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上的变戏法 傀儡的本分和儒学的痴迷
三国时,魏国倒数第二个皇帝高贵乡公曹髦的事,差不多地球人都知道。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写到诸葛亮死后,全没了创作的激情,基本上照着史书在抄,所以演义的后半,基本上等于《三国志》,曹髦跟司马昭拼命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按道理,像曹髦这样的皇帝,本属一介标准的傀儡,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老老实实按照牵线人的意思,摆摆样子,最后等时机成熟了,识趣地把皇冠交出来。碰上牵线人兴致好,也许后半生可以落个富家儿的生活,在这方面,前朝的汉献帝已经做出了样子,作为后来者,依样画葫芦便是。可是,曹髦不肯,他愤愤了,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能坐以待废,于是挺剑而起,率领百十个仆从搞自杀性袭击。结果还没有见到司马昭的影子,就被司马家养的——什么呢?只能算家丁吧,当街一枪穿了个透心凉(“刃出于背”)。
说起来,悲剧的发生,儒学多少也有点责任。虽然没有留下著述,但曹髦的确是个对儒学有造诣的人,史书上说他“少好学,夙成”,其言不虚。做了皇帝后,曹髦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臣子们论经说道,周易说罢讲尚书,尚书讲毕论礼记。入太学,每事问,经常把那些博士们问得一愣一愣的,嘴巴张开了合不上。乃祖曹操,是个不论忠孝的实用主义者,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到了重孙子辈却变成了寻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儒生。当儒生也就罢了,君子动口不动手,坐而论道就是,偏是有皇帝身份的人,是做不成儒生的,君臣大义之类的说教听多了,无论如何都是个刺激。现实的卑微,与道理上的尊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对于一个年纪不到20岁的年轻人来说,能刺激出什么冲动来,真是不好说。况且,曹髦对自己的挺剑而起,还是有点自信的,以为真到了真刀真枪冲突的当口,司马昭会碍于道义,未必敢杀他。所以他说,“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
显然,血气方刚的曹髦已经忘了(至少在冲动的时候忘了),其实不仅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昭之势也路人皆知。经过父子两代人的经营,曹家的天下,早就姓了司马。人们本是由于屈从司马家的势,才故意装作看不见司马家的狼子野心,因为这种屈从,小可以换来合家平安,大可以换来富贵尊荣。那些不屈从的,则一个又一个地丢了性命,从举兵造反的诸葛诞,到放浪形骸只会弹广陵散的嵇康。儒家的君臣大义,在政治领域,本来就是胜利者秩序稳固时的精致讲究,一旦时局转换,就当不得真。当曹髦准备跟司马家玩命,找来商议的近臣中,只有尚书王经劝了几句,其他的人一言不发,会一开完,就赶紧溜出去给司马昭报信,好让司马昭有足够的时间,找来一个肯当街“弑君”的傻子,从根上了结此事。就是这个王经,虽然并没有跟着曹髦去搞自杀性袭击,只因为没有首告,居然被夷了三族,以曹家太后名义出的诏令,给的罪名是“凶逆无状”。
自然,那个结果了曹髦性命的家丁成济,也得被牺牲掉。因为不管怎么说,儒学的面子还是要给点的,表面文章必须做,因为以后司马家坐了天下,总不能让人说曾经公然容忍当街弑君者。虽然成济得到的命令明确来自于“司马公”,但最后结账的时候,一切都算在了这个可怜的家丁头上。这个头脑不清的武夫在被抓捕时非常愤怒,公然拒捕不说,还跳到房上,大肆散布政治谣言,进行反革命宣传,以至于不得不将之乱箭射死。
可惜的是,曹髦的自杀性袭击事件,尤其是收尾善后工作的过于粗糙,还是给司马家后来的统治带来了一些麻烦,整个事件成了晋朝的一个疮疤,提都提不得。两汉除了西汉前期之外,基本上是经学的天下,在那个经学氛围极浓的情况下,士大夫为了表现自己的孝义忠节,可以无所不用其极。那个时代,当然也有弑君的事情,但都是密室里偷偷干的。魏晋时期虽然经学已经式微,但在公开场合,大家依然在装忠臣孝子,所以,在大街上把个皇帝公开杀掉,无论如何都是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晋室南渡之后,王导给东晋的司马睿讲起这段往事,居然令这个偏安的小皇帝掩面而泣,进而怀疑起自己王朝的前途来。
看来,作为皇帝,即使是傀儡皇帝,如果非要不守本分玩命的话,麻烦也是相当大的。作为一贯的统治意识形态的儒家伦理,在曹髦被穿了个透明窟窿的同时,也出现了窟窿,而且继位者又没有及时修补,大家都装作没事似的。晋朝政治,过于迷信物质收买,迷信自家宗亲血缘关系,开历史倒车地把宗室分封为有实权的藩王,跟意识形态的这个窟窿不无关系。自秦汉以来,只有作为社会普遍道德的儒家伦理岌岌可危的时刻,人们才会特别迷恋于血亲,把自己龟缩在自己血亲关系的小圈子里,信不着亲人之外的任何人。显然,对于一个官僚帝国来说,这种龟缩无疑等于自杀。西晋王朝其兴也勃,声势浩大,然而却二世而亡,个中道理,也许就在这里。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按道理,像曹髦这样的皇帝,本属一介标准的傀儡,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老老实实按照牵线人的意思,摆摆样子,最后等时机成熟了,识趣地把皇冠交出来。碰上牵线人兴致好,也许后半生可以落个富家儿的生活,在这方面,前朝的汉献帝已经做出了样子,作为后来者,依样画葫芦便是。可是,曹髦不肯,他愤愤了,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能坐以待废,于是挺剑而起,率领百十个仆从搞自杀性袭击。结果还没有见到司马昭的影子,就被司马家养的——什么呢?只能算家丁吧,当街一枪穿了个透心凉(“刃出于背”)。
说起来,悲剧的发生,儒学多少也有点责任。虽然没有留下著述,但曹髦的确是个对儒学有造诣的人,史书上说他“少好学,夙成”,其言不虚。做了皇帝后,曹髦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臣子们论经说道,周易说罢讲尚书,尚书讲毕论礼记。入太学,每事问,经常把那些博士们问得一愣一愣的,嘴巴张开了合不上。乃祖曹操,是个不论忠孝的实用主义者,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到了重孙子辈却变成了寻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儒生。当儒生也就罢了,君子动口不动手,坐而论道就是,偏是有皇帝身份的人,是做不成儒生的,君臣大义之类的说教听多了,无论如何都是个刺激。现实的卑微,与道理上的尊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对于一个年纪不到20岁的年轻人来说,能刺激出什么冲动来,真是不好说。况且,曹髦对自己的挺剑而起,还是有点自信的,以为真到了真刀真枪冲突的当口,司马昭会碍于道义,未必敢杀他。所以他说,“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
显然,血气方刚的曹髦已经忘了(至少在冲动的时候忘了),其实不仅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昭之势也路人皆知。经过父子两代人的经营,曹家的天下,早就姓了司马。人们本是由于屈从司马家的势,才故意装作看不见司马家的狼子野心,因为这种屈从,小可以换来合家平安,大可以换来富贵尊荣。那些不屈从的,则一个又一个地丢了性命,从举兵造反的诸葛诞,到放浪形骸只会弹广陵散的嵇康。儒家的君臣大义,在政治领域,本来就是胜利者秩序稳固时的精致讲究,一旦时局转换,就当不得真。当曹髦准备跟司马家玩命,找来商议的近臣中,只有尚书王经劝了几句,其他的人一言不发,会一开完,就赶紧溜出去给司马昭报信,好让司马昭有足够的时间,找来一个肯当街“弑君”的傻子,从根上了结此事。就是这个王经,虽然并没有跟着曹髦去搞自杀性袭击,只因为没有首告,居然被夷了三族,以曹家太后名义出的诏令,给的罪名是“凶逆无状”。
自然,那个结果了曹髦性命的家丁成济,也得被牺牲掉。因为不管怎么说,儒学的面子还是要给点的,表面文章必须做,因为以后司马家坐了天下,总不能让人说曾经公然容忍当街弑君者。虽然成济得到的命令明确来自于“司马公”,但最后结账的时候,一切都算在了这个可怜的家丁头上。这个头脑不清的武夫在被抓捕时非常愤怒,公然拒捕不说,还跳到房上,大肆散布政治谣言,进行反革命宣传,以至于不得不将之乱箭射死。
可惜的是,曹髦的自杀性袭击事件,尤其是收尾善后工作的过于粗糙,还是给司马家后来的统治带来了一些麻烦,整个事件成了晋朝的一个疮疤,提都提不得。两汉除了西汉前期之外,基本上是经学的天下,在那个经学氛围极浓的情况下,士大夫为了表现自己的孝义忠节,可以无所不用其极。那个时代,当然也有弑君的事情,但都是密室里偷偷干的。魏晋时期虽然经学已经式微,但在公开场合,大家依然在装忠臣孝子,所以,在大街上把个皇帝公开杀掉,无论如何都是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晋室南渡之后,王导给东晋的司马睿讲起这段往事,居然令这个偏安的小皇帝掩面而泣,进而怀疑起自己王朝的前途来。
看来,作为皇帝,即使是傀儡皇帝,如果非要不守本分玩命的话,麻烦也是相当大的。作为一贯的统治意识形态的儒家伦理,在曹髦被穿了个透明窟窿的同时,也出现了窟窿,而且继位者又没有及时修补,大家都装作没事似的。晋朝政治,过于迷信物质收买,迷信自家宗亲血缘关系,开历史倒车地把宗室分封为有实权的藩王,跟意识形态的这个窟窿不无关系。自秦汉以来,只有作为社会普遍道德的儒家伦理岌岌可危的时刻,人们才会特别迷恋于血亲,把自己龟缩在自己血亲关系的小圈子里,信不着亲人之外的任何人。显然,对于一个官僚帝国来说,这种龟缩无疑等于自杀。西晋王朝其兴也勃,声势浩大,然而却二世而亡,个中道理,也许就在这里。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