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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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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明法官在火车一等包厢的角落座位里舒服地坐下来，打开当天的《爱尔兰时报》，扫了一眼标题，把报纸放到了膝盖上。

  慢车到特拉利要四个小时，有的是看报纸的时间。他悠然地注视着窗外金斯布里奇车站的忙乱景象，几分钟之后，这列从都柏林到特拉利的火车就要离站，把他悄悄送往凯里郡城关镇去审案了。他暗想，这个包厢如果始终只有他一个人就好了，他就能静心处理文件了。

  可惜事与愿违。这个想法在脑海里刚刚闪现，包厢门就被打开来，有人进来了。他不想抬头。门滑过去又关上，来人把手提包扔到行李架上，然后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中间隔着闪闪发亮的胡桃木小桌子。

  科明法官瞟了他一眼。这位旅伴身材瘦小，额前有一缕沙色的头发淘气地竖立着，褐色的眼睛透出无限忧郁和哀伤。他的西装是旧粗呢的，搭配着相得益彰的马甲和针织领带。法官估计，他不是和马打交道的，就是公司小职员。想罢，他继续看着窗外。

  他听到外面的列车员对着线路上喷着气的老式蒸汽机车司机喊话，然后是列车员的尖利哨声。正当火车发出第一声欢快响亮的汽笛声、车厢随之缓缓开动时，车外有一个全身黑衣的高大身影跑过他的车窗。法官听到咫尺之外的车厢门打开时的撞击声，以及有人踏上车厢廊道的脚步声。不一会儿，喘着粗气的黑色身影出现在包厢门口，然后宽慰地坐到远处的一个角落里。

  法官又瞟了一眼。新来者是个红脸膛的神父。法官再次看向窗外，他是在英格兰受的教育，不喜欢搭讪。

  “天哪，你差点就赶不上了，神父。”他听到小个子男人这么说。

  黑衣人又喘了几口气。“还真是有点悬呢，孩子。”神父回答说。

  幸好那之后他们都陷入了沉默。科明法官看着金斯布里奇车站渐渐退出视线，取而代之的是几排被烟熏黑了的丑陋房子，那时的都柏林西郊尽是这样的景色。这列南方铁路公司的火车加大马力，车轮在铁轨上的铿锵节奏也随之加快。科明法官拿起了报纸。

  标题和头条新闻是关于埃蒙·德·瓦莱拉①总理的，昨天他在国会下议院就马铃薯价格一事大力支持农业部长。版面的最底端是一条豆腐干大的报道，提到有位希特勒先生接管了奥地利②。编辑有权决定刊登什么新闻，科明法官心里想道。报上再也没有能让他提起兴趣的消息了，五分钟后他折起报纸，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法律资料翻阅了起来。在他们驶离都柏林市区不久，基尔代尔地区的绿色田野也从窗口一闪而过。

  “先生。”他对面一个声音怯生生地说。天哪，他想，那个人想说话了。他抬起眼皮，正好遇上对面那人西班牙猎狗般恳求的眼神。

  “占用一点桌子，您不会介意吧？”那人问道。

  “不介意。”法官说。

  “谢谢，先生。”那人的英语听起来明显带有爱尔兰西南地区的土音。

  法官继续研读一起复杂民事案件的处理文件，那是他从特拉利返回都柏林后要审的案子。这次他作为巡回法官到凯里郡去主持当季的听证会，应该是手到擒来的事。以他的经验，这些农村地区的巡回法庭，只会提供些最简单的案件让地方陪审团来作决定，且结论通常一目了然。

  小个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副不怎么干净的扑克牌，发出几张后排成列，打发无聊的时间。他不想去看，过了一会儿，他的注意力被一阵咯咯声吸引住，这才再次抬起头来。

  为了集中精神，小个子用舌头舔着牙齿，所以才会发出这样的响声。他直勾勾地盯着每列末尾翻开的牌面。科明扫了一眼，注意到一张红9没有接到一张黑10上。虽然很显眼，但小个子没看出搭配关系，又发出三张牌。科明法官抑住冲动，把注意力转回文件上。与我无关，他心里想道。

  但一个人玩牌戏是很吸引人的，尤其是他玩得很臭的时候。不到五分钟，法官就神不守舍，再也看不进民事诉讼案卷了。他转而盯着那些翻开的纸牌，最后，他实在按捺不住了。右边有一个空列，而第三列一张翻开的K应该移到空位上去。他咳嗽了一下，小个子警觉地抬起头来。

  “这张K，”法官温和地说，“应该移到空列的头上去。”

  玩牌的人低头一看，发现了这点，把那张K移动过去。现在翻开的牌正好是一张Q，于是他接到K的后面。他又顺利地挪动了七次，现在，K打头的那列是以一张10结尾。

  “这是一张红9，”法官说，“现在可以移过去了。”

  那张红9及其连带的六张牌被移动到10那边去。又一张牌可以翻开了，是一张王牌，他放到了上面。

  “我相信你肯定能够玩到底。”法官说。

  “唉，我不行，先生。”小个子边说边摇了摇脑袋，他长着双忧郁的眼睛，“说实在的，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通关过呢！”

  “继续玩，继续。”科明法官说，他的兴趣更浓厚了。在他的帮助下，这次游戏确实通到了底。小个子惊奇地凝视着已经解开的游戏牌局。

  “通关了，你看。你做到了。”法官说。

  “哦，但没有大人您的帮助是不行的，”这个眼神忧郁的人说，“您对扑克牌很在行啊，先生。”

  科明法官不清楚玩牌的人知不知道他是个法官，但又觉得那人不过是在用当时爱尔兰通用的方式称呼一个多少值得尊敬的人。

  那位神父也已经放下手里那本已故红衣大主教纽曼的布道选集，上前来看纸牌了。

  “哦，也不怎么样。”法官说。在基尔代尔街俱乐部，他偶尔会与老朋友打打桥牌、玩玩扑克。

  私下里，他对自己的那套理论颇感自豪：聪明的法律思维，加上训练有素的观察力、演绎推理能力和敏锐的记忆力，总能打出一手好牌。

  小个子停止了牌戏，开始漫不经心地玩起五张牌的梭哈。他翻看了一下牌面，收起来放回盒子里。最后，他把整副纸牌放下，叹出一口气。

  “到特拉利路途遥远。”他若有所思地说。

  事后，科明法官怎么也想不起来究竟是谁提到“扑克”这个词的，但他怀疑也许是他自己。不管怎么说，他拿过那副牌来，发了几手自己玩。他高兴地注意到，其中有一手是一把“葫芦”：三张J和两张10。

  小个子面带一丝微笑，似乎对自己的大胆颇为惊讶，他抓起一手牌拿到自己的眼前。

  “我敢打赌，先生，假设赌一个便士，你肯定拿不到比这手更好的牌。”

  “好的。”法官说，然后发了第二手牌，拿到面前看。这次不是“葫芦”，但有一对9。

  “好了吗？”科明法官问道。小个子点了点头，他们都亮出了牌。小个子有三张5。

  “唉，”法官说，“但我没有摸新牌，我应该摸的。再来，伙计。”

  他们重来了一次。这一次，小个子摸了三张新牌，法官两张。法官的牌大。

  “我赢回了‘一便士’。”法官说。

  “是的，先生，”对方说，“真是一手好牌。您玩牌有技巧，我能看出来，虽然我自己没有。真的，先生。您有技巧。”

  “只不过是清晰的推理和概率的计算。”科明法官纠正说。

  这时候，他们交换了名字，按当时的惯例只说姓氏。法官省掉自己的头衔，简单地告诉对方他叫科明，对方自称是奥康纳。五分钟后，在萨林斯和基尔代尔之间，他们友好地玩了一会儿扑克。五张牌的梭哈似乎不错，他们心照不宣地开始了。当然，不赌钱。

  “问题是，”在玩过第三把后，奥康纳说，“我记不住谁下了多少赌注。大人您记性好，帮忙记记吧。”

  “我有办法。”科明法官说，他得意洋洋地从公文包里翻出一大盒火柴。他喜欢早饭后享用一支雪茄，晚饭后再来一支，但绝不会用汽油打火机去点四便士一支的上好哈瓦那雪茄。

  “好极了。”当法官给每人分了二十根火柴梗时，奥康纳开心地说。

  他们颇有兴致地玩了十几把，双方各有输赢，不分上下。但两个人玩扑克不过瘾，因为只要一方牌不好，想“扣牌”放弃的话，另一方也玩不下去。眼下刚过基尔代尔镇，奥康纳问教士：“神父，和我们一起玩玩怎么样？”

  “哦，恐怕不行，”红脸膛的教士笑着说，“我不太会玩牌，不过，”他补充说，“在神学院时，我倒是与小伙子们玩过一次惠斯特③。”

  “规则是一样的，神父，”法官说，“一旦学会，终身不忘。总共是五张牌，如果你觉得手里的牌不好，就可以摸新牌，摸到五张为止。然后你估计一下自己手里的牌是好是坏。如果是好牌，你可以押上超过我们的赌注；如果不好，你就别下注，然后扣牌。”

  “要赌钱的话，我恐怕……”神父带着疑虑说。

  “这只是火柴梗，神父。”奥康纳说。

  “不会有人耍花招吧？”神父问道。

  奥康纳惊讶地扬起眉毛。科明法官有点傲慢地笑了。

  “不会耍花招的，”他说，“规则很清楚，谁大谁小一目了然。瞧……”

  他在公文包里翻了一阵，取出一张印有横条线的白纸，又从内口袋里掏出一支镀金的自动铅笔，开始在纸上书写。神父凑过去仔细看。

  “这些牌里最大的，”法官说，“是至尊同花顺，就是王牌开始的五张同花色牌，也就是说，其他的牌必须是K、Q、J和10。”

  “我猜也是。”神父谨慎地说。

  “然后是四张一样的牌，叫炸弹。”法官说，他在至尊同花顺下面写上这个词语，“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四张王牌、四张K、四张Q，依次到四张2，再随便带一张牌。当然，四张王牌比四张K或其他的都大。明白了吗？”

  神父点了点头。

  “接下来是葫芦。”奥康纳说。

  “恐怕不是，”科明法官纠正说，“朋友，接着是同花顺。”

  奥康纳拍了一下脑门，像是承认了自己是傻瓜。“对，对，没错。”他说，“你看，神父，同花顺很像至尊同花顺，只是开头的不是王牌，但五张牌必须同一花色，而且得按顺序。”

  法官在纸上的“炸弹”条目下写上他的描述。

  “现在才是奥康纳说的葫芦，意思是三张同点和两张同点的牌，构成一副三带二。如果三张牌是10，另两张是Q，这就叫葫芦。三张10的葫芦。”

  神父再次点头。

  法官在清单上继续写下去，解释着每一手牌，从“同花”“顺子”“三张”“两对”“一对”到“以王牌为首的散牌”。

  “那么，”写完后他说，“显而易见，‘一对’‘以王牌为首的散牌’或者杂牌，通常就是一副臭牌，是很糟糕的，你不能以此下注。”

  神父盯着这份清单。“我可以看看吗？”他问道。

  “当然可以，”科明法官说，“你拿着吧，神父。”

  “嗯，既然只赌火柴梗……”神父说着就加入进来。偶尔来场友谊赛毕竟算不上罪恶，赌上火柴梗也无所谓。他们把火柴梗平均分成三堆，开始打牌。

  在前两把牌局中，神父早早放弃了，他看着另外二人叫牌，法官赢了四根火柴梗。到第三把时，神父的脸色亮了起来。

  “这牌好吗？”他问道，一边把手里的牌给那两个人看。牌很好，是一手葫芦，三张J加两张K。法官懊恼地收起自己的牌。

  “哦，这牌很好呀，神父，”奥康纳耐心地说，“但您不应该给我们看，明白吗？因为一旦知道您有什么，而我们的牌没您的好，我们就不会下注。您自己的牌应该……嗯，就像忏悔室里的话，是保密的。”

  这个神父听得懂。“像忏悔室里的话那样保密，”他重复着，“啊，我明白了。一个字也不能告诉别人，对吧？”

  道过歉后，他们又开始了。在抵达瑟勒斯前的六十分钟时间里，他们玩了十五把。法官的火柴梗堆成一座小山，神父快输光了，眼神忧郁的奥康纳也只剩下一半，他出错太多，神父看上去还是一知半解。只有法官玩得很好，他用训练有素的法律思维估算获胜概率。牌局证实了他那“头脑胜过运气”的理论。刚过瑟勒斯时，奥康纳走了神，法官不得不两次提醒他回到牌局上来。

  “玩火柴梗恐怕没什么劲，”在第二次走神后，他坦言说，“要不我们就此打住吧？”

  “哦？我倒是乐在其中。”法官说。大多数赢家都会觉得乐在其中。

  “要不我们玩点有意思的？”奥康纳带着歉意说，“我天生不是赌徒，但几个先令应该没什么关系。”

  “如果你愿意，”法官说，“但你已经输了一些火柴呢。”

  “哎呀，大人，我的手气马上就要来了。”奥康纳露出淘气的微笑。

  “那我就退出，”神父口气坚决地说，“我的钱包里恐怕只有三英镑，那是我与母亲在丁格尔度假时要用的。”

  “但是，神父，”奥康纳说，“没有你我们玩不成啊。就几个先令……”

  “即使是几个先令，孩子，对我来说也太多了，”神父说，“圣母教会可不是想赚钱的人要去的地方。”

  “等等，”法官说，“我有办法了。奥康纳，你我之间分一下火柴梗。然后我们每人借给神父等量的火柴梗，从现在起火柴梗就有了价值。如果他输了，我们不向他要债。如果他赢了，他把我们借给他的火柴梗还给我们，还清后是他的盈利。”

  “大人，您真是天才。”奥康纳惊喜地说。

  “但我不能赌钱。”神父反对说。

  一阵难堪的沉默。

  “那就把赢的钱全都捐给教会的慈善事业，怎么样？”奥康纳提议，“这样上帝应该不会反对了吧？”

  “主教会反对，”神父说，“我得先取得他的同意。不过……丁格尔有个孤儿院，我母亲在那里做饭。冬天北风很冷，可是泥煤的价格……”

  “捐款。”法官得意地叫道，他转向那两个迷惑不解的同伴，“神父赢的话，超过我们借给他赌金的那部分，无论多少，算是我们给孤儿院的共同捐款。你们说呢？”

  “我想，即使是我们的主教，也不会拒绝给孤儿院的一笔捐款。”神父说。

  “捐款是一点心意，算是你陪我们玩纸牌的回报，”奥康纳说，“这主意好极了。”

  神父同意了，于是他们又重新开始。现在法官和奥康纳把火柴梗分成两堆。奥康纳发现，火柴梗不到五十根，他们也许会用完筹码。科明法官又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把火柴梗折成两段，有火柴头的半根价值，是半根光火柴梗的两倍。

  奥康纳说，他身上带着度假用的三十多英镑，这是他的上限。谁也不反对科明使用支票——他显然是一位绅士。

  这么决定后，他们借给神父十根有头的火柴和四根没头的，两人各出一半。

  “那么，”科明法官边洗牌边说，“赌注是多少？”

  奥康纳举起没有头的半根火柴梗。

  “十先令怎么样？”他说。这使法官有点吃惊。他从盒子里倒空的四十根火柴梗，现在成了八十个半根，代表六十英镑。在一九三八年可是一个很可观的数额。神父面前有十二英镑，另外两位每人有二十四英镑。法官听到神父叹了一口气。

  “一不做，二不休，上帝保佑我。”神父说。

  法官突然点了点头。他用不着担心，头两把他就赢了，几乎赢了十英镑。第三把时，奥康纳早早扣了牌，输了十先令，又下注。神父押了四根一英镑的火柴梗。科明法官看着自己手里的牌，他有一副葫芦，三张J和两张7。这牌已经很大了，神父只剩下七英镑。

  “我跟你的四英镑，神父，”他说着把自己的火柴推到中间，“我再加五英镑。”

  “天哪，”神父说，“我差不多要输光了，怎么办呢？”

  “如果你不想让科明先生再押上你不能跟的赌注，只有一个办法，”奥康纳说，“你把五英镑推到前面去，要求看牌。”

  “我要看牌。”神父像是背诵一句仪式词，一边把五根有头的火柴梗推向前去。法官亮出一副葫芦，等待着。神父亮出了四张10。他把自己的九英镑收回，加上法官的九英镑，还有三十先令的底金。他手里原先有两英镑，现在变成了二十一英镑十先令。

  此时，他们抵达了利默里克枢纽。在爱尔兰铁路系统中，这个站并不靠近利默里克，而是在蒂珀雷里郊外。因为这个站台没有下行列车，所以货车驶过主站台后，又倒了回去。有几个人上下车，但不影响这场牌局，也没人进入这个包厢。

  到查尔维尔时，神父赢了奥康纳十英镑，奥康纳看上去忧心忡忡，牌局的节奏慢了下来。奥康纳现在一直早早扣牌，而只要另外两人中有一人扣牌，那一局就结束了。这样过了许多局。快到马洛时，他们商定，扔掉所有小牌，留下7以上的大牌，凑成一副三十二张牌的扑克，牌局的速度加快了。

  到了海德福德，可怜的奥康纳输了十二英镑，法官输了二十英镑，都输给了神父。

  “我现在归还开始时借的十二英镑，这个主意不坏吧？”神父问道。

  另两个人都同意，他们各自拿回出借的六英镑。神父还有三十二英镑。奥康纳继续谨慎地玩着，只加注了一次，用一手葫芦胜了两个对子和一副同花，赢回了十英镑。基拉尼湖区此时从窗外掠过，没人欣赏这湖光山色。

  过了法兰福后，法官发现他终于等来了他要的牌。摸了三张牌后，他兴奋地看着手里的四张Q和一张梅花7。奥康纳肯定也有一手好牌，因为当法官跟了神父的五英镑又加了五英镑时，他也跟了牌。当神父跟了五英镑又加注十英镑后，奥康纳慌慌张张扣了牌。他又回到开始玩牌时的十二英镑了。

  法官咬着大拇指指甲。随后，他跟了神父的十英镑又加注十英镑。

  “还有五分钟到特拉利。”列车员把脑袋探进包厢门说。神父沮丧地凝视着桌子中间的火柴梗，和代表了他自己的十二英镑的那小堆。

  “我怎么办呢？”他说，“噢，天哪，我可怎么办呢？”

  “神父，”奥康纳说，“你不能再加注了，你必须跟定，并要求亮牌。”

  “我想也是。”神父悲伤地说。他把十英镑的火柴梗推到桌子中央，自己就留下两英镑，“刚才我玩得很不错，有三十二英镑，我本应该把它们留给孤儿院的，但现在我只能给他们两英镑了。”

  “我来补到五英镑，神父，”科明法官说，“看，四位女士。”

  奥康纳吹起了口哨。神父看了看摊开的四张Q，然后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牌。

  “K没有Q大吗？”他疑惑地问道。

  “比Q大，如果你有四张的话。”法官说。

  神父把牌摊到桌子上。

  “可是我有呀。”他说。他还真有。“上帝保佑，”他喘着气说，“我还以为要输光了。我还想你手里肯定有一把至尊同花顺呢。”

  火车驶进特拉利时，他们清理了纸牌和火柴。奥康纳收回自己的扑克；法官把折断的火柴放进烟灰缸。奥康纳从口袋里取出十二张一英镑的钞票，数了数，递给神父。

  “上帝保佑你，孩子。”神父说。

  科明法官遗憾地掏出支票本。“应该是正好五十英镑吧，神父？”他说。

  “是这样，”神父说，“没错，可我忘了我们开始时是怎么说的。”

  “我向你保证，我欠孤儿院五十英镑。”法官说，他准备开支票，“你说的是丁格尔孤儿院？那我就写上这个抬头？”

  神父似乎迷惑了。

  “这个，我认为他们没有银行账户，那是一个小地方。”神父说。

  “那我最好开到你的名下。”法官说，他等着对方报出一个名字。

  “可我也没有银行户头，”神父窘迫地说，“我从来没有管过钱。”

  “那就只能这样了。”法官礼貌地说。他很快写完，撕下支票，递给了神父：“这是付给持票人的，特拉利的爱尔兰银行能够兑现，我们刚好来得及。他们三十分钟后关门。”

  “你是说在银行里凭这个他们会给我钱？”神父问道，他小心翼翼地拿着支票。

  “当然喽，”法官说，“但当心别弄丢了。这是付给持票人的，所以谁拿了都可以去兑现。好了，奥康纳、神父，这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旅程，虽然不便宜。我祝你们今天好运。”

  “我也一样，”奥康纳悲凉地说，“上帝一定是偏向您这边的，神父。我很少见到这样一手牌。这对我是个教训，以后不能在火车上玩牌了，尤其是绝对不能与刚教会的人玩。”

  “我负责在日落前把钱送到最需要的孤儿院那里去。”神父说道。

  他们在特拉利车站的月台上分手。科明法官去了自己的酒店，他想早点安寝，因为明天上午要开庭审案。

  上午一开始的两个案子简单明了，由于被告都对轻微过失认罪，他以罚款结了案。特拉利选出的陪审团一直在旁边闲坐着。

  第三名被告被传唤时，科明法官正低头写着什么。从被告席看去，只能看到他的法官假发。

  “带罗南·夸克·奥康纳到庭。”书记员以低沉的声调如此喊道。

  一阵脚步拖地的走路声传来，这时，法官仍在写字。

  “你是罗南·夸克·奥康纳？”书记员问新来的被告。

  “我是。”那个声音说。

  “罗南·夸克·奥康纳，”书记员说，“你被指控利用纸牌进行诈骗，触犯了一八四五年《赌博法》第十七条规定。案件中，你，罗南·夸克·奥康纳，于今年五月十三日在凯里郡，利用扑克牌，靠欺骗或非法设备或非法手段，从一个叫勒根·基恩的人那里赢得一笔钱，并借此以欺诈行为从勒根·基恩处获取了该笔钱。你对指控有无异议？有罪还是无罪？”

  在陈述过程中，科明法官异常小心地放下笔，又凝视了一会儿自己的文件，似乎想一直这样处理整个审讯，最后，他抬起眼皮。

  长着一双西班牙猎狗般的眼睛的小个子，在法庭下方吃惊地凝视着他。科明法官也同样惊恐地凝视着这个被告。

  “没有罪。”奥康纳以耳语般的声音说。

  “等一下。”法官说。整个法庭安静下来，都在看他。他不动声色地坐在凳子上，内心却是一片混乱。他可以马上停止这起案子的审理，声称自己认识这个被告。

  随后，有一个念头告诉他，这将意味着重审：被告现在已被正式起诉，这样一来会产生额外的费用，须由纳税人承担。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他心里想道，他能不能公正且正确地审案，并向陪审团作出一个真实公正的结论呢？他认为自己能做到。

  “请向陪审团宣誓。”他说。

  书记员照做了，然后询问奥康纳是否有律师。奥康纳说他没有，但希望能自我辩护。科明心里暗暗发誓。现在，公平要求他站在被告一方去对付公诉人。

  这位公诉人现在站起来陈述事实，他说的这个事实很简单。五月十三日，特拉利一个叫勒根·基恩的杂货商人，在都柏林登上从都柏林开往特拉利的火车回家。他碰巧随身带了一些现金，有七十一英镑。

  旅途中，他偶然参加了与被告及另一个人的赌局，使用的是被告提供的一副扑克牌。他输的钱太多，于是产生怀疑。在法兰福，即特拉利的前一站，他找了个借口下车，找到铁路公司的一名员工，要求特拉利警察到站台上等待。

  他的第一证人是特拉利警队的一个警长，这位身材高大结实的男子为逮捕做了证。他宣誓说，五月十三日得到消息后，他在特拉利火车站等着都柏林的火车进站。有个曾向他举报的人，为他指出了被告，后来得知举报人是勒根·基恩先生。

  警长要求被告与基恩一起去特拉利警署，被告去了。在警署，被告被要求掏空口袋，物品中有一副扑克牌，经基恩指认，就是在火车上玩牌戏的那副扑克。

  警长说，这些东西已被送到都柏林检查，在收到都柏林的检查报告后，奥康纳被指控触犯了法律。

  到目前为止，案子很清楚。下一个证人来自都柏林爱尔兰警方诈骗科。他昨天显然也在那趟火车上，法官心里沉思着，他坐的是三等车厢。

  这位刑警发誓说，经过仔细检查，发现这副扑克是动过手脚的。公诉人拿起一副纸牌，刑警仔细分辨。这副牌又传回公诉人手里。公诉人询问这副牌是如何动的手脚。

  “通过两种方法，大人，”刑警告诉法官，“用所谓的‘阴影法’和‘修边法’。在四种花色的每张纸牌背面的不同部位，都进行了修边，牌的上下两头都修过，这样，无论拿牌的时候哪一头朝上都不影响。在修边法中，图案边缘与纸牌边缘之间的白色界限，被修改成了不同的宽度。这种变化虽然很细微，但从桌子对面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为骗子指明了对家持牌的花色。我说清楚了吗？”

  “完全清楚了。”科明法官说，他的眼睛凝视着奥康纳。

  “大牌，从王牌到十，是用阴影法区分的，也就是用化学药水轻微改变纸牌背面小区域内图案的色泽，使之暗淡或明亮。区域很小，有时候并不比图案里的一个漩涡大，但足以让桌子对面的作弊者发现，因为他知道自己要看哪里。”

  “骗子在发牌的时候也能作弊吗？”公诉人问道。他知道陪审团现在来了兴趣，这毕竟与偷马案大为不同。

  “发牌时也许能作假，”诈骗科的刑警承认说，“但没有必要。”

  “有可能赢过这样的赌徒吗？”公诉人问道。

  “不可能，先生，”证人对法官席说，“扑克牌作弊者知道对方有一手好牌时，会拒绝加注；知道自己有更好的牌时，可以多押赌注。”

  “没有问题了。”公诉人说。奥康纳又一次放弃了对证人的盘问。

  “关于证人的证词，你有权向他提出任何问题。”科明法官告诉被告。

  “谢谢，大人。”奥康纳说，但他还是保持着沉默。

  第三个公诉人，也是最后的主要证人，是特拉利的杂货商勒根·基恩。他走进证人席，像一头公牛进入了斗牛场一样，狠狠瞪着奥康纳。

  经公诉人提醒，他开始陈述。那天他在都柏林做一桩生意，所以身上带有大量现金。在火车上，他受诱骗参加了一场扑克赌博。他以为自己是个老手，但还没到法兰福就输掉了六十二英镑。他起了疑心，因为无论他的牌多么好，都比不上另一个人。

  在法兰福，他下了趟火车，确信自己上当受骗了，就要求警察到特拉利车站来。

  “我猜得没错，”他向陪审团大声说道，“那个人的纸牌动过手脚。”

  陪审团里那十二位坚信真理的人纷纷严肃地点头。

  这时候，奥康纳站起来准备盘问证人。他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忧郁，就像是牛棚里的一头无辜的小牛。基恩先生怒视着他。

  “你说我掏出了那副纸牌？”他以抱歉的口吻问道。

  “是的。”基恩说。

  “是怎么掏出来的？”奥康纳问道。

  基恩有点迷糊。“从你的口袋里。”他说。

  “对，”奥康纳赞同地说，“从我口袋里。但我拿纸牌干什么了？”

  基恩想了一想。“你开始玩接龙游戏。”他说。

  科明法官几乎要相信这是个天大的巧合了，他的心突然咯噔一沉。

  “是我先与你搭讪的吗？”被告问道，“还是你先找我说话的？”

  身材魁梧的杂货商人看上去很沮丧。“我先与你说话的，”他说，然后他转向陪审团补充说，“那个人玩得太差劲了，我忍不住说了话。黑牌连在红牌上面，红牌连在黑牌上面，他连这个都没看出来，所以我指点了他几下。”

  “但玩扑克的时候，”奥康纳追问说，“是我建议玩友谊赛，还是你建议的？”

  “是你，”基恩热切地说，“你还建议说我们来点刺激的，加点赌注，赌钱。六十二英镑是很多钱呢。”

  陪审团又点头。确实如此，这些钱差不多够一个工人一年的开销了。

  “我说是你，”奥康纳对基恩说，“是你建议玩扑克，是你提议赌钱的。之前我们在玩火柴梗。”

  杂货商人仔细回想着。他一脸忠厚老实，脑子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也许是我。”他承认说，接着他又想起了什么，于是转向陪审团，“但那不就是整桩骗局吗？那不就是骗子想干的事情吗？他诱骗受害人参加赌博。”

  基恩显然喜欢“诱骗”这个词语，但对法官来说这是一个新词。陪审员纷纷点头，显然他们也不喜欢受到诱骗。

  “最后一点，”奥康纳悲伤地说，“当我们清账的时候，你付给我多少？”

  “六十二英镑，”基恩愤怒地说，“那是血汗钱啊。”

  “不对，”奥康纳在被告席上说，“你输给我本人多少？”

  特拉利的杂货商仔细回想着。他的下颚拉长了。“没付给你，”他说，“没有。是那个农民赢了。”

  “我从他那里赢钱了吗？”奥康纳问道，他快要哭出来了。

  “没有，”证人说，“你大概输了八英镑。”

  “没有问题了。”奥康纳说。

  基恩先生正要走下去，这时候法官叫住了他。“等一下，基恩先生。你说‘那个农民赢了’？那个农民到底是什么人？”

  “火车包厢里的另一个人，大人。他是来自韦克斯福德的一个农民，玩得不好，但手气特别好。”

  “你没问他名字吗？”科明法官问道。

  基恩看上去一副迷惑的样子。“没问，”他说，“是被告拿出的扑克，他要诈骗我。”

  案件的指控结束了。发过誓后，奥康纳站在证人席上为自己做证。他的陈述相当简单平淡。他以贩卖马匹为生，这并不违法。他喜欢玩纸牌，友谊赛，且玩得不算好。五月十三日火车旅程的前一周，他在都柏林酒吧里安静地喝着黑啤酒，感觉长椅上靠近他大腿的地方有个硬东西。

  那是一副旧扑克牌，显然是这个卡座里的前一位客人落下的。他想交给店员，但又想，旧扑克已经不值钱了，于是他信了自己，收下了牌，好在贩卖马匹的漫长旅途中消磨时光。

  如果这牌动过手脚，那么他是毫不知情的。他不懂那位刑警所说的什么阴影和修边处理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这副从酒吧椅子上捡来的扑克牌背面能看出什么名堂。

  至于诈骗，诈骗难道不该赢钱吗？他问陪审团。在那次旅途中，他已经输了八英镑十先令，输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因为那个农民手气太好了。如果基恩先生比他下了更大的赌注、输了更多的钱，那也许是因为基恩先生比他冲动。但说到诈骗，那与他没关系，不然他肯定不会输掉那么多辛辛苦苦挣来的钱。

  在盘问环节，公诉人试图找出这份陈述的破绽，但这个小个子谦恭又顽固地进行抗辩。最后，公诉人不得不坐了下来。

  奥康纳回到被告席，等待法庭的结论。科明法官朝他看过去。你真是个可怜虫，奥康纳，他心里想道。要么你的故事是真的——那你就是一个时运不济的倒霉蛋；要么你的故事是假的，那你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窝囊的骗子。不管怎么样，你两次都输了，用你自己的扑克，在火车上把钱输给了陌生人。

  但在总结中，他不能说出这番话。他向陪审团指出，被告声明自己是在都柏林的一家酒吧发现了这副纸牌，并且完全不知道那牌动过手脚。私下里，陪审团也许相信、也许不信，但事实是，原告无法推翻被告的辩护，按照爱尔兰的法律，原告负有举证的责任。

  其次，被告声称不是他而是基恩先生要求玩扑克赌钱，并且基恩也承认可能是这样。

  但更重要的，起诉的案子是：被告用欺诈手段从证人勒根·基恩那里赢了钱。不论诈骗是真是假，证人基恩已经宣誓承认被告没赢他的钱。他们两个人，即证人和被告，都输了钱，只是数额悬殊而已。就此而言，这案子一定是败诉。法官有责任指示陪审团宣布被告无罪。他了解这个法庭，他指出还差十五分钟就到午饭时间了。

  绝不让克里郡的陪审团错过午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十二位好人用了不到十分钟就返回法庭，作出了无罪判决。奥康纳被释放后，离开了被告席。

  科明法官在法庭后的更衣室换下法袍，把假发挂到钩子上，然后离开大楼去吃午饭。脱下法袍、摘去假发后就不容易被人认出来了，他穿过法庭大楼前人行道上的人群。

  他正朝镇上的大酒店走去，那里有上好的香农河大马哈鱼值得享用，这时，他看到从酒店前院驶来一辆闪闪发光的漂亮轿车，开车的是奥康纳。

  “你看到那个人了吗？”一个迷惑不解的声音在他旁边问道。他朝右侧瞟了一眼，发现特拉利的杂货商站在他旁边。

  “看到了。”他说。

  豪华轿车驶出酒店的院子，坐在奥康纳旁边的是一个穿着一身黑衣的人。

  “你看到谁坐在他旁边吗？”基恩惊奇地问道。

  汽车朝他们驶来，那个本该去帮助丁格尔孤儿的神父露出亲切的微笑，向人行道上的二位比了一个僵硬的V形手势。然后汽车向街上驶去。

  “那是教会的祝福吗？”杂货商问道。

  “也许是吧，”科明法官应承说，“虽然我十分怀疑。”

  “他穿那身衣服干什么？”勒根·基恩问道。

  “因为他是神圣教会的一位神父。”法官说。

  “他根本就不是，”杂货商急切地说，“他是韦克斯福德的一个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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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埃蒙·德·瓦莱拉（1882～1975）：爱尔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和第三任总统。

  ②指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德国吞并奥地利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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