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松语文学首页| 今日排行| 完结版|
设为首页
当前位置：松语文学 > 其他类型 >进化思想史最新章节 > 进化思想史TXT下载
错误举报

第六章 达尔文主义的起源-2

上一页←返回列表→下一页 加入书签
  为什么当他的同时代人仍然相信设计和人类独特的精神地位时，他却能够发展出这样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他家的激进传统可能有一定的帮助，自从伊拉斯谟起，达尔文家族就怀疑正统的宗教。最近的研究已经识别出他广泛阅读中到底是什么思想促使他与设计的观点一刀两断。曼尼尔（Manier，1978）注意到，达尔文的自然观与华兹华斯在诗歌中以略微浪漫的情绪所表达的悲观中的相似之处。在关键的时刻，他的解决方法可以因为接触到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的观点而得到加强（Manier，1978；Schweber，1977）。孔德提出，科学只有放弃神学才能达到其最高状态，而且只有从可以观察的原因的角度理解宇宙。尽管达尔文是通过戴维·布儒斯特批评式的评论了解了孔德的哲学，但是这非常有助于他与设计的观点决裂。

  吉利斯皮（Gillespie，1979）和格林（Greene，1981）对于达尔文的宗教观作出了另外的解释。根据他们的看法，达尔文并没有放弃设计的观点，而是认为造物主以不太直接明显的方式起作用。他所提到的自然法则通过进化而实现更高的目的，是他信念的真实表达，即尽管表面上粗糙，但是自然选择作用的目的是为了所有生物的利益。经过很长时间，就会带来适应，甚至进步，造物主的意愿就会实现。奥斯波万特（Ospovat，1979，1981）甚至提出，在达尔文的早期设想中，选择机制的意图显然是要导致“完美”的适应状态，按照这种设想，除非有新的环境变化发生，否则无需进一步的斗争。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达尔文使用过一个“存在”的类比，这个存在控制着自然选择的作用（Young，1971a；Manier，1978）。这个存在代替了人工选择中的人类驯养者，而且由于使用了这个词，达尔文促使我们认为上帝真是被自然选择取代了。这样人们太容易将自然视为有意识的选择动因，因此视为是神的意图的目的。在他最烦恼的时刻，达尔文当然认识到这只是利用拟人神的方式来描述斗争的效果，然而他之所以决定使用这种类比，可能反映了他不能摆脱设计论点的影响。

  无论我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到了19世纪30年代后期，达尔文已经放弃了自然神学的解释，而当时他的多数同代人还接受着这种解释。即使他相信过选择可以与设计的观点协调，他的机械论解释也意味着不再需要使用造物主的干涉来作为一种解释工具了。无论你是否相信上帝一直在注视着万物，自然选择都会起作用，因为自然选择只依赖于每天的作用，它是一种自然决定论的法则。事实上，去发现说明这种特性的理论，成了达尔文从事研究的驱动力。在他研究的早期阶段，他就决定要将物种起源问题当作纯粹的科学问题，这样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就可以不直接援引上帝的控制。这项研究之所以使他最后发现了自然选择，是由于他力图找到科学界可以接受的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虽然这种观点在今天看起来像是赖尔的均一论方法向生物界的自然扩展，但是赖尔本人却非常不愿意这样做。的确，当时多数博物学家都相信存在某种形式的高级力量曾经干涉自然的正常运作，并导致新物种的产生，他们将这种现象置于科学研究的领域之外。

  仔细看一下达尔文的发现，人们就会认识到，他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必须遵循看起来是完全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因为他将科学拓展到他的同代人认为不属于科学的领域，因此他决定要基于一种坚实的方法论，以便尽量化解可能遭受批评的风险。他后来之所以强调他的工作建立在事实收集基础之上，就是要表明他不仅仅是一个猜想家，不是那种不依靠坚实的事实基础匆忙得出零乱理论的人。当时科学方法的争论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理论在科学中的作用，而鲁斯（Ruse，1975b）曾经指出，J·F·W·赫歇尔爵士和威廉·休厄尔对于达尔文的影响尤为重要。赫歇尔（Herschel，1830）强调要在理论和实验工作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休厄尔则指出有影响的科学理论的地位的确立是通过它能够将不同领域里的研究联系起来，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这使得达尔文认识到要扩展自己理论的解释力，特别是当他认识到他并没有扎实地理解个体变异的原因时。

  格鲁伯已经强调了达尔文在探讨转变机制时所具有的创造性（Gruber，1974）。他的思想中最独创的部分来源于他努力把握生物地理问题（Richardson，1981；Hodge，1982）。是达尔文开始相信进化是一个分支的过程，相信在地理隔离的影响下，一个物种可以产生出许多［不同的］后裔。格林耐尔（Grinnell，1974）提出，达尔文最早的假说只是设想仅仅通过隔离本身造成物种形成。但是这种假说没有考虑到需要一种机制来使变化适应隔离的群体所面临的新的环境。到了1837年7月，达尔文决定探讨是否普通的个体变异，经过许多代的积累过程，就成为进化的关键。他认为这些变异一定是克遗传的，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决定研究变异的原因。

  史学家在分析达尔文早期关于“发生”（或生殖）的论述中发现，他的思想中有一种极为重要的新见解（Kohn，1980；Hodge，1985；Sloan，1985）。当然，并不否认他的思想中最有独创性的部分来自于他对生物地理学的研究，不过现在可能已经发现，他在整个学术生涯中都将进化视为一种过程，这个过程将环境和构成群体的生物的生殖系统联系了起来。正是在这些早期猜想中，达尔文得出了他自己的“遗传”理论——泛生论，不过这个理论直到很晚才发表。现代的生物学家对于生长和遗传作了明确的区分：进化是新的遗传性状如何进入群体的活动，而这些性状在生长的生物中是如何产生的，则是次要的问题。相反，达尔文将变异看成是对生物生长过程的干扰。他像当时许多人一样，将变异和遗传都看成是生殖和生长整合的作用。因而进化成了环境与新生物发生之间的相互作用。

  正如霍奇所指出的（Hodge，1985），这种看法使得我们看到了一幅不同的达尔文从事科学的图景，在这个图景中，强调的是他的思想中的前孟德尔主义的特点。老一代的史学家认为，达尔文未能发现遗传规律，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承认，他的工作受时代的限制，当时的整个概念系统的划分和我们今天的划分完全不同。不太可能认为达尔文的理论与传统旧的传统完全断绝了，比如布丰就曾经以研究发生作线索来了解生命的起源。19世纪早期关于发生的猜想可能也为达尔文的唯物主义铺垫了道路（Sloan，1986）。对于他长期坚持“融合”遗传，以及他不能与拉马克主义完全决裂，必须视为这种前孟德尔时期对生殖研究的副产品。考虑到这种理论后来竟被接受，可能会有人提出，达尔文之所以未能抛弃进化是一个有目的的过程、决定了个体的生长的观点，是由于他本人忠实地相信生长是变异的最终源泉。

  达尔文在得出自然选择学说之前所形成的思想中，有一种思想很强烈，那就是有可能新的物种是在生命固定周期中“产生出来”的，过了这个周期，新的物种就会灭绝。不久他又转而设想由于外界条件对个体生殖系统的影响，所以它们的后代便可以适应环境的变化。他还设想过新的习性可能影响物种（Grinnel，1985）。我们不可能不认为这些思想可能是受到了他的拉马克知识的影响。当他放弃了这种观点，而是赞成环境与生物之间的联系并不太紧密时，他自己理论的发展便迈出关键的一步。他从未放弃相信变异是由外界条件搅乱了个体的生长过程引起的，但是不久他便提出多数这种变化是随机的，而不是具有目的性的。

  因此达尔文放弃了个体的生长可以指导进化沿着有目的的方向发展的观点，并开始探讨一种机制，来挑选偶尔对生物可能是有用的变异。迫于承认他对变异原因的研究受阻，他干脆承认随机个体差异的存在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因而可以据此来建立一种理论。由于将变异称作“随机的”，那么他的观点则意味着不仅变异的方向是不定的（有用和无用的），而且变异的原因也不可能直接分析出来。达尔文因此开辟了一条新的科学解释途径，这种解释成了19世纪后期的特征（Merz，1896-1903）。使用群体的研究方法要求接受建立在只能进行统计学描述的因素基础上的解释，而无需将任何事情都还原为绝对固定的规律。就像气体动力学理论一样，达尔文的理论也要求科学家使用的法则必须看起来像是仅仅大量个别事件的平均效果，每一个事件都有原因，但是在一定水平是不可描述的。

  达尔文转而相信建立在随机变异基础上的假说，与他研究动物驯养者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Secord，1981）。通过这种研究，他证实了自己所信奉的个体差异是可遗传的观念。而且他也肯定认识到驯养者的成功是由于他们能够挑选出那些符合他们目的的变异。达尔文在自传中宣称，这对于他探讨与人工选择相似的自然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最近有人提出，这种类型可能并不是关键，因为在达尔文的笔记中只有很少几处提到选择过程（Limoges，1970；Herbert，1971）。按照这种看法，达尔文是后来才发现在描述自然选择时人工选择是非常有用的一种类比，因此他最终相信人工选择对于他当初的发现是有帮助的。然而，达尔文在笔记中确实有几处提到了“挑选”，因而很难相信达尔文的思想并没有准备好接受根据同样模式的一种机制（Ruse，1975a；Mayr，1977；ell，1985；HodgeandKohn，1985）。

  到了1838年夏天，达尔文的生物学研究使得他经历了通向自然选择的漫长之路。他知道，在隔离群体中，通过变化个体所占比例的改变，大概是通过环境挑选出有用的性状，会发生转变。就在这时，按照他在自传中的说法，他阅读了马尔萨斯的书，而且他突然认识到，群体压力一定会导致生存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只有最适者才能生存和繁衍。这种说法使得我们就达尔文思想的发展发生了最激烈的争论。马尔萨斯的作用是否只不过是使得达尔文通过纯粹的研究已经总结出来的选择机制显露出来（DeBeer，1963）？还是人口原理代表了选择学说的意识形态特征，而达尔文只不过将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的竞争思潮转换成自然的原理（Young，1969；Gale，1972）？

  情况现在变得愈加复杂了，因为事实达尔文的笔记已经显示出达尔文当时在阅读中所受到的其他非科学的影响（Manier，1977；Schweber，1977）。布儒斯特关于孔德著作的评论使达尔文发现，一种理论需要建立在数学原理的基础上，因此群体人口原理中的算术逻辑应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达尔文也阅读了其他政治经济学的文献，而且有关亚当·斯密和自由竞争的文献，可能有助于使他确信一种建立在个体之间相互作用基础上形成有目的倾向机制是可以成立的。在寻找衡量变异的方式时，他阅读了比利时人类学家兰伯特·凯特尔的著作（Quetelet，英译本，1842），凯特尔是将统计学应用到群体研究的先驱。凯特尔表明，在两个端点之间存在着变化分布，多数个体都分布在中间附近，我们现在知道，这种现象是一种频率分布曲线。这里出色地说明了变化和群体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将物种（包括人类）视为由趋异个体组成的类群，而不是单一同样的类型。此外凯特尔还评论了马尔萨斯，因而激发起达尔文对人口原理的关键阅读。

  有些史学家，他们将马尔萨斯刻画成是一个助产士，认为他只不过将达尔文内心已经有的各种线索汇总起来，他们提出，是人口原理中的数学力量使得达尔文模糊的思想变成了一种自恰的自然选择学说。达尔文已经认识到，适应的变种肯定做的比其他类型好，而且他的生态学见解已经使他认识到自然界中的竞争成分。马尔萨斯使他看到在物种之内一定存在着永久的斗争，并淘汰不适应的个体（Herbert，1971）。不适应的个体不仅不具备繁衍上的优势：生存斗争通过防止不适应的个体不能成熟地进行配育，随时都施加了很大的选择压力。这种见解的情感效应使达尔文证实了他长期的一个猜测，即死亡在这个世界中实际上起到了创造性的作用（Kohn，1980）。

  甚至那些更加重视“外界”因素的现代解释（例如，Schweber，1977），也强调了出于对因素的平衡解释的需要，影响了达尔文。通过达尔文的笔记可以证实，他通过生物学的研究，距得出自然选择还有多长的路程。他通过阅读自由竞争经济学的文献，仅仅加强了他已经从动物驯养者那里获得的群体思想。马尔萨斯的观点并非从天而降的见解，揭示出在社会中必然存在的斗争的程度，在自然中也存在。然而那些认为马尔萨斯起到很重要作用的人，在分析情况时并没有完全根据达尔文的笔记，因为马尔萨斯的观点所代表的是达尔文的思想所受到的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即使作为一个助产士，个体斗争的概念在达尔文的内心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似乎也是由于阅读了马尔萨斯书籍的缘故。无论达尔文的生存斗争的思想来源于何处，我们可能仍然会问，为什么斗争的比喻这样强烈地吸引他，这种吸引是否因为他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就是由个人之间的竞争左右的。

  通过详细研究马尔萨斯本人关于他的原理解释的详细研究，加强了认为马尔萨斯并没有使达尔文的心里产生出自然建立在斗争基础上思想的观点。许多史学家已经提出，马尔萨斯本人推导出人口压力必然导致生存斗争（Vorzimmer，1969a；Young，1969）。因此，马尔萨斯的思想与达尔文的思想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通过其他渠道也可以获得过度的人口可能遭到淘汰的思想。马尔萨斯只是在论述野蛮部落时，使用了“生存斗争”这个词，他认为在他那个社会，能够通过教育穷人少生孩子来消除人口压力（《人口论》第四章；Bowler，1976b）。因此达尔文只把握了马尔萨斯系统中比较小的部分，而忽略了《人口论》中的主要内容，而正是这些内容与传统的自由竞争可以平衡社会设想相吻合。

  如果马尔萨斯并没有打算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性，我们一定会问，为什么达尔文要提出斗争一定是群体压力的必然结果。对于这个问题，那些想把马尔萨斯视为斗争观点的主要倡导者的人，已经作了解答，他们竭力主张一种意识形态的微妙联系。在达尔文所生活的社会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个人之间的竞争是经济进步的驱动力。马尔萨斯和主张自由竞争的经济学家们可能试图对这种情况作出合理的解释，他们提出竞争终究会对所有的人有好处，但是老百姓大概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情况到底如何。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工商阶层对于自己的成就有了新的认识，这时准备承认他们获得的财富是对他们个人努力的奖励，这种奖励当然是以牺牲那些无能者的利益为代价的。这种观点即使不是政治经济学中的正统观点，但也在当时的文献中屡见不鲜（Gale，1972）。达尔文可能无意识地吸收了这种残酷的态度，于是他在内心自觉地将准备将生存斗争视为自然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会保持群体的稳定。现在通过对达尔文比较的研究揭示出，他的思想受到的影响是广泛的，但是并没有解决关于自然选择的意识形态起源的争论。有些被史学家认为是最重要的外界影响，可能应该属于一种不太直接的方式，对于这种方式的存在我们还不能证实它的存在。达尔文的理论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太普遍，不可能通过他有意识记录的思想的笔记来证实。相反这是依据达尔文的斗争思想与19世纪的社会现实之间具有普遍的一致性。史学家必须作出选择，到底是接受这种见解论据的逻辑，还是侧重于达尔文笔记中揭示出的大量科学见解。

  达尔文理论的发展：1840年-1859年

  达尔文在汇总了物种转变的大致博物学理论之后，在以后的20年，一直在探讨这种理论的细节，并拓展这个理论的解释力。1842年，他写出了一个简短的概要，两年之后，写了一份比较充实的文章，以备他如果去世的话可以发表（重印在DarwinandWallace，1958）。他当时并没有打算发表，特别是由于对钱伯斯的《自然创造史的痕迹》的反映，揭示出公众和科学界对转变理论的反对还很强烈（Egerton，1970b）。达尔文只是逐渐地使少数朋友知道，其中包括赖尔，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和阿沙·格雷（Colp，1986）。他准备建立一个宣扬新的进化观点的非正式科学共同体（Mannier，1980）。只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他才开始写作一部准备出版的大部头著作（Darwiauffer，1975）。1858年，由于接到华莱士关于自然选择的文章，他才停笔，并着手写作一部较短的著作，即《物种起源》。

  这部著作问世时的情况与早些年有很大的不同。1839年达尔文结婚，并迁往肯特郡乡下的唐恩。不久便染上了疾病，以后他的身体一直不好。他得了什么病一直不清楚。曾经有人认为达尔文得的是由南美昆虫传染的神经性疾病。直到最近，有人提出他是因为吃新药而中了毒（Winslow，1971），还有人认为他的病是心理紧张造成的（Colp，1977）。由于疾病，达尔文一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而且使他无法参加公共的生活，除了参加当地的活动。

  现代的史学家比较关注这个时期达尔文理论发展中的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涉及达尔文从事的大量博物学计划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他主要研究的藤壶（Darwin，1851-53）。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这些计划并不是达尔文的副业，达尔文从事这样的工作并非为了确立出色生物学家的名声。相反，这些工作是用来直接检验进化论的，而且是为了从藤壶的研究中探讨普通生物学的意义（Ghiselin，1959；Gale，1982）。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进化论本身的发展。1844年“论文”中的解释并不完备，最近人们越来越关注他不得不开始侧重增加的内容。达尔文这时开始认识到，应该将自然选择与更广泛的生命史联系起来，尤其是与稳定的分支化石中记录的许多趋向的特化联系起来。只有当他通过他的“歧化原理”解释了这个问题之后，他才感到有充分的信心可以写作他的关于物种问题的大书了。其间，他关于地理隔离等因素作用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达尔文对藤壶的兴趣来自于他随贝格尔号航行期间发现的不寻常标本。这时他发现，完全地描述这个很少有人研究过的亚纲，是用实际的形态学和分类学检验他的进化观的理想方式（Ghiselin，1969；GhiselinandJaffe，1973）。从他发表的专著中并不能明显地看出他的意图，但是达尔文通过生物学家对自然界中{生物}相互关系的研究有效地探讨了进化的效应。当他的理论最后发表时，他已经能够表明，一个分类群中的生物之所以相似，并不是由于某些奇妙的原型，而是由于共同的由来。进化论使得林奈的分类系统可以解释成不同的类群是由于分支造成的，而共同祖先的特征在表面上已经变化了的后裔中还保留着。达尔文还认识到，在来自于一个特定根源的分支中，可能变化的程度是不同的。有些分支的变化很大，以致于我们在分类时并不希望将它们归为同一个谱系类群。有异议的是达到什么样的差异才能肯定确定是一个新的线系类群，分类学家经常就此问题争论不休。

  对藤壶的研究还使达尔文认识到，在一个物种中可能存在的变异数量。在19世纪中期，博物学中流传着一个流言蜚语，说博物学家在对相关类群的看法上存在着分歧，无法确认那到底是单一物种的变种还是就属于不同的物种。从技术的角度看，解决这个问题要看这些群体之间到底是否是相互配育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能确定这一点，博物学家不得不通过形态差异的程度来决定。有些变种组合成关系密切的单一物种的变种，而有些由于具有明显的特征而被当作不同的物种。达尔文希望表明物种在一般情况小分成了变种，因为他相信这是物种形成（新物种的产生）的第一步。结果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错误举报 上一页←返回列表→下一页 加入书签 更新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