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1644之甲申风云 第二章 崇祯与皇太极的较量
李自成1644甲申年能打进北京城，主要是因为满清对明军起了很大的牵制作用。外番一直是明朝最大的威胁，从朱元璋开始，终明一朝也未能彻底解决。而明朝为满清所牵制，说起来源远流长，不仅仅是崇祯与皇太极之间，甚至可以追溯到崇祯的爷爷万历神宗皇帝与努尔哈赤之间。
神宗皇帝年号万历，坐了四十八年的皇位。当时明朝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发展相当的不错，国家富强。但张居正死后，神宗皇帝用他的懒惰和贪婪将明朝带入了更大的灾难之中，万历一朝实际上是明朝溃烂的开始。
神宗懒。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距离1644年正好三十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大臣们直言犯忌，甚至开始骂皇帝了，神宗依旧置之不理，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锦衣卫的监狱长满了青草。
神宗贪。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张居正死后，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神宗不理会其他什么奏章，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呈报上来，就立刻批准。神宗重用太监，让太监作为皇帝的代表到处搜刮，所收上来的钱全部放进自己的私人仓库，称为“内库”。
正在神宗懒于政事、大肆搜刮的时候，满清开始崛起。在东北方，努尔哈赤的势力正在兴起。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年生于明建州左卫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赫图阿拉老城）一个女真贵族家庭。先辈从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始受明朝册封，官至右都督；祖父觉昌安任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继任指挥。
努尔哈赤十岁丧母，他的继母待他并不好。十五岁时，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庭，开始寄居外祖父——建州首领王杲家。后来努尔哈赤常到抚顺、清河（今本溪北清河城）等地经商，广交朋友，学会了蒙、汉语言文字。他特别喜欢看汉人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并非看故事，而是从中学习韬略兵法，渐知辽东山川形胜与道里险夷。十八岁时，努尔哈赤隶明总兵李成梁部，屡立战功，受到器重。
建州女真有好几个部落，互相攻杀。明朝总兵李成梁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统治。努尔哈赤二十五岁那年，建州女真部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带引明军攻打古埒城城主阿太章系。阿太章系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孙女，努尔哈赤的姐姐。觉昌安得到消息，带着塔克世到古埒城去探望孙女。明军攻破了古埒城，斩杀了城主阿太章系。觉昌安和塔克世在混战中都被明军杀害，一并遭了池鱼之殃。
祖父、父亲被明军误杀后，努尔哈赤袭父职为建州左卫都指挥。努尔哈赤是个恩怨分明的人，他虽然仇恨明军，但却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将家仇归罪于图伦城城主尼堪外兰，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组织近百人队伍，攻破图伦城，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起兵之初，努尔哈赤并没有把兵锋直指明廷，而是采取了迂回的策略，先去进行统一女真清部的战争。
尼堪外兰被努尔哈赤追捕，东奔西窜，最后逃到了鄂勒珲（今齐齐哈尔附近），请求明军保护。努尔哈赤也追到那里，对明朝官吏说：“杀我的祖父、父亲是尼堪外兰，只要你们把尼堪外兰交给我，我也就甘心了。”明军看他不肯罢休，怕因此引起战争，就让努尔哈赤杀了尼堪外兰。自此，努尔哈赤的声势越来越大。
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筑佛阿拉城（今新宾县城），在这里开始称王，又称女真国淑勒贝勒。他颁教令，立法制。政治上，恩威并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差不多的意思。不久，努尔哈赤统一建州苏克素护河、浑河、完颜、董鄂、哲陈等五部。
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努尔哈赤着手整编军队，分为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和能射军，这就是后来的八旗兵的前身。
努尔哈赤因为斩杀女真部落头目克五十，被明朝封为建州左卫都督佥事。从万历十八年（1590年）起，努尔哈赤多次率众进北京朝贡。当时明朝当政的是神宗皇帝，明朝君臣对待女真使者欺凌侮辱的态度给努尔哈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明朝称女真为“东番”，对待女真“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欺凌，千态莫状”。但努尔哈赤反倒频频来到中原，他是抱着刺探的目的，要摸清明朝的虚实和底细。
同时，努尔哈赤加快了统一女真的步伐。
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努尔哈赤吞并了长白山鸭绿江部。二十一年六月，击败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等四部联军的进攻。九月，在古勒山之战中，自率万人迎战叶赫、哈达等九部联军3万之众，并力一战，阵斩叶赫贝勒布斋等4000人，俘乌拉贝勒满泰之弟布占泰，瓦解了九部联盟；并乘胜攻灭朱舍里部和讷殷部。
二十三年，努尔哈赤与蒙古科尔沁、喀尔喀部通好。而明朝竟然以看边效力有功的缘由，封努尔哈赤散阶正二品龙虎将军。
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实施第二次整军，编300人为一牛录（佐领），开始用黄、白、红、蓝四正色旗为各军标志。万历三十四年，胡尔哈赤受喀尔喀等五部尊为“昆都仑汗”（意思是恭敬汗）。三十六年，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女真绝大多数部落，为了迷惑明朝以争取更多时间，他与明辽东将领相约共守边界，但暗中已经开始谋划进兵辽东。
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开始更定八旗制，在四正色之外又增加了四镶色，让女真族人各归于旗下，出则备战，入则务农。用“水练”（跳涧）、“火练”（越坑）等法严格练兵。
经过三十多年的东征西杀，努尔哈赤先后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女真人空前强大和统一。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五十八岁的时候，在赫图阿拉城（即兴京）建立了女真少数民族政权——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成为“覆育列国英明汗王”，建元天命。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三月，努尔哈赤以建马厩为掩护，开始修造器械攻具。四月，颁训练兵法，提出“用兵则以不劳己，不顿兵，智巧谋略为贵”（《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的智胜思想，强调以智取胜，以弱胜强，以少克众；并发布指斥明军“害我祖、父”、“逞兵越界”等“七大恨”檄文，公开打出反明旗帜，向明朝宣战。
“七大恨”集中起来有两点：一是明朝历来对女真的欺凌和压迫；二是明朝一直反对女真统一，希望维持“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局面，以达到“以夷制夷”、“犬牙相制”的目的。
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后，随即亲率大军突袭明朝辽东重镇抚顺，诱胁守将李永芳出降；金兵班师途中全歼明总兵张承荫部近万人。七月，克清河堡（今抚顺东南），杀守将邹储贤以下万余人，使明廷举朝震骇。到了这时，明朝才感到后金的威胁。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明朝发动了一次反攻，以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集结十多万兵力，分兵四路进攻努尔哈赤。中路左翼是山海关总兵杜松；中路右翼是辽东总兵李如柏；北路是开原总兵马林；南路是辽阳总兵刘铤。为了扩大声势，号称兵力四十七万。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全局。
当时后金八旗军兵力合起来不过六万多。后金将士得知明军大举进攻，不免有些担忧。努尔哈赤胸有成竹地说：“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夏允彝《幸存录·东彝大略》）于是亲率八旗军迎战。
中路左翼军总兵官杜松是一员身经百战的名将，率军六万，是为明军主力。杜松兵出抚顺的时候，天正下着大雪，杜松不管气候恶劣，急功冒进。他先攻占了萨尔浒（今抚顺大伙房水库一带）山口；接着分兵两路，留一半兵力在萨尔浒扎营，自己带了另一半精兵攻打后金的界藩城（今新宾西北）。
努尔哈赤见杜松竟然分散兵力，便集中八旗的兵力，一口气攻下萨尔浒明军大营，截断了杜松后路。接着，又急行军援救界藩。正在攻打界藩的明军听到后路被抄，军心不免有些动摇。这时驻守在界藩的后金军从山上居高临下地压下来，努尔哈赤也率领大军赶到，将明军团团围住。史书记载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就甚么也瞧不见了。杜松下令点起火把。这下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整个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主攻，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杜松的身中十八箭而死。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全军覆没。
北路的马林从开原（今辽宁开原）出兵，刚刚到离开萨尔浒四十里的地方，得到杜松兵败的消息，急忙转攻为守，就地依山守尚间崖（距萨尔浒山约二、四十里），扎下营垒，并挖了三层壕沟，准备防守。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力从界藩马不停蹄地赶来，攻破明军营垒。马林仅以前来助明一臂之力的二万叶赫兵（叶赫部落是满清的世仇，慈禧太后的祖先）见势，不战自退。既败杜松、马林之兵，努尔哈赤即统八旗返回赫图阿拉。
坐镇沈阳的杨镐正在等待各路明军的捷报，哪想到一连两天接到的竟是两路人马覆灭的坏消息，把他惊得目瞪口呆。他连忙派快马传令另外两路明军立刻停止进军。
中路右翼的辽东总兵李如柏本来胆小，行动也特别迟缓，接到杨镐命令，急忙撤退。山上巡逻的二十来名后金哨兵远远望见明军撤退，大声鼓噪，明军兵士以为后面有大批追兵，争先恐后地逃跑，自相践踏，也死了不少。
剩下的一路是南路军刘铤。杨镐发出停止进军命令的时候，刘铤军已经深入到后金军阵地，各路明军失败的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刘铤是明军中出名的猛将，曾打过缅甸、倭寇，更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百战，威震海内。他手持一把一百二十斤的镔铁大刀，运转如飞，有万夫不当之勇，外号叫“刘大刀”。刘铤军军令严明，武器火药也多。进入后金阵地以后，连破几个营寨。
努尔哈赤知道刘铤骁勇，不能光靠拼硬仗。他选了一个投降过来的明兵，叫他冒充杜松部下，送信给刘铤，说杜松军已经到赫图阿拉城下，只等刘铤军去会师攻城。
刘铤不知道杜松军已经覆灭，信以为真，直进赫图阿拉。这一带道路险狭，兵马不能够并列，只好改为单列进军。刘铤带兵走到阿布达里岗，忽然杀声四起，漫山遍谷都是后金伏兵，向明军杀来。刘铤正在着急，努尔哈赤又派一支后金兵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旗帜，装扮成杜松军前来接应。刘铤毫不怀疑，把人马带进假明军的包围圈里。后金军里应外合，四面夹击，明军阵势大乱。刘铤虽然勇敢，挥舞大刀，杀退了一些满清兵，但是毕竟寡不敌众，他左右两臂都受了重伤，终于倒下。
前来支援的二万朝鲜军队（朝鲜当时是中国的属国）听说明朝三路大军已败，大惊，不战而降。
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只有五天时间，杨镐率领的十万明军损失了六万，文武将官死了三百多人，“覆军杀将，千古无此败”。而后金则大获全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被后人列入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百次战争。
萨尔浒之役对努尔哈赤的意义远比对明朝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后金输不起这一仗。这场大战是后金兴亡的关键。
当时明朝国力强大，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因为明朝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实际上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的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而后金当时人口约为五十多万，士兵不到十万。无论怎样计算，明朝的人口远胜满清，所以有后金无可比拟的补充能力。后金却是难以承受一败。
努尔哈赤能够以集中兵力，利用时间差在较短的时间内分别与三路明军交战。这种运动战中部队的快速行动速度、持续作战的战斗力，以及统帅高超的指挥能力，远非明军将领所能比拟。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大伤元气，明朝东北部边境形势更加严峻。从此辽东局势起了根本变化，明朝在军事上失去主动进攻的力量，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后金则由防御转入进攻。萨尔浒战后不久，后金下开原，杀明总兵马林；取铁岭，斩明游击喻成名、史凤鸣；并灭掉叶赫部落，俘杀贝勒金台石、布扬古。
在明朝与努尔哈赤的作战中，叶赫那拉部族奋战最力。及至被灭，青壮男丁尽被屠戮。首领布扬古临刑时曾恨恨地说：“吾子孙虽存一女子，亦必覆满州！”有人说叶赫那拉兰儿——也就是慈禧的所作所为，丧权辱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误了大清的江山，正应证了布扬古临刑时这一句狠毒的咒语。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匆忙起用名将熊廷弼。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已经失陷。经过几十年神宗的“勤于国事”，军纪荡然，士兵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免出战。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士卒竟然全部逃跑。
公元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把后金都城迁到沈阳，把沈阳称为盛京。
此时明朝神宗皇帝已死，他的儿子明光宗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即误服药物而死。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称熹宗，年号天启，又称天启皇帝。天启皇帝竟有一样特殊的癖好，就是木工制作、油漆雕刻。他可以一天到晚摆弄那些刨凿斧锯，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国事不理，奏章也不看不批。他对明朝最大的“贡献”就是重用了魏忠贤来治理国家。魏忠贤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太监。想必任何一个王朝有了魏忠贤，就只能有亡国的下场。所以崇祯即位后果断地铲除了魏忠贤，天下无人不欢欣鼓舞。
此刻努尔哈赤所向无敌，意气风发，竟然派人送信给天启皇帝说，北京应该由汉人和后金轮流来坐。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军六万，号称十三万，西渡辽河攻明。但这个不可一世的英雄在宁远遇到了他生平最大的劲敌，明将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击败了努尔哈赤。
宁远大捷的消息传回京师后，满朝震动，欣喜若狂。袁崇焕一战成名，从此晋身中国名将之列。在这段时期，袁崇焕甚至得到了魏忠贤的支持。
努尔哈赤被炮火击伤后，忿恨退还沈阳。同年八月，因受伤疽发病卒，终年六十八岁。
无论如何，努尔哈赤也没有想到，1644年，即十八年后，他的小孙子福临坐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北京金銮殿上。努尔哈赤一直盼望着这一天，但他想不到的是，这一天会来得这样快，简直快得出人意外。
李自成造反当闯将的这一年（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也是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的一年，此刻距离明朝灭亡还有十四年。李自成也颇有军事天才，善于把握战场主动权，常以灵活战法出奇制胜。没有机会与袁崇焕这样的高手较量，在李自成来说也是一件憾事。当然，以袁崇焕为憾的远不止李自成一人。
1626年，极有军事天赋的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军攻宁远，袁崇焕力守，努尔哈赤受伤而死，临死前对袁崇焕念念不忘：“我从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没想小小的宁远城攻不下来。袁崇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竟然有如此能耐！”
努尔哈赤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继立后，认为袁崇焕对父亲努尔哈赤的死要直接负责任，发誓要与袁崇焕一决高下。因为朝鲜一直协助明朝断满洲的后路，于是皇太极先率兵征服了朝鲜，再回军攻宁远、锦州。可惜，结果跟努尔哈赤一样，皇太极照旧被袁崇焕打得大败。
满清这时候虽然人力物力与明朝仍然相差很远，但正是方兴之势，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猛劲儿。袁崇焕以几千士兵扼守宁远，满清十万大军竟然不能进取辽西一步，这与袁崇焕本人极高的军事才能很有关系。假若崇祯皇帝能继续任用像袁崇焕这样的人物，与满清持久，辽西不用说，辽东也可以慢慢收复。若说满清要打进山海关，那简直是梦想。
明朝重文清武，军队的统帅基本都是文人出身，都是做八股文考中的进士。文人当中出真正的帅才很不容易。南宋末年所倚重的文天祥，南明后来所倚重的史可法，都是文人，但却是毫无谋略，屡战屡败。但明朝的运气不错，明末一连出了三个功勋卓著的名将：熊廷弼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这三个人都是进士出生，却都是难得的军事专家。可惜熊廷弼和袁崇焕先后被杀，孙承宗也被罢斥。
熊廷弼是个很有才能的将领，他萨尔浒大战以后出任辽东经略，出关指挥辽东军事。可是担任广宁（今辽宁北镇）巡抚的王化贞却认为熊廷弼出关影响了他的地位，千方百计阻挠熊廷弼的指挥。天启二年（1622年），努尔哈赤向广宁进攻，王化贞带头逃进关内。熊廷弼无法抵御，只好保护一些百姓退到山海关内。广宁失守，明朝政府自然要追究责任，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将熊廷弼和王化贞一起打进大牢。
魏忠贤趁机向熊廷弼敲榨勒索，要熊廷弼拿出四万两银子，才免他死罪。熊廷弼为人清廉正直，拒绝了魏忠贤的要求。于是阉党就诬陷熊廷弼贪污军饷，熊廷弼被处死。可叹的是，熊廷弼被斩首后，首级还被传遍九边（明成祖朱棣五出漠北，又于沿边设镇，派兵驻守。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设山西、固原两镇，是为九边），以为警戒。
孙承宗是继熊廷弼后崛起的将领。他青年时代就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史书记载他相貌奇伟，须髯戟张，跟人说话的时候，声音异常洪亮，“声殷墙壁”。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孙承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不久，明朝三大奇案之一“梃击案”起，一个壮汉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宫，准备行刺太子朱常洛（后来的当了一个月皇帝即因“红丸案”死去的明光宗），好在被值班太监当场抓住。刺客供出了太监庞保、刘成。人们普遍认为是明神宗宠爱的郑贵妃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所以派人行刺。大学士吴道南负责此案，深觉为难，便求教孙承宗。孙承宗说：“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吴道南大为钦佩，这桩极其复杂的案子才就此平息。（事见《明史·卷250·孙承宗传》）
天启元年（1621年），孙承宗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当时沈阳、辽阳相继失陷，孙承宗因为知兵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
孙承宗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谋求改革，主要内容有：（1）“兵多不练，饷多不核”。这是说当时军队训练差，后勤供应混乱。（2）“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3）“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此外，还要抚辽西、恤辽民、简京军等。因为当时东北危急，他的这些建议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以后，明军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进行军事防御的战略选择问题，即是主守关防，作积极的防御；还是固守关门，作消极防御。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袁崇焕原是文官，但长期以来对辽东战事颇为关注，自诩是“边才”。广宁陷落时，他刚刚由南方的一个知县调至朝廷任兵部主事，于是亲自来到山海关，察阅形势。回朝后，他立即上疏天启皇帝，毛遂自荐，“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辽东前线，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的安全。因此，孙承宗的决计守宁远，颇具战略眼光。
山海关的防务也采取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经过数年艰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成为满清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
孙承宗功高权重，誉满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一边，故进行过多次试探，但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天启五年（1625）八月，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清军逃归的刘伯漒的情报，派兵渡柳河，想袭取耀州，结果中了清军埋伏，大败而归。阉党借机小题大作，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孙承宗因此去职。
高第随即出任辽东经略。高第是个庸碌无能的家伙，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山海关，就召集将领开会，说清军太厉害，关外没法防守，下令拆撤宁锦防线，要各路明军全部撤进山海关内。袁崇焕坚决反对撤兵，他说：“我们好容易在关外站稳脚跟，哪能轻易放弃！”高第硬要袁崇焕放弃宁远。袁崇焕气愤地说：“我的职守是防守宁远，要死也死在那里，决不后撤。”高第说不服袁崇焕，只好答应袁崇焕带领一部分明军留在宁远，却下命令要关外其他地区的明军，限期撤退到关内。这道命令下得十分突然，各地守军毫无准备，匆匆忙忙地退兵，把储存在关外的十几万担军粮丢得精光。孙承宗数年心血毁于一旦，明朝在山海关及其关外的军事形势顷刻陷入一场新的危机。只是由于以袁崇焕为首的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才使明军在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七年五月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奇迹般地挡住了满清的凶猛进攻，从而不仅使宁锦防线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且使明朝避免了由于高第的错误军事决策而导致的军事大溃败。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见辽西方面袁崇焕坚城难攻，改变战略，避开袁崇焕，亲率重兵绕过山海关天险，攻破长城大安口，从龙井关入，先后攻克遵化、蓟州、顺义、通州，直逼京城。袁崇焕得知清兵绕道入关，即挥宁、锦将士回师，以解京都之围。清兵退回长城以外后，师心自用的崇祯皇帝却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于是长城自坏。此事发生在崇祯三年（1630年）。
皇太极也是个了不起的军事家，深谋远虑且有博大的胸襟，他听到袁崇焕被杀，虽然如愿铲除了平生最大的劲敌，表面上说：“难得此公已死，咱们可长驱入明了。”平时皇太极与手下将领们谈论，都称呼袁崇焕为“袁蛮子”，此刻突然改称“此公”，自然地流露出心底的尊重；可见当时心情极为复杂，跟汉高祖刘邦悼韩信一样，且喜且哀之，叹息从此天下英雄谁敌手。
崇祯为人，严厉而不明，在诛杀大臣上却是十分果敢。说起来崇祯也相当不容易，他还是信王时，天天龟缩在信王府中，从不敢出门，生怕被魏忠贤一伙谋害；后来他当上上皇帝住进皇宫，数天不敢吃宫里的食物，也是忌惮魏忠贤的势力。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下长大的崇祯，也难怪会经常疑神疑鬼。何况他从哥哥接手的大明江山，已经是千疮百孔。纵然朱元璋再世，也无回天之力。
崇祯统治的十七年中，换了十四个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这里指正式的兵部实际总负责人，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被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这都是因为责任规则，这些被杀被罢的人，要么是被认为没有能力，要么是被认为没有尽力，要么是有拥兵自重的嫌疑，总的来说，在崇祯看来，他们必须承担他们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不过以崇祯的察人不明来看，这无疑是自拆股肱，适以利敌。
当时袁崇焕赶回京师勤王，在广渠门外扎营。崇祯皇帝听说袁崇焕马不停蹄地赶来护卫京师，颇为感动，立即召见，并加以慰问，赐食物和貂裘等物。袁崇焕以士兵马屁疲劳为由，请求进入城中休息。崇祯皇帝没有答应。
崇祯的考虑主要有两点：一是清兵就在离京师不远的通州，已经逼近北京城下；袁军大队人马进城，保不齐会让皇太极乘虚而入。二是自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以来，这种顾虑就一直浮现在他的心头——袁崇焕目前领着明朝最精锐的军队，消耗着明朝大多数的军饷。因为国库空虚，朝庭缺饷，甚至袁崇焕还提出了发“内帑”，“内帑”就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崇祯曾经为此很不高兴，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但在袁崇焕的一再催促下，最后不得已地拿出钱来（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府库清单所列，府库存银三千七百万两，金数千万两，而户部仅银四十万两、捐银二十万两。国库之虚月皇帝的私人小金库还形成鲜明的对比）。袁崇焕为手下拼命争取利益，甚至动用了皇帝的小金库，自然得兵士死力，至少在崇祯是这样认为的。袁崇焕不知道他已经犯了帝王的大忌。
但久居深宫的崇祯并不真正了解军饷已经恶化的程度。实际上所有应该了解的明朝皇帝没有一个人了解。
永乐一朝明成祖朱棣设九边，各边为进行备战与士兵给养所需的军饷，最初多仰给于屯田。正统后，军饷逐渐由京师太仓供应。各边额数，弘治、正德间，每年约四十三万两；嘉靖时的最高额，每年为二百七十余万两；万历时，每年则达三百八十余万两，相当于明朝每年田赋收入的总数。军饷成为明朝财政日益拮据的重要原因，加上各级军官的残酷盘剥，又使饷银短绌，军士往往生活无着，不得不骚扰平民百姓，渐渐军入匪寇。就连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已经达数月之久，为了军饷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军变。袁崇焕不得已杀了几个为首的军官，暂时平息了局势。可是军饷迟迟不到，兵士又开始哗变。朝廷一次又一次地欠饷，袁崇焕鉴于户部实在拿不出钱来，这才提出了发“内帑”的要求。
既然皇帝不让进城，于是袁崇焕继续出城驻守。他并不出兵与清军交战，只派小股队伍出去，与清军鏖战，互有杀伤。
其时袁崇焕因为急于救援，带来的兵力较少。按照他的策略，他预备等到各地勤王大军到来，再以优势兵力对清兵进行彻底的反击。皇太极孤军深入，已经犯了兵法大忌；按照袁崇焕的想法，完全有可能将清兵包围，并一次性地击溃。
皇太极也是用兵高手，他自然猜到了袁崇焕迟迟不肯出战的用意。为了逼迫袁军早日与清军决战，皇太极派人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
北京城中的许多官僚们都有大批产业如庄园田产在城外。因为关系着自己的身家财产，于是这些人联合起来，跑到崇祯面前，说袁崇焕不肯出战，是别有用心。北京城中也开始流言蜚起，许多人说清兵是袁崇焕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甚至有人站在城头向城下的袁军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
崇祯看到袁崇焕迟迟不肯决战清兵，又听到北京城了谣言四起，不禁更加忧虑重重。谣言总是容易被人相信，何况几年前袁崇焕确实曾与皇太极进行过暂时停战的谈判。皇太极恰到好处地用了一招“离间计”，崇祯终于将袁崇焕下狱。这里提一句，崇祯这个时候才十八岁。
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崇祯催促武经略满桂（袁崇焕手下大将）出战，满桂出兵后全军覆没，此时离袁崇焕下狱不过半个月。
袁崇焕手下另一员猛将祖大寿本来率军营救京城，看到袁崇焕下狱，掉头冲出山海关北去。祖大寿曾经犯了军法，孙承宗要杀他，因为爱惜他的才华，暗中让袁崇焕出面救解。祖大寿感激袁崇焕的恩情，从此对袁崇焕死心塌地。
崇祯将祖大寿叛出山海关的消息告诉了狱中的袁崇焕，让他写了一封书信给祖大寿，劝祖大寿回头。祖大寿这才重新回兵，意图打胜战立功，以救出袁崇焕。祖大寿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同时切断了清兵后路。皇太极于崇祯三年（1630）自率大军退还盛京，留下二贝勒阿敏驻守关内四城。
在此危难之际，崇祯再次起用孙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统筹全局。孙承宗首先晓以大义，安定了军心。其后协调各路军队，联合行动，经数月艰苦作战，取得“遵永大捷”，并于崇祯三年（1630）五月将阿敏统帅的清军驱逐出山海关。关内四城（滦州、迁安、永平、遵化）被明军收复，阿敏率残兵败将逃归，逃走前阿敏下令屠城。
阿敏回到盛京后，立即因败军的罪名被自己的弟弟皇太极逮捕下狱。这是因为必须有人对不幸的结局负责，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阿敏下了屠城的命令，从此凡是满清攻打的城池将招来顽强的反抗——这大大违背了皇太极一直极力主张的笼络人心的策略。阿敏被幽禁十年后在狱中死去。
反过来看袁崇焕的命运也是一样。尽管满清对北京和王朝的直接威胁已经过去，但朝廷吓坏了，特别是崇祯。出现这样的状况，总得有人来负责吧？于是皇帝选择了袁崇焕。
崇焕被凌迟时，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个干净。中国人自古以来，只崇拜权力，不崇拜才华，由此可见一斑。
袁崇焕被杀，固然是他本人的悲剧。但崇祯杀袁崇焕，则是大明朝更大的悲剧。1644年的风起云涌、北京城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改朝换代，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许许多多的小悲剧、大悲剧累计起来的总爆发。这是历史的悲剧集中上演的一年。
孙承宗再任辽东经略后，仍坚持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继续加强宁锦防线，决心重筑被高第毁弃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祯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寿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发一万四千人筑城。八月六日，动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墙刚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一半，清军突然兵归城下，并于当天开始围城，明军仓促闭门拒战。“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宗伟往救”。但宁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围三月，守军粮尽援绝，城中发生了吃人的惨剧，祖大寿假装投降，奔还锦州，“城复被毁”。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内部的互相倾轧，“延臣追咎筑城非策，文章论禾嘉及承宗”。孙承宗连疏引疾，求退。崇祯帝为平息朝议，准其归籍，孙承宗第二次被排挤下台。
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年），后金（清）兵深入内地。十一月九日围攻高阳。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全城军民与之血战。三天后，城破，孙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
凡事有因才有果，正所谓没有莫名其妙的爱，也没有莫名其妙的恨。袁崇焕因为军事才能极高而为崇祯所爱，又因为忠诚度不够而为崇祯所忌。袁崇焕被杀的罪名是“擅主和议、专戮大帅”，当然最重最大的罪名是谋叛。谋叛显然是诬蔑之词；“擅主和议”指的是袁崇焕为了拖延时间，曾经与皇太极议和，但事先并没有让崇祯知道；“专戮大帅”一项指的是袁崇焕未经请示，用崇祯赐予的尚方宝剑杀了皮岛统帅毛文龙。这两项罪名其实说到底就是怪袁崇焕总是擅作主张，对皇帝的忠诚度值得怀疑。
我们返回来看袁崇焕重新被崇祯起用的那一段。
崇祯即位后，不动声色地铲除了魏忠贤一伙儿，随即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从这里可以看出，皇帝对袁崇焕的信任度是相当高的。
崇祯首先问到了平辽战略，袁崇焕答道：“只要陛下全力支持我，我只要五年就可以收复全辽。”崇祯听了大喜。
一旁的给事中许誉卿并不相信，悄悄问袁崇焕：“五年真的就能收复全辽吗？”
袁崇焕其实也没有把握，踌躇着说：“陛下一直为了辽事焦虑，我这样说是为了安慰他。”
许誉卿道：“陛下英明，你怎么能随口一答？”
于是袁崇焕又找机会对崇祯说：“辽事本来不容易奏功，陛下既然委任于我，我也不敢因为难而推辞。但五年之内，户部供应军饷，工部供应兵器，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遣将，要内外事事相应，才能有效果。”
崇祯听了他的话前后不一，已经有些不高兴了，但也答应了他的要求。袁崇焕于崇祯二年底被下狱时，皇太极已经打到与京师只一步之遥的通州，崇祯想到袁崇焕五年平辽的豪言壮语，显然是失望了。到了崇祯三年八月，收复全辽已经不见丝毫希望，于是袁崇焕被杀。
袁崇焕是历史上的忠臣、名将，但他也是个相当有心机的人，这一点并不广为人所知。魏忠贤权倾天下的时候，袁崇焕跟其他各地拍马屁的官僚一样，在辽东给魏忠贤建生祠。魏忠贤派太监监兵，袁崇焕也应付得很好。袁崇焕中进士的主考官、保荐他的御史等都是东林党人，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当时，魏忠贤大肆消灭东林党人，对袁崇焕还算客气，这不能不说与袁崇焕的手段与妥协战略有关。
袁崇焕刚开始受到崇祯重用、离开北京前去宁远时，也曾经担心熊廷弼和孙承宗背后被馋的命运会落到自己头上，于是他恨严肃地对崇祯皇帝说：“我制辽绰绰有余，但是杜谗不足。我一旦出了关，就在千里之外了。如果朝中有妒功忌能的人员，便足以坏事。这些人即便不能用朝中的权力来牵制我，也会瞎出一些主意来扰乱我的计划。”
崇祯听了这话，站了起来：“你不要疑虑，我一定会为你作主。”大学士刘鸿训请求赐袁崇焕尚方宝剑，崇祯也慨然照办，表示了对袁崇焕极端的重视。
袁崇焕在离开京师这个权力中心时，为了将来便宜从事，所作的事、所说的话都是为了向崇祯要更大的权力。这是袁崇焕本人没有想清臣子忠诚度在职业生涯中重要性的问题。
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曾经想派大将王翦攻打楚国。王翦说：“要攻打楚国，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又问李信，李信说：“二十万人就足够了。”秦始皇笑道：“王将军老了，胆子也变小了。”于是派李信和蒙恬带二十万军队南下征伐楚国。王翦便称病回家了。不久，李信大败，秦始皇亲自跑到王翦的老家频阳，请王翦挂帅复出。于是王翦带兵六十万人出征，秦始皇亲自送到灞上。王翦临出发的时候，突然向秦始皇要求赏赐众多的田产宅第。秦始皇不以为然地说：“将军就要走了，怎么还发愁不能富贵呢？”王翦说：“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所以趁大王还用得着我，我得为子孙作打算。”秦始皇大笑。后来，王翦在出征的路上，还先后派出五拨信使回咸阳，不为别的，只为向秦始皇请求封赏。秦始皇终于答应了。有人觉得王翦是在乞讨封赏，恨是丢人。王翦语出惊人地回答：“秦王生性多疑。如今我统领着几乎秦国的全部兵马，我不请求田园加深大王的信任，难道还要他疑心我吗？”（事见《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
王翦高明就高明在他知道对于武将来说，忠诚度是职业生涯中最最重要的，只有让皇帝彻底地放心，绝对没有谋反的念头，他才能继续他的职业生涯。但从袁崇焕的立场来说，当时他这么做也没有什么不对。根据明朝祖制，大将在外，必有文臣（有时候是太监）监军。他要求更大的权力，也是为了不受牵制，好能大展宏图。
袁崇焕一到宁远，正好赶上军队因为朝庭拖欠军饷发生了哗变，发“内帑”就是袁崇焕在这件事后提出的。袁崇焕到了宁远后，修城增堡，置戍屯田，颇有成效。这期间崇祯对他是相当信任的，崇祯二年闰四月，袁崇焕“叙春秋两防功，加太子太保，赐蟒衣、银币，廕锦衣千户”。但不久后就发生了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事件（事见《明史·卷259·袁崇焕毛文龙传》）。
毛文龙，仁和人，最早为辽东大将。辽东失守后，毛文龙从海上逃回，乘虚袭杀满清镇江守将。因为毛文龙只将战果报告给了当时的广宁巡抚王化贞，没有报告给经略熊廷弼，熊廷弼与毛文龙开始不和。当时主事的人是王化贞，王化贞任命毛文龙为总兵，后来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
皮岛（今海洋岛）又称东江，位于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满清界，其东北海为朝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可以有效地牵制满清。
毛文龙蟠踞东江已久，素性倔强，为人又嚣张跋扈，还经常利用边塞之便大量贩卖货物，充作军饷。袁崇焕本已经对他不满，到任后，统一规划，“议更营制，设监司”；毛文龙觉得自己的权力被大大削弱，很不高兴，不同意袁崇焕的意见，语多傲慢。于是袁崇焕婉言劝毛文龙回家乡去看看，意思是他已经到了解甲归田的时候了。毛文龙在皮岛日久，自然不肯轻易放弃权利，大声说：“我早就想解甲归田，但只有我了解辽东事，等辽东事了，我再回家乡不迟。”袁崇焕“益不悦，谋益决”，杀机已现。
不久后，袁崇焕以邀请毛文龙到幄山看将士射箭为名，诱捕毛文龙。当时袁崇焕手下的部将有许多为毛文龙求情，认为他苦守皮岛多年，劳苦功高。袁崇焕不听，请出尚方宝剑，杀了毛文龙，并对众人说：“我只杀毛文龙一个，其他人无罪。”当时毛文龙手下有数万精兵在场，忌惮袁崇焕的威风，竟然没有一个人敢轻举妄动。
其时袁崇焕总掌兵事，毛文龙对他的权力和地位并无任何威胁，袁崇焕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要杀毛文龙。他的动机，很可能有两点：一是出于个人情感，他实在是不喜欢毛文龙这个人；二是因为毛文龙跋扈难制，所以袁崇焕杀人以立威，这是新到任的统帅通常用的法子。但从后来可以看出，杀毛文龙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还不包括袁崇焕因为此事引起了崇祯对他的猜忌。我们不能不说，在毛文龙这件事的处理上，袁崇焕是有极重的私心的，而个人恩怨有时候不但会改变双方各自的命运，还会改变历史的局部面貌，起到微力的作用。当这些微力足够多时，进而成为合力，影响到国家命运的走向。
从另外一点来说，袁崇焕确实有故意专擅的意思，一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要有利于国，专之可也；二是崇祯皇帝给了他尚方宝剑，为的就是让他便宜行事。但袁崇焕忘记了，帝王之心深不可测，君与臣永远不可能完全信任。
袁崇焕随即将毛文龙厚葬，亲自祭奠说：“我杀你，是朝廷大法；我祭你，是僚友私情。”随即将毛文龙手下的二万八千人分为四部，由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分别率领。
崇祯二年五月，袁崇焕才上书崇祯，报告了杀毛文龙一事。崇祯听到后，“意殊骇”，意思是吃惊得不得了；他没有想到袁崇焕自作主张到了这样的地步，因为毛文龙不但是沙场老将，也是手持尚方宝剑的一方统帅。但因为毛文龙已死，国家必须有良将，崇祯还要依靠袁崇焕，只好“优旨褒答”。不久后又“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显然崇祯的本意并不想这样做，只不过为了笼络袁崇焕不得已而如此。从这时开始，崇祯已经开始警戒，对袁崇焕又爱又恨之。
袁崇焕为了拖延时间，完成收复大业，开始与皇太极和谈。此时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皇太极的地位还不十分稳固，他对和谈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反应。袁崇焕提出先决条件，要皇太极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
当时皇太极并没有一味跟明朝开战，而是千方百计地求和。他不但自己写信给明朝边界官员，还托朝鲜居间斡旋，托蒙古王公上书明朝。而他发动每一个战役，都是“以战求和”的目的。皇太极的眼光相当毒辣，有相当的自知之明。他清楚地认识到，以当时明朝和满清国力人力的对比，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满清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
皇太极还写信给崇祯皇帝说：“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天聪实录稿》）皇太极用辞十分谦卑。但崇祯毫不理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还妄自尊大，激怒了皇太极。等到崇祯末年，农民军力量壮大，崇祯皇帝再想与满清议和，已经晚了。
当皇太极看到崇祯杀了袁崇焕时，已经知道明朝的气数尽了。但即便是这个时候，他也没有想到满清能这么快地取得明朝的天下，在他预测中，无论如何也还要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明确地表示要推翻明王朝。
有人说，因为袁崇焕妄杀了毛文龙，所以崇祯才误杀了袁崇焕。袁崇焕被杀，不但是他本人的悲剧，也是崇祯皇帝的悲剧，更进一步说，是整个大明王朝的悲剧。“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卷259·袁崇焕传》）。然而对于明朝来说，这还远不是悲剧的高潮。高潮一直要到1644年才会出人意料地来到。
袁崇焕被时人称为“袁长城”。袁崇焕死后，明朝只剩了最后一座人造的长城，山海关就是明朝最后的屏障。
明朝的长城非常著名。明长城是我国历史上修筑的最后一道长城，也是修建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工程最坚固、设备最为完善的长城。它东起辽东的鸭绿江畔，西至甘肃的嘉峪关旁，横贯今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九省、市、自治区，全长六千三百多公里。
有人计算过，若将明代修筑长城的砖石、上方，用来修筑一道五米高、一米厚的大墙，可绕地球一周有余。它翻越千山万水，穿过莽莽荒原，腾飞茫茫沙漠，奔向皑皑雪山，犹如一条巨龙舞动在中国北方辽阔的大地上。
明朝在灭掉元朝以后，原来的统治者蒙古贵族北走沙漠，但“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蒙古势力时刻想卷土重来，不断南下骚扰掠夺。同时在东北又有女真的兴起，为了防御蒙古、女真等游牧民族贵族的扰掠，明代十分重视北方的防务。为了防御北方边患，明朝历代政府不得不屡次修建长城。在明朝的二百多年中，几乎一直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和巩固长城的防务。开始只对几百年前遗留的破烂不堪的长城进行补修，到后来进行大规模的修建。明朝长城工程之大，自秦皇、汉武之后，没有一个朝代能够与之相比，工程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结构更加坚固、防御的作用也更大了。我们可以这样说，万里长城这件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修筑，经秦始皇连成一气的伟大工程，到明朝才完成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气魄宏大的长城，正是明代的遗迹。（附图：明长城示意图）
纵观长城的历史，可以看出，大部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整体或某个方面比较弱的一方，才修筑长城。长城用于军事的目的，是修长城的一方，想凭借长城保持与敌方的抗衡。到了明朝后期，长城已经成了消极防御的军事工事。
但是，明王朝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万里长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军事制度和战略思想决定的。单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在长逾万里的防御线上，攻击一方是先发制人，攻其不备，在时间、规模、突破口的选择上有主动权。而守军分散在万里长城线上，无论如何地强调常备不懈、居安思危，还是难以阻挡一些规模较大的突然袭击的。
崇祯八年至十一年（公元1635～1638年），清兵曾多次从蓟镇、宣府、大同三镇的董家口、独石口和得胜堡等处拆长城而入。
清军数次攻进长城，长驱于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几次威胁明朝京都，打了许多胜仗。终因山海关控扼其间，清内外声势不接，不得不掳掠后退出长城。
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东门巨匾上的“天下第一关”五个字是明代成化八年进士、当过福建按察司佥事的肖显所写，笔力雄浑有力，尺度巨大，独具风格。
山海关的建关历史，源流久长。在尧、舜及夏、商、周时都曾有职司掌管。秦朝时属辽西郡，汉高祖时属卢绾，汉献帝初归公孙赞，三国时北魏曹操在这里设卢龙郡，晋朝时属营丘郡，南北朝至隋朝属北平郡，唐朝初年设临榆关，五代时仍为临榆关，宋朝时改名临闾，辽国占领以后属迁州，金国时称迁民镇，元朝时仍叫迁民镇，明朝设山海关。在明朝洪武十四年，即1381年，朱元璋派魏国公大将军徐达在这里设山海卫。徐达见这一带北依燕山山脉的崇山峻岭，南临波涛汹涌的渤海，山海之间只有十余华里的狭长地带，形势险要，是辽蓟的咽喉要道，便于1382年十二月筑起山海卫城，城关就叫山海关。清乾隆二年，曾设临榆县。
山海关一带，山势陡绝，形势险要，历来为兵家所争之战略要地。过去曾有人用“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的诗句来描写关城的险要。历史上曾经有很多次战争在这里进行，至今还有许多战争遗迹可寻。据史书记载，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有高丽一万多名军兵来侵犯辽西。隋文帝派汉王谅、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带兵三十万出临榆关迎敌。隋炀帝大叶十年兴师征伐高丽经过这里。唐太宗在贞观十九年亲征高丽，成功班师回朝曾经过这里，在汉武台上刻石纪功。他在《春日观海诗》中写道：“翠岛屡出桑，碣石想秦皇”。明朝初年，徐达在这里设山海卫后，遂成为边防重镇，驻有重兵把守。
李自成由极盛转为极衰的关键一役也发生山海关下。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十万与平西伯吴三桂激战于山海关石河两岸。四月二十一日，起义军以数千骑兵突破了西北防线，进逼山海关西罗城下。二十二日，山海关北翼城的一支明朝官兵投降了李自成，山海关城眼见马上即可攻下。吴三桂在关键时候投降了清军，出关迎接清军首领多尔衮入关。于是明军与清军两军合战，左右进攻，与李自成农民军大战于石河西岸的红瓦店一带，农民军大败，只好撤退。于是这个山海雄关的大门洞开，清军大批过关驰入中原。不久大顺朝即告灭亡，清朝代替了明朝的统治。这是后话。
满清入关建立政权以后，鉴于明亡国的教训，决定不再修筑长城。清朝的统治者清楚地看到，明代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长城，却未能挽救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命运，于是决意改变统治策略，要建起一座“修德安民”的无形长城。
康熙皇帝在《古北口》一诗中说：“断山逾古北，石壁开竣远。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乾隆皇帝在《望长城作》一诗中说：“千秋形胜因循览，万古兴亡取次觇。自是天心无定向，从来违顺卜黧黔。”清朝的一些大臣也说：“毕竟成城需众志，皇图巩固在于斯。”
这说明清朝统治者认为，要巩固政权不能仅凭“形胜”，依靠长城来进行统治，而要重视德化及人心向背。这从康熙帝批阅的一份奏折上看得就更为清楚。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上奏，意思是说他管辖的那一段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帝批曰：“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具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于是，清朝统治者决意用怀柔政策，即用宗教和思想统治的办法，代替对长城的修筑。历史上“明修长城，清修庙”，就是讲的这一史实。首先，清朝政府在北京城修建了雍和宫，乾隆皇帝还亲自前去受戒。再者又在热河建立了行官，即承德避暑山庄。在山庄之外，仿新疆伊犁河畔的伊犁庙，修了安远庙；仿西藏的三摩耶庙，修了普宁寺；仿拉萨的布达拉宫，修建普陀宗乘之庙；仿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修了须弥福寿之庙，共修了八大庙宇，为蒙古、藏族等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准备了宗教活动和休息的场所。对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首领来说，他们不必长途进京也有与清廷彼此交流的机会与场所。清政府以此达到巩固统治、安定边疆的目的。
避暑山庄，名义是休息避暑之地，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它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和一座座香火缭绕的寺庙。
我们可以说，这就是清统治者的“长城”，它比蜿蜒万里的秦汉、明代长城要高明许多倍。历史事实证明，清朝政府这一套政治统治手法，确实是行之有效的。
袁崇焕虽然杀了毛文龙，但担心毛氏旧部有变，为了笼络那些人，特地给毛的旧部增发军饷，向朝庭上书说：“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岁饷银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崇祯看了不能不怀疑，为什么兵员比以前减少了，军饷反倒增加了？但看在是袁崇焕奏请的份上，依然如数拨发。
崇祯一味迁就袁崇焕，不仅仅是袁崇焕当时握有重兵——当时袁崇焕麾下合辽、登莱、天津，及东江四镇兵十五万三千，马八万一千，岁费度支四百八十余万——更重要的是，他念念不忘的是袁崇焕“五年平辽”的誓言。对于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的崇祯来说，这誓言确实相当诱人。他愿意赌上一把。
可惜的是，袁崇焕增发军饷的这一招并没有效果，皮岛旧部“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明史·卷259·袁崇焕传》）。可见毛文龙虽然嚣张跋扈，但却甚得军心，袁崇焕用人不知用人所长，可谓十分的失策了。
毛文龙之死并不单纯，很快就得到了验证。袁崇焕杀毛文龙后，毛文龙的两名义子孔有德和耿仲明立即领兵反叛，但也没有直接与明军交锋，只是沦为了海盗，不再奉袁崇焕和明朝号令。明朝自然不能容忍叛徒，攘外必须先安内，派大军攻打，孔耿二人不得已，只得航海去投降皇太极。这是明朝的又一失策。
皇太极听说孔有德、耿仲明渡海来降，亲自出迎，隆礼厚待，授都元帅、总兵官。孔、耿二人感激涕零，随即引清兵攻陷广鹿岛（又称光禄岛），守将尚可喜也投降。这几个人都得到了皇太极极大的信任，他们依旧各自率领着自己的兵马，尚可喜的士兵还被皇太极称为“天助兵”。皇太极“用人不疑”极大地招揽了明朝降将的心。
假如毛文龙不死，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都是防边良将，这几个人的军事才华都在后来南下平定中原的战斗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归根到底的责任，依旧在袁崇焕身上。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个人，加上后来投降的吴三桂，为满清平定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所率领的军队成为八旗以外的最重要的武力。所以满清得天下后，封吴三桂为平西王，驻防云南、贵州；孔有德为定南王，镇守广西；尚可喜为平南王，驻防广东；耿仲明为靖南王，驻防福建，耿仲明死后，其孙耿精忠继立。
这四王中只有孔有德早死。顺治九年，李定国（张献忠义子，后联合南明永历政权抗清）攻破桂林。孔有德怅然失色，悲叹道：“完蛋了！”于是在王府内自杀，死前命随从将其所居后殿以及掠得的珍宝付之一炬。
巧合的是，孔有德自杀的王府是明朝靖江王府，靖江王朱亨歅父子于顺治六年被孔有德所杀。孔有德的妻子白氏自缢前将儿子孔庭训托付给侍卫白云龙，嘱咐道：“苟得免，度为沙弥。勿效乃父作贼一生，下场有今日耳。”白氏大概也不认同丈夫叛明投清的立场和气节，所以才用了“贼”字。可惜的是，孔庭训没有机会去当和尚，出城后就被李定国的部下查获，几年后由李定国下令处斩。只有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乘乱逃出，后来被满清封为和硕格格，嫁给了她父亲的旧部孙延龄，依旧驻守桂林。后来孙延龄跟随吴三桂叛乱，在孔四贞的劝说下，又打算重新投降清廷，却被吴三桂先发制人，派孙子吴世琮将孙延龄诓出桂林杀死。
孔有德死后，剩下的三王就是后来著名的“三藩”。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后航海投降为满清带来许多兵马和船只，并且带来了西洋葡萄牙大炮。这种大炮是当时明朝最新式的武器。清军有了这种大炮以后，其攻坚和野战的能力大为提高了。这种大炮后来在满清跟李自成的作战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要塞皮岛后来由明将沈世魁驻守，他跟尚可喜是死对头。在这样的情况下，沈世魁投降满清的可能性不太大。
皇太极征服朝鲜后，派清军（包括尚可喜部）对皮岛发动了猛攻。沈世魁果然力战而死。他的侄子沈志祥率皮岛四千军民逃至明朝另一海上要塞石城。因为沈世魁已死，沈志祥在军民的拥护下，自发地继承了叔叔的军队和总兵头衔。
本来正当用人之际，崇祯皇帝大可不必计较，小小的一个总兵头衔而已。但崇祯却对沈志祥的自作主张极为不满，这使他想起了当年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事件，于是下诏切责。沈志祥因此与明朝庭发生了争吵，一怒之下，率众降清了。此后，沈志祥成了清军一员猛将，曾在山海关攻打李自成，又助孔有德攻占湖南，以战功受封公爵。事见《贰臣传》第七卷。
而袁崇焕被杀后，朝庭中从前支持他的大臣也跟着倒霉。首辅韩爌因为与袁崇焕关系密切，被迫辞职，他是袁崇焕考进士时的主考官。其他的还有刑部尚书乔允升和左都御史曹于汴。一直支持袁崇焕的大学士钱龙锡也被处死。
袁崇焕于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被杀，十月初，崇祯开始重新派太监前往北部边境监军。1627年崇祯皇帝即位时本已取消这种做法。皇帝改变了主意，充分表明他对文武官员愈来愈不信任。而朝廷里经常不断地勾心斗角，崇祯跟他的祖先们一样，感到太监更有用，因为他们直接对他负责。
袁崇焕被下狱前，从各地赶来北京勤王的军队很多。袁崇焕下狱的事情对各路兵马军心打击很大，将领们生怕自己也像袁崇焕这样遭了毒手。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竟然都溃散回乡。许多兵士因此而加入了李自成的队伍，成为“流寇”的骨干。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袁崇焕既忠且能，尚且是这样下场，何况其他人。
祖大寿，字复宇，辽东人，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的沙场老将，他当时的名气之大，可以说是闻者无不如雷贯耳。祖大寿最早是熊廷弼的部将，后来孙承宗主事，任祖大寿为佐参将。
袁崇焕威震辽东之时，祖大寿任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驻扎在锦州。他在宁远保卫战、宁锦大捷、北京保卫战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皇太极对这位猛将仰慕已久，极尽笼络之能事。他曾经试探性地给祖大寿写信，说是想派使者吊明熹宗之丧，并祝贺新皇帝崇祯登基。但祖大寿坚决拒绝了皇太极，可谓是明朝最坚决的主战派。
辽东将士中，祖大寿是唯一亲见自己主帅袁崇焕在殿前被捕下狱，一怒之下领兵反叛，“毁山海关出，远近大震”（《清史·卷234·祖大寿传》）。可是袁崇焕在狱中的一纸书信又把他招了回来。祖大寿的母亲和孙承宗都劝他奋勇杀敌以赎出袁督师。在辽东将领中，他是营救袁崇焕最力一员，曾请求削职为民，以自己的官阶赠荫换取袁督师性命。但袁崇焕最终还是被这些英勇的将领所奋勇保卫的人千刀万剐了。
皇太极非常欣赏祖大寿的勇猛与为人，为了将他召至麾下，用了很多心思。他先派人搜捕居住在永平三十里村的祖大寿的族人，抓到了祖大寿的两个儿子、一个侄子以及其他亲属。这些祖大寿的亲戚都被带回盛京，软禁起来，但待遇相当优厚。皇太极先后几次写信给祖大寿，还让祖大寿的儿子写信劝降。祖大寿毫不理睬，继续率领袁崇焕旧部，驻守宁远、锦州、大凌河等要塞，抵御清兵的入侵。这支部队当时是明朝最精锐的部队。
崇祯四年，祖大寿奉孙承宗之命修大凌河城。同年八月，城才修了一半，皇太极以倾国之师，迅雷不及掩耳地将大凌河城团团包围住。
皇太极从城外高处察看大凌河城内的防守，不禁叹息道：“明善射精兵尽在此城。”士兵尚且如此精干，更何况统帅呢！心中更起了要收复祖大寿之心。于是皇太极并不下令攻城，只用围困之策。他说：“此城之兵，犹枪之有锋，锋挫柄存，亦复何济？”命人在大凌河城外挖壕筑墙，以便长期围困。清兵在大凌河城周围五十里内挖壕四道，按八旗左右翼方位扎营盘四十五处，完全切断了守城明军与外界联系。
但祖大寿并不示弱，头一百天中，他督军出城与清兵交战数十次，各有伤亡。但突围不成，明朝四万援军又被皇太极亲率主力击败，祖大寿只能闭城坚守。
这其中还有一个戏剧性的故事。明朝四万援军的主帅张春被清兵俘虏，他坚决不跪皇太极。皇太极大怒，取过弓箭，打算当场将其射死。皇太极的哥哥大贝勒代善爱惜张春骁勇，劝皇太极将其收为己用。皇太极怒气渐消，这才放下了弓箭。当晚，皇太极派部下达海以珍馔赐张春，张春拒绝说：“我死志已决，不食上之所赐。蒙上盛意，欲生我而食我，我亦知之。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此语非我所创，乃古之定理也。”话发自内心，说得相当慷慨激昂。
达海对张春说，清与明交兵是因为皇太极给崇祯皇帝致和书六、七次，而明朝皇帝竟无一言相报。张春则为崇祯皇帝辩护，说明朝皇帝是公正、贤明之君，只是为执政大臣所蒙骗；既而又感叹自己在朝中受大臣冷遇，并重申了为主捐躯之志。
此后三天，张春绝食求死。但第三天后，皇太极亲自来探访，并亲手赐与酒食。张春大为感动，遂接受了“恩养”，饮食如故，以示愿为新主效忠。（事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张春虽然投降了，却拒绝按满族习俗剃发。皇太极于是下令将他关在一座喇嘛庙中，直到他愿意剃发才放他出来。张春坚拒不从，最后死在庙中。（事见郑天挺《探微集》）
张春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著名，但他的行为却很能说明尺度的问题，他的投降不是因为像洪承畴那样怕死，似乎也不在于气节问题，而是“良臣有赖明君”和识时务的问题。张春看到了皇太极比崇祯的高明之处，所以他心悦诚服地投降了。但他心中依然有最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绝不从番俗，所以他宁可被囚而死，也绝不再屈服。
张春的四万军队被打败后，因为兵力不足，明朝的援军迟迟不至。皇太极依旧不断地送信劝祖大寿投降，语气极为客气：“满洲国皇帝，致书于祖大将军。兵，凶器也；战，危事也。人未有不愿太平，而愿战争者。即战而获胜，岂若安居之乐乎。我屡遣使议和，尔君臣自视如在天上，而卑视我，竟无一言相报，我是以忿而兴师。自古以来，两国构兵，不出战与和二者。今和议既绝，朕故留兵居守，亲率大军深入。幸遇将军于此，似有宿约，深惬我仰慕将军素志。意者天欲我两人相见，以为后图乎。”（《清太宗实录》第九卷）
皇太极不但自己写信，还命令二十三名明朝投降的文武官员，各以己意写招降书给祖大寿，表现出极为真诚的宽宏。
二十多封信送到祖大寿面前，他依旧不予理睬。坚守了三个月，城里粮食吃完了，开始杀马吃。马杀完了，开始吃平民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神宗皇帝年号万历，坐了四十八年的皇位。当时明朝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发展相当的不错，国家富强。但张居正死后，神宗皇帝用他的懒惰和贪婪将明朝带入了更大的灾难之中，万历一朝实际上是明朝溃烂的开始。
神宗懒。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距离1644年正好三十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大臣们直言犯忌，甚至开始骂皇帝了，神宗依旧置之不理，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锦衣卫的监狱长满了青草。
神宗贪。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张居正死后，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神宗不理会其他什么奏章，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呈报上来，就立刻批准。神宗重用太监，让太监作为皇帝的代表到处搜刮，所收上来的钱全部放进自己的私人仓库，称为“内库”。
正在神宗懒于政事、大肆搜刮的时候，满清开始崛起。在东北方，努尔哈赤的势力正在兴起。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年生于明建州左卫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赫图阿拉老城）一个女真贵族家庭。先辈从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始受明朝册封，官至右都督；祖父觉昌安任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继任指挥。
努尔哈赤十岁丧母，他的继母待他并不好。十五岁时，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庭，开始寄居外祖父——建州首领王杲家。后来努尔哈赤常到抚顺、清河（今本溪北清河城）等地经商，广交朋友，学会了蒙、汉语言文字。他特别喜欢看汉人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并非看故事，而是从中学习韬略兵法，渐知辽东山川形胜与道里险夷。十八岁时，努尔哈赤隶明总兵李成梁部，屡立战功，受到器重。
建州女真有好几个部落，互相攻杀。明朝总兵李成梁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统治。努尔哈赤二十五岁那年，建州女真部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带引明军攻打古埒城城主阿太章系。阿太章系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孙女，努尔哈赤的姐姐。觉昌安得到消息，带着塔克世到古埒城去探望孙女。明军攻破了古埒城，斩杀了城主阿太章系。觉昌安和塔克世在混战中都被明军杀害，一并遭了池鱼之殃。
祖父、父亲被明军误杀后，努尔哈赤袭父职为建州左卫都指挥。努尔哈赤是个恩怨分明的人，他虽然仇恨明军，但却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将家仇归罪于图伦城城主尼堪外兰，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组织近百人队伍，攻破图伦城，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起兵之初，努尔哈赤并没有把兵锋直指明廷，而是采取了迂回的策略，先去进行统一女真清部的战争。
尼堪外兰被努尔哈赤追捕，东奔西窜，最后逃到了鄂勒珲（今齐齐哈尔附近），请求明军保护。努尔哈赤也追到那里，对明朝官吏说：“杀我的祖父、父亲是尼堪外兰，只要你们把尼堪外兰交给我，我也就甘心了。”明军看他不肯罢休，怕因此引起战争，就让努尔哈赤杀了尼堪外兰。自此，努尔哈赤的声势越来越大。
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筑佛阿拉城（今新宾县城），在这里开始称王，又称女真国淑勒贝勒。他颁教令，立法制。政治上，恩威并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差不多的意思。不久，努尔哈赤统一建州苏克素护河、浑河、完颜、董鄂、哲陈等五部。
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努尔哈赤着手整编军队，分为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和能射军，这就是后来的八旗兵的前身。
努尔哈赤因为斩杀女真部落头目克五十，被明朝封为建州左卫都督佥事。从万历十八年（1590年）起，努尔哈赤多次率众进北京朝贡。当时明朝当政的是神宗皇帝，明朝君臣对待女真使者欺凌侮辱的态度给努尔哈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明朝称女真为“东番”，对待女真“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欺凌，千态莫状”。但努尔哈赤反倒频频来到中原，他是抱着刺探的目的，要摸清明朝的虚实和底细。
同时，努尔哈赤加快了统一女真的步伐。
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努尔哈赤吞并了长白山鸭绿江部。二十一年六月，击败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等四部联军的进攻。九月，在古勒山之战中，自率万人迎战叶赫、哈达等九部联军3万之众，并力一战，阵斩叶赫贝勒布斋等4000人，俘乌拉贝勒满泰之弟布占泰，瓦解了九部联盟；并乘胜攻灭朱舍里部和讷殷部。
二十三年，努尔哈赤与蒙古科尔沁、喀尔喀部通好。而明朝竟然以看边效力有功的缘由，封努尔哈赤散阶正二品龙虎将军。
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实施第二次整军，编300人为一牛录（佐领），开始用黄、白、红、蓝四正色旗为各军标志。万历三十四年，胡尔哈赤受喀尔喀等五部尊为“昆都仑汗”（意思是恭敬汗）。三十六年，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女真绝大多数部落，为了迷惑明朝以争取更多时间，他与明辽东将领相约共守边界，但暗中已经开始谋划进兵辽东。
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开始更定八旗制，在四正色之外又增加了四镶色，让女真族人各归于旗下，出则备战，入则务农。用“水练”（跳涧）、“火练”（越坑）等法严格练兵。
经过三十多年的东征西杀，努尔哈赤先后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女真人空前强大和统一。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五十八岁的时候，在赫图阿拉城（即兴京）建立了女真少数民族政权——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成为“覆育列国英明汗王”，建元天命。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三月，努尔哈赤以建马厩为掩护，开始修造器械攻具。四月，颁训练兵法，提出“用兵则以不劳己，不顿兵，智巧谋略为贵”（《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的智胜思想，强调以智取胜，以弱胜强，以少克众；并发布指斥明军“害我祖、父”、“逞兵越界”等“七大恨”檄文，公开打出反明旗帜，向明朝宣战。
“七大恨”集中起来有两点：一是明朝历来对女真的欺凌和压迫；二是明朝一直反对女真统一，希望维持“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局面，以达到“以夷制夷”、“犬牙相制”的目的。
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后，随即亲率大军突袭明朝辽东重镇抚顺，诱胁守将李永芳出降；金兵班师途中全歼明总兵张承荫部近万人。七月，克清河堡（今抚顺东南），杀守将邹储贤以下万余人，使明廷举朝震骇。到了这时，明朝才感到后金的威胁。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明朝发动了一次反攻，以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集结十多万兵力，分兵四路进攻努尔哈赤。中路左翼是山海关总兵杜松；中路右翼是辽东总兵李如柏；北路是开原总兵马林；南路是辽阳总兵刘铤。为了扩大声势，号称兵力四十七万。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全局。
当时后金八旗军兵力合起来不过六万多。后金将士得知明军大举进攻，不免有些担忧。努尔哈赤胸有成竹地说：“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夏允彝《幸存录·东彝大略》）于是亲率八旗军迎战。
中路左翼军总兵官杜松是一员身经百战的名将，率军六万，是为明军主力。杜松兵出抚顺的时候，天正下着大雪，杜松不管气候恶劣，急功冒进。他先攻占了萨尔浒（今抚顺大伙房水库一带）山口；接着分兵两路，留一半兵力在萨尔浒扎营，自己带了另一半精兵攻打后金的界藩城（今新宾西北）。
努尔哈赤见杜松竟然分散兵力，便集中八旗的兵力，一口气攻下萨尔浒明军大营，截断了杜松后路。接着，又急行军援救界藩。正在攻打界藩的明军听到后路被抄，军心不免有些动摇。这时驻守在界藩的后金军从山上居高临下地压下来，努尔哈赤也率领大军赶到，将明军团团围住。史书记载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就甚么也瞧不见了。杜松下令点起火把。这下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整个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主攻，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杜松的身中十八箭而死。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全军覆没。
北路的马林从开原（今辽宁开原）出兵，刚刚到离开萨尔浒四十里的地方，得到杜松兵败的消息，急忙转攻为守，就地依山守尚间崖（距萨尔浒山约二、四十里），扎下营垒，并挖了三层壕沟，准备防守。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力从界藩马不停蹄地赶来，攻破明军营垒。马林仅以前来助明一臂之力的二万叶赫兵（叶赫部落是满清的世仇，慈禧太后的祖先）见势，不战自退。既败杜松、马林之兵，努尔哈赤即统八旗返回赫图阿拉。
坐镇沈阳的杨镐正在等待各路明军的捷报，哪想到一连两天接到的竟是两路人马覆灭的坏消息，把他惊得目瞪口呆。他连忙派快马传令另外两路明军立刻停止进军。
中路右翼的辽东总兵李如柏本来胆小，行动也特别迟缓，接到杨镐命令，急忙撤退。山上巡逻的二十来名后金哨兵远远望见明军撤退，大声鼓噪，明军兵士以为后面有大批追兵，争先恐后地逃跑，自相践踏，也死了不少。
剩下的一路是南路军刘铤。杨镐发出停止进军命令的时候，刘铤军已经深入到后金军阵地，各路明军失败的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刘铤是明军中出名的猛将，曾打过缅甸、倭寇，更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百战，威震海内。他手持一把一百二十斤的镔铁大刀，运转如飞，有万夫不当之勇，外号叫“刘大刀”。刘铤军军令严明，武器火药也多。进入后金阵地以后，连破几个营寨。
努尔哈赤知道刘铤骁勇，不能光靠拼硬仗。他选了一个投降过来的明兵，叫他冒充杜松部下，送信给刘铤，说杜松军已经到赫图阿拉城下，只等刘铤军去会师攻城。
刘铤不知道杜松军已经覆灭，信以为真，直进赫图阿拉。这一带道路险狭，兵马不能够并列，只好改为单列进军。刘铤带兵走到阿布达里岗，忽然杀声四起，漫山遍谷都是后金伏兵，向明军杀来。刘铤正在着急，努尔哈赤又派一支后金兵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旗帜，装扮成杜松军前来接应。刘铤毫不怀疑，把人马带进假明军的包围圈里。后金军里应外合，四面夹击，明军阵势大乱。刘铤虽然勇敢，挥舞大刀，杀退了一些满清兵，但是毕竟寡不敌众，他左右两臂都受了重伤，终于倒下。
前来支援的二万朝鲜军队（朝鲜当时是中国的属国）听说明朝三路大军已败，大惊，不战而降。
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只有五天时间，杨镐率领的十万明军损失了六万，文武将官死了三百多人，“覆军杀将，千古无此败”。而后金则大获全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被后人列入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百次战争。
萨尔浒之役对努尔哈赤的意义远比对明朝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后金输不起这一仗。这场大战是后金兴亡的关键。
当时明朝国力强大，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因为明朝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实际上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的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而后金当时人口约为五十多万，士兵不到十万。无论怎样计算，明朝的人口远胜满清，所以有后金无可比拟的补充能力。后金却是难以承受一败。
努尔哈赤能够以集中兵力，利用时间差在较短的时间内分别与三路明军交战。这种运动战中部队的快速行动速度、持续作战的战斗力，以及统帅高超的指挥能力，远非明军将领所能比拟。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大伤元气，明朝东北部边境形势更加严峻。从此辽东局势起了根本变化，明朝在军事上失去主动进攻的力量，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后金则由防御转入进攻。萨尔浒战后不久，后金下开原，杀明总兵马林；取铁岭，斩明游击喻成名、史凤鸣；并灭掉叶赫部落，俘杀贝勒金台石、布扬古。
在明朝与努尔哈赤的作战中，叶赫那拉部族奋战最力。及至被灭，青壮男丁尽被屠戮。首领布扬古临刑时曾恨恨地说：“吾子孙虽存一女子，亦必覆满州！”有人说叶赫那拉兰儿——也就是慈禧的所作所为，丧权辱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误了大清的江山，正应证了布扬古临刑时这一句狠毒的咒语。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匆忙起用名将熊廷弼。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已经失陷。经过几十年神宗的“勤于国事”，军纪荡然，士兵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免出战。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士卒竟然全部逃跑。
公元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把后金都城迁到沈阳，把沈阳称为盛京。
此时明朝神宗皇帝已死，他的儿子明光宗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即误服药物而死。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称熹宗，年号天启，又称天启皇帝。天启皇帝竟有一样特殊的癖好，就是木工制作、油漆雕刻。他可以一天到晚摆弄那些刨凿斧锯，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国事不理，奏章也不看不批。他对明朝最大的“贡献”就是重用了魏忠贤来治理国家。魏忠贤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太监。想必任何一个王朝有了魏忠贤，就只能有亡国的下场。所以崇祯即位后果断地铲除了魏忠贤，天下无人不欢欣鼓舞。
此刻努尔哈赤所向无敌，意气风发，竟然派人送信给天启皇帝说，北京应该由汉人和后金轮流来坐。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军六万，号称十三万，西渡辽河攻明。但这个不可一世的英雄在宁远遇到了他生平最大的劲敌，明将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击败了努尔哈赤。
宁远大捷的消息传回京师后，满朝震动，欣喜若狂。袁崇焕一战成名，从此晋身中国名将之列。在这段时期，袁崇焕甚至得到了魏忠贤的支持。
努尔哈赤被炮火击伤后，忿恨退还沈阳。同年八月，因受伤疽发病卒，终年六十八岁。
无论如何，努尔哈赤也没有想到，1644年，即十八年后，他的小孙子福临坐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北京金銮殿上。努尔哈赤一直盼望着这一天，但他想不到的是，这一天会来得这样快，简直快得出人意外。
李自成造反当闯将的这一年（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也是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的一年，此刻距离明朝灭亡还有十四年。李自成也颇有军事天才，善于把握战场主动权，常以灵活战法出奇制胜。没有机会与袁崇焕这样的高手较量，在李自成来说也是一件憾事。当然，以袁崇焕为憾的远不止李自成一人。
1626年，极有军事天赋的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军攻宁远，袁崇焕力守，努尔哈赤受伤而死，临死前对袁崇焕念念不忘：“我从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没想小小的宁远城攻不下来。袁崇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竟然有如此能耐！”
努尔哈赤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继立后，认为袁崇焕对父亲努尔哈赤的死要直接负责任，发誓要与袁崇焕一决高下。因为朝鲜一直协助明朝断满洲的后路，于是皇太极先率兵征服了朝鲜，再回军攻宁远、锦州。可惜，结果跟努尔哈赤一样，皇太极照旧被袁崇焕打得大败。
满清这时候虽然人力物力与明朝仍然相差很远，但正是方兴之势，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猛劲儿。袁崇焕以几千士兵扼守宁远，满清十万大军竟然不能进取辽西一步，这与袁崇焕本人极高的军事才能很有关系。假若崇祯皇帝能继续任用像袁崇焕这样的人物，与满清持久，辽西不用说，辽东也可以慢慢收复。若说满清要打进山海关，那简直是梦想。
明朝重文清武，军队的统帅基本都是文人出身，都是做八股文考中的进士。文人当中出真正的帅才很不容易。南宋末年所倚重的文天祥，南明后来所倚重的史可法，都是文人，但却是毫无谋略，屡战屡败。但明朝的运气不错，明末一连出了三个功勋卓著的名将：熊廷弼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这三个人都是进士出生，却都是难得的军事专家。可惜熊廷弼和袁崇焕先后被杀，孙承宗也被罢斥。
熊廷弼是个很有才能的将领，他萨尔浒大战以后出任辽东经略，出关指挥辽东军事。可是担任广宁（今辽宁北镇）巡抚的王化贞却认为熊廷弼出关影响了他的地位，千方百计阻挠熊廷弼的指挥。天启二年（1622年），努尔哈赤向广宁进攻，王化贞带头逃进关内。熊廷弼无法抵御，只好保护一些百姓退到山海关内。广宁失守，明朝政府自然要追究责任，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将熊廷弼和王化贞一起打进大牢。
魏忠贤趁机向熊廷弼敲榨勒索，要熊廷弼拿出四万两银子，才免他死罪。熊廷弼为人清廉正直，拒绝了魏忠贤的要求。于是阉党就诬陷熊廷弼贪污军饷，熊廷弼被处死。可叹的是，熊廷弼被斩首后，首级还被传遍九边（明成祖朱棣五出漠北，又于沿边设镇，派兵驻守。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设山西、固原两镇，是为九边），以为警戒。
孙承宗是继熊廷弼后崛起的将领。他青年时代就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史书记载他相貌奇伟，须髯戟张，跟人说话的时候，声音异常洪亮，“声殷墙壁”。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孙承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不久，明朝三大奇案之一“梃击案”起，一个壮汉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宫，准备行刺太子朱常洛（后来的当了一个月皇帝即因“红丸案”死去的明光宗），好在被值班太监当场抓住。刺客供出了太监庞保、刘成。人们普遍认为是明神宗宠爱的郑贵妃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所以派人行刺。大学士吴道南负责此案，深觉为难，便求教孙承宗。孙承宗说：“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吴道南大为钦佩，这桩极其复杂的案子才就此平息。（事见《明史·卷250·孙承宗传》）
天启元年（1621年），孙承宗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当时沈阳、辽阳相继失陷，孙承宗因为知兵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
孙承宗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谋求改革，主要内容有：（1）“兵多不练，饷多不核”。这是说当时军队训练差，后勤供应混乱。（2）“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3）“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此外，还要抚辽西、恤辽民、简京军等。因为当时东北危急，他的这些建议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以后，明军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进行军事防御的战略选择问题，即是主守关防，作积极的防御；还是固守关门，作消极防御。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袁崇焕原是文官，但长期以来对辽东战事颇为关注，自诩是“边才”。广宁陷落时，他刚刚由南方的一个知县调至朝廷任兵部主事，于是亲自来到山海关，察阅形势。回朝后，他立即上疏天启皇帝，毛遂自荐，“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辽东前线，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的安全。因此，孙承宗的决计守宁远，颇具战略眼光。
山海关的防务也采取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经过数年艰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成为满清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
孙承宗功高权重，誉满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一边，故进行过多次试探，但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天启五年（1625）八月，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清军逃归的刘伯漒的情报，派兵渡柳河，想袭取耀州，结果中了清军埋伏，大败而归。阉党借机小题大作，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孙承宗因此去职。
高第随即出任辽东经略。高第是个庸碌无能的家伙，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山海关，就召集将领开会，说清军太厉害，关外没法防守，下令拆撤宁锦防线，要各路明军全部撤进山海关内。袁崇焕坚决反对撤兵，他说：“我们好容易在关外站稳脚跟，哪能轻易放弃！”高第硬要袁崇焕放弃宁远。袁崇焕气愤地说：“我的职守是防守宁远，要死也死在那里，决不后撤。”高第说不服袁崇焕，只好答应袁崇焕带领一部分明军留在宁远，却下命令要关外其他地区的明军，限期撤退到关内。这道命令下得十分突然，各地守军毫无准备，匆匆忙忙地退兵，把储存在关外的十几万担军粮丢得精光。孙承宗数年心血毁于一旦，明朝在山海关及其关外的军事形势顷刻陷入一场新的危机。只是由于以袁崇焕为首的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才使明军在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七年五月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奇迹般地挡住了满清的凶猛进攻，从而不仅使宁锦防线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且使明朝避免了由于高第的错误军事决策而导致的军事大溃败。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见辽西方面袁崇焕坚城难攻，改变战略，避开袁崇焕，亲率重兵绕过山海关天险，攻破长城大安口，从龙井关入，先后攻克遵化、蓟州、顺义、通州，直逼京城。袁崇焕得知清兵绕道入关，即挥宁、锦将士回师，以解京都之围。清兵退回长城以外后，师心自用的崇祯皇帝却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于是长城自坏。此事发生在崇祯三年（1630年）。
皇太极也是个了不起的军事家，深谋远虑且有博大的胸襟，他听到袁崇焕被杀，虽然如愿铲除了平生最大的劲敌，表面上说：“难得此公已死，咱们可长驱入明了。”平时皇太极与手下将领们谈论，都称呼袁崇焕为“袁蛮子”，此刻突然改称“此公”，自然地流露出心底的尊重；可见当时心情极为复杂，跟汉高祖刘邦悼韩信一样，且喜且哀之，叹息从此天下英雄谁敌手。
崇祯为人，严厉而不明，在诛杀大臣上却是十分果敢。说起来崇祯也相当不容易，他还是信王时，天天龟缩在信王府中，从不敢出门，生怕被魏忠贤一伙谋害；后来他当上上皇帝住进皇宫，数天不敢吃宫里的食物，也是忌惮魏忠贤的势力。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下长大的崇祯，也难怪会经常疑神疑鬼。何况他从哥哥接手的大明江山，已经是千疮百孔。纵然朱元璋再世，也无回天之力。
崇祯统治的十七年中，换了十四个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这里指正式的兵部实际总负责人，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被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这都是因为责任规则，这些被杀被罢的人，要么是被认为没有能力，要么是被认为没有尽力，要么是有拥兵自重的嫌疑，总的来说，在崇祯看来，他们必须承担他们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不过以崇祯的察人不明来看，这无疑是自拆股肱，适以利敌。
当时袁崇焕赶回京师勤王，在广渠门外扎营。崇祯皇帝听说袁崇焕马不停蹄地赶来护卫京师，颇为感动，立即召见，并加以慰问，赐食物和貂裘等物。袁崇焕以士兵马屁疲劳为由，请求进入城中休息。崇祯皇帝没有答应。
崇祯的考虑主要有两点：一是清兵就在离京师不远的通州，已经逼近北京城下；袁军大队人马进城，保不齐会让皇太极乘虚而入。二是自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以来，这种顾虑就一直浮现在他的心头——袁崇焕目前领着明朝最精锐的军队，消耗着明朝大多数的军饷。因为国库空虚，朝庭缺饷，甚至袁崇焕还提出了发“内帑”，“内帑”就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崇祯曾经为此很不高兴，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但在袁崇焕的一再催促下，最后不得已地拿出钱来（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府库清单所列，府库存银三千七百万两，金数千万两，而户部仅银四十万两、捐银二十万两。国库之虚月皇帝的私人小金库还形成鲜明的对比）。袁崇焕为手下拼命争取利益，甚至动用了皇帝的小金库，自然得兵士死力，至少在崇祯是这样认为的。袁崇焕不知道他已经犯了帝王的大忌。
但久居深宫的崇祯并不真正了解军饷已经恶化的程度。实际上所有应该了解的明朝皇帝没有一个人了解。
永乐一朝明成祖朱棣设九边，各边为进行备战与士兵给养所需的军饷，最初多仰给于屯田。正统后，军饷逐渐由京师太仓供应。各边额数，弘治、正德间，每年约四十三万两；嘉靖时的最高额，每年为二百七十余万两；万历时，每年则达三百八十余万两，相当于明朝每年田赋收入的总数。军饷成为明朝财政日益拮据的重要原因，加上各级军官的残酷盘剥，又使饷银短绌，军士往往生活无着，不得不骚扰平民百姓，渐渐军入匪寇。就连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已经达数月之久，为了军饷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军变。袁崇焕不得已杀了几个为首的军官，暂时平息了局势。可是军饷迟迟不到，兵士又开始哗变。朝廷一次又一次地欠饷，袁崇焕鉴于户部实在拿不出钱来，这才提出了发“内帑”的要求。
既然皇帝不让进城，于是袁崇焕继续出城驻守。他并不出兵与清军交战，只派小股队伍出去，与清军鏖战，互有杀伤。
其时袁崇焕因为急于救援，带来的兵力较少。按照他的策略，他预备等到各地勤王大军到来，再以优势兵力对清兵进行彻底的反击。皇太极孤军深入，已经犯了兵法大忌；按照袁崇焕的想法，完全有可能将清兵包围，并一次性地击溃。
皇太极也是用兵高手，他自然猜到了袁崇焕迟迟不肯出战的用意。为了逼迫袁军早日与清军决战，皇太极派人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
北京城中的许多官僚们都有大批产业如庄园田产在城外。因为关系着自己的身家财产，于是这些人联合起来，跑到崇祯面前，说袁崇焕不肯出战，是别有用心。北京城中也开始流言蜚起，许多人说清兵是袁崇焕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甚至有人站在城头向城下的袁军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
崇祯看到袁崇焕迟迟不肯决战清兵，又听到北京城了谣言四起，不禁更加忧虑重重。谣言总是容易被人相信，何况几年前袁崇焕确实曾与皇太极进行过暂时停战的谈判。皇太极恰到好处地用了一招“离间计”，崇祯终于将袁崇焕下狱。这里提一句，崇祯这个时候才十八岁。
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崇祯催促武经略满桂（袁崇焕手下大将）出战，满桂出兵后全军覆没，此时离袁崇焕下狱不过半个月。
袁崇焕手下另一员猛将祖大寿本来率军营救京城，看到袁崇焕下狱，掉头冲出山海关北去。祖大寿曾经犯了军法，孙承宗要杀他，因为爱惜他的才华，暗中让袁崇焕出面救解。祖大寿感激袁崇焕的恩情，从此对袁崇焕死心塌地。
崇祯将祖大寿叛出山海关的消息告诉了狱中的袁崇焕，让他写了一封书信给祖大寿，劝祖大寿回头。祖大寿这才重新回兵，意图打胜战立功，以救出袁崇焕。祖大寿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同时切断了清兵后路。皇太极于崇祯三年（1630）自率大军退还盛京，留下二贝勒阿敏驻守关内四城。
在此危难之际，崇祯再次起用孙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统筹全局。孙承宗首先晓以大义，安定了军心。其后协调各路军队，联合行动，经数月艰苦作战，取得“遵永大捷”，并于崇祯三年（1630）五月将阿敏统帅的清军驱逐出山海关。关内四城（滦州、迁安、永平、遵化）被明军收复，阿敏率残兵败将逃归，逃走前阿敏下令屠城。
阿敏回到盛京后，立即因败军的罪名被自己的弟弟皇太极逮捕下狱。这是因为必须有人对不幸的结局负责，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阿敏下了屠城的命令，从此凡是满清攻打的城池将招来顽强的反抗——这大大违背了皇太极一直极力主张的笼络人心的策略。阿敏被幽禁十年后在狱中死去。
反过来看袁崇焕的命运也是一样。尽管满清对北京和王朝的直接威胁已经过去，但朝廷吓坏了，特别是崇祯。出现这样的状况，总得有人来负责吧？于是皇帝选择了袁崇焕。
崇焕被凌迟时，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个干净。中国人自古以来，只崇拜权力，不崇拜才华，由此可见一斑。
袁崇焕被杀，固然是他本人的悲剧。但崇祯杀袁崇焕，则是大明朝更大的悲剧。1644年的风起云涌、北京城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改朝换代，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许许多多的小悲剧、大悲剧累计起来的总爆发。这是历史的悲剧集中上演的一年。
孙承宗再任辽东经略后，仍坚持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继续加强宁锦防线，决心重筑被高第毁弃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祯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寿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发一万四千人筑城。八月六日，动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墙刚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一半，清军突然兵归城下，并于当天开始围城，明军仓促闭门拒战。“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宗伟往救”。但宁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围三月，守军粮尽援绝，城中发生了吃人的惨剧，祖大寿假装投降，奔还锦州，“城复被毁”。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内部的互相倾轧，“延臣追咎筑城非策，文章论禾嘉及承宗”。孙承宗连疏引疾，求退。崇祯帝为平息朝议，准其归籍，孙承宗第二次被排挤下台。
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年），后金（清）兵深入内地。十一月九日围攻高阳。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全城军民与之血战。三天后，城破，孙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
凡事有因才有果，正所谓没有莫名其妙的爱，也没有莫名其妙的恨。袁崇焕因为军事才能极高而为崇祯所爱，又因为忠诚度不够而为崇祯所忌。袁崇焕被杀的罪名是“擅主和议、专戮大帅”，当然最重最大的罪名是谋叛。谋叛显然是诬蔑之词；“擅主和议”指的是袁崇焕为了拖延时间，曾经与皇太极议和，但事先并没有让崇祯知道；“专戮大帅”一项指的是袁崇焕未经请示，用崇祯赐予的尚方宝剑杀了皮岛统帅毛文龙。这两项罪名其实说到底就是怪袁崇焕总是擅作主张，对皇帝的忠诚度值得怀疑。
我们返回来看袁崇焕重新被崇祯起用的那一段。
崇祯即位后，不动声色地铲除了魏忠贤一伙儿，随即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从这里可以看出，皇帝对袁崇焕的信任度是相当高的。
崇祯首先问到了平辽战略，袁崇焕答道：“只要陛下全力支持我，我只要五年就可以收复全辽。”崇祯听了大喜。
一旁的给事中许誉卿并不相信，悄悄问袁崇焕：“五年真的就能收复全辽吗？”
袁崇焕其实也没有把握，踌躇着说：“陛下一直为了辽事焦虑，我这样说是为了安慰他。”
许誉卿道：“陛下英明，你怎么能随口一答？”
于是袁崇焕又找机会对崇祯说：“辽事本来不容易奏功，陛下既然委任于我，我也不敢因为难而推辞。但五年之内，户部供应军饷，工部供应兵器，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遣将，要内外事事相应，才能有效果。”
崇祯听了他的话前后不一，已经有些不高兴了，但也答应了他的要求。袁崇焕于崇祯二年底被下狱时，皇太极已经打到与京师只一步之遥的通州，崇祯想到袁崇焕五年平辽的豪言壮语，显然是失望了。到了崇祯三年八月，收复全辽已经不见丝毫希望，于是袁崇焕被杀。
袁崇焕是历史上的忠臣、名将，但他也是个相当有心机的人，这一点并不广为人所知。魏忠贤权倾天下的时候，袁崇焕跟其他各地拍马屁的官僚一样，在辽东给魏忠贤建生祠。魏忠贤派太监监兵，袁崇焕也应付得很好。袁崇焕中进士的主考官、保荐他的御史等都是东林党人，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当时，魏忠贤大肆消灭东林党人，对袁崇焕还算客气，这不能不说与袁崇焕的手段与妥协战略有关。
袁崇焕刚开始受到崇祯重用、离开北京前去宁远时，也曾经担心熊廷弼和孙承宗背后被馋的命运会落到自己头上，于是他恨严肃地对崇祯皇帝说：“我制辽绰绰有余，但是杜谗不足。我一旦出了关，就在千里之外了。如果朝中有妒功忌能的人员，便足以坏事。这些人即便不能用朝中的权力来牵制我，也会瞎出一些主意来扰乱我的计划。”
崇祯听了这话，站了起来：“你不要疑虑，我一定会为你作主。”大学士刘鸿训请求赐袁崇焕尚方宝剑，崇祯也慨然照办，表示了对袁崇焕极端的重视。
袁崇焕在离开京师这个权力中心时，为了将来便宜从事，所作的事、所说的话都是为了向崇祯要更大的权力。这是袁崇焕本人没有想清臣子忠诚度在职业生涯中重要性的问题。
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曾经想派大将王翦攻打楚国。王翦说：“要攻打楚国，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又问李信，李信说：“二十万人就足够了。”秦始皇笑道：“王将军老了，胆子也变小了。”于是派李信和蒙恬带二十万军队南下征伐楚国。王翦便称病回家了。不久，李信大败，秦始皇亲自跑到王翦的老家频阳，请王翦挂帅复出。于是王翦带兵六十万人出征，秦始皇亲自送到灞上。王翦临出发的时候，突然向秦始皇要求赏赐众多的田产宅第。秦始皇不以为然地说：“将军就要走了，怎么还发愁不能富贵呢？”王翦说：“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所以趁大王还用得着我，我得为子孙作打算。”秦始皇大笑。后来，王翦在出征的路上，还先后派出五拨信使回咸阳，不为别的，只为向秦始皇请求封赏。秦始皇终于答应了。有人觉得王翦是在乞讨封赏，恨是丢人。王翦语出惊人地回答：“秦王生性多疑。如今我统领着几乎秦国的全部兵马，我不请求田园加深大王的信任，难道还要他疑心我吗？”（事见《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
王翦高明就高明在他知道对于武将来说，忠诚度是职业生涯中最最重要的，只有让皇帝彻底地放心，绝对没有谋反的念头，他才能继续他的职业生涯。但从袁崇焕的立场来说，当时他这么做也没有什么不对。根据明朝祖制，大将在外，必有文臣（有时候是太监）监军。他要求更大的权力，也是为了不受牵制，好能大展宏图。
袁崇焕一到宁远，正好赶上军队因为朝庭拖欠军饷发生了哗变，发“内帑”就是袁崇焕在这件事后提出的。袁崇焕到了宁远后，修城增堡，置戍屯田，颇有成效。这期间崇祯对他是相当信任的，崇祯二年闰四月，袁崇焕“叙春秋两防功，加太子太保，赐蟒衣、银币，廕锦衣千户”。但不久后就发生了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事件（事见《明史·卷259·袁崇焕毛文龙传》）。
毛文龙，仁和人，最早为辽东大将。辽东失守后，毛文龙从海上逃回，乘虚袭杀满清镇江守将。因为毛文龙只将战果报告给了当时的广宁巡抚王化贞，没有报告给经略熊廷弼，熊廷弼与毛文龙开始不和。当时主事的人是王化贞，王化贞任命毛文龙为总兵，后来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
皮岛（今海洋岛）又称东江，位于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满清界，其东北海为朝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可以有效地牵制满清。
毛文龙蟠踞东江已久，素性倔强，为人又嚣张跋扈，还经常利用边塞之便大量贩卖货物，充作军饷。袁崇焕本已经对他不满，到任后，统一规划，“议更营制，设监司”；毛文龙觉得自己的权力被大大削弱，很不高兴，不同意袁崇焕的意见，语多傲慢。于是袁崇焕婉言劝毛文龙回家乡去看看，意思是他已经到了解甲归田的时候了。毛文龙在皮岛日久，自然不肯轻易放弃权利，大声说：“我早就想解甲归田，但只有我了解辽东事，等辽东事了，我再回家乡不迟。”袁崇焕“益不悦，谋益决”，杀机已现。
不久后，袁崇焕以邀请毛文龙到幄山看将士射箭为名，诱捕毛文龙。当时袁崇焕手下的部将有许多为毛文龙求情，认为他苦守皮岛多年，劳苦功高。袁崇焕不听，请出尚方宝剑，杀了毛文龙，并对众人说：“我只杀毛文龙一个，其他人无罪。”当时毛文龙手下有数万精兵在场，忌惮袁崇焕的威风，竟然没有一个人敢轻举妄动。
其时袁崇焕总掌兵事，毛文龙对他的权力和地位并无任何威胁，袁崇焕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要杀毛文龙。他的动机，很可能有两点：一是出于个人情感，他实在是不喜欢毛文龙这个人；二是因为毛文龙跋扈难制，所以袁崇焕杀人以立威，这是新到任的统帅通常用的法子。但从后来可以看出，杀毛文龙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还不包括袁崇焕因为此事引起了崇祯对他的猜忌。我们不能不说，在毛文龙这件事的处理上，袁崇焕是有极重的私心的，而个人恩怨有时候不但会改变双方各自的命运，还会改变历史的局部面貌，起到微力的作用。当这些微力足够多时，进而成为合力，影响到国家命运的走向。
从另外一点来说，袁崇焕确实有故意专擅的意思，一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要有利于国，专之可也；二是崇祯皇帝给了他尚方宝剑，为的就是让他便宜行事。但袁崇焕忘记了，帝王之心深不可测，君与臣永远不可能完全信任。
袁崇焕随即将毛文龙厚葬，亲自祭奠说：“我杀你，是朝廷大法；我祭你，是僚友私情。”随即将毛文龙手下的二万八千人分为四部，由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分别率领。
崇祯二年五月，袁崇焕才上书崇祯，报告了杀毛文龙一事。崇祯听到后，“意殊骇”，意思是吃惊得不得了；他没有想到袁崇焕自作主张到了这样的地步，因为毛文龙不但是沙场老将，也是手持尚方宝剑的一方统帅。但因为毛文龙已死，国家必须有良将，崇祯还要依靠袁崇焕，只好“优旨褒答”。不久后又“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显然崇祯的本意并不想这样做，只不过为了笼络袁崇焕不得已而如此。从这时开始，崇祯已经开始警戒，对袁崇焕又爱又恨之。
袁崇焕为了拖延时间，完成收复大业，开始与皇太极和谈。此时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皇太极的地位还不十分稳固，他对和谈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反应。袁崇焕提出先决条件，要皇太极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
当时皇太极并没有一味跟明朝开战，而是千方百计地求和。他不但自己写信给明朝边界官员，还托朝鲜居间斡旋，托蒙古王公上书明朝。而他发动每一个战役，都是“以战求和”的目的。皇太极的眼光相当毒辣，有相当的自知之明。他清楚地认识到，以当时明朝和满清国力人力的对比，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满清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
皇太极还写信给崇祯皇帝说：“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天聪实录稿》）皇太极用辞十分谦卑。但崇祯毫不理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还妄自尊大，激怒了皇太极。等到崇祯末年，农民军力量壮大，崇祯皇帝再想与满清议和，已经晚了。
当皇太极看到崇祯杀了袁崇焕时，已经知道明朝的气数尽了。但即便是这个时候，他也没有想到满清能这么快地取得明朝的天下，在他预测中，无论如何也还要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明确地表示要推翻明王朝。
有人说，因为袁崇焕妄杀了毛文龙，所以崇祯才误杀了袁崇焕。袁崇焕被杀，不但是他本人的悲剧，也是崇祯皇帝的悲剧，更进一步说，是整个大明王朝的悲剧。“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卷259·袁崇焕传》）。然而对于明朝来说，这还远不是悲剧的高潮。高潮一直要到1644年才会出人意料地来到。
袁崇焕被时人称为“袁长城”。袁崇焕死后，明朝只剩了最后一座人造的长城，山海关就是明朝最后的屏障。
明朝的长城非常著名。明长城是我国历史上修筑的最后一道长城，也是修建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工程最坚固、设备最为完善的长城。它东起辽东的鸭绿江畔，西至甘肃的嘉峪关旁，横贯今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九省、市、自治区，全长六千三百多公里。
有人计算过，若将明代修筑长城的砖石、上方，用来修筑一道五米高、一米厚的大墙，可绕地球一周有余。它翻越千山万水，穿过莽莽荒原，腾飞茫茫沙漠，奔向皑皑雪山，犹如一条巨龙舞动在中国北方辽阔的大地上。
明朝在灭掉元朝以后，原来的统治者蒙古贵族北走沙漠，但“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蒙古势力时刻想卷土重来，不断南下骚扰掠夺。同时在东北又有女真的兴起，为了防御蒙古、女真等游牧民族贵族的扰掠，明代十分重视北方的防务。为了防御北方边患，明朝历代政府不得不屡次修建长城。在明朝的二百多年中，几乎一直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和巩固长城的防务。开始只对几百年前遗留的破烂不堪的长城进行补修，到后来进行大规模的修建。明朝长城工程之大，自秦皇、汉武之后，没有一个朝代能够与之相比，工程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结构更加坚固、防御的作用也更大了。我们可以这样说，万里长城这件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修筑，经秦始皇连成一气的伟大工程，到明朝才完成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气魄宏大的长城，正是明代的遗迹。（附图：明长城示意图）
纵观长城的历史，可以看出，大部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整体或某个方面比较弱的一方，才修筑长城。长城用于军事的目的，是修长城的一方，想凭借长城保持与敌方的抗衡。到了明朝后期，长城已经成了消极防御的军事工事。
但是，明王朝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万里长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军事制度和战略思想决定的。单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在长逾万里的防御线上，攻击一方是先发制人，攻其不备，在时间、规模、突破口的选择上有主动权。而守军分散在万里长城线上，无论如何地强调常备不懈、居安思危，还是难以阻挡一些规模较大的突然袭击的。
崇祯八年至十一年（公元1635～1638年），清兵曾多次从蓟镇、宣府、大同三镇的董家口、独石口和得胜堡等处拆长城而入。
清军数次攻进长城，长驱于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几次威胁明朝京都，打了许多胜仗。终因山海关控扼其间，清内外声势不接，不得不掳掠后退出长城。
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东门巨匾上的“天下第一关”五个字是明代成化八年进士、当过福建按察司佥事的肖显所写，笔力雄浑有力，尺度巨大，独具风格。
山海关的建关历史，源流久长。在尧、舜及夏、商、周时都曾有职司掌管。秦朝时属辽西郡，汉高祖时属卢绾，汉献帝初归公孙赞，三国时北魏曹操在这里设卢龙郡，晋朝时属营丘郡，南北朝至隋朝属北平郡，唐朝初年设临榆关，五代时仍为临榆关，宋朝时改名临闾，辽国占领以后属迁州，金国时称迁民镇，元朝时仍叫迁民镇，明朝设山海关。在明朝洪武十四年，即1381年，朱元璋派魏国公大将军徐达在这里设山海卫。徐达见这一带北依燕山山脉的崇山峻岭，南临波涛汹涌的渤海，山海之间只有十余华里的狭长地带，形势险要，是辽蓟的咽喉要道，便于1382年十二月筑起山海卫城，城关就叫山海关。清乾隆二年，曾设临榆县。
山海关一带，山势陡绝，形势险要，历来为兵家所争之战略要地。过去曾有人用“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的诗句来描写关城的险要。历史上曾经有很多次战争在这里进行，至今还有许多战争遗迹可寻。据史书记载，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有高丽一万多名军兵来侵犯辽西。隋文帝派汉王谅、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带兵三十万出临榆关迎敌。隋炀帝大叶十年兴师征伐高丽经过这里。唐太宗在贞观十九年亲征高丽，成功班师回朝曾经过这里，在汉武台上刻石纪功。他在《春日观海诗》中写道：“翠岛屡出桑，碣石想秦皇”。明朝初年，徐达在这里设山海卫后，遂成为边防重镇，驻有重兵把守。
李自成由极盛转为极衰的关键一役也发生山海关下。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十万与平西伯吴三桂激战于山海关石河两岸。四月二十一日，起义军以数千骑兵突破了西北防线，进逼山海关西罗城下。二十二日，山海关北翼城的一支明朝官兵投降了李自成，山海关城眼见马上即可攻下。吴三桂在关键时候投降了清军，出关迎接清军首领多尔衮入关。于是明军与清军两军合战，左右进攻，与李自成农民军大战于石河西岸的红瓦店一带，农民军大败，只好撤退。于是这个山海雄关的大门洞开，清军大批过关驰入中原。不久大顺朝即告灭亡，清朝代替了明朝的统治。这是后话。
满清入关建立政权以后，鉴于明亡国的教训，决定不再修筑长城。清朝的统治者清楚地看到，明代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长城，却未能挽救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命运，于是决意改变统治策略，要建起一座“修德安民”的无形长城。
康熙皇帝在《古北口》一诗中说：“断山逾古北，石壁开竣远。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乾隆皇帝在《望长城作》一诗中说：“千秋形胜因循览，万古兴亡取次觇。自是天心无定向，从来违顺卜黧黔。”清朝的一些大臣也说：“毕竟成城需众志，皇图巩固在于斯。”
这说明清朝统治者认为，要巩固政权不能仅凭“形胜”，依靠长城来进行统治，而要重视德化及人心向背。这从康熙帝批阅的一份奏折上看得就更为清楚。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上奏，意思是说他管辖的那一段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帝批曰：“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具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于是，清朝统治者决意用怀柔政策，即用宗教和思想统治的办法，代替对长城的修筑。历史上“明修长城，清修庙”，就是讲的这一史实。首先，清朝政府在北京城修建了雍和宫，乾隆皇帝还亲自前去受戒。再者又在热河建立了行官，即承德避暑山庄。在山庄之外，仿新疆伊犁河畔的伊犁庙，修了安远庙；仿西藏的三摩耶庙，修了普宁寺；仿拉萨的布达拉宫，修建普陀宗乘之庙；仿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修了须弥福寿之庙，共修了八大庙宇，为蒙古、藏族等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准备了宗教活动和休息的场所。对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首领来说，他们不必长途进京也有与清廷彼此交流的机会与场所。清政府以此达到巩固统治、安定边疆的目的。
避暑山庄，名义是休息避暑之地，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它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和一座座香火缭绕的寺庙。
我们可以说，这就是清统治者的“长城”，它比蜿蜒万里的秦汉、明代长城要高明许多倍。历史事实证明，清朝政府这一套政治统治手法，确实是行之有效的。
袁崇焕虽然杀了毛文龙，但担心毛氏旧部有变，为了笼络那些人，特地给毛的旧部增发军饷，向朝庭上书说：“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岁饷银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崇祯看了不能不怀疑，为什么兵员比以前减少了，军饷反倒增加了？但看在是袁崇焕奏请的份上，依然如数拨发。
崇祯一味迁就袁崇焕，不仅仅是袁崇焕当时握有重兵——当时袁崇焕麾下合辽、登莱、天津，及东江四镇兵十五万三千，马八万一千，岁费度支四百八十余万——更重要的是，他念念不忘的是袁崇焕“五年平辽”的誓言。对于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的崇祯来说，这誓言确实相当诱人。他愿意赌上一把。
可惜的是，袁崇焕增发军饷的这一招并没有效果，皮岛旧部“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明史·卷259·袁崇焕传》）。可见毛文龙虽然嚣张跋扈，但却甚得军心，袁崇焕用人不知用人所长，可谓十分的失策了。
毛文龙之死并不单纯，很快就得到了验证。袁崇焕杀毛文龙后，毛文龙的两名义子孔有德和耿仲明立即领兵反叛，但也没有直接与明军交锋，只是沦为了海盗，不再奉袁崇焕和明朝号令。明朝自然不能容忍叛徒，攘外必须先安内，派大军攻打，孔耿二人不得已，只得航海去投降皇太极。这是明朝的又一失策。
皇太极听说孔有德、耿仲明渡海来降，亲自出迎，隆礼厚待，授都元帅、总兵官。孔、耿二人感激涕零，随即引清兵攻陷广鹿岛（又称光禄岛），守将尚可喜也投降。这几个人都得到了皇太极极大的信任，他们依旧各自率领着自己的兵马，尚可喜的士兵还被皇太极称为“天助兵”。皇太极“用人不疑”极大地招揽了明朝降将的心。
假如毛文龙不死，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都是防边良将，这几个人的军事才华都在后来南下平定中原的战斗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归根到底的责任，依旧在袁崇焕身上。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个人，加上后来投降的吴三桂，为满清平定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所率领的军队成为八旗以外的最重要的武力。所以满清得天下后，封吴三桂为平西王，驻防云南、贵州；孔有德为定南王，镇守广西；尚可喜为平南王，驻防广东；耿仲明为靖南王，驻防福建，耿仲明死后，其孙耿精忠继立。
这四王中只有孔有德早死。顺治九年，李定国（张献忠义子，后联合南明永历政权抗清）攻破桂林。孔有德怅然失色，悲叹道：“完蛋了！”于是在王府内自杀，死前命随从将其所居后殿以及掠得的珍宝付之一炬。
巧合的是，孔有德自杀的王府是明朝靖江王府，靖江王朱亨歅父子于顺治六年被孔有德所杀。孔有德的妻子白氏自缢前将儿子孔庭训托付给侍卫白云龙，嘱咐道：“苟得免，度为沙弥。勿效乃父作贼一生，下场有今日耳。”白氏大概也不认同丈夫叛明投清的立场和气节，所以才用了“贼”字。可惜的是，孔庭训没有机会去当和尚，出城后就被李定国的部下查获，几年后由李定国下令处斩。只有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乘乱逃出，后来被满清封为和硕格格，嫁给了她父亲的旧部孙延龄，依旧驻守桂林。后来孙延龄跟随吴三桂叛乱，在孔四贞的劝说下，又打算重新投降清廷，却被吴三桂先发制人，派孙子吴世琮将孙延龄诓出桂林杀死。
孔有德死后，剩下的三王就是后来著名的“三藩”。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后航海投降为满清带来许多兵马和船只，并且带来了西洋葡萄牙大炮。这种大炮是当时明朝最新式的武器。清军有了这种大炮以后，其攻坚和野战的能力大为提高了。这种大炮后来在满清跟李自成的作战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要塞皮岛后来由明将沈世魁驻守，他跟尚可喜是死对头。在这样的情况下，沈世魁投降满清的可能性不太大。
皇太极征服朝鲜后，派清军（包括尚可喜部）对皮岛发动了猛攻。沈世魁果然力战而死。他的侄子沈志祥率皮岛四千军民逃至明朝另一海上要塞石城。因为沈世魁已死，沈志祥在军民的拥护下，自发地继承了叔叔的军队和总兵头衔。
本来正当用人之际，崇祯皇帝大可不必计较，小小的一个总兵头衔而已。但崇祯却对沈志祥的自作主张极为不满，这使他想起了当年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事件，于是下诏切责。沈志祥因此与明朝庭发生了争吵，一怒之下，率众降清了。此后，沈志祥成了清军一员猛将，曾在山海关攻打李自成，又助孔有德攻占湖南，以战功受封公爵。事见《贰臣传》第七卷。
而袁崇焕被杀后，朝庭中从前支持他的大臣也跟着倒霉。首辅韩爌因为与袁崇焕关系密切，被迫辞职，他是袁崇焕考进士时的主考官。其他的还有刑部尚书乔允升和左都御史曹于汴。一直支持袁崇焕的大学士钱龙锡也被处死。
袁崇焕于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被杀，十月初，崇祯开始重新派太监前往北部边境监军。1627年崇祯皇帝即位时本已取消这种做法。皇帝改变了主意，充分表明他对文武官员愈来愈不信任。而朝廷里经常不断地勾心斗角，崇祯跟他的祖先们一样，感到太监更有用，因为他们直接对他负责。
袁崇焕被下狱前，从各地赶来北京勤王的军队很多。袁崇焕下狱的事情对各路兵马军心打击很大，将领们生怕自己也像袁崇焕这样遭了毒手。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竟然都溃散回乡。许多兵士因此而加入了李自成的队伍，成为“流寇”的骨干。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袁崇焕既忠且能，尚且是这样下场，何况其他人。
祖大寿，字复宇，辽东人，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的沙场老将，他当时的名气之大，可以说是闻者无不如雷贯耳。祖大寿最早是熊廷弼的部将，后来孙承宗主事，任祖大寿为佐参将。
袁崇焕威震辽东之时，祖大寿任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驻扎在锦州。他在宁远保卫战、宁锦大捷、北京保卫战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皇太极对这位猛将仰慕已久，极尽笼络之能事。他曾经试探性地给祖大寿写信，说是想派使者吊明熹宗之丧，并祝贺新皇帝崇祯登基。但祖大寿坚决拒绝了皇太极，可谓是明朝最坚决的主战派。
辽东将士中，祖大寿是唯一亲见自己主帅袁崇焕在殿前被捕下狱，一怒之下领兵反叛，“毁山海关出，远近大震”（《清史·卷234·祖大寿传》）。可是袁崇焕在狱中的一纸书信又把他招了回来。祖大寿的母亲和孙承宗都劝他奋勇杀敌以赎出袁督师。在辽东将领中，他是营救袁崇焕最力一员，曾请求削职为民，以自己的官阶赠荫换取袁督师性命。但袁崇焕最终还是被这些英勇的将领所奋勇保卫的人千刀万剐了。
皇太极非常欣赏祖大寿的勇猛与为人，为了将他召至麾下，用了很多心思。他先派人搜捕居住在永平三十里村的祖大寿的族人，抓到了祖大寿的两个儿子、一个侄子以及其他亲属。这些祖大寿的亲戚都被带回盛京，软禁起来，但待遇相当优厚。皇太极先后几次写信给祖大寿，还让祖大寿的儿子写信劝降。祖大寿毫不理睬，继续率领袁崇焕旧部，驻守宁远、锦州、大凌河等要塞，抵御清兵的入侵。这支部队当时是明朝最精锐的部队。
崇祯四年，祖大寿奉孙承宗之命修大凌河城。同年八月，城才修了一半，皇太极以倾国之师，迅雷不及掩耳地将大凌河城团团包围住。
皇太极从城外高处察看大凌河城内的防守，不禁叹息道：“明善射精兵尽在此城。”士兵尚且如此精干，更何况统帅呢！心中更起了要收复祖大寿之心。于是皇太极并不下令攻城，只用围困之策。他说：“此城之兵，犹枪之有锋，锋挫柄存，亦复何济？”命人在大凌河城外挖壕筑墙，以便长期围困。清兵在大凌河城周围五十里内挖壕四道，按八旗左右翼方位扎营盘四十五处，完全切断了守城明军与外界联系。
但祖大寿并不示弱，头一百天中，他督军出城与清兵交战数十次，各有伤亡。但突围不成，明朝四万援军又被皇太极亲率主力击败，祖大寿只能闭城坚守。
这其中还有一个戏剧性的故事。明朝四万援军的主帅张春被清兵俘虏，他坚决不跪皇太极。皇太极大怒，取过弓箭，打算当场将其射死。皇太极的哥哥大贝勒代善爱惜张春骁勇，劝皇太极将其收为己用。皇太极怒气渐消，这才放下了弓箭。当晚，皇太极派部下达海以珍馔赐张春，张春拒绝说：“我死志已决，不食上之所赐。蒙上盛意，欲生我而食我，我亦知之。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此语非我所创，乃古之定理也。”话发自内心，说得相当慷慨激昂。
达海对张春说，清与明交兵是因为皇太极给崇祯皇帝致和书六、七次，而明朝皇帝竟无一言相报。张春则为崇祯皇帝辩护，说明朝皇帝是公正、贤明之君，只是为执政大臣所蒙骗；既而又感叹自己在朝中受大臣冷遇，并重申了为主捐躯之志。
此后三天，张春绝食求死。但第三天后，皇太极亲自来探访，并亲手赐与酒食。张春大为感动，遂接受了“恩养”，饮食如故，以示愿为新主效忠。（事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张春虽然投降了，却拒绝按满族习俗剃发。皇太极于是下令将他关在一座喇嘛庙中，直到他愿意剃发才放他出来。张春坚拒不从，最后死在庙中。（事见郑天挺《探微集》）
张春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著名，但他的行为却很能说明尺度的问题，他的投降不是因为像洪承畴那样怕死，似乎也不在于气节问题，而是“良臣有赖明君”和识时务的问题。张春看到了皇太极比崇祯的高明之处，所以他心悦诚服地投降了。但他心中依然有最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绝不从番俗，所以他宁可被囚而死，也绝不再屈服。
张春的四万军队被打败后，因为兵力不足，明朝的援军迟迟不至。皇太极依旧不断地送信劝祖大寿投降，语气极为客气：“满洲国皇帝，致书于祖大将军。兵，凶器也；战，危事也。人未有不愿太平，而愿战争者。即战而获胜，岂若安居之乐乎。我屡遣使议和，尔君臣自视如在天上，而卑视我，竟无一言相报，我是以忿而兴师。自古以来，两国构兵，不出战与和二者。今和议既绝，朕故留兵居守，亲率大军深入。幸遇将军于此，似有宿约，深惬我仰慕将军素志。意者天欲我两人相见，以为后图乎。”（《清太宗实录》第九卷）
皇太极不但自己写信，还命令二十三名明朝投降的文武官员，各以己意写招降书给祖大寿，表现出极为真诚的宽宏。
二十多封信送到祖大寿面前，他依旧不予理睬。坚守了三个月，城里粮食吃完了，开始杀马吃。马杀完了，开始吃平民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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