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同木乃伊的对话
前一天晚上的酒会使我神经过于紧张。我头痛欲裂，昏昏欲睡。因此，我打消了晚上的外出计划。我觉得较为明智的做法是胡乱吃几口晚饭就上床睡觉。
当然，晚饭必须清淡。我特别喜欢威尔士奶酪，不过，一顿吃一磅奶酪不是任何时候都合适的。话说回来，若吃两磅我的肠胃还是能够接受的，而两磅和三磅之间只有一个区区的数的差别，我大概还冒险吃了第四磅，妻子硬说是五磅——她显然是把两桩事情搞混了。我愿意承认五这个抽象数字，可它具体指的是布朗黑啤酒的瓶数。没有这种酒做作料，威尔士奶酪简直难以下咽。
就这样吃完一顿节俭的晚饭，我戴上睡帽，满心希望把它戴到第二天中午，然后一头倒在枕头上。由于我心无旁骛，很快便陷入沉沉的梦乡。
然而，人的愿望什么时候实现过呢？没等我打完第三声呼噜，大门上的门铃便猛地响起来。跟着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顿时就把我吵醒了。一分钟后，我还在揉着眼睛，我妻子把一张纸条塞到了我的眼前，那是我的老朋友波诺纳医生写来的。纸条上这么写着：
念到“波诺纳”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清醒，我欣喜若狂地从床上一跃而起，把一切碍事的东西都掀到一边，以惊人的速度穿戴整齐，飞也似的向医生家奔去。
那儿已经聚集了不少迫不及待的人，都在很不耐烦地等待我。木乃伊就平躺在餐桌上，我一进屋，检查就开始了。
这是几年前波诺纳医生的侄子阿瑟·萨布里塔什上尉带回来的两具木乃伊中的一具。原来埋在利比亚山区的埃雷西亚斯附近的一座墓穴里，在距尼罗河上游的底比斯很远的地方。这一地区的洞穴虽然不如底比斯的石墓那样宏伟壮观，却更加引人关注。因为它们保存了埃及人民间生活的大量见证。据说我们这具木乃伊所在的那个洞穴中就充斥着这样的实物——洞壁上绘满壁画和浅浮雕，还有雕像、花瓶和图案丰富的镶嵌作品，显示了死者的巨大财富。
这件宝贝一直存放在博物馆里，和萨布里塔什上尉看到它时的状态毫无二致——就是说，棺材原封未动。八年来它就这样摆在那里。人们只能参观它的外形。因此，现在供我们支配的木乃伊是完整无缺的。那些了解这种古董未遭洗劫地到达我们海岸有多么稀罕的人，就会立刻明白我们完全有理由庆祝我们的好运。
我走到桌边，看见桌上放了一只大盒子，或者说箱子，将近七英尺长，大约三英尺宽，两英尺半高。它呈长方形——不是棺材的形状。我们起初以为它用的材料是槭木，用刀切进去以后才发现是硬纸板，更确切地说，是龙舌兰草做的纸浆板。上面绘满了表现丧葬场面和其他哀悼内容的图画——其间许多地方都以不同的花样写着同一组象形文字，显然是代表着死者的姓名。幸好格里登先生也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他毫不费力地就翻译出这些字母。原来它们只是一些音节，表示“奥拉米斯泰鸿”这个词。
要把盒子打开而不损坏是件棘手的事，等到好不容易完成了这项工程，我们发现里面还有一个盒子，做成棺材的形状。比外面的这只小许多，但其他方面与它完全一样。两个盒子之间的空隙中填满松香，在某种程度上磨损了里面这只盒子的颜色。
打开了第二只盒子（这次倒没怎么费力），里面又是一只盒子，也是棺材的形状，与第二只盒子十分相似，只是木料有所不同，用的是雪松，仍然散发着松木特殊的芳香气味。第二只和第三只盒子之间没有空隙——两只盒子严丝合缝地套在一起。
打开第三只盒子，我们发现了那具木乃伊，并把它取了出来。我们原以为它会像通常的那样周身裹着层层密密的亚麻布匹或布条，结果发现尸体没有裹布，而是装在一个套子里。套子是纸莎草做成的，外面糊了一层灰泥，上面镀了金，绘满了图画。图画表现了死者灵魂应当履行的种种义务和它被不同的神祇接见的情景，还有许多相同的人像，很可能是被制成木乃伊的那人的肖像。套子从头到脚有一条分栏或垂直的铭文，用音形一体的象形文字写成，仍然是他的姓名和身份，以及他的亲属的姓名和身份。
从木乃伊的颈部解开套子，露出一个颈圈，由五颜六色的圆柱形玻璃珠串成神祇、螳螂等图形，还有一个带翅膀的圆球。其腰部也围着一道相似的圈饰或束带。
将纸莎草剥掉，我们发现肉体保存得极好，闻不到什么异味。肤色微红，皮肤坚实润滑，富有光泽，牙齿和头发也都完好无损，眼珠（似乎）已被拿掉，换成了玻璃的，非常漂亮而且居然栩栩如生，只是有点过于执著地凝视着。手指和指甲都铃了金，煞是耀眼。
根据皮肤发红这一事实，格里登先生认为防腐用的是柏油。可是我们用一种钢制的仪器在尸体表面刮了一下，然后将得到的粉末投入火中，闻到的显然却是樟脑和其他芬芳树胶的气味。
我们仔细地在尸体上寻找取出内脏时一般会留下的刀口，却意外地一个也没有找到。那时我们中间还没有一个人知道完整的、未被剖开的木乃伊其实并不罕见。通常的做法是从鼻子里把脑髓抽出；在身体侧面切一口子取出内脏，然后给尸体刮去毛发，清洗干净，抹上盐粒，搁置几个星期之后，就开始涂抹防腐的香料——这是准确的说法。
因为没有找到刀口的痕迹，波诺纳医生开始准备解剖的器具，这时我注意到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于是大家决定把剖尸检查推迟到次日晚上再做。我们正准备暂时分手，有人突然提出用伏打电池做一两个实验。
对至少有三四千年之久的木乃伊使用电流，这个主意即使不是十分高明，也够别出心裁的，因此得到我们的一致赞同。就这样，我们一分当真九分玩笑地在医生书房里接好一组电池，把那位埃及人抬了进去。
我们费了好大周折才使尸体太阳穴部位的几处肌肉裸露出来。它们看上去不像身体其他部分那样僵硬如石，可是不出我们所料，接通电线之后，肌肉对电流丝毫没有反应，这第一个实验看来是一锤定音了。于是我们为自己的荒唐之举开怀大笑一通。可是就在大家互道晚安的时候，我的目光碰巧落在木乃伊的眼睛上，顿时惊讶得目瞪口呆。事实上，在短短的一瞥中，我确信自己看见那对我们认为是玻璃做成的眼球，原来显然是死死盯着什么东西的，现在却几乎合上了，只能看见一小部分白膜。
我一声大叫，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大家立刻都发现了这一事实。
我不能说这个现象使我感到惊恐，因为“惊恐”这个词对我并不确切。不过，要不是那点布朗黑啤酒壮胆，我也可能会有些紧张的。至于在场的其他人，他们完全顾不上掩饰自己的极度恐惧。波诺纳医生魂飞魄散。格里登先生用某种神秘的方式使自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想西里·白金汉先生大概不会悍然否认自己手脚并用地钻到了桌子下面。
然而在一阵惊恐之后，我们当然决定立刻继续进行试验，这一次是从右脚的大拇指入手。我们在拇指籽骨的外侧切了个口子，露出了外展肌的根部。我们重新调整了电池，这次把电流接在了切开的神经上——突然，木乃伊好像活了一般，先是右膝一提，几乎碰到肚皮，然后右腿以惊人的力量朝下一蹬，狠狠地踢了波诺纳医生一脚，使那位绅士像离弦之箭一样从窗口飞了出去，摔在下面的大街上。
我们全体冲出去准备收拾遇难者支离破碎的遗体，却喜出望外地在楼梯上与他相遇，他正急急忙忙地往楼上爬，全身洋溢着热烈的求知欲望，比先前更加坚定了全力以赴进行实验的决心。
于是在他的提议下，我们马上在尸体的鼻尖上深深地切了一刀，医生亲自动手狠狠揪住死者的鼻子，粗暴地接上电流。
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是比喻意义上还是字面意义上——其效果都是触电性的。第一步，木乃伊的眼睛睁开了，飞快地眨了几分钟，就像巴尼斯先生表演哑剧时做的那样，第二步，他打了个喷嚏，第三步，他坐了起来，第四步，他朝波诺纳医生晃了晃拳头，第五步，他转向格里登先生和白金汉先生，用纯正的埃及语对他们说道：
“我必须说，先生们，我为你们的行为感到既羞辱又震惊。波诺纳医生这样做不足为奇，他是个矮小肥胖，没有头脑的可怜的傻瓜。我可怜并且原谅他。可是您，格里登先生，还有您，西里·白金汉先生，你们在埃及旅行并居住了那么久，别人都以为你们是出生在当地的庄园里——我是说，你们在我们中间待了那么长时间，我想你们说埃及话就像用自己的母语写东西一样流利——我一直把你们当成木乃伊的忠实朋友看待——我满以为你们会有更多的绅士风度，可是你们却站在一旁，任凭我受到这样无礼的对待而一言不发，这叫我怎么想呢？你们由着汤姆、狄克和哈里在这样的大冷天掀掉我的棺材，剥掉我的衣服，还帮助并怂恿那个可耻的小恶棍波诺纳医生揪住我的鼻子，这一切都叫我怎么想呢？”
一般人肯定以为，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听到这样一番话，或者夺门而逃，或者大发歇斯底里，或者全体晕倒。三者必居其一。实际上，当时这三种行为中的任何一种或者三种全部发生都是有可能的。而且，说实在话，我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采取其中的任何一种，不过也许真正的原因应该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里去寻找。它本身就是按相反的规律而发展的，如今凡是自相矛盾和不可能的事情，一般都用它来解释。也可能是木乃伊那副十分自然、不容置疑的神气，使他的话不能使人产生恐惧，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事实是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流露出惊恐万状的神情，而且似乎并不觉得有特别出格的地方。
就我来说，我觉得一切正常，只是站到一边，躲到埃及人的拳头的袭击范围以外。波诺纳医生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对木乃伊怒目而视，满脸涨得通红。格里登先生摸摸胡子，把衬衫领子翻了上去。白金汉先生低垂下头，把右手的大拇指塞进了左边的嘴角里。
埃及人板着脸孔对他瞅了几分钟，然后用讥讽的口吻说：
“您为什么不说话？白金汉先生？您听到我的问话没有？快把大拇指从嘴里拿出来！”
听了这话，白金汉先生浑身微微一震，把右手大拇指从左边嘴角里抽出来。作为补偿，又把左手大拇指塞进了右边嘴角里。
木乃伊从白金汉先生嘴里得不到答案，便怒气冲冲地转向格里登先生，用命令的口气笼统地问我们究竟想干什么。
格里登先生用埃及语做了一番长篇大论的回答。如果不是因为美国的印刷所里缺少象形文字的铅字，我倒很愿意在这里把他的精彩演说原样抄录出来。
我不妨顺便提一句，以下的有木乃伊参加的全部谈话都是说的古埃及语，由白金汉先生和格里登先生加以翻译（这是对我和另外几个游历不广的人而言）。这两位先生说起木乃伊的母语来流利动听，非常地道。然而我还是注意到（当然是因为谈话涉及一些完全现代的概念，它们对这位客人来说无疑是完全陌生的），这两位旅行家有时不得不借助一些直观的方法来表达某个特殊的意思。比如，有一次格里登先生怎么也不能使埃及人明白“政治”一词的意思，最后他急中生智，用炭笔在墙上画了一个酒糟鼻子的矮个儿绅士，身上穿着破衣烂衫，站在一个树桩上，左腿缩在后面，右手握拳向前掷去，两眼朝天，嘴巴张开成九十度的直角。同样的，白金汉先生怎么也讲不清“假发”这个非常现代的概念，最后（在波诺纳医生的建议下），他脸色变得惨白，同意把自己头上戴的脱下来。
可以理解，格里登先生演讲的主要内容是拆出木乃伊并将其解剖对于科学的重大意义，同时对因此而给他——这位叫做“奥拉米斯泰鸿”的木乃伊带来的麻烦表示歉意。最后微妙地暗示（充其量只是微妙的暗示）：既然这些细小问题都已经解释清楚，我们不妨继续进行研究吧。这边波诺纳医生已经把器具都准备好了。
对于演说家的最后这个建议，奥拉米斯泰鸿似乎存有一些顾虑，我不清楚其实质究竟是什么。不过他表示对我们的道歉感到满意，为此他从桌子上跳下来与我们一一握手。
这个仪式结束后，大家赶紧七手八脚地修补我们的实验对象遭受的手术刀的伤害。我们为他缝合太阳穴上的伤口，给他脚上缠了绷带，还往他鼻尖上贴了一块一英寸见方的黑膏药。
这时我们看到伯爵（这似乎是奥拉米斯泰鸿的头衔）轻轻打了个哆嗦——无疑是着凉了。医生立刻奔向他的藏衣室，转眼取回一件詹宁斯服装店最佳款式的黑色外衣，一条天蓝色格子布的吊带裤，一件粉红色方格棉布内衣，一件翻边的织锦缎背心，一件白色宽松大衣，一根弯头拐杖，一顶无檐帽，一双黑漆皮鞋，一双淡黄色山羊皮手套，一副眼镜，一圈胡须，还有一个瀑布式领结。由于伯爵和医生的身材有所差异（比例大约是二比一），在把这些衣服加到埃及人身上时遇到了一些困难，然而当一切都弄妥之后，他可以说是穿戴齐全了。于是格里登先生让他挽着自己的手臂，带他到火炉边的一张舒适的椅子里坐下，医生马上拉响铃挡，让仆人送雪茄烟和葡萄酒来。
谈话很快热烈起来。自然，我们对奥拉米斯泰鸿仍然活着这一不同寻常的事实表示了极大的好奇。
“我以为，”白金汉先生说，“您应该早就死了。”
“什么，”伯爵显得十分震惊，“我才七百多岁，我父亲活了一千岁，而且死的时候还没有到昏庸老朽的地步。”
这引起一连串活跃的提问和计算，最后终于发现，对这位木乃伊对年代的判断显然存在严重错误。他被埋入埃雷西亚斯墓穴距今已经有五千零五十年零几个月了。
“不过我的意思，”白金汉先生继续说，“不是指您下葬时的年龄，（事实上我很愿意承认您还是个年轻人，）而是指您包在柏油里度过的那段漫长的时间，从您的样子看，您是柏油包身的。”
“什么包身？”伯爵问。
“柏油，”白金汉先生重申。
“啊，是的；我隐约明白您的意思了，当然，柏油或许也很管用——可是在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只用二氯化汞。”
“可是我们特别感到费解的是，”波诺纳先生说，“您五千年前在埃及已经死亡安葬，怎么今天又能在这里复活，而且还显得气色颇佳呢？”
“如果我当时像你们说的那样已经死亡，”伯爵回答，“很可能我此刻也还是一具死尸；因为我看出你们还处在流电疗法的初级阶段，无法完成在我们远古时代看来十分普通的事情。实际的情形是，当时我昏厥过去，我的好友们以为我已经死亡，或至少奄奄一息，便立刻把我制成木乃伊——我想你们知道制作木乃伊的主要原理吧？”
“哦，并不完全知道。”
“啊，我看出来了；多么可悲的无知！我在这里不便细述，但是有必要说明一下，在埃及制作木乃伊（准确地说）就是无限期地停止被制作者的一切动物性功能。我指的是最广义的‘动物性’，不仅包括肉体的，还包括精神的和本质的存在。我再说一遍，我们制作木乃伊的首要原理是中止并无休止地暂停被制作者的一切动物性功能，简单地说，一个人被制成木乃伊时处于什么状态，就会一直保持那种状态。由于我有幸属于蜣螂血统，我是被活着制作成木乃伊的，就像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样。”
“蜣螂血统！”波诺纳医生惊叫道。
“不错，蜣螂是一个非常显赫而稀少的家族的徽章或‘纹章’，有蜣螂血统是指属于以蜣螂徽章为标志的家族成员之一，我这是比喻的说法。”
“可是这与您活着有什么关系呢？”
“是这样的，在埃及，制作木乃伊的一般方法是先把尸体的内脏和脑子挖空后再涂抹防腐香料；只有蜣螂家族不照此章办理。所以我若不是蜣螂家族成员，我的内脏和脑子便不复存在；而缺了这两样东西中的任何一样，都会给生活带来不便。”
“这我理解，”白金汉先生说，“如此说来，我们得到的所有完整的木乃伊都属于蜣螂家族？”
“毋庸置疑。”
“我原来以为，”格里登先生非常谦恭地说，“蜣螂是埃及的诸神之一。”
“埃及的什么之一？”木乃伊大喊一声，猛地站了起来。
“诸神之一。”旅行家重复道。
“格里登先生，听到您以这样的方式说话，我感到万分震惊，”伯爵说着，重新坐回椅子里。“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承认有一个以上的神。对于我们来说，蜣螂、灵鸟等等（像类似的动物对于其他人那样）都是象征物，是我们敬奉造物者的媒介，造物者如此崇高，是不能用更直接的方式去接近的。”
接着是片刻的冷场，最后波诺纳医生重新拾起话头。
“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解释来看，”他说，“尼罗河附近的墓穴里很可能还存在着其他蜣螂家族的木乃伊，都处于存活状态？”
“这是毫无疑问的，”伯爵回答。“所有碰巧被活着制成木乃伊的人，便会继续活着。甚至还有一些故意被这样制成木乃伊的人，由于制作者的疏忽，可能现在还被留在墓穴里。”
“您是否能够解释一下，”我说，“您说的‘故意被这样制成木乃伊’是什么意思？”
“愿意效劳。”那木乃伊从眼镜后面从容不迫地把我打量了一番，然后才回答——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冒昧地直接向他提问。
“愿意效劳，”他说，“在我那个时代，人类的一般寿命大约是八百年。除非因为极其罕见的意外事故，很少有人在六百岁以前死亡，而活到一千岁以上的人也寥寥无几，八百岁被看做是正常的寿命。在发现了我刚才向你们讲述的木乃伊的制作方法之后，我们的哲人想到，如果把这自然的寿命分成几段来活，就可以满足我们可嘉的好奇心，同时也可以使科学得到很大的进步。确实，从历史学来说，经验证明这种做法是十分必要的。比如说，一个历史学家活到五百岁的时候，可以倾注大量心血撰写一部作品，然后让人把他精心制作成木乃伊，并事先向制作者交代清楚，让他们在一段时间——比如五六百年吧——之后使他复活。这段时间结束之后，他恢复了生命，一定会发现自己的伟大著作已经变成一种供人随意涂抹的笔记本——也就是说，变成了一群群恼羞成怒的评论家们发表种种互相矛盾的推测、批评和人身攻击的文学角斗场。这些以注解、校订等名目出现的推测，对原文进行大肆的围攻和歪曲，声势浩大，喧宾夺主，以至于作者必须打着灯笼寻找他自己的文章。等终于找到，却总是发现根本不值得浪费精力去寻找。历史学家把作品重新写过之后，他的使命还要求他立刻根据他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着手纠正后世关于他原来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讹传。这种重新撰写和亲自纠正的工作，由一位位哲人身体力行，有效地阻止了我们的历史退化为纯粹的无稽之谈。”
“请原谅，”波诺纳医生插言道，伸手轻轻按住埃及人的胳膊，“请原谅，先生，我是否可以打断您一下？”
“当然可以，先生，”伯爵停住话头，回答道。
“我只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医生说，“您刚才说历史学家亲自纠正关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传说。我请问您，先生，一般来说，这些秘传中有多大成分是正确的呢？”
“这些秘传——您用的这个名称非常贴切——通常和未经重写的历史中记载的事实一样——也就是说，没有一处不是大错特错、荒谬不经的。”
“不过，”医生继续说，“既然从您下葬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至少五千年，我便想当然地认为，您那个时候的历史——暂且不说传说——肯定对上帝创造天地这个人类普遍感兴趣的题目有过相当明确的论述，您大概知道，这一事件的发生距您生活的时代只有短短的一千年。”
“先生！”奥拉米斯泰鸿伯爵说。
医生把他的话重复一遍，又附加了许多解释，才使那位外国人理解了他的意思。最后埃及人迟疑地说道：
“我必须承认，您提到的观点是我前所未闻的。在我们那个时代，就我所知，从未有人产生如此怪诞的念头，居然会想到宇宙（或这个世界，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有着一个开端。我记得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听到一个喜欢思虑的人隐隐约约提到过人类的起源，正是这个人说起过你们所使用的‘亚当’（或曰‘红土’）这个字眼。不过，他是从一般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意指从肥沃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出（就像一千种低等生物的生长方式一样）——我是说，自然生长出人类的五大群体，他们在地球上五个各具特色而又大体相等的部分同时生长出来。”
听到这话，我们大家都耸了耸肩膀，其中一两个人还意味深长地摸了摸额头。西里·白金汉先生轻蔑地先是瞟瞟奥拉米斯泰鸿的枕骨，继而又瞟瞟他的前头骨，然后说道：
“你们那个时代的人活得那么久，再加上如您刚才所说，有时还把寿命分成几段来活，这想必非常有助于知识的普遍发展和积累。因此在我看来，古埃及人之所以在所有的具体科学上都大大落后于现代人，尤其是美国人，只能是因为埃及人的头骨异常坚硬的缘故。”
“我必须再次承认，”伯爵谦和有加地回答，“我有些不大明白您的意思，请问，您所指的是哪些具体科学？”
我们所有的人争相发言，非常详细地列举了大量骨相学的假设和动物磁力学的奇迹。
听我们说完之后，伯爵讲了几则轶事使我们明白，在埃及，高勒和斯波尔塞姆的原型早在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远古时期就经历了兴盛和衰落。梅斯梅尔的花招比起底比斯的学者所表演的真正奇迹来简直就是不值一提的儿戏，他们能变出跳蚤和许多诸如此类的东西。
这时我插嘴询问伯爵，他们那个时代的人能否计算出日食。他不以为然地微微一笑，说他们能够做到。
我有点气馁，但马上又开始向他提出一些有关天文学知识的问题。这时我们中间那位一直没有开口的同伴悄悄对我耳语道，有关这方面的知识，我最好去看看托勒密（托勒密，公元二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数学家。）（天知道托勒密是何许人也）的作品，以及普卢塔克（普卢塔克（约46—119后），希腊传记作家。）的月相说。
随后我问木乃伊是否见过火镜和透镜，是否知道一般的玻璃制作方法。然而我提问的话音未落，那位沉默的朋友又轻轻地碰了碰我的胳膊肘，请求我看在上帝的份上，去读一读代奥多勒斯·西克勒斯的著作。至于伯爵，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只是问我现代人有没有用来像埃及人那样在宝石上刻出精美浮雕的显微镜。正在我考虑如何作答时，矮小的波诺纳医生以一种十分奇特的方式发言了。
“看看我们的建筑吧。”他忘乎所以地大喊，使两位旅行家大为愤慨，他们把他掐得青一块紫一块也无济于事。
“去看看，”他冲动地嚷道，“看看纽约草地球场的喷泉！如果这个设想不着边际的话，就去端详一下华盛顿的国会大厦！”接着这位身材矮小的医生十分详细地形容了他所提及的那个建筑物的各部分比例。他说光是门廊就有二十四根柱子作为装饰，每根柱子直径五英尺，间隔十英尺。
伯爵说很遗憾他一时记不清阿兹纳克城那些主要建筑的具体面积，它们建立于悠悠的远古，不过直到他下葬的时候，那些遗迹还屹立在底比斯西边广袤的沙漠中。不过，（说到门廊）他记得在某个名叫卡纳克的郊区有一座规模较小的宫殿，其门廊由一百四十四根柱子构成，每根柱子周长为三十七英尺，间隔为二十五英尺。有一条两英里的大路从尼罗河直达宫殿的门廊，路旁林立着狮身人面像、雕塑、方尖塔，高度从二十、六十到一百英尺不等。宫殿本身（据他回忆）的一个边长为两英里，周长大约有七英里，内外两面墙壁都绘满了华丽的象形文字。他虽然没有一口断定，说在那座宫殿的围墙里可以建造五六十幢医生所说的国会大厦，不过他显然认为二三百个国会大厦稍微挤挤未必就塞不进去。然而，他（伯爵）无法矢口否认医生描述的草地球场的喷泉确实新颖别致、气派宏伟、无与伦比。他不得不承认在埃及和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类似的设计。
这时我问公爵对我们的铁路有何看法。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说，“根本不值一提。设计拙劣，铺设得也很粗糙，当然比不上我们宽阔平直、装有铁槽的砌道，埃及人能在砌道上运输整座寺庙和高达一百五十英尺的坚固的方尖塔。”
我又提到我们巨大的机械动力。
他承认我们在这方面的确拥有一定的知识，但接着反问我如何把卡纳克这样一个小宫殿的柱头放到门楣上去。
对这个问题我决定装聋作哑，转而问他是否知道自流井，他只是扬起了眉毛。格里登先生拼命向我使眼色，低声告诉我说，受雇在大绿洲钻井取水的工程师们最近刚刚发现一口埃及自流井。
我又提到我们的钢铁，那位外国人翘起鼻子，问我们的钢铁能否刻出方尖塔上那些鲜明的雕刻，那全部是用铜制的利器刻成的。
这下我们阵脚大乱，决定还是把话题转向玄学为妙。我们派人取来一本《日晷》（《日晷》，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波士顿地区一群“超验主义者”出版的综合文艺刊物，爱默生曾任主编。），读了里面的一两个章节，内容晦涩不明，总之是关于波士顿人所说的“伟大的进步运动”。
伯爵淡淡地说，“伟大的运动”在他们那个时代是极为平常的，至于进步，有一段时间它确实把人困扰，可是从未有过任何进展。
然后，我们谈起民主的美妙之处和重要意义，不知怎样才能使伯爵准确地感受我们生活在这个没有君主、可以自由投票的时代所享受到的利益。
他饶有兴味地听着，而且似乎觉得颇为有趣。我们说完以后，他说很久以前曾经发生过十分类似的事情。埃及的十三个省突然决定同时独立，为人类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他们选举足智多谋的人召集会议，编写别出心裁、构思独特的宪法。他们一度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不过他们吹牛的本事也是骇人听闻的。最后的结局是这十三个省和其他十五到二十个省合而为一，成为世上前所未有的最令人厌憎和无法忍受的专制统治。
我问那个篡权的暴君叫什么名字。
伯爵说他记得仿佛是叫“乌合之众”。
我无话可说，只好提高嗓门，慨叹埃及人对蒸汽一无所知。
伯爵大为惊讶地看着我，却未作回答。倒是那位沉默的先生用胳膊肘狠狠捣了捣我的肋骨——告诉我这次我可是大出洋相了——并问我是否真的愚蠢之极，竟然不知道现代蒸汽机是高斯的所罗门从希罗的发明中得到的启发。
我们眼看就要陷入窘境，幸好，波诺纳医生重新振作起来，为我们解了围。他问埃及人敢否在重要的服装上与现代人一比高下。
听了这话，伯爵低头看看他裤子上的吊带，又捏住衣服的一片下摆，举到眼前仔细端详了几分钟，最后他放开手，慢慢地把嘴咧得很开很开。但是我不记得他说了任何回答的话。
我们又重新打起精神，医生庄重地向木乃伊发问，希望他以绅士的名义坦率回答，埃及人——不管在什么时期——可曾掌握波的药液或布兰德里斯药片的制作方法。
我们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的回答——可是没有等到，他答不上来。埃及人涨红了脸，低垂下脑袋。从未经历过比这更圆满的胜利，也从未见过有人这样一败涂地。我突然不忍再看可怜的木乃伊那副屈辱的样子，于是我拿起帽子，很不自然地对他鞠了一躬，告辞出来。
回到家里，我发现已经是凌晨四点，便径直上床睡觉。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七点起床的，为我的家人和全人类的利益写下这些记录。我的家人我再也不会见到。我的妻子是个泼妇。事实上，我已经从心底里厌倦了这种生活，厌倦了整个十九世纪。我认为如今一切都不可救药。而且我很想知道二〇四五年的总统是谁。因此，等我刮好胡子，饮完一杯咖啡，我就立刻到波诺纳医生那里去，请他把我制作成木乃伊，就此沉睡两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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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晚饭必须清淡。我特别喜欢威尔士奶酪，不过，一顿吃一磅奶酪不是任何时候都合适的。话说回来，若吃两磅我的肠胃还是能够接受的，而两磅和三磅之间只有一个区区的数的差别，我大概还冒险吃了第四磅，妻子硬说是五磅——她显然是把两桩事情搞混了。我愿意承认五这个抽象数字，可它具体指的是布朗黑啤酒的瓶数。没有这种酒做作料，威尔士奶酪简直难以下咽。
就这样吃完一顿节俭的晚饭，我戴上睡帽，满心希望把它戴到第二天中午，然后一头倒在枕头上。由于我心无旁骛，很快便陷入沉沉的梦乡。
然而，人的愿望什么时候实现过呢？没等我打完第三声呼噜，大门上的门铃便猛地响起来。跟着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顿时就把我吵醒了。一分钟后，我还在揉着眼睛，我妻子把一张纸条塞到了我的眼前，那是我的老朋友波诺纳医生写来的。纸条上这么写着：
念到“波诺纳”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清醒，我欣喜若狂地从床上一跃而起，把一切碍事的东西都掀到一边，以惊人的速度穿戴整齐，飞也似的向医生家奔去。
那儿已经聚集了不少迫不及待的人，都在很不耐烦地等待我。木乃伊就平躺在餐桌上，我一进屋，检查就开始了。
这是几年前波诺纳医生的侄子阿瑟·萨布里塔什上尉带回来的两具木乃伊中的一具。原来埋在利比亚山区的埃雷西亚斯附近的一座墓穴里，在距尼罗河上游的底比斯很远的地方。这一地区的洞穴虽然不如底比斯的石墓那样宏伟壮观，却更加引人关注。因为它们保存了埃及人民间生活的大量见证。据说我们这具木乃伊所在的那个洞穴中就充斥着这样的实物——洞壁上绘满壁画和浅浮雕，还有雕像、花瓶和图案丰富的镶嵌作品，显示了死者的巨大财富。
这件宝贝一直存放在博物馆里，和萨布里塔什上尉看到它时的状态毫无二致——就是说，棺材原封未动。八年来它就这样摆在那里。人们只能参观它的外形。因此，现在供我们支配的木乃伊是完整无缺的。那些了解这种古董未遭洗劫地到达我们海岸有多么稀罕的人，就会立刻明白我们完全有理由庆祝我们的好运。
我走到桌边，看见桌上放了一只大盒子，或者说箱子，将近七英尺长，大约三英尺宽，两英尺半高。它呈长方形——不是棺材的形状。我们起初以为它用的材料是槭木，用刀切进去以后才发现是硬纸板，更确切地说，是龙舌兰草做的纸浆板。上面绘满了表现丧葬场面和其他哀悼内容的图画——其间许多地方都以不同的花样写着同一组象形文字，显然是代表着死者的姓名。幸好格里登先生也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他毫不费力地就翻译出这些字母。原来它们只是一些音节，表示“奥拉米斯泰鸿”这个词。
要把盒子打开而不损坏是件棘手的事，等到好不容易完成了这项工程，我们发现里面还有一个盒子，做成棺材的形状。比外面的这只小许多，但其他方面与它完全一样。两个盒子之间的空隙中填满松香，在某种程度上磨损了里面这只盒子的颜色。
打开了第二只盒子（这次倒没怎么费力），里面又是一只盒子，也是棺材的形状，与第二只盒子十分相似，只是木料有所不同，用的是雪松，仍然散发着松木特殊的芳香气味。第二只和第三只盒子之间没有空隙——两只盒子严丝合缝地套在一起。
打开第三只盒子，我们发现了那具木乃伊，并把它取了出来。我们原以为它会像通常的那样周身裹着层层密密的亚麻布匹或布条，结果发现尸体没有裹布，而是装在一个套子里。套子是纸莎草做成的，外面糊了一层灰泥，上面镀了金，绘满了图画。图画表现了死者灵魂应当履行的种种义务和它被不同的神祇接见的情景，还有许多相同的人像，很可能是被制成木乃伊的那人的肖像。套子从头到脚有一条分栏或垂直的铭文，用音形一体的象形文字写成，仍然是他的姓名和身份，以及他的亲属的姓名和身份。
从木乃伊的颈部解开套子，露出一个颈圈，由五颜六色的圆柱形玻璃珠串成神祇、螳螂等图形，还有一个带翅膀的圆球。其腰部也围着一道相似的圈饰或束带。
将纸莎草剥掉，我们发现肉体保存得极好，闻不到什么异味。肤色微红，皮肤坚实润滑，富有光泽，牙齿和头发也都完好无损，眼珠（似乎）已被拿掉，换成了玻璃的，非常漂亮而且居然栩栩如生，只是有点过于执著地凝视着。手指和指甲都铃了金，煞是耀眼。
根据皮肤发红这一事实，格里登先生认为防腐用的是柏油。可是我们用一种钢制的仪器在尸体表面刮了一下，然后将得到的粉末投入火中，闻到的显然却是樟脑和其他芬芳树胶的气味。
我们仔细地在尸体上寻找取出内脏时一般会留下的刀口，却意外地一个也没有找到。那时我们中间还没有一个人知道完整的、未被剖开的木乃伊其实并不罕见。通常的做法是从鼻子里把脑髓抽出；在身体侧面切一口子取出内脏，然后给尸体刮去毛发，清洗干净，抹上盐粒，搁置几个星期之后，就开始涂抹防腐的香料——这是准确的说法。
因为没有找到刀口的痕迹，波诺纳医生开始准备解剖的器具，这时我注意到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于是大家决定把剖尸检查推迟到次日晚上再做。我们正准备暂时分手，有人突然提出用伏打电池做一两个实验。
对至少有三四千年之久的木乃伊使用电流，这个主意即使不是十分高明，也够别出心裁的，因此得到我们的一致赞同。就这样，我们一分当真九分玩笑地在医生书房里接好一组电池，把那位埃及人抬了进去。
我们费了好大周折才使尸体太阳穴部位的几处肌肉裸露出来。它们看上去不像身体其他部分那样僵硬如石，可是不出我们所料，接通电线之后，肌肉对电流丝毫没有反应，这第一个实验看来是一锤定音了。于是我们为自己的荒唐之举开怀大笑一通。可是就在大家互道晚安的时候，我的目光碰巧落在木乃伊的眼睛上，顿时惊讶得目瞪口呆。事实上，在短短的一瞥中，我确信自己看见那对我们认为是玻璃做成的眼球，原来显然是死死盯着什么东西的，现在却几乎合上了，只能看见一小部分白膜。
我一声大叫，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大家立刻都发现了这一事实。
我不能说这个现象使我感到惊恐，因为“惊恐”这个词对我并不确切。不过，要不是那点布朗黑啤酒壮胆，我也可能会有些紧张的。至于在场的其他人，他们完全顾不上掩饰自己的极度恐惧。波诺纳医生魂飞魄散。格里登先生用某种神秘的方式使自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想西里·白金汉先生大概不会悍然否认自己手脚并用地钻到了桌子下面。
然而在一阵惊恐之后，我们当然决定立刻继续进行试验，这一次是从右脚的大拇指入手。我们在拇指籽骨的外侧切了个口子，露出了外展肌的根部。我们重新调整了电池，这次把电流接在了切开的神经上——突然，木乃伊好像活了一般，先是右膝一提，几乎碰到肚皮，然后右腿以惊人的力量朝下一蹬，狠狠地踢了波诺纳医生一脚，使那位绅士像离弦之箭一样从窗口飞了出去，摔在下面的大街上。
我们全体冲出去准备收拾遇难者支离破碎的遗体，却喜出望外地在楼梯上与他相遇，他正急急忙忙地往楼上爬，全身洋溢着热烈的求知欲望，比先前更加坚定了全力以赴进行实验的决心。
于是在他的提议下，我们马上在尸体的鼻尖上深深地切了一刀，医生亲自动手狠狠揪住死者的鼻子，粗暴地接上电流。
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是比喻意义上还是字面意义上——其效果都是触电性的。第一步，木乃伊的眼睛睁开了，飞快地眨了几分钟，就像巴尼斯先生表演哑剧时做的那样，第二步，他打了个喷嚏，第三步，他坐了起来，第四步，他朝波诺纳医生晃了晃拳头，第五步，他转向格里登先生和白金汉先生，用纯正的埃及语对他们说道：
“我必须说，先生们，我为你们的行为感到既羞辱又震惊。波诺纳医生这样做不足为奇，他是个矮小肥胖，没有头脑的可怜的傻瓜。我可怜并且原谅他。可是您，格里登先生，还有您，西里·白金汉先生，你们在埃及旅行并居住了那么久，别人都以为你们是出生在当地的庄园里——我是说，你们在我们中间待了那么长时间，我想你们说埃及话就像用自己的母语写东西一样流利——我一直把你们当成木乃伊的忠实朋友看待——我满以为你们会有更多的绅士风度，可是你们却站在一旁，任凭我受到这样无礼的对待而一言不发，这叫我怎么想呢？你们由着汤姆、狄克和哈里在这样的大冷天掀掉我的棺材，剥掉我的衣服，还帮助并怂恿那个可耻的小恶棍波诺纳医生揪住我的鼻子，这一切都叫我怎么想呢？”
一般人肯定以为，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听到这样一番话，或者夺门而逃，或者大发歇斯底里，或者全体晕倒。三者必居其一。实际上，当时这三种行为中的任何一种或者三种全部发生都是有可能的。而且，说实在话，我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采取其中的任何一种，不过也许真正的原因应该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里去寻找。它本身就是按相反的规律而发展的，如今凡是自相矛盾和不可能的事情，一般都用它来解释。也可能是木乃伊那副十分自然、不容置疑的神气，使他的话不能使人产生恐惧，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事实是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流露出惊恐万状的神情，而且似乎并不觉得有特别出格的地方。
就我来说，我觉得一切正常，只是站到一边，躲到埃及人的拳头的袭击范围以外。波诺纳医生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对木乃伊怒目而视，满脸涨得通红。格里登先生摸摸胡子，把衬衫领子翻了上去。白金汉先生低垂下头，把右手的大拇指塞进了左边的嘴角里。
埃及人板着脸孔对他瞅了几分钟，然后用讥讽的口吻说：
“您为什么不说话？白金汉先生？您听到我的问话没有？快把大拇指从嘴里拿出来！”
听了这话，白金汉先生浑身微微一震，把右手大拇指从左边嘴角里抽出来。作为补偿，又把左手大拇指塞进了右边嘴角里。
木乃伊从白金汉先生嘴里得不到答案，便怒气冲冲地转向格里登先生，用命令的口气笼统地问我们究竟想干什么。
格里登先生用埃及语做了一番长篇大论的回答。如果不是因为美国的印刷所里缺少象形文字的铅字，我倒很愿意在这里把他的精彩演说原样抄录出来。
我不妨顺便提一句，以下的有木乃伊参加的全部谈话都是说的古埃及语，由白金汉先生和格里登先生加以翻译（这是对我和另外几个游历不广的人而言）。这两位先生说起木乃伊的母语来流利动听，非常地道。然而我还是注意到（当然是因为谈话涉及一些完全现代的概念，它们对这位客人来说无疑是完全陌生的），这两位旅行家有时不得不借助一些直观的方法来表达某个特殊的意思。比如，有一次格里登先生怎么也不能使埃及人明白“政治”一词的意思，最后他急中生智，用炭笔在墙上画了一个酒糟鼻子的矮个儿绅士，身上穿着破衣烂衫，站在一个树桩上，左腿缩在后面，右手握拳向前掷去，两眼朝天，嘴巴张开成九十度的直角。同样的，白金汉先生怎么也讲不清“假发”这个非常现代的概念，最后（在波诺纳医生的建议下），他脸色变得惨白，同意把自己头上戴的脱下来。
可以理解，格里登先生演讲的主要内容是拆出木乃伊并将其解剖对于科学的重大意义，同时对因此而给他——这位叫做“奥拉米斯泰鸿”的木乃伊带来的麻烦表示歉意。最后微妙地暗示（充其量只是微妙的暗示）：既然这些细小问题都已经解释清楚，我们不妨继续进行研究吧。这边波诺纳医生已经把器具都准备好了。
对于演说家的最后这个建议，奥拉米斯泰鸿似乎存有一些顾虑，我不清楚其实质究竟是什么。不过他表示对我们的道歉感到满意，为此他从桌子上跳下来与我们一一握手。
这个仪式结束后，大家赶紧七手八脚地修补我们的实验对象遭受的手术刀的伤害。我们为他缝合太阳穴上的伤口，给他脚上缠了绷带，还往他鼻尖上贴了一块一英寸见方的黑膏药。
这时我们看到伯爵（这似乎是奥拉米斯泰鸿的头衔）轻轻打了个哆嗦——无疑是着凉了。医生立刻奔向他的藏衣室，转眼取回一件詹宁斯服装店最佳款式的黑色外衣，一条天蓝色格子布的吊带裤，一件粉红色方格棉布内衣，一件翻边的织锦缎背心，一件白色宽松大衣，一根弯头拐杖，一顶无檐帽，一双黑漆皮鞋，一双淡黄色山羊皮手套，一副眼镜，一圈胡须，还有一个瀑布式领结。由于伯爵和医生的身材有所差异（比例大约是二比一），在把这些衣服加到埃及人身上时遇到了一些困难，然而当一切都弄妥之后，他可以说是穿戴齐全了。于是格里登先生让他挽着自己的手臂，带他到火炉边的一张舒适的椅子里坐下，医生马上拉响铃挡，让仆人送雪茄烟和葡萄酒来。
谈话很快热烈起来。自然，我们对奥拉米斯泰鸿仍然活着这一不同寻常的事实表示了极大的好奇。
“我以为，”白金汉先生说，“您应该早就死了。”
“什么，”伯爵显得十分震惊，“我才七百多岁，我父亲活了一千岁，而且死的时候还没有到昏庸老朽的地步。”
这引起一连串活跃的提问和计算，最后终于发现，对这位木乃伊对年代的判断显然存在严重错误。他被埋入埃雷西亚斯墓穴距今已经有五千零五十年零几个月了。
“不过我的意思，”白金汉先生继续说，“不是指您下葬时的年龄，（事实上我很愿意承认您还是个年轻人，）而是指您包在柏油里度过的那段漫长的时间，从您的样子看，您是柏油包身的。”
“什么包身？”伯爵问。
“柏油，”白金汉先生重申。
“啊，是的；我隐约明白您的意思了，当然，柏油或许也很管用——可是在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只用二氯化汞。”
“可是我们特别感到费解的是，”波诺纳先生说，“您五千年前在埃及已经死亡安葬，怎么今天又能在这里复活，而且还显得气色颇佳呢？”
“如果我当时像你们说的那样已经死亡，”伯爵回答，“很可能我此刻也还是一具死尸；因为我看出你们还处在流电疗法的初级阶段，无法完成在我们远古时代看来十分普通的事情。实际的情形是，当时我昏厥过去，我的好友们以为我已经死亡，或至少奄奄一息，便立刻把我制成木乃伊——我想你们知道制作木乃伊的主要原理吧？”
“哦，并不完全知道。”
“啊，我看出来了；多么可悲的无知！我在这里不便细述，但是有必要说明一下，在埃及制作木乃伊（准确地说）就是无限期地停止被制作者的一切动物性功能。我指的是最广义的‘动物性’，不仅包括肉体的，还包括精神的和本质的存在。我再说一遍，我们制作木乃伊的首要原理是中止并无休止地暂停被制作者的一切动物性功能，简单地说，一个人被制成木乃伊时处于什么状态，就会一直保持那种状态。由于我有幸属于蜣螂血统，我是被活着制作成木乃伊的，就像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样。”
“蜣螂血统！”波诺纳医生惊叫道。
“不错，蜣螂是一个非常显赫而稀少的家族的徽章或‘纹章’，有蜣螂血统是指属于以蜣螂徽章为标志的家族成员之一，我这是比喻的说法。”
“可是这与您活着有什么关系呢？”
“是这样的，在埃及，制作木乃伊的一般方法是先把尸体的内脏和脑子挖空后再涂抹防腐香料；只有蜣螂家族不照此章办理。所以我若不是蜣螂家族成员，我的内脏和脑子便不复存在；而缺了这两样东西中的任何一样，都会给生活带来不便。”
“这我理解，”白金汉先生说，“如此说来，我们得到的所有完整的木乃伊都属于蜣螂家族？”
“毋庸置疑。”
“我原来以为，”格里登先生非常谦恭地说，“蜣螂是埃及的诸神之一。”
“埃及的什么之一？”木乃伊大喊一声，猛地站了起来。
“诸神之一。”旅行家重复道。
“格里登先生，听到您以这样的方式说话，我感到万分震惊，”伯爵说着，重新坐回椅子里。“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承认有一个以上的神。对于我们来说，蜣螂、灵鸟等等（像类似的动物对于其他人那样）都是象征物，是我们敬奉造物者的媒介，造物者如此崇高，是不能用更直接的方式去接近的。”
接着是片刻的冷场，最后波诺纳医生重新拾起话头。
“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解释来看，”他说，“尼罗河附近的墓穴里很可能还存在着其他蜣螂家族的木乃伊，都处于存活状态？”
“这是毫无疑问的，”伯爵回答。“所有碰巧被活着制成木乃伊的人，便会继续活着。甚至还有一些故意被这样制成木乃伊的人，由于制作者的疏忽，可能现在还被留在墓穴里。”
“您是否能够解释一下，”我说，“您说的‘故意被这样制成木乃伊’是什么意思？”
“愿意效劳。”那木乃伊从眼镜后面从容不迫地把我打量了一番，然后才回答——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冒昧地直接向他提问。
“愿意效劳，”他说，“在我那个时代，人类的一般寿命大约是八百年。除非因为极其罕见的意外事故，很少有人在六百岁以前死亡，而活到一千岁以上的人也寥寥无几，八百岁被看做是正常的寿命。在发现了我刚才向你们讲述的木乃伊的制作方法之后，我们的哲人想到，如果把这自然的寿命分成几段来活，就可以满足我们可嘉的好奇心，同时也可以使科学得到很大的进步。确实，从历史学来说，经验证明这种做法是十分必要的。比如说，一个历史学家活到五百岁的时候，可以倾注大量心血撰写一部作品，然后让人把他精心制作成木乃伊，并事先向制作者交代清楚，让他们在一段时间——比如五六百年吧——之后使他复活。这段时间结束之后，他恢复了生命，一定会发现自己的伟大著作已经变成一种供人随意涂抹的笔记本——也就是说，变成了一群群恼羞成怒的评论家们发表种种互相矛盾的推测、批评和人身攻击的文学角斗场。这些以注解、校订等名目出现的推测，对原文进行大肆的围攻和歪曲，声势浩大，喧宾夺主，以至于作者必须打着灯笼寻找他自己的文章。等终于找到，却总是发现根本不值得浪费精力去寻找。历史学家把作品重新写过之后，他的使命还要求他立刻根据他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着手纠正后世关于他原来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讹传。这种重新撰写和亲自纠正的工作，由一位位哲人身体力行，有效地阻止了我们的历史退化为纯粹的无稽之谈。”
“请原谅，”波诺纳医生插言道，伸手轻轻按住埃及人的胳膊，“请原谅，先生，我是否可以打断您一下？”
“当然可以，先生，”伯爵停住话头，回答道。
“我只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医生说，“您刚才说历史学家亲自纠正关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传说。我请问您，先生，一般来说，这些秘传中有多大成分是正确的呢？”
“这些秘传——您用的这个名称非常贴切——通常和未经重写的历史中记载的事实一样——也就是说，没有一处不是大错特错、荒谬不经的。”
“不过，”医生继续说，“既然从您下葬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至少五千年，我便想当然地认为，您那个时候的历史——暂且不说传说——肯定对上帝创造天地这个人类普遍感兴趣的题目有过相当明确的论述，您大概知道，这一事件的发生距您生活的时代只有短短的一千年。”
“先生！”奥拉米斯泰鸿伯爵说。
医生把他的话重复一遍，又附加了许多解释，才使那位外国人理解了他的意思。最后埃及人迟疑地说道：
“我必须承认，您提到的观点是我前所未闻的。在我们那个时代，就我所知，从未有人产生如此怪诞的念头，居然会想到宇宙（或这个世界，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有着一个开端。我记得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听到一个喜欢思虑的人隐隐约约提到过人类的起源，正是这个人说起过你们所使用的‘亚当’（或曰‘红土’）这个字眼。不过，他是从一般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意指从肥沃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出（就像一千种低等生物的生长方式一样）——我是说，自然生长出人类的五大群体，他们在地球上五个各具特色而又大体相等的部分同时生长出来。”
听到这话，我们大家都耸了耸肩膀，其中一两个人还意味深长地摸了摸额头。西里·白金汉先生轻蔑地先是瞟瞟奥拉米斯泰鸿的枕骨，继而又瞟瞟他的前头骨，然后说道：
“你们那个时代的人活得那么久，再加上如您刚才所说，有时还把寿命分成几段来活，这想必非常有助于知识的普遍发展和积累。因此在我看来，古埃及人之所以在所有的具体科学上都大大落后于现代人，尤其是美国人，只能是因为埃及人的头骨异常坚硬的缘故。”
“我必须再次承认，”伯爵谦和有加地回答，“我有些不大明白您的意思，请问，您所指的是哪些具体科学？”
我们所有的人争相发言，非常详细地列举了大量骨相学的假设和动物磁力学的奇迹。
听我们说完之后，伯爵讲了几则轶事使我们明白，在埃及，高勒和斯波尔塞姆的原型早在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远古时期就经历了兴盛和衰落。梅斯梅尔的花招比起底比斯的学者所表演的真正奇迹来简直就是不值一提的儿戏，他们能变出跳蚤和许多诸如此类的东西。
这时我插嘴询问伯爵，他们那个时代的人能否计算出日食。他不以为然地微微一笑，说他们能够做到。
我有点气馁，但马上又开始向他提出一些有关天文学知识的问题。这时我们中间那位一直没有开口的同伴悄悄对我耳语道，有关这方面的知识，我最好去看看托勒密（托勒密，公元二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数学家。）（天知道托勒密是何许人也）的作品，以及普卢塔克（普卢塔克（约46—119后），希腊传记作家。）的月相说。
随后我问木乃伊是否见过火镜和透镜，是否知道一般的玻璃制作方法。然而我提问的话音未落，那位沉默的朋友又轻轻地碰了碰我的胳膊肘，请求我看在上帝的份上，去读一读代奥多勒斯·西克勒斯的著作。至于伯爵，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只是问我现代人有没有用来像埃及人那样在宝石上刻出精美浮雕的显微镜。正在我考虑如何作答时，矮小的波诺纳医生以一种十分奇特的方式发言了。
“看看我们的建筑吧。”他忘乎所以地大喊，使两位旅行家大为愤慨，他们把他掐得青一块紫一块也无济于事。
“去看看，”他冲动地嚷道，“看看纽约草地球场的喷泉！如果这个设想不着边际的话，就去端详一下华盛顿的国会大厦！”接着这位身材矮小的医生十分详细地形容了他所提及的那个建筑物的各部分比例。他说光是门廊就有二十四根柱子作为装饰，每根柱子直径五英尺，间隔十英尺。
伯爵说很遗憾他一时记不清阿兹纳克城那些主要建筑的具体面积，它们建立于悠悠的远古，不过直到他下葬的时候，那些遗迹还屹立在底比斯西边广袤的沙漠中。不过，（说到门廊）他记得在某个名叫卡纳克的郊区有一座规模较小的宫殿，其门廊由一百四十四根柱子构成，每根柱子周长为三十七英尺，间隔为二十五英尺。有一条两英里的大路从尼罗河直达宫殿的门廊，路旁林立着狮身人面像、雕塑、方尖塔，高度从二十、六十到一百英尺不等。宫殿本身（据他回忆）的一个边长为两英里，周长大约有七英里，内外两面墙壁都绘满了华丽的象形文字。他虽然没有一口断定，说在那座宫殿的围墙里可以建造五六十幢医生所说的国会大厦，不过他显然认为二三百个国会大厦稍微挤挤未必就塞不进去。然而，他（伯爵）无法矢口否认医生描述的草地球场的喷泉确实新颖别致、气派宏伟、无与伦比。他不得不承认在埃及和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类似的设计。
这时我问公爵对我们的铁路有何看法。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说，“根本不值一提。设计拙劣，铺设得也很粗糙，当然比不上我们宽阔平直、装有铁槽的砌道，埃及人能在砌道上运输整座寺庙和高达一百五十英尺的坚固的方尖塔。”
我又提到我们巨大的机械动力。
他承认我们在这方面的确拥有一定的知识，但接着反问我如何把卡纳克这样一个小宫殿的柱头放到门楣上去。
对这个问题我决定装聋作哑，转而问他是否知道自流井，他只是扬起了眉毛。格里登先生拼命向我使眼色，低声告诉我说，受雇在大绿洲钻井取水的工程师们最近刚刚发现一口埃及自流井。
我又提到我们的钢铁，那位外国人翘起鼻子，问我们的钢铁能否刻出方尖塔上那些鲜明的雕刻，那全部是用铜制的利器刻成的。
这下我们阵脚大乱，决定还是把话题转向玄学为妙。我们派人取来一本《日晷》（《日晷》，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波士顿地区一群“超验主义者”出版的综合文艺刊物，爱默生曾任主编。），读了里面的一两个章节，内容晦涩不明，总之是关于波士顿人所说的“伟大的进步运动”。
伯爵淡淡地说，“伟大的运动”在他们那个时代是极为平常的，至于进步，有一段时间它确实把人困扰，可是从未有过任何进展。
然后，我们谈起民主的美妙之处和重要意义，不知怎样才能使伯爵准确地感受我们生活在这个没有君主、可以自由投票的时代所享受到的利益。
他饶有兴味地听着，而且似乎觉得颇为有趣。我们说完以后，他说很久以前曾经发生过十分类似的事情。埃及的十三个省突然决定同时独立，为人类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他们选举足智多谋的人召集会议，编写别出心裁、构思独特的宪法。他们一度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不过他们吹牛的本事也是骇人听闻的。最后的结局是这十三个省和其他十五到二十个省合而为一，成为世上前所未有的最令人厌憎和无法忍受的专制统治。
我问那个篡权的暴君叫什么名字。
伯爵说他记得仿佛是叫“乌合之众”。
我无话可说，只好提高嗓门，慨叹埃及人对蒸汽一无所知。
伯爵大为惊讶地看着我，却未作回答。倒是那位沉默的先生用胳膊肘狠狠捣了捣我的肋骨——告诉我这次我可是大出洋相了——并问我是否真的愚蠢之极，竟然不知道现代蒸汽机是高斯的所罗门从希罗的发明中得到的启发。
我们眼看就要陷入窘境，幸好，波诺纳医生重新振作起来，为我们解了围。他问埃及人敢否在重要的服装上与现代人一比高下。
听了这话，伯爵低头看看他裤子上的吊带，又捏住衣服的一片下摆，举到眼前仔细端详了几分钟，最后他放开手，慢慢地把嘴咧得很开很开。但是我不记得他说了任何回答的话。
我们又重新打起精神，医生庄重地向木乃伊发问，希望他以绅士的名义坦率回答，埃及人——不管在什么时期——可曾掌握波的药液或布兰德里斯药片的制作方法。
我们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的回答——可是没有等到，他答不上来。埃及人涨红了脸，低垂下脑袋。从未经历过比这更圆满的胜利，也从未见过有人这样一败涂地。我突然不忍再看可怜的木乃伊那副屈辱的样子，于是我拿起帽子，很不自然地对他鞠了一躬，告辞出来。
回到家里，我发现已经是凌晨四点，便径直上床睡觉。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七点起床的，为我的家人和全人类的利益写下这些记录。我的家人我再也不会见到。我的妻子是个泼妇。事实上，我已经从心底里厌倦了这种生活，厌倦了整个十九世纪。我认为如今一切都不可救药。而且我很想知道二〇四五年的总统是谁。因此，等我刮好胡子，饮完一杯咖啡，我就立刻到波诺纳医生那里去，请他把我制作成木乃伊，就此沉睡两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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