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创业前传：12年的野蛮生长 从“生产自救”出发
“它为着向往阳光，为着达成它的生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块如何重，石块与石块之间如何狭，它必定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顽强不屈地透到地面上来，它的根往土壤钻，它的芽往地面挺，这是一种不可抗的力，阻止它的石块，也被它掀翻。”
著名作家夏衍的名著《野草》是诠释中国民营企业在贫瘠荒芜的土地上绝处逢生、无序疯长的最佳读本。1968年，在中国拉开改革开放序幕的10年之前，民营企业甚至企业绝对不是这个年份的主角。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文革”浪潮中，商业显得那么苍白。
这一年，为了适应出口需要，上海牌照相机改用海鸥牌注册商标。正式宣布飞出上海，成为新中国照相机工业的标杆。人们对新商标“海鸥与上海有关，又有飞向世界含义”的称道并未持续多久，就被尴尬的现实打得措手不及，原来，海鸥是被西方人看不起的海鸟：它又懒又馋，老是跟随在轮船后面，抢吃船员倒在海里的残羹剩饭。虽然明知商标名称对海外宣传十分不利，该公司却又无可奈何，因为要出口就要用轻工进出口公司指定的商标。
看来，在国际商业规则面前，青涩幼稚的中国企业还需要经受挫折和苦难的磨炼。这一年，中国成千上万幼稚青涩的年轻人高喊“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的口号“上山下乡”了。17岁的四川青年刘永好就是其中之一，两年前他曾作为红卫兵在北京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此时他正在成都市郊的新津县古家村这个没水没电、缺医少药、连一条完整的公路都没有的地方插队。在这个被老乡们称为“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刘永好一天的工分是1角4分钱。
对于那些抱怨“种田赚不到钱”的不安分者来说，创业最大的风险并非复杂难懂的国际规则和穷乡僻壤的恶劣条件，而是不容触碰的国家政策：196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要求“坚决取缔无证商贩和无证个体手工业户。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一律不准经营商业。”“国家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团体，非经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
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一律不准经营商业”的年代，在南方的广东顺德，青年农民何享健迈出了创业的坚定步伐，美的艰难地诞生并开始野蛮生长了。万通董事长冯仑对“野蛮生长”一词的解释是：它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生长，也不是不讲理的生长，而是内心的一股劲头，是内心的挣扎和抗争，是一种向上的力量。何享健当时的处境和感受，与冯仑的描述应该一字不差。
1942年，何享健出生于顺德县北滘公社一户农民家庭。在26岁时创办美的之前，何享健的履历很简单：高小毕业后辍学在家干农活，随后到工厂当学徒，当工人，做出纳，到公社当干部。曾任顺德市委书记、市长的北滘人冯润胜比何享健小两岁，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是初中生、高中生甚至小学生的学历，其实后来有机会补大专文凭，但我自己并不满意，因此放弃了。”
1968年的广东顺德与大多数岭南的农村一样：一望无际的农田间包围着桑基鱼塘，香蕉树和龙眼树顺着田埂延伸到无尽的远方。土砖瓦房围绕着枝叶繁茂的老榕树形成村落，村口“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标语传达着那个时代的主题。
何享健每天从周围插着红旗、墙壁刷满毛主席语录的北滘公社办事处进出，对批斗会和上街游行提不起丝毫兴趣。这位中等个头、脸盘宽大、目光炯炯有神的年轻人正为一件烦心事发愁：“乡亲们怎么就找不到一天6角钱的活儿？”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大环境不同的是，顺德毗邻港澳，是有名的侨乡，人们日常闲聊的话题更多的是：谁的儿子在哪个国家做生意发了财，谁的女儿从国外寄回了一件新洋货……这里的人们知道怎样才能出人头地，才能过上好日子，他们习惯了低调、务实地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哪怕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非主流的。
一想到吃饭问题，何享健就坐不住了，他想办一个社办工厂，却达不到个档次，成立生产组相对要容易一些。只要能开工生产，叫什么名字生产什么产品都不重要，关键是要把生产组办起来。
“找不到活儿就生产自救，要自救就创办一个生产组。”伟大的决定总是在朴素的逻辑中诞生的。1968年5月2日，何享健带领23位同样“蠢蠢欲动”的居民，以“生产自救”的名义开始了最初的创业。由于不可能得到政府支持，创业者每人集资50元后再通过其他途径多方筹措，一共集资5000元创业资金，正式创办了“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行政上隶属于顺德县北滘街道办。组长由何享健担任。
就这样，在顺德北滘这个常人连“滘”字的发音都要查半天的边缘小镇，何享健和他的“企业”正远离“文革”的喧嚣，像拓荒牛一样埋头干一件可能影响他一辈子的大事。
当然，何享健并不是1968年唯一一位吃螃蟹的人，至少浙江萧山的鲁冠球和江苏华西村的吴仁宝已经开始行动了。1966年，21岁的鲁冠球把全部家底——1150元钱盘点好，连同账本、印章全部交给大队，然后领回来一块公社大队农机修配厂的牌子，开始搞起了集体工业。1969年，高调学大寨的吴仁宝却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他的第四个儿子吴协恩回忆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实在挣不到钱。”
与吴仁宝以集体企业组织打造的华西村不同，何享健和鲁冠球创办的其实是自主创业型企业。虽然在资产或组织关系上社队企业属于公社或生产大队集体所有，但经营活动大多由“能人”掌控。也许创业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挨饿问题或者“挣工分”，但他们确实迈出了创业征途的第一步，哪怕是无意识的一小步。
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前后出生的六个人物日后将成为何享健的左膀右臂，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美的的发展轨迹，他们分别是1963出生的蔡其武、1966年出生的栗建伟、1967年出生的方洪波、黄健、1969出生的赫恒乐以及1971年出生的黄晓明。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著名作家夏衍的名著《野草》是诠释中国民营企业在贫瘠荒芜的土地上绝处逢生、无序疯长的最佳读本。1968年，在中国拉开改革开放序幕的10年之前，民营企业甚至企业绝对不是这个年份的主角。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文革”浪潮中，商业显得那么苍白。
这一年，为了适应出口需要，上海牌照相机改用海鸥牌注册商标。正式宣布飞出上海，成为新中国照相机工业的标杆。人们对新商标“海鸥与上海有关，又有飞向世界含义”的称道并未持续多久，就被尴尬的现实打得措手不及，原来，海鸥是被西方人看不起的海鸟：它又懒又馋，老是跟随在轮船后面，抢吃船员倒在海里的残羹剩饭。虽然明知商标名称对海外宣传十分不利，该公司却又无可奈何，因为要出口就要用轻工进出口公司指定的商标。
看来，在国际商业规则面前，青涩幼稚的中国企业还需要经受挫折和苦难的磨炼。这一年，中国成千上万幼稚青涩的年轻人高喊“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的口号“上山下乡”了。17岁的四川青年刘永好就是其中之一，两年前他曾作为红卫兵在北京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此时他正在成都市郊的新津县古家村这个没水没电、缺医少药、连一条完整的公路都没有的地方插队。在这个被老乡们称为“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刘永好一天的工分是1角4分钱。
对于那些抱怨“种田赚不到钱”的不安分者来说，创业最大的风险并非复杂难懂的国际规则和穷乡僻壤的恶劣条件，而是不容触碰的国家政策：196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要求“坚决取缔无证商贩和无证个体手工业户。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一律不准经营商业。”“国家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团体，非经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
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一律不准经营商业”的年代，在南方的广东顺德，青年农民何享健迈出了创业的坚定步伐，美的艰难地诞生并开始野蛮生长了。万通董事长冯仑对“野蛮生长”一词的解释是：它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生长，也不是不讲理的生长，而是内心的一股劲头，是内心的挣扎和抗争，是一种向上的力量。何享健当时的处境和感受，与冯仑的描述应该一字不差。
1942年，何享健出生于顺德县北滘公社一户农民家庭。在26岁时创办美的之前，何享健的履历很简单：高小毕业后辍学在家干农活，随后到工厂当学徒，当工人，做出纳，到公社当干部。曾任顺德市委书记、市长的北滘人冯润胜比何享健小两岁，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是初中生、高中生甚至小学生的学历，其实后来有机会补大专文凭，但我自己并不满意，因此放弃了。”
1968年的广东顺德与大多数岭南的农村一样：一望无际的农田间包围着桑基鱼塘，香蕉树和龙眼树顺着田埂延伸到无尽的远方。土砖瓦房围绕着枝叶繁茂的老榕树形成村落，村口“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标语传达着那个时代的主题。
何享健每天从周围插着红旗、墙壁刷满毛主席语录的北滘公社办事处进出，对批斗会和上街游行提不起丝毫兴趣。这位中等个头、脸盘宽大、目光炯炯有神的年轻人正为一件烦心事发愁：“乡亲们怎么就找不到一天6角钱的活儿？”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大环境不同的是，顺德毗邻港澳，是有名的侨乡，人们日常闲聊的话题更多的是：谁的儿子在哪个国家做生意发了财，谁的女儿从国外寄回了一件新洋货……这里的人们知道怎样才能出人头地，才能过上好日子，他们习惯了低调、务实地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哪怕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非主流的。
一想到吃饭问题，何享健就坐不住了，他想办一个社办工厂，却达不到个档次，成立生产组相对要容易一些。只要能开工生产，叫什么名字生产什么产品都不重要，关键是要把生产组办起来。
“找不到活儿就生产自救，要自救就创办一个生产组。”伟大的决定总是在朴素的逻辑中诞生的。1968年5月2日，何享健带领23位同样“蠢蠢欲动”的居民，以“生产自救”的名义开始了最初的创业。由于不可能得到政府支持，创业者每人集资50元后再通过其他途径多方筹措，一共集资5000元创业资金，正式创办了“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行政上隶属于顺德县北滘街道办。组长由何享健担任。
就这样，在顺德北滘这个常人连“滘”字的发音都要查半天的边缘小镇，何享健和他的“企业”正远离“文革”的喧嚣，像拓荒牛一样埋头干一件可能影响他一辈子的大事。
当然，何享健并不是1968年唯一一位吃螃蟹的人，至少浙江萧山的鲁冠球和江苏华西村的吴仁宝已经开始行动了。1966年，21岁的鲁冠球把全部家底——1150元钱盘点好，连同账本、印章全部交给大队，然后领回来一块公社大队农机修配厂的牌子，开始搞起了集体工业。1969年，高调学大寨的吴仁宝却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他的第四个儿子吴协恩回忆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实在挣不到钱。”
与吴仁宝以集体企业组织打造的华西村不同，何享健和鲁冠球创办的其实是自主创业型企业。虽然在资产或组织关系上社队企业属于公社或生产大队集体所有，但经营活动大多由“能人”掌控。也许创业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挨饿问题或者“挣工分”，但他们确实迈出了创业征途的第一步，哪怕是无意识的一小步。
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前后出生的六个人物日后将成为何享健的左膀右臂，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美的的发展轨迹，他们分别是1963出生的蔡其武、1966年出生的栗建伟、1967年出生的方洪波、黄健、1969出生的赫恒乐以及1971年出生的黄晓明。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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