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陌生人(2006-2010) 第二十三章 盛宴
过去的几年,全世界的观察家们不约而同地啧啧称奇于中国经济的雷霆万钧。尽管,我们知道,一件事过热或过冷,都不是什么好兆头。
2006年前后,几乎看不到任何论调暗示或明示“中国经济即将崩塌”,而此种论调曾经屡见不鲜,虽然无一应验。不经意,外国人转换了态度,开始赞美中国。市面上出了一批颂扬中国变革的图书,且非常畅销:詹姆斯·金奇的《中国震撼世界》进入全美畅销书排行榜,一举获得这年英国《金融时报》年度最佳图书奖;法国资深记者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撰写的《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也迅速热销欧洲……
据《参考消息》上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天新建房屋面积占到全球总量的一半左右。重庆10天的建筑成果,相当于15个纽约曼哈顿的克莱斯勒大厦。
美国著名红杉资本合伙人莫瑞茨飞到中国,寻求投资项目。这位因投资雅虎、Google而号称伯乐的人对中国垂涎欲滴。据说,之前的红杉资本投资半径“不超出硅谷40英里”。现在莫瑞茨却主动来到中国。
接着,中国工商银行股票在上海和香港同时上市,IPO募得资金高达191亿美元,刷新全球IPO的纪录。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在港交所大厅激动地对记者说:“我非常非常的满意,今天的上市非常非常的成功。”两年后,中国股市无度狂升,工商银行的市场资本总额变成了一个令人无法相信的数字——2540亿美元,超越美国花旗银行,独占世界银行鳌头。
中国的经济与企业是如此磅礴大气,许许多多“第一”加诸其身。然而,有人不无悲观地发现,大多数在国际上抛头露面的中国企业均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则暗自神伤。
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行业重组盛宴中,民营企业无奈作为看客。“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上,国有资本比例达到了惊人的98.4%,排行榜中的70余家私营企业,资产合在一起竟然不到工商银行的1/10。很明显,进入全球化时代,世界上最赚钱的行业无外乎汽车、食品、电子电器、建材、贸易、银行、制药等竞争性行业;只是在中国,最赚钱的公司是电信、钢铁、石油、石化、电力等垄断行业。
私营企业,在多数民众眼里,还是属于野路子。当然,有意思的是,出现在国内富豪榜上的名字,民营经济的带头人又占据多数。
这种奇妙的对比,对于参与其中的温州企业,仿佛在隐喻着什么。
当然,更多的普通人都在为各自的生计奔忙。氤氲上升的奔流中,这就是2006年。
新年来临前的几天,温州持续着一贯的低温阴冷,天空中不时会有零星的雪花,落地后旋即不见,人们期盼着一场痛痛快快的大雪,浸润干渴已久的大地。
毕竟,新旧交替之际,一场瑞雪会让人们精神抖擞。
元旦,《人民日报》评论员以惯常的语气为新一年呐喊助威。
由于2006年是“十一五”时期第一年,社论以《伟大的开局之年》为题,强调“这将是一个深化改革之年、科学发展之年、促进和谐之年”,也将是“一个希望之年、奋斗之年、前进之年”,还是“站在新起点、肩负新使命的开局之年”。
在一个无比重要的年份,“一个坚持改革开放的大国理当对世界有新贡献”。文章提出四个“着力”:着力加快改革开放,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社论发表当天,温州市民王毅诚创办的“温州市温信电脑租赁公司”开张营业。整个公司只有他一个人,王毅减既当老板,也做员工,名副其实的“一人公司”。
记者们翻看历史记录,发现这个“一人公司”是全国首家,于是大声惊呼:温州人又开创了一项“中国第一”。联想到几十年前的全国第一张营业执照、第一家股份合作企业,还有第一条股份制铁路,一贯苛刻的评论员也放低姿态,认为“创新的温州在继续发展”。
不久,国家实施农村电影改革发展“2131”工程,作为试点,温州吸收民营资本,组建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再次让人眼前一亮。
中国热继续流行。在美国,人们关心的东西有四件:小布什、伊拉克、橄榄球和中国。
所有的商店不可避免地出售中国产品,介绍中国的书籍和文章受到欢迎;学术风气浓郁的伯克利校园,有关中国的讲座海报是学生们关注的焦点。校方开设中文课,肤色各异的外国学生在课堂内操着不太熟练的汉语,乐此不疲。有人会磕磕绊绊地问“毛泽东和江青是怎么认识的?”等稀奇古怪的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说: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正在改变世界格局。社会学家躲在厚厚的眼镜片后面,语气严肃:美国将被中国取代。学生们没这么高深,他们想的问题无非是就业和挣钱,中国已是他们职业生涯规划中的一部分,或许要不了多久,他们便可以亲身体验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一部名为《中国制造》的纪录片在美国极为盛行。摄影师的镜头记录了中国东南部某些“血汗工厂”的震撼场景:昏暗的厂房里,年轻的打工女夜以继日地生产那些“俗气的珠子”,一串又一串。她们恪守本分,却不明白“谁会买这些难看的东西”。
全球经济一体化最终使打工女们成为产业链条上的一环。记者把一组美国男女狂欢的照片展示给她们看,疯狂的人们脖子上带着颜色鲜亮的珠子,正是她们的产品。只不过,原本不值钱的一串珠子,到了美国居然卖到100美元,足够令一个熟练工操劳两月。尽管这样,锋芒毕露的“中国制造”仍旧遭受指责。为争夺市场冲得头破血流的温州小商品自然是重点打压的对象。
日本《朝日新闻》强调,“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是参与还是抑制,如何采取对策,是日本中长期最重要战略判断的课题”。不久后的2006年3月末,中国的外汇存底达到8751亿美元,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一,旋即引发各国恐慌,中国产品面临封杀围堵。
2006年4月,温州鞋再次遭遇欧盟的反倾销。
多家鞋商转战俄罗斯市场,旋即引起俄罗斯不满,俄方单方面调高进口税,温州轻工业品受到巨大波及。大批温州鞋在叶卡杰琳堡被查封,温州商人损失惨重。
2006年5月,温州眼镜企业在米兰眼镜展上拿下4000万美元订单,引起一片恐慌。仅隔1天,4家中国打火机企业就在美国遭遇调查,其中包括两家温州企业。
接着,温州企业在巴西接受反倾销调查……
春天,温州老板携带上百亿元资本,组团进京。据说,他们这次不是为“炒房”,而是要“大规模投资”,“开发国有企业”。靠“种树”出名的余常丰是团中代表。
几年前,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说:“种树永远正确,不会因企业破产而给国家造成损失,老百姓也不会骂。对一些投资没把握、看不准的项目上的资金,不如放到发展林业上去。”
此话传到温州,感觉“做生意难,风险大”的余常丰决定种树。他跑到湖北,承包一片商业林,种了数万棵意大利杨树,收获不菲。
而在湖北,20多个温州老板成立“湖北浙商投资公司”,组建“湖北浙商集团”,从高科技机械加工方面寻求突破。
但最令人拍手叫绝的是陈道荣,一个靠推销柳市电器起家的乐清农民,盯上了新能源领域。他在新疆投入巨资,开发风能。即使投资前景被大部分人否定,陈道荣依然我行我素。在他的身上,温州老板的精悍与韧性展露无疑。
1979年,陈道荣出道,23岁的他怀揣200块钱,跟着朋友去陕西宝鸡推销柳市小家电。此后7年,他经常往返于陇海线上,就连列车乘务员也对他印象深刻。最艰难的一次,为了去一个铜矿推销电器,陈道荣徒步行走10多个小时,差点葬身在风雪交加的唐古拉山口。
1986年,陈道荣拉来4位亲友,每人出资8000元,在一家破祠堂创办了“华仪开关厂”。两年时间,“挣了一些钱”的创业伙伴见好就收,留下陈道荣一人坚守,他却意外地大赚一笔,从此事业平步青云。
陈道荣往北,24岁的史志文则向南,到广州找工作。
没有技术特长,几天下来,史志文不仅没有找到饭碗,反而屡屡受挫备受打击。失望之余,史志文回寄居的同学处百无聊赖看报纸,无意间竟从一张旧报纸上发现了命运的拐点。
在一份前一年的报纸上,史志文看到一条标题为“中国女裤看郑州”的财经新闻。
陈旧的“新闻”让史志文心生波澜,2亿多条裤子,每条需要纽扣、拉链、吊牌,算下来是笔庞大需求。他立即动身,赶往郑州调研。经过几天的走访,他发现当地服装企业的辅料提供者以东莞和温州商人居多。由于地理阻隔以及沟通不畅等原因,供求信息经过重重传播后往往走样,以至于服装辅料厂家生产的产品与服装企业的要求存在较大差别。即便如此,服装厂商仍对辅料需求渴望,以致来者不拒。
史志文抓住了机会。一个炎热的午后,他到郑州街头复印店打印了许多名片,上面印着辅料公司名称和看起来冠冕堂皇的职务,虽然一切都是虚拟的。当他身穿白衬衫,手提着皮包,走过烈日暴晒的街道,去往曲梁镇的时候,看起来简直就是地道的个体户。史志文一家家地叩响大门,恭敬谦虚地递上自己的名片。令他喜出望外的是,他没有被一家服装企业拒之门外。等他诉说完来意,大多数企业表示出明显的合作意向,唯一的条件是:质量好、价格低。他既兴奋又忐忑,在平复下情绪后,他才跑去工商局注册了盛世传美服装辅料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后,史志文没有急于去谈客户、拉业务,反而窝在办公室里分析行业形势。与多数下游产业类似,服装辅料行业还是块未经深入耕耘的市场,以至于没有培育出任何叫得出名来的品牌,所有的竞争者都是低端生存。后来者的史志文不甘如此平庸。他想走品牌化路线,于是利用各种机会传播“盛世传美、辅料航母”的理念,在大大小小的媒体上宣传“品牌辅料成就品牌服装”的口号,把郑州服装市场搞得人心躁动。人人开始知道有个温州年轻人打起辅料品牌化的主意,尽管没人能看出这么操作的未来在哪里。
转眼间到了10月份。这是服装行业的旺季,可是只做品牌、不拉单的史志文尚未收到一张订单。他重新进行定位与思考,找准突破口,推出“一站式采购”服务,把各种服装辅料汇集起来,供客户挑选。服装企业无需东奔西走,即可找到所需服装辅料,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加上之前苦心打造的声名,大批客户终于闻风而至。
初涉辅料行业的史志文毕竟不知道江湖深浅。短暂风光后,就是一场危机。
服装辅料行业存在潜规则:欠款、拖款。许多服装企业客大欺店,对于大额订单,不会一次性付清货款,而是尽量拖欠货款。订单越多,形势对史志文反而越不利。资金本来就紧张,客户提货不全额付款,使得财务捉襟见肘。
多方求助,在专业人士的建议下,史志文采取“宁可不接单,也不能欠款,必须一次付清”的策略,以保证基本利益。然而,更大的危机不期而至。作为中间商,盛世传美在采购的同时,过分看重辅料种类,有所忽略价格。随着业务深入,上游供货方单方面提高出货价格,导致盛世传美的出货价格水涨船高,客户流失。
史志文亲自跑到温州专门生产服装辅料的小镇,选择几家规模较小、质量有保证的辅料厂家。他提出的优惠是,保证其一年的销售额,作为交换条件,对方必须保证最低供货价。史志文所选厂家本身规模较小,无议价能力,面对自动找上门来的生意,虽然条件苛刻,但还是有钱赚,大都爽快达成协议。由此,史志文顺利解决了两个棘手难题,公司现金流日益充足。他继续推行品牌化战略,客户不请自来。
2006年7月,台风“桑美”在东南沿海肆虐。
台风掠过温州苍南,460人被夺去生命,6万幢房屋倒塌,损失高达238亿元,刷新中国历史上风灾损失之最。
遭受台风波及的还有福建漳州。不过,这时候的漳州被一则更大的新闻包围。令其名声大噪的是一则原本被“不以为然”的“政策优惠”。
当地政府规定:“纳税超过300万元民营企业大户的子女中考加20分”。一个学习不好的王全,因前一年其父纳税1000多万元,进入了当地最好的中学就读。他的同桌,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只能进入三流学校。
教育公平论甚嚣尘上。在媒体的追问下,官员多用促进经济发展之类的官话搪塞。推搡之间,很多人猛然发现,社会风气已然发生大变。
另一个作为佐证的事情发生在温州。这年,温州市公开招录449个公务员,引来近3万人网上报名,最热门的岗位引来400人角逐,其中不乏民营企业主子女。
看起来,温州老板们的观念正在发生转变。他们“不希望儿女再从商”,“最希望他们考公务员”,还有很多老板“愿意将女儿嫁给公务员”,甚至有人“不惜花钱为儿女谋求一个稳定的职位”。对此,温州学者马津龙的解释是,温州老板开始谋求“政治地位”。
有意思的是,海南富豪孟克非因举报贪官,反遭冤枉入狱4年。出狱后,“因为害怕黑”,睡觉时会把房间里的灯悉数打开,否则“就睡不着”。
每天都有假象被戳穿、权威被解构、庄严被嘲弄。人的境遇就在不可预知的跌宕中起起伏伏。就如清贫了半辈子的历史学教授易中天,哪里知道一档名叫《百家讲坛》的电视节目会让他一炮走红,并迅速发家致富。
人们因此知道,知识能够带来财富,学者可以成为明星。即使,那些吹毛求疵的批评者对此指指点点,但并不妨碍市民阶层的价值判断,也无力阻止学术造星的潮流。
名利面前,在书斋沉寂已久的学者们蠢蠢欲动。文化与经济,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发生着种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文人周荣凭此契机从一帮温州商人中脱颖而出。他创办的“路之遥”和1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合作。因与温州政府提出的招商引资政策不谋而合,周荣成为政府特意推广的典型,众多场合被反复提及。
作为商人,周荣与不识丁卯的老板不同,身上多了一份儒雅与坚持。他曾落魄潦倒,以致众叛亲离;韬光养晦两年,东山再起。这或许和他的家庭出身有关。
周家祖籍乐清白象,世代读书,家风醇厚。祖父是当地名气响亮的文人,擅国学,通星相,治家严谨。周荣少时即能诗善文,被乡亲们视作“才子”。祖父对其下过如是论断:学好,必为一代宗师;做好,可成一方豪杰。与“一代宗师”相比,周荣更乐于做“一方豪杰”。16岁,他弃笔从商,跟随亲戚做电子器件生意。
1986年,拿着父亲资助的300块钱,周荣办起乐清兰光无线电厂。其实,这只是一家不成熟的作坊:面积不到40平方米,7名工人,年产值不到万元。几年折腾下来,小厂不但没有发展壮大,反而由于周荣缺乏社会经验,被恶意拖欠货款,亏损严重,最终歇业。周荣欠下一屁股债。
为还债,他想过卖肾,直到被多家医院拒绝,才善罢甘休。此后两年,周荣置身书斋,研读书籍。1993年,下海经商蔚然成风。周荣二次创业。中秋夜,他写下《发奋诗》求自勉:“世事茫茫难预防,是非成败休究往。志士岂能等老死,英雄怎可失意亡。”
复出后,周荣销售机场成套设备,赚了些钱再次进入老本行。生意时好时坏,直到1996年,才偿还完债务。他开始由贸易向实业转型,目光放在苏州。后者聚集了众多世界500强企业。周荣找到三星,要求供货。对方对周荣提供的样品不满意,拒绝合作。但周荣并未死心,多次上门寻求合作,年关时仍然费尽周折递交样品。他不断追加投资,改进设备、原料与技术,期间多个股东感到前途渺茫而中途退出。周荣背负巨大压力,最艰难的时候,他在办公室里挂起“惟勤惟算”四个大字。
形势终于好转,研制的电子元件通过三星审核。三星在全球市场份额空前扩张,路之遥发展迅速。再往后,路之遥成功打入西门子、松下等知名企业的全球采购网。到2006年,经济形势呈现出“过剩”苗头,其他企业急迫寻找新出路时,路之遥已经打入高端领域,年产值接近50亿元。与20年前的小厂相比,断然不可同日而语。期间,温州企业新生无数,死亡无数,历经同样风雨,却少有一路坎坷、不断壮大者。
秋末冬初,几场冷雨过后,北京街头骤然冷清了许多。
风雨中,树叶四处飘零,原本茂盛的法国梧桐变得稀稀落落,看上去满目萧索。寒冷绝非千篇一律的基调,长安街西侧那幢白色电视大楼中,热闹盛大的评选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活动的官方称谓叫“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有人把它叫做“中国经济界的奥斯卡”。但这只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主办的一场严肃性节目,通过评选经济领域的杰出人物,回顾该年度的重大经济事件。活动的前面挂有“CCTV”,以便借助国家媒体力量,吸引最大范围的关注。
节目给人权威感的是衣冠楚楚的经济大佬,与主持人口中宏大的解说词。除了当观众,唯一能和普罗大众产生关系的是“评选”,普通人只要会上网,都可通过网络为支持的经济人物投票。由此,中国社会那些身价最高的人和数量最多的平民,两个差距甚大的阶层间发生了互动。从富人的身上,部分不愿泯然者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在风起云涌的时代,人们急切地寻找榜样,并试图从参照对象身上获得某种启示。
每年11月份,评选会进入至关重要的第二轮淘汰环节。2006年,按照“责任、创新、影响力、推动力”的标准,23人从众多提名者中显露出来。他们每人都在陈述“这一年中有标志性的事件和突出的作为”。其中唯一的温州人是王伟胜,入围理由是:新浙商代表,不是炒地炒房,而是瞄准媒体,迈向海外。
王伟胜最显赫的身份是阿联酋温州商会会长。但这并不是一个能引起广泛关注的角色,充其量只是一个民间组织的领导者而已。更长时间内,王伟胜的人生角色是一名商人,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温州商人的集体烙印:长时间默默无闻,不经意间作出惊人之举。
回顾王伟胜人生前半程,和一般温州人并无二致:辗转经营着各种商品的进出口,无大富,但足以衣食无忧。在迪拜经商10多年,他令人刮目相看的事件是创办中文网站。而2006年年初对阿联酋国有电视台的收购,使他真正走进公众视野。
收购中,王伟胜与合伙人完成对阿拉迪尔卫视的100%控股。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不惜动用“中国收购海外卫视第一人”的字眼把他的形象放大。
有人不失时机地评价,这是温州企业家创新精神的表现,也是品牌意识的觉醒。这样说有拔高的嫌疑。对于此种行为,究竟是好是坏,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不过,为数众多的国内企业依托王伟胜的电视台走出国门。他也摘得风云浙商的桂冠。然而,一切刚刚开始,和日后的大手笔相比,这些事情多少显得微不足道,但温州商人的形象正是在看似微末的变迁中完成蜕变的。
衬托于王伟胜的举动,2006年的别样的背景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其实前一年已然发力:TCL收购汤姆逊彩电,明基收购西门子手机业务,海尔竞购美泰,华为报价马可尼,上汽跟南汽为竞购罗孚明争暗斗,而事态的走向结局大相径庭。李东生发誓18个月让汤姆逊盈利,事实上,18个月后TCL面临全面亏损;明基掌门人李焜耀则宣告收购失败;海尔与华为无功而返。中国企业心怀梦想欣然迈出国门,却怆然碰壁。
回过头来,一年后,王伟胜帮助同乡胡宾以2800万美元的天价购入迪拜“世界地图岛”中的上海岛,则又是一桩热谈。
临近2007年,贺岁片《疯狂的石头》一石激起千层浪: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价值不菲的宝物、拆迁、房地产开发商、靠坑蒙拐骗生存的混混……无一例外地囊括了当下的纷繁复杂。借助充满黑色幽默的剪辑,28岁的年轻导演在小成本制作中,抽了现实一个意味深长的耳光。
影片的走红,很大程度上契合了社会。娱乐大众和解构权威成为流行文化的主流,颠覆与恶搞被市民阶层喜好并接受。这,与互联网的普及,以及草根阶层的觉醒不无关系。
虚拟世界中,最流行的事物是博客。名人们大放异彩,草根们找到发言空间,企业家写博客也成为热点。他们都有了新的独立话语平台。2006年年内,凯雷收购徐工,半路杀出三一重工向文波。他的一篇博客,让凯雷对徐工的收购从控股变成参股。
企业界,国外的管理思想舶来品“蓝海战略”席卷中国企业圈。大家见面必定言谈“蓝海”,否则可谓过时。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理解“蓝海战略”的精髓,但最善于抓细分市场,借助潮流发财的还是温州人。韩流侵袭亚洲,韩国衣物、饰品大行其道。一个温州老板,既不会打字也不会用电脑,他瞅准时机,注册了名叫“非主流”的商标,从韩国进来一批衣服,拿到淘宝网上销售,大受欢迎。
2006年这一年,央行放松人民币汇率管制。依赖出口的中国,乃至温州制造,头上升起第一片乌云。虽然增速有所下滑,但是温州经济还是保持了活力。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温州上亿规模企业达到5000多家,其中9家企业销售产值超过10亿元大关。纳税百强排行榜的入围门槛比上一年提高了240万元,排在最末位的企业也缴纳了高达1024万元的税款,相当于一个中西部贫困县半年的财政收入。
温州人长志气的事情还有,一家民营企业在深圳挂牌上市。至此,温州民营企业有了上市公司。最让人交口称赞的是王振滔。他的企业销售产值超过20亿元,王振滔以个人名义成立一家慈善基金会,第一次就大方地捐出2000万。
遗憾的事情同样存在。
乐清一家电器公司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记者摄像机下工厂里不光彩的场景展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工人们用瓦楞纸代替金属线圈生产电器。温州人再次成为作假的主角。
但是,这毕竟只是少数的特例。经历了市场经济20多年的浸润与陶冶,更多的温州企业选择自重,人们当然愿见其成。就如,王忠强穿着自己生产的皮鞋走进摄影棚,自任形象代言人。广告片在央视七套投放,为产品销售带来小高潮,这令他欣喜不已。另一个温州人盛永盈则被诚信万里行活动组委会选为“中国温商领袖”。
作假事件被曝光一周后,32家温州企业登上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稍晚不久,83家温州企业生产的87类产品登上国家免检产品目录。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2006年前后,几乎看不到任何论调暗示或明示“中国经济即将崩塌”,而此种论调曾经屡见不鲜,虽然无一应验。不经意,外国人转换了态度,开始赞美中国。市面上出了一批颂扬中国变革的图书,且非常畅销:詹姆斯·金奇的《中国震撼世界》进入全美畅销书排行榜,一举获得这年英国《金融时报》年度最佳图书奖;法国资深记者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撰写的《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也迅速热销欧洲……
据《参考消息》上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天新建房屋面积占到全球总量的一半左右。重庆10天的建筑成果,相当于15个纽约曼哈顿的克莱斯勒大厦。
美国著名红杉资本合伙人莫瑞茨飞到中国,寻求投资项目。这位因投资雅虎、Google而号称伯乐的人对中国垂涎欲滴。据说,之前的红杉资本投资半径“不超出硅谷40英里”。现在莫瑞茨却主动来到中国。
接着,中国工商银行股票在上海和香港同时上市,IPO募得资金高达191亿美元,刷新全球IPO的纪录。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在港交所大厅激动地对记者说:“我非常非常的满意,今天的上市非常非常的成功。”两年后,中国股市无度狂升,工商银行的市场资本总额变成了一个令人无法相信的数字——2540亿美元,超越美国花旗银行,独占世界银行鳌头。
中国的经济与企业是如此磅礴大气,许许多多“第一”加诸其身。然而,有人不无悲观地发现,大多数在国际上抛头露面的中国企业均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则暗自神伤。
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行业重组盛宴中,民营企业无奈作为看客。“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上,国有资本比例达到了惊人的98.4%,排行榜中的70余家私营企业,资产合在一起竟然不到工商银行的1/10。很明显,进入全球化时代,世界上最赚钱的行业无外乎汽车、食品、电子电器、建材、贸易、银行、制药等竞争性行业;只是在中国,最赚钱的公司是电信、钢铁、石油、石化、电力等垄断行业。
私营企业,在多数民众眼里,还是属于野路子。当然,有意思的是,出现在国内富豪榜上的名字,民营经济的带头人又占据多数。
这种奇妙的对比,对于参与其中的温州企业,仿佛在隐喻着什么。
当然,更多的普通人都在为各自的生计奔忙。氤氲上升的奔流中,这就是2006年。
新年来临前的几天,温州持续着一贯的低温阴冷,天空中不时会有零星的雪花,落地后旋即不见,人们期盼着一场痛痛快快的大雪,浸润干渴已久的大地。
毕竟,新旧交替之际,一场瑞雪会让人们精神抖擞。
元旦,《人民日报》评论员以惯常的语气为新一年呐喊助威。
由于2006年是“十一五”时期第一年,社论以《伟大的开局之年》为题,强调“这将是一个深化改革之年、科学发展之年、促进和谐之年”,也将是“一个希望之年、奋斗之年、前进之年”,还是“站在新起点、肩负新使命的开局之年”。
在一个无比重要的年份,“一个坚持改革开放的大国理当对世界有新贡献”。文章提出四个“着力”:着力加快改革开放,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社论发表当天,温州市民王毅诚创办的“温州市温信电脑租赁公司”开张营业。整个公司只有他一个人,王毅减既当老板,也做员工,名副其实的“一人公司”。
记者们翻看历史记录,发现这个“一人公司”是全国首家,于是大声惊呼:温州人又开创了一项“中国第一”。联想到几十年前的全国第一张营业执照、第一家股份合作企业,还有第一条股份制铁路,一贯苛刻的评论员也放低姿态,认为“创新的温州在继续发展”。
不久,国家实施农村电影改革发展“2131”工程,作为试点,温州吸收民营资本,组建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再次让人眼前一亮。
中国热继续流行。在美国,人们关心的东西有四件:小布什、伊拉克、橄榄球和中国。
所有的商店不可避免地出售中国产品,介绍中国的书籍和文章受到欢迎;学术风气浓郁的伯克利校园,有关中国的讲座海报是学生们关注的焦点。校方开设中文课,肤色各异的外国学生在课堂内操着不太熟练的汉语,乐此不疲。有人会磕磕绊绊地问“毛泽东和江青是怎么认识的?”等稀奇古怪的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说: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正在改变世界格局。社会学家躲在厚厚的眼镜片后面,语气严肃:美国将被中国取代。学生们没这么高深,他们想的问题无非是就业和挣钱,中国已是他们职业生涯规划中的一部分,或许要不了多久,他们便可以亲身体验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一部名为《中国制造》的纪录片在美国极为盛行。摄影师的镜头记录了中国东南部某些“血汗工厂”的震撼场景:昏暗的厂房里,年轻的打工女夜以继日地生产那些“俗气的珠子”,一串又一串。她们恪守本分,却不明白“谁会买这些难看的东西”。
全球经济一体化最终使打工女们成为产业链条上的一环。记者把一组美国男女狂欢的照片展示给她们看,疯狂的人们脖子上带着颜色鲜亮的珠子,正是她们的产品。只不过,原本不值钱的一串珠子,到了美国居然卖到100美元,足够令一个熟练工操劳两月。尽管这样,锋芒毕露的“中国制造”仍旧遭受指责。为争夺市场冲得头破血流的温州小商品自然是重点打压的对象。
日本《朝日新闻》强调,“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是参与还是抑制,如何采取对策,是日本中长期最重要战略判断的课题”。不久后的2006年3月末,中国的外汇存底达到8751亿美元,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一,旋即引发各国恐慌,中国产品面临封杀围堵。
2006年4月,温州鞋再次遭遇欧盟的反倾销。
多家鞋商转战俄罗斯市场,旋即引起俄罗斯不满,俄方单方面调高进口税,温州轻工业品受到巨大波及。大批温州鞋在叶卡杰琳堡被查封,温州商人损失惨重。
2006年5月,温州眼镜企业在米兰眼镜展上拿下4000万美元订单,引起一片恐慌。仅隔1天,4家中国打火机企业就在美国遭遇调查,其中包括两家温州企业。
接着,温州企业在巴西接受反倾销调查……
春天,温州老板携带上百亿元资本,组团进京。据说,他们这次不是为“炒房”,而是要“大规模投资”,“开发国有企业”。靠“种树”出名的余常丰是团中代表。
几年前,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说:“种树永远正确,不会因企业破产而给国家造成损失,老百姓也不会骂。对一些投资没把握、看不准的项目上的资金,不如放到发展林业上去。”
此话传到温州,感觉“做生意难,风险大”的余常丰决定种树。他跑到湖北,承包一片商业林,种了数万棵意大利杨树,收获不菲。
而在湖北,20多个温州老板成立“湖北浙商投资公司”,组建“湖北浙商集团”,从高科技机械加工方面寻求突破。
但最令人拍手叫绝的是陈道荣,一个靠推销柳市电器起家的乐清农民,盯上了新能源领域。他在新疆投入巨资,开发风能。即使投资前景被大部分人否定,陈道荣依然我行我素。在他的身上,温州老板的精悍与韧性展露无疑。
1979年,陈道荣出道,23岁的他怀揣200块钱,跟着朋友去陕西宝鸡推销柳市小家电。此后7年,他经常往返于陇海线上,就连列车乘务员也对他印象深刻。最艰难的一次,为了去一个铜矿推销电器,陈道荣徒步行走10多个小时,差点葬身在风雪交加的唐古拉山口。
1986年,陈道荣拉来4位亲友,每人出资8000元,在一家破祠堂创办了“华仪开关厂”。两年时间,“挣了一些钱”的创业伙伴见好就收,留下陈道荣一人坚守,他却意外地大赚一笔,从此事业平步青云。
陈道荣往北,24岁的史志文则向南,到广州找工作。
没有技术特长,几天下来,史志文不仅没有找到饭碗,反而屡屡受挫备受打击。失望之余,史志文回寄居的同学处百无聊赖看报纸,无意间竟从一张旧报纸上发现了命运的拐点。
在一份前一年的报纸上,史志文看到一条标题为“中国女裤看郑州”的财经新闻。
陈旧的“新闻”让史志文心生波澜,2亿多条裤子,每条需要纽扣、拉链、吊牌,算下来是笔庞大需求。他立即动身,赶往郑州调研。经过几天的走访,他发现当地服装企业的辅料提供者以东莞和温州商人居多。由于地理阻隔以及沟通不畅等原因,供求信息经过重重传播后往往走样,以至于服装辅料厂家生产的产品与服装企业的要求存在较大差别。即便如此,服装厂商仍对辅料需求渴望,以致来者不拒。
史志文抓住了机会。一个炎热的午后,他到郑州街头复印店打印了许多名片,上面印着辅料公司名称和看起来冠冕堂皇的职务,虽然一切都是虚拟的。当他身穿白衬衫,手提着皮包,走过烈日暴晒的街道,去往曲梁镇的时候,看起来简直就是地道的个体户。史志文一家家地叩响大门,恭敬谦虚地递上自己的名片。令他喜出望外的是,他没有被一家服装企业拒之门外。等他诉说完来意,大多数企业表示出明显的合作意向,唯一的条件是:质量好、价格低。他既兴奋又忐忑,在平复下情绪后,他才跑去工商局注册了盛世传美服装辅料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后,史志文没有急于去谈客户、拉业务,反而窝在办公室里分析行业形势。与多数下游产业类似,服装辅料行业还是块未经深入耕耘的市场,以至于没有培育出任何叫得出名来的品牌,所有的竞争者都是低端生存。后来者的史志文不甘如此平庸。他想走品牌化路线,于是利用各种机会传播“盛世传美、辅料航母”的理念,在大大小小的媒体上宣传“品牌辅料成就品牌服装”的口号,把郑州服装市场搞得人心躁动。人人开始知道有个温州年轻人打起辅料品牌化的主意,尽管没人能看出这么操作的未来在哪里。
转眼间到了10月份。这是服装行业的旺季,可是只做品牌、不拉单的史志文尚未收到一张订单。他重新进行定位与思考,找准突破口,推出“一站式采购”服务,把各种服装辅料汇集起来,供客户挑选。服装企业无需东奔西走,即可找到所需服装辅料,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加上之前苦心打造的声名,大批客户终于闻风而至。
初涉辅料行业的史志文毕竟不知道江湖深浅。短暂风光后,就是一场危机。
服装辅料行业存在潜规则:欠款、拖款。许多服装企业客大欺店,对于大额订单,不会一次性付清货款,而是尽量拖欠货款。订单越多,形势对史志文反而越不利。资金本来就紧张,客户提货不全额付款,使得财务捉襟见肘。
多方求助,在专业人士的建议下,史志文采取“宁可不接单,也不能欠款,必须一次付清”的策略,以保证基本利益。然而,更大的危机不期而至。作为中间商,盛世传美在采购的同时,过分看重辅料种类,有所忽略价格。随着业务深入,上游供货方单方面提高出货价格,导致盛世传美的出货价格水涨船高,客户流失。
史志文亲自跑到温州专门生产服装辅料的小镇,选择几家规模较小、质量有保证的辅料厂家。他提出的优惠是,保证其一年的销售额,作为交换条件,对方必须保证最低供货价。史志文所选厂家本身规模较小,无议价能力,面对自动找上门来的生意,虽然条件苛刻,但还是有钱赚,大都爽快达成协议。由此,史志文顺利解决了两个棘手难题,公司现金流日益充足。他继续推行品牌化战略,客户不请自来。
2006年7月,台风“桑美”在东南沿海肆虐。
台风掠过温州苍南,460人被夺去生命,6万幢房屋倒塌,损失高达238亿元,刷新中国历史上风灾损失之最。
遭受台风波及的还有福建漳州。不过,这时候的漳州被一则更大的新闻包围。令其名声大噪的是一则原本被“不以为然”的“政策优惠”。
当地政府规定:“纳税超过300万元民营企业大户的子女中考加20分”。一个学习不好的王全,因前一年其父纳税1000多万元,进入了当地最好的中学就读。他的同桌,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只能进入三流学校。
教育公平论甚嚣尘上。在媒体的追问下,官员多用促进经济发展之类的官话搪塞。推搡之间,很多人猛然发现,社会风气已然发生大变。
另一个作为佐证的事情发生在温州。这年,温州市公开招录449个公务员,引来近3万人网上报名,最热门的岗位引来400人角逐,其中不乏民营企业主子女。
看起来,温州老板们的观念正在发生转变。他们“不希望儿女再从商”,“最希望他们考公务员”,还有很多老板“愿意将女儿嫁给公务员”,甚至有人“不惜花钱为儿女谋求一个稳定的职位”。对此,温州学者马津龙的解释是,温州老板开始谋求“政治地位”。
有意思的是,海南富豪孟克非因举报贪官,反遭冤枉入狱4年。出狱后,“因为害怕黑”,睡觉时会把房间里的灯悉数打开,否则“就睡不着”。
每天都有假象被戳穿、权威被解构、庄严被嘲弄。人的境遇就在不可预知的跌宕中起起伏伏。就如清贫了半辈子的历史学教授易中天,哪里知道一档名叫《百家讲坛》的电视节目会让他一炮走红,并迅速发家致富。
人们因此知道,知识能够带来财富,学者可以成为明星。即使,那些吹毛求疵的批评者对此指指点点,但并不妨碍市民阶层的价值判断,也无力阻止学术造星的潮流。
名利面前,在书斋沉寂已久的学者们蠢蠢欲动。文化与经济,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发生着种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文人周荣凭此契机从一帮温州商人中脱颖而出。他创办的“路之遥”和1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合作。因与温州政府提出的招商引资政策不谋而合,周荣成为政府特意推广的典型,众多场合被反复提及。
作为商人,周荣与不识丁卯的老板不同,身上多了一份儒雅与坚持。他曾落魄潦倒,以致众叛亲离;韬光养晦两年,东山再起。这或许和他的家庭出身有关。
周家祖籍乐清白象,世代读书,家风醇厚。祖父是当地名气响亮的文人,擅国学,通星相,治家严谨。周荣少时即能诗善文,被乡亲们视作“才子”。祖父对其下过如是论断:学好,必为一代宗师;做好,可成一方豪杰。与“一代宗师”相比,周荣更乐于做“一方豪杰”。16岁,他弃笔从商,跟随亲戚做电子器件生意。
1986年,拿着父亲资助的300块钱,周荣办起乐清兰光无线电厂。其实,这只是一家不成熟的作坊:面积不到40平方米,7名工人,年产值不到万元。几年折腾下来,小厂不但没有发展壮大,反而由于周荣缺乏社会经验,被恶意拖欠货款,亏损严重,最终歇业。周荣欠下一屁股债。
为还债,他想过卖肾,直到被多家医院拒绝,才善罢甘休。此后两年,周荣置身书斋,研读书籍。1993年,下海经商蔚然成风。周荣二次创业。中秋夜,他写下《发奋诗》求自勉:“世事茫茫难预防,是非成败休究往。志士岂能等老死,英雄怎可失意亡。”
复出后,周荣销售机场成套设备,赚了些钱再次进入老本行。生意时好时坏,直到1996年,才偿还完债务。他开始由贸易向实业转型,目光放在苏州。后者聚集了众多世界500强企业。周荣找到三星,要求供货。对方对周荣提供的样品不满意,拒绝合作。但周荣并未死心,多次上门寻求合作,年关时仍然费尽周折递交样品。他不断追加投资,改进设备、原料与技术,期间多个股东感到前途渺茫而中途退出。周荣背负巨大压力,最艰难的时候,他在办公室里挂起“惟勤惟算”四个大字。
形势终于好转,研制的电子元件通过三星审核。三星在全球市场份额空前扩张,路之遥发展迅速。再往后,路之遥成功打入西门子、松下等知名企业的全球采购网。到2006年,经济形势呈现出“过剩”苗头,其他企业急迫寻找新出路时,路之遥已经打入高端领域,年产值接近50亿元。与20年前的小厂相比,断然不可同日而语。期间,温州企业新生无数,死亡无数,历经同样风雨,却少有一路坎坷、不断壮大者。
秋末冬初,几场冷雨过后,北京街头骤然冷清了许多。
风雨中,树叶四处飘零,原本茂盛的法国梧桐变得稀稀落落,看上去满目萧索。寒冷绝非千篇一律的基调,长安街西侧那幢白色电视大楼中,热闹盛大的评选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活动的官方称谓叫“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有人把它叫做“中国经济界的奥斯卡”。但这只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主办的一场严肃性节目,通过评选经济领域的杰出人物,回顾该年度的重大经济事件。活动的前面挂有“CCTV”,以便借助国家媒体力量,吸引最大范围的关注。
节目给人权威感的是衣冠楚楚的经济大佬,与主持人口中宏大的解说词。除了当观众,唯一能和普罗大众产生关系的是“评选”,普通人只要会上网,都可通过网络为支持的经济人物投票。由此,中国社会那些身价最高的人和数量最多的平民,两个差距甚大的阶层间发生了互动。从富人的身上,部分不愿泯然者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在风起云涌的时代,人们急切地寻找榜样,并试图从参照对象身上获得某种启示。
每年11月份,评选会进入至关重要的第二轮淘汰环节。2006年,按照“责任、创新、影响力、推动力”的标准,23人从众多提名者中显露出来。他们每人都在陈述“这一年中有标志性的事件和突出的作为”。其中唯一的温州人是王伟胜,入围理由是:新浙商代表,不是炒地炒房,而是瞄准媒体,迈向海外。
王伟胜最显赫的身份是阿联酋温州商会会长。但这并不是一个能引起广泛关注的角色,充其量只是一个民间组织的领导者而已。更长时间内,王伟胜的人生角色是一名商人,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温州商人的集体烙印:长时间默默无闻,不经意间作出惊人之举。
回顾王伟胜人生前半程,和一般温州人并无二致:辗转经营着各种商品的进出口,无大富,但足以衣食无忧。在迪拜经商10多年,他令人刮目相看的事件是创办中文网站。而2006年年初对阿联酋国有电视台的收购,使他真正走进公众视野。
收购中,王伟胜与合伙人完成对阿拉迪尔卫视的100%控股。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不惜动用“中国收购海外卫视第一人”的字眼把他的形象放大。
有人不失时机地评价,这是温州企业家创新精神的表现,也是品牌意识的觉醒。这样说有拔高的嫌疑。对于此种行为,究竟是好是坏,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不过,为数众多的国内企业依托王伟胜的电视台走出国门。他也摘得风云浙商的桂冠。然而,一切刚刚开始,和日后的大手笔相比,这些事情多少显得微不足道,但温州商人的形象正是在看似微末的变迁中完成蜕变的。
衬托于王伟胜的举动,2006年的别样的背景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其实前一年已然发力:TCL收购汤姆逊彩电,明基收购西门子手机业务,海尔竞购美泰,华为报价马可尼,上汽跟南汽为竞购罗孚明争暗斗,而事态的走向结局大相径庭。李东生发誓18个月让汤姆逊盈利,事实上,18个月后TCL面临全面亏损;明基掌门人李焜耀则宣告收购失败;海尔与华为无功而返。中国企业心怀梦想欣然迈出国门,却怆然碰壁。
回过头来,一年后,王伟胜帮助同乡胡宾以2800万美元的天价购入迪拜“世界地图岛”中的上海岛,则又是一桩热谈。
临近2007年,贺岁片《疯狂的石头》一石激起千层浪: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价值不菲的宝物、拆迁、房地产开发商、靠坑蒙拐骗生存的混混……无一例外地囊括了当下的纷繁复杂。借助充满黑色幽默的剪辑,28岁的年轻导演在小成本制作中,抽了现实一个意味深长的耳光。
影片的走红,很大程度上契合了社会。娱乐大众和解构权威成为流行文化的主流,颠覆与恶搞被市民阶层喜好并接受。这,与互联网的普及,以及草根阶层的觉醒不无关系。
虚拟世界中,最流行的事物是博客。名人们大放异彩,草根们找到发言空间,企业家写博客也成为热点。他们都有了新的独立话语平台。2006年年内,凯雷收购徐工,半路杀出三一重工向文波。他的一篇博客,让凯雷对徐工的收购从控股变成参股。
企业界,国外的管理思想舶来品“蓝海战略”席卷中国企业圈。大家见面必定言谈“蓝海”,否则可谓过时。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理解“蓝海战略”的精髓,但最善于抓细分市场,借助潮流发财的还是温州人。韩流侵袭亚洲,韩国衣物、饰品大行其道。一个温州老板,既不会打字也不会用电脑,他瞅准时机,注册了名叫“非主流”的商标,从韩国进来一批衣服,拿到淘宝网上销售,大受欢迎。
2006年这一年,央行放松人民币汇率管制。依赖出口的中国,乃至温州制造,头上升起第一片乌云。虽然增速有所下滑,但是温州经济还是保持了活力。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温州上亿规模企业达到5000多家,其中9家企业销售产值超过10亿元大关。纳税百强排行榜的入围门槛比上一年提高了240万元,排在最末位的企业也缴纳了高达1024万元的税款,相当于一个中西部贫困县半年的财政收入。
温州人长志气的事情还有,一家民营企业在深圳挂牌上市。至此,温州民营企业有了上市公司。最让人交口称赞的是王振滔。他的企业销售产值超过20亿元,王振滔以个人名义成立一家慈善基金会,第一次就大方地捐出2000万。
遗憾的事情同样存在。
乐清一家电器公司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记者摄像机下工厂里不光彩的场景展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工人们用瓦楞纸代替金属线圈生产电器。温州人再次成为作假的主角。
但是,这毕竟只是少数的特例。经历了市场经济20多年的浸润与陶冶,更多的温州企业选择自重,人们当然愿见其成。就如,王忠强穿着自己生产的皮鞋走进摄影棚,自任形象代言人。广告片在央视七套投放,为产品销售带来小高潮,这令他欣喜不已。另一个温州人盛永盈则被诚信万里行活动组委会选为“中国温商领袖”。
作假事件被曝光一周后,32家温州企业登上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稍晚不久,83家温州企业生产的87类产品登上国家免检产品目录。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