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发病以前 出院
(三月)
<strong>三月二十八日(大泽芳男)</strong>
结束为期三个月的住院生活,我回到了东十条的家里,是在三月二十八日。虽说已是春天,空气却依然带着几分寒意,樱花也毫无开放的迹象。
从东十条的商店街拐进狭窄的巷弄,一看到那幢熟悉的木造二层小楼时,两小时前走出医院大门时的兴奋心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正要伸手去推临巷的玻璃门,我迟疑起来。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走进去合适吗?万一迎头碰到伯母,该跟她说什么好?不,应该说,我会被她怎样地冷嘲热讽?种种念头在心里纠结,我缩回手,插在口袋里。
我抽出一支七星牌香烟衔在嘴里,随即想起在医院的六人病房里熬过的那些日子,与之相比,毕竟还是这个家要好得多。我扔掉香烟,迅速伸脚将它碾灭。除了这里,我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我自嘲地笑了笑,再次伸手去推玻璃门。
门没上锁。我迈进玄关,心里暗自嘀咕,老人家一个人住竟然不锁门,这也太不安全了。冰冷的空气里飘着淡淡的线香的味道,周围一片寂静,悄无声息,但我感觉得到,伯母就在窄廊尽头那个六叠①大的房间里。现在是下午两点,这个时候她应该正在午睡。要是把她吵醒,她一定会老大地不高兴,于是我脱了鞋子,准备轻手轻脚地溜上二楼。
楼梯就在玄关旁边,黑黝黝的,中间部分已经磨损了,刚一踩上去,脚下就嘎吱嘎吱地乱响。
惨了,我不禁咂舌。
这栋楼房是战前盖的,如今早已破旧不堪,到处都有毛病。还没走出三步,不知哪里发出一声怪响,声音大得就算是耳背的伯母也肯定能马上察觉。
“谁啊?”
果不其然,从里间传来伯母粗哑的声音。真是倒霉。我只得打消上二楼的念头,就像被伯母的声音拖拽着一般,乖乖走向窄廊尽头的房间。我觉得自己简直跟傀儡没什么两样。为什么一到伯母跟前,整个人就矮了半截?从少年时代起,伯母和我就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直到现在,我已经三十六七岁,这种情形依然丝毫没有改变。我长年累月地生活在伯母的高压统治之下,屈指算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是我,芳男。”
说着,我拉开伯母屋子的纸拉门。“我回来了。”
“既然要回来,怎么不先捎个信儿?”
伯母坐在暖桌②边,用责难的口气问我。暧桌的被子旁摆着一个枕头,看来伯母刚才一直躺在暖桌底下睡觉。
伯母今年七十九岁,体力已经逐渐衰弱,爱唠叨的毛病却没有半点儿改变,反而变本加厉,嘴巴愈发刻薄。常有人说,人上了年纪就会变得像小孩子一样,依我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伯母满脸皱纹,戴一副圆框老花眼镜,锐利的眼神活像中世纪女巫。我老是想,如果她遭受中世纪的女巫审判,八成当场就会被宣判死刑。
“我原想打个电话来着,不过怕打扰了您的午休……”
“你是在讽刺我吗?”
伯母眼中寒光一闪。她动不动就这样。
“我没有那个意思。”
“提前写封信来不就行了。你还是跟以前一个德行,死脑筋。”
伯母很讨厌电话,就算听到电话铃响也绝不会去接。我心知一触到这个忌讳她就会怫然不悦,只得老老实实地赔罪。
“我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一周出院,所以没来得及写信,对不起。”
“是吗?”
指望伯母说句“提前出院就好”之类的贴心话,根本就是做梦。
这间六叠大的屋子里没有开灯,临着院子的拉门又关得紧紧的,即使现在是大白天,光线也不太好。伯母一向怕冷,从不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屋子里飘着一股老年人特有的腐臭气息,让我有点儿作呕。暖桌的被子旁蜷伏着一只名叫小黑的黑猫,它昂起头瞪着我,仿佛我形迹可疑似的。这只猫总摆着这么一副冷淡嘴脸,都说宠物随主人,简直再对不过了。
“这么说,你的病全治好了?”
所谓“病”,是伯母特有的挖苦说法。
“已经没事了,让您为我操心了。”
“你可真像你母亲,果然是有其母必有其子。”
“这跟我母亲没关系。”
我的口气不自觉地强硬起来。话一出口,我就暗叫不妙。
“哦?”
伯母隔着暖桌饶有兴致地看着我,说:“一提到你母亲,你立刻就急了呢。”
我无话可说。我总是这样轻而易举地就落入伯母的圈套。
不经意间,我望向了伯母头顶上方的佛龛。立式镜框中,过世的伯父正带着柔和的表情冲我微笑。
唉,如果伯父还在世就好了。
我被这个家庭收养,是在中学一年级的秋天。那年春天,我父亲因为交通事故不幸身亡,悲伤的母亲日夜沉湎于酒精不能自拔,最后沦为彻头彻尾的酒精中毒症患者。我听伯母说,邻居见母亲天天打骂我,实在看不过眼,便和伯父联系,由他来把我接回家里抚养。至于母亲,从此就再没见过面,只听人说,几年后她因感冒久治不愈,没多久就死了。后事是伯父帮她操办的,我连葬礼都没能参加。
伯父是父亲唯一的兄弟,比父亲大十多岁。他收养我之后,对我视如己出,尽心呵护。他和伯母没有子女,我就是他最亲的人了,因此他对我很是疼爱,一直供我读到大学。伯父的恩情,我无论怎样也感激不尽。
可与伯父正相反,伯母不仅性格乖僻,毫无幽默感,还对我的品行、交友、学业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横加干涉。伯父是保险公司的调查员,出差频繁,经常不在家,我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伯母的巨大影响。
在人格形成的最重要时期,我却一直身处伯母的严厉监督之下,日子过得很郁闷。我性格天生就有消极内向的倾向,再加上这种环境,自然而然地就愈发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现在我已经三十七岁了,却依然无法轻松自如地和异性交谈,这全都是伯母造成的。我至今还是单身,但这绝非因为我讨厌女人或者性无能。
大学即将毕业时,伯父因脑溢血而撒手人寰,年仅六十八岁。当时我正一心憧憬着毕业后悠闲自在的生活,却偏偏发生了这种事。自那之后的十五年,我一直和伯母这样奇妙地相依为命着。虽然她和我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我还是没办法抛下她离家而去。
离开她其实很容易。那么,是因为我笃于亲情、不忍割合吗?非也。是因为伯母拥有房产和土地。虽然是在东京的偏僻地段,但最近地价高涨,不动产的价格已经飙升到以亿为单位,而我又是伯母唯一的亲人。倘若我冷落了她,她铁定不会把财产留给我,十有八九会悉数捐给某个地方的慈善机构。她就是这么薄情的人。
“你有义务照顾我。好好想想,你是托谁的福才能念到大学的?”
伯母总把这句话挂在嘴上,我早就听得够够的了,但想到总有熬出头的一天,也就一直忍耐着。
总之,因为种种原因,我的交友范围十分狭窄,几乎没有什么知心好友。但我丝毫也不在意,与人交往只会令我心烦,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是多么愉悦自在啊,还能有效地利用时间。
二楼伯父的书房里有很多藏书,我看得十分投入。伯父在现实生活中简直可以说是百无一用,但他很有品位,尤其喜爱文学,曾向多家杂志投稿小说、汉诗和俳句,不过从没听说被采用过。尽管如此,伯父照样整天笑眯眯的,显得很满足。
伯父的藏书里有不少推理小说,我很喜欢看。我看书时伯母倒是从不唠叨,因为她只上过小学,没什么文化,只要是书,不管什么内容她都会另眼相看。我猜伯父也是为了逃避伯母的碎碎念,才会躲到书本的世界里。我敢打包票,一定是这样。
至于我,大学读的英文系,毕业后没找到稳定的工作,而是靠翻译养活自己。这其中固然有我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原因,但很大一部分是为了逃避伯母。我窝在二楼做棘手的翻译工作时,伯母是不会来多嘴多舌的。
“手上积压了不少工作,我先去忙了。”
向伯母说完这句话,我便走上久违的二楼,回到自己的房间。伯父过世后,我获准将他的书房当做工作间使用。自从五年前伯母患了风湿,腿脚就变得很不灵便,去附近的商店街购物还能对付,上下楼梯就不行了。因此只要我待在二楼,就可以不受伯母的干涉。
房间门扉紧闭,里面又黑又冷,潮乎乎的,但当我打开电灯,眺望书架时,心情就马上沉静了下来。我不禁感叹,纵使目击过骇人的惨案,这个家依然是我唯一的安居之地。
要不要把房里的窗子打开,这让我颇为踌躇。我心里明白,一旦推开,就会看到二〇一号室,我害怕那时的噩梦重现。但如果克服不了这种恐惧,就得再去医院治疗,而是否能彻底治好也无从判断。
我闭上眼睛,推开窗户,再缓缓睁开眼。什么也没有发生。对面的二〇一号室窗子紧闭,一如我住院之前看到的景象,但此刻再见,我并没有觉得恐怖,甚至没有任何不安的感觉。
看来病是治好了,眼前的一切也就没有什么大不了了。再次看到二〇一号室,我也没有产生幻觉或幻听,那些如地狱般的日子已经永远离我而去了。
半年前的那个早晨,我发现了二〇一号室的尸体。那个女人颈上勒着肉色的长筒袜,翻着白眼,仿佛有一腔怨恨似的看着我。
身为第一发现者,照理说我应该马上报警,但我却没有那样做,因为那会暴露我的偷窥癖。我可能会因为这项小罪遭到警方的调查,但最可怕的莫过于这个见不得人的爱好被伯母知道。“恬不知耻的家伙,我可不记得我教过你这种事!”——我简直都能想象出伯母怎样的劈头痛骂。
我沾染上偷窥的习惯,是从高中一年级开始的。那年夏天,我和伯父一起去后乐园球场观看巨人队与阪神队的比赛,伯父给我买了一个八倍双筒望远镜。最初我只是拿它来遥观星星和鸟儿,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用它偷窥别人的生活。
在二楼偷窥的话,我担心会被伯父发现,所以总是等到天黑后偷偷上到阁楼。在漆黑一片的屋子里,我把双筒望远镜贴到眼前,透过格子窗窥看外面的世界。因为角度的关系,刚好能清楚看到对面公寓二楼的房间,里面全家团聚、夫妇拌嘴、乃至慵懒做爱的光景都能尽收眼底。而伯母即便在身子硬朗的时候,除了除夕大扫除,平时也难得上来阁楼一趟,我尽可安心享受这份乐趣。
时光飞逝,几年前对面的公寓重新翻建,名字从“日出庄”改成现在的“日升雅苑”,住户也变得年轻化,不是新婚夫妇就是OL③和学生,偷窥起来愈发刺激。翻译疲乏时,用偷窥来调剂一下心情,真是最合适不过了。从外面看不出阁楼的存在,谁也不会想到这里有人在偷窥。
对我来说,阁楼是一个秘密的隐居之地,只要待在那里,就能沉浸在安逸的世界中。
然而那天早晨,阁楼却变成了噩梦般的源头。我想这是上天对我的严厉惩罚,我享受了二十年偷窥的乐趣,如今终于要全盘大清算了。自那天起,无论是睡是醒,颈勒长筒袜的女人总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女人的尸体当天就被亲属发现,随即报了警。警察在附近展开了一连几天的搜查,当然也来过我家了解情况,但伯母说自己什么也没发觉,我也回答说当时正在埋头工作,没看到可疑的人影。后来警方锁定了女人公司的同事,但因为对方有不在场证明,警方手头的证据也不充分,最终未能逮捕凶手。
案子变成了无头案。此后二〇一号室重新刷了墙,面貌焕然一新,然而有关命案的记忆却无法就此抹去,那里迟迟没有人人住。由于这间房里有人遇害,凶手还逍遥法外的消息不胫而走,因此谁都没有勇气住进来,即使降低了租金也毫无效果。
房间无人居住,窗子总是关着,也没有灯光,黑洞洞的屋子静寂得可怕。我关上二楼的窗户,试图集中精力工作,可是却办不到。看着稿纸,眼前却不时浮现出女人那了无生气的脸,工作上半分进展都没有。之前米尔德里德·戴维斯的《楼上的房间》已翻到尾声,我强打精神把剩下的翻完,交给出版社,然后就再也没碰其他工作了。
每当我想睡觉的时候,那个女人的影子就会浮上心头,弄得我怎么也睡不着。自然而然地,我染上了借酒助眠的恶习,而且酒量越来越大。我原本就是不能沾酒的体质,对酒的接受力很弱,等我惊觉时,早已深陷在酒精中毒的泥沼里了。
去年十二月前后,我终日酒不离手,过的真是地狱般的日子。就算靠酒精的帮助睡着了,也必定会梦见那个女人。我看到凶手背对着我用长筒袜勒住她的脖颈,看到她满脸痛苦地向我呼救,仿佛是在责怪我,她死不瞑目都是我的错。
出事那天,我也是没命地喝酒,好不容易进入了梦乡,那个女人却又出现在我的梦里,瞪大眼睛伸出手向我求救。我感觉勒死她的凶手正在窥探我的动静,抬头一看,那竟是我自己的脸。我的脸扭曲变形,看起来有说不出的狰狞。
“呜哇!”
我在梦中大叫,而现实世界里似乎也有人在大叫。
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芳男、芳男”的叫声,让我恢复了意识。我顶着昏沉沉的脑袋凝神细听,叫声又一次响起:“芳男!”那是伯母的声音。我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到楼下。当时是凌晨一点多,伯母穿着睡衣,靠在里间的纸拉门上,像幽灵般站在那里。借着小电灯泡的光,我模模糊糊地辨认出了她的身影。小黑趴在伯母脚边,咕噜咕噜地哼哼着,眼里闪着诡异的光。
“怎么了?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伯母个子矮小,身高还不到一米五,但那时看起来却出奇地高大,我想一定是因为我已经醉得云里雾里了。
“刚才做了个有点儿可怕的梦。不好意思,把您吵醒了。”
我装出滴酒未沾的清醒模样,但却瞒不过伯母的眼睛。
“你身上有酒味啊。你背着我在喝酒?”
“只是一点儿睡前酒……”
刚说到这里,我的脚一下子没了力气,很丢脸地当场跌坐在地。
“怎么回事儿,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这么不像样?”
这是我失去意识前,听到伯母说的最后一句话。
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四周都是白墙,墙上绽着裂痕,感觉凄凉得很。周围一个人也没有。窗子是不能开合的框格窗,镶着厚实的磨砂玻璃,看不到外面的景色。倒是窗框上部有一小片玻璃是透明的,抬头可以望见蔚蓝的天空。
一开始我想不出这是什么地方,在闻到淡淡的药味后,我便猜到应该是医院。就在这时,一位中年护士像算好了时间似的走了进来。
“你醒了?”
“这里是……”
才说了这一句,我的头就痛得几乎要裂开,忍不住从喉咙深处发出呻吟。这是重度宿醉的症状。除此之外,我还隐隐感到有些恶心。
“来,我帮你打点滴吧。”
护士抓住我的右腕,不由分说地将粗大的注射针扎了进去。疼痛让我的脑子瞬间清醒,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好像倒在了伯母面前……
护士告诉我,我当时喝得酩酊大醉,整个人瘫软如泥。在我倒下的隔天早晨,束手无策的伯母叫来了救护车。我以为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实际上已经过去两天了。我是确确实实的酒精中毒了。当晚,我被好几家医院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最后总算被板桥区的这家精神专科医院收治,住进这里的戒酒中心。
万幸的是,虽然看似很厉害,但其实我的症状还算是轻的。住院三天后,我就被转到了六人间病房,这里住的都是症状相对轻微的患者。我的脑子依旧嗡嗡作响,像是有个火警报警器在敲个不停,双手也止不住地颤抖。体内的酒精消解后,我就开始馋酒,医院里当然一滴酒也没有。在医院唯一允许做的事就是吸烟,因此我只能昏昏然地待在休息室里狠命地抽烟。
之后的一周,死去的女人仍不时出现在我的梦中,睡着睡着就会做噩梦。但随着体内酒精的逐渐消除,看到幻觉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住院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打点滴,午后在院内略作散步,然后接受医生的诊查。我被迫过着这种无趣又没酒喝的日子,身处的环境也和之前的截然不同,不过或许这样反而对精神颇有裨益吧。大约两周后,我对那个女人的恐惧感消失了,此前一直折磨着我的幻觉和幻听也销声匿迹,宛如从未发生过。
一天,我向主治医生表达出院的意愿,原因是我怕住院太久会耽误手头的工作。
“因为家里还有老人。”
对医生说的则是冠冕堂皇的理由。
“如果你是挂念你伯母的话,不必担心。我们已经把你的病情详细告知她了。”
“可是我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啊。”
医生看起来和我年纪差不多,他露出温和的笑容,说现在还不能准许我出院。
“你需要住院三个月,这是常规。”
医生说得斩钉截铁,不容辩驳。
“如果现在回家,你有信心不再喝酒吗?”
他这么一说,我顿时感到气馁。我不知道当我回到家,从工作间看到二〇一号室时,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难保过去的那些幻觉和幻听,不会再鲜明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当然不可能告诉医生发现尸体的经过,明知道那就是病根所在,却死也不能说出口。
“你经常做噩梦吧?是有什么烦恼吗?”
不愧是医生,眼睛雪亮,一眼就看出我有心事。
“方便的话,不妨和我谈谈。酒精依赖症是一种精神疾病,如果不能在精神层面完全治愈,将来还会复发。既然来我们这里治疗,希望你能充分信任我们……”
“我很记挂工作。”我说道。
“忘掉工作吧。就算暂时不工作,生活也不会成问题,对不对?请你尽量保持愉快的心情。”
最后我被医生说服,决定继续住院。万一匆忙出院导致病情反复,那就亏大了。我索性想开,干脆把这次住院当成一个漫长的假期。
改变心态后,我便开始悠闲地观察其他患者了。我住在一号病房,同房的病友症状都比较轻微,如果说大家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没有一个是天生海量。我们都是为了逃避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安,才喝起并不怎么喜欢的酒,不知不觉深陷酒精中毒的泥沼,到后来离开酒就简直活不下去。令我震惊的是,患者中甚至还有教师、僧侣和工会职员。
病患是按症状轻重分到不同病房的,重症患者所在的病房情形就要悲惨得多。被父母子女抛弃、靠政府救济度日的男人;和老公离了婚每晚哭叫的女人;受酒精毒害,小脑不正常的男人;形同废人的年轻小伙儿……其中还有几个人不思悔改,利用自由活动的时间偷偷把罐装酒带进病房。医院方面对违禁喝酒者的态度很严厉,一旦发现就会将其关进被称为独居房的单人间。犯这种事儿的大多是出院后又喝酒,然后再度入院的患者。他们走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终于越陷越深不可自拔。
“要是落到那个地步就完蛋啦。”同病房的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叹着气说。他在信州经营一家欧式度假旅馆,提供的法国菜要搭配葡萄酒,多年来他不断尝试葡萄酒的口味,结果患上了酒精依赖症。别看他现在看起来很有精神,当初入院时可是喝得酩酊大醉,被家人强行送来医院的。日常生活中潜藏着许多可怕的陷阱,专门张大了嘴巴等待猎物,稍有不慎就会被它们诱骗得酒精中毒。听他的口气,应该是说如果二进宫的话就完了,以后会不断进出医院,一辈子都将断送掉。
“我看你最好趁现在把病彻底根治了,免得落得那个下场。”
我听得不寒而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就这样,在戒酒中心经历了三个月宝贵——不对,可以说是反常的体验后,我终于回到了家。
现在即使看到那间受诅咒的二〇一号室,心里也没有任何不安了,这证明我的病已经彻底治愈。书桌上放着住院前一天还在奋战的原版书和稿纸,看起来就像是昨天才放在那里的,房间里也依然是一派杂乱无章的景象。
依我现在的状态,马上开始工作也没问题,但想到今天刚回到家,还是先缓一缓再说。眼下最忌讳的就是急躁。过了一段悠闲的住院生活,之前那种十万火急赶着交稿的日子恍如久远的往事。我打算遵照医生的嘱咐,按照自己的步调平心静气地工作,一点一点地适应现实生活。
不经意间,我发现二〇一号室的窗子打开了。
我顿时心脏狂跳,就像被猛地攫住了一般。尽管不想看,视线却还是情不自禁地被那个房间吸引。
房间里面,有重新粉刷过的雪白墙壁,看起来很干净的榻榻米……还有,一双白净的脚。
“怎、怎么可能……”
那是个年轻的女人。她躺在浅绿色的床垫上,一动不动,夕阳映在她的脸际,将她的脸染得鲜红如血。那个噩梦又出现了。怎么会这样!
不对,这只是幻觉。另一个自己在耳边低语。看来我的病还没完全治好,明天再去住院吧。我心情惨淡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香烟,想用打火机点燃,手却抖个不停,怎么也点不着。
好不容易点着了,我一边狠命地吸着香烟,一边抬头仰望天花板,等待心情恢复平静。我告诉自己,刚才是我的错觉,然后再次望向二〇一号室。
女人依然躺在那里。但仔细打量,她那淡粉色衬衫下的胸部似乎有轻微的起伏。
她是活的!这根本不是我的幻觉,她是新搬进来的房客。我大松一口气,紧绷的肩膀一下子放松了。
这时,女人似乎察觉到了我的视线,她的身子颤动了一下,起身下了床。她揉着眼睛走到窗边,伸了个懒腰,很自然地望向我这个方向。我们俩目光相接的刹那,她的身体明显僵住了,我也有种时间凝固了的感觉。
好一会儿,我就那么杵着不动。女人微微一笑,向我点头致意。这意外的发展让我不知所措,不等我反应过来,对面的窗子已经关上,女人的身影也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strong>三月二十八日(清水真弓的日记)</strong>
我打开刚买的崭新日记本,躺在榻榻米上沉吟着该写点儿什么。既然是随心所欲的日记,从哪天写起都无所谓,但老是空在那里,总觉得有种莫名的压力。原本想说一定要写得有条有理,结果写了好几行都是漫无边际的闲扯。
接下来,要打起精神好好写才是。
不管怎么说,这么顺利就租到房子真是太好了。(这种事写来做什么?)
日升雅苑二〇一号室。“日升雅苑”这个名字很洋气,但实际上还是叫“日出庄”更合适。这是幢二层建筑,每层有三个房间,如果用“东京随处可见的杂乱公寓”来形容,或许比较容易想象。二〇一号室是上到二楼后,最里面的一个房间。
租金是六万元,附带浴室和卫生间,可以说是相当便宜。在房屋租赁杂志上看到这间房时,我觉得就算地处郊区,这个价格也是捞到大便宜了。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我联系了一下中介,没想到答复说房间还空着。我立刻赶去,当天就把租约敲定。从四月一日起我就要走上社会工作了,办事决不能磨磨蹭蹭。
以上是昨天的事了。今天早上我离开池袋的商务旅馆,提了个旅行包便住了进来。至于衣服,妈妈会从老家用快递寄给我。
我先买来卧具和窗帘之类的必需品,然后开始着手整理房间。房间是一室一厅,进门就是厨房,右边是流理台和煤气灶,左边是一体式的浴室和卫生间。往前走,里面是一间六叠大的和室④,榻榻米刚换了新的,感觉很不错。
整个房间整洁干净,令人难以相信已经半年没人住了。我从一楼的管理员那里拿钥匙时,向他打听过这个问题,但他一听就移开了视线,显得有些不安。这让我多少有些在意,不过还是算了。
打开朝西的窗子,阳光立刻洒进屋里。现在还蛮惬意的,不过到了夏天就会很热吧。窗外是幢老旧的木造两层小楼,楼前有个约三十坪的院子,看起来像是个家庭菜园。一个老婆婆头上缠着白毛巾,正在院子里用小铲子不停地挖土,撒下种子。院子一角有个脏脏的库房。
老婆婆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就算是站直了身子,她的腰也还是弯得很厉害,应该是有些岁数了。她摘下头上的毛巾,露出满头白发,头发整齐地束在脑后,挽了个发髻。接着她用毛巾掸掉膝上的泥土,拖着右腿顺着窄廊走进家里,砰的一声关上拉门,声音大得连我这里都听得到。
看着老婆婆的样子,心情渐渐变得像在老家时那般恬静。一直以来的紧张感倏地消失了,我铺上刚刚买回来的绿色床垫,躺了下来。太阳照得我暖洋洋的,好舒服。
从今天起,这里就是只属于我的空间,是我一个人的世界,不会被任何人打扰。望着满天春霞,意识渐渐恍惚了起来。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那幢木造小楼的瓦砌屋顶,不知何时,迷迷糊糊地沉入了梦乡。
醒过来时,天色已暗。慢慢下沉的夕阳,把西边的天空染得红彤彤的,漂亮极了!
我站在窗前正看得出神,突然感受到一股几乎要刺破皮肤的强烈视线。我吃了一惊,定睛望去,视线来自对面那幢给人以阴森之感的木造小楼,一个男人正站在二楼的房间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们相距约二十米,气氛瞬间僵了起来。
想到我刚刚搬来这里,觉得还是跟邻居打个招呼比较好。于是我努力挤出礼貌的笑容,向他点头致意。
男人却仿佛吓了一跳,毫不客气直盯着我的视线也没有移开的意思。他长着一张长脸,脸色苍白,看起来有点儿神经质,蓄着短短的、邋遢的胡子。留着长发,乍看年纪很轻,但应该超过三十五岁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太多,总觉得他的眼里闪着病态的光芒。
关上窗后,我的背上一阵发冷,很难说这只是因为傍晚的寒意。要是每天都跟那个男人打照面,恐怕连我也会变得忧郁起来。
这个房间一直没人租住的原因,我似乎有些明白了。或许房子选得有些太轻率了,我有点儿后悔。
<strong>三月二十八日续(大泽芳男)</strong>
晚上十一点多,我偷偷溜出了主屋。伯母通常九点就寝,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应该不用担心会被她起床撞见。但从二楼下来时,我还是谨慎地挑不会咯吱作响的楼梯边缘落脚,慢慢地走了下来。
我卸下后门锁的插销,轻轻推开玻璃门。这门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刺耳声响,必须小心地徐徐打开。明天给合叶上点儿油吧。
就在这时,我的脚碰到了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黑影一掠而过,冲到院外。我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开门上,这一突发的意外把我吓得半死。黑暗中,有两只眼睛在闪闪发光。
“什么嘛,原来是小黑。”
小黑蹲在院子里看着我,喵喵地叫着。
“可恶,简直是存心吓我……”
我有些生气,不假思索地伸脚便踹,却踹了个空,连根毛都没碰着。小黑钻进树丛,就此消失了踪影。
等呼吸恢复正常后,我迈向伯母辟出的菜园。院子约三十坪大,与对面的公寓仅隔着一道水泥墙,临巷那边则是用木栅栏隔开。
我带了手电筒,但担心被对面公寓的住户盘问,因此一直没有打开。虽然没有月亮,但借着小巷路灯的微弱光线,依然可以看清院子的轮廓。伯母好像已经播下了种子,菜园里到处可见微微隆起的浮土。要是我乱踩一通,伯母定会吵闹个没完,因此我迈步时格外小心。
对面公寓的二〇一号室还没有熄灯。我不禁有些好奇,那个女人此刻正在做什么呢?从她房间里透出的灯光,将库房的房顶映得发白。
我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插进库房门口锈蚀的锁孔里。这间屋子已经老旧不堪,摇摇欲坠,里面也没有什么必须严防被偷的东西,这样居然还上锁,未免有些夸张。
随着令人愉悦的咔嚓一响,锁开了。
要推开库房入口的门,很需要点儿技巧。因为整个房子都已倾斜,过分大力反而不易推开,需要把手伸进门下方勉强可容纳指头的缝隙里,像按压般缓缓推动,门才可以顺利打开。
库房约有四叠半大,从冰冷的户外迈进里面,身体顿时被温暖的空气所包围。虽然天花板中央悬着一个四十瓦的电灯泡,我却不能打开,因为灯光会从门缝透出去。
我关上门,揿亮手电筒,光圈照射在积满尘埃的一堆破烂上。透过光线,能看到细微的灰尘如微生物般飞舞。少条腿的椅子、老式脚踏缝纫机、东京奥运会时买的黑白电视机、木柄从中间折断的铁锹、刀口残破的割草镰刀、用细绳绑扎的旧报纸、旧茶叶箱和网眼裂开的箱笼,这些一看就是老古董的玩意儿把库房占得满满当当。我很想把它们当做大件垃圾处理掉,但仿如旧时代化身的伯母却不答应。
“浪费东西会遭报应的,说不定哪天就派上用场了呢。”
我心想,开什么玩笑,那一天永远都不会来。明知道没半点儿用处,伯母却硬是对这些破烂留恋得很。
地板上几乎找不到下脚的地方,走路时想不被绊倒真是非常困难。不过凭我多年的经验,要对付这些还是游刃有余。库房最里边有个很大的瓦楞纸箱,上面的“冰箱”两个字早已退色,箱子里塞满丁破布和杂七杂八的零碎。
我弯下腰,搬开满是灰尘的瓦楞纸箱,下面现出一块木板。乍一看只是块被白蚁啃烂了的脏板子,但实际上,我称它为“通往异次元的门扉”。恐怕任谁也想不到,这破败的库房里还会有地下室,而这里就是地下室的入口。
移开木板,下方是一片幽深的黑暗。我伸手到黑暗之中,摸索着打开了灯。小电灯泡的昏暗光线,将地下空间影影绰绰地映照出来,看到在淡淡光线中浮现出的梦幻空间,我的心情不可思议地变得宁静起来。
我脚踩在不甚牢靠的梯子踏板上,合上头顶的木板,缓缓下到地下室。
无人知晓的秘密之地——虽然与阁楼的意义不同,但这里同样是我的“圣域”。
读高中时,有一次奉伯母之命整理库房,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地下室。当时我正在拖一个很重的东西,不知怎的触动了木板,一脚踩进敞开的洞口,差点儿摔了下去。幸好我双手及时抓住木板,脚也找到了梯子,才算逃过一劫。不过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决定到这个奇特的空间探险一番。那时不比现在,没拉电线,也没安电灯,我从家里拿来手电筒,再次踩着梯子下去。
下去一看,我很是吃惊。这里比库房窄上少许,看样子是个地下室。高度可容我直立,应该有一米八左右。四周都是泥巴墙,地面也是用土夯实的,除了铺了张破破烂烂的席子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这个地下室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起初我以为是储藏葡萄酒的仓库,但伯父一向不喝酒,从来没有这种爱好;也不可能是存放酱菜的地方。
我在地下室的一角找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人偶的东西。人偶全身裹着已经变色的茶色粗布,内里填着稻草,由扁平的头部、身体和两条腿组成。奇妙的是,人偶的心脏附近有几个洞,像是被刀刺穿的,从洞里支棱出好几根稻草。莫非这是诅咒用的稻草人,伯母用它来祈祷,想要咒杀某人?
疑问很快就解开了。人偶旁边有一条粘着泥巴的毛巾,上面用墨水写着“爱国妇女队”五个字。虽然毛巾已经变成茶褐色,但仍可辨认出印染的国旗图样。我登时恍然大悟,这是太平洋战争时代的物件。在人偶旁还找到一根削尖的竹棒,我进而推测,伯母是把人偶当做敌兵,用竹枪来进行攻击训练。依伯母的性情,不难想象出她站在爱国妇女队最前列,尖叫着猛刺人偶的模样。
如此看来,这间地下室原来应该是个防空洞。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伯父已年逾四十,征兵检查的结果是丙等,不算是合格的当兵料子。到他被征召入伍时,已是败象毕现的战争末期,多半还没等上战场,就在国内某地迎来了终战。因此B-29轰炸机飞来东京的时候⑤,伯父正安居家中,并在库房下面挖了个防空洞。说来这也没什么稀奇。
这也只有巧手的伯父才做得到。那个年代很难弄到水泥,他就用泥浆刷墙,造出了一个相当够格的防空洞。而建在库房下面,想必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虽然这只是我的推测,并没有向他本人求证过,但我当时真的是钦佩莫名,觉得不愧是伯父。我们这一带在东京大轰炸时并不曾遭受严重损失,战后一片混乱,伯父也就再也没有想起这个防空洞,不知不觉间忘得一干二净。只有人偶和爱国妇女队的毛巾还留在这间幽暗的地下室里,如同活生生的历史见证者,让我得以知晓其来龙去脉。
二十年前发现这间地下室时,我正住在二楼伯父书房旁的一个房间里。那时伯母的腿脚还很利索,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监视之下,就在这个时候,我找到了这间地下室,很自然地,它成了我心灵的绿洲。我带了些蜡烛进去,拼命回想从伯父的藏书里学来的一鳞半爪的黑魔法知识,依葫芦画瓢造了座祭坛,然后点上蜡烛,煞有介事地举行祭祀。
我还把爱国妇女队的毛巾缠到人偶头上,把它当成伯母,用竹枪狠狠击刺,聊以发泄心中的积愤。
背着严厉的伯母进出库房,本身就够刺激的,在这里进行的种种仪式更是充满神秘而不可告人的味道。我通常选在深夜或清晨,伯父、伯母睡得正酣之际偷偷溜进地下室。那人偶没过多久就全身都是洞,被我连同竹枪一起丢掉了。它要真是诅咒用的稻草人,伯母早就该一命呜呼了。
伯父死后,我一点一点地给地下室的墙壁和地面刷上水泥加固。我继承了伯父的心灵手巧,虽然只是随便刷刷,难免会有些不平整,但比起以前还是光鲜多了。
我在屋子当中、齐眉的高度挖了个小洞,安了一扇天窗。点上蜡烛后,神秘的氛围便油然而生。我又从上面的库房拉来电线,装上了灯泡。大学毕业刚开始以翻译为生的时候,我曾一度对摄影颇有兴趣,便把这里当做暗室使用。
伯母因中风导致腿脚不便后,地下室和主屋的阁楼就都成了我的“圣域”。我依心情的不同,选择喜欢的地点作为休憩之地。
而今天,在久别半年之后,我再次来到了地下室。
从梯子的最后一级下来,我带着怀念的心情环顾着这个狭窄的空间。不流通的空气里泛着霉味,和入院前相比毫无变化。天窗边的水泥墙面斜斜地裂了道缝儿,水汽从裂缝里渗出,周围一大片都因受潮而发黑了。
身处这样一个局促而阴暗的空间,换了别人定会皱起眉头,但却带给我一种不可思议的恬适心境。烛台上的蜡烛早已烧完,只留下一摊熔化的蜡油。
地下室的一角靠墙放着一张收起的铁制折叠床,我把它打开放好,躺到上面,重又打量起地下室。对面的角落里,杂乱地堆着冲洗照片的工具。一张圆凳扔在地上,凳面的塑料覆膜已经裂开,露出里面的海绵。
在这里,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仿佛停滞了。
我闭上眼睛,全身充盈着愉悦的疲倦感。这里是如此地静寂,听不到丝毫声息,简直难以相信正身处东京杂乱的住宅区之中。
不觉间,我已酣然入梦。
不知过去了多久,醒来时已是凌晨四点。我慌忙爬起身。伯母通常五点起床,不赶快回到主屋就麻烦了。
我的肩膀睡得发僵,为了活动开,我不停地转动脖子。就在这时,我看到床底下有张折了好几折的报纸,上面用红色马克笔圈着一则不起眼的新闻——
二十八日凌晨一点二十分左右,在北区滝野川一丁目的路上,一名恰巧巡逻到那里的警察听到了女子的惨叫声,冲到现场时,女子已不见踪影,只留下一个敞开的手提包。从手提包里的驾照获悉,该女子名叫米泽由香(二十二岁),是一位公司职员,住在滝野川一丁目的平和庄公寓。米泽小姐当天没有回家,滝野川警署认为,米泽小姐很可能已卷入某起案件。目前警方正在现场附近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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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日本常用的面积计量单位,一叠约合一点六二平方米。
②日本的取暖用具,通常是在一张正方形矮桌上铺上棉被,桌下有电发热器,可将腿脚甚至整个身体伸进暖桌下取暖。
③“officelady”的简称,即公司女职员或“粉领族”之意。
④指铺着榻榻米的传统日式房间。
⑤指一九四五年美国使用B-29轰炸机对东京实施的大规模战略性轰炸事件。整天压抑得透不过气来。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strong>三月二十八日(大泽芳男)</strong>
结束为期三个月的住院生活,我回到了东十条的家里,是在三月二十八日。虽说已是春天,空气却依然带着几分寒意,樱花也毫无开放的迹象。
从东十条的商店街拐进狭窄的巷弄,一看到那幢熟悉的木造二层小楼时,两小时前走出医院大门时的兴奋心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正要伸手去推临巷的玻璃门,我迟疑起来。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走进去合适吗?万一迎头碰到伯母,该跟她说什么好?不,应该说,我会被她怎样地冷嘲热讽?种种念头在心里纠结,我缩回手,插在口袋里。
我抽出一支七星牌香烟衔在嘴里,随即想起在医院的六人病房里熬过的那些日子,与之相比,毕竟还是这个家要好得多。我扔掉香烟,迅速伸脚将它碾灭。除了这里,我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我自嘲地笑了笑,再次伸手去推玻璃门。
门没上锁。我迈进玄关,心里暗自嘀咕,老人家一个人住竟然不锁门,这也太不安全了。冰冷的空气里飘着淡淡的线香的味道,周围一片寂静,悄无声息,但我感觉得到,伯母就在窄廊尽头那个六叠①大的房间里。现在是下午两点,这个时候她应该正在午睡。要是把她吵醒,她一定会老大地不高兴,于是我脱了鞋子,准备轻手轻脚地溜上二楼。
楼梯就在玄关旁边,黑黝黝的,中间部分已经磨损了,刚一踩上去,脚下就嘎吱嘎吱地乱响。
惨了,我不禁咂舌。
这栋楼房是战前盖的,如今早已破旧不堪,到处都有毛病。还没走出三步,不知哪里发出一声怪响,声音大得就算是耳背的伯母也肯定能马上察觉。
“谁啊?”
果不其然,从里间传来伯母粗哑的声音。真是倒霉。我只得打消上二楼的念头,就像被伯母的声音拖拽着一般,乖乖走向窄廊尽头的房间。我觉得自己简直跟傀儡没什么两样。为什么一到伯母跟前,整个人就矮了半截?从少年时代起,伯母和我就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直到现在,我已经三十六七岁,这种情形依然丝毫没有改变。我长年累月地生活在伯母的高压统治之下,屈指算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是我,芳男。”
说着,我拉开伯母屋子的纸拉门。“我回来了。”
“既然要回来,怎么不先捎个信儿?”
伯母坐在暖桌②边,用责难的口气问我。暧桌的被子旁摆着一个枕头,看来伯母刚才一直躺在暖桌底下睡觉。
伯母今年七十九岁,体力已经逐渐衰弱,爱唠叨的毛病却没有半点儿改变,反而变本加厉,嘴巴愈发刻薄。常有人说,人上了年纪就会变得像小孩子一样,依我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伯母满脸皱纹,戴一副圆框老花眼镜,锐利的眼神活像中世纪女巫。我老是想,如果她遭受中世纪的女巫审判,八成当场就会被宣判死刑。
“我原想打个电话来着,不过怕打扰了您的午休……”
“你是在讽刺我吗?”
伯母眼中寒光一闪。她动不动就这样。
“我没有那个意思。”
“提前写封信来不就行了。你还是跟以前一个德行,死脑筋。”
伯母很讨厌电话,就算听到电话铃响也绝不会去接。我心知一触到这个忌讳她就会怫然不悦,只得老老实实地赔罪。
“我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一周出院,所以没来得及写信,对不起。”
“是吗?”
指望伯母说句“提前出院就好”之类的贴心话,根本就是做梦。
这间六叠大的屋子里没有开灯,临着院子的拉门又关得紧紧的,即使现在是大白天,光线也不太好。伯母一向怕冷,从不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屋子里飘着一股老年人特有的腐臭气息,让我有点儿作呕。暖桌的被子旁蜷伏着一只名叫小黑的黑猫,它昂起头瞪着我,仿佛我形迹可疑似的。这只猫总摆着这么一副冷淡嘴脸,都说宠物随主人,简直再对不过了。
“这么说,你的病全治好了?”
所谓“病”,是伯母特有的挖苦说法。
“已经没事了,让您为我操心了。”
“你可真像你母亲,果然是有其母必有其子。”
“这跟我母亲没关系。”
我的口气不自觉地强硬起来。话一出口,我就暗叫不妙。
“哦?”
伯母隔着暖桌饶有兴致地看着我,说:“一提到你母亲,你立刻就急了呢。”
我无话可说。我总是这样轻而易举地就落入伯母的圈套。
不经意间,我望向了伯母头顶上方的佛龛。立式镜框中,过世的伯父正带着柔和的表情冲我微笑。
唉,如果伯父还在世就好了。
我被这个家庭收养,是在中学一年级的秋天。那年春天,我父亲因为交通事故不幸身亡,悲伤的母亲日夜沉湎于酒精不能自拔,最后沦为彻头彻尾的酒精中毒症患者。我听伯母说,邻居见母亲天天打骂我,实在看不过眼,便和伯父联系,由他来把我接回家里抚养。至于母亲,从此就再没见过面,只听人说,几年后她因感冒久治不愈,没多久就死了。后事是伯父帮她操办的,我连葬礼都没能参加。
伯父是父亲唯一的兄弟,比父亲大十多岁。他收养我之后,对我视如己出,尽心呵护。他和伯母没有子女,我就是他最亲的人了,因此他对我很是疼爱,一直供我读到大学。伯父的恩情,我无论怎样也感激不尽。
可与伯父正相反,伯母不仅性格乖僻,毫无幽默感,还对我的品行、交友、学业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横加干涉。伯父是保险公司的调查员,出差频繁,经常不在家,我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伯母的巨大影响。
在人格形成的最重要时期,我却一直身处伯母的严厉监督之下,日子过得很郁闷。我性格天生就有消极内向的倾向,再加上这种环境,自然而然地就愈发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现在我已经三十七岁了,却依然无法轻松自如地和异性交谈,这全都是伯母造成的。我至今还是单身,但这绝非因为我讨厌女人或者性无能。
大学即将毕业时,伯父因脑溢血而撒手人寰,年仅六十八岁。当时我正一心憧憬着毕业后悠闲自在的生活,却偏偏发生了这种事。自那之后的十五年,我一直和伯母这样奇妙地相依为命着。虽然她和我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我还是没办法抛下她离家而去。
离开她其实很容易。那么,是因为我笃于亲情、不忍割合吗?非也。是因为伯母拥有房产和土地。虽然是在东京的偏僻地段,但最近地价高涨,不动产的价格已经飙升到以亿为单位,而我又是伯母唯一的亲人。倘若我冷落了她,她铁定不会把财产留给我,十有八九会悉数捐给某个地方的慈善机构。她就是这么薄情的人。
“你有义务照顾我。好好想想,你是托谁的福才能念到大学的?”
伯母总把这句话挂在嘴上,我早就听得够够的了,但想到总有熬出头的一天,也就一直忍耐着。
总之,因为种种原因,我的交友范围十分狭窄,几乎没有什么知心好友。但我丝毫也不在意,与人交往只会令我心烦,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是多么愉悦自在啊,还能有效地利用时间。
二楼伯父的书房里有很多藏书,我看得十分投入。伯父在现实生活中简直可以说是百无一用,但他很有品位,尤其喜爱文学,曾向多家杂志投稿小说、汉诗和俳句,不过从没听说被采用过。尽管如此,伯父照样整天笑眯眯的,显得很满足。
伯父的藏书里有不少推理小说,我很喜欢看。我看书时伯母倒是从不唠叨,因为她只上过小学,没什么文化,只要是书,不管什么内容她都会另眼相看。我猜伯父也是为了逃避伯母的碎碎念,才会躲到书本的世界里。我敢打包票,一定是这样。
至于我,大学读的英文系,毕业后没找到稳定的工作,而是靠翻译养活自己。这其中固然有我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原因,但很大一部分是为了逃避伯母。我窝在二楼做棘手的翻译工作时,伯母是不会来多嘴多舌的。
“手上积压了不少工作,我先去忙了。”
向伯母说完这句话,我便走上久违的二楼,回到自己的房间。伯父过世后,我获准将他的书房当做工作间使用。自从五年前伯母患了风湿,腿脚就变得很不灵便,去附近的商店街购物还能对付,上下楼梯就不行了。因此只要我待在二楼,就可以不受伯母的干涉。
房间门扉紧闭,里面又黑又冷,潮乎乎的,但当我打开电灯,眺望书架时,心情就马上沉静了下来。我不禁感叹,纵使目击过骇人的惨案,这个家依然是我唯一的安居之地。
要不要把房里的窗子打开,这让我颇为踌躇。我心里明白,一旦推开,就会看到二〇一号室,我害怕那时的噩梦重现。但如果克服不了这种恐惧,就得再去医院治疗,而是否能彻底治好也无从判断。
我闭上眼睛,推开窗户,再缓缓睁开眼。什么也没有发生。对面的二〇一号室窗子紧闭,一如我住院之前看到的景象,但此刻再见,我并没有觉得恐怖,甚至没有任何不安的感觉。
看来病是治好了,眼前的一切也就没有什么大不了了。再次看到二〇一号室,我也没有产生幻觉或幻听,那些如地狱般的日子已经永远离我而去了。
半年前的那个早晨,我发现了二〇一号室的尸体。那个女人颈上勒着肉色的长筒袜,翻着白眼,仿佛有一腔怨恨似的看着我。
身为第一发现者,照理说我应该马上报警,但我却没有那样做,因为那会暴露我的偷窥癖。我可能会因为这项小罪遭到警方的调查,但最可怕的莫过于这个见不得人的爱好被伯母知道。“恬不知耻的家伙,我可不记得我教过你这种事!”——我简直都能想象出伯母怎样的劈头痛骂。
我沾染上偷窥的习惯,是从高中一年级开始的。那年夏天,我和伯父一起去后乐园球场观看巨人队与阪神队的比赛,伯父给我买了一个八倍双筒望远镜。最初我只是拿它来遥观星星和鸟儿,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用它偷窥别人的生活。
在二楼偷窥的话,我担心会被伯父发现,所以总是等到天黑后偷偷上到阁楼。在漆黑一片的屋子里,我把双筒望远镜贴到眼前,透过格子窗窥看外面的世界。因为角度的关系,刚好能清楚看到对面公寓二楼的房间,里面全家团聚、夫妇拌嘴、乃至慵懒做爱的光景都能尽收眼底。而伯母即便在身子硬朗的时候,除了除夕大扫除,平时也难得上来阁楼一趟,我尽可安心享受这份乐趣。
时光飞逝,几年前对面的公寓重新翻建,名字从“日出庄”改成现在的“日升雅苑”,住户也变得年轻化,不是新婚夫妇就是OL③和学生,偷窥起来愈发刺激。翻译疲乏时,用偷窥来调剂一下心情,真是最合适不过了。从外面看不出阁楼的存在,谁也不会想到这里有人在偷窥。
对我来说,阁楼是一个秘密的隐居之地,只要待在那里,就能沉浸在安逸的世界中。
然而那天早晨,阁楼却变成了噩梦般的源头。我想这是上天对我的严厉惩罚,我享受了二十年偷窥的乐趣,如今终于要全盘大清算了。自那天起,无论是睡是醒,颈勒长筒袜的女人总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女人的尸体当天就被亲属发现,随即报了警。警察在附近展开了一连几天的搜查,当然也来过我家了解情况,但伯母说自己什么也没发觉,我也回答说当时正在埋头工作,没看到可疑的人影。后来警方锁定了女人公司的同事,但因为对方有不在场证明,警方手头的证据也不充分,最终未能逮捕凶手。
案子变成了无头案。此后二〇一号室重新刷了墙,面貌焕然一新,然而有关命案的记忆却无法就此抹去,那里迟迟没有人人住。由于这间房里有人遇害,凶手还逍遥法外的消息不胫而走,因此谁都没有勇气住进来,即使降低了租金也毫无效果。
房间无人居住,窗子总是关着,也没有灯光,黑洞洞的屋子静寂得可怕。我关上二楼的窗户,试图集中精力工作,可是却办不到。看着稿纸,眼前却不时浮现出女人那了无生气的脸,工作上半分进展都没有。之前米尔德里德·戴维斯的《楼上的房间》已翻到尾声,我强打精神把剩下的翻完,交给出版社,然后就再也没碰其他工作了。
每当我想睡觉的时候,那个女人的影子就会浮上心头,弄得我怎么也睡不着。自然而然地,我染上了借酒助眠的恶习,而且酒量越来越大。我原本就是不能沾酒的体质,对酒的接受力很弱,等我惊觉时,早已深陷在酒精中毒的泥沼里了。
去年十二月前后,我终日酒不离手,过的真是地狱般的日子。就算靠酒精的帮助睡着了,也必定会梦见那个女人。我看到凶手背对着我用长筒袜勒住她的脖颈,看到她满脸痛苦地向我呼救,仿佛是在责怪我,她死不瞑目都是我的错。
出事那天,我也是没命地喝酒,好不容易进入了梦乡,那个女人却又出现在我的梦里,瞪大眼睛伸出手向我求救。我感觉勒死她的凶手正在窥探我的动静,抬头一看,那竟是我自己的脸。我的脸扭曲变形,看起来有说不出的狰狞。
“呜哇!”
我在梦中大叫,而现实世界里似乎也有人在大叫。
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芳男、芳男”的叫声,让我恢复了意识。我顶着昏沉沉的脑袋凝神细听,叫声又一次响起:“芳男!”那是伯母的声音。我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到楼下。当时是凌晨一点多,伯母穿着睡衣,靠在里间的纸拉门上,像幽灵般站在那里。借着小电灯泡的光,我模模糊糊地辨认出了她的身影。小黑趴在伯母脚边,咕噜咕噜地哼哼着,眼里闪着诡异的光。
“怎么了?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伯母个子矮小,身高还不到一米五,但那时看起来却出奇地高大,我想一定是因为我已经醉得云里雾里了。
“刚才做了个有点儿可怕的梦。不好意思,把您吵醒了。”
我装出滴酒未沾的清醒模样,但却瞒不过伯母的眼睛。
“你身上有酒味啊。你背着我在喝酒?”
“只是一点儿睡前酒……”
刚说到这里,我的脚一下子没了力气,很丢脸地当场跌坐在地。
“怎么回事儿,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这么不像样?”
这是我失去意识前,听到伯母说的最后一句话。
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四周都是白墙,墙上绽着裂痕,感觉凄凉得很。周围一个人也没有。窗子是不能开合的框格窗,镶着厚实的磨砂玻璃,看不到外面的景色。倒是窗框上部有一小片玻璃是透明的,抬头可以望见蔚蓝的天空。
一开始我想不出这是什么地方,在闻到淡淡的药味后,我便猜到应该是医院。就在这时,一位中年护士像算好了时间似的走了进来。
“你醒了?”
“这里是……”
才说了这一句,我的头就痛得几乎要裂开,忍不住从喉咙深处发出呻吟。这是重度宿醉的症状。除此之外,我还隐隐感到有些恶心。
“来,我帮你打点滴吧。”
护士抓住我的右腕,不由分说地将粗大的注射针扎了进去。疼痛让我的脑子瞬间清醒,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好像倒在了伯母面前……
护士告诉我,我当时喝得酩酊大醉,整个人瘫软如泥。在我倒下的隔天早晨,束手无策的伯母叫来了救护车。我以为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实际上已经过去两天了。我是确确实实的酒精中毒了。当晚,我被好几家医院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最后总算被板桥区的这家精神专科医院收治,住进这里的戒酒中心。
万幸的是,虽然看似很厉害,但其实我的症状还算是轻的。住院三天后,我就被转到了六人间病房,这里住的都是症状相对轻微的患者。我的脑子依旧嗡嗡作响,像是有个火警报警器在敲个不停,双手也止不住地颤抖。体内的酒精消解后,我就开始馋酒,医院里当然一滴酒也没有。在医院唯一允许做的事就是吸烟,因此我只能昏昏然地待在休息室里狠命地抽烟。
之后的一周,死去的女人仍不时出现在我的梦中,睡着睡着就会做噩梦。但随着体内酒精的逐渐消除,看到幻觉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住院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打点滴,午后在院内略作散步,然后接受医生的诊查。我被迫过着这种无趣又没酒喝的日子,身处的环境也和之前的截然不同,不过或许这样反而对精神颇有裨益吧。大约两周后,我对那个女人的恐惧感消失了,此前一直折磨着我的幻觉和幻听也销声匿迹,宛如从未发生过。
一天,我向主治医生表达出院的意愿,原因是我怕住院太久会耽误手头的工作。
“因为家里还有老人。”
对医生说的则是冠冕堂皇的理由。
“如果你是挂念你伯母的话,不必担心。我们已经把你的病情详细告知她了。”
“可是我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啊。”
医生看起来和我年纪差不多,他露出温和的笑容,说现在还不能准许我出院。
“你需要住院三个月,这是常规。”
医生说得斩钉截铁,不容辩驳。
“如果现在回家,你有信心不再喝酒吗?”
他这么一说,我顿时感到气馁。我不知道当我回到家,从工作间看到二〇一号室时,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难保过去的那些幻觉和幻听,不会再鲜明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当然不可能告诉医生发现尸体的经过,明知道那就是病根所在,却死也不能说出口。
“你经常做噩梦吧?是有什么烦恼吗?”
不愧是医生,眼睛雪亮,一眼就看出我有心事。
“方便的话,不妨和我谈谈。酒精依赖症是一种精神疾病,如果不能在精神层面完全治愈,将来还会复发。既然来我们这里治疗,希望你能充分信任我们……”
“我很记挂工作。”我说道。
“忘掉工作吧。就算暂时不工作,生活也不会成问题,对不对?请你尽量保持愉快的心情。”
最后我被医生说服,决定继续住院。万一匆忙出院导致病情反复,那就亏大了。我索性想开,干脆把这次住院当成一个漫长的假期。
改变心态后,我便开始悠闲地观察其他患者了。我住在一号病房,同房的病友症状都比较轻微,如果说大家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没有一个是天生海量。我们都是为了逃避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安,才喝起并不怎么喜欢的酒,不知不觉深陷酒精中毒的泥沼,到后来离开酒就简直活不下去。令我震惊的是,患者中甚至还有教师、僧侣和工会职员。
病患是按症状轻重分到不同病房的,重症患者所在的病房情形就要悲惨得多。被父母子女抛弃、靠政府救济度日的男人;和老公离了婚每晚哭叫的女人;受酒精毒害,小脑不正常的男人;形同废人的年轻小伙儿……其中还有几个人不思悔改,利用自由活动的时间偷偷把罐装酒带进病房。医院方面对违禁喝酒者的态度很严厉,一旦发现就会将其关进被称为独居房的单人间。犯这种事儿的大多是出院后又喝酒,然后再度入院的患者。他们走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终于越陷越深不可自拔。
“要是落到那个地步就完蛋啦。”同病房的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叹着气说。他在信州经营一家欧式度假旅馆,提供的法国菜要搭配葡萄酒,多年来他不断尝试葡萄酒的口味,结果患上了酒精依赖症。别看他现在看起来很有精神,当初入院时可是喝得酩酊大醉,被家人强行送来医院的。日常生活中潜藏着许多可怕的陷阱,专门张大了嘴巴等待猎物,稍有不慎就会被它们诱骗得酒精中毒。听他的口气,应该是说如果二进宫的话就完了,以后会不断进出医院,一辈子都将断送掉。
“我看你最好趁现在把病彻底根治了,免得落得那个下场。”
我听得不寒而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就这样,在戒酒中心经历了三个月宝贵——不对,可以说是反常的体验后,我终于回到了家。
现在即使看到那间受诅咒的二〇一号室,心里也没有任何不安了,这证明我的病已经彻底治愈。书桌上放着住院前一天还在奋战的原版书和稿纸,看起来就像是昨天才放在那里的,房间里也依然是一派杂乱无章的景象。
依我现在的状态,马上开始工作也没问题,但想到今天刚回到家,还是先缓一缓再说。眼下最忌讳的就是急躁。过了一段悠闲的住院生活,之前那种十万火急赶着交稿的日子恍如久远的往事。我打算遵照医生的嘱咐,按照自己的步调平心静气地工作,一点一点地适应现实生活。
不经意间,我发现二〇一号室的窗子打开了。
我顿时心脏狂跳,就像被猛地攫住了一般。尽管不想看,视线却还是情不自禁地被那个房间吸引。
房间里面,有重新粉刷过的雪白墙壁,看起来很干净的榻榻米……还有,一双白净的脚。
“怎、怎么可能……”
那是个年轻的女人。她躺在浅绿色的床垫上,一动不动,夕阳映在她的脸际,将她的脸染得鲜红如血。那个噩梦又出现了。怎么会这样!
不对,这只是幻觉。另一个自己在耳边低语。看来我的病还没完全治好,明天再去住院吧。我心情惨淡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香烟,想用打火机点燃,手却抖个不停,怎么也点不着。
好不容易点着了,我一边狠命地吸着香烟,一边抬头仰望天花板,等待心情恢复平静。我告诉自己,刚才是我的错觉,然后再次望向二〇一号室。
女人依然躺在那里。但仔细打量,她那淡粉色衬衫下的胸部似乎有轻微的起伏。
她是活的!这根本不是我的幻觉,她是新搬进来的房客。我大松一口气,紧绷的肩膀一下子放松了。
这时,女人似乎察觉到了我的视线,她的身子颤动了一下,起身下了床。她揉着眼睛走到窗边,伸了个懒腰,很自然地望向我这个方向。我们俩目光相接的刹那,她的身体明显僵住了,我也有种时间凝固了的感觉。
好一会儿,我就那么杵着不动。女人微微一笑,向我点头致意。这意外的发展让我不知所措,不等我反应过来,对面的窗子已经关上,女人的身影也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strong>三月二十八日(清水真弓的日记)</strong>
我打开刚买的崭新日记本,躺在榻榻米上沉吟着该写点儿什么。既然是随心所欲的日记,从哪天写起都无所谓,但老是空在那里,总觉得有种莫名的压力。原本想说一定要写得有条有理,结果写了好几行都是漫无边际的闲扯。
接下来,要打起精神好好写才是。
不管怎么说,这么顺利就租到房子真是太好了。(这种事写来做什么?)
日升雅苑二〇一号室。“日升雅苑”这个名字很洋气,但实际上还是叫“日出庄”更合适。这是幢二层建筑,每层有三个房间,如果用“东京随处可见的杂乱公寓”来形容,或许比较容易想象。二〇一号室是上到二楼后,最里面的一个房间。
租金是六万元,附带浴室和卫生间,可以说是相当便宜。在房屋租赁杂志上看到这间房时,我觉得就算地处郊区,这个价格也是捞到大便宜了。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我联系了一下中介,没想到答复说房间还空着。我立刻赶去,当天就把租约敲定。从四月一日起我就要走上社会工作了,办事决不能磨磨蹭蹭。
以上是昨天的事了。今天早上我离开池袋的商务旅馆,提了个旅行包便住了进来。至于衣服,妈妈会从老家用快递寄给我。
我先买来卧具和窗帘之类的必需品,然后开始着手整理房间。房间是一室一厅,进门就是厨房,右边是流理台和煤气灶,左边是一体式的浴室和卫生间。往前走,里面是一间六叠大的和室④,榻榻米刚换了新的,感觉很不错。
整个房间整洁干净,令人难以相信已经半年没人住了。我从一楼的管理员那里拿钥匙时,向他打听过这个问题,但他一听就移开了视线,显得有些不安。这让我多少有些在意,不过还是算了。
打开朝西的窗子,阳光立刻洒进屋里。现在还蛮惬意的,不过到了夏天就会很热吧。窗外是幢老旧的木造两层小楼,楼前有个约三十坪的院子,看起来像是个家庭菜园。一个老婆婆头上缠着白毛巾,正在院子里用小铲子不停地挖土,撒下种子。院子一角有个脏脏的库房。
老婆婆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就算是站直了身子,她的腰也还是弯得很厉害,应该是有些岁数了。她摘下头上的毛巾,露出满头白发,头发整齐地束在脑后,挽了个发髻。接着她用毛巾掸掉膝上的泥土,拖着右腿顺着窄廊走进家里,砰的一声关上拉门,声音大得连我这里都听得到。
看着老婆婆的样子,心情渐渐变得像在老家时那般恬静。一直以来的紧张感倏地消失了,我铺上刚刚买回来的绿色床垫,躺了下来。太阳照得我暖洋洋的,好舒服。
从今天起,这里就是只属于我的空间,是我一个人的世界,不会被任何人打扰。望着满天春霞,意识渐渐恍惚了起来。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那幢木造小楼的瓦砌屋顶,不知何时,迷迷糊糊地沉入了梦乡。
醒过来时,天色已暗。慢慢下沉的夕阳,把西边的天空染得红彤彤的,漂亮极了!
我站在窗前正看得出神,突然感受到一股几乎要刺破皮肤的强烈视线。我吃了一惊,定睛望去,视线来自对面那幢给人以阴森之感的木造小楼,一个男人正站在二楼的房间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们相距约二十米,气氛瞬间僵了起来。
想到我刚刚搬来这里,觉得还是跟邻居打个招呼比较好。于是我努力挤出礼貌的笑容,向他点头致意。
男人却仿佛吓了一跳,毫不客气直盯着我的视线也没有移开的意思。他长着一张长脸,脸色苍白,看起来有点儿神经质,蓄着短短的、邋遢的胡子。留着长发,乍看年纪很轻,但应该超过三十五岁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太多,总觉得他的眼里闪着病态的光芒。
关上窗后,我的背上一阵发冷,很难说这只是因为傍晚的寒意。要是每天都跟那个男人打照面,恐怕连我也会变得忧郁起来。
这个房间一直没人租住的原因,我似乎有些明白了。或许房子选得有些太轻率了,我有点儿后悔。
<strong>三月二十八日续(大泽芳男)</strong>
晚上十一点多,我偷偷溜出了主屋。伯母通常九点就寝,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应该不用担心会被她起床撞见。但从二楼下来时,我还是谨慎地挑不会咯吱作响的楼梯边缘落脚,慢慢地走了下来。
我卸下后门锁的插销,轻轻推开玻璃门。这门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刺耳声响,必须小心地徐徐打开。明天给合叶上点儿油吧。
就在这时,我的脚碰到了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黑影一掠而过,冲到院外。我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开门上,这一突发的意外把我吓得半死。黑暗中,有两只眼睛在闪闪发光。
“什么嘛,原来是小黑。”
小黑蹲在院子里看着我,喵喵地叫着。
“可恶,简直是存心吓我……”
我有些生气,不假思索地伸脚便踹,却踹了个空,连根毛都没碰着。小黑钻进树丛,就此消失了踪影。
等呼吸恢复正常后,我迈向伯母辟出的菜园。院子约三十坪大,与对面的公寓仅隔着一道水泥墙,临巷那边则是用木栅栏隔开。
我带了手电筒,但担心被对面公寓的住户盘问,因此一直没有打开。虽然没有月亮,但借着小巷路灯的微弱光线,依然可以看清院子的轮廓。伯母好像已经播下了种子,菜园里到处可见微微隆起的浮土。要是我乱踩一通,伯母定会吵闹个没完,因此我迈步时格外小心。
对面公寓的二〇一号室还没有熄灯。我不禁有些好奇,那个女人此刻正在做什么呢?从她房间里透出的灯光,将库房的房顶映得发白。
我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插进库房门口锈蚀的锁孔里。这间屋子已经老旧不堪,摇摇欲坠,里面也没有什么必须严防被偷的东西,这样居然还上锁,未免有些夸张。
随着令人愉悦的咔嚓一响,锁开了。
要推开库房入口的门,很需要点儿技巧。因为整个房子都已倾斜,过分大力反而不易推开,需要把手伸进门下方勉强可容纳指头的缝隙里,像按压般缓缓推动,门才可以顺利打开。
库房约有四叠半大,从冰冷的户外迈进里面,身体顿时被温暖的空气所包围。虽然天花板中央悬着一个四十瓦的电灯泡,我却不能打开,因为灯光会从门缝透出去。
我关上门,揿亮手电筒,光圈照射在积满尘埃的一堆破烂上。透过光线,能看到细微的灰尘如微生物般飞舞。少条腿的椅子、老式脚踏缝纫机、东京奥运会时买的黑白电视机、木柄从中间折断的铁锹、刀口残破的割草镰刀、用细绳绑扎的旧报纸、旧茶叶箱和网眼裂开的箱笼,这些一看就是老古董的玩意儿把库房占得满满当当。我很想把它们当做大件垃圾处理掉,但仿如旧时代化身的伯母却不答应。
“浪费东西会遭报应的,说不定哪天就派上用场了呢。”
我心想,开什么玩笑,那一天永远都不会来。明知道没半点儿用处,伯母却硬是对这些破烂留恋得很。
地板上几乎找不到下脚的地方,走路时想不被绊倒真是非常困难。不过凭我多年的经验,要对付这些还是游刃有余。库房最里边有个很大的瓦楞纸箱,上面的“冰箱”两个字早已退色,箱子里塞满丁破布和杂七杂八的零碎。
我弯下腰,搬开满是灰尘的瓦楞纸箱,下面现出一块木板。乍一看只是块被白蚁啃烂了的脏板子,但实际上,我称它为“通往异次元的门扉”。恐怕任谁也想不到,这破败的库房里还会有地下室,而这里就是地下室的入口。
移开木板,下方是一片幽深的黑暗。我伸手到黑暗之中,摸索着打开了灯。小电灯泡的昏暗光线,将地下空间影影绰绰地映照出来,看到在淡淡光线中浮现出的梦幻空间,我的心情不可思议地变得宁静起来。
我脚踩在不甚牢靠的梯子踏板上,合上头顶的木板,缓缓下到地下室。
无人知晓的秘密之地——虽然与阁楼的意义不同,但这里同样是我的“圣域”。
读高中时,有一次奉伯母之命整理库房,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地下室。当时我正在拖一个很重的东西,不知怎的触动了木板,一脚踩进敞开的洞口,差点儿摔了下去。幸好我双手及时抓住木板,脚也找到了梯子,才算逃过一劫。不过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决定到这个奇特的空间探险一番。那时不比现在,没拉电线,也没安电灯,我从家里拿来手电筒,再次踩着梯子下去。
下去一看,我很是吃惊。这里比库房窄上少许,看样子是个地下室。高度可容我直立,应该有一米八左右。四周都是泥巴墙,地面也是用土夯实的,除了铺了张破破烂烂的席子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这个地下室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起初我以为是储藏葡萄酒的仓库,但伯父一向不喝酒,从来没有这种爱好;也不可能是存放酱菜的地方。
我在地下室的一角找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人偶的东西。人偶全身裹着已经变色的茶色粗布,内里填着稻草,由扁平的头部、身体和两条腿组成。奇妙的是,人偶的心脏附近有几个洞,像是被刀刺穿的,从洞里支棱出好几根稻草。莫非这是诅咒用的稻草人,伯母用它来祈祷,想要咒杀某人?
疑问很快就解开了。人偶旁边有一条粘着泥巴的毛巾,上面用墨水写着“爱国妇女队”五个字。虽然毛巾已经变成茶褐色,但仍可辨认出印染的国旗图样。我登时恍然大悟,这是太平洋战争时代的物件。在人偶旁还找到一根削尖的竹棒,我进而推测,伯母是把人偶当做敌兵,用竹枪来进行攻击训练。依伯母的性情,不难想象出她站在爱国妇女队最前列,尖叫着猛刺人偶的模样。
如此看来,这间地下室原来应该是个防空洞。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伯父已年逾四十,征兵检查的结果是丙等,不算是合格的当兵料子。到他被征召入伍时,已是败象毕现的战争末期,多半还没等上战场,就在国内某地迎来了终战。因此B-29轰炸机飞来东京的时候⑤,伯父正安居家中,并在库房下面挖了个防空洞。说来这也没什么稀奇。
这也只有巧手的伯父才做得到。那个年代很难弄到水泥,他就用泥浆刷墙,造出了一个相当够格的防空洞。而建在库房下面,想必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虽然这只是我的推测,并没有向他本人求证过,但我当时真的是钦佩莫名,觉得不愧是伯父。我们这一带在东京大轰炸时并不曾遭受严重损失,战后一片混乱,伯父也就再也没有想起这个防空洞,不知不觉间忘得一干二净。只有人偶和爱国妇女队的毛巾还留在这间幽暗的地下室里,如同活生生的历史见证者,让我得以知晓其来龙去脉。
二十年前发现这间地下室时,我正住在二楼伯父书房旁的一个房间里。那时伯母的腿脚还很利索,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监视之下,就在这个时候,我找到了这间地下室,很自然地,它成了我心灵的绿洲。我带了些蜡烛进去,拼命回想从伯父的藏书里学来的一鳞半爪的黑魔法知识,依葫芦画瓢造了座祭坛,然后点上蜡烛,煞有介事地举行祭祀。
我还把爱国妇女队的毛巾缠到人偶头上,把它当成伯母,用竹枪狠狠击刺,聊以发泄心中的积愤。
背着严厉的伯母进出库房,本身就够刺激的,在这里进行的种种仪式更是充满神秘而不可告人的味道。我通常选在深夜或清晨,伯父、伯母睡得正酣之际偷偷溜进地下室。那人偶没过多久就全身都是洞,被我连同竹枪一起丢掉了。它要真是诅咒用的稻草人,伯母早就该一命呜呼了。
伯父死后,我一点一点地给地下室的墙壁和地面刷上水泥加固。我继承了伯父的心灵手巧,虽然只是随便刷刷,难免会有些不平整,但比起以前还是光鲜多了。
我在屋子当中、齐眉的高度挖了个小洞,安了一扇天窗。点上蜡烛后,神秘的氛围便油然而生。我又从上面的库房拉来电线,装上了灯泡。大学毕业刚开始以翻译为生的时候,我曾一度对摄影颇有兴趣,便把这里当做暗室使用。
伯母因中风导致腿脚不便后,地下室和主屋的阁楼就都成了我的“圣域”。我依心情的不同,选择喜欢的地点作为休憩之地。
而今天,在久别半年之后,我再次来到了地下室。
从梯子的最后一级下来,我带着怀念的心情环顾着这个狭窄的空间。不流通的空气里泛着霉味,和入院前相比毫无变化。天窗边的水泥墙面斜斜地裂了道缝儿,水汽从裂缝里渗出,周围一大片都因受潮而发黑了。
身处这样一个局促而阴暗的空间,换了别人定会皱起眉头,但却带给我一种不可思议的恬适心境。烛台上的蜡烛早已烧完,只留下一摊熔化的蜡油。
地下室的一角靠墙放着一张收起的铁制折叠床,我把它打开放好,躺到上面,重又打量起地下室。对面的角落里,杂乱地堆着冲洗照片的工具。一张圆凳扔在地上,凳面的塑料覆膜已经裂开,露出里面的海绵。
在这里,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仿佛停滞了。
我闭上眼睛,全身充盈着愉悦的疲倦感。这里是如此地静寂,听不到丝毫声息,简直难以相信正身处东京杂乱的住宅区之中。
不觉间,我已酣然入梦。
不知过去了多久,醒来时已是凌晨四点。我慌忙爬起身。伯母通常五点起床,不赶快回到主屋就麻烦了。
我的肩膀睡得发僵,为了活动开,我不停地转动脖子。就在这时,我看到床底下有张折了好几折的报纸,上面用红色马克笔圈着一则不起眼的新闻——
二十八日凌晨一点二十分左右,在北区滝野川一丁目的路上,一名恰巧巡逻到那里的警察听到了女子的惨叫声,冲到现场时,女子已不见踪影,只留下一个敞开的手提包。从手提包里的驾照获悉,该女子名叫米泽由香(二十二岁),是一位公司职员,住在滝野川一丁目的平和庄公寓。米泽小姐当天没有回家,滝野川警署认为,米泽小姐很可能已卷入某起案件。目前警方正在现场附近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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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日本常用的面积计量单位,一叠约合一点六二平方米。
②日本的取暖用具,通常是在一张正方形矮桌上铺上棉被,桌下有电发热器,可将腿脚甚至整个身体伸进暖桌下取暖。
③“officelady”的简称,即公司女职员或“粉领族”之意。
④指铺着榻榻米的传统日式房间。
⑤指一九四五年美国使用B-29轰炸机对东京实施的大规模战略性轰炸事件。整天压抑得透不过气来。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