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留云借月 第十四章 谈中国人·有容乃大·中国人，日本人
中国人民或许生于地大物博的中华，有5000年的文化与历史，又受孔孟礼教之熏陶，因此无论从文从武，学剑学书，在野在朝，无时无刻都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超越了党派，超越了地区，甚至超越了时空，使炎黄子孙都有一种为国为党奉献的精神，服从领袖、服从党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自勉，即使领袖不一定绝对无错，即使党不一定有合适的政策。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中国人的使命感比任何民族更深刻、更贯彻。
中国人在海外有成就的实在不少，尤以在学术与科技方面更有杰出的贡献。但中国人到处受排挤，到处受到有形与无形的歧视。东南亚的难民群中不少是当年在东南亚雄踞一方的豪富，但他们都没有军权，更没有政治力量，无论其成就如何高人一等，到头来还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在美国，中国人已渐渐地提高警觉，开始认识参与政治的重要性。20年来我和少数友人为了这工作曾不断大声疾呼，从不泄气，现在才略有成果。但中国的前途、命运不在美国，不在海外，而该从中国的核心政治做起，我们在海外只能做些打杂零工，中国的领导人该拿出勇气与智慧来。
美国底特律城的陈果仁被杀事件，就是中国人在海外受气的最明显的例子。白人父子硬生生地把一个无辜的中国人活活打死，法官在人证物证俱全之下只判两个杀人者3000美元罚金，无罪释放；假如被杀的是白人，是黑人，或是犹太人，法官绝对不敢如此荒唐。我为了此事曾亲自见了司法部长史密斯，并请他调查此案，他答应了。虽然也还有不少人游行抗议这种种族歧视，但我可以预期后果，那就是不了了之，其原因是中国人在国外太没力量了。
更可气的是两个杀人者把中国人误认为日本人，说是因为日本汽车工业侵占了美国汽车工业，使无数汽车工人失业，所以要报仇，我们中国人还替日本人做替死鬼，而日本人也没说半句公道话。虎落平阳，今日中国人所受的冤气比起百年前大概是大巫小巫而已。
我早年丧母，抗战期间做流亡学生，受尽战火迫害、生离死别之苦。抗战后到上海中央社工作，再与离别多年的外祖父母廖凤舒两老重聚，并承欢膝下，直到3年后我与陈纳德将军结婚才搬出廖家。因此与廖家的渊源极深，外公生前常和我谈到廖家的人与事。他说：“中国政治上的恩恩怨怨总会有一天解决的，作为一个中国人该要有奉献与牺牲的精神，大家才有希望。你还年轻，等你将来有出人头地之日，就会明白我的话。”外公去世已近20年了，现在外舅父廖承志也走了。我回忆在北京重逢时他对我说的话：“我年纪大了，有生之年当尽我一己之力为中国人做些事，以后的责任就要你们晚辈去努力了。”
举一个例子，香港因为1997年租约期满，人心惶惶。廖公曾多次和我谈到这个问题，他也很想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个棘手的问题解决，很多港人纷纷就这件事去中国请教廖公，他也为此而心劳力瘁。
中国人的命运是一连串的悲剧，清朝腐败无能，中国领土香港人的彷徨香港有“东方之珠”之称，是到亚洲旅游必经之路，也是西方人最向往、最喜欢的东方城市。凡是从事国际贸易的机构，若要在亚洲设立分公司，香港是第一个被考虑的地点。这个挤得透不过气来的小岛，竟然有600万人口，而且可能还更多，因为有许多无法统计的偷渡客及非法居民。
从飞机上看香港，除了一衣带水、大船小舟满布港口外，就是那样比鳞次的高楼大厦，这些不断增加的建筑似乎把太阳和海水都掩盖了，人车像蚂蚁在夹缝中冲锋陷阵。
到香港的游客大部乘坐飞机，因此启德机场的拥挤、繁乱实不亚于东京的羽田机场；飞机起降之频繁，依比例而言可算是世界第一。香港讨论、研究增建第二国际机场的议案是中英双方两年来争议不休的新闻，为了选择新机场的地点而意见不一。现在，机场的地点算是定了下来，第一期扩建工程也已上马，但是还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香港人被迫做英国殖地的公民，100多年来在大英帝国的统治下，升英国的国旗、唱“上帝保护帝后”的国歌，英国的港督比任何地区的督办都要风光。我读过一些近年来以香港为背景的英文畅销小说，例如《大班》和《朝代》，虽然内容生动，而且充满了传奇色彩，但我心中却有一股无法平息的愤怒与反感，因为香港的中国人做了这么久的次等公民，有些人居然就因此麻木了。美国人对英国皇族也有点说不出所以然的崇拜，但那是因为美国人的祖先多来自英伦，200多年前还是皇土皇民；但香港人不同，香港人与英国人除了帝臣的关系外，根本就没有血统的渊源，但有些香港人对英国人却那么“臣服”，这一点实在不能不佩服英国人统治殖民地的技巧和经验了。
我小学和中学大都在香港读书。初到香港时，我并不会说“香港话”，费了一段时间才慢慢地听懂老师的课，还好小孩学方言的能力比成年人强，不多久我就可以说很流利的“香港话”了。我在香港做了七八年的学生，但我并不喜欢香港。珍珠港事变后，逃难到抗战的大后方读书，生活比在香港苦多了，但我们却不以为苦，因为那片土地、那片青天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是我们的中国！早上升国旗、唱国歌、背读总理遗嘱……这一切，使我觉得有一个国家让我爱是一件多么骄傲的事。在香港，我就没有这种归属感。在电影院里，观众都得起立听英国国歌奏毕后才可坐下。我幼小心灵中常有一个问号：英国除了在鸦片战争中掠夺了无数的中国土地和民权之外，替中国人做了什么？
亚洲的“四小龙”都有人满之患，据说已有许多香港人移民，可是到底走了多少人？或许走了又回来，真的到外地作寓公的并不太多。大家一方面担忧1997年之后香港的前途，一方面又心存观望。中国为了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和香港的关系日渐密切，同时也尽量争取台湾的投资，除了经济特区受到特别照顾之外，现在又设立了免税区，以招撩外国资金并藉此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基础设备。但外国人深怕的是资金投进去后却受到中方的控制，及各级官员的刁难，这些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新问题，将是大陆经济发展的隐忧。1997年之后，中国的角色扮演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应努力于安抚民心以及做好公关，而且要言行一致，否则恐怕很难赢得香港人的信任。倒是香港人现在对所谓的民族与国家已有了更多的体认，也渐渐热衷参与香港的政治与选举，这应是好事一桩。
香港也是政治流浪汉和革命运动者的避风港，像抗日战争时，就曾使许多地下工作者有了发挥力量的空间。50年代，亲国民党、亲共产党的派系更是在这里各显神通。
写到此处，让我想到抗战时期做视中国西南的龙云。他是云南省主席，因为一只眼睛看不清楚，大家就喊他独眼龙。
先夫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后来改为美国十四航空队）即以云南昆明为总部。他和龙云建立了交情，十年如一日。
英国在全世界的殖民地中，香港算是她首屈一指的金库。其他如印度、马来西亚、南非、缅甸等地都已在第二次大战后纷纷独立。香港地位特殊，在经济与金融的运作中，有人把它比喻为亚洲的瑞士。我想瑞士在欧洲虽然是国际银行的大本营，但其复杂的国际关系，近10年来已有渐走下坡的趋势。
1949年开始，香港来了不少大陆人，香港人称之为“外江佬”，尤以上海人数目最多。上海人做生意比香港人精明，于是广东帮和上海帮曾经互相拼斗过一阵子，但久而久之，也就和平共存，大家一起做买卖了。大陆出来的人当初都是暂时性的，但香港居大不易，所以有些人又往回跑。
“移民”是香港人、台湾人最流行的话题，无论在任何场合都谈论。多次在香港友人的晚宴上，大家高谈阔论的无非是，谁已拿到美国绿卡、哪家人已在加拿大买了房子、某某人是空中飞人……有些人还自豪地说在哪儿已存了多少美钞、在哪个城市也投资做生意……以证明自己如何有办法，但他们可曾想到，一旁服务的侍应生他们的心中有何感受？他们到哪儿去？
国共分家之后，40年来两岸都出了不少有名英雄，也有更多无名英雄。这些人都为一个目标而奉献、而牺牲小我，可惜中国人没有写自传的习惯，而且也不鼓励当事人去写传记，这是中国近代史的缺憾，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是一大损失。
他们心目中的依归除了急功近利之外，还有什么灵感？我们没有把前人的功过、奉献以及是是非非坦白地告诉他们，再过些年月，中国近代的史记可能会失传，或是让外国人去写？更可惜的是，近50年来，许多仁人志士确实有可圈可点的伟绩值得作为中国青年的模范。最近我常见年轻人手握一卷孙运智先生的自传，孙先生本来很谦虚，不肯写自己奋斗的70年，但我们说服了他。
1989年4月7日我结束了在台北一周的访问，公事办完后，准备搭乘当日下午华航班机回美国。但在离台北前我还得去看望一位多年老友，那就是孙运智先生。
1985年冬天，当孙先生从荣总医院病房搬到外面去继续接受护理时我去看他，当然那时友好只希望他能早日康复，其他事都不多计较。不久他情况好转，但心情很脆弱，也易激动。我建议他利用时间写自传或回忆录。并告诉他随时用录音机录音，想到什么就把所思所忆记录下来，以后可以整理。
我还对他说每人的心路历程时过境迁很容易遗忘，但慢慢回忆时，许多住事就会不绝如缕地仿如昨民，因此写回忆录并不难，而且他有这么多的亲身经历可以与年轻人分享。
当时孙夫人俞蕙萱在旁说：“香梅的建议很好，你该做嘛。”
我又说西方人最爱写回忆录和自传，中国人在这方面很保守，不愿自我宣扬，但我觉得他对中国历史也该负责，不然将来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史该向哪儿找资料？为此孙先生出书可说是一壮拳，而我能在他病中首先向他提出这项要求也引以为荣。近年来凡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书册，多半是“外国专家”的手笔，读来有如隔靴搔痒，是是非非总难免有点不平之鸣——为什么中国人不支持中国历史学者来写中国近代史？
为什么中国政要在退位后仍然守口如瓶？
近一世纪来中国人经历了不知多少次大动荡、大浩劫，孙先生是这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诚如殷允巩在他的传记序中所说：“八年抗战的艰辛团结和建设台湾的克难打拼，对年轻人而言，似乎是一片空白。如果能透过对孙运智先生经历的忠实记录，是否会帮助年轻人增加些对大时代的认识了解？帮助读者增加些对社会的共识和国家观念？”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同的。
《天下杂志》驻美特派员扬艾俐女士是本书的作者，她曾亲自来看我，并把孙先生签了名的书送给我，她说这书出版后，大家都一读为快，真有洛阳纸贵的盛况，这真是喜事。
这本书实在值得一读。我们作为孙先生的朋友，读来更觉亲切，而且有许多大小事情虽然相交多年，若不是读了这本书实无法了解孙先生“数十年来家国”的苦心。
我相信身为孙家子女也未了然于胸，只有蕙萱夫人心中有数，但她是我所识的贵夫人中最谦和的一位，《孙运智传》问世大家该谢蕙萱夫人，此外就是孙先生的助理严孝京女士。孙先生有如此贤慧的内助，又有如此能干的助理，可说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我们罢卷之余当不要忘记这两位功臣才对。
中国人！是我们多读、多说、多写的时候了，这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责任。
103岁的张岳公尝遍了近百年来中国的沧桑，肚子里藏着许多故事，真希望台湾方面替他整理文稿的人早日出版他的手记；又新闻界前辈如马树礼、马星野、魏景蒙诸公更有不少珍贵的典故、嬉笑怒骂的趣事，可惜都没有记下来。最近读报，说马树礼先生在专心写回忆录，可喜可贺。近年来，海峡两岸有些了不起的人物，他们不是总统，也不是元帅，只是公仆，虽然现在多已作古，但他们一生都为他们的信仰，为他们的国家奉献，值得尊敬。
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他的偶像，当然历史中的伟人不少，但都不够亲切，我对叶公超与廖承志这两位先生的认识较深，而且在他们无奈的晚年和他们常有深谈，亦师亦友。相信百年后历史会对这两位有血有肉的长者有公正而崇高的评价。
张群先生，大家称他“岳公”，我和他相识近40年，可说是忘年之交。
1990年11月中旬还到台北他的住宅，特别去看望他，当时他精神还不错，他对我说：“我近来身体特别虚弱，这次恐怕要对你说再见，而且，恐怕你再来时，我不一定能再见到你！”
我怕他疲倦，因大家已交谈了一个小时。但他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我心中也非常难过，所以又再停留了一小时，从上午10时至近中午才离开。
我自50年代和他相识后，与他交情特别深切，岳公先生为人风趣，平易近人，七八十岁时还常和他人谈诗词书画及人生哲学。我常劝他写自传，把中国近代史做一个总交代，尤其是他对中日关系的一段历史更值得大家参考。后来在1975年，他的《我和日本六十年》一书出版了，他在书后特别感谢我，我写了《与张岳军先生谈话》一书，也在台北出版了。
我1949年离开大陆，到1980年再旧地重游，回到我的出生地北京市。30年代，我们生活在北京，对北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小的时候，夏天经常到青岛去避暑，这些几时的回忆，至今仍让我心潮激荡。
自从1980年回到祖国来以后，我每一年都回来很多次，各方面邀请的也很多。比如说海南岛，我们建议中国政府把海南开发起来，因为我觉得台湾是第一宝岛，海南是第二宝岛。所以我们免费设计了海南岛凤凰机场搞机场不但不会赚钱，还要花很多心力，并且要有专业，我们就找专家进行设计。国家对我们很重视，我们不是来中国赚钱，我们是为祖国做事情的。其他人来做进出口贸易什么的，我们一样也没有做，我们都是义务奉献。
李鹏先生1984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就三峡工程问题和美国的有关方面签订技术协定，准备中美合作事宜。我们请匡本先生去三峡考察。他写了很长的报告，认为三峡工程在当时的情况下还不能上马，又是移动人口又是经费什么的，问题大多，应该缓一下。中国政府接受了我们的意见，还是缓了一下。后来因为水灾的问题，三峡工程就被提上来了。上海开发、特区建设，以及民航局建设，我们都有很多建议。我们说交通搞不好，四个现代化怎么实现？所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搞好交通运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步。
我在美国30多年了，各方面的人都很熟。我现在虽然是一个美国人，但是能为我的祖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也心甘情愿。尤其是里根时代，凡是中国的事情，他们多半都去问我。我觉得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搞得好，对亚洲、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尽力促进中美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当时，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等领导人访问美国，我都参与的。
“北京风波”以后，我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带台湾、香港的两个代表团到大陆来进行投资访问，当时台湾方面就有好多人骂我，可是我不反应。好多人就说你为什么不反应啊？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切由时间来验证好了，因为当时尽管有好多人反对我，但也有不少人赞成我，李登辉先生就赞成我，但是他不讲。现在大家都感激我了，可是在当时，有两个人跟我们回去以后就被台湾当局扣留了，台湾当局警告他们一年内不许离开台湾。北京方面对我们的大陆投资访问团很重视，安排我们住钓鱼台18号总统楼。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是我开这个路大家不敢走。所以有时候做事要有点勇气，有了勇气以后呢，还要眼光看得远一点，并且没有私心，正所谓“无欲刚刚”。
当时的投资访问团副团长朱伯舜先生，后来写了一本书——《与陈香梅两访中国大陆》也成名了。他是上海人，生意做得很好。我这个人比较超然，甘心做一名学者，我如果做生意不晓得能赚多少钱！可在生意场上，我只是给他们介绍一下，让他们去做，穿针引线而已。
国家旅游局局长刘毅今年7月份访美，是我安排的，这是“北京风波”事件以后第一个部长级官员到美国去访问，所以现在很多事情我是在暗中帮忙。总之，一个人想要做点好事，老天都会照顾他的。
12年来，我到大陆来了多少次，已记不清楚了，反正不下几十次了吧，因为我每年都来好几次。就说今年吧，到6月份为止，我已经来了4次，我在大陆交了许多朋友，许多省市请我做他们的顾问，可是，我时间不够用，多半是从北京到上海，办完事就走。我自己觉得，晚年能够回到大陆来，能为祖国做点事情，是我的本份。就中国领导人方面来说，有时候听我讲一讲，我做他们的眼睛，做他们的耳朵，大家关起门来聊一聊，也不无好处。
有两句话，我经常跟中国人讲，那就是“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两包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头一句，一个人心里能够容得人，人家来讲是非，你听了能不生气，听了以后还不去计较，这是很困难的。虽然心里讲不要计较不要计较，你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不管做什么事，你真能做到自己没有私心，你就站得稳。
我在华府30年，风风雨雨经过了许多，虽然，这两句话没有完全做到，可是我觉得最低限度做到了一半，这样才能比较风平浪静，不然的话，一个亚裔女人在美国这么多年，怎么过？美国现在还是有种族歧视，什么对黑人呀，反亚裔啊，搞来搞去。当然这也很难怪人家。比方讲，自种人到我们中国来，我们对他们可能也会有点歧视。
进入主流以后，我一直都是我做得对的就不怕，就站出来讲，所以大家对我还是比较看得重的。就是说，有理我就气壮！当然，没有理你不能去胡闹。1980年，里根总统派我做代表到北京来，许多人都很妒忌，连基辛格都很妒忌，因为他心里老是想着我像他一样，想名又想利，其实我心里根本没有这些。
尼克松曾跟基辛格讲：“亚洲的事情你一定会问陈香梅。”因为当时越南的事他都是委托我办的。基辛格认识尼克松的时间没我这么久，他是1968年由副总统安格纽介绍进去的，当时他没有钱也没有名。尼克松给他讲，你要去问这个女人，他心里边讲：“唉，问她？”他当然不高兴，心里一直很低估我。我心里却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后来，基辛格几次到水门去看我，因为尼克松叫他去，他不敢不去，但他心里还是有点渣滓。
基辛格是犹太人，犹太人在美国的势力很大。他们很团结，控制着报纸、广播、金融、银行等行业，所以我心里想我怎么可以斗得过他呢？那个时候，尼克松让我入阁我都不要，因为我到国务院去一定在他手下干，受不了啊！后来里根上来了，他竞选的时候，我是他竞选核心小组的核心人物。他们里面只有七八个人，我是其中一个，况且只我一个女的，所以里根对我也很重视。他跟我做朋友差不多20几年了，他还没有出山的时候，我们经常在洛杉矶碰面。后来里根总统请我出来做事，我就接受了，出来做出口委员会的副主席。布什做总统的时候，就请我做白宫学者委员会主席。这些都是有职无薪的工作，我自己还得另外做事情，目的就是不需要被人家管。
这几十年来，可以说在亚裔里面，有的人做大实业很成功，比如香港的霍英东、李嘉诚、包玉刚等，他们做实业赚钱都很成功，可是能够在政治方面有一个地位的，我想除了新加坡的李光耀，他是自己打天下的，不做第二人想。
美国也有很多电影界人士，要给我拍电影什么的，我说现在还不到时候。在美国，大家提起我的名字，还是比较尊重的。我已经67岁了，有一点我觉得我这一生人缘很好。也许因为我比较平易近人，新闻界从来不会骂我，我跟他们处得很好。在政治方面呢，我小的事情不去计较，所以也就没事了。
不然，限他们去争吧，那怎么能争得过人家？现在布什总统又去竞选，这个说代表什么，那个说代表什么，我都不去争，光是亚裔共和党就有几十个，他们就是不能够集中来做事情。不管怎么说吧，“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两句话，不失为做人的一条最基本的准则。
有一个笑话，说是一个中国人对一个日本人，中国人肯定能赢；两个中国人对两个日本人，打个平手；三个中国人对三个日本人，中国人一定失败。就是说日本人团结，中国人不团结，现在还有这个问题。
我们的文化有传统的问题，比如说“各人自扫门前雪，甭管他人瓦上霜”，就是告诉你不要管别人的闲事。中国地方很大，看起来像一个欧洲，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以前语言不统一的时候，大家连言语都搞不清楚。你是山东人，我是北京人，他是广州人，地方观念很强。一直到今天，包括进入政治圈子里的人在内，还是有点不团结。比方说我介绍一个人给总统办公用，别的人又吃醋了，唉呀，怎么不介绍我？现在，韩国人、日本人已经进入政治圈子了，民主党里面有许多日本人了，韩国人现在慢慢比中国人还团结，中国人整天要拿个什么名啊利啊的，争来斗去。现在很多华侨回来，名堂一大堆，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日本军国主义把我们中国害得好惨。日本这个民族很有自己的持点，它内部不管怎么争斗，对外却是一致的。日本人接受能力很强，很善于吸收各种外来文化的补养。日本以前也是模仿人家，学习人家，现在它的经济腾飞了，要改写历史，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日本人卖点东西给你或者是贷款给你，可是他技术不转移，他不是什么东西都给你，总是有所保留。
美国人个性比较开朗一点，他说这个东西转移就转移，不转移就不转移，讲得比较清楚。美国尽管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但也有她好的地方。今天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想到美国去，是因为你只要有能力，肯吃苦，你不会饿死。
我到以色列去，发现这个犹太人的国家实在了不起。犹太人到底有办法，也真能干，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使一个四面被包围着的国家，由沙漠变成了绿洲。新加坡的李光耀也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使你不能不佩服他。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中国人在海外有成就的实在不少，尤以在学术与科技方面更有杰出的贡献。但中国人到处受排挤，到处受到有形与无形的歧视。东南亚的难民群中不少是当年在东南亚雄踞一方的豪富，但他们都没有军权，更没有政治力量，无论其成就如何高人一等，到头来还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在美国，中国人已渐渐地提高警觉，开始认识参与政治的重要性。20年来我和少数友人为了这工作曾不断大声疾呼，从不泄气，现在才略有成果。但中国的前途、命运不在美国，不在海外，而该从中国的核心政治做起，我们在海外只能做些打杂零工，中国的领导人该拿出勇气与智慧来。
美国底特律城的陈果仁被杀事件，就是中国人在海外受气的最明显的例子。白人父子硬生生地把一个无辜的中国人活活打死，法官在人证物证俱全之下只判两个杀人者3000美元罚金，无罪释放；假如被杀的是白人，是黑人，或是犹太人，法官绝对不敢如此荒唐。我为了此事曾亲自见了司法部长史密斯，并请他调查此案，他答应了。虽然也还有不少人游行抗议这种种族歧视，但我可以预期后果，那就是不了了之，其原因是中国人在国外太没力量了。
更可气的是两个杀人者把中国人误认为日本人，说是因为日本汽车工业侵占了美国汽车工业，使无数汽车工人失业，所以要报仇，我们中国人还替日本人做替死鬼，而日本人也没说半句公道话。虎落平阳，今日中国人所受的冤气比起百年前大概是大巫小巫而已。
我早年丧母，抗战期间做流亡学生，受尽战火迫害、生离死别之苦。抗战后到上海中央社工作，再与离别多年的外祖父母廖凤舒两老重聚，并承欢膝下，直到3年后我与陈纳德将军结婚才搬出廖家。因此与廖家的渊源极深，外公生前常和我谈到廖家的人与事。他说：“中国政治上的恩恩怨怨总会有一天解决的，作为一个中国人该要有奉献与牺牲的精神，大家才有希望。你还年轻，等你将来有出人头地之日，就会明白我的话。”外公去世已近20年了，现在外舅父廖承志也走了。我回忆在北京重逢时他对我说的话：“我年纪大了，有生之年当尽我一己之力为中国人做些事，以后的责任就要你们晚辈去努力了。”
举一个例子，香港因为1997年租约期满，人心惶惶。廖公曾多次和我谈到这个问题，他也很想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个棘手的问题解决，很多港人纷纷就这件事去中国请教廖公，他也为此而心劳力瘁。
中国人的命运是一连串的悲剧，清朝腐败无能，中国领土香港人的彷徨香港有“东方之珠”之称，是到亚洲旅游必经之路，也是西方人最向往、最喜欢的东方城市。凡是从事国际贸易的机构，若要在亚洲设立分公司，香港是第一个被考虑的地点。这个挤得透不过气来的小岛，竟然有600万人口，而且可能还更多，因为有许多无法统计的偷渡客及非法居民。
从飞机上看香港，除了一衣带水、大船小舟满布港口外，就是那样比鳞次的高楼大厦，这些不断增加的建筑似乎把太阳和海水都掩盖了，人车像蚂蚁在夹缝中冲锋陷阵。
到香港的游客大部乘坐飞机，因此启德机场的拥挤、繁乱实不亚于东京的羽田机场；飞机起降之频繁，依比例而言可算是世界第一。香港讨论、研究增建第二国际机场的议案是中英双方两年来争议不休的新闻，为了选择新机场的地点而意见不一。现在，机场的地点算是定了下来，第一期扩建工程也已上马，但是还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香港人被迫做英国殖地的公民，100多年来在大英帝国的统治下，升英国的国旗、唱“上帝保护帝后”的国歌，英国的港督比任何地区的督办都要风光。我读过一些近年来以香港为背景的英文畅销小说，例如《大班》和《朝代》，虽然内容生动，而且充满了传奇色彩，但我心中却有一股无法平息的愤怒与反感，因为香港的中国人做了这么久的次等公民，有些人居然就因此麻木了。美国人对英国皇族也有点说不出所以然的崇拜，但那是因为美国人的祖先多来自英伦，200多年前还是皇土皇民；但香港人不同，香港人与英国人除了帝臣的关系外，根本就没有血统的渊源，但有些香港人对英国人却那么“臣服”，这一点实在不能不佩服英国人统治殖民地的技巧和经验了。
我小学和中学大都在香港读书。初到香港时，我并不会说“香港话”，费了一段时间才慢慢地听懂老师的课，还好小孩学方言的能力比成年人强，不多久我就可以说很流利的“香港话”了。我在香港做了七八年的学生，但我并不喜欢香港。珍珠港事变后，逃难到抗战的大后方读书，生活比在香港苦多了，但我们却不以为苦，因为那片土地、那片青天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是我们的中国！早上升国旗、唱国歌、背读总理遗嘱……这一切，使我觉得有一个国家让我爱是一件多么骄傲的事。在香港，我就没有这种归属感。在电影院里，观众都得起立听英国国歌奏毕后才可坐下。我幼小心灵中常有一个问号：英国除了在鸦片战争中掠夺了无数的中国土地和民权之外，替中国人做了什么？
亚洲的“四小龙”都有人满之患，据说已有许多香港人移民，可是到底走了多少人？或许走了又回来，真的到外地作寓公的并不太多。大家一方面担忧1997年之后香港的前途，一方面又心存观望。中国为了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和香港的关系日渐密切，同时也尽量争取台湾的投资，除了经济特区受到特别照顾之外，现在又设立了免税区，以招撩外国资金并藉此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基础设备。但外国人深怕的是资金投进去后却受到中方的控制，及各级官员的刁难，这些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新问题，将是大陆经济发展的隐忧。1997年之后，中国的角色扮演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应努力于安抚民心以及做好公关，而且要言行一致，否则恐怕很难赢得香港人的信任。倒是香港人现在对所谓的民族与国家已有了更多的体认，也渐渐热衷参与香港的政治与选举，这应是好事一桩。
香港也是政治流浪汉和革命运动者的避风港，像抗日战争时，就曾使许多地下工作者有了发挥力量的空间。50年代，亲国民党、亲共产党的派系更是在这里各显神通。
写到此处，让我想到抗战时期做视中国西南的龙云。他是云南省主席，因为一只眼睛看不清楚，大家就喊他独眼龙。
先夫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后来改为美国十四航空队）即以云南昆明为总部。他和龙云建立了交情，十年如一日。
英国在全世界的殖民地中，香港算是她首屈一指的金库。其他如印度、马来西亚、南非、缅甸等地都已在第二次大战后纷纷独立。香港地位特殊，在经济与金融的运作中，有人把它比喻为亚洲的瑞士。我想瑞士在欧洲虽然是国际银行的大本营，但其复杂的国际关系，近10年来已有渐走下坡的趋势。
1949年开始，香港来了不少大陆人，香港人称之为“外江佬”，尤以上海人数目最多。上海人做生意比香港人精明，于是广东帮和上海帮曾经互相拼斗过一阵子，但久而久之，也就和平共存，大家一起做买卖了。大陆出来的人当初都是暂时性的，但香港居大不易，所以有些人又往回跑。
“移民”是香港人、台湾人最流行的话题，无论在任何场合都谈论。多次在香港友人的晚宴上，大家高谈阔论的无非是，谁已拿到美国绿卡、哪家人已在加拿大买了房子、某某人是空中飞人……有些人还自豪地说在哪儿已存了多少美钞、在哪个城市也投资做生意……以证明自己如何有办法，但他们可曾想到，一旁服务的侍应生他们的心中有何感受？他们到哪儿去？
国共分家之后，40年来两岸都出了不少有名英雄，也有更多无名英雄。这些人都为一个目标而奉献、而牺牲小我，可惜中国人没有写自传的习惯，而且也不鼓励当事人去写传记，这是中国近代史的缺憾，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是一大损失。
他们心目中的依归除了急功近利之外，还有什么灵感？我们没有把前人的功过、奉献以及是是非非坦白地告诉他们，再过些年月，中国近代的史记可能会失传，或是让外国人去写？更可惜的是，近50年来，许多仁人志士确实有可圈可点的伟绩值得作为中国青年的模范。最近我常见年轻人手握一卷孙运智先生的自传，孙先生本来很谦虚，不肯写自己奋斗的70年，但我们说服了他。
1989年4月7日我结束了在台北一周的访问，公事办完后，准备搭乘当日下午华航班机回美国。但在离台北前我还得去看望一位多年老友，那就是孙运智先生。
1985年冬天，当孙先生从荣总医院病房搬到外面去继续接受护理时我去看他，当然那时友好只希望他能早日康复，其他事都不多计较。不久他情况好转，但心情很脆弱，也易激动。我建议他利用时间写自传或回忆录。并告诉他随时用录音机录音，想到什么就把所思所忆记录下来，以后可以整理。
我还对他说每人的心路历程时过境迁很容易遗忘，但慢慢回忆时，许多住事就会不绝如缕地仿如昨民，因此写回忆录并不难，而且他有这么多的亲身经历可以与年轻人分享。
当时孙夫人俞蕙萱在旁说：“香梅的建议很好，你该做嘛。”
我又说西方人最爱写回忆录和自传，中国人在这方面很保守，不愿自我宣扬，但我觉得他对中国历史也该负责，不然将来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史该向哪儿找资料？为此孙先生出书可说是一壮拳，而我能在他病中首先向他提出这项要求也引以为荣。近年来凡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书册，多半是“外国专家”的手笔，读来有如隔靴搔痒，是是非非总难免有点不平之鸣——为什么中国人不支持中国历史学者来写中国近代史？
为什么中国政要在退位后仍然守口如瓶？
近一世纪来中国人经历了不知多少次大动荡、大浩劫，孙先生是这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诚如殷允巩在他的传记序中所说：“八年抗战的艰辛团结和建设台湾的克难打拼，对年轻人而言，似乎是一片空白。如果能透过对孙运智先生经历的忠实记录，是否会帮助年轻人增加些对大时代的认识了解？帮助读者增加些对社会的共识和国家观念？”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同的。
《天下杂志》驻美特派员扬艾俐女士是本书的作者，她曾亲自来看我，并把孙先生签了名的书送给我，她说这书出版后，大家都一读为快，真有洛阳纸贵的盛况，这真是喜事。
这本书实在值得一读。我们作为孙先生的朋友，读来更觉亲切，而且有许多大小事情虽然相交多年，若不是读了这本书实无法了解孙先生“数十年来家国”的苦心。
我相信身为孙家子女也未了然于胸，只有蕙萱夫人心中有数，但她是我所识的贵夫人中最谦和的一位，《孙运智传》问世大家该谢蕙萱夫人，此外就是孙先生的助理严孝京女士。孙先生有如此贤慧的内助，又有如此能干的助理，可说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我们罢卷之余当不要忘记这两位功臣才对。
中国人！是我们多读、多说、多写的时候了，这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责任。
103岁的张岳公尝遍了近百年来中国的沧桑，肚子里藏着许多故事，真希望台湾方面替他整理文稿的人早日出版他的手记；又新闻界前辈如马树礼、马星野、魏景蒙诸公更有不少珍贵的典故、嬉笑怒骂的趣事，可惜都没有记下来。最近读报，说马树礼先生在专心写回忆录，可喜可贺。近年来，海峡两岸有些了不起的人物，他们不是总统，也不是元帅，只是公仆，虽然现在多已作古，但他们一生都为他们的信仰，为他们的国家奉献，值得尊敬。
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他的偶像，当然历史中的伟人不少，但都不够亲切，我对叶公超与廖承志这两位先生的认识较深，而且在他们无奈的晚年和他们常有深谈，亦师亦友。相信百年后历史会对这两位有血有肉的长者有公正而崇高的评价。
张群先生，大家称他“岳公”，我和他相识近40年，可说是忘年之交。
1990年11月中旬还到台北他的住宅，特别去看望他，当时他精神还不错，他对我说：“我近来身体特别虚弱，这次恐怕要对你说再见，而且，恐怕你再来时，我不一定能再见到你！”
我怕他疲倦，因大家已交谈了一个小时。但他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我心中也非常难过，所以又再停留了一小时，从上午10时至近中午才离开。
我自50年代和他相识后，与他交情特别深切，岳公先生为人风趣，平易近人，七八十岁时还常和他人谈诗词书画及人生哲学。我常劝他写自传，把中国近代史做一个总交代，尤其是他对中日关系的一段历史更值得大家参考。后来在1975年，他的《我和日本六十年》一书出版了，他在书后特别感谢我，我写了《与张岳军先生谈话》一书，也在台北出版了。
我1949年离开大陆，到1980年再旧地重游，回到我的出生地北京市。30年代，我们生活在北京，对北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小的时候，夏天经常到青岛去避暑，这些几时的回忆，至今仍让我心潮激荡。
自从1980年回到祖国来以后，我每一年都回来很多次，各方面邀请的也很多。比如说海南岛，我们建议中国政府把海南开发起来，因为我觉得台湾是第一宝岛，海南是第二宝岛。所以我们免费设计了海南岛凤凰机场搞机场不但不会赚钱，还要花很多心力，并且要有专业，我们就找专家进行设计。国家对我们很重视，我们不是来中国赚钱，我们是为祖国做事情的。其他人来做进出口贸易什么的，我们一样也没有做，我们都是义务奉献。
李鹏先生1984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就三峡工程问题和美国的有关方面签订技术协定，准备中美合作事宜。我们请匡本先生去三峡考察。他写了很长的报告，认为三峡工程在当时的情况下还不能上马，又是移动人口又是经费什么的，问题大多，应该缓一下。中国政府接受了我们的意见，还是缓了一下。后来因为水灾的问题，三峡工程就被提上来了。上海开发、特区建设，以及民航局建设，我们都有很多建议。我们说交通搞不好，四个现代化怎么实现？所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搞好交通运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步。
我在美国30多年了，各方面的人都很熟。我现在虽然是一个美国人，但是能为我的祖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也心甘情愿。尤其是里根时代，凡是中国的事情，他们多半都去问我。我觉得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搞得好，对亚洲、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尽力促进中美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当时，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等领导人访问美国，我都参与的。
“北京风波”以后，我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带台湾、香港的两个代表团到大陆来进行投资访问，当时台湾方面就有好多人骂我，可是我不反应。好多人就说你为什么不反应啊？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切由时间来验证好了，因为当时尽管有好多人反对我，但也有不少人赞成我，李登辉先生就赞成我，但是他不讲。现在大家都感激我了，可是在当时，有两个人跟我们回去以后就被台湾当局扣留了，台湾当局警告他们一年内不许离开台湾。北京方面对我们的大陆投资访问团很重视，安排我们住钓鱼台18号总统楼。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是我开这个路大家不敢走。所以有时候做事要有点勇气，有了勇气以后呢，还要眼光看得远一点，并且没有私心，正所谓“无欲刚刚”。
当时的投资访问团副团长朱伯舜先生，后来写了一本书——《与陈香梅两访中国大陆》也成名了。他是上海人，生意做得很好。我这个人比较超然，甘心做一名学者，我如果做生意不晓得能赚多少钱！可在生意场上，我只是给他们介绍一下，让他们去做，穿针引线而已。
国家旅游局局长刘毅今年7月份访美，是我安排的，这是“北京风波”事件以后第一个部长级官员到美国去访问，所以现在很多事情我是在暗中帮忙。总之，一个人想要做点好事，老天都会照顾他的。
12年来，我到大陆来了多少次，已记不清楚了，反正不下几十次了吧，因为我每年都来好几次。就说今年吧，到6月份为止，我已经来了4次，我在大陆交了许多朋友，许多省市请我做他们的顾问，可是，我时间不够用，多半是从北京到上海，办完事就走。我自己觉得，晚年能够回到大陆来，能为祖国做点事情，是我的本份。就中国领导人方面来说，有时候听我讲一讲，我做他们的眼睛，做他们的耳朵，大家关起门来聊一聊，也不无好处。
有两句话，我经常跟中国人讲，那就是“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两包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头一句，一个人心里能够容得人，人家来讲是非，你听了能不生气，听了以后还不去计较，这是很困难的。虽然心里讲不要计较不要计较，你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不管做什么事，你真能做到自己没有私心，你就站得稳。
我在华府30年，风风雨雨经过了许多，虽然，这两句话没有完全做到，可是我觉得最低限度做到了一半，这样才能比较风平浪静，不然的话，一个亚裔女人在美国这么多年，怎么过？美国现在还是有种族歧视，什么对黑人呀，反亚裔啊，搞来搞去。当然这也很难怪人家。比方讲，自种人到我们中国来，我们对他们可能也会有点歧视。
进入主流以后，我一直都是我做得对的就不怕，就站出来讲，所以大家对我还是比较看得重的。就是说，有理我就气壮！当然，没有理你不能去胡闹。1980年，里根总统派我做代表到北京来，许多人都很妒忌，连基辛格都很妒忌，因为他心里老是想着我像他一样，想名又想利，其实我心里根本没有这些。
尼克松曾跟基辛格讲：“亚洲的事情你一定会问陈香梅。”因为当时越南的事他都是委托我办的。基辛格认识尼克松的时间没我这么久，他是1968年由副总统安格纽介绍进去的，当时他没有钱也没有名。尼克松给他讲，你要去问这个女人，他心里边讲：“唉，问她？”他当然不高兴，心里一直很低估我。我心里却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后来，基辛格几次到水门去看我，因为尼克松叫他去，他不敢不去，但他心里还是有点渣滓。
基辛格是犹太人，犹太人在美国的势力很大。他们很团结，控制着报纸、广播、金融、银行等行业，所以我心里想我怎么可以斗得过他呢？那个时候，尼克松让我入阁我都不要，因为我到国务院去一定在他手下干，受不了啊！后来里根上来了，他竞选的时候，我是他竞选核心小组的核心人物。他们里面只有七八个人，我是其中一个，况且只我一个女的，所以里根对我也很重视。他跟我做朋友差不多20几年了，他还没有出山的时候，我们经常在洛杉矶碰面。后来里根总统请我出来做事，我就接受了，出来做出口委员会的副主席。布什做总统的时候，就请我做白宫学者委员会主席。这些都是有职无薪的工作，我自己还得另外做事情，目的就是不需要被人家管。
这几十年来，可以说在亚裔里面，有的人做大实业很成功，比如香港的霍英东、李嘉诚、包玉刚等，他们做实业赚钱都很成功，可是能够在政治方面有一个地位的，我想除了新加坡的李光耀，他是自己打天下的，不做第二人想。
美国也有很多电影界人士，要给我拍电影什么的，我说现在还不到时候。在美国，大家提起我的名字，还是比较尊重的。我已经67岁了，有一点我觉得我这一生人缘很好。也许因为我比较平易近人，新闻界从来不会骂我，我跟他们处得很好。在政治方面呢，我小的事情不去计较，所以也就没事了。
不然，限他们去争吧，那怎么能争得过人家？现在布什总统又去竞选，这个说代表什么，那个说代表什么，我都不去争，光是亚裔共和党就有几十个，他们就是不能够集中来做事情。不管怎么说吧，“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两句话，不失为做人的一条最基本的准则。
有一个笑话，说是一个中国人对一个日本人，中国人肯定能赢；两个中国人对两个日本人，打个平手；三个中国人对三个日本人，中国人一定失败。就是说日本人团结，中国人不团结，现在还有这个问题。
我们的文化有传统的问题，比如说“各人自扫门前雪，甭管他人瓦上霜”，就是告诉你不要管别人的闲事。中国地方很大，看起来像一个欧洲，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以前语言不统一的时候，大家连言语都搞不清楚。你是山东人，我是北京人，他是广州人，地方观念很强。一直到今天，包括进入政治圈子里的人在内，还是有点不团结。比方说我介绍一个人给总统办公用，别的人又吃醋了，唉呀，怎么不介绍我？现在，韩国人、日本人已经进入政治圈子了，民主党里面有许多日本人了，韩国人现在慢慢比中国人还团结，中国人整天要拿个什么名啊利啊的，争来斗去。现在很多华侨回来，名堂一大堆，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日本军国主义把我们中国害得好惨。日本这个民族很有自己的持点，它内部不管怎么争斗，对外却是一致的。日本人接受能力很强，很善于吸收各种外来文化的补养。日本以前也是模仿人家，学习人家，现在它的经济腾飞了，要改写历史，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日本人卖点东西给你或者是贷款给你，可是他技术不转移，他不是什么东西都给你，总是有所保留。
美国人个性比较开朗一点，他说这个东西转移就转移，不转移就不转移，讲得比较清楚。美国尽管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但也有她好的地方。今天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想到美国去，是因为你只要有能力，肯吃苦，你不会饿死。
我到以色列去，发现这个犹太人的国家实在了不起。犹太人到底有办法，也真能干，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使一个四面被包围着的国家，由沙漠变成了绿洲。新加坡的李光耀也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使你不能不佩服他。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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