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奔流（2000-2005） 第十九章 千禧年
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每个中国人都感触良多。
100年前，“天朝上国”神话破灭。50年战乱，生灵涂炭、民生凋敝，脆弱的国家备受摧残。50年休养生息，朝气蓬勃的改革使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到这年，人均GDP迈入850美元大关，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邓小平21年前的夙愿成真。
但担心也变成现实。2000年，深圳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四川为510美元，而贵州只有280美元。生活其中的老百姓强烈地体会到差距：当京城时髦男女朝圣般地赶到剧院看《切格瓦拉》时，贵州省许多山村甚至还没有通电。
新年钟声敲响，千年虫随着计算机逐渐普及，与之有关的技术问题层出不穷，千年虫无疑是最令人忧虑的一例。千年虫，又叫做“2000年病毒”、“千年病毒”，是指在某些使用了计算机程序的智能系统中，由于其中的年份只使用两位十进制数来表示，因此当系统进行跨世纪的日期处理运算时，就会出现错误的结果，进而引发各种各样的系统功能紊乱甚至崩溃。并未如期而至。几十年前的预言没有即刻发作，虚惊一场，人们开启香槟酒庆贺新年，觥筹交错间，阴影烟消云散。
商业再次恢复繁荣，一个新词汇“CEO”出现在企业家视野里。舆论争论此词汇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却并不妨碍企业家们对它的钟情。
新浪网登陆美国纳斯达克。紧随其后的是网易，尽管发行当天跌破发行价。而搜狐不甘落后，互联网泡沫崩溃前夕，三只中国门户网齐聚纳斯达克。
“入世”谈判进展顺利，经济走出低谷，歌舞升平，美好前程氤氲上升，人们展开想象，期待新世纪是如何与众不同。
2000年大年初五，民工专列开进上海。这是第一趟载满民工的列车，并以此命名。它始发自安徽西部阜阳。车厢里满满当当，各种声音扰扰，气味难闻。外面地冻天寒，车厢里有人中暑。即便这样，能挤上开往大都市的列车去奔赴前程，这些小地方的农民们还是庆幸。有人受不了拥挤，爬上行李架，乘务员声嘶力竭地高喊，赶紧下来，不想活了？躺在上面的人不为所动：就是想活得更好，才来的。从此后，“民工流”愈演愈烈，呈现参差复杂的走势，成为中国社会一种奇特现象。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三位来自不同阶层的温州人结伴，冒着漫天大雪，要去履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此行三人的身份颇具代表意义：叶正猛，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政府办公室主任。
任雁鸣，温州第一强镇——柳市镇镇长。该镇1999年财政收入2.7亿元，超过内地有些地市，故有“柳市是个市”之说，任镇长因此被戏称为“任市长”。
高天乐，天正集团公司董事长。5万元起家，10年后，资产数亿。三人同行，目的各不相同：叶正猛打算招揽人才，任雁鸣前去投资，高天乐“想再伸一条腿”，完成战略扩张。
东人西行，首站西安。同时，有三位“西人”来到温州。街道上人来人往，并无人高声说话，张登社印象深刻。作为西北某棉纺厂厂长，前后走过不少城市，但如此“温和”的城市性格还是第一次碰到。走在大街，竟然看不到中国城市“街头巷尾经常爆发的口舌之争”，这让他充满困惑。
出租车司机的话让他茅塞顿开：温州人忙，只想赶着多赚钱，哪有时间吵嘴。有时两辆汽车发生刮擦，理亏的一方留下一张名片，说声“修好了找我来报销吧”，双方各自散去。找交警处理要花时间，“还有事，等不起”。
甘肃人王立泰也是第一次来温州。在老家，他见过家财万贯的温州大老板，也见到过风雨无阻在街头钉鞋的温州小老板，直到身临温州，才体会到这个城市的精髓。看着身边匆匆而过的行人，他感觉整个城市就是“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不停地创造着价值”。
三人中，翟松天是唯一一位学者。身为青海省社科院副院长，他对温州人的“能吃苦”、“会赚钱”早有所闻，此次是为亲自感受见证。
这样的机会无处不在。
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有鞋童热情地招呼翟松天擦皮鞋，一双两元。他邀请王、张二位同擦，三人排好顺序，准备依次擦鞋。那个鞋童一挥手，招来两个鞋童，一人一位，5分钟擦完，6块钱到手。付完钱，翟松天慨叹：“都说温州人‘脑袋富’，赚钱办法多，市场意识好，我看协作精神也不错。缺乏资源的温州能很快富起来，除了政策、机制方面的原因，这也是一个关键因素。西部很多地方资源是很丰富的，如果脑袋能富起来，观念新起来，致富的办法一定就会多起来。”
回到宾馆，三人意犹未尽，接着总结考察心得：温州并非十全十美，高科技人才不足、产业水平尚需提高、市容市貌有待改善。但瑕不掩瑜，温州经济的核心是“人”，敢闯市场的温州人，才是经济发展的独特优势。
言谈中，三人达成共识：西部大开发不应简单照搬东部“模式”，而是应该从中学习发展过程中树立的观念、形成的思路和培育的精神。
三人在温州街头流连忘返时，温州西南山区的小城泰顺“火”了起来。泰顺地处温州西南山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但旅游资源丰富。
泰顺的“火”和老板安万红有关。
早年，安万红靠个体起家，致富后寻找振兴家乡经济的途径。偶然得知内蒙古有闲置的直升机，他敏锐地捕捉到其中商机：泰顺交通落后，大好风光只得藏匿深山，如果购买直升机用来搞旅游经济，有可能会火暴。
安万红四处打探消息，得知国家对私人购买直升机并无限制。另一方面，内蒙古的4架直升机是俄罗斯乌兰乌德飞机制造厂生产的米8t，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客货两用直升机，适合山区飞行。他多方奔走，用3400万元买下这4架直升机。
有人买飞机，更多人倒买倒卖房地产。杭州城西某房地产项目开盘，苍南一生意人花200多万元买下5个商铺，随即转手净赚300万元。这样的财富神话刺激着温州人进入资本市场。《温州晚报》广告部主任董文远见证了这段辉煌。那时候，晚报广告版被各种房产广告占据，广告部到手的价格“9.2折就算是不错的价格”。后来，晚报专门成立了以房地产为主要投资工具的投资俱乐部，拥有庞大会员。其中多是女性，“丈夫经营实业、妻子炒房”，全国各地考察投资，“太太炒房团”由此而来。
精明、暴富、狡猾、可恶……炒房团横扫大江南北。他们出手阔绰，飞扬跋扈地赚回大把钞票，还能全线撤退，安身事外。进退之间，财富暴涨。
这年，温州炒煤团斩获颇多。
平阳人李东来山西多年，从挖煤人到煤老板，身份巨大转变，不过数年时间。2000年，中国采矿权市场实质上已经形成。李东联合同乡承包村集体煤矿，拿到几十口煤井。煤价暴涨10倍，李东等“煤老板”几乎一夜暴富。
炒煤有利可图，温州“游资”闻风而至，成为被人羡慕或痛恨的煤老板。
随着更多人的介入，煤矿市场逐渐演变成一场“击鼓传花式的疯狂游戏”，不断陷入疯狂。一座煤矿的价格从300万元，被炒到500万元，而后一路飙升，上涨几千万元、上亿元甚至数亿元。温州人仍乐此不疲，买进卖出，“总以为能找到下家”。多年后，国家宏观调控之手翻云覆雨，来不及全身而退者成为最后的牺牲品。
群氓的疯狂，少有人在喧嚣中保持着一份清醒。
多数人置身于未来的美好想象中时，吴志泽做出令人颇感意外的决定：分家。这一年的“报喜鸟”集团已是一个庞然大物，实力雄厚、前途无量。“分家”岂不自毁前途？
实际上，吴志泽为企业前途忧思多日。
强强联合战略奠定了报喜鸟最初的“飞黄腾达”。天长日久有时尽，当大家期待上新台阶，却不乏失望地发现所向披靡的战略模式已是强弩之末，不仅动力衰竭，且弊端乍现。
创业初，市场竞争较弱，企业强力切入，靠强打硬拼及管理者个人魅力，显示生猛霸道之气，余威所及，皆尽慨然，企业完成从低位到高端的初级蜕变。但草莽终究日暮途穷，市场格局已定，竞争加剧，此种战略路径却不能提供动力，企业徘徊原位。报喜鸟旗下分公司四处开花，但企业辗转挪移，发展举步维艰，每一次细小的进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吴志泽苦思冥想：之前的联合“把大家简单地绑在一起”，企业的发展需要跳出原有的商业模式，寻求新的突破。他找到的突破口就是“分家”：自己坐守总部，指挥大局；吴真生担任报喜鸟服饰股份公司总经理，管理集团本部；吴文忠担任报喜鸟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主管西服皮具系列；陈章银担任报喜鸟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主管国内外西服贸易；叶庆来担任上海报喜鸟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主管“宝鸟”高档职业西服与贴牌西服。
严格来讲，这不能算是一次真正意义的分家：股权结构没有改变，五大股东的股份还在集团。改变的只是五大股东在子公司的股份，“谁主持公司，谁的股权将上升。”实际上分家只是报喜鸟按照“动态股权制”，重新划分权力、责任和利益的一次调整。集团还制定严格的奖罚制度：每个子公司必须保证20%以上的年增长率，成绩突出的管理者，其股权比例将得到进一步扩大。3年之内，子公司资产增长率未达到年均20%的增长目标，总经理就地免职，永远不得从事经营管理工作，其在所经营子公司的自然股扣减一半，总股权随之减少。
制度出台，一部分人抱持谨慎的乐观：未来走向何处，报喜鸟能否重整旗鼓、走出困局？当下，一切都没有答案。
2000年2月，瑞士小镇达沃斯持续沸腾，瑞雪中迎来大批政商名流。33个国家领导人，1020位一流公司高级执行官在为期6天的时间里，“为21世纪初叶确定基调、氛围和重点”。
人类正在结为一体，共同为困扰自身的世界难题群策群力。而彼时，中国并不是论坛的关键词，只是在静静地参与，成为达沃斯的主角则还需要等上8年。然而，遥远的温州，南存辉和钟普明在均瑶宾馆会面。一位政界精英，一位商界领袖，两人促膝长谈，也在为各自的未来确定方向。
南存辉劝钟普明：“下海是时候了！”对方犹疑不决。南存辉接着说：“经济发展很快，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跟不上，如果干部按能力、大家选的话，你不至于还做经委副主任……”钟普明轻微战栗了一下，显然，此话击中要害。最终，他决定先把自己解放，毅然下海。
当然，愿意解放自己的人还有很多。
在北京漂泊一年，无人赏识，吕燕的“模特梦”支离破碎。中国审美传统判断，这个原本“含胸驼背”，“下河上树”无一不通的乡下女孩，实在不具备模特资质。她被中国时尚界视作“奇丑”，独特的外形令她在本土屡屡碰壁。
或许她应该向上一辈那样，上学、工作、成家，平平淡淡过完一生。但无奇不有的千禧年赋予了她改变命运的机会——被法国大都会经纪公司看中，邀其前往巴黎深造。经过外国公司包装，原本“不符合中国审美”的女孩，却完全“迎合了国际潮流”，她“朴实憨厚又充满冷漠犀利之美”，成为世界公认的“东方之美”。
前后境遇截然相反，折射出独特的变局：中国社会发展到能够容得下怪异，经得起颠覆的阶段。吕燕的走红，恰如时代潮流中的一个缩影，映衬出未来的无限可能。
这几乎可以被称为一个标志事件，自此之后，LV登陆中国，GUCCI摩拳擦掌，人们一边忙着挣钱，一边对服装、发饰指指点点。
风气无比开放，艾滋病仍然是人人谈之色变的禁区，且形势相当严峻。连续几年，中国患者增长率一直在高速盘桓，到2000年，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人数突破60万大关。
开春，中国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关于艾滋病的广告片。每天傍晚6点半，中央电视台第6频道会定期播出一个长达30秒的公益广告。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如下画面：一所工地的空房中，穿戴整齐的少年说，“我过去一直是有责任感的。如果没有那黑暗的一夜，我的生活会很好”。在黑暗的一夜，头发染成金黄色、戴着墨镜的小伙子脸色青绿，旁边的注射器空空如也。一个青春的声音充满悔意地说，“我因为好奇和无知而毁了一切”。接下来，“艾滋病”3个红字迎面扑来、令人窒息。尽管“问题在中国很敏感”，拍摄时过程一波三折，甚至因为演员的不情愿差点流产，但毕竟开始受到正视。
这就是时代分水岭。站在其面前，人们不自觉地分排而站，有人犹豫徘徊，更多人怀着美好愿景在理想之路上奔驰，未来虽变幻莫测，但尚有当下可以把握。
时间可以磨损容颜，也能消磨斗志，但它能让真相大白。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值得孜孜以求。时间孕育出答案，什么样的当下，都会倒映出一个同样的未来。
商海大潮此起彼伏，个人命运亦随之跌宕，沉浮间兴衰荣辱交替轮换，在大河奔流的背景下，映衬出进退有度的纷繁世态。
清冷潮湿的空气中，小贩们的叫卖声绵长回转。潘明虎来到鼓楼前一家小吃摊，照旧叫了一份生煎包和一杯豆浆。简单的早餐后，他走到另外一条街上，在一个临街的铺子前停下，掀开门板，走了进去。逼仄的空间，杂乱地摆放着一些计算机配件，鼠标、键盘以及游戏软件和碟片，不时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人进来打看一番，转身离去。
这个专售学生电脑的小店和他的主人一样，清冷惨淡。而整整20年前，政策春风吹到温州，一路遍地花开，潘明虎心潮澎湃，花费60元钱，申请注册这家店铺，做起个体户，早期生意经营日用杂货。
温州工商局的注册资料中，潘明虎作为“最早一批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被记录备份。悠悠岁月，小小的门脸成为他及全家人生活的来源。20年后，商铺周围高楼遍起，商场林立，潘明虎亦不复当年之勇。每天，他坐在柜台后，看着街上人来人往，经受着这个城市时刻发生的财富神话和跌下神坛的幻灭。他依然每天安然享受早餐，殊不知：门外人来人往，可城市每年有1000多位和他一样的人在失去营业执照。这意味一部分人从富者回归贫穷。
荣华富贵转头空，是商业社会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然而，对于40多岁的陈志远来说，剧变着实残酷。辛苦拼搏半生的财富顷刻烟消云散。
陈志远本是温州一富商，1999年生意亏损，血本无归。对于一个享受过富贵的男人来说，转变之剧烈，犹如冰火两重天。他消沉了一段时间，但最终没有一蹶不振，借了笔路费，孜然一身到迪拜闯荡。
迪拜谋生的温州人已经不少，多是打工赚辛苦钱。陈志远初来乍到，白天在餐馆打零工，晚上去酒吧煮咖啡，下班后住仓库，睡地板。沙漠地区长年日照强烈，栖息仓库，每天像蒸桑拿，个中滋味自是不言而喻。忍受过无数不眠之夜，他渐渐攒下积蓄。迪拜还是个商业处女地，中国小商品很走俏。陈志远利用手头资金摆起6平方米的地摊，买卖廉价小商品。
梳理温州民营经济发展，事后风光无限的企业多是起于毫末之间。起步时，一穷二白，只能局限于有限的领域。摆地摊成本小、变现快、风险低，成为温州创业者首选。靠卑微摆摊吆喝，他们挣到人生第一桶金，手头宽裕，便谋求大生意。这时候，他们多放弃地摊，转而进军更高层次的销售，专卖店代理、连锁经营、大宗批发。
2000年，小小的地摊远不能满足陈志远生意的诉求。他流连街头，寻找机会。
他走到木沙拉大街。荒芜宽阔的街道，行人寥寥，阳光明媚耀眼，水银泻地般在街道上四处流窜，增添一份萧瑟。他脚步匆匆，边走边左顾右盼。街头的一座商城门可罗雀。他决定进去看看。进门后才发现这根本不能算作商城：空空荡荡，总共两家商铺，生意萧条。
不过，陈志远灵光乍现。当时，在阿联酋经商的中国人成千上万，多是分散经营，如果把商城改造成“中国商品城”，把中国商户聚集起来，岂不是一举两得。他找到管理部门，不费精力就租下这座不景气的商城。
租期10年，花光所有积蓄，陈志远成败在此一举，破釜沉舟。他四处跑动，大肆宣传，与温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合作，组织温州人到商城经营开店。数月，商品城开张。上百家商户进驻。可不久，问题随之而来：商品品种单一，商铺间为争夺客户，陷入杀价的恶性竞争。许多商户惨败搬离，即使残存的也元气大伤，交不起租金或者根本不交，拖欠直接走人。
陈志远始料未及，既然上路，无法回头，只能背水一战。商城一派死气，危急关头，他石破天惊，四处贴“安民告示”，承诺经营户：所欠租金一律免交。商铺们为诚意所感，回归市场。陈志远联合经营户，制定规章制度，帮助树立品牌。商品城起死回生。
生意兴隆，陈志远踌躇满志，吞下木沙拉大街上的另外两座商城，取名“志远鞋城”与“中国轻工城”。他也成为迪拜的名人，经营理念被当地人视为金科玉律。木沙拉大街华丽转身，从荒芜的大街变成迪拜繁华的商贸中心。
2000年5月，温州春风激荡。街道上繁华依旧，人们如往常一样经营生活，日子波澜不惊。
这种平静很快被一个名气不大的公司打破。该月最后几天，喜欢上网的人们忽然发现，新浪、搜狐、网易等几大门户网站首页不约而同地出现一条爆炸性新闻：温州一家民营公司向美国总统克林顿发送电子邮件，表示愿以20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聘请”他在卸任后担任该公司“形象大使”。
信中写道：
法派服饰有限公司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家名叫“法派”的公司顺理成章地登上数千家媒体的头版，不乏《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朝日新闻》。借助克林顿名人效应，以及媒体疯狂报道带来的眼球效应，这家此前多少有些默默无闻的服装公司名声大振。
几个月前，“法派”董事长彭星赴欧洲考察。期间，无意中听到信息：美国总统克林顿卸任后可能从事影视业。他下意识地察觉到其中有文章可做。当年“伟哥”上市，克林顿曾半开玩笑地说自己要给“辉瑞”做广告，彭星对此记忆犹新。他想，“为什么不能花钱请克林顿”为公司代言？公司国际化路线，挑选品牌代言人举足轻重，如果能聘请到卸任美国总统担任公司形象大使，引发的效应该是如何轰动。
“没有默默无闻的好企业”，彭星决定“该吆喝的时候就吆喝”。回到温州，他着手实施计划。结果大感意外：“这么多媒体报道这件事”，就是“拿5000万元到中央台做广告，也没有这样的效应”。法派公司在中央电视台每年投入广告费不下千万，也“根本没有这样的效果”。
单凭一封电子邮件制造出如此声势，深谙商道的彭星做了一笔很划算的生意。
而这时有人认为此事纯粹是自我炒作。面对质疑，彭星辟谣说：“从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是很真诚的态度。如果我们真是炒作，当初该搞个新闻发布会之类的。可其实我们只是在当地媒体采访我们时，谈到了我们想请克林顿做形象代言人的打算。”
与法派的“真诚”相比，白宫方面不做任何表示，更加深了“自我炒作”嫌疑。猜疑与辩解声中，事情逐渐被媒体和公众淡忘，但远没有真正结束。
一年后的2001年，余波又起。法派意外收到克林顿妻子希拉里的电子邮件，前美国第一夫人明确表示，卸任的克林顿愿意认真考虑“法派”的邀请，期待与法派方面进一步洽谈。
这封信件再次吊起媒体和公众的胃口，人们拭目以待。不久，克林顿与彭星在北京会面。事件的两个当事人第一次握手，共进午餐，显示出亲密神态。会谈结束，克林顿欣然接受彭星馈赠法派西服、衬衫、皮鞋、领带系列产品。
从此之后，双方接触频繁，可都无实质性合作。虽然没有接受“形象代言人”的请求，但克林顿对这个极富创新精神的温州人充满好感。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更多的温州商人一劳永逸，走上他们人生与事业的快车道。
2000年这一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次讲话被发展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问题成堆，不改革没有出路，突破口放在了严治腐败。声势凌厉的反腐随即到来。中央电视台“极少曝光负面新闻的栏目”《新闻30分》，罕见地斥责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这位副省级官员被执行死刑，罪名贪污腐败。当时，另外一位部级高官成克杰正在接受中纪委调查，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走私案也进入尾声。
或许，胡长清的一番感慨能说明一些问题。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看着玻璃窗上透亮的世界，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够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
制度缺失的年代，胡长清参与倒卖钢材、柏油，用权力出版推销台历、挂历，利用关系为银行揽储得回扣，参与企业入股分红，和那些上蹿下跳者沆瀣一气，和那些试图越界者同流合污。小钱养大的胃口，最终把他们吞噬。
11月，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首批案件一审14人被判处死刑，另有1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大批腐败分子倒下，行贿受贿的老板们也张皇失措，一个官员的背后总能牵连出一系列从事不法勾当的商人。
权力和财富的勾结让人动容，也让人心有余悸，而反省变得必不可少。
作家张平深谙世人心思，小说《抉择》的出版把反省思潮推向高潮。稍后改编的反腐电影《生死抉择》则将之推向极致。影院中总会爆发出惩恶扬善的快意掌声，将反腐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
大环境下，一个细节颇有意思，温州市“关于老板财富来源”的调查问卷，57％认为其财富是靠才能挣来，37％认为是苦干出来，只有5人怀疑老板财富“发得不明不白”。这也许是百里挑一的好消息。无论如何，温州人走完了20世纪，在21世纪的开头也基本上给日后多年的发展定下了调子。
有人说，将来中国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必定在温州。不过，下一个千年的温州商业会沿着什么逻辑与脉络薪火相传？今天那些初创而成的商业王国中，何种类型的企业可以经得起百年间社会变迁、结构调整、板块重组后依然占据主流？
站在千禧年来看，各种反思绝非心血来潮，但其中的分量，则需要细细品味。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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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担心也变成现实。2000年，深圳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四川为510美元，而贵州只有280美元。生活其中的老百姓强烈地体会到差距：当京城时髦男女朝圣般地赶到剧院看《切格瓦拉》时，贵州省许多山村甚至还没有通电。
新年钟声敲响，千年虫随着计算机逐渐普及，与之有关的技术问题层出不穷，千年虫无疑是最令人忧虑的一例。千年虫，又叫做“2000年病毒”、“千年病毒”，是指在某些使用了计算机程序的智能系统中，由于其中的年份只使用两位十进制数来表示，因此当系统进行跨世纪的日期处理运算时，就会出现错误的结果，进而引发各种各样的系统功能紊乱甚至崩溃。并未如期而至。几十年前的预言没有即刻发作，虚惊一场，人们开启香槟酒庆贺新年，觥筹交错间，阴影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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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大年初五，民工专列开进上海。这是第一趟载满民工的列车，并以此命名。它始发自安徽西部阜阳。车厢里满满当当，各种声音扰扰，气味难闻。外面地冻天寒，车厢里有人中暑。即便这样，能挤上开往大都市的列车去奔赴前程，这些小地方的农民们还是庆幸。有人受不了拥挤，爬上行李架，乘务员声嘶力竭地高喊，赶紧下来，不想活了？躺在上面的人不为所动：就是想活得更好，才来的。从此后，“民工流”愈演愈烈，呈现参差复杂的走势，成为中国社会一种奇特现象。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三位来自不同阶层的温州人结伴，冒着漫天大雪，要去履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此行三人的身份颇具代表意义：叶正猛，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政府办公室主任。
任雁鸣，温州第一强镇——柳市镇镇长。该镇1999年财政收入2.7亿元，超过内地有些地市，故有“柳市是个市”之说，任镇长因此被戏称为“任市长”。
高天乐，天正集团公司董事长。5万元起家，10年后，资产数亿。三人同行，目的各不相同：叶正猛打算招揽人才，任雁鸣前去投资，高天乐“想再伸一条腿”，完成战略扩张。
东人西行，首站西安。同时，有三位“西人”来到温州。街道上人来人往，并无人高声说话，张登社印象深刻。作为西北某棉纺厂厂长，前后走过不少城市，但如此“温和”的城市性格还是第一次碰到。走在大街，竟然看不到中国城市“街头巷尾经常爆发的口舌之争”，这让他充满困惑。
出租车司机的话让他茅塞顿开：温州人忙，只想赶着多赚钱，哪有时间吵嘴。有时两辆汽车发生刮擦，理亏的一方留下一张名片，说声“修好了找我来报销吧”，双方各自散去。找交警处理要花时间，“还有事，等不起”。
甘肃人王立泰也是第一次来温州。在老家，他见过家财万贯的温州大老板，也见到过风雨无阻在街头钉鞋的温州小老板，直到身临温州，才体会到这个城市的精髓。看着身边匆匆而过的行人，他感觉整个城市就是“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不停地创造着价值”。
三人中，翟松天是唯一一位学者。身为青海省社科院副院长，他对温州人的“能吃苦”、“会赚钱”早有所闻，此次是为亲自感受见证。
这样的机会无处不在。
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有鞋童热情地招呼翟松天擦皮鞋，一双两元。他邀请王、张二位同擦，三人排好顺序，准备依次擦鞋。那个鞋童一挥手，招来两个鞋童，一人一位，5分钟擦完，6块钱到手。付完钱，翟松天慨叹：“都说温州人‘脑袋富’，赚钱办法多，市场意识好，我看协作精神也不错。缺乏资源的温州能很快富起来，除了政策、机制方面的原因，这也是一个关键因素。西部很多地方资源是很丰富的，如果脑袋能富起来，观念新起来，致富的办法一定就会多起来。”
回到宾馆，三人意犹未尽，接着总结考察心得：温州并非十全十美，高科技人才不足、产业水平尚需提高、市容市貌有待改善。但瑕不掩瑜，温州经济的核心是“人”，敢闯市场的温州人，才是经济发展的独特优势。
言谈中，三人达成共识：西部大开发不应简单照搬东部“模式”，而是应该从中学习发展过程中树立的观念、形成的思路和培育的精神。
三人在温州街头流连忘返时，温州西南山区的小城泰顺“火”了起来。泰顺地处温州西南山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但旅游资源丰富。
泰顺的“火”和老板安万红有关。
早年，安万红靠个体起家，致富后寻找振兴家乡经济的途径。偶然得知内蒙古有闲置的直升机，他敏锐地捕捉到其中商机：泰顺交通落后，大好风光只得藏匿深山，如果购买直升机用来搞旅游经济，有可能会火暴。
安万红四处打探消息，得知国家对私人购买直升机并无限制。另一方面，内蒙古的4架直升机是俄罗斯乌兰乌德飞机制造厂生产的米8t，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客货两用直升机，适合山区飞行。他多方奔走，用3400万元买下这4架直升机。
有人买飞机，更多人倒买倒卖房地产。杭州城西某房地产项目开盘，苍南一生意人花200多万元买下5个商铺，随即转手净赚300万元。这样的财富神话刺激着温州人进入资本市场。《温州晚报》广告部主任董文远见证了这段辉煌。那时候，晚报广告版被各种房产广告占据，广告部到手的价格“9.2折就算是不错的价格”。后来，晚报专门成立了以房地产为主要投资工具的投资俱乐部，拥有庞大会员。其中多是女性，“丈夫经营实业、妻子炒房”，全国各地考察投资，“太太炒房团”由此而来。
精明、暴富、狡猾、可恶……炒房团横扫大江南北。他们出手阔绰，飞扬跋扈地赚回大把钞票，还能全线撤退，安身事外。进退之间，财富暴涨。
这年，温州炒煤团斩获颇多。
平阳人李东来山西多年，从挖煤人到煤老板，身份巨大转变，不过数年时间。2000年，中国采矿权市场实质上已经形成。李东联合同乡承包村集体煤矿，拿到几十口煤井。煤价暴涨10倍，李东等“煤老板”几乎一夜暴富。
炒煤有利可图，温州“游资”闻风而至，成为被人羡慕或痛恨的煤老板。
随着更多人的介入，煤矿市场逐渐演变成一场“击鼓传花式的疯狂游戏”，不断陷入疯狂。一座煤矿的价格从300万元，被炒到500万元，而后一路飙升，上涨几千万元、上亿元甚至数亿元。温州人仍乐此不疲，买进卖出，“总以为能找到下家”。多年后，国家宏观调控之手翻云覆雨，来不及全身而退者成为最后的牺牲品。
群氓的疯狂，少有人在喧嚣中保持着一份清醒。
多数人置身于未来的美好想象中时，吴志泽做出令人颇感意外的决定：分家。这一年的“报喜鸟”集团已是一个庞然大物，实力雄厚、前途无量。“分家”岂不自毁前途？
实际上，吴志泽为企业前途忧思多日。
强强联合战略奠定了报喜鸟最初的“飞黄腾达”。天长日久有时尽，当大家期待上新台阶，却不乏失望地发现所向披靡的战略模式已是强弩之末，不仅动力衰竭，且弊端乍现。
创业初，市场竞争较弱，企业强力切入，靠强打硬拼及管理者个人魅力，显示生猛霸道之气，余威所及，皆尽慨然，企业完成从低位到高端的初级蜕变。但草莽终究日暮途穷，市场格局已定，竞争加剧，此种战略路径却不能提供动力，企业徘徊原位。报喜鸟旗下分公司四处开花，但企业辗转挪移，发展举步维艰，每一次细小的进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吴志泽苦思冥想：之前的联合“把大家简单地绑在一起”，企业的发展需要跳出原有的商业模式，寻求新的突破。他找到的突破口就是“分家”：自己坐守总部，指挥大局；吴真生担任报喜鸟服饰股份公司总经理，管理集团本部；吴文忠担任报喜鸟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主管西服皮具系列；陈章银担任报喜鸟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主管国内外西服贸易；叶庆来担任上海报喜鸟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主管“宝鸟”高档职业西服与贴牌西服。
严格来讲，这不能算是一次真正意义的分家：股权结构没有改变，五大股东的股份还在集团。改变的只是五大股东在子公司的股份，“谁主持公司，谁的股权将上升。”实际上分家只是报喜鸟按照“动态股权制”，重新划分权力、责任和利益的一次调整。集团还制定严格的奖罚制度：每个子公司必须保证20%以上的年增长率，成绩突出的管理者，其股权比例将得到进一步扩大。3年之内，子公司资产增长率未达到年均20%的增长目标，总经理就地免职，永远不得从事经营管理工作，其在所经营子公司的自然股扣减一半，总股权随之减少。
制度出台，一部分人抱持谨慎的乐观：未来走向何处，报喜鸟能否重整旗鼓、走出困局？当下，一切都没有答案。
2000年2月，瑞士小镇达沃斯持续沸腾，瑞雪中迎来大批政商名流。33个国家领导人，1020位一流公司高级执行官在为期6天的时间里，“为21世纪初叶确定基调、氛围和重点”。
人类正在结为一体，共同为困扰自身的世界难题群策群力。而彼时，中国并不是论坛的关键词，只是在静静地参与，成为达沃斯的主角则还需要等上8年。然而，遥远的温州，南存辉和钟普明在均瑶宾馆会面。一位政界精英，一位商界领袖，两人促膝长谈，也在为各自的未来确定方向。
南存辉劝钟普明：“下海是时候了！”对方犹疑不决。南存辉接着说：“经济发展很快，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跟不上，如果干部按能力、大家选的话，你不至于还做经委副主任……”钟普明轻微战栗了一下，显然，此话击中要害。最终，他决定先把自己解放，毅然下海。
当然，愿意解放自己的人还有很多。
在北京漂泊一年，无人赏识，吕燕的“模特梦”支离破碎。中国审美传统判断，这个原本“含胸驼背”，“下河上树”无一不通的乡下女孩，实在不具备模特资质。她被中国时尚界视作“奇丑”，独特的外形令她在本土屡屡碰壁。
或许她应该向上一辈那样，上学、工作、成家，平平淡淡过完一生。但无奇不有的千禧年赋予了她改变命运的机会——被法国大都会经纪公司看中，邀其前往巴黎深造。经过外国公司包装，原本“不符合中国审美”的女孩，却完全“迎合了国际潮流”，她“朴实憨厚又充满冷漠犀利之美”，成为世界公认的“东方之美”。
前后境遇截然相反，折射出独特的变局：中国社会发展到能够容得下怪异，经得起颠覆的阶段。吕燕的走红，恰如时代潮流中的一个缩影，映衬出未来的无限可能。
这几乎可以被称为一个标志事件，自此之后，LV登陆中国，GUCCI摩拳擦掌，人们一边忙着挣钱，一边对服装、发饰指指点点。
风气无比开放，艾滋病仍然是人人谈之色变的禁区，且形势相当严峻。连续几年，中国患者增长率一直在高速盘桓，到2000年，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人数突破60万大关。
开春，中国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关于艾滋病的广告片。每天傍晚6点半，中央电视台第6频道会定期播出一个长达30秒的公益广告。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如下画面：一所工地的空房中，穿戴整齐的少年说，“我过去一直是有责任感的。如果没有那黑暗的一夜，我的生活会很好”。在黑暗的一夜，头发染成金黄色、戴着墨镜的小伙子脸色青绿，旁边的注射器空空如也。一个青春的声音充满悔意地说，“我因为好奇和无知而毁了一切”。接下来，“艾滋病”3个红字迎面扑来、令人窒息。尽管“问题在中国很敏感”，拍摄时过程一波三折，甚至因为演员的不情愿差点流产，但毕竟开始受到正视。
这就是时代分水岭。站在其面前，人们不自觉地分排而站，有人犹豫徘徊，更多人怀着美好愿景在理想之路上奔驰，未来虽变幻莫测，但尚有当下可以把握。
时间可以磨损容颜，也能消磨斗志，但它能让真相大白。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值得孜孜以求。时间孕育出答案，什么样的当下，都会倒映出一个同样的未来。
商海大潮此起彼伏，个人命运亦随之跌宕，沉浮间兴衰荣辱交替轮换，在大河奔流的背景下，映衬出进退有度的纷繁世态。
清冷潮湿的空气中，小贩们的叫卖声绵长回转。潘明虎来到鼓楼前一家小吃摊，照旧叫了一份生煎包和一杯豆浆。简单的早餐后，他走到另外一条街上，在一个临街的铺子前停下，掀开门板，走了进去。逼仄的空间，杂乱地摆放着一些计算机配件，鼠标、键盘以及游戏软件和碟片，不时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人进来打看一番，转身离去。
这个专售学生电脑的小店和他的主人一样，清冷惨淡。而整整20年前，政策春风吹到温州，一路遍地花开，潘明虎心潮澎湃，花费60元钱，申请注册这家店铺，做起个体户，早期生意经营日用杂货。
温州工商局的注册资料中，潘明虎作为“最早一批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被记录备份。悠悠岁月，小小的门脸成为他及全家人生活的来源。20年后，商铺周围高楼遍起，商场林立，潘明虎亦不复当年之勇。每天，他坐在柜台后，看着街上人来人往，经受着这个城市时刻发生的财富神话和跌下神坛的幻灭。他依然每天安然享受早餐，殊不知：门外人来人往，可城市每年有1000多位和他一样的人在失去营业执照。这意味一部分人从富者回归贫穷。
荣华富贵转头空，是商业社会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然而，对于40多岁的陈志远来说，剧变着实残酷。辛苦拼搏半生的财富顷刻烟消云散。
陈志远本是温州一富商，1999年生意亏损，血本无归。对于一个享受过富贵的男人来说，转变之剧烈，犹如冰火两重天。他消沉了一段时间，但最终没有一蹶不振，借了笔路费，孜然一身到迪拜闯荡。
迪拜谋生的温州人已经不少，多是打工赚辛苦钱。陈志远初来乍到，白天在餐馆打零工，晚上去酒吧煮咖啡，下班后住仓库，睡地板。沙漠地区长年日照强烈，栖息仓库，每天像蒸桑拿，个中滋味自是不言而喻。忍受过无数不眠之夜，他渐渐攒下积蓄。迪拜还是个商业处女地，中国小商品很走俏。陈志远利用手头资金摆起6平方米的地摊，买卖廉价小商品。
梳理温州民营经济发展，事后风光无限的企业多是起于毫末之间。起步时，一穷二白，只能局限于有限的领域。摆地摊成本小、变现快、风险低，成为温州创业者首选。靠卑微摆摊吆喝，他们挣到人生第一桶金，手头宽裕，便谋求大生意。这时候，他们多放弃地摊，转而进军更高层次的销售，专卖店代理、连锁经营、大宗批发。
2000年，小小的地摊远不能满足陈志远生意的诉求。他流连街头，寻找机会。
他走到木沙拉大街。荒芜宽阔的街道，行人寥寥，阳光明媚耀眼，水银泻地般在街道上四处流窜，增添一份萧瑟。他脚步匆匆，边走边左顾右盼。街头的一座商城门可罗雀。他决定进去看看。进门后才发现这根本不能算作商城：空空荡荡，总共两家商铺，生意萧条。
不过，陈志远灵光乍现。当时，在阿联酋经商的中国人成千上万，多是分散经营，如果把商城改造成“中国商品城”，把中国商户聚集起来，岂不是一举两得。他找到管理部门，不费精力就租下这座不景气的商城。
租期10年，花光所有积蓄，陈志远成败在此一举，破釜沉舟。他四处跑动，大肆宣传，与温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合作，组织温州人到商城经营开店。数月，商品城开张。上百家商户进驻。可不久，问题随之而来：商品品种单一，商铺间为争夺客户，陷入杀价的恶性竞争。许多商户惨败搬离，即使残存的也元气大伤，交不起租金或者根本不交，拖欠直接走人。
陈志远始料未及，既然上路，无法回头，只能背水一战。商城一派死气，危急关头，他石破天惊，四处贴“安民告示”，承诺经营户：所欠租金一律免交。商铺们为诚意所感，回归市场。陈志远联合经营户，制定规章制度，帮助树立品牌。商品城起死回生。
生意兴隆，陈志远踌躇满志，吞下木沙拉大街上的另外两座商城，取名“志远鞋城”与“中国轻工城”。他也成为迪拜的名人，经营理念被当地人视为金科玉律。木沙拉大街华丽转身，从荒芜的大街变成迪拜繁华的商贸中心。
2000年5月，温州春风激荡。街道上繁华依旧，人们如往常一样经营生活，日子波澜不惊。
这种平静很快被一个名气不大的公司打破。该月最后几天，喜欢上网的人们忽然发现，新浪、搜狐、网易等几大门户网站首页不约而同地出现一条爆炸性新闻：温州一家民营公司向美国总统克林顿发送电子邮件，表示愿以20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聘请”他在卸任后担任该公司“形象大使”。
信中写道：
法派服饰有限公司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家名叫“法派”的公司顺理成章地登上数千家媒体的头版，不乏《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朝日新闻》。借助克林顿名人效应，以及媒体疯狂报道带来的眼球效应，这家此前多少有些默默无闻的服装公司名声大振。
几个月前，“法派”董事长彭星赴欧洲考察。期间，无意中听到信息：美国总统克林顿卸任后可能从事影视业。他下意识地察觉到其中有文章可做。当年“伟哥”上市，克林顿曾半开玩笑地说自己要给“辉瑞”做广告，彭星对此记忆犹新。他想，“为什么不能花钱请克林顿”为公司代言？公司国际化路线，挑选品牌代言人举足轻重，如果能聘请到卸任美国总统担任公司形象大使，引发的效应该是如何轰动。
“没有默默无闻的好企业”，彭星决定“该吆喝的时候就吆喝”。回到温州，他着手实施计划。结果大感意外：“这么多媒体报道这件事”，就是“拿5000万元到中央台做广告，也没有这样的效应”。法派公司在中央电视台每年投入广告费不下千万，也“根本没有这样的效果”。
单凭一封电子邮件制造出如此声势，深谙商道的彭星做了一笔很划算的生意。
而这时有人认为此事纯粹是自我炒作。面对质疑，彭星辟谣说：“从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是很真诚的态度。如果我们真是炒作，当初该搞个新闻发布会之类的。可其实我们只是在当地媒体采访我们时，谈到了我们想请克林顿做形象代言人的打算。”
与法派的“真诚”相比，白宫方面不做任何表示，更加深了“自我炒作”嫌疑。猜疑与辩解声中，事情逐渐被媒体和公众淡忘，但远没有真正结束。
一年后的2001年，余波又起。法派意外收到克林顿妻子希拉里的电子邮件，前美国第一夫人明确表示，卸任的克林顿愿意认真考虑“法派”的邀请，期待与法派方面进一步洽谈。
这封信件再次吊起媒体和公众的胃口，人们拭目以待。不久，克林顿与彭星在北京会面。事件的两个当事人第一次握手，共进午餐，显示出亲密神态。会谈结束，克林顿欣然接受彭星馈赠法派西服、衬衫、皮鞋、领带系列产品。
从此之后，双方接触频繁，可都无实质性合作。虽然没有接受“形象代言人”的请求，但克林顿对这个极富创新精神的温州人充满好感。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更多的温州商人一劳永逸，走上他们人生与事业的快车道。
2000年这一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次讲话被发展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问题成堆，不改革没有出路，突破口放在了严治腐败。声势凌厉的反腐随即到来。中央电视台“极少曝光负面新闻的栏目”《新闻30分》，罕见地斥责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这位副省级官员被执行死刑，罪名贪污腐败。当时，另外一位部级高官成克杰正在接受中纪委调查，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走私案也进入尾声。
或许，胡长清的一番感慨能说明一些问题。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看着玻璃窗上透亮的世界，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够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
制度缺失的年代，胡长清参与倒卖钢材、柏油，用权力出版推销台历、挂历，利用关系为银行揽储得回扣，参与企业入股分红，和那些上蹿下跳者沆瀣一气，和那些试图越界者同流合污。小钱养大的胃口，最终把他们吞噬。
11月，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首批案件一审14人被判处死刑，另有1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大批腐败分子倒下，行贿受贿的老板们也张皇失措，一个官员的背后总能牵连出一系列从事不法勾当的商人。
权力和财富的勾结让人动容，也让人心有余悸，而反省变得必不可少。
作家张平深谙世人心思，小说《抉择》的出版把反省思潮推向高潮。稍后改编的反腐电影《生死抉择》则将之推向极致。影院中总会爆发出惩恶扬善的快意掌声，将反腐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
大环境下，一个细节颇有意思，温州市“关于老板财富来源”的调查问卷，57％认为其财富是靠才能挣来，37％认为是苦干出来，只有5人怀疑老板财富“发得不明不白”。这也许是百里挑一的好消息。无论如何，温州人走完了20世纪，在21世纪的开头也基本上给日后多年的发展定下了调子。
有人说，将来中国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必定在温州。不过，下一个千年的温州商业会沿着什么逻辑与脉络薪火相传？今天那些初创而成的商业王国中，何种类型的企业可以经得起百年间社会变迁、结构调整、板块重组后依然占据主流？
站在千禧年来看，各种反思绝非心血来潮，但其中的分量，则需要细细品味。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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