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最好的年代 福尔摩斯们
神探先生，你好。我是一位神探，是那位神探先生让我来找您的。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用60篇故事将侦探小说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面对“每个单词1英镑稿酬”的传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爱好者很难保持淡定。于公于私，于名于利，大家似乎都没有抗拒侦探小说的必要。
于是，自19世纪末开始，大量福尔摩斯式的短篇侦探小说涌入市场，市场占有率直线上升，甚至一度达到了30%——要知道，即便在今天，在一些阅读习惯非常好的国家里，整个小说类作品的阅读比重都不到30%。
这一时期的侦探小说大多为短篇作品，一位侦探和一名助手贯穿始终，形成“探案集”模式，严格遵循着“福尔摩斯法则”。评论者这一“全线飘红”的时期称为“短篇黄金时代”，这也是侦探小说历史上第一个高潮期。
既然是“后福尔摩斯时代”的产物，除了保持对于老前辈的必要尊重，这些作品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比如，侦探们的体态和性格越发“高深莫测”，侦探们的功夫更是越发“神乎其神”。
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用他的福尔摩斯把无数天才拉进了侦探小说创作者的行列。而这些创作者中和爵士关系最为亲近的，无疑是欧内斯特·威廉·赫尔南（1866—1921）。
这位仁兄出生于英国约克郡，1884年前往澳洲，1886年返回英国，以澳洲生活为背景开始文学创作。1893年，在迎娶了康丝坦·道尔——爵士的妹妹之后，赫尔南成为了“福尔摩斯之父”的妹夫。但这种关系并没有使得爵士和赫尔南在推理小说的创作中产生任何“志同道合”的感觉。
赫尔南一生创作了许多侦探小说，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窃贼拉菲兹系列”。拉菲兹表面上是一位衣着光鲜的体面绅士，处处彰显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繁荣和稳定。他周旋于上流社会里，和很多名流“一见如故”；但实际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名流便成了拉菲兹“工作”的目标。这位梁上君子穿梭于黑暗的世界中，从来不曾失手。
于是，侦探小说历史上一大奇事发生了。一边，大舅哥柯南·道尔指挥福尔摩斯维护正义，树立侦探的光辉形象；另一边，妹夫赫尔南指挥着拉菲兹“窃取”福尔摩斯的劳动成果，嘲讽着包括福尔摩斯在内的一切所谓“正义”的势力。
柯南·道尔对这位“不争气”的妹夫极为不满。他公开指责赫尔南：“绝对不可以把罪犯变成英雄。”而妹夫并没有被大舅哥的名望所震慑，他借小说反击：“天下没有像福尔摩斯那样的警察！”在他眼里，大舅哥创造的世界第一神探和雷斯垂德、葛莱森那些苏格兰场的笨蛋警察一样，都是虚伪而无用的。
在拉菲兹的小说里，赫尔南特意在扉页注明：“本书献给柯南·道尔，这是我最真诚的阿谀形式。”不知道看到这种“恭维”，爵士会是怎样的感受。
拉菲兹是侦探小说中第一位“黑色英雄”（他最终的结局是为国战死沙场），并且开启了侦探小说的一种全新的创作模式——怪盗系列。这个模式被后来无数创作者模仿，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英雄（比如007）的身上，都有窃贼拉菲兹的影子。
如果说妹夫的做法仅仅是一种揶揄或“炒作”，那么一个叫莫里斯·勒布朗的法国人则是发誓要把福尔摩斯踩在脚下。
莫里斯·勒布朗（1864—1941）1864年11月11日生于法国里昂，自幼酷爱文学，极度崇拜福楼拜与莫泊桑。按理说这样一个文艺青年应该不屑于往侦探小说的圈子扎，但无奈当时福尔摩斯光环太盛，谁也难免流俗。
一本通俗杂志的主编看到福尔摩斯和拉菲兹在海峡对面叱咤风云，便极力邀请勒布朗也塑造一个类似形象。一是和英国佬分庭抗礼，二是顺带捞点卢布花花。勒布朗对这个邀请毫无兴趣，几次推诿不成，只能硬着头皮写了一篇名为《亚森·罗宾被捕》的小说，应付交差。
亚森·罗宾是一位法国青年，生活经历坎坷，自幼被主流社会遗弃。在种种复杂情绪的引导下，他变成了一个窃贼，一面劫富济贫，一面“报复社会”。这位窃贼先生是典型的法国产物——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技艺”精湛，永远是胜利者，并且身边永远环绕着金银财宝和美女。
从第一篇小说的名字就不难看出，勒布朗绝对没有驾驭亚森·罗宾“一统江湖”的欲望——他希望英俊的窃贼在监狱中终了一生。但主编却认为这个故事和它的主人公必定一炮而红，于是催促勒布朗——再写十几篇同样的故事。勒布朗相当崩溃——主人公已经锒铛入狱，这怎么往下写呀？没办法，他只能竭尽所能让亚森·罗宾越狱，开始了新的冒险……
事实证明那位主编还是很有眼光的。亚森·罗宾的故事迅速成为法国最畅销的读物，这位英俊的绅士怪盗更是成为了全民偶像。于是，一向“傲娇”的法国读者给罗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让那个叫福尔摩斯的英国人独占鳌头，要击败他，要把法国人的脚踩在他的脸上！
这个时候，莫里斯·勒布朗已经忘了创作初始自己对罗宾的态度，因为自己的口袋里已经装满了这位窃贼送来的卢布。再考虑到自己居然有机会和柯南·道尔比肩而立，就更没有退缩的理由了。
于是，N篇“亚森·罗宾VS福尔摩斯”的故事问世了。结局不言自明，来到法国的福尔摩斯被罗宾耍得团团转，法国人的虚荣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现在看来，莫里斯·勒布朗的小说显然不能和福尔摩斯故事相提并论；但不可否认，作为短篇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品，亚森·罗宾的故事是无法忽视的。
以上两位都跟福尔摩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事件的推移，创作者们一直在不断寻求突破，试图摆脱福尔摩斯的阴影，至少也要做到部分摆脱。从结果来看，有几位做得真不错。
首先是英国人欧内斯·特布拉玛（1868—1942）。布拉玛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城郊，原名欧内斯特·布拉玛·史密斯，是一位新闻记者。除此以外，他的一切都如谜一般不为人知，这也是史上唯一一位比侦探还神秘的侦探小说作家。
布拉玛笔下的侦探名叫“马科斯·卡拉多斯”。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是因为卡拉多斯是史上第一位残障侦探——他是一位双目失明的盲人！卡拉多斯的伟大在于，我们正常人瞪着眼睛都看不明白的谜团，他闭着眼睛（反正睁着闭着对他来说都一样），却能分析得一清二楚。
卡拉多斯的出现，不断挑战着人类对于客观世界认知的极限。他可以用触觉破案——“这枚银币是赝品，因为我摸到它的表面有蜡模的痕迹”；他可以用嗅觉破案——“迎面走来的人做了伪装，我闻到了他贴假胡须的胶水味”；他可以用听觉破案——“对不起，先生。您说了谎，因为您的呼吸突然变快了很多”……当然，这些对于这位盲侦探来说是很“小儿科”的，他的逻辑推演能力更加不可思议。
在这种极端设定之下，卡拉多斯不断给读者带来感官冲击和心理落差。因此，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也就格外深刻。这个成功的经验影响到了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创作者，置于极端环境进行侦破成了最时尚的手段。
如果说卡拉多斯还要摸一摸、闻一闻、听一听，那么，有一位坐在角落里的老人，连这些环节都可以省去。他喜欢直接把谜底告诉你！
奥希兹女男爵（1865—1947），英国女作家，出生于匈牙利，早年求学于比利时、法国，16岁进入伦敦美术学院，后与一位艺术家结婚。1900年，奥希兹女男爵开始了文学创作，写有大量优秀的通俗小说，被誉为“20世纪第一位备受欢迎的作家”，其代表作为《角落里的老人》。这部侦探小说被评价为是历史上最好看的“安乐椅侦探”模式推理小说，其地位和成就至今无人逾越。
前面曾经提到过，“安乐椅侦探”是爱伦·坡在《玛丽罗杰疑案》中创造的模式，是侦探小说中最极端的智力博弈——侦探足不出户，依靠道听途说的二手信息，就可以准确无误地推测出真相。这种模式很难驾驭，稍不留神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因此后来的创作者都对其敬而远之。
到了奥希兹女男爵这儿，“安乐椅侦探”却被使用得游刃有余，不亦乐乎。
角落里的老人无名无姓。人们只知道他终日坐在ABC咖啡馆里，喝喝牛奶，吃吃糕点，看看报纸，手里玩着一根红色的小细绳。所有优秀的或蹩脚的推理小说都是如此。但若细细思之，其实有着天差地别。老人始终站在事件之外，以“上帝”的视角俯视着所有人的一举一动。
一天，女记者宝莉闲谈着种种谜案，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理解。殊不知，坐在一旁的老人突然拍案而起，大声说道：“警察们都是一群白痴，某某事件的真相是再明白不过的！”吃惊的记者试着让老人说出真相，老人毫不费力地指明了真凶。
从此，宝莉总是把社会上稀奇古怪的事情告诉老人。老人从不参与调查，也不查看现场，却总是在第一时间把真相告诉宝莉。事情证明，老人的推断从来没出现过丝毫偏差。也正是由此开始，侦探们才有了不调查不行动的理由，安心理得地“纸上谈兵”。
《角落里的老人》最引人争议之处，是有关“正义”的话题。这位老人虽然胸藏锦绣，却从不干预事件的进展，更不关心什么社会问题。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评论者，将推理当做智力游戏。老人推导出真相，就像把牛奶和糕点吞进肚子一样，为的是一种近乎于本能的需要和满足。至于牛奶和糕点来自何处，则不会引起他丝毫的兴趣。
老人的这种“非正义”的态度引起了许多人的批评。人们认为这有悖于推理小说的创作初衷，更有悖于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福尔摩斯为了正义可以不计酬劳、不畏艰险——即便不是如此，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也算是侦探的本职工作，怎能像角落里的老人这样麻木不仁？
其实，《角落里的老人》一书中贯穿着一种态度，一种绝望的态度。老人常常嘲笑警方的无能，讥讽那些所谓豪门的肮脏内幕，评论媒体报道的失实。可以说，老人对一切已经彻底绝望。他曾不止一次面对“非正义”的指责暴跳如雷——前面说过，这个时期的神探都是相当个性的。在他看来，这种指责是对他的不理解，是在玷污他内心世界里的最后一方净土，是肤浅而徒劳的。
当然，并不是什么侦探都像角落里的老人这样“崇尚清谈”，也有不放过蛛丝马迹、处处强调科学的严谨主义者。
奥斯汀·弗里曼（1862—1943），生于伦敦苏活区的一个裁缝之家，18岁时进入米德尔塞克斯医院学习医学。1877年，他获得内科和外科医师资格。为了完成学业，他前往非洲黄金海岸的英国殖民地工作了7年，成为驻扎在黄金海岸阿克拉的一名助理军医。后来，他患上了黑尿热病，被送回国内。
在一长段的康复期后，他不再从事专职的医务工作，转而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在写了一本颇受好评的游记之后，开始与友人共同以“克里福德·阿什当”为笔名创作一系列犯罪小说。而后开始独立创作以桑戴克为主角的侦探故事。
桑戴克——史上第一位“微物侦探”，CSI的鼻祖。他手边总有一只手提箱，里面满是瓶瓶罐罐，随时随地都可以取证化验；他和助手建立了一间科技含量相当之高的实验室，专门用于案件的侦破。桑戴克会注意案件现场一切物理痕迹及化学现象，比如血迹的方向与地心引力的关系，死者牙齿里残存的食物和其饮食习惯。至于血型、指纹、脚印、头发之类的线索，就更逃不过他显微镜般的双眼。
桑戴克的特质完全取决于创作者弗里曼。这位医师对科学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执着，处处强调严谨和逻辑。他和桑戴克一样，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实验室。每次创作侦探小说之前，弗里曼都会躲进实验室，反复斟酌检验故事里的诡计。实验室里堆满了弗里曼自制的各种“凶器”，因为他需要印证出现在故事里的凶器在现实中是否具有可操纵性！那些曾经冒犯过弗里曼的人知道这些，怕是要寝食难安了。
也正是因为这种近乎病态的严谨，使得弗里曼发明了一种相当另类的创作模式——反叙述推理。在桑戴克的故事里，开篇的部分全部用于讲述案情，将所有细节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后面将近2/3的篇幅，桑戴克侦探才姗姗来迟，以自己（或助手）的视角来论证凶手使用了怎样的方法，利用更科学严谨的方法破解了谜题。
因此，弗里曼的作品很像一篇学术报告，读者也乐于享受纯粹推理带来的乐趣。
纽约市警察局高层在读了弗里曼的桑戴克系列故事后，大受启发，在20世纪初建立了全世界第一座专门用于刑事侦破的化学实验室。这在侦探小说的历史上绝对是前无古人的。
后来的评论者将奥斯汀·弗里曼这种类型的侦探小说称为“物证推理”，即逻辑推演是建立在客观的物质证据之上，属于现实主义风格。
而在同一时期，有一种和“物证推理”完全相反的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纯理论性的逻辑分析，强调对于嫌疑人的心理分析。相比于“物证推理”对于自然科学的“孜孜不倦”，这个流派更注重社会科学在侦探过程中的作用，比如哲学、心理学、神学等等。人们把这种模式的侦探小说称为“心证推理”。
在“心证”模式的作品中，英国大文豪、侦探小说至尊级作家G．K．切斯特顿创作的“布朗神父”系列是代表作，也是巅峰之作。
G．K．切斯特顿1874年生于英国伦敦，小时候厌恶上学，成绩很差。他的一位老师曾经这样说：“要是把你的脑袋劈开，看到的肯定不是脑髓，而是白花花的脂肪。”
16岁时，切斯特顿进入了一所无权授予学位的大学，开始创办杂志，出版小说集、诗集等纯文学作品。但文学上的天赋没有阻止切斯特顿堕落下去，所有人都为这个孩子的叛逆扼腕。
在切斯特顿最消沉的时候，他结识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给了他决定性的帮助和鼓励，教诲他应该把才华和更多的人分享，而不是用才华嘲笑每个人。切斯特顿接受了女孩的建议，开始了真正的创作。女孩也毫无意外地成为了他的妻子，陪伴了切斯特顿一生。
切斯特顿的作品博大精深，有小说、散文、评论、诗歌、剧本等多种类型，这里我们只谈谈侦探小说。
1910年9月，切斯特顿发表了第一篇布朗神父探案故事——《蓝宝石十字架》，到1936年8月去世，他一共创作了51个布朗神父探案故事。这51个故事分编为五个短篇集：
《布朗神父的天真》（1911年）；
《布朗神父的智慧》（1914年）；
《布朗神父的怀疑》（1926年）；
《布朗神父的秘密》（1927年）；
《布朗神父的丑闻》（1935年）。
布朗神父身材矮小，长着一个土豆式脑袋，总是身穿一件黑色神衣，手持一把大雨伞，穿梭于伦敦茫茫的大雾之中。他通常沉默无语，但一旦开口，便妙语连珠，句句直指重重迷雾之后的真相。布朗神父的能力已经不能仅仅概括为思维能力，他对人性的洞悉、对人心的揣测以及独特的哲学甚至是神学头脑，完全超越了以往任何仅靠思维能力“吃饭”的神探。
值得一提的是，G．K．切斯特顿是一位信奉神学的人，他一生都在宣扬天主教义。1936年6月14日，切斯特顿逝世，罗马教皇授予他“天主教信仰卫士”称号。正是因为切斯特顿的信仰，使他顺理成章地创造出了布朗神父这一伟大的侦探形象。
布朗神父系列的代表作是《隐身人》。这个故事中，在4个人严密监控下的一幢房屋中，主人死于非命，而监控的4个人都声称绝对没有人出入过房屋。布朗神父则称，有人进入了房屋，但没有人会把这个人当做“人”。事实正如布朗神父所言，就是这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进房屋行凶的，而且的确没有人会把这个人看做是“人”！
布朗神父就是靠这种建筑于哲学和神学之上的思维模式和能力，得以和爱伦·坡笔下的杜宾、爵士笔下的福尔摩斯并称为“世界三大名探”。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是侦探小说中地标式的作品。它开创了“心证”流派，对侦探小说的布局、误导、逆转等核心技巧做出了示范，起到了教科书般的作用。“密室之王”约翰·狄克森·卡尔笔下的神探基甸·菲尔博士，就是以G．K．切斯特顿为原型塑造的；“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则完全承袭了布朗神父系列的风格。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论述——“隐藏一棵大树，最好的方法是把它放回森林；如果没有森林，我们就要想办法制造出一片森林”就是布朗神父留下的。现在想想，这是多么伟大而富于哲学思想的智慧呀！
1928年，英国侦探作家俱乐部成立，这是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侦探小说创作研究和交流的协会。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切斯特顿毫无争议地当选为第一任主席，直到1936年逝世。其影响力和贡献可见一斑。可以说，G．K．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代表着“短篇黄金时代”的巅峰水准。
既然布朗神父如此伟大，那么，他是不是“后福尔摩斯”时代最好的侦探呢？综合来看也许是的，但就某一方面而言，都不会在其上者，比如在思维力上。
侦探小说是一门思维的艺术，侦探们以拥有强大的思维力而骄傲。而历史上思维能力最牛的侦探，就诞生在这个时期。他是一位美国侦探，他有一大堆头衔，他有一个名动天下的绰号——思考机器。
“思考机器”的制造者是美国作家杰克·福翠儿。福翠儿1875年出生在美国乔治亚州，18岁便离开学校，进入一家报社撰写专栏。和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作家一样，受到福尔摩斯热的影响，福翠儿开始创作侦探小说。
如果说福尔摩斯和布朗神父是典型的英国绅士，那么，福翠儿笔下的侦探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美国大叔。这位老哥全名为奥古斯都·S．F．X．凡杜森，是一所大学的教授。他拥有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大学授予的二十几个头衔，包括哲学教授、法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牙科硕士等等。
这位教授身材矮小，目光犀利，一头乱发从不打理。这老头的智商深不可测，以至于他根本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他没有任何礼数，经常粗暴地打断别人；“你不要告诉我你自己的判断，你只要把事实讲给我听，然后按照我说的去做”——这是故事里凡杜森经常跟委托人说的话。
不过，这可以理解，因为他的逻辑思维实在太过强悍，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在他看来，万事万物都可以用逻辑解释。为了印证这个观点，凡杜森教授向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发起了挑战——之前他不会下国际象棋，只用半天时间学习了一下基本规则。挑战的结果是世界冠军在30步里被“置于死地”——准确地说，只用了15步，因为15步后教授面无表情地说：“再15步后，你将被我将死。”于是，世界冠军俯首称臣。
“你不是人！你是机器！你是一架思考的机器！”世界冠军发出了感叹，“思考机器”的称谓由此而来。
“二加二等于四，不是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等于四，而是永远等于四！”——这就是“思考机器”的座右铭。在这个老头眼中，一切表象都是逻辑的必然产物。只要运用逻辑，没有什么事情是无法解释的。在侦探世界里，思维强大的侦探见得多了，但强大到能被人称为“思考机器”的，凡教授绝对是前无古人，恐怕也难有后来者。
1905年，“思考机器”系列第一篇故事《逃出13号牢房》发表，迅速成为侦探小说史上无法忽视的经典作品。随后，50多篇系列作品陆续出版，凡杜森热达到了顶点。
1912年，福翠儿夫妇来到英国，商谈作品出版事宜。谈判很顺利，夫妻两人订购船票准备返回美国。非常不幸，他们的船票上印刷着“RMSTitanic”的字样——“皇家邮轮泰坦尼克号”。
于是，杰克·福翠儿遭遇了和杰克一样的命运。他的妻子幸运逃生，他却长眠在了冰冷的海底。据说，几篇没有发表的“思考机器”手稿也一起沉入了大西洋底。
毫无疑问，这是侦探小说领域不可估量的损失。如果凡杜森教授能够在未来的“长篇黄金时代”继续发光发热，也许整个侦探小说的进程都会被这个疯狂的天才改变。
窃贼、盲人、麻木的评论家、CSI鼻祖、上帝的使者、科学怪人……够了，够了！尽管“后福尔摩斯”时代的侦探远不止这几位，但相信读者已经了解了那个时代侦探小说的风貌。而且，我可以保证，您了解的这几位先生，绝对是那个“短篇黄金时代”的最精英分子。
福尔摩斯的影响力是不可想象的，他直接开启了一个“奇事天天有，神探遍地走”的梦幻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是侦探小说最好的时代吗？
可以肯定——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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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用60篇故事将侦探小说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面对“每个单词1英镑稿酬”的传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爱好者很难保持淡定。于公于私，于名于利，大家似乎都没有抗拒侦探小说的必要。
于是，自19世纪末开始，大量福尔摩斯式的短篇侦探小说涌入市场，市场占有率直线上升，甚至一度达到了30%——要知道，即便在今天，在一些阅读习惯非常好的国家里，整个小说类作品的阅读比重都不到30%。
这一时期的侦探小说大多为短篇作品，一位侦探和一名助手贯穿始终，形成“探案集”模式，严格遵循着“福尔摩斯法则”。评论者这一“全线飘红”的时期称为“短篇黄金时代”，这也是侦探小说历史上第一个高潮期。
既然是“后福尔摩斯时代”的产物，除了保持对于老前辈的必要尊重，这些作品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比如，侦探们的体态和性格越发“高深莫测”，侦探们的功夫更是越发“神乎其神”。
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用他的福尔摩斯把无数天才拉进了侦探小说创作者的行列。而这些创作者中和爵士关系最为亲近的，无疑是欧内斯特·威廉·赫尔南（1866—1921）。
这位仁兄出生于英国约克郡，1884年前往澳洲，1886年返回英国，以澳洲生活为背景开始文学创作。1893年，在迎娶了康丝坦·道尔——爵士的妹妹之后，赫尔南成为了“福尔摩斯之父”的妹夫。但这种关系并没有使得爵士和赫尔南在推理小说的创作中产生任何“志同道合”的感觉。
赫尔南一生创作了许多侦探小说，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窃贼拉菲兹系列”。拉菲兹表面上是一位衣着光鲜的体面绅士，处处彰显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繁荣和稳定。他周旋于上流社会里，和很多名流“一见如故”；但实际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名流便成了拉菲兹“工作”的目标。这位梁上君子穿梭于黑暗的世界中，从来不曾失手。
于是，侦探小说历史上一大奇事发生了。一边，大舅哥柯南·道尔指挥福尔摩斯维护正义，树立侦探的光辉形象；另一边，妹夫赫尔南指挥着拉菲兹“窃取”福尔摩斯的劳动成果，嘲讽着包括福尔摩斯在内的一切所谓“正义”的势力。
柯南·道尔对这位“不争气”的妹夫极为不满。他公开指责赫尔南：“绝对不可以把罪犯变成英雄。”而妹夫并没有被大舅哥的名望所震慑，他借小说反击：“天下没有像福尔摩斯那样的警察！”在他眼里，大舅哥创造的世界第一神探和雷斯垂德、葛莱森那些苏格兰场的笨蛋警察一样，都是虚伪而无用的。
在拉菲兹的小说里，赫尔南特意在扉页注明：“本书献给柯南·道尔，这是我最真诚的阿谀形式。”不知道看到这种“恭维”，爵士会是怎样的感受。
拉菲兹是侦探小说中第一位“黑色英雄”（他最终的结局是为国战死沙场），并且开启了侦探小说的一种全新的创作模式——怪盗系列。这个模式被后来无数创作者模仿，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英雄（比如007）的身上，都有窃贼拉菲兹的影子。
如果说妹夫的做法仅仅是一种揶揄或“炒作”，那么一个叫莫里斯·勒布朗的法国人则是发誓要把福尔摩斯踩在脚下。
莫里斯·勒布朗（1864—1941）1864年11月11日生于法国里昂，自幼酷爱文学，极度崇拜福楼拜与莫泊桑。按理说这样一个文艺青年应该不屑于往侦探小说的圈子扎，但无奈当时福尔摩斯光环太盛，谁也难免流俗。
一本通俗杂志的主编看到福尔摩斯和拉菲兹在海峡对面叱咤风云，便极力邀请勒布朗也塑造一个类似形象。一是和英国佬分庭抗礼，二是顺带捞点卢布花花。勒布朗对这个邀请毫无兴趣，几次推诿不成，只能硬着头皮写了一篇名为《亚森·罗宾被捕》的小说，应付交差。
亚森·罗宾是一位法国青年，生活经历坎坷，自幼被主流社会遗弃。在种种复杂情绪的引导下，他变成了一个窃贼，一面劫富济贫，一面“报复社会”。这位窃贼先生是典型的法国产物——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技艺”精湛，永远是胜利者，并且身边永远环绕着金银财宝和美女。
从第一篇小说的名字就不难看出，勒布朗绝对没有驾驭亚森·罗宾“一统江湖”的欲望——他希望英俊的窃贼在监狱中终了一生。但主编却认为这个故事和它的主人公必定一炮而红，于是催促勒布朗——再写十几篇同样的故事。勒布朗相当崩溃——主人公已经锒铛入狱，这怎么往下写呀？没办法，他只能竭尽所能让亚森·罗宾越狱，开始了新的冒险……
事实证明那位主编还是很有眼光的。亚森·罗宾的故事迅速成为法国最畅销的读物，这位英俊的绅士怪盗更是成为了全民偶像。于是，一向“傲娇”的法国读者给罗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让那个叫福尔摩斯的英国人独占鳌头，要击败他，要把法国人的脚踩在他的脸上！
这个时候，莫里斯·勒布朗已经忘了创作初始自己对罗宾的态度，因为自己的口袋里已经装满了这位窃贼送来的卢布。再考虑到自己居然有机会和柯南·道尔比肩而立，就更没有退缩的理由了。
于是，N篇“亚森·罗宾VS福尔摩斯”的故事问世了。结局不言自明，来到法国的福尔摩斯被罗宾耍得团团转，法国人的虚荣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现在看来，莫里斯·勒布朗的小说显然不能和福尔摩斯故事相提并论；但不可否认，作为短篇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品，亚森·罗宾的故事是无法忽视的。
以上两位都跟福尔摩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事件的推移，创作者们一直在不断寻求突破，试图摆脱福尔摩斯的阴影，至少也要做到部分摆脱。从结果来看，有几位做得真不错。
首先是英国人欧内斯·特布拉玛（1868—1942）。布拉玛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城郊，原名欧内斯特·布拉玛·史密斯，是一位新闻记者。除此以外，他的一切都如谜一般不为人知，这也是史上唯一一位比侦探还神秘的侦探小说作家。
布拉玛笔下的侦探名叫“马科斯·卡拉多斯”。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是因为卡拉多斯是史上第一位残障侦探——他是一位双目失明的盲人！卡拉多斯的伟大在于，我们正常人瞪着眼睛都看不明白的谜团，他闭着眼睛（反正睁着闭着对他来说都一样），却能分析得一清二楚。
卡拉多斯的出现，不断挑战着人类对于客观世界认知的极限。他可以用触觉破案——“这枚银币是赝品，因为我摸到它的表面有蜡模的痕迹”；他可以用嗅觉破案——“迎面走来的人做了伪装，我闻到了他贴假胡须的胶水味”；他可以用听觉破案——“对不起，先生。您说了谎，因为您的呼吸突然变快了很多”……当然，这些对于这位盲侦探来说是很“小儿科”的，他的逻辑推演能力更加不可思议。
在这种极端设定之下，卡拉多斯不断给读者带来感官冲击和心理落差。因此，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也就格外深刻。这个成功的经验影响到了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创作者，置于极端环境进行侦破成了最时尚的手段。
如果说卡拉多斯还要摸一摸、闻一闻、听一听，那么，有一位坐在角落里的老人，连这些环节都可以省去。他喜欢直接把谜底告诉你！
奥希兹女男爵（1865—1947），英国女作家，出生于匈牙利，早年求学于比利时、法国，16岁进入伦敦美术学院，后与一位艺术家结婚。1900年，奥希兹女男爵开始了文学创作，写有大量优秀的通俗小说，被誉为“20世纪第一位备受欢迎的作家”，其代表作为《角落里的老人》。这部侦探小说被评价为是历史上最好看的“安乐椅侦探”模式推理小说，其地位和成就至今无人逾越。
前面曾经提到过，“安乐椅侦探”是爱伦·坡在《玛丽罗杰疑案》中创造的模式，是侦探小说中最极端的智力博弈——侦探足不出户，依靠道听途说的二手信息，就可以准确无误地推测出真相。这种模式很难驾驭，稍不留神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因此后来的创作者都对其敬而远之。
到了奥希兹女男爵这儿，“安乐椅侦探”却被使用得游刃有余，不亦乐乎。
角落里的老人无名无姓。人们只知道他终日坐在ABC咖啡馆里，喝喝牛奶，吃吃糕点，看看报纸，手里玩着一根红色的小细绳。所有优秀的或蹩脚的推理小说都是如此。但若细细思之，其实有着天差地别。老人始终站在事件之外，以“上帝”的视角俯视着所有人的一举一动。
一天，女记者宝莉闲谈着种种谜案，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理解。殊不知，坐在一旁的老人突然拍案而起，大声说道：“警察们都是一群白痴，某某事件的真相是再明白不过的！”吃惊的记者试着让老人说出真相，老人毫不费力地指明了真凶。
从此，宝莉总是把社会上稀奇古怪的事情告诉老人。老人从不参与调查，也不查看现场，却总是在第一时间把真相告诉宝莉。事情证明，老人的推断从来没出现过丝毫偏差。也正是由此开始，侦探们才有了不调查不行动的理由，安心理得地“纸上谈兵”。
《角落里的老人》最引人争议之处，是有关“正义”的话题。这位老人虽然胸藏锦绣，却从不干预事件的进展，更不关心什么社会问题。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评论者，将推理当做智力游戏。老人推导出真相，就像把牛奶和糕点吞进肚子一样，为的是一种近乎于本能的需要和满足。至于牛奶和糕点来自何处，则不会引起他丝毫的兴趣。
老人的这种“非正义”的态度引起了许多人的批评。人们认为这有悖于推理小说的创作初衷，更有悖于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福尔摩斯为了正义可以不计酬劳、不畏艰险——即便不是如此，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也算是侦探的本职工作，怎能像角落里的老人这样麻木不仁？
其实，《角落里的老人》一书中贯穿着一种态度，一种绝望的态度。老人常常嘲笑警方的无能，讥讽那些所谓豪门的肮脏内幕，评论媒体报道的失实。可以说，老人对一切已经彻底绝望。他曾不止一次面对“非正义”的指责暴跳如雷——前面说过，这个时期的神探都是相当个性的。在他看来，这种指责是对他的不理解，是在玷污他内心世界里的最后一方净土，是肤浅而徒劳的。
当然，并不是什么侦探都像角落里的老人这样“崇尚清谈”，也有不放过蛛丝马迹、处处强调科学的严谨主义者。
奥斯汀·弗里曼（1862—1943），生于伦敦苏活区的一个裁缝之家，18岁时进入米德尔塞克斯医院学习医学。1877年，他获得内科和外科医师资格。为了完成学业，他前往非洲黄金海岸的英国殖民地工作了7年，成为驻扎在黄金海岸阿克拉的一名助理军医。后来，他患上了黑尿热病，被送回国内。
在一长段的康复期后，他不再从事专职的医务工作，转而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在写了一本颇受好评的游记之后，开始与友人共同以“克里福德·阿什当”为笔名创作一系列犯罪小说。而后开始独立创作以桑戴克为主角的侦探故事。
桑戴克——史上第一位“微物侦探”，CSI的鼻祖。他手边总有一只手提箱，里面满是瓶瓶罐罐，随时随地都可以取证化验；他和助手建立了一间科技含量相当之高的实验室，专门用于案件的侦破。桑戴克会注意案件现场一切物理痕迹及化学现象，比如血迹的方向与地心引力的关系，死者牙齿里残存的食物和其饮食习惯。至于血型、指纹、脚印、头发之类的线索，就更逃不过他显微镜般的双眼。
桑戴克的特质完全取决于创作者弗里曼。这位医师对科学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执着，处处强调严谨和逻辑。他和桑戴克一样，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实验室。每次创作侦探小说之前，弗里曼都会躲进实验室，反复斟酌检验故事里的诡计。实验室里堆满了弗里曼自制的各种“凶器”，因为他需要印证出现在故事里的凶器在现实中是否具有可操纵性！那些曾经冒犯过弗里曼的人知道这些，怕是要寝食难安了。
也正是因为这种近乎病态的严谨，使得弗里曼发明了一种相当另类的创作模式——反叙述推理。在桑戴克的故事里，开篇的部分全部用于讲述案情，将所有细节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后面将近2/3的篇幅，桑戴克侦探才姗姗来迟，以自己（或助手）的视角来论证凶手使用了怎样的方法，利用更科学严谨的方法破解了谜题。
因此，弗里曼的作品很像一篇学术报告，读者也乐于享受纯粹推理带来的乐趣。
纽约市警察局高层在读了弗里曼的桑戴克系列故事后，大受启发，在20世纪初建立了全世界第一座专门用于刑事侦破的化学实验室。这在侦探小说的历史上绝对是前无古人的。
后来的评论者将奥斯汀·弗里曼这种类型的侦探小说称为“物证推理”，即逻辑推演是建立在客观的物质证据之上，属于现实主义风格。
而在同一时期，有一种和“物证推理”完全相反的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纯理论性的逻辑分析，强调对于嫌疑人的心理分析。相比于“物证推理”对于自然科学的“孜孜不倦”，这个流派更注重社会科学在侦探过程中的作用，比如哲学、心理学、神学等等。人们把这种模式的侦探小说称为“心证推理”。
在“心证”模式的作品中，英国大文豪、侦探小说至尊级作家G．K．切斯特顿创作的“布朗神父”系列是代表作，也是巅峰之作。
G．K．切斯特顿1874年生于英国伦敦，小时候厌恶上学，成绩很差。他的一位老师曾经这样说：“要是把你的脑袋劈开，看到的肯定不是脑髓，而是白花花的脂肪。”
16岁时，切斯特顿进入了一所无权授予学位的大学，开始创办杂志，出版小说集、诗集等纯文学作品。但文学上的天赋没有阻止切斯特顿堕落下去，所有人都为这个孩子的叛逆扼腕。
在切斯特顿最消沉的时候，他结识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给了他决定性的帮助和鼓励，教诲他应该把才华和更多的人分享，而不是用才华嘲笑每个人。切斯特顿接受了女孩的建议，开始了真正的创作。女孩也毫无意外地成为了他的妻子，陪伴了切斯特顿一生。
切斯特顿的作品博大精深，有小说、散文、评论、诗歌、剧本等多种类型，这里我们只谈谈侦探小说。
1910年9月，切斯特顿发表了第一篇布朗神父探案故事——《蓝宝石十字架》，到1936年8月去世，他一共创作了51个布朗神父探案故事。这51个故事分编为五个短篇集：
《布朗神父的天真》（1911年）；
《布朗神父的智慧》（1914年）；
《布朗神父的怀疑》（1926年）；
《布朗神父的秘密》（1927年）；
《布朗神父的丑闻》（1935年）。
布朗神父身材矮小，长着一个土豆式脑袋，总是身穿一件黑色神衣，手持一把大雨伞，穿梭于伦敦茫茫的大雾之中。他通常沉默无语，但一旦开口，便妙语连珠，句句直指重重迷雾之后的真相。布朗神父的能力已经不能仅仅概括为思维能力，他对人性的洞悉、对人心的揣测以及独特的哲学甚至是神学头脑，完全超越了以往任何仅靠思维能力“吃饭”的神探。
值得一提的是，G．K．切斯特顿是一位信奉神学的人，他一生都在宣扬天主教义。1936年6月14日，切斯特顿逝世，罗马教皇授予他“天主教信仰卫士”称号。正是因为切斯特顿的信仰，使他顺理成章地创造出了布朗神父这一伟大的侦探形象。
布朗神父系列的代表作是《隐身人》。这个故事中，在4个人严密监控下的一幢房屋中，主人死于非命，而监控的4个人都声称绝对没有人出入过房屋。布朗神父则称，有人进入了房屋，但没有人会把这个人当做“人”。事实正如布朗神父所言，就是这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进房屋行凶的，而且的确没有人会把这个人看做是“人”！
布朗神父就是靠这种建筑于哲学和神学之上的思维模式和能力，得以和爱伦·坡笔下的杜宾、爵士笔下的福尔摩斯并称为“世界三大名探”。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是侦探小说中地标式的作品。它开创了“心证”流派，对侦探小说的布局、误导、逆转等核心技巧做出了示范，起到了教科书般的作用。“密室之王”约翰·狄克森·卡尔笔下的神探基甸·菲尔博士，就是以G．K．切斯特顿为原型塑造的；“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则完全承袭了布朗神父系列的风格。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论述——“隐藏一棵大树，最好的方法是把它放回森林；如果没有森林，我们就要想办法制造出一片森林”就是布朗神父留下的。现在想想，这是多么伟大而富于哲学思想的智慧呀！
1928年，英国侦探作家俱乐部成立，这是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侦探小说创作研究和交流的协会。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切斯特顿毫无争议地当选为第一任主席，直到1936年逝世。其影响力和贡献可见一斑。可以说，G．K．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代表着“短篇黄金时代”的巅峰水准。
既然布朗神父如此伟大，那么，他是不是“后福尔摩斯”时代最好的侦探呢？综合来看也许是的，但就某一方面而言，都不会在其上者，比如在思维力上。
侦探小说是一门思维的艺术，侦探们以拥有强大的思维力而骄傲。而历史上思维能力最牛的侦探，就诞生在这个时期。他是一位美国侦探，他有一大堆头衔，他有一个名动天下的绰号——思考机器。
“思考机器”的制造者是美国作家杰克·福翠儿。福翠儿1875年出生在美国乔治亚州，18岁便离开学校，进入一家报社撰写专栏。和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作家一样，受到福尔摩斯热的影响，福翠儿开始创作侦探小说。
如果说福尔摩斯和布朗神父是典型的英国绅士，那么，福翠儿笔下的侦探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美国大叔。这位老哥全名为奥古斯都·S．F．X．凡杜森，是一所大学的教授。他拥有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大学授予的二十几个头衔，包括哲学教授、法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牙科硕士等等。
这位教授身材矮小，目光犀利，一头乱发从不打理。这老头的智商深不可测，以至于他根本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他没有任何礼数，经常粗暴地打断别人；“你不要告诉我你自己的判断，你只要把事实讲给我听，然后按照我说的去做”——这是故事里凡杜森经常跟委托人说的话。
不过，这可以理解，因为他的逻辑思维实在太过强悍，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在他看来，万事万物都可以用逻辑解释。为了印证这个观点，凡杜森教授向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发起了挑战——之前他不会下国际象棋，只用半天时间学习了一下基本规则。挑战的结果是世界冠军在30步里被“置于死地”——准确地说，只用了15步，因为15步后教授面无表情地说：“再15步后，你将被我将死。”于是，世界冠军俯首称臣。
“你不是人！你是机器！你是一架思考的机器！”世界冠军发出了感叹，“思考机器”的称谓由此而来。
“二加二等于四，不是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等于四，而是永远等于四！”——这就是“思考机器”的座右铭。在这个老头眼中，一切表象都是逻辑的必然产物。只要运用逻辑，没有什么事情是无法解释的。在侦探世界里，思维强大的侦探见得多了，但强大到能被人称为“思考机器”的，凡教授绝对是前无古人，恐怕也难有后来者。
1905年，“思考机器”系列第一篇故事《逃出13号牢房》发表，迅速成为侦探小说史上无法忽视的经典作品。随后，50多篇系列作品陆续出版，凡杜森热达到了顶点。
1912年，福翠儿夫妇来到英国，商谈作品出版事宜。谈判很顺利，夫妻两人订购船票准备返回美国。非常不幸，他们的船票上印刷着“RMSTitanic”的字样——“皇家邮轮泰坦尼克号”。
于是，杰克·福翠儿遭遇了和杰克一样的命运。他的妻子幸运逃生，他却长眠在了冰冷的海底。据说，几篇没有发表的“思考机器”手稿也一起沉入了大西洋底。
毫无疑问，这是侦探小说领域不可估量的损失。如果凡杜森教授能够在未来的“长篇黄金时代”继续发光发热，也许整个侦探小说的进程都会被这个疯狂的天才改变。
窃贼、盲人、麻木的评论家、CSI鼻祖、上帝的使者、科学怪人……够了，够了！尽管“后福尔摩斯”时代的侦探远不止这几位，但相信读者已经了解了那个时代侦探小说的风貌。而且，我可以保证，您了解的这几位先生，绝对是那个“短篇黄金时代”的最精英分子。
福尔摩斯的影响力是不可想象的，他直接开启了一个“奇事天天有，神探遍地走”的梦幻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是侦探小说最好的时代吗？
可以肯定——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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