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后记 明天,开始信仰
一转眼,二字头的新千年匆匆过去十年。
有人走了,有人来,更多的人依然在路上;有人盼来了期待中的成长,有人年华老去。十年,可以改变很多。
我翻开2000年1月份出版的《痛并快乐着》,在后记中,藏着这样一段文字,与当时还属于未来的十年有关:
“按常规,在十年之后,我应当再写一本这样的书,名字也许叫《在痛并快乐中继续》,那一本书,我相信,一定会更犀利,更言无禁忌,更能在行笔中自由地呼吸,当然,快乐也许会比痛苦更多一些。我真盼望十年后,在我人过四十之后,有很多问题,已经真的不惑了。但我知道,岁月是不会按常理出牌的,今日去想十年后的事情,多少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这是十年前当我刚刚迈进二字头千年时,写给今天的文字,我该怎样去面对它?
拿在您手中的这本书,名字中,已没有痛或快乐,而是“幸福”这个字眼。提出它,是个进步;但实现它,太难。不像快乐或痛苦,都那么直接。痛苦与快乐都还没有过去,而幸福,却还真的很远。更何况,在写出来的“幸福”二字背后,还有没有写出的另外两个字“信仰”,不是不能写,而是同样很远。
十年前希望今天更犀利,更言无禁忌,更能在行笔中自由地呼吸,我必须承认,与十年前相比,实现了一些,不仅仅是环境的变化,还在于内心勇气的增长,但依然可以把这个目标放到对下一个十年的期盼中。犀利,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可后面还有一个“哥”,不过,哥,只是一个传说。
十年前,我希望自己人过四十后能够不惑,但是,我对自己抱歉,我做不到。既做不到不劳而获,更做不到对许多事情不惑,甚至不得不承认,可能比十年前,有些事情还更不明白。比如十年前,在文字中,看得到自己的乐观,而今天,我不能判断,是否乐观的程度跟以前一样或者已经明显减退?十年前,我是那样地相信未来;而今天,我站在当初的未来,却不知是否应当用蘸着疑惑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不再乐观地相信,也是一种成熟吗?如果是,我宁愿停留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
所以,十年,从时间上看,恒定不变,但由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有些事情,十年,已经足以让它们沧海桑田;而有些梦想,十年,也只是迈出一小步,甚至这一小步,你都会担心,它会退回去。
但是,过去了的终究过去,当初的期待实现与否,也同样被时光带走。不管你愿不愿意,一个新的起跑线又画在这里。人们之所以可以忍受苦难,在于还可以拥有希望。
又要出发了,因为希望,只能依靠走。
1993年,我刚刚走进《东方时空》,制片人时间告诉我:“有两件事是忌讳,不能做。一是要坚决去掉形容词,二是不要叫被采访对象为老师。”
为什么要去掉形容词?
我们是做新闻的,而形容词的作用是修饰,生活不需要修饰,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新闻都该客观地反映生活原貌,而不是用形容词来粉饰太平或刻意打压。
为什么不许叫被采访者为老师?
因为我们不能把观众提前预设为学生,电视不是让观众来听课,我们与观众,我们与被采访者,观众与被采访者,都该是一种平视并平等的关系。
于是,我记住了,一记就是十几年,不一定都做得到,起码时常反省。时间长了,又有所悟,感觉这两个要求不仅是在说如何做电视做新闻,或许对社会也有用,当然,也与做人有关。
然而,时常让人疑惑的是,这两个提醒,对于今天很多年轻的同行来说,依然新鲜,显然,它在当下还有价值。没办法,形容词在新闻里总是随处可见,“老师”的称谓被进一步泛滥着,而可怕的是,打算制止并修正的人却少了。也许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许是大家都更实际或更麻木,于是,时代经常被热烈地赞美并形容着。不是时代有多糟糕,而是更好的时代应当听得到更多的批评和忧患,听得到监督中的理想,听得到面对批评与监督时,时代特有的坚强与自信。我们不是时代的学生,时代更不该是我们求学时为得高分而写下的虚假作文。
看样,十几年过去,依然有必要旧话重提。
十几年前,刚做电视,给自己写了九个字,没用纸和笔,而是用心,这九个字是: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
这九个字在当时意味着一种想改变的雄心,当然,也来自对当时媒体话语状况的不满。
在各种媒体之中,空话、套话满天飞,动辄祖国、人民、世界、梦想,宏大得无边无际,也就难以走近人心;而在新闻中,只有事件,只有对与错、黑与白、好与坏,却没有复杂的中间地带尤其是没有“人”,新闻成了难以触摸的展品,而传媒人,则时常如墙头草顺风倒,或仰视或俯视,很难独自站立独立思考;正是当时大量存在的这种现状,让自己与同仁,拿出“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这九个字提醒自己。
十几年过去,在进步,也在退步;有人在坚持,周遭也在变化,相当多的传媒与传媒人,成为这九个字的同行者。虽然在很多情况下,空洞的套话依然存在,但你必须相信,改变是艰难和缓慢的,然而毕竟在变。
2008年,我四十岁,这是一个奇怪的年龄。向过去看看,抓得住青春的尾巴;向前看,终点依稀可见。而对于人生来说,再鼓起勇气,还有新的高度可迈进,想放弃,也就麻木中顺坡而下。人到中年,总该重新打量一下,是就这样了吧,还是要再出发一次?
于是,那一年,我送给了自己十二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我当然知道,这十二个字不只属于自己,实现起来,可比十几年前的九个字难多了,但值得用自己的下半辈子去为此努力。当然,对于中国来说,这时间可能更长。
常识,从不复杂,因为它是常识。然而回望历史,捍卫常识可真不易,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丢掉生命。比如“文革”中的很多英雄,不过是说出了常识,却在颠覆真理的时代大逆不道,被迫成了英雄。
很幸运,那个时代过去了,可不意味着常识被轻松地捍卫。
最近一段时间,媒体、专家、民众都在呼吁讲真话,并坦承讲真话的不易,这就很耐人寻味。真话的反面,不仅有假话,还有大量的空话、套话与为自己利益脱口而出的奉承话。大家之所以不说真话,是怕有人不爱听,对自己不利,归根结底,是“利”字在作怪。曾经以为,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人会改变一切,可突然发现,在现实的压力下,现在的弟弟妹妹也能很自然地使用这套话语。一想也没办法,爷爷爸爸都这样,你能指望孩子们脱胎换骨吗?毕竟还要相信遗传。而实际上,并不是大家不知道真话是什么,可长此以往,常识也就在人群中退避三舍了。
记得到《新闻1+1》之后,有人采访我:“做一个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是不是要特有思想?”我乐了,“思想并不是最重要的,它就像真理一样简单,并没有多到满地都是的地步,好的思想也如此,做一个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是敏锐、勇气和方向感。缺了这三样,你毫无价值;而这三样,我想都与常识有关。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努力地去发明常识,而是捍卫常识。”
1+1=2,这多简单。没压力的情况下,谁都知道,但环境稍有改变,1+1=3会得到好处,都不要说坚持1+1=2者会受惩罚,仅仅是有利可图,就会在一瞬间,让相当多的人脸不红心不跳地脱口而出“1+1=3”。
这就是现状,所以,今天捍卫常识,其实,是在捍卫未来。只要假话、空话、套话占据上风,时代的前景就不明朗,我们的命运就随时可能被逆转。所以,捍卫常识,也是在捍卫自己。
理性不被建设起来,大国的“大”字,很难名副其实。
理性很难,因为它意味着克制,一个个体如此,一个执政党如此,一个国家民族同样如此。
生活中的很多人和事,不管让我愤怒还是感动,我是否可以理性地去面对?而宣泄或放纵,过把瘾就死,似乎是一种生活态度,其实充满危险。
作为一个执政党,是否可以在告别革命之后,真正地理性执政,而不是依然用革命的思路,来处理现实中的矛盾?是否可以理性地克制由于目标美好而放松过程的混乱与不堪?是否可以真的依法治国,克制人治的冲动?是否可以面对不同甚至刺耳的声音都可以包容和聆听,让自己处于监督之下?这都是理性该到达的地方。
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同样如此,世界从来不简单,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笑容里有刺刀,辱骂后还有鲜花,如若不能克制,不能理性地来面对,那这个世界将变得更混乱,更没有指望,当然,所谓大国崛起,也终究是梦。
理性,无论对个人,对执政党,对国家民族性格,都不一定那么舒服,不像放纵情感那样一时间过瘾,但正是这种不舒服,才是它最宝贵之处,让激情与梦想奔腾在安全的河道里,而不是毁灭一切。
信仰太大了,大到无边无际难以描述,可时常又小得非常具体,心里没有它,就会觉得空空落落,对个人对社会都是如此。有信仰,就会有敬畏,就会有变好的冲动与行动,就会有自觉对恶的克制,个体与社会就会美好一些。当然,我必须再次强调,在中国,这信仰可不一定与宗教有关,但一定与我们内心的充实有关。
也正因为如此,未来属于中国人的信仰,经过多年的摧毁,重建就难,它是在一片废墟中起程;更何况,在一个新时代下,人心深处与社会的核心,将安放怎样的信仰,还未确定,因此,只能是慢慢寻找。
也有人质疑说,现实中有很多的问题与障碍,可一下子把未来与目标推到了虚无缥缈的心灵与信仰上面,是不是逃避?是不是面对现实难题的一种无能并无奈的溃败?
我想并非如此,正是因为这些难题,我们才更需要有清晰的信仰做攻坚的武器,更何况,我们都得知道,我们打算往哪儿走呢?
每一个个体,有自己的路,这里暂且不谈,因它与幸福紧密相连,富裕之后,必是人们的主动选择。你总该信一些什么,比如真诚,比如友情,比如适可而止,比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让自己安宁,也让周围的人被感染,没信仰,恐怕无幸福。
我更要谈的是社会。
有人形容说:中国像一辆自行车,只要保持一定速度向前骑行,它就会稳定,而一旦有一天,向前的动力慢下来,它就左右摇摆,速度再慢下来,它就终会倒下。
所以,永远给它向前的动力,是让它稳定不倒的重要因素。
三十多年来,我们用速度向前,用一系列的数字增长,维持并保有它的稳定和活力。
但是,向前的动力,可不仅只是物质的、经济的,尤其是当这种动力注定越来越慢之后。
在2010年的春天,新千年又一个十年开始的时候,中国,在未来的目标中,提出了“尊严”二字,这两个字,无法用数字量化,每年增长多少,无法统计,但在每个公民心中,却都有一杆秤去衡量它,多了少了,是有标准的。
尊严这两个字提出来,在我看来,相当宏大动人,而且又该知道,其实它比提出成为世界经济第一这个目标还难实现,但是,提出它,就是中国一个重要的转折,它意味着,中国这辆自行车,正在寻找新的动力。
在尊严之中,包含着政治体制改革,包含着民主自由、公众的权利,包含着幸福、包容、平等、体面而又开心的生活。
然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利益是发动机;建设尊严,却必须有国家的信仰支撑。或许,一个社会寻找信仰的过程,正是尊严的建设过程。
那么,十年后,又会怎样?
对个体,我不会再提出多少宏大而不切实际的目标。
希望自己健康,开心,平静,依然可以踢球并进球,头发还剩不少,体重却增不多,对世事依然好奇,还会愤怒也会流泪,当然,最重要的是,让生命的脚步慢下来,慢慢走,欣赏路边一切的风景。
或许,这些都可以实现,毕竟个体的梦想,自己可以控制大部分,成与不成,都不会抱怨太多。
也许十年后,依然会写下一本这样的书,名字叫《终于信仰》,真期待能记录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突破之后的如释重负或者即将突破的兴奋与好奇。当然,也不排除,没几年,自我出局或被出局,也或者是想得更明白,知道了“无”这个字的真正含义,然后开始心如止水地写下一本《闲——试着与生活和解》的书,像很多人一样,生活只与自己和家人有关,时代与社会,那是年轻人该思考的命题。
书,可以这样写,放弃却不太可能,因为挑战与突破就在不远处。
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阶段快结束了,或许,就在这十年里,这没什么可担心的,一是不得不慢下来,另一方面,也是主动地一种选择。速度,永远没有方向重要,未来十年,是一个让非物质化方向明确的最重要阶段。
也因此,我看重未来十年,中国新动力新改革的试水和成长,不会过于乐观地认为一切顺利,也不会认为十年后的今天大功告成。成长,是未来十年最让人好奇的东西,因为它与我们所有人的幸福有关。
所以,未来十年,我们都还在路上;期待十年后,我们开始收获幸福、信仰和笑容!
有一天清晨,沐浴后的释迦牟尼对着自己的石像鞠躬敬拜。
旁边的弟子看到这一幕,都感到诧异:
“师傅,您的像,是弟子们敬拜用的,为何您亲自敬拜?”
释迦牟尼轻轻一笑,答道:“求人不如求己。”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有人走了,有人来,更多的人依然在路上;有人盼来了期待中的成长,有人年华老去。十年,可以改变很多。
我翻开2000年1月份出版的《痛并快乐着》,在后记中,藏着这样一段文字,与当时还属于未来的十年有关:
“按常规,在十年之后,我应当再写一本这样的书,名字也许叫《在痛并快乐中继续》,那一本书,我相信,一定会更犀利,更言无禁忌,更能在行笔中自由地呼吸,当然,快乐也许会比痛苦更多一些。我真盼望十年后,在我人过四十之后,有很多问题,已经真的不惑了。但我知道,岁月是不会按常理出牌的,今日去想十年后的事情,多少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这是十年前当我刚刚迈进二字头千年时,写给今天的文字,我该怎样去面对它?
拿在您手中的这本书,名字中,已没有痛或快乐,而是“幸福”这个字眼。提出它,是个进步;但实现它,太难。不像快乐或痛苦,都那么直接。痛苦与快乐都还没有过去,而幸福,却还真的很远。更何况,在写出来的“幸福”二字背后,还有没有写出的另外两个字“信仰”,不是不能写,而是同样很远。
十年前希望今天更犀利,更言无禁忌,更能在行笔中自由地呼吸,我必须承认,与十年前相比,实现了一些,不仅仅是环境的变化,还在于内心勇气的增长,但依然可以把这个目标放到对下一个十年的期盼中。犀利,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可后面还有一个“哥”,不过,哥,只是一个传说。
十年前,我希望自己人过四十后能够不惑,但是,我对自己抱歉,我做不到。既做不到不劳而获,更做不到对许多事情不惑,甚至不得不承认,可能比十年前,有些事情还更不明白。比如十年前,在文字中,看得到自己的乐观,而今天,我不能判断,是否乐观的程度跟以前一样或者已经明显减退?十年前,我是那样地相信未来;而今天,我站在当初的未来,却不知是否应当用蘸着疑惑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不再乐观地相信,也是一种成熟吗?如果是,我宁愿停留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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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过去了的终究过去,当初的期待实现与否,也同样被时光带走。不管你愿不愿意,一个新的起跑线又画在这里。人们之所以可以忍受苦难,在于还可以拥有希望。
又要出发了,因为希望,只能依靠走。
1993年,我刚刚走进《东方时空》,制片人时间告诉我:“有两件事是忌讳,不能做。一是要坚决去掉形容词,二是不要叫被采访对象为老师。”
为什么要去掉形容词?
我们是做新闻的,而形容词的作用是修饰,生活不需要修饰,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新闻都该客观地反映生活原貌,而不是用形容词来粉饰太平或刻意打压。
为什么不许叫被采访者为老师?
因为我们不能把观众提前预设为学生,电视不是让观众来听课,我们与观众,我们与被采访者,观众与被采访者,都该是一种平视并平等的关系。
于是,我记住了,一记就是十几年,不一定都做得到,起码时常反省。时间长了,又有所悟,感觉这两个要求不仅是在说如何做电视做新闻,或许对社会也有用,当然,也与做人有关。
然而,时常让人疑惑的是,这两个提醒,对于今天很多年轻的同行来说,依然新鲜,显然,它在当下还有价值。没办法,形容词在新闻里总是随处可见,“老师”的称谓被进一步泛滥着,而可怕的是,打算制止并修正的人却少了。也许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许是大家都更实际或更麻木,于是,时代经常被热烈地赞美并形容着。不是时代有多糟糕,而是更好的时代应当听得到更多的批评和忧患,听得到监督中的理想,听得到面对批评与监督时,时代特有的坚强与自信。我们不是时代的学生,时代更不该是我们求学时为得高分而写下的虚假作文。
看样,十几年过去,依然有必要旧话重提。
十几年前,刚做电视,给自己写了九个字,没用纸和笔,而是用心,这九个字是: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
这九个字在当时意味着一种想改变的雄心,当然,也来自对当时媒体话语状况的不满。
在各种媒体之中,空话、套话满天飞,动辄祖国、人民、世界、梦想,宏大得无边无际,也就难以走近人心;而在新闻中,只有事件,只有对与错、黑与白、好与坏,却没有复杂的中间地带尤其是没有“人”,新闻成了难以触摸的展品,而传媒人,则时常如墙头草顺风倒,或仰视或俯视,很难独自站立独立思考;正是当时大量存在的这种现状,让自己与同仁,拿出“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这九个字提醒自己。
十几年过去,在进步,也在退步;有人在坚持,周遭也在变化,相当多的传媒与传媒人,成为这九个字的同行者。虽然在很多情况下,空洞的套话依然存在,但你必须相信,改变是艰难和缓慢的,然而毕竟在变。
2008年,我四十岁,这是一个奇怪的年龄。向过去看看,抓得住青春的尾巴;向前看,终点依稀可见。而对于人生来说,再鼓起勇气,还有新的高度可迈进,想放弃,也就麻木中顺坡而下。人到中年,总该重新打量一下,是就这样了吧,还是要再出发一次?
于是,那一年,我送给了自己十二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我当然知道,这十二个字不只属于自己,实现起来,可比十几年前的九个字难多了,但值得用自己的下半辈子去为此努力。当然,对于中国来说,这时间可能更长。
常识,从不复杂,因为它是常识。然而回望历史,捍卫常识可真不易,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丢掉生命。比如“文革”中的很多英雄,不过是说出了常识,却在颠覆真理的时代大逆不道,被迫成了英雄。
很幸运,那个时代过去了,可不意味着常识被轻松地捍卫。
最近一段时间,媒体、专家、民众都在呼吁讲真话,并坦承讲真话的不易,这就很耐人寻味。真话的反面,不仅有假话,还有大量的空话、套话与为自己利益脱口而出的奉承话。大家之所以不说真话,是怕有人不爱听,对自己不利,归根结底,是“利”字在作怪。曾经以为,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人会改变一切,可突然发现,在现实的压力下,现在的弟弟妹妹也能很自然地使用这套话语。一想也没办法,爷爷爸爸都这样,你能指望孩子们脱胎换骨吗?毕竟还要相信遗传。而实际上,并不是大家不知道真话是什么,可长此以往,常识也就在人群中退避三舍了。
记得到《新闻1+1》之后,有人采访我:“做一个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是不是要特有思想?”我乐了,“思想并不是最重要的,它就像真理一样简单,并没有多到满地都是的地步,好的思想也如此,做一个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是敏锐、勇气和方向感。缺了这三样,你毫无价值;而这三样,我想都与常识有关。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努力地去发明常识,而是捍卫常识。”
1+1=2,这多简单。没压力的情况下,谁都知道,但环境稍有改变,1+1=3会得到好处,都不要说坚持1+1=2者会受惩罚,仅仅是有利可图,就会在一瞬间,让相当多的人脸不红心不跳地脱口而出“1+1=3”。
这就是现状,所以,今天捍卫常识,其实,是在捍卫未来。只要假话、空话、套话占据上风,时代的前景就不明朗,我们的命运就随时可能被逆转。所以,捍卫常识,也是在捍卫自己。
理性不被建设起来,大国的“大”字,很难名副其实。
理性很难,因为它意味着克制,一个个体如此,一个执政党如此,一个国家民族同样如此。
生活中的很多人和事,不管让我愤怒还是感动,我是否可以理性地去面对?而宣泄或放纵,过把瘾就死,似乎是一种生活态度,其实充满危险。
作为一个执政党,是否可以在告别革命之后,真正地理性执政,而不是依然用革命的思路,来处理现实中的矛盾?是否可以理性地克制由于目标美好而放松过程的混乱与不堪?是否可以真的依法治国,克制人治的冲动?是否可以面对不同甚至刺耳的声音都可以包容和聆听,让自己处于监督之下?这都是理性该到达的地方。
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同样如此,世界从来不简单,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笑容里有刺刀,辱骂后还有鲜花,如若不能克制,不能理性地来面对,那这个世界将变得更混乱,更没有指望,当然,所谓大国崛起,也终究是梦。
理性,无论对个人,对执政党,对国家民族性格,都不一定那么舒服,不像放纵情感那样一时间过瘾,但正是这种不舒服,才是它最宝贵之处,让激情与梦想奔腾在安全的河道里,而不是毁灭一切。
信仰太大了,大到无边无际难以描述,可时常又小得非常具体,心里没有它,就会觉得空空落落,对个人对社会都是如此。有信仰,就会有敬畏,就会有变好的冲动与行动,就会有自觉对恶的克制,个体与社会就会美好一些。当然,我必须再次强调,在中国,这信仰可不一定与宗教有关,但一定与我们内心的充实有关。
也正因为如此,未来属于中国人的信仰,经过多年的摧毁,重建就难,它是在一片废墟中起程;更何况,在一个新时代下,人心深处与社会的核心,将安放怎样的信仰,还未确定,因此,只能是慢慢寻找。
也有人质疑说,现实中有很多的问题与障碍,可一下子把未来与目标推到了虚无缥缈的心灵与信仰上面,是不是逃避?是不是面对现实难题的一种无能并无奈的溃败?
我想并非如此,正是因为这些难题,我们才更需要有清晰的信仰做攻坚的武器,更何况,我们都得知道,我们打算往哪儿走呢?
每一个个体,有自己的路,这里暂且不谈,因它与幸福紧密相连,富裕之后,必是人们的主动选择。你总该信一些什么,比如真诚,比如友情,比如适可而止,比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让自己安宁,也让周围的人被感染,没信仰,恐怕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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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形容说:中国像一辆自行车,只要保持一定速度向前骑行,它就会稳定,而一旦有一天,向前的动力慢下来,它就左右摇摆,速度再慢下来,它就终会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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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来,我们用速度向前,用一系列的数字增长,维持并保有它的稳定和活力。
但是,向前的动力,可不仅只是物质的、经济的,尤其是当这种动力注定越来越慢之后。
在2010年的春天,新千年又一个十年开始的时候,中国,在未来的目标中,提出了“尊严”二字,这两个字,无法用数字量化,每年增长多少,无法统计,但在每个公民心中,却都有一杆秤去衡量它,多了少了,是有标准的。
尊严这两个字提出来,在我看来,相当宏大动人,而且又该知道,其实它比提出成为世界经济第一这个目标还难实现,但是,提出它,就是中国一个重要的转折,它意味着,中国这辆自行车,正在寻找新的动力。
在尊严之中,包含着政治体制改革,包含着民主自由、公众的权利,包含着幸福、包容、平等、体面而又开心的生活。
然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利益是发动机;建设尊严,却必须有国家的信仰支撑。或许,一个社会寻找信仰的过程,正是尊严的建设过程。
那么,十年后,又会怎样?
对个体,我不会再提出多少宏大而不切实际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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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些都可以实现,毕竟个体的梦想,自己可以控制大部分,成与不成,都不会抱怨太多。
也许十年后,依然会写下一本这样的书,名字叫《终于信仰》,真期待能记录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突破之后的如释重负或者即将突破的兴奋与好奇。当然,也不排除,没几年,自我出局或被出局,也或者是想得更明白,知道了“无”这个字的真正含义,然后开始心如止水地写下一本《闲——试着与生活和解》的书,像很多人一样,生活只与自己和家人有关,时代与社会,那是年轻人该思考的命题。
书,可以这样写,放弃却不太可能,因为挑战与突破就在不远处。
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阶段快结束了,或许,就在这十年里,这没什么可担心的,一是不得不慢下来,另一方面,也是主动地一种选择。速度,永远没有方向重要,未来十年,是一个让非物质化方向明确的最重要阶段。
也因此,我看重未来十年,中国新动力新改革的试水和成长,不会过于乐观地认为一切顺利,也不会认为十年后的今天大功告成。成长,是未来十年最让人好奇的东西,因为它与我们所有人的幸福有关。
所以,未来十年,我们都还在路上;期待十年后,我们开始收获幸福、信仰和笑容!
有一天清晨,沐浴后的释迦牟尼对着自己的石像鞠躬敬拜。
旁边的弟子看到这一幕,都感到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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