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另一种方式
我站在乐清火车站售票大厅的一角和王美芬打电话。
我所站在位置，足以把整个开放式入口的情况一览无余。视野算不错，但我在打电话的时候，并没有分心它顾，如果不是那个小小的变故，我根本不会醒觉。
在售票大厅入口处，一直有两个男子在徘徊。看他们目光游离的样子，就知道是黄牛。进大厅购票的旅客，只要表现出一点迟疑不决，他们就会上去问一声去哪里要不要票。
拇指的人后来据我观察一共有四个，都着便装，其中一个年纪颇大，四五十岁的样子，估计是头。我并没看见黄牛是怎么找上他们的，原因一想便知，一定是他们在找我的时候，被黄牛误会了。于是黄牛就上去问要不要票，拇指们当然不要票，理都没理黄牛，这下子被无视的黄牛不高兴了，可能说了些不好听的话，然后拿手去拍中年人的胸口，被他旁边的年轻人一下子推开了。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注意到这一幕的。同时那中年人也看见了我。他指着我招呼同伴，我立刻就明白了他们的身份，这种时候，会出现在这里的找我的陌生人，除了来杀我的拇指，还能有谁。
于是我马上结束了与王美芬的通话。
两个气势汹汹的黄牛不知为何忽然蔫了下来，退开几步，原本我还指望着他们起更大的冲突，好趁机逃脱，现在只好另想法子了。
这里是人流极大的火车站，公共场合，拇指不会有胆子在这儿动手吧？
我和中年人的目光交错只是一瞬间的事，彼此都不能确定对方知道自己被发现了。
我收了电话，向他们走去。
中年人盯着我，那三个年轻人已经站好方位，把我的去路拦住。但我却并不看他，而是望向了那两个已经准备离开的黄牛。
“喂，有去上海的票吗？”隔了好几步我就出声问他们。
“有，有。一等座要不要，过会儿就开车了。”黄牛来了精神，其它那几个反倒愣住了。原本板着脸要迎我的也止住了脚步，都以为误会了。
“给我看看票，别是假的。”我凑到黄牛跟前说。
“怎么能是假的呢，别在这儿，我们出去说。”那黄牛瞧了那几个人一眼，压低声音说。
正合我意，我跟着黄牛往外走，经过一个“拇指”的时候，眼角余光瞥见他皱了皱眉。
“欸。”他和我打了个招呼，叉出一脚挡住我。
他想在这样的公共场合干什么吗，真出什么事能跑得了吗？我心里猜测着他们下一步的行动，脸上作茫然状望着他。
“你是……”
我猜他想问“你是那多吗”，但我没给他机会。心里决定一下，伸腿就蹬在他脚踝上。
脚踝是最脆弱的地方，我用上了六七分力，没下死力的原因是怕用力过头动作收回得慢了耽误自己逃跑，但已经足够让他“嗷”一声痛叫着蹲下去。我飞快地从缺口逃走，两个黄牛都看呆了，剩下几个“拇指”倒反应很快，没人管那名伤者，都追着我跑。
我冲出售票大厅，冲出火车站，跑到广场上。没工夫回头，只看见周围人的眼神，我就知道后面的尾巴跟得很紧。心里惊叹于他们的胆子，这样的不管不顾，是觉得出了什么事情，都可以让托盘来擦屁股吗。
火车站总是治安最混乱的地方，所以也是警察照顾最多的地方。我跑到广场上，一眼就瞧见前面路边停了一辆警车。虽然我看不清楚车里有没有人，但还是往那儿跑去，希望能吓阻追我的家伙。
飞奔到警车前，驾驶位上坐着个警察，头仰着在睡觉。我回头见那三个人压根儿不减速狂奔而来，连忙猛敲车窗。
警察睁开眼睛，皱着眉头，把窗户降下来。在这短短的三秒钟里我有两次想继续逃跑，面对喂食者协会的庞大压力，警察也显得有点不靠谱起来。就在这犹豫间，窗户降到了底，后面的奔跑脚步声也已经清晰可闻。
“救命，后面的人想杀我。”我冲他大叫。
警察像是还没有完全清醒，有些茫然地看着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有人要杀我！”我嗓门大得周围的人都听见了，纷纷闪开，给追过来的三个人留出一条通路。
“怎么回事？”这警察说了句没用处的废话。
这种反应当什么警察啊！我在心里狠狠吐嘈，后面追得最急的那个，已经伸出手抓我的肩膀，我矮身出腿，一下把他扫翻在地。
什么杀手，普普通通嘛。
才这样想着，后面那个合身一扑，把我压倒在地上，手肘卡在我脖子上，膝盖顶着我的胸口。
“停下，你们干什么！”警察从车里钻出来。
“警察！”压着我的那个大叫起来，随即被我扫翻那个也叫着爬了起来。
这反应也太迟钝了吧，那么大一辆警车停在眼前，才看见？我趁他分心，一拳凑在他下巴上，总算把我的脖子解脱出来。
“警察！”另一个吼着也扑了上来。
有些什么地方不对，等等，这意思是……
捂着下巴的那人从口袋里掏出警官证，冲从警车里下来的警官晃了晃。
我明白自己一定是误会了，放弃抵抗，立刻就被脸朝下摁在了地上。
“误会，误会了。”我歪着脸口齿不清地说。
这些警察应该是为了郑剑锋的事情来找我的吧，郭警官对他们说了消息源吗？可是他们干什么不好好穿上警服，结果让我误会了他们是拇指。
我被飞快上了铐，这时落在后面的中年人才跑到，气喘吁吁地说：“我就说他有暴力倾向吧。”
“通缉犯？”穿制服的警察好奇地问。
“你见过敲警车玻璃的通缉犯吗？”我没好气地说。
“那可说不准，还有上个月就有个通缉犯跑进派出所补办身份证被逮住呢。”他说。
“我是上海晨星报的记者。”
那警察本来还笑呵呵的，听我这么说，皱了皱眉，不再和我搭话。
便衣抓记者，他有太多种不想介入的理由，没人想给自己惹麻烦。
我和他说话的工夫，便衣就用步话机呼叫来一辆依维柯警车，专门关犯人的那种，我被推进去，两个便衣坐在我对面。
“老实点。”年纪轻的那个警告我，然后车开了。
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因为这警车来得太快了，像是就停在不远处候着。但如果我没有袭警的话，难道这些警察也打算用这辆车来载我吗？对待一个和上海警方有交情的消息人，怎么都不该是这副阵仗呀。
或者是恰巧附近有这辆囚车？不太可能吧。
我憋了一会儿，忍不住开口说：“把铐给我解开吧，刚才那是误会呀。”
没人理我，除了那个中年警察，其它两个瞧都不瞧我一眼。
“我这儿给你们道歉啦，对不起。”
还是没反应。
“我们这是去哪儿，派出所，要录口供吗，袭警？要不让我打个电话？”
这回有反应了，一个人凑过来，恶狠狠对我说：“别找不自在，听得懂我的话吗，闭嘴！”
“真不用这样吧。”我铐着的双手刚举了举，见那人把警棍抽了出来，连忙把手放下。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他重新坐正，翻着眼瞪我，极不友善，没有一点要和我说话的意思。
倒是旁边那个中年警察笑眯眯地瞧着我。我冲他笑笑，琢磨着该怎么从他的身上找突破口，他却开口说话了。
“还认识我吗？”
我仔细地打量他，迟疑地摇了摇头。真没印象。
“我们可是老朋友了。”
“您……怎么称呼？”
“冯征。想起来了吗？”
“好像在哪儿听到过似的。”
冯征摇了摇头，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
“冯医生，这个称呼，让你想起来了吗？”
“冯医生？”我有点糊涂了：“您是法医？”
他再次摇头，这一次我读懂了他的表情，那是遗憾和惋惜。
“我们一共见过六次。”
“这绝不可能。”我大声叫起来。
一个见过六次的人，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来。我可还没到老年痴呆的年纪。
“你是不是最近都没有服药？”冯征问我。
“什么药？”我莫名其妙。
他叹了口气，不再说话了。
我心中的忧虑越来越重，事情似乎在往我无法预料的地方滑去。
警车开到了目的地，驶入大门的时候，我瞥到一眼，这根本不是什么派出所，而是一家精神病院。因为精神病这个词的刺激，我一下子记起了冯征的身份，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但听说归听说，我在之前的的确确没有和他见过面啊。
我被推下车，坐在副驾的便衣说，冯老师你和我一起去医生办公室，把他病情和这里的医生交待下。
我正被推搡着往里走，这句话一入耳，就猛地一个激灵。
这是把我当精神病给抓起来了！
全明白了。
所谓灭口，原来有另一种办法，虽然暂时留了我一条命，但这灭口的效果，却要比肉体毁灭来得更有效。
我不知道这个冯征是不是拇指的人，但他必定是喂食者协会的一员无疑。国内首屈一指的心理学家，这符合喂食者协会吸收会员的标准。
一个顶尖的心理学家认定一个人是精神病，是不是非常权威？
我在过往的采访经历中，碰到过许多例因为各种原因，被误当成精神病，强制关进精神病院的案子。哪怕精神再正常的人，一进精神病院，都不可能短时期被放出来，通常得几年，甚至十几年。因为你所有的抗争、申辩，都会被视作精神病发作，没有人听你说话，被护士觉得狂燥了，就是一针镇定剂下去。越是觉得委曲，越是要和医生说个清楚，就越是会被当作精神病，且病情严重。什么时候认命了，不吵不闹了，配合治疗了，什么时候才可能出院。
所以只要冯征认定，我头上这顶精神病帽子就摘不掉了。回想在车上和他的对话，我明白拇指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不会给我一点活路。什么叫做和冯征见过六次？显然拇指杜撰出了我的精神病史，更虚构出我在冯征处做过六次心理治疗！我打赌连病历卡治疗记录之类的东西都已经备齐了，时间上也必然严丝合缝，选的一定是我提不出不在场证明的时间段。
那么拇指为什么要把我钉死成一个精神病患者？不得不承认，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法子。一般来说，灭口和杀人等义，所谓杀人灭口是也。但其实这种肉体毁灭方式，在“灭口”这个意义上说，并不十分稳妥。即便真的杀死了目标，也可能因为遗书、录音等等手段，而暴露了想要隐藏的秘密，更不用提杀不死目标的后果了。
但如果我成为一个精神病，那么不管我再说什么，全都不管用了，因为那就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痴语，根本不足采信。尤其喂食者协会这个秘密本身，就离奇得很，我要是现在四处宣扬，反倒坐实了我的精神病。
好一招绝户计。
只是拇指也太小看了我的目标。他们没有想到，我为的不是把喂食者协会的秘密公诸于众，而是要彻底催毁这个组织。言语的力量总归要比行为苍白得多，我原就不打算四处乱说。不对我肉体毁灭，或者把杀我作为第二步计划，实际上给了我喘息之机。
但不论如何，我不能被关在这个精神病院里。
想明白这些的时候，精神病院的大门已经在身后徐徐关闭。这里的围墙高达四米，上面还有尖尖的铁刺，简直像一座监狱。看起来，这里戒备森严，如果是半军事化管理也不会让我意外。作为一个刚刚袭过警的有暴力倾向的“妄想症患者”，可以想见我会有怎样的“待遇”，哪怕我接下来表现得再温顺，看管上都不会放松，直接打一针镇定剂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我该怎么办，留给我考虑的时间不多了。
争取一点时间！
我面露难色地停下脚步。
“干什么？”警察说。
然后他就听见一声响屁。
这种时候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什么手段都得用上。我本就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没拉过屎，酝酿个屁出来轻而易举，并且又响又臭，很快他就闻到了味道，脸皮皱成朵菊花。
“不行，憋不住了。”我说，居然又成功地放了个响屁。
半分钟后，我蹲在厕所里劈里啪啦地大解，臭气熏天。门板下沿处，可以看见警察的皮鞋尖。他就在外面把守，并且没给我解开铐，自觉不愁我翻出花样。
谢天谢地他们没把我的手机搜走。我调到静音，给郭警官发了封短信，然后把纪录删去。
我不知道这封短信能起多少作用，但远水解不了近渴，还是得先靠自己。
收好手机，用怪异的姿式擦了屁股，我在心里为自己接下来的冒险行为祈祷了一下，用手摸到上了两侧的颈动脉。
我双手一样的姿式，中指和食指并拢，贴着动脉，慢慢移动到膨大区，那是颈动脉窦。这是一个致命区，但这么短的时间里，我想不出其它的法子了。我深深吸了口气，按了下去。
一秒、两秒、三秒——进入致命时间了。
四秒、五秒、六秒、七秒。我感觉自己的心跳慢下来，于是把手放开。
我想我应该呼救了，我憋着嗓子喊，生怕中气太足露了馅，但用了五分力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发出声音。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把裤子拉上来，我升手拽了一把，同时放声大喊救命。
声音终于从嗓子里冲出来的时候，我的心里突然空了，像是停在半空，又像是被挖掉一块。
心跳停了吗？我慢慢地想。
好像裤子还没有拉起来。
我的头撞在门上，虽然没听见声音，但我觉得应该比我叫救命的声音响吧。
我的意识在此中断。
对颈动脉窦的打击或压迫会导致心跳减缓乃至停跳。心脏骤停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最严重的一种当然是死亡，在被救回来的前提下，常常会对大脑造成无法挽回的损伤。因为心脏不供血了，大脑缺氧到一定时间，脑细胞就会成批死去，导致脑神经萎缩。
但我重新恢复意识的时候，居然发现思维格外地空灵。
说恢复意识也不完全准确。那是一种不受控制的状态，大脑自发地运转着，像是有了自己的生命，而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些在正常状态下被忽略的事情，或者没来得及想清楚的事情，此刻在我眼前铺陈开来。
一个话，可以有几个意思，一个要求，可以用多种方式达成。比如灭口。
那么，放弃D岛呢？
除了割让之外，有没有其它的达成方式？
非得要战争或国际纠纷吗？
隐隐约约间，那个原本的思维死角正在浮现出来。放弃D岛的另一种方式、原子弹、中海油，这些关键点开始连接起来了。
还差某一样。
我看着自己的大脑不紧不慢地把这些线索来回排列，无法参与进去，像是灵魂出窍一样。现在，它开始捉摸起原子弹了。还是用刚才的模式，如果这颗大炸弹不投在日本本土，还有其它可能吗？船已经出海，总不会再回过头来把原子弹投在中国，那么，除开日本的另一种可能，就是扔在海里。如果是在海里炸开，会有什么结果？海啸！海啸会带来什么，日本刚刚经历过一次大海啸，就在今年的3月11日。我当时还因为某个特殊的原因，被邀请赴日采访。在这次采访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无疑是那些沉没之地！因为地震，整个日本有443平方公里的土地，永远沉入了海中。
沉没？
一道闪光！我找到了，另一种方式！
灵魂归位，我猛地睁开了眼睛。
我躺在病床上，这是一间单独的病房，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看守者。
头很痛，比前一次昏迷醒来时更痛。脑震荡初愈，再一次让大脑缺氧，这回我真算是豁出去了，现在感觉还算正常，没有记忆空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能做，逻辑推断能力也无碍，就是不知会不会提前几年得老年痴呆症。
左手挂着水，右手……铐在病床上。
但是我需要马上离开。如果我想的没错，那么原先对反应链的推断，就是错误的。要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我需要帮助，更需要自由。
屋子里一共四张病床，其它三张都空着，使这变成了我的专用病房。常见的医院住院病房布置，说明这里多半不是那个精神病院，我扭头看了眼枕套上印的蓝字，果然没错，“乐清市第二人民医院”。要是还在精神病院里，我的逃脱难度就大了许多，起码只要出了这个病房，走在过道里，被医生护士看到，不会特意上来盘问。
不知道这里的医生知不知道我的“精神病”，但不论如何，以我现在的病征，暂时不必担心会被注射对大脑和神经系统有严重副作用的精神类药物——如果医生还有基本医德的话。
我的冒险看起来成功了一半，接下来——怎么解开铐呢？
脑仁一股一股地疼，忽然听见开门声，我赶紧把眼睛闭上，作还未苏醒状。
脚步很轻，应该是护士。我有些担心她会从体征监测仪上看出我已经醒来，努力调匀呼吸。
脚步在我身边停下，然后一股带着烟气的体味钻进我鼻子。那种感觉，像是这人俯下身子，把脸凑到离我很近的地方打量着我。一个喜欢抽烟的护士？不对，这应该是个男人。是看守我的警察，来看我有没有醒来的！我努力控制着自己不要转动眼珠，没多久，那股味道不见了，他直起了腰。
我祈祷他赶紧出去，给我多一点单独的时间，好研究脱困的办法。
轻微的金属碰撞声，右手上的手铐在动。
脚步声再起，我终于忍不住睁开眼睛。
铐被解开了。
我轻轻咳嗽一声，那人停下脚步，转过头看我。
一个二十多岁的便装男子，我不认得他。
“现在门口没人。”他说。
“你是郭栋的朋友？”
他耸耸肩说：“我没来过。你最好赶紧离开，哪儿来的回哪儿去。”然后他数了一千块钱放在床上。
“我会问郭栋要回来的。”他说完走了出去。
我给郭警官的短信总算起了作用。在那封短信里，我说了自己的处境，包括被强制带进精神病院，上铐等等，也说了自己的计划打算，并请求他的帮助。发出这封短信时，我不知道他会以怎样的方式帮我，甚至不知道他会不会帮我。现在看来，他还算是个靠得上的朋友。
刚才这位估计是郭警官在这里警察系统中的朋友，受他之托，来看一下我的情况。开个手铐对他只是举手之劳，因为同型号的手铐钥匙都是通用的。
他最后那句话让我明白，这种帮助只是私底下的，上不了台面。他既不会承认，也别指望能更进一步。就到此为止了，如果我还不识相，在乐清晃来晃去，很可能会再一次被当成精神病抓起来。我的精神病人身份已经被敲定，不论是他还是郭栋，都无法帮我解脱。但如果回到我的大本营上海，有着自己的关系网保护一下，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强制性送进精神病院。
不洗脱自己的精神病身份，就始终存在隐患。但喂食者协会一定已经把这事做到铁证如山，要人证有人证要物证有物证，只要协会还存在一天，我就得当一天的“精神病”！
我已经被彻底绑上战船。
逃出这个医院并不费事，其实也并不能算是逃，我大模大样就走了出去。
随身小包没了，手机没了，最近我手机的消耗实在厉害。愿望满足器倒没被搜走，大概以为是游戏机吧。钱夹在小包里，也一并没了，裤兜里只剩下几十块，要不是那人给的一千元，还真麻烦了。
买了最便宜的手机，等不及补回自己的SIM卡，随便买了张100元卡，通过愿望满足器发出讯息。
十万火急，见信后即刻给我电话。我的号码是***********。
王美芬在半小时后给我回电，这半小时我等得像半年。
“什么十万火急的事？”
“我原先的判断有问题，郑剑锋不会那么简单地把原子弹带到日本去扔，这条线必然要和中海油的那条线起化学反应。让中国政府放弃D岛并不仅仅只有被迫割让这一种方式，我们先前的思维有一个误区！”
“不被迫割让那还能有什么办法，难道主动放弃，这不可能。”
“一件事情可以有多种解决方式。比如说，如果没有D岛！”
“没有D岛？”
“对的，如果D岛没了，那就无所谓争端了，说是放弃D岛，也没错。”
“可怎么会没有D岛？用原子弹？不可能，没那么大的威力。”
“原子弹当然不可能起到直接的效果，让D岛陆沉，只有地壳发生变动才能实现。原子弹作为一个杠杆，一个导火索，已经足够，只要它投对了地方。”
“中海油？”
“对，中海油因为微博事件的后续反应而上位的铁娘子陈副总裁，上任后最大的动作，是在D岛附近打新的探油井。所谓探油井，是要打进海床的，海床相对是地壳较薄的地方。我不太懂地质学，不知道容易出油的地方，和地壳不稳定板块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
说到这里，我明显听到电话那头吸了口冷气。
“你是说，这新打的探油井可能正巧打在地壳不稳定的地点，如果原子弹在这个点爆炸，会引发地壳变动，比如大地震，从而让整个钓鱼群岛全部陆沉？”
“是的，如果钓鱼诸岛就此沉入海中，那么就不再有D岛，也就无所谓放弃不放弃，或者说视为放弃也没错。这是我能想到的两条反应链的唯一交汇点，而且相对于原子弹在日本本土爆炸后可能引发的后果，D岛陆沉是更直接的达成指令的方式。为了确定这个猜测，需要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查清楚新的探油井位置，及下面的地质情况。我想这对于托盘是个再简单不过的事。”
“但我现在还不是特别方便用那个后门。我的危险还……”
我的心火“蹭”地窜起来，再也摁捺不住，说：“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有没有搞错？原子弹就要爆炸了D岛随时可能陆沉，这么大的地质变动会有多大的连锁反应谁说得清楚，至少也是大海啸，日本、台湾还有我们东部沿海会死多少人你想过没有？你只知道保存自己安全安全再安全，这么惜命你反什么喂食者协会？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到底在想什么，你还记得现在和你说话的是谁吗？我是你找来摧毁喂食者协会和挽救D岛的帮手，你知道帮手这个词的意思吗？你知道这个帮手在过去的这些天里差点死了多少次吗？你在这里和我谈你的安全？”
我机关枪一样把自己的不满一股脑地发泄了出去。
王美芬沉默了良久，叹了口气，说：“我明白了，我会立刻去做的。对不起。”
仅仅十分钟后，她就打来第二个电话。
“你是对的。”她说：“中海油的陈副总裁上任后启用了她的好友王全友作为新探油井项目的技术总工程师，王全友这些年一直在研究东海油气田的地质布局，探井的具体地点就是他确定的。而这个地点他此前也曾多次在专业文论文中提及。这个他认为最可能出油的地点，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中，地壳板块的受力挤压点。根据托盘的计算，这个点的浅表地壳如果受到足够有力的爆炸催化，会打破原本脆弱的平衡，从而引发剧烈的地壳变化。”
这正在我的意料之中，却绝不是个我想听到的消息。
“另外，我查了船上的人员名单，其中有一个叫黄河的人，他有一个从前做海员时的同事叫崔进，现在在中海油工作。呃，实际上崔进是在钻井平台上工作。”
“中海油有许多个钻井平台，不过这个崔进，不会恰好在由王全友勘察指定地点，到现在都一直没打出油来的那个钻井平台吧？”
“就是那个平台。”
“那儿有油吗？”
“有足够的补结，虽然按照规定是不能随意给过往渔船补结的，但既然崔进在那上面，就说不准了。”
“什么说不准，这简直是一定的。郑剑锋的船会靠上这个钻井平台获得油和其它补结。而那颗原子弹，也许是因为补结到的油依然到不了日本，或者觉得突破不了日本海岸巡逻队的防线，又或者……”
郑剑锋携自制原子弹离开地下室时，相信其目的地并不是地震带上的那个钻井平台。这里面有一个目的地变更的思想转化过程。其实对于这个关节，我并没有想通，只是觉得，既然在托盘环环相扣的反应链之中，这就是必然会发生的一个环节，我想不到只是我的问题。在结果已经可以肯定的情况下，想不通的中间环节略过也没有关系。
没想到王美芬却接过我的话说：“是因为刘朝华的关系。”
“刘朝华？”
“对啊，刘朝华不是爱看科幻小说吗，给你的资料里，应该写了他最爱看哪个作家的小说吧，他最出名的几部作品里，不是有一部说了类似的故事吗？”
我想起了那位作家的名字，但我却没看过他的作品。
“什么故事？”
“引爆东海油气田，使日本列岛陆沉的故事。”
“哇哦。”
“如果刘朝华在路上对郑剑锋说了这个故事的话，等到了钻井平台，郑剑锋一定会有所联想的。当然他还需要一个把炸弹扔进探井的机会。”
“他一定会获得这个机会的，包括如何保证炸弹在坠入井底后仍能爆炸，定时装置估计用不了了，只有最简单的撞击触发。总之这些都不是问题，在托盘的计算下，这些都会被上一张骨牌轻易推倒，搭出一条通向可怕终点的道路。必须有外力介入切断！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不管是我还是你，都不能再有任何保留，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这场灾难！”
“好！”
但这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并不是斩钉截铁地说一个“好”字就能解决的。
接下来的事态和我的心情，可以用“低落，再低落，更低落，低落到底”来形容。
王美芬方面，归根结底她只是一个缺乏行动力的学者，在托盘留的后门可以让她通过托盘了解一些信息，但无法通过托盘调集资源。她带有冒险性质的一番努力，只换来了郑剑锋一行开船出海的准确时间，一路上与两艘渔船交汇时的时间和位置，根据这些推算的结果，是渔船可能已经到达钻井平台。最乐观的估计，也会在一小时内到达。
而我则致电郭警官，直言目前的危急情况，要求他们采取断然措施。我说有可信的情报源，郑剑锋携有原子弹并且准备将其投入钻井引爆，从而造成不可测的地质剧变。他有点被吓到了，因为他从未见我这般气急败坏地大吼大叫。他选择相信我，并努力使海警同意让一艘最近的渔政船过去瞧一瞧，但需要至少六个小时。我又打电话给老友梁应物，请他动用他的关系，调直升机过去，梁应物答应尽力，半小时后答复说再有一小时能起飞，航程不少于两小时。
直接联系钻井平台的努力失败了，无线电联络不上，海事卫星电话也无人应答。对于中海油来说，短时间失联并不算非常罕见的事情，也许过过个八小时十小时就又能联系上了。但现在，八小时后那个钻井平台就不复存在了。
我继续留在乐清对事情并没有任何帮助，考虑到当地警方对我的态度，我买了一张回上海的车票。列车经过余姚的时候，我接到梁应物的电话，因为海上的大风，直升机回航了。车到绍兴的时候，郭警官告诉我，因为海上的风浪，渔政船会比预计的时间晚几小时到达钻井平台。
而这个时候，离王美芬告诉我的郑剑锋抵达钻井平台的最晚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小时。
一切看起来，已经无法挽回。
原子弹随时会在几百海里外的海底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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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指的人后来据我观察一共有四个，都着便装，其中一个年纪颇大，四五十岁的样子，估计是头。我并没看见黄牛是怎么找上他们的，原因一想便知，一定是他们在找我的时候，被黄牛误会了。于是黄牛就上去问要不要票，拇指们当然不要票，理都没理黄牛，这下子被无视的黄牛不高兴了，可能说了些不好听的话，然后拿手去拍中年人的胸口，被他旁边的年轻人一下子推开了。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注意到这一幕的。同时那中年人也看见了我。他指着我招呼同伴，我立刻就明白了他们的身份，这种时候，会出现在这里的找我的陌生人，除了来杀我的拇指，还能有谁。
于是我马上结束了与王美芬的通话。
两个气势汹汹的黄牛不知为何忽然蔫了下来，退开几步，原本我还指望着他们起更大的冲突，好趁机逃脱，现在只好另想法子了。
这里是人流极大的火车站，公共场合，拇指不会有胆子在这儿动手吧？
我和中年人的目光交错只是一瞬间的事，彼此都不能确定对方知道自己被发现了。
我收了电话，向他们走去。
中年人盯着我，那三个年轻人已经站好方位，把我的去路拦住。但我却并不看他，而是望向了那两个已经准备离开的黄牛。
“喂，有去上海的票吗？”隔了好几步我就出声问他们。
“有，有。一等座要不要，过会儿就开车了。”黄牛来了精神，其它那几个反倒愣住了。原本板着脸要迎我的也止住了脚步，都以为误会了。
“给我看看票，别是假的。”我凑到黄牛跟前说。
“怎么能是假的呢，别在这儿，我们出去说。”那黄牛瞧了那几个人一眼，压低声音说。
正合我意，我跟着黄牛往外走，经过一个“拇指”的时候，眼角余光瞥见他皱了皱眉。
“欸。”他和我打了个招呼，叉出一脚挡住我。
他想在这样的公共场合干什么吗，真出什么事能跑得了吗？我心里猜测着他们下一步的行动，脸上作茫然状望着他。
“你是……”
我猜他想问“你是那多吗”，但我没给他机会。心里决定一下，伸腿就蹬在他脚踝上。
脚踝是最脆弱的地方，我用上了六七分力，没下死力的原因是怕用力过头动作收回得慢了耽误自己逃跑，但已经足够让他“嗷”一声痛叫着蹲下去。我飞快地从缺口逃走，两个黄牛都看呆了，剩下几个“拇指”倒反应很快，没人管那名伤者，都追着我跑。
我冲出售票大厅，冲出火车站，跑到广场上。没工夫回头，只看见周围人的眼神，我就知道后面的尾巴跟得很紧。心里惊叹于他们的胆子，这样的不管不顾，是觉得出了什么事情，都可以让托盘来擦屁股吗。
火车站总是治安最混乱的地方，所以也是警察照顾最多的地方。我跑到广场上，一眼就瞧见前面路边停了一辆警车。虽然我看不清楚车里有没有人，但还是往那儿跑去，希望能吓阻追我的家伙。
飞奔到警车前，驾驶位上坐着个警察，头仰着在睡觉。我回头见那三个人压根儿不减速狂奔而来，连忙猛敲车窗。
警察睁开眼睛，皱着眉头，把窗户降下来。在这短短的三秒钟里我有两次想继续逃跑，面对喂食者协会的庞大压力，警察也显得有点不靠谱起来。就在这犹豫间，窗户降到了底，后面的奔跑脚步声也已经清晰可闻。
“救命，后面的人想杀我。”我冲他大叫。
警察像是还没有完全清醒，有些茫然地看着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有人要杀我！”我嗓门大得周围的人都听见了，纷纷闪开，给追过来的三个人留出一条通路。
“怎么回事？”这警察说了句没用处的废话。
这种反应当什么警察啊！我在心里狠狠吐嘈，后面追得最急的那个，已经伸出手抓我的肩膀，我矮身出腿，一下把他扫翻在地。
什么杀手，普普通通嘛。
才这样想着，后面那个合身一扑，把我压倒在地上，手肘卡在我脖子上，膝盖顶着我的胸口。
“停下，你们干什么！”警察从车里钻出来。
“警察！”压着我的那个大叫起来，随即被我扫翻那个也叫着爬了起来。
这反应也太迟钝了吧，那么大一辆警车停在眼前，才看见？我趁他分心，一拳凑在他下巴上，总算把我的脖子解脱出来。
“警察！”另一个吼着也扑了上来。
有些什么地方不对，等等，这意思是……
捂着下巴的那人从口袋里掏出警官证，冲从警车里下来的警官晃了晃。
我明白自己一定是误会了，放弃抵抗，立刻就被脸朝下摁在了地上。
“误会，误会了。”我歪着脸口齿不清地说。
这些警察应该是为了郑剑锋的事情来找我的吧，郭警官对他们说了消息源吗？可是他们干什么不好好穿上警服，结果让我误会了他们是拇指。
我被飞快上了铐，这时落在后面的中年人才跑到，气喘吁吁地说：“我就说他有暴力倾向吧。”
“通缉犯？”穿制服的警察好奇地问。
“你见过敲警车玻璃的通缉犯吗？”我没好气地说。
“那可说不准，还有上个月就有个通缉犯跑进派出所补办身份证被逮住呢。”他说。
“我是上海晨星报的记者。”
那警察本来还笑呵呵的，听我这么说，皱了皱眉，不再和我搭话。
便衣抓记者，他有太多种不想介入的理由，没人想给自己惹麻烦。
我和他说话的工夫，便衣就用步话机呼叫来一辆依维柯警车，专门关犯人的那种，我被推进去，两个便衣坐在我对面。
“老实点。”年纪轻的那个警告我，然后车开了。
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因为这警车来得太快了，像是就停在不远处候着。但如果我没有袭警的话，难道这些警察也打算用这辆车来载我吗？对待一个和上海警方有交情的消息人，怎么都不该是这副阵仗呀。
或者是恰巧附近有这辆囚车？不太可能吧。
我憋了一会儿，忍不住开口说：“把铐给我解开吧，刚才那是误会呀。”
没人理我，除了那个中年警察，其它两个瞧都不瞧我一眼。
“我这儿给你们道歉啦，对不起。”
还是没反应。
“我们这是去哪儿，派出所，要录口供吗，袭警？要不让我打个电话？”
这回有反应了，一个人凑过来，恶狠狠对我说：“别找不自在，听得懂我的话吗，闭嘴！”
“真不用这样吧。”我铐着的双手刚举了举，见那人把警棍抽了出来，连忙把手放下。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他重新坐正，翻着眼瞪我，极不友善，没有一点要和我说话的意思。
倒是旁边那个中年警察笑眯眯地瞧着我。我冲他笑笑，琢磨着该怎么从他的身上找突破口，他却开口说话了。
“还认识我吗？”
我仔细地打量他，迟疑地摇了摇头。真没印象。
“我们可是老朋友了。”
“您……怎么称呼？”
“冯征。想起来了吗？”
“好像在哪儿听到过似的。”
冯征摇了摇头，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
“冯医生，这个称呼，让你想起来了吗？”
“冯医生？”我有点糊涂了：“您是法医？”
他再次摇头，这一次我读懂了他的表情，那是遗憾和惋惜。
“我们一共见过六次。”
“这绝不可能。”我大声叫起来。
一个见过六次的人，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来。我可还没到老年痴呆的年纪。
“你是不是最近都没有服药？”冯征问我。
“什么药？”我莫名其妙。
他叹了口气，不再说话了。
我心中的忧虑越来越重，事情似乎在往我无法预料的地方滑去。
警车开到了目的地，驶入大门的时候，我瞥到一眼，这根本不是什么派出所，而是一家精神病院。因为精神病这个词的刺激，我一下子记起了冯征的身份，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但听说归听说，我在之前的的确确没有和他见过面啊。
我被推下车，坐在副驾的便衣说，冯老师你和我一起去医生办公室，把他病情和这里的医生交待下。
我正被推搡着往里走，这句话一入耳，就猛地一个激灵。
这是把我当精神病给抓起来了！
全明白了。
所谓灭口，原来有另一种办法，虽然暂时留了我一条命，但这灭口的效果，却要比肉体毁灭来得更有效。
我不知道这个冯征是不是拇指的人，但他必定是喂食者协会的一员无疑。国内首屈一指的心理学家，这符合喂食者协会吸收会员的标准。
一个顶尖的心理学家认定一个人是精神病，是不是非常权威？
我在过往的采访经历中，碰到过许多例因为各种原因，被误当成精神病，强制关进精神病院的案子。哪怕精神再正常的人，一进精神病院，都不可能短时期被放出来，通常得几年，甚至十几年。因为你所有的抗争、申辩，都会被视作精神病发作，没有人听你说话，被护士觉得狂燥了，就是一针镇定剂下去。越是觉得委曲，越是要和医生说个清楚，就越是会被当作精神病，且病情严重。什么时候认命了，不吵不闹了，配合治疗了，什么时候才可能出院。
所以只要冯征认定，我头上这顶精神病帽子就摘不掉了。回想在车上和他的对话，我明白拇指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不会给我一点活路。什么叫做和冯征见过六次？显然拇指杜撰出了我的精神病史，更虚构出我在冯征处做过六次心理治疗！我打赌连病历卡治疗记录之类的东西都已经备齐了，时间上也必然严丝合缝，选的一定是我提不出不在场证明的时间段。
那么拇指为什么要把我钉死成一个精神病患者？不得不承认，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法子。一般来说，灭口和杀人等义，所谓杀人灭口是也。但其实这种肉体毁灭方式，在“灭口”这个意义上说，并不十分稳妥。即便真的杀死了目标，也可能因为遗书、录音等等手段，而暴露了想要隐藏的秘密，更不用提杀不死目标的后果了。
但如果我成为一个精神病，那么不管我再说什么，全都不管用了，因为那就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痴语，根本不足采信。尤其喂食者协会这个秘密本身，就离奇得很，我要是现在四处宣扬，反倒坐实了我的精神病。
好一招绝户计。
只是拇指也太小看了我的目标。他们没有想到，我为的不是把喂食者协会的秘密公诸于众，而是要彻底催毁这个组织。言语的力量总归要比行为苍白得多，我原就不打算四处乱说。不对我肉体毁灭，或者把杀我作为第二步计划，实际上给了我喘息之机。
但不论如何，我不能被关在这个精神病院里。
想明白这些的时候，精神病院的大门已经在身后徐徐关闭。这里的围墙高达四米，上面还有尖尖的铁刺，简直像一座监狱。看起来，这里戒备森严，如果是半军事化管理也不会让我意外。作为一个刚刚袭过警的有暴力倾向的“妄想症患者”，可以想见我会有怎样的“待遇”，哪怕我接下来表现得再温顺，看管上都不会放松，直接打一针镇定剂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我该怎么办，留给我考虑的时间不多了。
争取一点时间！
我面露难色地停下脚步。
“干什么？”警察说。
然后他就听见一声响屁。
这种时候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什么手段都得用上。我本就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没拉过屎，酝酿个屁出来轻而易举，并且又响又臭，很快他就闻到了味道，脸皮皱成朵菊花。
“不行，憋不住了。”我说，居然又成功地放了个响屁。
半分钟后，我蹲在厕所里劈里啪啦地大解，臭气熏天。门板下沿处，可以看见警察的皮鞋尖。他就在外面把守，并且没给我解开铐，自觉不愁我翻出花样。
谢天谢地他们没把我的手机搜走。我调到静音，给郭警官发了封短信，然后把纪录删去。
我不知道这封短信能起多少作用，但远水解不了近渴，还是得先靠自己。
收好手机，用怪异的姿式擦了屁股，我在心里为自己接下来的冒险行为祈祷了一下，用手摸到上了两侧的颈动脉。
我双手一样的姿式，中指和食指并拢，贴着动脉，慢慢移动到膨大区，那是颈动脉窦。这是一个致命区，但这么短的时间里，我想不出其它的法子了。我深深吸了口气，按了下去。
一秒、两秒、三秒——进入致命时间了。
四秒、五秒、六秒、七秒。我感觉自己的心跳慢下来，于是把手放开。
我想我应该呼救了，我憋着嗓子喊，生怕中气太足露了馅，但用了五分力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发出声音。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把裤子拉上来，我升手拽了一把，同时放声大喊救命。
声音终于从嗓子里冲出来的时候，我的心里突然空了，像是停在半空，又像是被挖掉一块。
心跳停了吗？我慢慢地想。
好像裤子还没有拉起来。
我的头撞在门上，虽然没听见声音，但我觉得应该比我叫救命的声音响吧。
我的意识在此中断。
对颈动脉窦的打击或压迫会导致心跳减缓乃至停跳。心脏骤停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最严重的一种当然是死亡，在被救回来的前提下，常常会对大脑造成无法挽回的损伤。因为心脏不供血了，大脑缺氧到一定时间，脑细胞就会成批死去，导致脑神经萎缩。
但我重新恢复意识的时候，居然发现思维格外地空灵。
说恢复意识也不完全准确。那是一种不受控制的状态，大脑自发地运转着，像是有了自己的生命，而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些在正常状态下被忽略的事情，或者没来得及想清楚的事情，此刻在我眼前铺陈开来。
一个话，可以有几个意思，一个要求，可以用多种方式达成。比如灭口。
那么，放弃D岛呢？
除了割让之外，有没有其它的达成方式？
非得要战争或国际纠纷吗？
隐隐约约间，那个原本的思维死角正在浮现出来。放弃D岛的另一种方式、原子弹、中海油，这些关键点开始连接起来了。
还差某一样。
我看着自己的大脑不紧不慢地把这些线索来回排列，无法参与进去，像是灵魂出窍一样。现在，它开始捉摸起原子弹了。还是用刚才的模式，如果这颗大炸弹不投在日本本土，还有其它可能吗？船已经出海，总不会再回过头来把原子弹投在中国，那么，除开日本的另一种可能，就是扔在海里。如果是在海里炸开，会有什么结果？海啸！海啸会带来什么，日本刚刚经历过一次大海啸，就在今年的3月11日。我当时还因为某个特殊的原因，被邀请赴日采访。在这次采访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无疑是那些沉没之地！因为地震，整个日本有443平方公里的土地，永远沉入了海中。
沉没？
一道闪光！我找到了，另一种方式！
灵魂归位，我猛地睁开了眼睛。
我躺在病床上，这是一间单独的病房，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看守者。
头很痛，比前一次昏迷醒来时更痛。脑震荡初愈，再一次让大脑缺氧，这回我真算是豁出去了，现在感觉还算正常，没有记忆空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能做，逻辑推断能力也无碍，就是不知会不会提前几年得老年痴呆症。
左手挂着水，右手……铐在病床上。
但是我需要马上离开。如果我想的没错，那么原先对反应链的推断，就是错误的。要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我需要帮助，更需要自由。
屋子里一共四张病床，其它三张都空着，使这变成了我的专用病房。常见的医院住院病房布置，说明这里多半不是那个精神病院，我扭头看了眼枕套上印的蓝字，果然没错，“乐清市第二人民医院”。要是还在精神病院里，我的逃脱难度就大了许多，起码只要出了这个病房，走在过道里，被医生护士看到，不会特意上来盘问。
不知道这里的医生知不知道我的“精神病”，但不论如何，以我现在的病征，暂时不必担心会被注射对大脑和神经系统有严重副作用的精神类药物——如果医生还有基本医德的话。
我的冒险看起来成功了一半，接下来——怎么解开铐呢？
脑仁一股一股地疼，忽然听见开门声，我赶紧把眼睛闭上，作还未苏醒状。
脚步很轻，应该是护士。我有些担心她会从体征监测仪上看出我已经醒来，努力调匀呼吸。
脚步在我身边停下，然后一股带着烟气的体味钻进我鼻子。那种感觉，像是这人俯下身子，把脸凑到离我很近的地方打量着我。一个喜欢抽烟的护士？不对，这应该是个男人。是看守我的警察，来看我有没有醒来的！我努力控制着自己不要转动眼珠，没多久，那股味道不见了，他直起了腰。
我祈祷他赶紧出去，给我多一点单独的时间，好研究脱困的办法。
轻微的金属碰撞声，右手上的手铐在动。
脚步声再起，我终于忍不住睁开眼睛。
铐被解开了。
我轻轻咳嗽一声，那人停下脚步，转过头看我。
一个二十多岁的便装男子，我不认得他。
“现在门口没人。”他说。
“你是郭栋的朋友？”
他耸耸肩说：“我没来过。你最好赶紧离开，哪儿来的回哪儿去。”然后他数了一千块钱放在床上。
“我会问郭栋要回来的。”他说完走了出去。
我给郭警官的短信总算起了作用。在那封短信里，我说了自己的处境，包括被强制带进精神病院，上铐等等，也说了自己的计划打算，并请求他的帮助。发出这封短信时，我不知道他会以怎样的方式帮我，甚至不知道他会不会帮我。现在看来，他还算是个靠得上的朋友。
刚才这位估计是郭警官在这里警察系统中的朋友，受他之托，来看一下我的情况。开个手铐对他只是举手之劳，因为同型号的手铐钥匙都是通用的。
他最后那句话让我明白，这种帮助只是私底下的，上不了台面。他既不会承认，也别指望能更进一步。就到此为止了，如果我还不识相，在乐清晃来晃去，很可能会再一次被当成精神病抓起来。我的精神病人身份已经被敲定，不论是他还是郭栋，都无法帮我解脱。但如果回到我的大本营上海，有着自己的关系网保护一下，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强制性送进精神病院。
不洗脱自己的精神病身份，就始终存在隐患。但喂食者协会一定已经把这事做到铁证如山，要人证有人证要物证有物证，只要协会还存在一天，我就得当一天的“精神病”！
我已经被彻底绑上战船。
逃出这个医院并不费事，其实也并不能算是逃，我大模大样就走了出去。
随身小包没了，手机没了，最近我手机的消耗实在厉害。愿望满足器倒没被搜走，大概以为是游戏机吧。钱夹在小包里，也一并没了，裤兜里只剩下几十块，要不是那人给的一千元，还真麻烦了。
买了最便宜的手机，等不及补回自己的SIM卡，随便买了张100元卡，通过愿望满足器发出讯息。
十万火急，见信后即刻给我电话。我的号码是***********。
王美芬在半小时后给我回电，这半小时我等得像半年。
“什么十万火急的事？”
“我原先的判断有问题，郑剑锋不会那么简单地把原子弹带到日本去扔，这条线必然要和中海油的那条线起化学反应。让中国政府放弃D岛并不仅仅只有被迫割让这一种方式，我们先前的思维有一个误区！”
“不被迫割让那还能有什么办法，难道主动放弃，这不可能。”
“一件事情可以有多种解决方式。比如说，如果没有D岛！”
“没有D岛？”
“对的，如果D岛没了，那就无所谓争端了，说是放弃D岛，也没错。”
“可怎么会没有D岛？用原子弹？不可能，没那么大的威力。”
“原子弹当然不可能起到直接的效果，让D岛陆沉，只有地壳发生变动才能实现。原子弹作为一个杠杆，一个导火索，已经足够，只要它投对了地方。”
“中海油？”
“对，中海油因为微博事件的后续反应而上位的铁娘子陈副总裁，上任后最大的动作，是在D岛附近打新的探油井。所谓探油井，是要打进海床的，海床相对是地壳较薄的地方。我不太懂地质学，不知道容易出油的地方，和地壳不稳定板块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
说到这里，我明显听到电话那头吸了口冷气。
“你是说，这新打的探油井可能正巧打在地壳不稳定的地点，如果原子弹在这个点爆炸，会引发地壳变动，比如大地震，从而让整个钓鱼群岛全部陆沉？”
“是的，如果钓鱼诸岛就此沉入海中，那么就不再有D岛，也就无所谓放弃不放弃，或者说视为放弃也没错。这是我能想到的两条反应链的唯一交汇点，而且相对于原子弹在日本本土爆炸后可能引发的后果，D岛陆沉是更直接的达成指令的方式。为了确定这个猜测，需要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查清楚新的探油井位置，及下面的地质情况。我想这对于托盘是个再简单不过的事。”
“但我现在还不是特别方便用那个后门。我的危险还……”
我的心火“蹭”地窜起来，再也摁捺不住，说：“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有没有搞错？原子弹就要爆炸了D岛随时可能陆沉，这么大的地质变动会有多大的连锁反应谁说得清楚，至少也是大海啸，日本、台湾还有我们东部沿海会死多少人你想过没有？你只知道保存自己安全安全再安全，这么惜命你反什么喂食者协会？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到底在想什么，你还记得现在和你说话的是谁吗？我是你找来摧毁喂食者协会和挽救D岛的帮手，你知道帮手这个词的意思吗？你知道这个帮手在过去的这些天里差点死了多少次吗？你在这里和我谈你的安全？”
我机关枪一样把自己的不满一股脑地发泄了出去。
王美芬沉默了良久，叹了口气，说：“我明白了，我会立刻去做的。对不起。”
仅仅十分钟后，她就打来第二个电话。
“你是对的。”她说：“中海油的陈副总裁上任后启用了她的好友王全友作为新探油井项目的技术总工程师，王全友这些年一直在研究东海油气田的地质布局，探井的具体地点就是他确定的。而这个地点他此前也曾多次在专业文论文中提及。这个他认为最可能出油的地点，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中，地壳板块的受力挤压点。根据托盘的计算，这个点的浅表地壳如果受到足够有力的爆炸催化，会打破原本脆弱的平衡，从而引发剧烈的地壳变化。”
这正在我的意料之中，却绝不是个我想听到的消息。
“另外，我查了船上的人员名单，其中有一个叫黄河的人，他有一个从前做海员时的同事叫崔进，现在在中海油工作。呃，实际上崔进是在钻井平台上工作。”
“中海油有许多个钻井平台，不过这个崔进，不会恰好在由王全友勘察指定地点，到现在都一直没打出油来的那个钻井平台吧？”
“就是那个平台。”
“那儿有油吗？”
“有足够的补结，虽然按照规定是不能随意给过往渔船补结的，但既然崔进在那上面，就说不准了。”
“什么说不准，这简直是一定的。郑剑锋的船会靠上这个钻井平台获得油和其它补结。而那颗原子弹，也许是因为补结到的油依然到不了日本，或者觉得突破不了日本海岸巡逻队的防线，又或者……”
郑剑锋携自制原子弹离开地下室时，相信其目的地并不是地震带上的那个钻井平台。这里面有一个目的地变更的思想转化过程。其实对于这个关节，我并没有想通，只是觉得，既然在托盘环环相扣的反应链之中，这就是必然会发生的一个环节，我想不到只是我的问题。在结果已经可以肯定的情况下，想不通的中间环节略过也没有关系。
没想到王美芬却接过我的话说：“是因为刘朝华的关系。”
“刘朝华？”
“对啊，刘朝华不是爱看科幻小说吗，给你的资料里，应该写了他最爱看哪个作家的小说吧，他最出名的几部作品里，不是有一部说了类似的故事吗？”
我想起了那位作家的名字，但我却没看过他的作品。
“什么故事？”
“引爆东海油气田，使日本列岛陆沉的故事。”
“哇哦。”
“如果刘朝华在路上对郑剑锋说了这个故事的话，等到了钻井平台，郑剑锋一定会有所联想的。当然他还需要一个把炸弹扔进探井的机会。”
“他一定会获得这个机会的，包括如何保证炸弹在坠入井底后仍能爆炸，定时装置估计用不了了，只有最简单的撞击触发。总之这些都不是问题，在托盘的计算下，这些都会被上一张骨牌轻易推倒，搭出一条通向可怕终点的道路。必须有外力介入切断！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不管是我还是你，都不能再有任何保留，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这场灾难！”
“好！”
但这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并不是斩钉截铁地说一个“好”字就能解决的。
接下来的事态和我的心情，可以用“低落，再低落，更低落，低落到底”来形容。
王美芬方面，归根结底她只是一个缺乏行动力的学者，在托盘留的后门可以让她通过托盘了解一些信息，但无法通过托盘调集资源。她带有冒险性质的一番努力，只换来了郑剑锋一行开船出海的准确时间，一路上与两艘渔船交汇时的时间和位置，根据这些推算的结果，是渔船可能已经到达钻井平台。最乐观的估计，也会在一小时内到达。
而我则致电郭警官，直言目前的危急情况，要求他们采取断然措施。我说有可信的情报源，郑剑锋携有原子弹并且准备将其投入钻井引爆，从而造成不可测的地质剧变。他有点被吓到了，因为他从未见我这般气急败坏地大吼大叫。他选择相信我，并努力使海警同意让一艘最近的渔政船过去瞧一瞧，但需要至少六个小时。我又打电话给老友梁应物，请他动用他的关系，调直升机过去，梁应物答应尽力，半小时后答复说再有一小时能起飞，航程不少于两小时。
直接联系钻井平台的努力失败了，无线电联络不上，海事卫星电话也无人应答。对于中海油来说，短时间失联并不算非常罕见的事情，也许过过个八小时十小时就又能联系上了。但现在，八小时后那个钻井平台就不复存在了。
我继续留在乐清对事情并没有任何帮助，考虑到当地警方对我的态度，我买了一张回上海的车票。列车经过余姚的时候，我接到梁应物的电话，因为海上的大风，直升机回航了。车到绍兴的时候，郭警官告诉我，因为海上的风浪，渔政船会比预计的时间晚几小时到达钻井平台。
而这个时候，离王美芬告诉我的郑剑锋抵达钻井平台的最晚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小时。
一切看起来，已经无法挽回。
原子弹随时会在几百海里外的海底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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