,等了一个多时辰,皇帝始终没有出来,最后一位太监出来通知他,皇帝今天有事,改天再召见,曾国藩只好对着空椅子三跪九叩首以后回去了。回去以后,这位保荐他的亲王马上问他情形。曾国藩报告了经过,亲王问他在便殿里有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曾国藩仔细回想,除了皇帝的座位和锦墩以外,的确没有另外看见什么东西。这位亲王听后说:“糟了!”赶紧跑进宫里,找到便宫当值的太监,送上红包。结果打听出来皇帝座位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张很小的字条,上面写的是“朱子治家格言”。亲王就回来告诉了曾国藩,而且告诉曾国藩,他向皇帝保荐的话是“胆大心细”四个字,胆大是不易测验的,除非教他去打仗,而心细则可测验的。果然过了几天,咸丰又召见曾国藩问起这张朱子治家格言的事,这时曾国藩当然答得不会含糊了。因而得到咸丰的赞许,把曾国藩的名字记下来,而曾国藩也由此因缘,成了清代的中兴名臣,这是野史上的记载。

  第二件事,是胡林翼的故事。当时湖北的巡抚官文,是一个满洲人。清代的制度,因为始终有种族的观念,巡抚(相当现在的省主席)如果是满人,而军门(相当现代的保安司令)则是汉人。反正在省的一文一武两大首长,一定是一个汉人,一个满人。在巡兵的时候,巡抚和军门提督,两人都要签名,光是一个人签名,则调不动兵,如此以为互相牵制。所以当时打太平天国,也很麻烦的。当时湖北的官文是一个糊涂虫。有一天官文的第五姨太太作寿,胡林翼听说是抚台的夫人作寿,胡林翼身为军门提督,分嘱部下,不得不去。他本人虽然也可以不到,不过胡林翼还是去了。在巡抚衙门前,刚一下轿的时候,看到一个人身穿朝服,从里面出来,一脸怒容,上轿走了。胡林翼打听是怎么回事,人家报告,这位官员很有骨气,因为听见巡抚夫人生日,前来作寿,到了以后,知道只不过是五姨太的生日,(当时多妻制,一人可以取几个太太,但元配以外的姨太太,是没有地位,被人看不起的。)所以没有进去拜寿,上轿就走了。大家称赞这位官员了不起,到底是读书人,有品格,有骨气!可是胡林翼把“马蹄袖”一抹,投了一张名卡,还是进去拜寿了。以胡林翼当时的声望名气,他亲自前往拜寿,官文和他这位最得宠的最小姨太太,都高兴得很。官文吩咐这个姨太太,第二天就去回拜胡林翼的老太太,拜胡林翼的母亲为干妈。从此以后,胡林翼打太平天国,就可随便调兵。像胡林翼这种人,绝对是正派的人,但是为什么这样做?这就是权术,没有办法不如此做,要想事业成功,有时候也不能呆板地拘小节,问题在动机如何?他的动机绝不为私。如果不用这个方法,敌人打到门口了,还调不动兵,怎么去打仗?所以在这种小事上马虎一点,反正母亲收了一个干女儿,总不吃亏。所以上面这句话:“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这句话,也不是呆板的,要看实际的情形,如何运用,动机何在而定。

  ……

  臣有和同以取说,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有干部“和同”,什么是“和同”?这两个字,本来出自老子的“和光同尘”,意思是说,一个修道的人,不要特别把自己标榜得了不起,要和普通人一样,你修道者的光明也和普通人一样。“尘”就是世俗人,社会一般人,尘市之间,大家都吃饭,而你一个人非要买包子吃,这又何必呢?将就吃一点就好了嘛。这本来是“和光同尘”的意思,可是道家这一思想,后来被引用,就变成“太极拳”——圆滑的观念了,人说白的是黑的,我也马马虎虎说是黑的,跟着乱滚,也被称作“和同”了。“取说”的“说”,通“悦”。“和同以取说”,指的是臣下为了讨好上司,便放弃作人的原则,作乡愿去了。这里是说,有些干部圆滑得很,“太极拳”马马虎虎应付一下,只要配合主管的要求,什么都来,只要对他自己前途有利的就干,这种心理发展下去将来就是一个祸害。到了利害关头,一点气节都没有,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

  ……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客,可不虑之以佞乎?

  有的干部只做上面老板喜欢的事,专说老板喜欢听的话,以求得他欢心,取得他的亲信。这种就是佞臣。

  上面是《长短经》作者,对桓范《世要论》的引述。一个领导人,在防恶上,应该注意考虑到的九种原则、九个顾虑,也是人物的分类。该注意到的。

  读书千万不要被书所困,一切的运用全在自己。像这一类的书读多了以后,等于医学的常识丰富了以后,连一杯水哪个敢喝,深怕有传染病,法律学多了以后,连一步路都不敢走,动辄怕犯法。而对于“九虑”这些东西看多了,连朋友都不敢交了。其实只要我们把握了大原则,相信少数人,不伤任何人,爱护所有人,凡事但求心安就好了。

  忠奸之辨

  下面是举很多实例了。

  这是一篇大文章,但是古人写文章的分类,不像现在的观念,现在写文章的层次,往往是宗旨、要点、原则、引伸,古人则大异其趣。

  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治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子曰: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在于存宗庙而已,古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寤;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为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云:民之多僻,无自立僻,其泄冶之谓乎?

  这里是子贡和孔子问答的一段话。(这段话在四书五经里是看不到的,要在其他的书里去找,所以真要研究孔子思想是相当困难的,我们不要以为看了四书五经,就懂了孔子的思想,有一本清人编的《孔子集语》,将孔子所讲的话,如《庄子》等等引用孔子的话和有关的很多事,都收集在这里,所以现在也可以走取巧的路线,看这本书,勉强可以把孔子一生,多了解一点,免得到处找资料。)

  这段书我们暂且搁在这里。要先了解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春秋战国在陈灵公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后世称她为“一代妖姬”,名夏姬,是当时的名女人,好几个国家,都亡在她身上。据说她好几十岁了都还不显得老,许多诸侯都被她迷惑住了。她在陈国时,陈灵公和几个高级干部,就和夏姬宣淫于朝,于是陈国的另一位大臣泄冶,就向他们提出谏议,责备他们不应该这样做。陈灵公自己理亏,对泄冶没有办法,就买通一个刺客,把泄冶刺死了。

  这段书,就提到了这段历史,有一天子贡问孔子说:泄冶的这个行为,同纣王时代的比干一样,泄冶这个人,是不是可以说合于仁道?孔子说,这两个人并不相同。因为比干之于纣王,在宗法社会,讲私的方面,他们是皇亲,比干是纣王的叔父,讲公的方面,比干的地位是少师,等于皇帝的顾问。在宗法社会的政治制度下,他是为了殷商的宗庙社稷,所以他准备牺牲自己,所谓“尸谏”,希望自己死了以后,使纣王海寤,所以比干当时的心情,是真正的仁。在泄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陈灵公的部属,地位不过是个下大夫,勉强比喻等于现代简任初级的官位,并没有私人血统上亲密的关系,而陈国这样一种政权,在孔子看来,是一个君子就应该挂冠而去,可是泄冶没有这样做,还在怀宠。以他这样的地位,用区区一个身体,想要影响上面的昏乱,这是白死,也算不上忠,只是“怀”而已,他的胸怀里,爱国家的心情,还是有的,至于说到仁道,却并不相干,所以孔子引用诗经上两句话:“民之多僻,无自立僻。”一般人当走到偏僻的狭路上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他立刻挽回的,泄冶就是个懂这个道理,方法不对,白丢了一条命。

  这是引证一段历史的经验,说明部下与长官之间争执时处理的方法。

  或曰:叔孙通阿二世意,可乎?司马迁曰: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韪,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率为汉家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诎,道同委蛇,盖谓是也。

  这是另一个历史故事。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最初是没有制度的,每天上朝开会,文官武将和他吵,乱七八糟,简直没有办法,而叔孙通本来是秦始皇时代的一个儒生,他为了要保持文化道统,也曾跟过楚霸王,意见行不通,后来跟随汉高祖。而汉高祖也是拿读书人的帽子当便壶用的,见读书人就骂,所以叔孙通最初连饭都吃不上,什么气都受。有学生问起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保持文化道统的目的,叔孙道说不必心急,现在是用武力打天下的时候,用不着我们读书人。

  等到汉高祖平定了天下,他去见汉高祖,建议制定礼法,汉高祖曾经斥他说:“乃公天下马上得之”——意谓:“格老子,我的天下是骑在马上打来的,你读书人算什么?去你的!”这时叔孙通就顶他了:“陛下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是不可以马上治之。”就是说:“天下你是打来了,但是将来治理天下,不能永远打下去呀!”汉高祖这种人,在历史上是真正了不起的领袖,个性固然强,可是别人有理由,他一定会听。所以听了这话认为有道理,问该怎么办?叔孙通于是说我替你拟订计划,建立制度。汉高祖立刻答应,教他去办。几个月以后,把所订的制度礼仪“朝班”都演习好了,再请汉高祖出来坐朝,汉高祖一上朝,那种仪式,那种威风,真和当年打仗乱七八糟的不同。俨然是大汉皇帝的气派。这时他这一舒服,才知道读书人有这么大的用处。

  这里是引证,当汉高祖还没有起来,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叔孙通有办法自保:在秦始皇死了,二世接位以后,召集知识分子开会,向大家说,据说外面在造反,有没有这回事?那些知识分子听了以后,都说真话,说外面有许多人在造反,并劝二世改过,惟有叔孙通说,外面没有造反,只不过是些小偷而已,是乱传话说造反的,二世听了叔孙通的话,认为很对,非常高兴。可是叔孙通讲过这个话,自己就溜走了,他知道秦朝这个政权没有希望了。所以这里提到叔孙通“阿二世”,(阿就是阿谀,拍马屁,阿曲,歪曲事实,将就对方的意思。所以古代一个知识分子,在写文章时,都不随便下笔,社会大家认为对,自己认为错了,就不应该随便跟大家的意见写,如果跟着大家人云亦云,就是“曲学阿世”,违反真理。拍社会、拍时代的马屁是不应该的,这是中国读书人的精神。)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的吗?《长短经》的作者,于是引证司马迁对这件事的批评,也就是他在史记上留给我们后人,对历史的看法。

  刚才说过了叔孙通对历史的关键之举,如“朝班”的制度,自汉代由他建立以来,虽然历代各有不同的沿革,但一直到清朝末年,实行了几千年。我们再从文化史的观点来看,叔孙通是了不起的人物,自汉代以来,这几千年当中,实际上的政治体制思想,一直受他的影响。所以司马迁反对一般人对叔孙通小节方面的批评,他是从大处着眼下笔,他说叔孙通“量主而进”,从这句“量主而进”,我们就看到,王充说《史记》是一部“谤书”,毁谤汉朝的大著作,换句话说是毁谤历史的大著作,但在当时不大看得出来。如用的字句,司马迁是斟酌又斟酌,像“量主而进”这四个字,用得非常好。就是后世说的“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好的鸟如凤凰,绝不随便落在一般树上,一定落在梧桐树上,否则宁愿停留在半空盘旋,绝不下来。一个人则择主而事,古代君臣、主仆的关系分得很清楚。“量主而进”就是测量测量老板,跟随他有没有意义,前途有没有希望。“前哲所韪”前辈的哲人——代表贤人、圣人、有道德学问的人,都认为这样是对,是应该的原则。这两句话八个字,已经把一般人对叔孙通的评论推翻了。

  司马迁再为这个“生”字作申论说:叔孙生希世庶务——叔孙生的“生”字是“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叔孙通在秦始皇这个时代,为了要继承文化,不致中断而留传下去,希望有个好的社会,执行正统的文化,等到好的时代来了,好做一番事业,制定文化精神的体制。进退之间,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这个时代,他没有办法,只好跟着时代变,并没有完全依照古礼,所以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环境,以应变达到最后的目的,结果目的都达到了,他跟随汉高祖,最初在汉高祖忙于军事的时候,等于当个附员,闲的差事,拿一点薪水,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后来,他开创了汉朝的文物制度,成为汉代的儒宗。

  司马迁更进一步引申,古代所谓君子之人,“直而不挺”,像一棵树一样,世界上的树都弯下去,只有这棵树是直的,但这棵树也很危险,容易被人砍掉,所以虽然直的,但有时软一点而并不弯曲。自己站住。站住以后,在这种时代也是很难处的,不愿意跟大家一起浮沉,就显得特别,特别了就会吃亏,还要配合大家,但配合大家,和大家一样又不行。在“致曲则全”的原则下,必须保持着一贯的中心思想。所以真正直道而行的人,就“大直若诎”,看起来好像不会讲话。“道同委蛇”,作人的法则,好像太极拳一样,跟着混,而结果达成他的目的,这就是叔孙通的作法,结果他不但开创了汉朝四百年的制度,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制度。

  这是说臣道的宗旨,一个人在时代的变化中间,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文化、为个人,要站住已如是之难,站住以后要达到一个为公的目的就更难了。

  ……

  议曰:太公云,吏不志谏,非吾史也。来去延诘张禹曰,尸禄保位,无能往来,可斩也。

  这里又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朱云和张高两人,都是汉成帝的老师,当时正是王莽家族用权的时候,民间怨恨到极点,各处的报告,反应到朝廷的意见,都被张禹把它压下去,不提出来。所以朱云就当着皇帝的面,诘问张禹,说张禹对下面这么多意见,不提出来报告皇帝,像死人一样占住一个位置,只想保住自己的官位,什么事都没做,使上下的意见都不沟通,应该杀了他。这是引述的一段历史故事。

  班固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由此言之,存与死,其义云何?

  班固是依照司马迁着《史记》的路子而着《汉书》的,他讨论历史,提出这个意见,认为作人处世很难,跟着社会时代走,就违背了传统的道,违背了自己文化的精神,可是硬不跟着时代走,违背一般世俗的观念,本身就危险,至少这一辈子没有饭吃,会把自己饿死,这是事实。像电视节目,我们认为不好的,可是广告收人好,我们认为好的,可没有广告了,电视公司就要喝西北风,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中国的古人,想要请他出来做官,他不要,为什么不要?为什么清高?他既然出来,就要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估计一下如果贡献不了,又何必出来?所以就不轻易接受爵位了。这是古人,若是现代的人可不管这许多了,有人给一个顾问名义,也就挂上,尽管不拿钱,还可出名哩!时代不同了!古人传统文化的观念,如果担任了名义,而无法有贡献,就宁可不接受。那么由这个道理看起来,推论下去,一旦面临生和死之间的抉择,有时候连这条命也要交出去了,就是说生与死之间的哲学的意义,该怎样讲法?

  对曰:范晔称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赛义。若义重于生,舍生也可;生重于义,全生可也。

  作者于是引用刘宋一位学者范晔说的话,他说一个人一天到晚,专门讲文化道德义理之学,那么连饭都吃不饱,谋生的办法都没有。但是如果专讲求生,就会亏损义理。我们看看现在的人,为生活、为前途,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只要钱赚得多,都可以来。古人往往以义作为行事的准则,如果认为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就可以一死!但有时候,做忠臣并不一定非死不可,中国的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硬要留住这个青山。譬如被敌人包围了,在生死之间,事实上生重于死,忍辱苟生,将来能够做一番比死更重大,更有价值的事情,那么不一定要死,全生可也。相反地,就非求死以全节不可了。

  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完,又提出一段历史故事:

  ……

  或曰:然则窦武、陈再,与宦者同朝廷争衡,终为所诛,为非手?

  汉代最有名的祸乱是宦官,明朝的祸乱也是宦官。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祸乱,差不多都离不开外戚、宦官、藩镇三大原因。在汉朝就亡在外成、宦官两个因素上。王莽就是外戚。唐朝亡于藩镇(权臣),明朝亡于宦官,魏忠贤这些人都是宦官。只有清朝对于这三个祸乱因素都防范得很严谨。宦官干涉了政治非杀不可,多说一句话都要被杀。清朝的实录,雍正遵祖宗的规制,他有一个最喜欢的戏子,有一天这个戏子问雍正皇帝,扬州的巡抚是哪一位。雍正一听发了火:“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就把这个戏子推出去杀了!看起来雍正的手段毒辣,事实上问题很大。一个平常玩玩的戏子,居然问起地方的首长是谁,可见有人在暗中拜托了什么事情。这还得了,固然处理得很严厉,但是看了历史上这些关于宦官为害的可怕事情,非这样办不可。

  事实上何必要当皇帝才如此,许多人都会有这类经验,就是当上一个小主管,这类问题都来了。太大娘家的人,来说说话托个人情,你说怎么办?不答应,太太天天和你吵,难道为此和太太离婚吗?这是内威之累。或者跟了你很久的人,有事总要替他安顿安顿。这情形也和“宦寺”差不多。另外藩镇,好比下面的科长、股长,做得久了,公事又熟,出些问题,真没办法。个人尚且如此,何况大的国家?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