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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战篇

  1979年那一仗究竟打得如何?由于时隔十年,一些当事者一时无法找到,且限于篇幅,这里只能记述几个并不算关键的战斗小故事。

  如前章所述,那一仗是一场毫无准备的仗。因而也不是一场有把握的仗。这不是我们有谁忘记了我党长期从事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而正是历史上太多的荒谬与失误,只能用我们这代人的血肉去补偿!

  但我们还是打了,打赢了!不是我们自吹打出了军威国威,至少在我抄录国外报纸对那一仗的评论中,有五家新闻单位发出了这样的赞叹:它再一次显示了中国人不可触犯的民族尊严与威力!

  但,没有准备毕竟对任何一场战争都是致命伤。它本身不值得炫耀,去值得我们认真地吸取教训。

  1979年打出去,我是五连副连长。

  2月16日晚7时出境,上级命令我连于午夜2时前拿下拉敏。

  拉敏离国境只四公里,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公路垭口,守敌一百四、五十人。敌营房周围有五道工事,有暗堡、交通壕、陷阱与雷区,火力与四周高地相依托。但这些我们事先都侦察得很清楚了。

  我连决定趁黑夜偷袭。连长带主力由东南,我带一排先行绕至敌西北侧,合围后发起突然进攻。

  战前大家决心很大,到临阵,许多人都有些怕,一个外军区补来的老兵喝出征酒时,举杯大哭:爸、妈,再见不着你们了!有的人摔酒碗:死了算,别最后出个洋相!

  我举杯向大家:我们一起去,一起回来。大家都要想着立功,打胜仗……

  当夜出发,大家都比较紧张,说话都打抖。夜像锅底般黑,全排一个跟一个,拉着一根被包绳走,我感到绳子都在抖。看到拉敏敌营房灯光了,突然轰隆一声,敌营房灯火灭了,机枪“哒哒哒”朝我们打过来。原来是连主力在另一方向第一次触雷。后来知道,触雷的是二排战士杨成埃。他一条腿炸断,别人要救他,他说:别来,我背下还压着一颗雷!大家看着他两手抠进地里,血哗哗地流,直到死,他没哼一声。他是贵州德江人。战后我去过他家,他父亲也只一条腿,另一条腿是抗美援朝失去的。母亲卧病在床,家里很苦。老父亲说:为国牺牲,光荣!什么要求没提。

  敌人打了一阵枪后,有一队十来人向我们巡逻过来,提着马灯,打着手电,边走边打了几个点射。我命令就地隐蔽,没有命令不许开枪!大家都在一条水沟里,尽量把头朝沟边水里拱,水冷,加上高度紧张,一个个牙床都打“晃晃”。

  幸好敌人走到离我们十几公尺处,无所发现,返回去了。我们又接着向前摸进。

  摸着摸着,眼前突然一亮,旋即听到敌人发出一阵欢叫,我才看清,我们已摸到敌人窗前。当时我的心都“拧”了,以为敌人发现了我们才亮灯欢叫。过了一会,我高兴了,原来敌人在打闹,在跳舞。

  我叫大家往后退了几步,又调整了一下各班位置,等主力一到位,我们就猛烈开火。

  等了几分钟,主力方向又是轰隆一声,他们又触雷了。我们面前敌营房灯火骤地熄灭,各种枪都响了,还有吹哨声、喊喝声、跑步声,我想,敌人全部就位了,连主力到不了,这一百多敌人只有我们一个排对付了,能行么?

  我的脑子嗡嗡响,腿也软了,尽管一再告诫自己:记住父亲的话——男子汉马革裹尸最光荣!却同时又禁不住想:我不该来,不该来……

  我是本可以不来打这一仗的,因为在步校我的成绩是全优,学校已确定我留校任教,是父亲坚决主张我来参战的。

  我的父母都是抗日战争初期的老兵,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都打成了叛徒、走资派,母亲被遣送回山西老家,我跟父亲去了干校,到十六岁,我一人跑回昆明,靠在火车站给人家推板车,换得几毛钱买点包谷,再到菜市拣烂菜叶为生。一年多后,父亲请假来昆明找着我,搂着瘦骨伶仃的我好一顿哭。哭够后说,××军某领导是他过去的老战友,叫我去找找试试。我就是这么当兵的。

  所以父亲这回对我说:部队解救了你,我们不能有难时找部队去了,当部队需要时我们溜到了一边,凭部队把你养成这一米八的大个,你也该去!

  这时,我母亲已从山西回来,哥哥姐姐都回到父母身边了,一家团圆,日子又像以前红红火火,我也有了个对象,正谈得热烈——我决定上前线后她就吹了。说实在的,我不想回部队,母亲也不断向父亲哭求:我们受的苦够多了,我再不指望别的,只要一家人在起。父亲说,就是为了党没让我们冤死屈死,我们也该献出个儿子来!

  好吧,我就献出来吧!我决定了,连主力不来我也带这个排打进去,能干掉它多少算多少!

  敌人猛打了一阵,又出来一个巡逻队,用电筒到处照,乱打一气。我一看明白了,敌人被惊动了,但注意力在响地雷方向,并未察觉我们已经到它侧后的这个排,我再次命令:第一枪只能由我打响!

  敌人来到了横跨水沟的桥上,我们就卧在桥脚下,我很紧张,枪口是紧紧跟着敌人电筒光的,准备在这支巡逻队发现我们时立刻将它报销。但决不先打,因为枪响后再接近营房就不易了。

  我身边的新战士赵启新,长了一身脓疮,臭水一泡,他总是不停地扭动抠挠。我对他说:别动了!他再没动,敌人子弹打在他身边,他还是没动。二班长一直咳嗽,咳起来翻肠倒肚,我最担心是他。后来他告诉我,他把一整条手巾——每人都在右臂上绑一条白毛巾,全塞进了嘴里,让它紧紧地抵进了喉咙。

  敌人在桥上停了停,说了什么,返回去了,我紧张的心一下松活了。

  为了胜利更有保证,我决定到各班再部署一下,返回来再过小桥时,由于天黑,敌人也从另一面摸上了小桥,我们未发现,敌人也未发现我们,我身后的通讯员朱顺国的钢盔被敌人的刺刀碰得“当”的一声,我转过身,小朱的枪就响了,有几个人忙向回跑,一个人倒在桥面上。我伸过头去看,只觉得一股股温温的粘粘的东西喷在脸上。后来得知,倒下来的是敌人公安屯大队长。

  桥上枪一响,我们全排就开了火,跃上水沟坎,直冲敌营房。

  敌人乱成了一窝蜂,纷纷向营房后山阵地跑,我早料到他这一着,派三班直插营房后面。一排排手榴弹扔过去,82炮、火箭筒也一齐开火,冲进营房的战士也打倒了一大片,接着把整个营房点着了,火光冲天,照着我们向后山冲击的路。三班副龙世江端着轻机枪冲在最前面,连续打下十一个地堡,还抓了个中士班长。战后,龙世江被授予英雄称号。全排立一等功,获“夜老虎排”称号,我个人也立一等功。

  当晚,我向团长报告:“敌×××团一个加强排和一个公安屯大队被我全歼。”团长问:“你们伤亡多少?”我说:“我无一伤亡!”

  1979年我们团第一战就受阻,敌人在国境河对岸凭险固守,在友邻部队迅速向前发展时,我们在这里“卡壳”了。团决定提前使用预备队,把我八连拉上去了。

  八连是1978年军区恢复大比武时团的尖子连,十二面锦旗我们夺了七面,我是连长,战前考核全团第一名。无疑,团里是把我们当铁拳头的,原准备到最关键时刻才拿上去,所以才当了个预备队。

  接受任务是正午,光天化日,而且是立即行动,两个小时拿下对岸高地,不得有误!

  对岸敌高地高射机枪封锁着河面和河那面的二百米开阔地。橡皮舟不能用,我们连分散开,潜水渡河。敌火力虽猛,但只打伤我一个同志。

  过了河就通过开阔地的铁丝网、竹签等障碍,爆破器材都打湿了,用不上,我带头跃过铁丝网,在团营炮火掩护下往前冲。

  我们连素质好,速度快,那种气势真是猛虎也挡不住。我们先冲上高地,半山腰的部队也没搞清我们从哪突然冒出来的,还以为是敌人,无后座力炮瞄准了我,正要发射,参谋李时忠在望远镜里看清了是我,大喊:别打,是八连长!晚一秒,我飞了!

  从我们渡河到拿下敌高地,共用67分钟,阵地上敌尸41具。我方炮火刚停,我们冲上了堑壕,躲炮的敌人还刚冒出头,正在拍打尘土哩。

  我连亡2人,伤9人。军参谋长的儿子李晋南牺牲。他是我连火箭筒班班长。据我所知,我们军师团各级领导干部都有儿子参加这次出征,他们大多是“文革”中为逃避下农村“走后门”入伍的,但打仗时,我没听说一个走后门回调的,战斗中牺牲的也不少。凭这点,我看老同志很了不起!

  开始受阻的是我团一连,他们和我们全团一样,多年来基本上没训练,只有我们连是全训,目的是参加大比武。林彪的“精神万能化”“第一枪打不着还可以打第二枪”那一套把部队害苦了!

  一连长很勇敢,自己打机枪,带头冲,但他缺乏军事常识,喊团里炮火支援,团里要他报坐标。他说:“我知道球的坐标,你往太阳这方打不就得了!”团里没法。通讯员提醒他:“连长,我们自己还有炮嘛!”他才想起来:“龟儿些有炮为啥不打呀?”其实是他没下命令。

  一连伤亡比较大。

  后来一位老将军狠狠批评了一连长一味喊冲。他说:牛打架都知道不硬顶,顶不过它要往后退一下嘛!老将军表扬了我们八连。我说:首长,不是别的连不行,是他们搞生产、搞营建,只我们八连专搞大比武。他们盖了房我们住,他们养的猪、种的菜给我们吃!……

  老将军说:是呀是呀,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带兵不练兵,就是害死人!

  攻下这高地后还有一段插曲,敌人步话机员死了,机子里还在问话,我连翻译老黄和敌人对讲起来,讲得对方哈哈笑。我问老黄,你讲什么了?他说:他问我在干啥,我就说我在看《西游记》,正看到孙悟空一个筋斗打十万八千里喃!

  越往里插越苦。主要是地形复杂,我们用的又不知是多少年前的地图。森林中是竹林,竹林中是刺林,刺林中是藤条茅草,能找到条野兽穿过的路也好呀,没有!不是一步步走,而是一步步挤、钻、爬、摸。有一回团里问:你们到了哪?我说:“鬼知道到了哪?”

  “赶快往××地方靠拢!”

  “××地方在哪?请打三发炮弹指示方向!”

  “打着你们怎么办?”

  “我们认了!”

  但我还是叫干部分散开,别一块完蛋。

  友邻连队在一条山沟遭伏击,我们八连去解了他的围,他们的伤员和烈士运不出去,我们只好在山头顶住打。四个昼夜连水都喝不上。五班长罗启开喝自己的尿,还鼓励大家:自己身上的东西,干净的,我们总不能渴死呀!

  刚从这山撤下,上级又命令我连在前,向××大桥前进,策应友邻军在对岸的大行动。走了两天,部队已筋疲力尽,停下来就睡着了。团里有命令:如不按时到达,军法从事!我只好把战士们一个个拽起来,这个醒了那个又睡了。我对大家说:看着你们我真不忍心,也想干脆躺下,睡够。可是不行呀,友邻部队的大行动不能叫我们误了呀!战士们递给我一根棍:连长,我们再不醒,你就打呀,使劲地打!我说,我又不是军阀,你们自觉点就行了。战士们说,我们自“觉”不了,只有你打才能“觉”。

  又走了一天多,我们到了目的地,我开始吐血。

  又过了一天,友邻军过来一位副团长来看望我们,也感谢我们这次配合及时。我们连一个个都躺在地上,动不了啦。我摇摇晃晃给他敬了个礼:首长,我们没法欢迎你,因为肚子里没……东西!副团长奇怪:这儿有猪有牛,为什么不杀?这大桥近旁有个大村镇,确实什么都有,但我们一直记着“不动越南一草一木”的纪律,记住我们一连在老街杀了头猪,批准的岳副团长受记大过处分,一战士吃了老乡的香蕉,也受了处分。这位副团长听我这一说,笑了笑走了。一会他又带了人给我们扛了东西来,有猪,有牛,有大米……我说:我们不敢吃。他说:我们××军送你们的!

  这位副团长的话我至今记得:不能把国内战争纪律用到国外来,那不是争了面子舍了命,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吗?光荣传统是为了保证胜利,不应当成包袱背!

  这次作战和以后我担任老山主攻团长,我深深感到,我们身上始终被一种东西束缚着,使我们常常不能因时因地制订出克敌制胜的灵活战术……这种东西就是我们长期只信奉“口号”,而不是珍惜人,爱护关心人!

  这些年,有一个人在我心里高高立着,当我遇到难题或不顺心时想起他,看到别人为一点小利把脑袋削得溜尖往前拱时想起他。我们没有深谈过,他对我可能没什么印象,我当新闻干事好多年,唯独他这个人我想写没写出来,我也没采访过他。为什么?我怕再谈起这些事让他伤心。

  他就是我们师原来的副师长赵子雄。我看到过他亲自指挥部队攻夺敌人一个重要据点的情景,而这只部队的尖兵排长就是他的儿子赵吉昌。

  那是1979年自卫反击战刚开始时,我们的大部队在一夜之间全线突破成功,有的很快插到敌人纵深去了,唯独这个据点上的敌人凭借法国人当年修筑的工事顽固抵抗,不仅使我们师前进受阻,也使友邻部队继续向敌纵深攻击行动受到影响。

  那时我负责带骡马队前送后运,往来于各级指挥所与阵地之间,所以前面后面好多情况我都能看到听到。有一次我甚至听到一个电台上传来:我是军委曹参谋,邓副主席等军委领导同志都在这里,他们问你们的进展情况……。我们军张军长跑来汇报:……我们保证在××时前占领××!这个电台设在三棵大树下,周围岗哨林立。我能去,因为好多人都认识我这“打蓝球的高个子兵”。

  我当场听到赵副师长给下面下达命令,他声音很大,拳头擂在放电话机的炮弹箱上:“告诉他,告诉他——不拿下阵地别回来见我,别回来见我!……”说实在话,对这样的命令词我是不在意的,它老一套,还有点专横武断的味道。但当时我身边一位原也是我的球场好友的参谋直捅我的腰,又瞪大了眼向他呶嘴,告诉我:“老头这命令,是给他儿子赵吉昌下的!”

  赵吉昌我也认识,也知道他是一连优秀排长,但此前不知道他的老子是赵副师长。

  我在指挥所稍歇后又到前面送弹药。一路上可不是平安无事的。一次一发敌炮弹落在我的骡马群中,炸死三匹。还有一回敌炮弹削断我头顶一棵大树,树干差一点砸在我头上,所以我们每一步都提着心。但这次出指挥所出来后,我的心却不全在自己的安危上,而是想着赵吉昌,他能不能攻下阵地,能不能再回来见到他父亲。

  到了前面,我见到了一连副连长刘连光、排长赵吉昌带领的突击尖刀排又一次受挫返回,正在调整部队准备新的攻势。我对营长杨长发、连长李秀荣说:“不能老叫小赵冲呀,换一换嘛!”他们说:“‘小子’说了啦,要换他除非抬回他的尸体!”

  一连终于夺下了这个阵地,荣立一等功。

  但,赵吉昌再没有回来!

  老实说,我对赵子雄副师长的崇敬还不是当时就如现在这般扎实的。

  战后清明节,我到烈士陵园祭奠战友。见赵吉昌坟前的花圈上有一挽联。上联是“为民族尊严,死得其所!”下联是“待四化业成,再告英灵!”横联是“唯汝知我。”不用说,这是老父亲向儿子表达的全部心意。

  我读着挽联,视线模糊了,但赵副师长在我心中的形象却无比清晰高大起来。

  在营房里,我常见到他,远远注视他。他老了,老得很快,头花白,背弯曲,常常一声声咳嗽不止。但他在我的心中却永远是一个青春常在、正气如虹的革命军人!不,还不是我看到他祭奠儿子的挽联时的感受,而是后来,当我有了自己的儿子,儿子在地下摔个跟头,我的心疼得打颤时,我才彻底了解,赵副师长在下达那样的命令时,需要一颗何等高贵而坚强的心!

  (我还需要再找他采访什么呢?我怎忍心再打扰他?难道还有必要请他说说:“您当时和现在是怎样的想法么?”多余!

  赵副师长是老八路,解放战争曾被授予“战争英雄”称号。)

  1979年出国第一仗,我们团打发隆,全歼守敌一个团。那仗很成功,也很惨烈。

  我当时是一营长,负责攻占发隆背后的南山,断敌退路。南山有法国人早年修的坚固工事,一个地下工事足有两个蓝球场大,工事内又是石头房子,很难打。

  2月17日下午,我营发起第一次攻击时,敌一发炮弹落在我一个炮位上,新战士张顺忠四处负伤,一头栽倒,当即被送下了阵地。

  第二天早晨,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我下山给炮连部署新的任务,顺便去看了看张顺忠。他已经不行了。我喊他,用我的水壶给他喂水,他认出了我,立时把我的手抓住,声音很小很小:“营长,营长……”他喘得很厉害,每一声喊都象用了全身的力,胸部发出呼隆隆的响声。我微微托起他的头,对他说:“你说,你说吧,我我听着的哩。”

  我以为他有什么事托付我,说不出来心里很着急。却听他清清楚楚问道:“营长,××高地拿下了吗?”

  ××高地就是他们连负责攻击的敌主阵地。

  我说:“拿下了,拿下了!”

  其实,那时××高地并没有拿下。

  他抓住我的手摇了两下,望着我微笑,嘴张合着,看得出他想喊两声好,但没能喊出来。

  他在我怀里闭上了眼,一直是那个微笑的模样。

  他这模样刻在我心里了。我一直很怀念他,到死也不会忘记。

  他有父母,当兵还不到四个月。照理,此时此刻他最想念最记挂的应是他父母,他才十七岁多一点,还是个刚离开母亲怀抱的孩子呢。可是他没说他父母,没叫我给他父母捎去他的问候与思念,再给他们留下几句话来,他仅仅问了:××高地拿下来了没有?

  后来,部队从贵州桐梓接来了张顺忠的父母,我向他们行了脱帽礼,我说,我不但为有张顺忠这样的战友感到光荣与骄傲,也为养育这样一位英雄的父母感到光荣与骄傲!是的,张顺忠到部队才四个月,他的高尚品格与坚强意志应当主要归功于他的父母,归功于他的老师们,他临终时的微笑,闪耀的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与爱国主义的光辉。

  我们的民族传统,包括思想、文化、习俗,有落后的愚味的部分,但我们不能把什么都否定了,不能把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也当作糟粕,当作笑料。

  我看过一个相声,讽刺我们的战士牺牲前想到这个,想到那个。“因为他们是打不死的!”这是原词,听众们哄堂大笑,我却想哭,想把电视机砸了!

  我也懂,人家是在批判我们文艺创作上一直存在的教条主义,老一套的东西,也许还想给他们的节目增加点娱乐性,票房价值。这些我不反对,但我希望艺术家们从此不要在我们正在流血的战士们身上找笑料,拿他们的崇高理想当笑料!(这个骠悍的大胡子团长这时泪淋淋的,揩了还流。)

  我说这事不是因为张顺忠一个人,是为几十几百个他那样的英雄!有个战士李亚代,身中6弹还摧毁敌人3个火力点,军工把他硬抬上担架,已走了好一段,他又人担架上滚下来,朝着阵地爬去,直到再爬不到了。战后,我们全营集中向他的遗体告别。他依然躺在那里,身后拖一条七八米长的血路。这七八米血路,包含了多少内涵,留给了我们多少思索,难道能把它当笑话么?

  年年清明,我都要去烈士墓前,给李亚代、张顺忠和我团牺牲的战友献一束花,敬一杯酒,鞠一个躬。

  不管有多少说法——向这看,向那看,我永远向烈士看!

  初与越南交战,我们不少人有畏惧心理。怪我们自己把越南宣扬得太厉害了,它打过日本、法国、美国,各种书籍印发了不知多少!现在你怎么讲,越南人没什么了不起,消除不了你自己长期猛宣传的影响。

  出境十来天后,攻打××,我们团夜间打穿插,想从侧后迂回包抄敌人。前面敌情、地形不明,夜漆黑,一点影子都不见,又不许有任何光亮,沿途大山密林,谁也说不清前头会遇上什么事,只能碰到鸡蛋打鸡蛋,碰到石头砸石头,碰不过去就死打硬拼。

  前面是连队,后面是机关,我带政治处在最后。走着走着,走不动了。我们已连续十多天没拉伸睡过觉,战士们停下来倒头便睡,扯开了呼鼾。我也靠着一棵树坐下来。刚坐下,我听到了林子里有人说话,是越南人!我跳起来,推醒几个股长,说:叫大家不要睡,我到前面看看去。

  我刚走几步,碰到负责与前面部队联络的协理员。他带着哭声说:“主任,我们和前面部队脱了节,大概……大概是我们走偏了。”

  “你怎么知道?”

  “前面好象是敌人!”

  我又往前走了一段。果然,深林中有火光闪动,有铁器撞碰声,有听得更分明的越南人的喝斥声。

  联系到我刚才在队尾听到的另一方向同样的声音,我断定,我们已经走到敌人窝子里了!

  我的脑袋快炸了,很想给站在我面前又哭又抖的协理员两耳光,但我咬牙忍住了。

  “你最后看到前面部队有多久了?”

  “大、大、大约半、半个多小时!”

  我又想问,你为什么当时不停下来?可来不及了,我得赶快清查我的这股掉队人员有多少战斗力。

  可惜呀!掉队的有机要股、管理股、通讯连总机班、炊事班,加上我的政治处,六十余人,有十枝手枪,四枝冲锋枪,其他的都是背线拐的,抬通讯器材的,背行军锅的。

  敌人在我们四周密林中闪动的火光越来越频繁,说话的声音越来越清晰,甚至有哼歌的,叫喊的。

  我立刻想到:敌人要是发现我们这么个队伍进了他们的包围圈,四面猛扑过来,那后果可是不可想象了,光一个机要股,一个通讯班也会给我们全军,给这次战争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以至在国际上出洋相。

  我把股长以上召集到一起,说了几句话:我们已误入敌人窝子。现在我宣布成立临时党支部,我为书记,你们都是支委。我决定:一,干部把枪接过来,准备战斗;二;从原路退回,抢占制高点;三,设法与前面部队取得联系;四最重要的是确保不能有一个人当俘虏。

  我们往回撤了一截路,几乎是挨着敌人一个林中营地擦过来的。每个人都踮起脚,高抬轻放,避免发出任何声音。没有找到可以占领的高地,又只好停下来。我的心慌了,没有地图,辨不清部队去向,瞎闯,随时有可能碰到敌人,或触响一颗地雷,……正这时,一个方向响起零落的枪声。我判断,这种枪声不可能是敌人与我们大部队交火,而前方林中有敌人,后方是我们的来路,那么只剩下另一个方向了。我叫人用几件雨衣将我罩严,又打手电、又划火柴,在几个岔路上寻找足迹,终于找到了一行我们的胶鞋踩出的脚印。

  但我还是没有把握断言这个方向是对的。我又一次召集支委,叫他们负责把本股人员组成一个战斗小组,万一打响,只有拼到最后,机要、通讯人员要将身上文件准备好,到最后时刻彻底销毁,干部要最后留下几发子弹,随时执行战场纪律,最后留给自己。

  这一夜,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有的干部平时吹得凶,表态最坚决,可到了关键时刻就不像“讲用”时那么精明、清醒、有条理了。他又抖又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相反,有的干部平时不吭不哈,提意见时却是很刺人的,那晚上倒是很坚决。当然也不全是这样。到现在,我还时刻提醒自己:对干部可得细心全面考察,不能凭个人好恶。

  到天亮时,我们和前面部队会合,赶上了攻打××的战斗。

  1979年战后,北京一位老将军来到我们团,帮助总结作战经验。

  座谈会上,老将军聚精会神,不时地点头赞许,偶尔也闭目静思,摇头叹息。大家见他听得津津有味,变得也就更扎劲了。

  那一仗,我们团打的确实不错,全团二等功,三营为英雄营,英雄连、猛虎连、一等功连好几个,在整个西线的团队算是很突出的。

  战前抓俘虏,我们团首开纪录。出国作战一二十天,天天有捷报,仗仗有斩获,可以说没有吃过败仗,没有大的失误。回撤路上,敌人窜出一个团来,占领了一架高山企图堵截我们,结果被我们打得丢盔卸甲,歼灭它一大半。

  我那时在四连当连长。四连在团里不咋着,二等功。但也打了十来仗,伤亡与敌人比是一比十四,毙敌数也超过我连总人数好几倍。

  要说起我们战士的吃苦精神,我看在世界上算冠军。单说向集结地进发那晚上,我们连刚好走在一片光山上,突然下起了冰雹,十几分钟,地上落了几十公分厚的一层鸡蛋大的冰团团。尽管大家用背包、雨衣顶着头,还是一个个都轻重不同地被砸伤了,衣服都湿透了,风吹得呜呜的,但我们照样前进,一晚上走了几十里,按时到达目的地。

  我们团有个班长叫黄其武,出境渡河时丢了一只鞋,直到回国,他的脚上还是一只鞋,另一只脚上裹着敌人的一个防毒面具。这只脚整个地磨破了,和防毒面具粘连在一块,剥都剥不下来,可他一二十天里从没掉队半步,打仗很勇敢。可惜他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你说这种毅力别的地方找得着吗?

  还有个战士叫胡国昌,负伤了,昏过去了,战友们把他抬到半路上时,他醒过来第一个动作是掏口袋里的钥匙:请交给我们连长,这是连里生产工具室的,这是保管室的……战友说:现在你还管那些!他说:打完仗还得生产。

  我们团开进前还在搞生产。所以他一直记着搞生产!

  我们的战士太可爱,太伟大了!

  老将军听着我们的汇报,泪水一直在眼眶里转圈儿。他不插话。但我发现他记忆力特好。“唉——,你开始说×高地抓了三个活俘,现在怎么变4个了?”好几次他纠正别人的错误。

  “都说完了?”老将军环视全场,见没有人还要发言,便轻咳两声,清了清嗓门。我以为他可能要发表一篇感慨激昂的演说,把我们大大地表扬一番了。谁知,完全不是这码事。

  他面含愠怒,声调严厉地问:

  “×连长,我请教你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子弹要打死人呐?”

  会上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谁都摸不清老将军此问何由。

  被问的连长只好硬起头皮答:“知道!”

  “知道什么?是打得死还是打不死?”

  “打得死!”回答得更轻声。

  “高,高,高!”老将军的身子在靠椅上弹跳着,伸出大拇指,连叫了三声“高!”继而又说:“我今天受到了教育,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子弹是打得死人的!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连续七八次冲锋不回头呢?不好好研究一下打法呢?……”

  现在大家算摸到老将军的意思了——他批评的是×连一次不讲战术的连续进攻战。

  有个干部想为×连辩解,说了一些客观情况和战斗中干部战士英勇顽强的表现。

  老将军更不客气了,当着在场的汇报干部还有慰问团的同志批评辩护者:“你不姓×,姓王,叫王婆,是个卖瓜的!……”

  这个干部脸都白了。

  老将军又问另一个连长:“你在攻打××高地时,为什么不呼唤炮火,而要采取你的那个……叫什么射击!”

  这个连长很牛,他不愿意回答。

  一个干部怕把局面搞僵,代他回答:“叫压制射击……”

  老将军看了这个干部一眼:“谢谢你的指点,我问的是他!”

  看来老将军不想在“牛”连长面前让步,也不让别人插嘴。

  “牛”连长顶了上去:“首长,那是打仗,不是你想呼唤什么就来什么!”

  老将军“哦——”地一声,点点头:“那——是——打——仗!我有所不知啦!”然后提高嗓门大叫:“我打了50年的仗,50年的经验让我懂得了:人的因素、勇敢顽强,要在强大的火力支援下才能充分发挥,充分施展!……”

  “牛”连长不牛了,很诚恳地说:“首长,我错了!”

  老将军语重心长说:“不是为了批评你一人,更不是要否定你们的战功,是为了让在座的同志、我们军队新一代指挥员都记住:要爱护战士、珍惜战士的生命,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光是炫扬他们英勇顽强,而是要首先学会组织火力优势去大量杀伤敌人!懂不懂?!”

  在座的我们心悦诚服地答:“懂了!”

  老将军又把目光转向了我:“邓多典,你刚才说,你去带突击班?你是个连长还是个班长?”

  我站起来:“报告首长,我是连长!因为文化低,没学习过,不会打仗,一急眼,就跑班里去了……”

  老将军忍不住“嘿嘿”笑起来:“你滑头,滑头!会找客观原因,不过倒是个实情。”又问:“你既然发现敌人从××高地跑掉了,为什么不去狙击?”

  “报告首长,上级没有命令,我怕主动出击后自己的阵地出问题,怕打不好上级追究责任!”

  “不,我问的不是这……”

  “对,不是这,我怕的是当不成连长,怕落下一串罪名:擅离指定阵地,自作主张,组织纪律性……”

  “你这个邓多典,点子多,怕我批评,主动拣帽子戴。”大家又笑了,会上气活跃轻松起来。只老将军没笑,追问我:“你说说原因。”

  “原因?原因是我……思想右倾!”

  他摇摇头,很深沉地说:“原因不在你们身上,在我们这些搞理论研究的,制定条令和教案的人身上,这些年我们强调了服从命令,留给下面发挥主动灵活性的余地不多了。国家也好,军队也好,都叫一盘棋,棋手只有一个,下面都成了棋子,难免失去很多宝贵的战机。”老将军还讲了很多,我记得不准不全。但老将军面冷心热,语重情深,我是深有体会的,下来,许多同志都说,老头几句话就像在我们心里推开几扇窗户似的。

  后来我们部队打老山、者阴山,很强调重视火力的组织与发扬,每一仗都经过反复侦察、沙盘作业,相似地形演练,给各级规定了在情况变化时的处置权限,都是在总结了1979年那一仗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的进步。老将军走遍我们集团军许多团队,听说到处“泼冷水”,批评人,我看那冷水是及时雨,批评是开心锁,功不可灭!

  老将军不吃宴席,蹲在坝子里和战士一起吃饭,平时有说有笑,很风趣,有一次他跑到我跟前:报告连长,我要看看你们的厨房、厕所,可以吗?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太深了!

  老将军是谁!我军著名战将,前军事学院院长宋时轮同志。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