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潮起潮落
“807”的故事快要结束了。如果把“807”行动比做一棵大树，这里记述的，不过是这棵大树上一两片绿色的叶子。
我们想给“807”下个定义，但很难。虽然可以概括为，这是一个维护我国经济秩序的国家行动，但还不够全面。“807”的含义太深广了。“807”是一柄利剑，将破坏经济秩序的毒瘤铲除；“807”是一面旗帜，将工作组的大智大勇无私无畏精神高扬；“807”是一声号角，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进军令吹响……
“807”是对工作组兵将智慧和谋略的考量，是对新时期共产党人执政能力的检验，是对共和国机体局部创伤的成功疗治，是一部重建秩序社会的宣言书，一部可供后人研读的启示录，一种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坚强决心，一种为了大局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境界，一次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国家行动，一种所向无敌的气概，一种熊熊燃烧的激情，一种可歌可泣的精神！
国务院对“807”工作组的工作予以了充分肯定。国务院认为，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国务院“807”工作组完全揭开了潮汕地区骗税的盖子，摸清了骗税活动的基本规律，严厉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抓获并严惩了一批骗税分子和包庇、纵容甚至直接参与骗税的党政、执法机关的腐败分子，捣毁了大量伪造、贩卖虚假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窝点，取缔了一大批专门虚开发票用于骗税的虚假企业，砸断了骗税活动的链条，粉碎了骗税分子经营多年的犯罪网络，狠狠打击了骗税分子的嚣张气焰，为国家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维护了进出口贸易的正常秩序，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明显好转。对上述地区开展的打击骗取出口退税行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领导小组对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选派参加国务院“807”工作组表现突出的76名同志予以了嘉奖。
“807”是令人感慨的，也是令人振奋的。
“807”挥精锐之师，耗时一年，在广东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工作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将潮阳、普宁虚开和偷骗税势力一并剪除。工作组共检查各类企业1142户，查实有虚开和偷骗税问题的企业1123户，占全部被检查企业的98.33%。经查实，仅1999年至2000年6月间，潮普两市从事骗取出口退税的100多个犯罪团伙，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就高达323亿元，偷、骗税42亿元，侦破涉税犯罪团伙150个，抓捕犯罪嫌疑人233人，其中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就有29人，19人被判处死刑。
潮汕税案，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大税案。
打骗专项斗争的成功，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决策的科学和英明，得益于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正确指挥，得益于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监察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十多个部委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通力协作，得益于工作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
“807”以雷霆万钧之力，将该地区的邪恶势力摧毁，将寄生在该地区的健康肌体内的毒瘤切除，还当地一片蓝天！
打骗的成功，对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避免国家税收流失，促进经济健康发展，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严惩腐败，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地党政干部和人民群众对“807”这一国家行动无不大力支持。他们普遍认为，中央的这次清理整治，清除了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污泥浊水，给当地重建信誉、改变形象、发展经济提供了机遇。他们认识到，这次行动从表面上看，使当地经济受到一些创伤，但实际上却是一次类似摘除毒瘤的外科手术，其结果是让机体获得了新生。
潮普骗税案件，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它是一种复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转型期的道德“失范”，又有新形势下精神的匮乏；既有地缘环境的浸染，又有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既有人性的贪婪，又有群体道德的丧失；既有信念操守的失落，又有诚实信用的缺失；既有管理制度的缺陷，又有褊狭的认识误区……作为共和国第一税案，它本身有着太多的东西可供梳理、挖掘和探究！
原流沙镇镇长黄小士在谈起思想认识问题时，承认在管理上“存在一手硬一手软，没有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导致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黄小士的这个认识应该说是由衷的。
我国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这个巨大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依附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也会发生变化。而这种猝然而来的变化让人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有的甚至超越了人们的思想预期。于是，转型期“失范症”患者就会大量出现。
“失范”是由法国社会学家E。涂尔干最早提出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进一步发展了失范理论，他把失范看成是“规范的缺席”。失范指的是社会既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被普遍怀疑、否定，或被严重破坏，逐渐失去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力与约束力，而新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又尚未形成，或尚未被人们普遍接受，对社会成员不具有有效影响力与约束力，从而使得社会成员发生存在的意义危机，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形成社会规范的事实真空、缺失，呈现出某种紊乱无序。在转型期的中国，此种情形显得尤为突出，且已成为影响现代化进程的一大阻力。
转型期的潮普人陷入迷惘和阵痛之中。由于向工业化、城镇化转移的强力拉动，人们原来较单一的社会分工突变成纷杂和多样的社会分工。人们虽然接受了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却并没有做好接受多元价值观念的思维准备。这就导致了以“失范型”为主的病相特征的出现。
转型期的人们往往需要道德救助和思想援引。纵观中外历史，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需要强有力的能体现国家意志的道德观念出现。有鉴于此，1979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概念。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报告中又专门阐述了努力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然而，潮普两市的一些干部群众正是在人们需要道德救助和精神指引的时候，却把这个至关重要的东西置于脑后。
丧失了精神文明，也就意味着丧失了应有的操守和信念、道德和责任，经济社会的混乱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谈到这些人犯罪与潮汕的大环境有关。我们认为，这种大环境的形成，虽然与那里的地缘因素、文化观念有关，但最主要的症结还是长期以来指导思想的偏差、管理松懈和体制缺陷。于是，这个极有发展前途的经济特区，却一度迷漫着走私贩私、假冒伪劣、偷税骗税的毒雾。金钱，成为一些人的最高目标；法律，被当做可以一脚踢开的羁绊。
在“807”税案查处过程中，基层政府及执法部门徇私枉法问题充分暴露。一些基层党政和执法部门为追求政绩，完成出口创汇、财政、税收任务，在骗税网络和骗税链条中也扮演着不同角色，为骗税分子开了方便之门。
地方党政机关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严重偏差，对市场经济秩序不能正确引导。突出表现在对虚假经济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助长，内外勾结。
工商管理部门及有关验资部门，在企业工商注册登记、企业验资等方面把关不严，使虚假企业在潮普两市泛滥。
税务部门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增值税专用发票领购、征税、退税审核等方面疏于管理，甚至放任自流。潮阳、普宁两市发生如此大规模的虚开发票、偷骗税违法活动，税务机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海关部门出口监管不力，使虚假出口得以实现。工作组检查的其中50户外贸企业，骗取出口退税12亿多元。经核对，所有海关报关单均有“海关电子信息”，且均为“真实”。一些海关未按海关总署对海关运输车队的监管要求进行严格管理，使海关关口更加容易逾越。
金融外汇部门制度松懈，管理失控。一些商业银行违规允许不法企业随意提现，一些金融机构超范围向虚假出口供货企业发放所谓的扶持出口贷款，金融部门对地下钱庄、骗税资金查处打击不力。
外经贸主管部门对进出口经营权审批、退税稽核把关不严。一些虚假企业取得了进出口经营资格，个别骗税出口企业还被评为较高级别的“出口创汇先进单位”。
……
正如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吕华所说：“出口退税有着严格复杂的程序，仅仅凭借骗税分子的个人力量是难以逾越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执法腐败是犯罪分子闯过重重关卡的重要原因。”
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把政府比做“守夜人”，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安全。这就是说，政府是一个警察。可以想见，如果这个警察在夜里打起瞌睡，或者中途离岗，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出现混乱。在潮阳和普宁，这个政府警察不仅失职，而且充当了违法者的护卫。一些不法分子与地方政府和执法部门一起编织了一张不惜以牺牲国家利益而换取地方小利益和个人私利的骗税网。由于他们的纵容、指挥和参与，使所有的人都相信进入这个网是可以赚到钱的，而且是可以安全地赚到钱的。因此，所有的人都心甘情愿地身陷其中不愿自拔。于是，骗税的浊流就在潮普两市的大街小巷漫涌。
不正确的政绩观、权力观，也是导致潮阳、普宁干部队伍大片陷落的一大原因。一些干部不能正确对待权力、地位和利益，为己不为民，为私不为公，没有长远打算，而是急功近利，追求眼前利益，甚至以牺牲全局利益来谋取小团体或个人的利益。这种错误的政绩观，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腐蚀了干部队伍，严重地破坏了一个地区赖以发展的社会环境。
单纯地以GDP、以税收收入为中心，给潮阳、普宁带来无穷的后患。在潮阳和普宁的采访中，不少税务干部认为，当地政府制定的不切实际的税收计划，是一些税务干部违法的主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潮阳、普宁不顾经济发展状况，盲目提高税收任务指标。当地政府下达税收指标不是看当年的经济形势，也没有对当年的经济发展作科学的预测，惟一参考的任务指标就是前任领导或是本人上年的经济业绩。每一年的新指标只能是对旧指标的超越，不能降低。因为指标决定着他们的业绩，而业绩决定他们的升迁。由于片面追求指标，使潮阳、普宁的任务基数中含有大量的水分。据潮阳市国税局的一位负责人透露，2000年，潮阳市国税局实现税收收入8亿多元，其中就有2.4亿来自骗税。我们在普宁市的几个税务分局采访时，那里的税务人员告诉我们，当地的税源不到税收计划的三分之一。在虚假的税收基数上，新一年要完成更高的税收任务，下面的干部只得走歪门邪道，只得助纣为虐，引狼入室。很多人就是这样铤而走险，为了保住官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中央党校教授王东京说：“经济学上有个经济人假定，就是人们都会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官追求什么？就是争取升迁。升迁看什么？就看‘指挥棒’。上面要考核什么，下面就做什么。”“指挥棒效应”带来的影响就是官员为追求政绩，有可能搞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甚至不惜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
“指挥棒效应”暴露出干部管理体制的诸多弊端。
采访中，监察部的一位官员就说，潮阳、普宁的一些干部之所以大搞“骗税经济”，目的就是为了出“政绩”，有了政绩可以往上升，而升迁之后，以前的一切就没人过问了。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一些干部两眼只往前看，而不顾眼下走的是什么路。这就暴露出干部管理体制中离任考核环节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们也有严格的离任考核办法，主管部门会对离任升迁干部进行考查和离任审计，但由于各种因素，规则和程序往往流于形式，被考核的干部，升前的不良行为，以及赖以升迁的政绩是否靠非法手段获得，缺少评判机制。君不见，一些干部在被绳之以法之前，早已劣迹斑斑，然而却能官运亨通、屡屡晋升。商丘市梁园区规划局原局长徐建设不择手段排挤异己，打击竞争对手，操纵连云港黑社会势力，致死一人，致残多人，结果还是从一个地方恶霸登上了局长的宝座；平顶山政法委原书记李长河，在担任舞钢市委书记期间，为掩盖自己严重的经济问题，达到升官保位的目的，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意迫害诬陷知情上访干部，直至雇用杀手杀人灭口，后来也升了官；汝州市原市长徐中和，几年来靠贪污受贿和金钱铺路，从一个煤矿的中层干部一步步攀升到市长的高位……这些干部都是“犯事”在前、提拔在后的典型。干部任用制度的缺陷，就会使一些干部抱侥幸心理，赶紧出政绩，只要一升，就万事大吉。
权力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会导致干部“惟上是从”。因为只要上级领导觉得你好，你就是好的，你就能升迁。这样的结果使得一些干部热衷于搞政绩工程，热衷于搞“骗税经济”，热衷于跑官买官。
汕头市政府有关领导不无感慨地说，在不良的社会风气下，一个地方的经济怎么能健康发展呢？“807”如果不来查，再这样下去，不仅仅是一个市的问题，我们整个地区就会垮掉！
这位领导说，整治市场秩序、社会秩序和环境污染，是当前本市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促进汕头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搞好整治是确保汕头健康发展的紧迫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近年来，一些地方经济社会秩序比较混乱，骗取出口退税、逃汇骗汇、制假售假等违法犯罪活动触目惊心，“六合彩”、“双抢”、黑恶势力犯罪活动比较突出。这些问题已经严重损害经济特区的形象，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如果不彻底整治，汕头就没有希望。
潮普两市地方政府和执法部门对于骗税的纵容、支持，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统计，1999年以来，仅汕头特区就有1200多户企业迁出了汕头。汕头市经济发展不仅落后于珠江三角洲，一些指标甚至落后于广东省的平均水平。“九五”期间，汕头市的经济增长速度逐年递减，GDP增长从1996年的16.04%下滑到2000年的7.7%，大大低于广东省10.5%的平均增长速度。2001年上半年形势更为严峻，GDP负增长3.2%，这是改革开放20年以来没有过的。
经济秩序混乱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活动就是其中的顽疾，每年给国家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此恶不除，国民经济的健康肌体和正常秩序必将遭受严重侵害，国家、企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会受到重大损失，也将造成投资环境的恶化，使生产不能正常进行。对一些地方来说，如果继续骗税骗汇、走私贩私、制假售假，结果不仅坑害国家，也贻误了发展经济的时机，丢掉了市场，丢掉了信用，毁坏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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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是对工作组兵将智慧和谋略的考量，是对新时期共产党人执政能力的检验，是对共和国机体局部创伤的成功疗治，是一部重建秩序社会的宣言书，一部可供后人研读的启示录，一种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坚强决心，一种为了大局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境界，一次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国家行动，一种所向无敌的气概，一种熊熊燃烧的激情，一种可歌可泣的精神！
国务院对“807”工作组的工作予以了充分肯定。国务院认为，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国务院“807”工作组完全揭开了潮汕地区骗税的盖子，摸清了骗税活动的基本规律，严厉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抓获并严惩了一批骗税分子和包庇、纵容甚至直接参与骗税的党政、执法机关的腐败分子，捣毁了大量伪造、贩卖虚假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窝点，取缔了一大批专门虚开发票用于骗税的虚假企业，砸断了骗税活动的链条，粉碎了骗税分子经营多年的犯罪网络，狠狠打击了骗税分子的嚣张气焰，为国家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维护了进出口贸易的正常秩序，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明显好转。对上述地区开展的打击骗取出口退税行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领导小组对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选派参加国务院“807”工作组表现突出的76名同志予以了嘉奖。
“807”是令人感慨的，也是令人振奋的。
“807”挥精锐之师，耗时一年，在广东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工作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将潮阳、普宁虚开和偷骗税势力一并剪除。工作组共检查各类企业1142户，查实有虚开和偷骗税问题的企业1123户，占全部被检查企业的98.33%。经查实，仅1999年至2000年6月间，潮普两市从事骗取出口退税的100多个犯罪团伙，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就高达323亿元，偷、骗税42亿元，侦破涉税犯罪团伙150个，抓捕犯罪嫌疑人233人，其中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就有29人，19人被判处死刑。
潮汕税案，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大税案。
打骗专项斗争的成功，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决策的科学和英明，得益于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正确指挥，得益于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监察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十多个部委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通力协作，得益于工作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
“807”以雷霆万钧之力，将该地区的邪恶势力摧毁，将寄生在该地区的健康肌体内的毒瘤切除，还当地一片蓝天！
打骗的成功，对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避免国家税收流失，促进经济健康发展，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严惩腐败，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地党政干部和人民群众对“807”这一国家行动无不大力支持。他们普遍认为，中央的这次清理整治，清除了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污泥浊水，给当地重建信誉、改变形象、发展经济提供了机遇。他们认识到，这次行动从表面上看，使当地经济受到一些创伤，但实际上却是一次类似摘除毒瘤的外科手术，其结果是让机体获得了新生。
潮普骗税案件，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它是一种复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转型期的道德“失范”，又有新形势下精神的匮乏；既有地缘环境的浸染，又有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既有人性的贪婪，又有群体道德的丧失；既有信念操守的失落，又有诚实信用的缺失；既有管理制度的缺陷，又有褊狭的认识误区……作为共和国第一税案，它本身有着太多的东西可供梳理、挖掘和探究！
原流沙镇镇长黄小士在谈起思想认识问题时，承认在管理上“存在一手硬一手软，没有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导致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黄小士的这个认识应该说是由衷的。
我国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这个巨大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依附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也会发生变化。而这种猝然而来的变化让人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有的甚至超越了人们的思想预期。于是，转型期“失范症”患者就会大量出现。
“失范”是由法国社会学家E。涂尔干最早提出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进一步发展了失范理论，他把失范看成是“规范的缺席”。失范指的是社会既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被普遍怀疑、否定，或被严重破坏，逐渐失去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力与约束力，而新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又尚未形成，或尚未被人们普遍接受，对社会成员不具有有效影响力与约束力，从而使得社会成员发生存在的意义危机，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形成社会规范的事实真空、缺失，呈现出某种紊乱无序。在转型期的中国，此种情形显得尤为突出，且已成为影响现代化进程的一大阻力。
转型期的潮普人陷入迷惘和阵痛之中。由于向工业化、城镇化转移的强力拉动，人们原来较单一的社会分工突变成纷杂和多样的社会分工。人们虽然接受了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却并没有做好接受多元价值观念的思维准备。这就导致了以“失范型”为主的病相特征的出现。
转型期的人们往往需要道德救助和思想援引。纵观中外历史，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需要强有力的能体现国家意志的道德观念出现。有鉴于此，1979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概念。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报告中又专门阐述了努力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然而，潮普两市的一些干部群众正是在人们需要道德救助和精神指引的时候，却把这个至关重要的东西置于脑后。
丧失了精神文明，也就意味着丧失了应有的操守和信念、道德和责任，经济社会的混乱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谈到这些人犯罪与潮汕的大环境有关。我们认为，这种大环境的形成，虽然与那里的地缘因素、文化观念有关，但最主要的症结还是长期以来指导思想的偏差、管理松懈和体制缺陷。于是，这个极有发展前途的经济特区，却一度迷漫着走私贩私、假冒伪劣、偷税骗税的毒雾。金钱，成为一些人的最高目标；法律，被当做可以一脚踢开的羁绊。
在“807”税案查处过程中，基层政府及执法部门徇私枉法问题充分暴露。一些基层党政和执法部门为追求政绩，完成出口创汇、财政、税收任务，在骗税网络和骗税链条中也扮演着不同角色，为骗税分子开了方便之门。
地方党政机关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严重偏差，对市场经济秩序不能正确引导。突出表现在对虚假经济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助长，内外勾结。
工商管理部门及有关验资部门，在企业工商注册登记、企业验资等方面把关不严，使虚假企业在潮普两市泛滥。
税务部门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增值税专用发票领购、征税、退税审核等方面疏于管理，甚至放任自流。潮阳、普宁两市发生如此大规模的虚开发票、偷骗税违法活动，税务机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海关部门出口监管不力，使虚假出口得以实现。工作组检查的其中50户外贸企业，骗取出口退税12亿多元。经核对，所有海关报关单均有“海关电子信息”，且均为“真实”。一些海关未按海关总署对海关运输车队的监管要求进行严格管理，使海关关口更加容易逾越。
金融外汇部门制度松懈，管理失控。一些商业银行违规允许不法企业随意提现，一些金融机构超范围向虚假出口供货企业发放所谓的扶持出口贷款，金融部门对地下钱庄、骗税资金查处打击不力。
外经贸主管部门对进出口经营权审批、退税稽核把关不严。一些虚假企业取得了进出口经营资格，个别骗税出口企业还被评为较高级别的“出口创汇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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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把政府比做“守夜人”，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安全。这就是说，政府是一个警察。可以想见，如果这个警察在夜里打起瞌睡，或者中途离岗，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出现混乱。在潮阳和普宁，这个政府警察不仅失职，而且充当了违法者的护卫。一些不法分子与地方政府和执法部门一起编织了一张不惜以牺牲国家利益而换取地方小利益和个人私利的骗税网。由于他们的纵容、指挥和参与，使所有的人都相信进入这个网是可以赚到钱的，而且是可以安全地赚到钱的。因此，所有的人都心甘情愿地身陷其中不愿自拔。于是，骗税的浊流就在潮普两市的大街小巷漫涌。
不正确的政绩观、权力观，也是导致潮阳、普宁干部队伍大片陷落的一大原因。一些干部不能正确对待权力、地位和利益，为己不为民，为私不为公，没有长远打算，而是急功近利，追求眼前利益，甚至以牺牲全局利益来谋取小团体或个人的利益。这种错误的政绩观，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腐蚀了干部队伍，严重地破坏了一个地区赖以发展的社会环境。
单纯地以GDP、以税收收入为中心，给潮阳、普宁带来无穷的后患。在潮阳和普宁的采访中，不少税务干部认为，当地政府制定的不切实际的税收计划，是一些税务干部违法的主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潮阳、普宁不顾经济发展状况，盲目提高税收任务指标。当地政府下达税收指标不是看当年的经济形势，也没有对当年的经济发展作科学的预测，惟一参考的任务指标就是前任领导或是本人上年的经济业绩。每一年的新指标只能是对旧指标的超越，不能降低。因为指标决定着他们的业绩，而业绩决定他们的升迁。由于片面追求指标，使潮阳、普宁的任务基数中含有大量的水分。据潮阳市国税局的一位负责人透露，2000年，潮阳市国税局实现税收收入8亿多元，其中就有2.4亿来自骗税。我们在普宁市的几个税务分局采访时，那里的税务人员告诉我们，当地的税源不到税收计划的三分之一。在虚假的税收基数上，新一年要完成更高的税收任务，下面的干部只得走歪门邪道，只得助纣为虐，引狼入室。很多人就是这样铤而走险，为了保住官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中央党校教授王东京说：“经济学上有个经济人假定，就是人们都会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官追求什么？就是争取升迁。升迁看什么？就看‘指挥棒’。上面要考核什么，下面就做什么。”“指挥棒效应”带来的影响就是官员为追求政绩，有可能搞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甚至不惜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
“指挥棒效应”暴露出干部管理体制的诸多弊端。
采访中，监察部的一位官员就说，潮阳、普宁的一些干部之所以大搞“骗税经济”，目的就是为了出“政绩”，有了政绩可以往上升，而升迁之后，以前的一切就没人过问了。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一些干部两眼只往前看，而不顾眼下走的是什么路。这就暴露出干部管理体制中离任考核环节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们也有严格的离任考核办法，主管部门会对离任升迁干部进行考查和离任审计，但由于各种因素，规则和程序往往流于形式，被考核的干部，升前的不良行为，以及赖以升迁的政绩是否靠非法手段获得，缺少评判机制。君不见，一些干部在被绳之以法之前，早已劣迹斑斑，然而却能官运亨通、屡屡晋升。商丘市梁园区规划局原局长徐建设不择手段排挤异己，打击竞争对手，操纵连云港黑社会势力，致死一人，致残多人，结果还是从一个地方恶霸登上了局长的宝座；平顶山政法委原书记李长河，在担任舞钢市委书记期间，为掩盖自己严重的经济问题，达到升官保位的目的，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意迫害诬陷知情上访干部，直至雇用杀手杀人灭口，后来也升了官；汝州市原市长徐中和，几年来靠贪污受贿和金钱铺路，从一个煤矿的中层干部一步步攀升到市长的高位……这些干部都是“犯事”在前、提拔在后的典型。干部任用制度的缺陷，就会使一些干部抱侥幸心理，赶紧出政绩，只要一升，就万事大吉。
权力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会导致干部“惟上是从”。因为只要上级领导觉得你好，你就是好的，你就能升迁。这样的结果使得一些干部热衷于搞政绩工程，热衷于搞“骗税经济”，热衷于跑官买官。
汕头市政府有关领导不无感慨地说，在不良的社会风气下，一个地方的经济怎么能健康发展呢？“807”如果不来查，再这样下去，不仅仅是一个市的问题，我们整个地区就会垮掉！
这位领导说，整治市场秩序、社会秩序和环境污染，是当前本市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促进汕头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搞好整治是确保汕头健康发展的紧迫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近年来，一些地方经济社会秩序比较混乱，骗取出口退税、逃汇骗汇、制假售假等违法犯罪活动触目惊心，“六合彩”、“双抢”、黑恶势力犯罪活动比较突出。这些问题已经严重损害经济特区的形象，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如果不彻底整治，汕头就没有希望。
潮普两市地方政府和执法部门对于骗税的纵容、支持，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统计，1999年以来，仅汕头特区就有1200多户企业迁出了汕头。汕头市经济发展不仅落后于珠江三角洲，一些指标甚至落后于广东省的平均水平。“九五”期间，汕头市的经济增长速度逐年递减，GDP增长从1996年的16.04%下滑到2000年的7.7%，大大低于广东省10.5%的平均增长速度。2001年上半年形势更为严峻，GDP负增长3.2%，这是改革开放20年以来没有过的。
经济秩序混乱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活动就是其中的顽疾，每年给国家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此恶不除，国民经济的健康肌体和正常秩序必将遭受严重侵害，国家、企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会受到重大损失，也将造成投资环境的恶化，使生产不能正常进行。对一些地方来说，如果继续骗税骗汇、走私贩私、制假售假，结果不仅坑害国家，也贻误了发展经济的时机，丢掉了市场，丢掉了信用，毁坏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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