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无处收留:吴三桂 第五节 投降的精神代价
吴三桂简直不能相信洪承畴会投降。而相信之后,他却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轻松。
洪承畴是在朝衮衮诸公中吴三桂真心敬重的人物之一。对于读书人,吴三桂的心理一直很矛盾。一方面,他对这些人嘴里那些深奥的道理敬畏有加;另一方面,这些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人,办起事来却往往让他诧异不已。
这些人办正事迂腐天真,可是捞起钱来门道比谁都精,钻营起来脸皮比谁都厚。遇到树名邀誉的机会争先恐后,到了拿章程做决断的时候却言不及义,纷纷推诿。满朝大员,率多此类,吴三桂以为,帝国就是在这些人手里败坏了。
不过,洪承畴和他们不一样。这位大帅外表也一样的文弱,可眼神中却有股通透沉静之气,那是胸中有城府有见识有块垒有操持的沉静。这位文章学问名满京师的学士,并不是那种只能纸上谈兵的书呆子,他放下毛笔跨上战马,就把大名鼎鼎的李自成打得只剩下十八骑败走商洛。
吴三桂觉得,书上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读书人就应该是这样,内圣外王,下马能文,上马能武,这才是受了圣人之教,得了圣人之道。对这样的人,吴三桂从心底里佩服,他们才是天地正气之所钟,帝国希望之所在,虽然满朝昏昏,但只要有几个这样的大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大明朝就有希望,老朱家的气数就不会尽。
松锦陷落之后,人们都作好了悲痛的准备,等待着洪承畴殉国的消息传来。毫无疑问,又一个崇高的身影将走进祭坛,做孔孟之言的悲壮殉葬,和苏武、岳飞、文天祥们一起享受后代的崇敬眼光。也许还会有《正气歌》之类的作品留下来,成为千古名篇。崇祯皇帝甚至已经在北京为洪承畴立了祠堂,设了祭坛。
可洪承畴居然就投降了。道德文章的这位光辉代表转眼就成了丑恶的叛徒,一夜之间,就从高耸入云的道德殿堂坠入精神地狱。这个角色转换也实在太迅速了,实在叫人难以适应。
还有舅舅祖大寿。吴三桂和他情同父子。这个曾经威名凛凛后来又身败名裂的将军,其实就是一个既慈祥又威严的老头。这个老头曾为大明江山出过死力,也曾大义凛然在生死之际多次拒绝满洲人的利诱。只是最后一次,身家性命和儿孙前途使他作了另一种选择。
这一次选择就扼杀了自己的精神生命,以往所有的功绩、忠贞,全都被泯灭。大忠大奸,大善大恶,竟然是一念之间判然分野。做人难啊!
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竟然不是自我所能左右,而是常常受到你所连属的社会粗暴而蛮横的威胁。
一个人,常常会突然陷入外部情势所造成的精神陷阱之中。比如,所依附的王朝灭亡了,无辜的生命会面临尽忠还是求生的考验;比如,一个妇女的丈夫死了,她面对的是苦苦守节还是忍辱再嫁的两难选择;再比如,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会在突然之间因为自己的亲戚犯罪而被株连入狱,虽然自己和这个亲戚可能根本不通音信。
在苛刻的道德伦理标准之下,一个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两极选择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会伦理两方面同样强烈的撕扯,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王朝板荡,你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选择做贰臣,不成君子只能成为小人,不成为天使就只能狠狠心做魔鬼,不进入圣祠就只能跪在历史的耻辱柱前。
这里,只有道德教条的严酷压力,没有为现实人性的软弱和不完美预留一点弹性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甚至是最简单最轻松的选择。而活下来,却需要勇气。你必须承受社会舆论和内心负罪感的双重挑战,这往往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力不是足够强健,肯定要在这种重压之下委顿,再也难以发出热量。
《清史稿·祖大寿传》共四千余字,其中关于祖大寿降清之后六年之内的事迹记载仅寥寥三十二字:
明年,世祖定鼎京师,大寿从入关。子泽溥在明官左都督,至是亦降。十三年(公元1640年),大寿卒。
这枯燥平淡的几十字,从一个侧面明确传递出祖大寿生命中最后六年生活的压抑、灰暗:那是一种苟活。
明初有这样一个故事:元朝末年的礼部尚书危素,在元朝覆亡之后曾投井自杀却被救出。虽然他是个汉人,可是从一而终的原则却高于民族分野。朱元璋听说此事,认为其人忠义可用,把他招来安排在自己身边做侍从文官。
朱元璋此时也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举动使自己也使危素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境地。他因为欣赏危素的忠义而把他救上来,却使危素陷入了不忠的窘境。他出于利用危素的品质而信任他,却使自己成了鼓励贰臣的人主。
在危素尽心尽力地为他服务了一段时间之后,朱元璋突然省悟到了这一点,当然,他是不会错的,那么只能是危素错了。于是这个危素在他眼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有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屏风后闲坐,危素从门口进来,足声橐橐(tuò)。
朱元璋问:“来人是谁?”危素答道:“老臣危素。”朱元璋对危素泰然自若的语气十分反感,冷冷地说:“老臣危素,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
不久,朱元璋举行朝会,廷臣牵来元宫廷驯养的一头大象来表演节目。不料,这头大象可能是到了新环境不太适应,死活不肯表演,让满朝文武大为尴尬。朱元璋一怒之下,命人把这头大象杀了。可是事后一想,却认为大象是忠于故主,应该褒扬,遂命令予以厚葬。然后,他又让人做了块牌子,上面写上“危不如象”四个字,挂在危素身上,来奚落这个不幸的老头。不久,朱元璋找了个借口,把危素流放到了边远地方,让他在屈辱中郁郁而死。
我们不知道武人吴三桂是否知道这个故事,但是,对于投降之后的精神代价,他必然比我们认识得深刻痛切。
吴三桂觉得自己生不逢时。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洪承畴是在朝衮衮诸公中吴三桂真心敬重的人物之一。对于读书人,吴三桂的心理一直很矛盾。一方面,他对这些人嘴里那些深奥的道理敬畏有加;另一方面,这些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人,办起事来却往往让他诧异不已。
这些人办正事迂腐天真,可是捞起钱来门道比谁都精,钻营起来脸皮比谁都厚。遇到树名邀誉的机会争先恐后,到了拿章程做决断的时候却言不及义,纷纷推诿。满朝大员,率多此类,吴三桂以为,帝国就是在这些人手里败坏了。
不过,洪承畴和他们不一样。这位大帅外表也一样的文弱,可眼神中却有股通透沉静之气,那是胸中有城府有见识有块垒有操持的沉静。这位文章学问名满京师的学士,并不是那种只能纸上谈兵的书呆子,他放下毛笔跨上战马,就把大名鼎鼎的李自成打得只剩下十八骑败走商洛。
吴三桂觉得,书上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读书人就应该是这样,内圣外王,下马能文,上马能武,这才是受了圣人之教,得了圣人之道。对这样的人,吴三桂从心底里佩服,他们才是天地正气之所钟,帝国希望之所在,虽然满朝昏昏,但只要有几个这样的大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大明朝就有希望,老朱家的气数就不会尽。
松锦陷落之后,人们都作好了悲痛的准备,等待着洪承畴殉国的消息传来。毫无疑问,又一个崇高的身影将走进祭坛,做孔孟之言的悲壮殉葬,和苏武、岳飞、文天祥们一起享受后代的崇敬眼光。也许还会有《正气歌》之类的作品留下来,成为千古名篇。崇祯皇帝甚至已经在北京为洪承畴立了祠堂,设了祭坛。
可洪承畴居然就投降了。道德文章的这位光辉代表转眼就成了丑恶的叛徒,一夜之间,就从高耸入云的道德殿堂坠入精神地狱。这个角色转换也实在太迅速了,实在叫人难以适应。
还有舅舅祖大寿。吴三桂和他情同父子。这个曾经威名凛凛后来又身败名裂的将军,其实就是一个既慈祥又威严的老头。这个老头曾为大明江山出过死力,也曾大义凛然在生死之际多次拒绝满洲人的利诱。只是最后一次,身家性命和儿孙前途使他作了另一种选择。
这一次选择就扼杀了自己的精神生命,以往所有的功绩、忠贞,全都被泯灭。大忠大奸,大善大恶,竟然是一念之间判然分野。做人难啊!
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竟然不是自我所能左右,而是常常受到你所连属的社会粗暴而蛮横的威胁。
一个人,常常会突然陷入外部情势所造成的精神陷阱之中。比如,所依附的王朝灭亡了,无辜的生命会面临尽忠还是求生的考验;比如,一个妇女的丈夫死了,她面对的是苦苦守节还是忍辱再嫁的两难选择;再比如,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会在突然之间因为自己的亲戚犯罪而被株连入狱,虽然自己和这个亲戚可能根本不通音信。
在苛刻的道德伦理标准之下,一个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两极选择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会伦理两方面同样强烈的撕扯,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王朝板荡,你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选择做贰臣,不成君子只能成为小人,不成为天使就只能狠狠心做魔鬼,不进入圣祠就只能跪在历史的耻辱柱前。
这里,只有道德教条的严酷压力,没有为现实人性的软弱和不完美预留一点弹性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甚至是最简单最轻松的选择。而活下来,却需要勇气。你必须承受社会舆论和内心负罪感的双重挑战,这往往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力不是足够强健,肯定要在这种重压之下委顿,再也难以发出热量。
《清史稿·祖大寿传》共四千余字,其中关于祖大寿降清之后六年之内的事迹记载仅寥寥三十二字:
明年,世祖定鼎京师,大寿从入关。子泽溥在明官左都督,至是亦降。十三年(公元1640年),大寿卒。
这枯燥平淡的几十字,从一个侧面明确传递出祖大寿生命中最后六年生活的压抑、灰暗:那是一种苟活。
明初有这样一个故事:元朝末年的礼部尚书危素,在元朝覆亡之后曾投井自杀却被救出。虽然他是个汉人,可是从一而终的原则却高于民族分野。朱元璋听说此事,认为其人忠义可用,把他招来安排在自己身边做侍从文官。
朱元璋此时也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举动使自己也使危素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境地。他因为欣赏危素的忠义而把他救上来,却使危素陷入了不忠的窘境。他出于利用危素的品质而信任他,却使自己成了鼓励贰臣的人主。
在危素尽心尽力地为他服务了一段时间之后,朱元璋突然省悟到了这一点,当然,他是不会错的,那么只能是危素错了。于是这个危素在他眼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有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屏风后闲坐,危素从门口进来,足声橐橐(tuò)。
朱元璋问:“来人是谁?”危素答道:“老臣危素。”朱元璋对危素泰然自若的语气十分反感,冷冷地说:“老臣危素,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
不久,朱元璋举行朝会,廷臣牵来元宫廷驯养的一头大象来表演节目。不料,这头大象可能是到了新环境不太适应,死活不肯表演,让满朝文武大为尴尬。朱元璋一怒之下,命人把这头大象杀了。可是事后一想,却认为大象是忠于故主,应该褒扬,遂命令予以厚葬。然后,他又让人做了块牌子,上面写上“危不如象”四个字,挂在危素身上,来奚落这个不幸的老头。不久,朱元璋找了个借口,把危素流放到了边远地方,让他在屈辱中郁郁而死。
我们不知道武人吴三桂是否知道这个故事,但是,对于投降之后的精神代价,他必然比我们认识得深刻痛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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