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1644之半壁江山 第三章 最后的永历
1646年八月，隆武帝在汀州遇害；九月，消息传到湖广和广东、广西等地，在南明各地官绅中又一次引起极大的震动。皇室继统问题再次提上紧急日程。此时二十二岁的桂王朱由榔是万历皇帝唯一活着的亲孙，也是崇祯皇帝血缘关系最近的堂弟，自然成了众望所归的人选。
清军占领浙江、福建以后，客观的形势造成了南明残余势力向西南转移。原任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人提议拥立朱由榔即位继统。掌握地方实权的两广总督丁魁楚却心怀观望，拖延不决。直到接到隆武朝大学士何吾驺的亲笔信通知隆武帝已蒙难，建议速立桂王以后，才决定参加拥立行列。1646年十月初十日，朱由榔经过照例的三疏劝进，在广东肇庆就任监国。
朱由榔在1644年国变前，就已经经历了一场生死浩劫。
桂王朱由榔，明神宗之孙，桂恭王朱常瀛第七子。初封永明王，天启七年（1627）九月二十六日就藩湖南衡州。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张献忠部进军湖南，永明王朱由榔在永州被大西军俘获，落入了张献忠之手。正在性命难保时，朱由榔意外地受到一个混入大西政权的明朝官员的暗中保护，又恰逢张献忠决定作战略转移，率领大西军入川。大西军北上后，明朝广西征蛮将军杨国威和部将焦琏率领四千多名士卒开进湖南永州等地，朱由榔才得以死里逃生。1645年弘光朝廷覆亡，广西巡抚瞿式耜有意拥戴朱由榔的哥哥朱由楥继位。但当时南明的政治重心仍在东南，支派甚远的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兄弟和黄道周等人的支持下捷足先登，由监国而称帝。瞿式耜的愿望不仅没有实现，自己也因受隆武帝的猜忌而被调职。不久，朱由楥一病不起，朱由榔被册封为桂王。
朱由榔相貌堂堂，据说很像祖父万历皇帝朱翊钧，可是生性懦弱，遇事毫无主见，用人又不当，实在承担不起中兴重任。因为父、兄的相继去世，朱由榔才成为最有“资格”的朱明皇朝继统人，但他对做皇帝的言谈举止却一窍不通。凑巧太监王坤（又名王弘祖）投入他的府中，这人早在崇祯年间就已经受到皇帝的信任，懂得宫中“故事”，指点仪注，使他知道如何摆出皇帝的架势，不至于出丑，王坤因此深受宠信。丁魁楚参与拥戴稍迟，又惟恐当不上首席大学士，于是同王坤串通结纳，得以如愿以偿。王坤的弄权，使永历朝廷一开始就陷入混乱和矛盾之中。
朱由榔监国七天后，就传来了江西赣州失守的消息。尽管广东肇庆距离江西赣州还有相当一段路程，却举朝汹汹，监国的喜庆气氛消失得无影无踪。司礼监太监王坤主张立即逃难，首辅丁魁楚随声附和，几天后，小朝廷终于逃往广西梧州。这种惊惶失措的举动，对于维系广东人心自然是非常不利的。而且，朱由榔不知道另一个威胁正在附近出现。这就是朱聿鐭在广州称帝，又一次演出了明室宗藩同室操戈的闹剧。
1646年八月福州陷落后，隆武帝的弟弟新唐王朱聿鐭仓惶乘船逃到广州。隆武朝的大学士苏观生与丁魁楚素有过节，福州陷落时他正在广东募兵，出于个人恩怨，他提出“兄终弟及”之说，于十一月在广州拥立朱聿鐭为“监国”。三天后，就举行登极大典，改元绍武。绍武政权最重要的一些官职，几乎全由广州本地人担任。
朱聿鐭在广州即位的消息传到梧州，朱由榔和丁魁楚等人大吃一惊。朱由榔等人自知逃离广东铸下大错，为了收拾广东民心，立即东返肇庆，随后宣布即皇帝位，祭告天地、社稷、祖宗，改明年为永历元年。这样，南明又出现二帝并存的局面。
对此，清人计六奇评道说：“肇庆府去广州仅四百里，拥立时无一函商及三司各属；既立后，复不颁新天子诏，元勋大老惟鬻爵择腴是务。至于军国重事，如峡以外设守广州，防御梅岭，俱不暇顾，且暂为目前计而已。”
可见，在大敌当前、国难临头这样的危急情况下，南明这些官绅们，仍蹈明后期的积习，各自怀着野心，死死抱住一个王子皇孙，作为政治资本，只顾他们自己加官晋爵，实现“佐命元辅”之野心，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拥立后，尽管他们之间还继续做说服工作，但结果只是加深了矛盾，怨隙越演越深，最后导致兵戎相见。
桂王和唐王的争立，给南明残疆剩土的地方官也增添了混乱。湖广的何腾蛟、堵胤锡、章旷以及其他文武官员都先后收到了两个朝廷颁发的“喜诏”，虽然他们基本上都站在桂王朱由榔一边，唐王使者处处受冷遇，但事实上朝廷的威望相对被削弱，在许多问题上处于被动局面。
永历朝廷迁回肇庆以后，立即派兵科给事中彭燿等人前往广州，劝说朱聿鐭取消帝号，退位归藩。彭燿到达广州后，声泪俱下地劝说苏观生不要同室操戈，还说绍武之立纯粹是苏观生个人“贪一时之利，不顾大计”。苏观生大怒，悍然下令把彭燿等人拖出处斩，随即调动军队，派陈际泰向肇庆进攻。永历政权也调兵遣将，派兵部右侍郎林佳鼎迎击。双方都打着“讨伐”的旗号。
两个政权的注意力和珍贵的人力物力，被用在这种自相残杀上，而双方更大的共同敌人却被暂时忘却了。
十一月底，两支南明的“讨伐军”相遇于广东三水，永历军先获胜利，攻杀八百多绍武兵，陈际泰狼狈而逃。林佳鼎初战告捷，得意忘形，挥军直杀广州而来。绍武帝一下子着慌，苏观生倒有主意，他派林察率数万海盗（现已招安为绍武军）前往迎敌。林察与林佳鼎是旧相识，就派人诈降。林佳鼎信以为真，置林察兵于不顾，径自带领战船追击往海口方向窜逃的绍武残军。林察所率的昔日海盗个个勇于海战，又富于经验，暗中设伏，突然向永历军船施放火器，永历兵大惊溃败，不是被水淹死、被火烧死，就是被自家明军杀死，林佳鼎本人也受炮击，死无全尸。永历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三十余骑人马逃出此厄。
败讯传到肇庆，永历朝廷又陷入一片惊惶失措之中，大学士瞿式耜自告奋勇，督领招募的义兵前往迎敌。没过几天就传来了清军占领广州、绍武政权覆亡的消息，朱由榔又再次登舟离开肇庆，经广西逃往湖南。
与永历政权的“窝里斗”中大获全胜，绍武帝飘飘然，自以为“天授帝位”，开始搞那套郊天、祭地、幸学、阅兵的花架子。君臣上下，又大肆封赏，胡乱赐官，究其实也，他只是广州一个城的“皇帝”而已，“七门之外，号令不行”（黄宗羲《行朝录》）。
正如古语所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永历、绍武两军在海口血战之际，李成栋、佟养甲的清军已在汉奸辜朝荐（潮州人，退休明官）带领下攻取漳州，又袭取潮州，并诱降大盗陈耀，攻克惠州。李成栋的清军一路上最大的障碍是山路崎岖，真正南明的抵抗几乎没怎么遇到，往往是在城下一列兵，南明守军就城门大开，府县守官拿着簿册恭谨献降。为了麻痹广州的绍武帝和苏观生，李成栋还让各地官员书写信件送递广州，报告说没有任何清兵到来，致使广州的绍武君臣相安泰然，自以为没有任何迫近的危险。
1646年十二月十四日，李成栋派前锋三百精骑兵从惠州出发，连夜西行，从增城潜入广州北。清军以帕包头，伪装成明朝军队，从水路大摇大摆乘船入城，然后上岸，直到布政司府前他们才在众人面前掀掉头上包布，露出剃青前额的满人发式，挥刀乱砍，大呼“大清兵到！”
“鞑子来了！”一句惊呼，满城皆沸，百姓民众争相躲避，乱成一锅粥。
绍武帝正和苏观生等人在国子监“视学”，忽然有卫士急报清兵入城。苏观生非常生气，昨天潮州还有信报说一切无恙，今天怎么会有清兵来此！他挥手让左右杀掉报信卫士。
入城的清兵很快杀掉广州东门守卫，大开城门，数百清兵策马冲入，大红顶笠满街驰奔，城中顿时鼎沸起来。绍武君臣这才知道清兵真的杀到，苏观生急令关闭城门，调兵作战。可是，精兵都派往肇庆方面去对付永历朝廷，一时调不回来，宿卫禁兵也一时召集不全，一时间作鸟兽散。广州重镇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清军占领。
情急之下，绍武帝易服化装外逃，但最终在城外被清兵抓住，关押在府院。李成栋大概因为广州城攻克得太容易，心情不错，没有下令屠城，也没有立刻杀掉绍武帝，还派人送食物饮水给绍武帝。这位一直昏庸无能的朱明爷们倒是有铮铮气骨，坚拒不受，说：“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于地下！”晚间，趁守兵不备，用衣带自缢而死，和他哥哥一样，做到了“国君死社稷”，总算有点骨气子。
苏观生则跑到他一手“提拔”的生死好友吏部都给事中梁洪（上洪下金）处问计。梁洪一脸忠义，平静说：“死耳，复何言！”于是两人商定分入厅堂左右的东西房，上吊报国。可笑的是，梁洪入房后，自己掐住脖子嗷嗷叫几声，又踢翻凳子给自己“配音”。旁边的苏观生认定这位好友已自杀殉国，提笔在墙上大书“大明忠臣义士固当死！”，然而上吊自杀殉节。梁洪听得真切，马上冲进屋指挥仆人扛着苏观生尸体向清军投降，声言有献“伪大学士”之功，并深获李成栋嘉奖。
乱世纷纷，生死是块试金石，忠奸善恶，亲情友情，美丑正邪，一切人间大伦，都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梁洪也是个饱读史书的读书人，故而能把忠臣义士的“戏文”排练得炉火纯青；日后他还“乞修明史”，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只是不知道他将如何在《明史》中怎样描写自己的“戏子”行为！
从各地逃至广州的明朝亲王、郡王共十六人，都被李成栋处斩。李成栋杀得兴起，还想屠城，就连满清派来监视他的佟养甲对他的嗜杀也看不过眼，刚好“夜雷震，雨如注”，佟养甲乘机说：“这是老天爷掉下的眼泪。”李成栋对佟养甲尚且畏惧几分，于是没有大开杀戒，但仍然放纵部下在广州城中大掠三日，称之为“放赏”，广州城内的许多妇女多为了避免受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自杀。
绍武政权从建立到覆亡仅存四十天，它唯一的“业绩”就是打了一场争夺帝位的内战和导致广东一省的陷没。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南明残山剩水本已不多，广东又是财赋充溢、人才密集的地方，一旦易手，南明朝廷回旋余地大为缩小，财源和人力更加捉襟见肘。
李成栋先后灭了隆武和绍武政权，至此，他的灭明之功臻至高峰。自从李成栋1645年在徐州投降后，几乎不停地替清军打仗，平定长江三角洲地区，征服福建，现在又是两广。
从深圳开车走广深高速公路，行至一半时总会看到一个大大的路标，上写“道滘”。看旁边拼音，才知第二字念jiào。如此奇怪而又罕为人知的地方，却是李成栋杀奔广东以来第一次惨遇败绩的战场。
李成栋、佟养甲攻陷广州城后，又杀入东莞城（明末忠臣袁崇焕老家）。清军四处烧杀，仍是旧习不改。1647年一月（顺治四年），道滘义民叶如日等在江边设伏，忽然出袭，杀掉没有任何防备的数百清兵。东莞清军来援，又被义军杀死二百多。
时任广东提督的李成栋大惊。他先派总兵陈甲由水路前往，自率大队人马随后由陆路行军，杀向道滘。义军集各仓船只千余艘，在虎门与陈甲所率的清军大战，歼灭两千多清兵，并擒杀总兵陈甲。清兵能以数十骑袭破城坚兵众的广州，竟载在道滘这个“小河沟”，一时间士民振奋，清军情结低落。东莞万江一带抗清的明将张家玉闻讯前往道滘，与叶如日以及博罗的明朝举人韩如琰所率乡民一起，集兵齐攻东莞，竟能在一天之内攻下坚城，俘斩当地清军任命的官员，取得重大胜利。同时，起事诸人还上书永历帝，准备兴复广州。
刚刚过了一天多，李成栋大队清兵就杀至东莞城，挥兵攻城。不知是有内奸还是火药受潮，义军们事先摆好架在城头的多门大炮关键时刻一个也没响，清军很快就攻上城墙，混战半日，东莞城破，多名义军将领皆在战斗中被杀。李成栋乘胜推进，又与明将杨邦达大战望牛墩，双方苦战了七天七夜，上千义军战死，杨邦达本人也在混战中牺牲。集结修整部队后，李成栋挥兵直奔道滘杀来。
明将张家玉以泥砖为垒，遍伏大炮，待清兵攻近时，炮火齐发，清兵死伤甚众，李成栋本人的坐骑也被炮火击中，他自己摔入泥中，狼狈不堪，是他数年战场遭遇中最危险的一次。
正在李成栋无计可施之际，张家玉一个表兄李郝思突然来投诚，将道滘防守的详细情况一一禀告，并请求李成栋事成后赏他道滘一块好地。李成栋大喜，马上指挥兵马集中力量进入道滘防守薄弱的东北角，攻入道滘。入城后，清军遍屠居民，把张家玉和韩如琰的宗族杀个精光。当然，李成栋也不食言，赏给叛徒李郝思一块上好的田地（现在的南丫乡李洲角）。叶如日等人一起战死西乡。张家玉暂时逃脱。至此，李成栋的下一个战利品目标，就是在肇庆即位不久的永历帝朱由榔。
而永历帝已经在听到广州绍武帝被擒的消息后，狼狈逃出肇庆，开始了他长达十六年“闻警即逃”的流浪生涯。当时，只有瞿式耜坚持死守肇庆，但弘历帝要瞿式耜带兵与自己同行护驾。无奈，瞿式耜赶忙在肇庆部署防守阵地，然后飞速赶往广西梧州与已经逃亡的永历帝相会。不料，永乐帝因为担心梧州也不安全，已经在几天前逃去桂林。急赶数日，瞿式耜才追上这位脚底抹油的皇帝。此时的永历帝身边众臣零散。当初在肇庆上船准备逃跑时，大学士丁魁楚、李永茂以及兵部尚书王化澄、工部尚书晏日曙都各携家眷财物上船准备和永历一起出逃，但走到半路，这些人和他们的船全都不见了踪影。
永历君臣的争相逃窜，给清军以可乘之机。留守肇庆的明两广总督朱治涧不战而逃，李成栋大喜，随即进军梧州。
梧州是广西东面重镇，清军还未到广西，明将陈邦傅已经先行弃城而逃，一时风声鹤唳，人无固志。苍梧知县万思夔怒火中烧，竟然用木头制作了一个大乌龟，命人拖着沿街大喊：“降敌者似此！”
李成栋大军接近梧州，明广西巡抚曹烨迎降，于是清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梧州。万思夔见大势已去，就在木龟上写上了“曹烨”二字，然后逃走。
最工于心计，最富于表演才能，最能走一步看三步，最善于给自己留退路而下场又最为悲惨的当属永历帝的首席大学士丁魁楚。
丁魁楚，河南永城人。万历年间中进士，有吏才，至崇祯九年官至河北巡抚。但此公胆小，清兵一来就弃军而逃。由于他“善事权要”，当时的大学士温体仁百般周旋，使他免于重罚。弘光朝，丁魁楚被重新启用，为兵部右侍郎。永历继位后，封他为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自恃有拥戴之功，丁魁楚整日只知受贿卖官，派军士在肇庆灵羊峡一带挖掘端砚老坑石头，制作精美砚台玩赏、珍藏。
李成栋攻陷广州后，丁魁楚见形势危急，已经在逃离梧州的时候就脱离永历帝，带着家眷和多年搜刮得来的大批金银财宝，笼络一支为数不多的军队作护卫，私自乘船避往岑溪。为了保护身家财产，丁魁楚暗中派人前往李成栋军中接洽投降。李成栋将计就计，许以两广总督的职位。丁魁楚大喜过望，由岑溪出降，清军将他押回广东，在半路上杀死，其家产和眷属全部落入清将之手，据说仅白银一项就多达八十余万两。后来有人见到丁魁楚的一个年幼孙子被李成栋部将罗成曜收养，问他姓什么，若回答姓丁，立即要遭到毒打。
晚明时代，商品经济发达，政治高压，人欲横流。某些士大夫一方面诗词歌赋往来，看以萧散、疏远、清远、淡放，其实一肚子的势利、浮躁、竞取和焦虑。数十年仕宦浮沉，这些人变得十分事故，而纵欲享乐的积习又使得原本清晰的道德感和君臣大义在生死面前变得苍白甚至可笑。文人士大夫危急关头的卑俗和狡诈让人瞠目结舌，就连贩夫走卒在某些时刻都会比他们高尚得多。高尚庄严变成佻薄无耻，豪气凌人变成臣妾意态，悲怆豪放变成奴颜婢膝，壮士情怀变成鹰犬效力。“岁寒，乃知松柏之后雕！”朝代更迭、出生入死之际，虽不乏抛掷头颅为一笑的书生豪气，但我们更多见到的是明代士人的“中年世故”和混乱年代的诡谲奸诈。观其结果，一场空忙！
李成栋占领梧州后，曾经派出一小股清军进逼桂林。永历帝依然故我，逃离桂林，准备进入湖南投靠兵力较多的军阀刘承胤。大学士瞿式耜坚决反对，他指出朝廷不组织抵抗，只是一味避敌先逃，会涣散人心。但永历帝根本听不进去，在司礼监太监王坤、锦衣卫马吉翔的怂恿下，向全州逃难。瞿式耜只好请求自己留守桂林，并出于稳定人心的考虑，要求永历帝无论如何不要离开广西，那怕暂驻于靠近湖南的全州也好。不料永历帝畏清若虎，还是逃到了武冈。
自永历帝一行离开后，桂林南明官员上至总督侍部朱盛浓，下至桂林知府王惠卿，个个“三十六计走为上”，一转眼都逃个精光，惟有瞿式耜和几个当地下级官员连同兵民一起困守孤城。李成栋部下清兵猛烈进攻，桂林军民拼死抵抗。清军倚恃兵精器良，一时间竟登上西门城墙。
危急时刻，刚刚护驾永历帝至全州又急忙赶回的平蛮将军焦琏从阳朔急急杀回，入文昌门与冲入城的清兵竭死巷战，苦斗两日，杀敌数百，终使进攻清兵落败而逃，并缴获了战马、甲胄以及许多武器，取得振奋军心的“桂林大捷”。
焦琏鞍马劳累，从桂林一直护送永历帝至全州，未解征衣，又马上星夜兼程赶往桂林浴血死战，获得大捷，在艰难困境之中，取得如此殊功，永历帝竟发旨说：“等到收复平州、梧州后，就给焦将军封伯爵。”同时，永历对身边无尺寸之功的马文翔等三人却立赏伯爵，借口是他们有“扈驾之功”，其实是“一起逃跑之功”。永历帝如此行事，不能不让南明臣下失望。
实际上，马吉翔等人的封爵完全是刘承胤的意思。刘承胤想借以笼络这几个近臣，与他站在一条船上。果然，马吉翔等人与刘承胤一齐劝谏，让永历帝移跸武冈——刘承胤的老根据地，如此，刘承胤就完全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武冈位于群山之间，地势逼狭，并非什么战略要地。刘承胤、马吉翔等人硬是挟迫永历帝下旨，与众臣一起转移到武冈。这样，永历帝完全落入刘、马的掌握之中。刘承胤进入自家地盘后，为所欲为，接连杀害了几个与他意见相左的大臣，又随意斩杀南明其他友军的来使，见永历帝流露出满，就想暗中废掉永历，立岷王为帝。
“屋漏偏遭连夜雨”。湖南各地的南明军纷纷落败后，孔有德率领清军直向武冈杀来。刘承胤一面骗永历帝他的部下已经大败清军，一面向孔有德暗中约降，准备献上永历帝为“见面礼”。这个时候，从近处逃回的一个宗室来拜见永历，告诉他清军已在三十里开外的地方。此话晴天霹雳一样，吓得永历惊骇不知所为。幸好孔有德疑心刘承胤诈降，使得此人不得不又再次返回武冈城剃掉头发“表决心”——恰恰这一来一往，给了永历帝及其左右群臣一个机会。刘承胤的老母看不惯儿子所为，暗中将城门钥匙交给了永历帝，永历帝才得逃出生天。
清军与刘承胤忙随后追杀，幸亏参将谢复荣等五百多明兵拼死断后，最后全部战死，才保得永历帝一行未被清军追及。逃到半路，永历帝遇到总兵候性带领的五千多明军，一行人又踅回广西，到达柳州。
而此时在桂林，刘承胤派出的军士正与焦裢军士发生内哄，大打出手，李成栋乘机派军发动忽然进攻。多亏瞿式耜等人指挥有方，冒大雨与清兵殊死拼斗，又一次大败清兵，取得第二次“桂林大捷”。
顺治四年（1647年）四月，广东十府之地全部沦入清方之手。但就兵力而言，佟养甲、李成栋本部兵马只有四千一百余名，从福建带来的原郑芝龙旧部施琅等部也不过几千人，实力相当有限。1647年正月，李成栋率主力进攻广西，广东清军留守兵员更形单薄。这也是数月之间，永历帝能苟延残喘，在广西和湖南之间来回窜逃的原因。
然而，腐朽无能的永历朝廷不知清军虚实，非降即逃，近于自行瓦解。镇守柳州、南宁一带的明庆远伯陈邦傅也被清军声威吓倒，私自派人同佟养甲、李成栋联络，准备投降清朝。在这种危急关头，广东的一批仁人志士奋然而起，凭借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和熟悉山川险要，组织义军展开反清活动。
广东各地义师的兴起，使坐镇广州的清两广总督佟养甲穷于应付，不得不急檄进入广西梧州的李成栋部回援。正是由于他们的斗争，才使永历朝廷免遭灭顶之灾，重新稳定了广西的局势。
陈邦彦在绍武争立时，支持永历朝廷。朱由榔派他回广州劝说苏观生改弦更张，正值林察等击败林佳鼎，绍武君臣趾高气扬，陈邦彦知道无法完成使命，藏入高明山中。不久，佟养甲、李成栋部清军偷袭广州，绍武政权覆亡。李成栋军乘胜追入广西，永历朝廷岌岌可危。邦彦“出自山中，临西江之口，望敌旌旗，叹曰：莫救也！夫若乘其未定，得奇兵径袭广州，此孙膑所以解赵也。”他亲自前往甘竹滩联络余龙等部义军，率两、三万民军由海路入珠江，声言攻打广州城，使得当时的清广东巡抚佟养甲连发急书，命李成栋回援。这样，在广西四处窜逃的永历帝才有机会摆脱李成栋军的穷追不舍。
陈子壮在南海起兵后，经约定花山义军一起里应外合攻入广州，不料消息外泄，佟养甲和李成栋两人联兵，将三千多花山义军全部活埋，并大败陈子壮水军。李成栋又趁势引军猛功陈邦彦，一路追击，一直打到清远，陈邦彦身中三刀被俘，随即在广州被凌迟处死。临刑前，这位顺德义士赋绝命诗：“厓山多忠魂，前后照千古。”
陈子壮，字集生，号秋涛，广东番禺人。万历四十七年探花，崇祯朝仕至礼部侍郎，弘光时以礼部尚书召，隆武时以东阁大学士召，均未到职。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立国，仍授大学士。陈子壮虽因丁魁楚窃取首辅，不愿入阁受事，但他是支持永历朝廷的。当绍武政权据广州自立时，他拒不承认，写信给永历朝廷表示拥戴。不久，清军入广，家乡沦陷，陈子壮奋起抗清。花山义军事泄后，陈子壮也在南海被俘，拒不投降，也被清军于广州凌迟杀害。
先前在道滘大败李成栋的张家玉一直纠集当地民众，袭扰李成栋军队。陈邦彦兵败后，李成栋又在增城大败张家玉义军。身中九箭的张家玉见势不可挽，放弃了逃跑的机会，慷慨言道：“大丈夫立身天下，事已至此，焉用徘徊！”言毕，遍拜共同作战的义军将领，转身投水而死。
在广东剿杀“三忠”（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的过程中，虽然最终杀掉这三人以及数万明朝义军，但李成栋内心深处想必也不会不为所动：同是汉族血脉，同受昔日明朝食禄，二陈一张能够以书生残弱之躯作绝望无援之斗，屡战屡北，屡北屡战，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视死如归。而反观自己，堂堂七尺武将，手握重兵，为满人鹰犬，屠戮残杀，无数血肉同胞，在自己眼前慷慨壮烈而死。同为人子，不能不令李成栋心中有所感念。
1647年，趁着李成栋军在广东平灭陈子壮等人，瞿式耜又把永历帝从柳州迎回桂林。1648年二月（永历二年），在全州驻防的郝永忠忽然率军跑回桂林，报说清军正一路追逼，劝永历帝马上逃往柳州躲避。由于郝永忠是李自成“大顺军”出身，他与明朝诸将之间关系一直不睦。此次回桂林，郝永忠部的粮食又一直欠乏供应，这位流贼出身的武夫气恼之下，纵兵大掠，乱兵冲入皇宫府堂，不仅百官被抢劫得一干二净，永历帝本人自己连龙袍也被抢走，光着屁股逃出城外。最后，他又于三月逃至南宁避难。
幸亏郝永忠部只是愤恨抢劫，没有别的念头。清军杀到桂林时，瞿式耜又苍惶应战，恰巧南明滇、楚两镇兵将赶到，焦裢又聚集本部人马，诸路明兵殊死战斗，竟又获桂林第三次大捷。
喘息绝望之机，南明君臣竟忽然又得到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好消息——江西总兵金声桓、副将王得仁和广东提督李成栋陆续宣布反正，重奉明朝正朔，反击满清。
金声桓是陕西榆林人，王得仁是陕西米脂人。两人都是明末农民军出身，金声桓号“一斗栗”，王得仁号“王杂毛”，皆是万人敌的猛将。金声桓在明末降左良玉，是左良玉四十八营中最精锐的部队。左良玉死，其子左梦庚降清，金、王两人一起同刘良佐和高进库进攻江西，并长期驻兵于南昌。金声桓、王得仁与清当局的关系，表面看来不错，其实是互相猜疑的。
金、王自以为不费满洲一兵一卒，而占州据县，能博得清廷的特殊封赏。不料清廷毫无作兴之意，在平定江西大部分地区之后，仅委任金声桓为镇守江西等地总兵官，王得仁屈居副将。顺治三年（1646），金声桓请求清廷另颁敕书，授予他“节制文武”、“便宜行事”的权力。同年五月清廷发兵部议奏，结果是驳回了他的要求，只将他的官衔由镇守江西等地总兵官改为提督江西军务总兵官，并且规定“剿抚机宜事关重大者，该镇应与抚、按同心商略，并听内院洪督臣裁行”。朝命下达后，金声桓大失所望，内心里埋怨清朝刻薄寡恩。特别是金声桓、王得仁在收取江西郡县时凭借武力勒索了一批金银财宝，成了暴发户；清廷新任命的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看得眼红，危言耸听，胁迫他们献上钱财。权力和金钱之争，使金声桓、王得仁对清廷的不满日益增长。
恰巧巡按董学成向王得仁索要一个歌妓陪他晚上打炮。“得仁未即遣”，董学成大骂：“我可以让王得仁老婆陪我睡觉，何况一个歌妓！”听罢此言，王得仁按剑而起，大叫：“我王杂毛作贼二十年，却也知道男女之别，人间大伦，安能跪伏于猪狗之辈以求苟活！”于是他提剑直趋，寸斩董学成，然后拜见金声桓。
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金声桓、王得仁先发制人，擒杀不愿追随反清的官员，宣布反清复明。
尽管金声桓和王得仁的行动是出于个人动机，而且这两个人也缺乏领袖的远见和才干，但这两人的兵卒数目相加共约十万，又有良马万匹，甲械精好。一朝反正，天下震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江西义军纷起，而且远在湖广西部和福建沿海的官员也重新归顺明朝。
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导火索往往是一件小事情，如果没有董学成的贪财好色，可能金、王两人只存“恢复”之心，随时而移，也就不会激起如此大的事端，最终极可能循规蹈矩，一直做大清顺臣。
清廷四处调兵，佟养甲也命李成栋率军入援正为金、王两人急攻的赣州清将高进库。然而，此刻的李成栋不动声色，静观时变。
李成栋曾经参加明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绰号“李诃子”，长期跟随李自成的部将高杰（绰号“翻山鹞”），后来随高杰投降明政府，弘光时任徐州总兵。1645年，高杰在睢州被许定国刺杀，清兵南下时，李成栋奉高杰的妻子邢氏投降了清朝。在清廷进兵江南的过程中，李成栋奉命率部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一线进攻，为清方收取了大片疆土。特别是在清方第一次进攻广东和广西部分州县的战役中，李成栋起了关键作用。他自以为功勋卓著，两广总督一职非己莫属。不料论功行赏之际，清廷重用“辽人”（佟养甲一族是辽阳大族，早就有族人投效清廷），尽管佟养甲没有多少军队，也没有多大战功，却被封为广东巡抚兼两广总督。李成栋只落个两广提督（军区司令），不仅无权过问地方政务，而且在军事行动上还要接受佟养甲的调度和节制，两人原先的同僚地位变成了上下级关系。清廷重用“辽人”而作出的不公平的待遇，对于野心勃勃的李成栋是难以忍受的，内心的不满逐渐积累起来。
各种史料中记载最多的，当属李成栋一个“宠妾”自杀激劝的事迹，连美国历史学家Wakeman也提及过这一深明大义的美妇人。查继佐的《国寿录》记载此烈女名张玉乔，王夫之《永历实录》只讲这位美妇人是松江院妓出身，没有言及其姓名。江日昇《台湾外记》又讲她本是陈子壮的侍妾，而钱澄之《所知录》等又称这名美妇是姓赵，为李成栋侧室。
本来，降清的明臣袁彭年一直知道李成栋怏怏不快，两人关系又好，“稍稍以辞色挑之”。李成栋养子李元胤也常常劝他反清。爷俩儿一次登上越王台，密谋三天之久，李元胤纵论天下大事，“涕泣陈大义益切”。最后，李成栋拔刀而起，发狠言道：“事即不谐，自当以颈血报本朝！”（此言也是一语成谶）回家后，他那位美貌的爱妾也不断劝他趁机反正，由于李成栋怕妇人嘴碎泄露大计，佯装发怒对美人大声责骂。不料这美人也是个烈性妇人，一刀在手，说：“公如能举大义者，妾请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言毕，横刀在颈，用力一挥，登时香消玉殒。李成栋不及解救，抚尸恸哭，“益感愤”，决意反清。根据明大学士何吾驺等人的史料，此美人应该姓赵，何吾驺还在李成栋广东反正后为她写过颂扬其事迹的歌诗。总之，无论这位美人姓张还是姓赵，红颜玉碎，以死相激，这件事肯定实实在在发生过，而且激使一代枭雄李成栋拍案而起，下定反清复明的决心！
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四月，李成栋变易冠服，拜永历正朔，发兵逮捕佟养甲辽籍亲兵一千多人，“屠之”。总督佟养甲仓皇失措，被迫剪辫，违心地附和反正。由此，广东十郡七十余县共十多万兵士归附南明，李成栋获封惠国公，李元胤获封锦衣卫指挥使，袁彭年为都御史，连迫不得已投降的佟养甲也被封为“襄平伯”。
两广提督李成栋的反清复明是继金声桓、王得仁江西反清之后又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广东全省都在李成栋的部将控制之下，各州县官员望风归附。
李成栋开始使用明两广总督的印信，又派人从梧州去南宁迎接永历皇帝还都肇庆。当时，永历朝廷正处于艰难窘迫之中，谁也没想到金声桓和李成栋能如此明显地扭转了永历朝廷的命运。广东全省和广西已失府州的突然反正简直是喜从天降，开始永历君臣都没有人敢相信，经过几天的探听，永历君臣才解除了疑虑，顿时一片欢腾，收拾逃难行装，准备重整河山了。
否极泰来。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等大片地区一时又遍树明朝旗帜，尽复明朝衣冠，“乌纱吉服，腰金象简满堂，如汉宫春晓”。不久，靖州、沅州、梧州、金川、宝庆等地也相继入明，真正“形势一派大好”。
“重新做人”之后，李成栋真有刮骨洗肠之效，忠心耿耿，一心事明。他不仅派人把桂林永历帝父亲的陵寝整修一新，又派兵迎永历帝移跸肇庆。
鉴于刘承胤挟帝自重的前鉴，瞿式耜上书请永历帝到桂林。不过，瞿式耜这份担心纯属多余，李成栋对永历帝确实一份纯诚之心。他在肇庆修治宫殿，重建官署，修复城防，填充仪卫，使得“朝廷始有章纪”。1648年八月，永历帝驾临肇庆。李成栋郊迎朝见，在行宫中预先准备白银一万两，供永历帝赏赐之用。
李成栋本是“贼”军出身，复与高杰为明军招安，接着又降清军，只见过隆武帝的尸身和那个登基不一个多月即成擒的绍武帝。现在奉永历为正朔，他还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面见明朝新君。虽见进之前，他还向一帮儒臣宾客练习面君时的进退礼节和应对之语。“及见，上（永历）温颜接之，赐坐，慰问再四。”李成栋只是跪伏在地上浑身乱颤，没有一句答言，最后“叩头趋出”。
出殿后，他的参谋很奇怪他为何没有与皇上对话。李成栋回答说：“吾是武将出身，容止声音，虽禁抑内敛，犹觉勃勃高声，恐怕回言时惊动皇上，有失人臣礼节。”从前杀人如麻，嗜血成性的李将军，这一番真心剖白，真令我们刮目相看。
不过，据说这位永历帝确实有人君之威仪。永历十六年（公元1662年）他最后被吴三桂抓住，关进监狱后，清军各级官将出于好奇参观这位爷，都不自觉地“或拜或叩首而退”。吴三桂本人前往，永历帝问“来人为谁？”吴三桂竟然双腿打晃，伏地不能起，“色如死灰，流汗浃背”。虽然其中有皇家嫡系、九五之尊的伦威所致，但他的堂皇仪表，大概也真有九五人君的样子。
为了表示对李成栋的尊宠，永历帝特敕拜李成栋大将军、大司马，并效刘邦拜韩信故事，封坛拜将，殊荣无比。为报知遇信赖之恩，李成栋马上返回广州，募兵治军，准备入江西声援金声桓等人，恢复大明江山。
在肇庆时，李成栋对永历宠臣马吉翔的权势已有所见，回到广州，出于耿耿忠心，他上疏永历帝，说：“恩威不出陛下而出旁门，匪人滥进，货贿公行……社稷存亡之大，非细故也，臣不敢不言。”马吉翔见此疏，深恨李成栋。不久，李成栋已经集结兵马准备北上南雄进入江西抗清，临行前想入肇庆与永历帝临别。马吉翔闻讯，连忙于宫中造谣，说李成栋想仪效董卓和朱温，想趁入见时解散皇帝亲兵，以他的旧部替代，把皇上当傀儡。
由于李成栋昔日疯狂屠杀明军的表现仍历历在目，永历帝不能不疑。他派遣鸿胪卿吴侯去安抚李成栋，告诉他不必面君。李成栋一片赤诚，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他见到在朝中任官的义子李元胤，才知道自己被马吉翔冤枉的实情，他叹息说：“我初归附国家，诣阙面君是正常的礼节。此次出行，誓死岭北，只想与皇上辞别，交付公卿大臣后事，不想小人辈汹汹如此，恨吾不能剖心示诚，坐受无君之谤，徒以血肉付岭表耳！”行至三水，永历使臣驰至，仍敕其不得入朝。李成栋“望阙大恸”，从清远顺流而去，临行之时，他长叹道：“吾不及更下此峡矣！”
清军方面，在中原聚集满、蒙、汉大军数万人，一支军由孔有德、济尔哈朗指挥，逼向湖广。另一支军由谭泰、尚可喜、耿仲明率领，直扑江西南昌。1649年三月一日（永历三年），南昌陷落，金声桓杀妻子，焚厩舍，自刎而死。王得仁与清兵巷战，死于战场。湖南的明将何腾蛟也被清军俘获，于湘潭就义。
李成栋提北北上，屡战屡北。也真是天不祚明，他为清朝从北往南打杀时，一路势如破竹。反正以后，他由南往北打，连连败绩，十多万大军沿路伤亡殆尽。
1649年四月，南昌金、王两人败亡后，赣州的清将高进库再无北顾之忧，聚集全部精锐部队在信丰进攻李成栋。鏖战一天，李成栋部下大将多死，士卒溃逃，粮食又吃完。部下将领请李成栋退师，寻找机会再图重兴。已经绝望的李成栋索酒痛饮，投杯于地，大言道：“吾举千里效忠迎主，天子筑坛以大将拜我，今出师无功，何面目见天子耶！”言毕，竟不带随从，控马持弓渡水，直冲清宫大营，“不择津涘，乱流趋敌”，估计加上饮酒过量，伤心欲绝，竟于中途摔入水中，遇溺而亡，结束了他令人费解、充满杀戮、反反复复、又不失波澜壮阔的一生。
李成栋淹死的消息传到肇庆，明廷震悼，赠太傅、宁夏王，谥忠烈。永历帝设坛于天宁寺，亲临祭之。
这样，三个几乎奇迹般地恢复了明朝的整个南方的人——金声桓、何腾蛟和李成栋，在1649年春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又奇迹般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值得交待的还有李成栋养子李元胤。
李元胤，字元伯，河南南阳人，原本是儒家子弟，李成栋为盗时掠良家子，养以为子。自少年时代起，李元胤一直跟随李成栋出生入死，“稍读书，知大义”，而且“心计密赡，有器量”。其义父降清时，李元胤怏怏不乐。日后李成栋反正，李元胤绝对是劝成首功之人。
佟养甲的参与反正本来就是被迫的，永历朝廷虽然封他为襄平伯，挂了一个管理中军都督府事的空衔，实权完全落入李成栋的手里。他不甘寂寞，上疏水历朝廷说：“疑臣则杀之，不疑则任之，何能郁郁居此？”朝廷只是“优诏”应付，不给他任何实际职务。佟养甲既怀念清廷的宠信，又明知在永历朝廷内备受猜忌，就暗中派人递表给清廷说明两广事变的情况，同时请派兵南下，自己充当内应。不料使者在路上被李成栋部卒查获。李元胤当时担任锦衣卫都督同知提督禁旅，密奏永历帝以祭祀兴陵（即朱由榔之父老桂王朱常瀛墓）为名派佟养甲前往梧州，预先在佟的座船必经之处设下伏兵，擒杀养甲。随即把佟养甲的亲信全部处斩，以清内患。
李成栋死后，永历仍旧信任李元胤。明将杨大甫屯居梧州，常常劫掠行舟，杀戮往来军使抢夺贡物。李元胤上疏，请永历帝召杨大甫入见趁机诛杀。君臣饮酒之间，永历诘责杨大甫，这位桀骜的武将竟想趁势劫持永历帝。一旁侍饮的马吉翔等人失声跑掉，李元胤在后一脚把杨大甫踹个大马趴，把他逮住缢杀于船外。
永历四年，清军攻梅岭，明将罗成耀弃南雄逃跑。见时势已去，罗成耀暗中约降清军，想攻取肇庆先立个功。永历帝知悉此情，忙派李元胤乘间杀掉这个国贼。李元胤平时和罗成耀关系不错，就相约游船饮酒。舟泛中流，李元胤忽然把正在绳床上忽悠的罗成耀掀翻在地，以利刃一刀结果了这个叛贼。众人大惊，李元胤不慌不忙，以敕示众人：“有诏斩成耀”。“移尸涤血，行酒歌吹如故”，“元胤三斩叛将，决机俄倾，而皆先清敕行事，不自专也”，有忠有智有勇，确是一个人才。不久，永历朝内元胤孤军守肇庆，并独军于西南驿击败清军。由于永历帝及一帮臣下各自鼠窜，李元胤孤军不支，被清军重围于郁林。绝望之下，李元胤穿上大明朝服，登城四拜，哭叹道：“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言毕自刎而死。广东重又尽陷于清军之手。
至此，诸师沦亡，南明昙花一现的大好时光终于过去。1650年年底，桂林城陷，瞿式耜殉国。永历逃至南宁后，受制于权臣孙可望，而后，虽有李定国等忠臣义士相拥，仍因朝中奸臣当道，四面交困，虽然又苟延残喘了十二年之久，历尽艰辛，逃过百死，永历最终为缅甸人出卖，交给了大汉奸吴三桂。永历十六年阴历四月十五日（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被吴三桂以弓弦绞死于昆明箅子坡，时年四十岁。南明灭亡。
八旗满州在人关时只有不到十万兵丁，到顺治五年才不过十万余丁，而竟以区区十多万丁最终灭亡二百七十多年拥兵数百万人口近三亿的大明朝，着实发人深省。在王朝摇摇欲坠之时，“数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反而是被圣人归为“难养”之类的女子义薄霄汉，挺身而出，出现了赵氏姑娘（或张玉乔）以及众位反清英雄烈母贤妻的动人场面，她们或以义激，或以身殉，令中国历史凭添了奇丽的动人风景。封建史家对女子总是吝于笔墨，对这样一个刚烈红颜忍辱偷生、义激枭雄乃至最后舍身成仁的原因和过程更乏深入细致的剖析，扼腕叹息之余，使人想起美国作家米勒对妇女的评价——“女人看似柔弱、沉默，其实她们比男人更加坚韧，道德和良知更加坚定，能够面对人生巨大的变迁和伴侣的兴衰浮沉，并能在关键时刻比男人更果决、更富有远见……”
1644年，没有被李自成吞并的张献忠率部入川，建立了大西国，定都成都。张献忠控制了四川绝大部分地区，进行了两年的恐怖统治，由于他的嗜杀，使四川人口和资源锐减。
尽管四川与外界相对来说是隔绝的，但张献忠并不安全。顺治三年（1646年），满清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的大西军。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张献忠撤离成都，向陕西进发，此时李自成的西安已经沦入清军之手，张献忠企图与清军争夺西安。同年十一月，大西军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包围，张献忠被清军射中，“痛极而亡”。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死后留下的遗产，直接影响到南明永历朝廷最后10年的进程。
“献忠死后，各营大乱”，大西军顿时惊溃，伤亡惨重。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将军在危难中收集残部数千、家口万余人，由顺庆（今南充市）急速南下，一昼夜驰数百里，急速南撤，才保存下部分有生力量。此时他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后面是穷追而来的强劲清军，前面又有南明军队凭借长江扼守，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然而，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领导下，大西军余部一举击破据守重庆的南明总兵曾英，曾英落水淹死，部众溃逃。大西军渡过长江天险，打开了南进的通途。
张献忠有四名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四人中孙可望原来的地位和威信比较高，年纪稍大，又读书识字，张献忠死后，领导大西军的重任很自然地落到了孙可望的肩上。孙可望掌握政权后，立即整肃军队，改变张献忠以往滥杀无辜的过火行动。但此时张献忠的妻子和亲信宰相汪兆龄仍然高踞诸将之上，主张照旧行事，即继续推行献忠在世时的过激政策。
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商议后，一致决定把“皇后”和汪兆龄处死。张献忠的亲信倒台后，大西军内部就形成了四将军领导的体制。
大西军进入贵州以后，豪格统率的清军已经由四川撤回北京，南明杂牌官军又不足以同大西军相抗衡，孙可望等人本来可以把贵州作为基地，休整士马，建立政权。
此时云南正值阿迷州土司沙定洲叛乱，明黔国公沐天波逃离昆明。由于沐天波的副将龙在田早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便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告知：“假大义来讨，全省可定也。”四将军认为这是扩大农民军辖地的好机会，便以为黔国公复仇的名义出兵云南。
有明朝一代，云南的治理很特殊。像西南其他省份一样，云南采用通常的省、府和州县等明朝政府任命的机构与世袭的土司和宣威司（通常是在土著居民地区）相结合的治理办法。另外，在军事体制上，云南则由沐氏黔国公镇守。沐英是明朝开国功臣，明太祖朱元璋的义子，世封于云南。沐氏家族镇守云南两百多年，在当地声望很高，历代黔国公也是明朝唯一持续掌握实际领土权力的勋臣。
然而，云南本身并不平静。云南东南部的土司沙定洲发生了叛乱，并击溃了沐天波的军队，在1646年一月攻占了云南府（今昆明），沐天波率领残部退往云南西北部。
孙可望等率部进入云南时，为了减少进军的阻力，事先派出间谍前往云南，利用汉族官绅、部分土司对沙定洲的不满情绪和黔国公在云南长期享有的威望，散布假情报，说行将入滇的大西军是沐天波妻子焦氏家族的武装，来云南为沐氏复仇。这一策略果然收到奇效，大西军所到之处，不但畅通无阻，还有云贵百姓主动提供粮饷。
因为孙可望先派人佯攻沙定洲的老家，沙定洲主动放弃昆明，逃回故里。此刻留在昆明城内的明朝巡抚吴兆元等人已经弄明白了入滇的并不是什么焦家救兵，而是大西军，但是他们手头无兵，只有听任绅民投降。大西军顺利地进入昆明。“孙、李诸军入城，秋毫无犯”。
随即，孙可望平定了沐天波据守的楚雄、大理等滇西地区，沐天波被俘。孙可望以“共扶明后，恢复江山”为条件同沐天波谈判。沐天波亲身遭到沙定洲叛乱的荼毒，弄得家破人亡，自己的兵力又非常有限，决定借大西军复仇，双方很快达成合作协议，宣布“共襄勤王，恢复大明天下”。此后，沐天波不仅派自己的儿子先行前往大西军营中纳款，还发出檄文责成属下官员向大西军缴印投降。
由于沐氏家族自明初以来世镇云南，佩征南将军印，在军卫、土司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孙可望等入滇后收缴了明朝颁发的文武各官印信，只有沐天波所佩世代相传的“征南将军印”仍予保留，让他行文招抚各土司。于是，迤西一带不战而下，“各土司次第来归”，“去方三月，而迤西尽平”。
但北将军艾能奇却在征东川的时候中了土司禄万亿部下的毒箭，不治身死。
1648年（永历二年、顺治五年）十月，沙定洲等在昆明被处死。这样，在孙可望的部署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东征西讨，平定了云南全省，使当地百姓自明末兵燹以来过上了安宁的生活，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当年就出现了“滇南大熟，百姓丰足”，“兵民相安”的景象。连清初人士也记载，“孙可望等倡义之名至今人犹称道焉”。由于四将军在云南实行了恢复生产有利于民的政策，彝、白、壮、傣等族人民纷纷参军，大西军扩大到二十多万，还增加了新武装——象队。
关于象队的威力，大家应该在《亚历山大》的电影中见识过。“让我们把战争带给亚洲，把财富带回希腊”。这是希腊最著名的雄辩家的雄心。横跨中东的亚历山大所向无敌，唯独到了印度，也被象队所阻。
平定云南后，孙可望和李定国之间开始出现不和。早先，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地位本来不相上下，入滇以后可望虽被推为盟主，但他毕竟不能同张献忠相比，李定国、刘文秀手握重兵，各以“西府”、“南府”老爷自居，并不能惟孙可望之命是从。尤其是李定国，他是少有的将才，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声望。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孙可望决定与南明联合抗清，借此请求永历朝廷加封，这样他的爵位高于二人后，就能名正言顺地继承张献忠的遗产，节制李定国和刘文秀，并为他将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当皇帝铺平道路。
1649年（永历三年，顺治六年），孙可望派杨畏知和户部龚彝充当使者，前往广东肇庆，同永历朝廷联络。杨畏知到达肇庆后，呈上孙可望请封秦王的书信，并进献礼物以表善意。
在当时参与抗清的各种力量之中，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实力最强，孙可望等人决策同永历朝廷携手抗清，本是这个小朝廷的最佳福音。可是，阶级的偏见和政治上的鼠目寸光，却在永历朝廷内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廷臣会议时，赞成封孙可望为王的固不乏人，当政的一批人物却因种种私虑表示坚决反对，惟恐拥有庞大实力的大西军参加永历朝廷将会削弱自己把持朝政的局面。还有人建议在封爵的同时趁机挑拨大西军各将领之间的关系。
争论持续了几个月，杨畏知见封孙可望为王的阻力太大，不得已上疏改请封孙可望为公爵，以便回滇复命。永历朝廷勉强同意了，决定封孙可望为景国公，赐名朝宗。后经督师阁部堵胤锡一再上疏，永历帝同意封孙可望为平辽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明浔州守将庆国公陈邦傅担心自身利益，他的中军胡执恭建议结好于孙可望，倚仗大西军的声势。二人利用永历帝颁给的空白敕书，私自填写，又暗中铸造了“秦王之宝”金印，由胡执恭冒充朝廷使臣迳自前往云南封孙可望为秦王。
孙可望并不知道封王内幕，对胡执恭送来的敕书和“秦王之宝”极为满意。他安排了隆重的仪式，亲自郊迎使者，“肃然就臣礼，先五拜叩头，舞蹈称臣。受秦王封后，率其义兄弟三人并三军士卒各呼万岁后，又秦王升座受义兄弟三人并三军士卒庆贺”。然后把敕书誊黄布告云南各地，欢庆三天。这一连串盛大仪式表明孙可望和义兄弟李定国、刘文秀统辖下的大西军以及他们管理得颇有条理的云南全省已经遵奉南明永历正朔，孙可望本人的领导地位也得到了正式肯定。
谁知不久杨畏知等人回到昆明，带来了封孙可望为平辽王的敕印。孙可望大为惊异，说：“我已经封了秦王了！”杨畏知也大吃了一惊，问明情况后，说那是假的。胡执恭到昆明时，并不知道朝廷采纳了堵胤锡的建议，把封号由原议景国公改为平辽王，争辩说平辽王敕印也是假的。
孙可望既误信了陈邦傅、胡执恭假造的敕印，举行了隆重的受封典礼，弄得云南军民皆知，这时要降格为二字王，处境的尴尬可想而知。他极为愤慨，下令把杨畏知、胡执恭关进监狱，给朝廷送去启本，表示接到秦王敕印后已经郑重宣布，大小官员和军民都已祝贺，无法改变，请朝廷定夺。
平心而论，问题出在永历滥发空白敕书和陈邦傅以公爵身分矫诏伪封一字王，孙可望不仅不负任何责任，而且在宣布受封秦王、接受拜贺以后也确实难以退步。永历朝廷在既成事实面前竟毫无灵活性，坚持拒绝封孙可望为秦王。在大西军提出联合抗清的建议以后，永历朝廷不仅在封爵上多方刁难，还不顾大敌当前，加强了对大西军的防范。“是冬，封黔镇皮熊为匡国公，播镇王祥为忠国公，防滇寇也”。
大西军建立起以云贵为中心的新基地后，永历小朝廷的处境开始江河日下。
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攻占了湖南，翌年清军攻克广州和桂林，驻于梧州的永历君臣在同一天里得到两省省会陷落的消息，立即乱成一团。永历帝仓猝登舟，向南宁逃难。永历帝生性懦弱无能，一有风吹草动立即“起驾”逃难。他从梧州窜往南宁时，根本没有作留守地方的任何部署，像普通百姓一样只知逃命要紧。
永历帝君臣经过浔州时，庆国公陈邦傅已经决定投降清朝，准备邀劫永历帝献给清方。永历帝得到报告，“冲雨而过”，脱离了危险。陈邦傅没有抓到永历帝，就将明宣国公焦琏刺杀，将其首级献给清军作进见礼。
原先聚集于两广的朝廷和地方官员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势。除了镇西将军朱旻如在昭平县同清军格斗而死，被革职的朝臣汪皞投水自尽以外，其他未随驾的官员有的降清，有的窜入深山，有的剃发为僧。王夫之等人都是在这时脱离永历朝廷返回清政府统治下的故乡，以明朝遗民自居。“山中宰相”方以智、原给事中金堡做了和尚。以风节自命的“五虎”首领袁彭年（左都御史）和丁时魁再次降清，都自称1648年在广州反正是被李成栋所逼迫。
永历帝逃到南宁后，无兵无将，辖地全失，已经走投无路，只得依靠大西军这唯一的一支力量了。于是顺治八年初，永历帝派使臣前往贵州，封孙可望为冀王，让他带兵到南宁护卫。
按明朝制度，一字王为亲王，二字王为郡王，永历帝到危难关头决定破格封孙可望为一字王，却不同意真封秦王，原因是明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受封秦王，位居诸藩之首，传世二百多年，需要避免重复，也有恩自上出的意思。孙可望却因为用秦王名义发号施令已久，不愿拆穿早已誊黄公布的“伪敕”，拒不接受。杨畏知劝他接受冀王封号，说“假王何如真王”，孙可望置之不理。
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二月，清军由柳州南下，南宁岌岌可危，永历朝廷覆亡在即。孙可望见事态紧急，急忙派遣劲兵五千赶赴南宁护卫永历皇帝。孙可望的军队一到南宁，就杀了永历朝廷的兵部尚书杨鼎和，逼死了阻挠封秦的首席大学士严起恒。在这样的状况下，永历帝被迫正式承认孙可望为秦王。
南宁又陷落后，朱由榔仓皇逃到濑湍。顺治九年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接到贵州安龙所，改名安龙府。答应每年向永历“致银八千两，米百石”，而永历帝允许孙可望今后“大小战争，诛斩封奏，先行后奏”。这个时候，永历政权才完全在孙可望的控制下。
作为对比，我们再来看看后来孙可望投降清廷后的待遇。1657年（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南明内讧又起，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自统率十四万兵马向云南进发，攻打李定国。此但由于孙可望师出无名，他手下的重将白文选不支持他，结果兵败。孙可望一路奔逃，走投无路下，终于决定投降清廷。
而清廷得知可望处境危急后，为了捞到这张王牌，立即派出大军接应，击退南明的拦截之兵，孙可望和家眷等四百多人才得以脱险。
在这以前，洪承畴受命经略五省总督军务，始终局促于湖南、广西境内，毫无进展。孙可望一手挑起的南明内讧和兵败降清，对清廷来说无异是喜从天降。
清廷对于孙可望的来归极为重视，特旨封孙可望为义王。孙可望应诏赴京陛见，到达京师后，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明遗民方文当时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赋诗寄慨云：“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多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此外赐府第、赐蟒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上红极一时的人物。
我们可以看到，1649年，孙可望统率数十万貔貅之众，以云南全省之地，自愿归附风雨飘摇中的永历朝廷，南明君臣在封一字王上备极刁难；而清廷对仅率数百人狼狈来归的孙可望却毫不犹豫地加封王爵。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历朝廷高明得多。
可惜的是，孙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卖云贵川抗清事业。孙可望本人的地位随着永历朝廷的衰微逐渐走向没落。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这种事情在满洲八旗中本是习以为常的现象，顺治皇帝却不愿放过这个机会进一步贬损孙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内阁学士马迩吉来到孙可望的住宅宣读谕旨，先训斥一番，然后宣布宽假其罪。
此后，孙可望的处境益发难堪了，正如古语所说“神龙失势，与蚯蚓同”。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他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这时，南明永历皇帝虽然已经逃入缅甸，西南大势已定。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孙可望死了。官方的说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颇有疑义。清初史家就说孙可望是“随出猎被射死”。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书明珠前往福建招抚据守台湾的郑经。郑经回信中不无讽刺地说：“贵朝宽仁无比，远的不说，以所闻见之事如方国安、孙可望，岂非竭诚贵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鉴，足为寒心。”可见，孙可望之死并非善终在当时一定流传得很广。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廷终于决定：“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从此，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后的痕迹。
李定国，字宁宇，明天启元年（1621年）出生于陕西延安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崇祯三年（1630），年仅十岁的李定国参加了张献忠起义军。张献忠见他相貌英俊，性格宽厚温和，非常喜欢，于是收为养子。张献忠有四个养子，“孙可望为长，定国次之，刘文秀、艾云枝（能奇）次之”。从此，李定国追随张献忠，在斗争中迅速成长。
崇祯十年（1637），十七岁的李定国即率部下二万人，追随张献忠进入四川、湖北。崇祯十四年二月，李定国奉命奇袭襄阳，他乔装成明军差官，“以二十骑夜叩襄阳城门而入”，“遂克襄阳”，擒获明朝亲藩襄王；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所储军资十余万，皆为农民军所得。襄阳大捷是张献忠起义军开始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而这一胜利和李定国的机智勇敢是分不开的。
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张献忠正式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李定国以战功卓著被封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位仅次于孙可望，是大西政权的第三号人物。这时他才二十四岁，“长八尺，眉目修阔，躯干洪伟，举动有仪度”，在军中“独以宽慈著”，作战则“临阵陷坚逐，死不置”，少年英武，被人称为“小尉迟”，又因为骁勇善战，更被称为“万人敌”。
顺治三年，张献忠战死后，大西军建立了以昆明为中心的著名的“四将军”政权，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仍然保持着农民军的传统：“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然各营诸将赏罚，则一尊于可望”。
孙可望随着地位提高，个人野心逐渐膨胀。明御史任僎投其所好，“倡议称可望为国主，设六部，铸兴朝通宝纹，以干支纪年，可望大悦”，然而李定国“心非任僎议，每事相抵牾”。孙可望便与亲信王尚礼策划，欲压服李定国，树立个人权威。
永历帝逃到南宁后，无兵无将，辖地全失，已经走投无路，只得依靠大西军这唯一的一支力量了。于是顺治八年初，永历帝派使臣前往贵州，封孙可望为冀王，让他带兵到南宁护卫。
按明朝制度，一字王为亲王，二字王为郡王，永历帝到危难关头决定破格封孙可望为一字王，却不同意真封秦王，原因是明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受封秦王，位居诸藩之首，传世二百多年，需要避免重复，也有恩自上出的意思。孙可望却因为用秦王名义发号施令已久，不愿拆穿早已誊黄公布的“伪敕”，拒不接受。杨畏知劝他接受冀王封号，说“假王何如真王”，孙可望置之不理。
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二月，清军由柳州南下，南宁岌岌可危，永历朝廷覆亡在即。孙可望见事态紧急，急忙派遣劲兵五千赶赴南宁护卫永历皇帝。孙可望的军队一到南宁，就杀了永历朝廷的兵部尚书杨鼎和，逼死了阻挠封秦的首席大学士严起恒。在这样的状况下，永历帝被迫正式承认孙可望为秦王。
南宁又陷落后，朱由榔仓皇逃到濑湍。顺治九年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接到贵州安龙所，改名安龙府。答应每年向永历“致银八千两，米百石”，而永历帝允许孙可望今后“大小战争，诛斩封奏，先行后奏”。这个时候，永历政权才完全在孙可望的控制下。
作为对比，我们再来看看后来孙可望投降清廷后的待遇。1657年（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南明内讧又起，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自统率十四万兵马向云南进发，攻打李定国。此但由于孙可望师出无名，他手下的重将白文选不支持他，结果兵败。孙可望一路奔逃，走投无路下，终于决定投降清廷。
而清廷得知可望处境危急后，为了捞到这张王牌，立即派出大军接应，击退南明的拦截之兵，孙可望和家眷等四百多人才得以脱险。
在这以前，洪承畴受命经略五省总督军务，始终局促于湖南、广西境内，毫无进展。孙可望一手挑起的南明内讧和兵败降清，对清廷来说无异是喜从天降。
清廷对于孙可望的来归极为重视，特旨封孙可望为义王。孙可望应诏赴京陛见，到达京师后，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明遗民方文当时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赋诗寄慨云：“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多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此外赐府第、赐蟒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上红极一时的人物。
我们可以看到，1649年，孙可望统率数十万貔貅之众，以云南全省之地，自愿归附风雨飘摇中的永历朝廷，南明君臣在封一字王上备极刁难；而清廷对仅率数百人狼狈来归的孙可望却毫不犹豫地加封王爵。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历朝廷高明得多。
可惜的是，孙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卖云贵川抗清事业。孙可望本人的地位随着永历朝廷的衰微逐渐走向没落。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这种事情在满洲八旗中本是习以为常的现象，顺治皇帝却不愿放过这个机会进一步贬损孙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内阁学士马迩吉来到孙可望的住宅宣读谕旨，先训斥一番，然后宣布宽假其罪。
此后，孙可望的处境益发难堪了，正如古语所说“神龙失势，与蚯蚓同”。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他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这时，南明永历皇帝虽然已经逃入缅甸，西南大势已定。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孙可望死了。官方的说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颇有疑义。清初史家就说孙可望是“随出猎被射死”。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书明珠前往福建招抚据守台湾的郑经。郑经回信中不无讽刺地说：“贵朝宽仁无比，远的不说，以所闻见之事如方国安、孙可望，岂非竭诚贵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鉴，足为寒心。”可见，孙可望之死并非善终在当时一定流传得很广。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廷终于决定：“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从此，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后的痕迹。
顺治五年（明永历二年，1648）四月初一，各部队同赴演武场集合，李定国部先入武场，军中按惯例放礼炮，升帅旗。孙可望指责为：“目中明无我”，发令杖责李定国一百军棍。李定国大怒：“我与汝弟兄耳，今日因无主，尊汝为首领……我何必定靠你生活！”为防止分裂，前军府都督白文选从身后抱住李定国说：“请老爷勉强受责，以成好事。不然，从此一决裂，则我辈必致各散，皆为人所乘矣。”李定国忍辱负重，勉强受责，诸将求情才被杖责五十军棍。打罢，孙可望曾假惺惺地抱住李定国痛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清军占领浙江、福建以后，客观的形势造成了南明残余势力向西南转移。原任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人提议拥立朱由榔即位继统。掌握地方实权的两广总督丁魁楚却心怀观望，拖延不决。直到接到隆武朝大学士何吾驺的亲笔信通知隆武帝已蒙难，建议速立桂王以后，才决定参加拥立行列。1646年十月初十日，朱由榔经过照例的三疏劝进，在广东肇庆就任监国。
朱由榔在1644年国变前，就已经经历了一场生死浩劫。
桂王朱由榔，明神宗之孙，桂恭王朱常瀛第七子。初封永明王，天启七年（1627）九月二十六日就藩湖南衡州。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张献忠部进军湖南，永明王朱由榔在永州被大西军俘获，落入了张献忠之手。正在性命难保时，朱由榔意外地受到一个混入大西政权的明朝官员的暗中保护，又恰逢张献忠决定作战略转移，率领大西军入川。大西军北上后，明朝广西征蛮将军杨国威和部将焦琏率领四千多名士卒开进湖南永州等地，朱由榔才得以死里逃生。1645年弘光朝廷覆亡，广西巡抚瞿式耜有意拥戴朱由榔的哥哥朱由楥继位。但当时南明的政治重心仍在东南，支派甚远的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兄弟和黄道周等人的支持下捷足先登，由监国而称帝。瞿式耜的愿望不仅没有实现，自己也因受隆武帝的猜忌而被调职。不久，朱由楥一病不起，朱由榔被册封为桂王。
朱由榔相貌堂堂，据说很像祖父万历皇帝朱翊钧，可是生性懦弱，遇事毫无主见，用人又不当，实在承担不起中兴重任。因为父、兄的相继去世，朱由榔才成为最有“资格”的朱明皇朝继统人，但他对做皇帝的言谈举止却一窍不通。凑巧太监王坤（又名王弘祖）投入他的府中，这人早在崇祯年间就已经受到皇帝的信任，懂得宫中“故事”，指点仪注，使他知道如何摆出皇帝的架势，不至于出丑，王坤因此深受宠信。丁魁楚参与拥戴稍迟，又惟恐当不上首席大学士，于是同王坤串通结纳，得以如愿以偿。王坤的弄权，使永历朝廷一开始就陷入混乱和矛盾之中。
朱由榔监国七天后，就传来了江西赣州失守的消息。尽管广东肇庆距离江西赣州还有相当一段路程，却举朝汹汹，监国的喜庆气氛消失得无影无踪。司礼监太监王坤主张立即逃难，首辅丁魁楚随声附和，几天后，小朝廷终于逃往广西梧州。这种惊惶失措的举动，对于维系广东人心自然是非常不利的。而且，朱由榔不知道另一个威胁正在附近出现。这就是朱聿鐭在广州称帝，又一次演出了明室宗藩同室操戈的闹剧。
1646年八月福州陷落后，隆武帝的弟弟新唐王朱聿鐭仓惶乘船逃到广州。隆武朝的大学士苏观生与丁魁楚素有过节，福州陷落时他正在广东募兵，出于个人恩怨，他提出“兄终弟及”之说，于十一月在广州拥立朱聿鐭为“监国”。三天后，就举行登极大典，改元绍武。绍武政权最重要的一些官职，几乎全由广州本地人担任。
朱聿鐭在广州即位的消息传到梧州，朱由榔和丁魁楚等人大吃一惊。朱由榔等人自知逃离广东铸下大错，为了收拾广东民心，立即东返肇庆，随后宣布即皇帝位，祭告天地、社稷、祖宗，改明年为永历元年。这样，南明又出现二帝并存的局面。
对此，清人计六奇评道说：“肇庆府去广州仅四百里，拥立时无一函商及三司各属；既立后，复不颁新天子诏，元勋大老惟鬻爵择腴是务。至于军国重事，如峡以外设守广州，防御梅岭，俱不暇顾，且暂为目前计而已。”
可见，在大敌当前、国难临头这样的危急情况下，南明这些官绅们，仍蹈明后期的积习，各自怀着野心，死死抱住一个王子皇孙，作为政治资本，只顾他们自己加官晋爵，实现“佐命元辅”之野心，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拥立后，尽管他们之间还继续做说服工作，但结果只是加深了矛盾，怨隙越演越深，最后导致兵戎相见。
桂王和唐王的争立，给南明残疆剩土的地方官也增添了混乱。湖广的何腾蛟、堵胤锡、章旷以及其他文武官员都先后收到了两个朝廷颁发的“喜诏”，虽然他们基本上都站在桂王朱由榔一边，唐王使者处处受冷遇，但事实上朝廷的威望相对被削弱，在许多问题上处于被动局面。
永历朝廷迁回肇庆以后，立即派兵科给事中彭燿等人前往广州，劝说朱聿鐭取消帝号，退位归藩。彭燿到达广州后，声泪俱下地劝说苏观生不要同室操戈，还说绍武之立纯粹是苏观生个人“贪一时之利，不顾大计”。苏观生大怒，悍然下令把彭燿等人拖出处斩，随即调动军队，派陈际泰向肇庆进攻。永历政权也调兵遣将，派兵部右侍郎林佳鼎迎击。双方都打着“讨伐”的旗号。
两个政权的注意力和珍贵的人力物力，被用在这种自相残杀上，而双方更大的共同敌人却被暂时忘却了。
十一月底，两支南明的“讨伐军”相遇于广东三水，永历军先获胜利，攻杀八百多绍武兵，陈际泰狼狈而逃。林佳鼎初战告捷，得意忘形，挥军直杀广州而来。绍武帝一下子着慌，苏观生倒有主意，他派林察率数万海盗（现已招安为绍武军）前往迎敌。林察与林佳鼎是旧相识，就派人诈降。林佳鼎信以为真，置林察兵于不顾，径自带领战船追击往海口方向窜逃的绍武残军。林察所率的昔日海盗个个勇于海战，又富于经验，暗中设伏，突然向永历军船施放火器，永历兵大惊溃败，不是被水淹死、被火烧死，就是被自家明军杀死，林佳鼎本人也受炮击，死无全尸。永历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三十余骑人马逃出此厄。
败讯传到肇庆，永历朝廷又陷入一片惊惶失措之中，大学士瞿式耜自告奋勇，督领招募的义兵前往迎敌。没过几天就传来了清军占领广州、绍武政权覆亡的消息，朱由榔又再次登舟离开肇庆，经广西逃往湖南。
与永历政权的“窝里斗”中大获全胜，绍武帝飘飘然，自以为“天授帝位”，开始搞那套郊天、祭地、幸学、阅兵的花架子。君臣上下，又大肆封赏，胡乱赐官，究其实也，他只是广州一个城的“皇帝”而已，“七门之外，号令不行”（黄宗羲《行朝录》）。
正如古语所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永历、绍武两军在海口血战之际，李成栋、佟养甲的清军已在汉奸辜朝荐（潮州人，退休明官）带领下攻取漳州，又袭取潮州，并诱降大盗陈耀，攻克惠州。李成栋的清军一路上最大的障碍是山路崎岖，真正南明的抵抗几乎没怎么遇到，往往是在城下一列兵，南明守军就城门大开，府县守官拿着簿册恭谨献降。为了麻痹广州的绍武帝和苏观生，李成栋还让各地官员书写信件送递广州，报告说没有任何清兵到来，致使广州的绍武君臣相安泰然，自以为没有任何迫近的危险。
1646年十二月十四日，李成栋派前锋三百精骑兵从惠州出发，连夜西行，从增城潜入广州北。清军以帕包头，伪装成明朝军队，从水路大摇大摆乘船入城，然后上岸，直到布政司府前他们才在众人面前掀掉头上包布，露出剃青前额的满人发式，挥刀乱砍，大呼“大清兵到！”
“鞑子来了！”一句惊呼，满城皆沸，百姓民众争相躲避，乱成一锅粥。
绍武帝正和苏观生等人在国子监“视学”，忽然有卫士急报清兵入城。苏观生非常生气，昨天潮州还有信报说一切无恙，今天怎么会有清兵来此！他挥手让左右杀掉报信卫士。
入城的清兵很快杀掉广州东门守卫，大开城门，数百清兵策马冲入，大红顶笠满街驰奔，城中顿时鼎沸起来。绍武君臣这才知道清兵真的杀到，苏观生急令关闭城门，调兵作战。可是，精兵都派往肇庆方面去对付永历朝廷，一时调不回来，宿卫禁兵也一时召集不全，一时间作鸟兽散。广州重镇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清军占领。
情急之下，绍武帝易服化装外逃，但最终在城外被清兵抓住，关押在府院。李成栋大概因为广州城攻克得太容易，心情不错，没有下令屠城，也没有立刻杀掉绍武帝，还派人送食物饮水给绍武帝。这位一直昏庸无能的朱明爷们倒是有铮铮气骨，坚拒不受，说：“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于地下！”晚间，趁守兵不备，用衣带自缢而死，和他哥哥一样，做到了“国君死社稷”，总算有点骨气子。
苏观生则跑到他一手“提拔”的生死好友吏部都给事中梁洪（上洪下金）处问计。梁洪一脸忠义，平静说：“死耳，复何言！”于是两人商定分入厅堂左右的东西房，上吊报国。可笑的是，梁洪入房后，自己掐住脖子嗷嗷叫几声，又踢翻凳子给自己“配音”。旁边的苏观生认定这位好友已自杀殉国，提笔在墙上大书“大明忠臣义士固当死！”，然而上吊自杀殉节。梁洪听得真切，马上冲进屋指挥仆人扛着苏观生尸体向清军投降，声言有献“伪大学士”之功，并深获李成栋嘉奖。
乱世纷纷，生死是块试金石，忠奸善恶，亲情友情，美丑正邪，一切人间大伦，都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梁洪也是个饱读史书的读书人，故而能把忠臣义士的“戏文”排练得炉火纯青；日后他还“乞修明史”，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只是不知道他将如何在《明史》中怎样描写自己的“戏子”行为！
从各地逃至广州的明朝亲王、郡王共十六人，都被李成栋处斩。李成栋杀得兴起，还想屠城，就连满清派来监视他的佟养甲对他的嗜杀也看不过眼，刚好“夜雷震，雨如注”，佟养甲乘机说：“这是老天爷掉下的眼泪。”李成栋对佟养甲尚且畏惧几分，于是没有大开杀戒，但仍然放纵部下在广州城中大掠三日，称之为“放赏”，广州城内的许多妇女多为了避免受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自杀。
绍武政权从建立到覆亡仅存四十天，它唯一的“业绩”就是打了一场争夺帝位的内战和导致广东一省的陷没。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南明残山剩水本已不多，广东又是财赋充溢、人才密集的地方，一旦易手，南明朝廷回旋余地大为缩小，财源和人力更加捉襟见肘。
李成栋先后灭了隆武和绍武政权，至此，他的灭明之功臻至高峰。自从李成栋1645年在徐州投降后，几乎不停地替清军打仗，平定长江三角洲地区，征服福建，现在又是两广。
从深圳开车走广深高速公路，行至一半时总会看到一个大大的路标，上写“道滘”。看旁边拼音，才知第二字念jiào。如此奇怪而又罕为人知的地方，却是李成栋杀奔广东以来第一次惨遇败绩的战场。
李成栋、佟养甲攻陷广州城后，又杀入东莞城（明末忠臣袁崇焕老家）。清军四处烧杀，仍是旧习不改。1647年一月（顺治四年），道滘义民叶如日等在江边设伏，忽然出袭，杀掉没有任何防备的数百清兵。东莞清军来援，又被义军杀死二百多。
时任广东提督的李成栋大惊。他先派总兵陈甲由水路前往，自率大队人马随后由陆路行军，杀向道滘。义军集各仓船只千余艘，在虎门与陈甲所率的清军大战，歼灭两千多清兵，并擒杀总兵陈甲。清兵能以数十骑袭破城坚兵众的广州，竟载在道滘这个“小河沟”，一时间士民振奋，清军情结低落。东莞万江一带抗清的明将张家玉闻讯前往道滘，与叶如日以及博罗的明朝举人韩如琰所率乡民一起，集兵齐攻东莞，竟能在一天之内攻下坚城，俘斩当地清军任命的官员，取得重大胜利。同时，起事诸人还上书永历帝，准备兴复广州。
刚刚过了一天多，李成栋大队清兵就杀至东莞城，挥兵攻城。不知是有内奸还是火药受潮，义军们事先摆好架在城头的多门大炮关键时刻一个也没响，清军很快就攻上城墙，混战半日，东莞城破，多名义军将领皆在战斗中被杀。李成栋乘胜推进，又与明将杨邦达大战望牛墩，双方苦战了七天七夜，上千义军战死，杨邦达本人也在混战中牺牲。集结修整部队后，李成栋挥兵直奔道滘杀来。
明将张家玉以泥砖为垒，遍伏大炮，待清兵攻近时，炮火齐发，清兵死伤甚众，李成栋本人的坐骑也被炮火击中，他自己摔入泥中，狼狈不堪，是他数年战场遭遇中最危险的一次。
正在李成栋无计可施之际，张家玉一个表兄李郝思突然来投诚，将道滘防守的详细情况一一禀告，并请求李成栋事成后赏他道滘一块好地。李成栋大喜，马上指挥兵马集中力量进入道滘防守薄弱的东北角，攻入道滘。入城后，清军遍屠居民，把张家玉和韩如琰的宗族杀个精光。当然，李成栋也不食言，赏给叛徒李郝思一块上好的田地（现在的南丫乡李洲角）。叶如日等人一起战死西乡。张家玉暂时逃脱。至此，李成栋的下一个战利品目标，就是在肇庆即位不久的永历帝朱由榔。
而永历帝已经在听到广州绍武帝被擒的消息后，狼狈逃出肇庆，开始了他长达十六年“闻警即逃”的流浪生涯。当时，只有瞿式耜坚持死守肇庆，但弘历帝要瞿式耜带兵与自己同行护驾。无奈，瞿式耜赶忙在肇庆部署防守阵地，然后飞速赶往广西梧州与已经逃亡的永历帝相会。不料，永乐帝因为担心梧州也不安全，已经在几天前逃去桂林。急赶数日，瞿式耜才追上这位脚底抹油的皇帝。此时的永历帝身边众臣零散。当初在肇庆上船准备逃跑时，大学士丁魁楚、李永茂以及兵部尚书王化澄、工部尚书晏日曙都各携家眷财物上船准备和永历一起出逃，但走到半路，这些人和他们的船全都不见了踪影。
永历君臣的争相逃窜，给清军以可乘之机。留守肇庆的明两广总督朱治涧不战而逃，李成栋大喜，随即进军梧州。
梧州是广西东面重镇，清军还未到广西，明将陈邦傅已经先行弃城而逃，一时风声鹤唳，人无固志。苍梧知县万思夔怒火中烧，竟然用木头制作了一个大乌龟，命人拖着沿街大喊：“降敌者似此！”
李成栋大军接近梧州，明广西巡抚曹烨迎降，于是清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梧州。万思夔见大势已去，就在木龟上写上了“曹烨”二字，然后逃走。
最工于心计，最富于表演才能，最能走一步看三步，最善于给自己留退路而下场又最为悲惨的当属永历帝的首席大学士丁魁楚。
丁魁楚，河南永城人。万历年间中进士，有吏才，至崇祯九年官至河北巡抚。但此公胆小，清兵一来就弃军而逃。由于他“善事权要”，当时的大学士温体仁百般周旋，使他免于重罚。弘光朝，丁魁楚被重新启用，为兵部右侍郎。永历继位后，封他为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自恃有拥戴之功，丁魁楚整日只知受贿卖官，派军士在肇庆灵羊峡一带挖掘端砚老坑石头，制作精美砚台玩赏、珍藏。
李成栋攻陷广州后，丁魁楚见形势危急，已经在逃离梧州的时候就脱离永历帝，带着家眷和多年搜刮得来的大批金银财宝，笼络一支为数不多的军队作护卫，私自乘船避往岑溪。为了保护身家财产，丁魁楚暗中派人前往李成栋军中接洽投降。李成栋将计就计，许以两广总督的职位。丁魁楚大喜过望，由岑溪出降，清军将他押回广东，在半路上杀死，其家产和眷属全部落入清将之手，据说仅白银一项就多达八十余万两。后来有人见到丁魁楚的一个年幼孙子被李成栋部将罗成曜收养，问他姓什么，若回答姓丁，立即要遭到毒打。
晚明时代，商品经济发达，政治高压，人欲横流。某些士大夫一方面诗词歌赋往来，看以萧散、疏远、清远、淡放，其实一肚子的势利、浮躁、竞取和焦虑。数十年仕宦浮沉，这些人变得十分事故，而纵欲享乐的积习又使得原本清晰的道德感和君臣大义在生死面前变得苍白甚至可笑。文人士大夫危急关头的卑俗和狡诈让人瞠目结舌，就连贩夫走卒在某些时刻都会比他们高尚得多。高尚庄严变成佻薄无耻，豪气凌人变成臣妾意态，悲怆豪放变成奴颜婢膝，壮士情怀变成鹰犬效力。“岁寒，乃知松柏之后雕！”朝代更迭、出生入死之际，虽不乏抛掷头颅为一笑的书生豪气，但我们更多见到的是明代士人的“中年世故”和混乱年代的诡谲奸诈。观其结果，一场空忙！
李成栋占领梧州后，曾经派出一小股清军进逼桂林。永历帝依然故我，逃离桂林，准备进入湖南投靠兵力较多的军阀刘承胤。大学士瞿式耜坚决反对，他指出朝廷不组织抵抗，只是一味避敌先逃，会涣散人心。但永历帝根本听不进去，在司礼监太监王坤、锦衣卫马吉翔的怂恿下，向全州逃难。瞿式耜只好请求自己留守桂林，并出于稳定人心的考虑，要求永历帝无论如何不要离开广西，那怕暂驻于靠近湖南的全州也好。不料永历帝畏清若虎，还是逃到了武冈。
自永历帝一行离开后，桂林南明官员上至总督侍部朱盛浓，下至桂林知府王惠卿，个个“三十六计走为上”，一转眼都逃个精光，惟有瞿式耜和几个当地下级官员连同兵民一起困守孤城。李成栋部下清兵猛烈进攻，桂林军民拼死抵抗。清军倚恃兵精器良，一时间竟登上西门城墙。
危急时刻，刚刚护驾永历帝至全州又急忙赶回的平蛮将军焦琏从阳朔急急杀回，入文昌门与冲入城的清兵竭死巷战，苦斗两日，杀敌数百，终使进攻清兵落败而逃，并缴获了战马、甲胄以及许多武器，取得振奋军心的“桂林大捷”。
焦琏鞍马劳累，从桂林一直护送永历帝至全州，未解征衣，又马上星夜兼程赶往桂林浴血死战，获得大捷，在艰难困境之中，取得如此殊功，永历帝竟发旨说：“等到收复平州、梧州后，就给焦将军封伯爵。”同时，永历对身边无尺寸之功的马文翔等三人却立赏伯爵，借口是他们有“扈驾之功”，其实是“一起逃跑之功”。永历帝如此行事，不能不让南明臣下失望。
实际上，马吉翔等人的封爵完全是刘承胤的意思。刘承胤想借以笼络这几个近臣，与他站在一条船上。果然，马吉翔等人与刘承胤一齐劝谏，让永历帝移跸武冈——刘承胤的老根据地，如此，刘承胤就完全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武冈位于群山之间，地势逼狭，并非什么战略要地。刘承胤、马吉翔等人硬是挟迫永历帝下旨，与众臣一起转移到武冈。这样，永历帝完全落入刘、马的掌握之中。刘承胤进入自家地盘后，为所欲为，接连杀害了几个与他意见相左的大臣，又随意斩杀南明其他友军的来使，见永历帝流露出满，就想暗中废掉永历，立岷王为帝。
“屋漏偏遭连夜雨”。湖南各地的南明军纷纷落败后，孔有德率领清军直向武冈杀来。刘承胤一面骗永历帝他的部下已经大败清军，一面向孔有德暗中约降，准备献上永历帝为“见面礼”。这个时候，从近处逃回的一个宗室来拜见永历，告诉他清军已在三十里开外的地方。此话晴天霹雳一样，吓得永历惊骇不知所为。幸好孔有德疑心刘承胤诈降，使得此人不得不又再次返回武冈城剃掉头发“表决心”——恰恰这一来一往，给了永历帝及其左右群臣一个机会。刘承胤的老母看不惯儿子所为，暗中将城门钥匙交给了永历帝，永历帝才得逃出生天。
清军与刘承胤忙随后追杀，幸亏参将谢复荣等五百多明兵拼死断后，最后全部战死，才保得永历帝一行未被清军追及。逃到半路，永历帝遇到总兵候性带领的五千多明军，一行人又踅回广西，到达柳州。
而此时在桂林，刘承胤派出的军士正与焦裢军士发生内哄，大打出手，李成栋乘机派军发动忽然进攻。多亏瞿式耜等人指挥有方，冒大雨与清兵殊死拼斗，又一次大败清兵，取得第二次“桂林大捷”。
顺治四年（1647年）四月，广东十府之地全部沦入清方之手。但就兵力而言，佟养甲、李成栋本部兵马只有四千一百余名，从福建带来的原郑芝龙旧部施琅等部也不过几千人，实力相当有限。1647年正月，李成栋率主力进攻广西，广东清军留守兵员更形单薄。这也是数月之间，永历帝能苟延残喘，在广西和湖南之间来回窜逃的原因。
然而，腐朽无能的永历朝廷不知清军虚实，非降即逃，近于自行瓦解。镇守柳州、南宁一带的明庆远伯陈邦傅也被清军声威吓倒，私自派人同佟养甲、李成栋联络，准备投降清朝。在这种危急关头，广东的一批仁人志士奋然而起，凭借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和熟悉山川险要，组织义军展开反清活动。
广东各地义师的兴起，使坐镇广州的清两广总督佟养甲穷于应付，不得不急檄进入广西梧州的李成栋部回援。正是由于他们的斗争，才使永历朝廷免遭灭顶之灾，重新稳定了广西的局势。
陈邦彦在绍武争立时，支持永历朝廷。朱由榔派他回广州劝说苏观生改弦更张，正值林察等击败林佳鼎，绍武君臣趾高气扬，陈邦彦知道无法完成使命，藏入高明山中。不久，佟养甲、李成栋部清军偷袭广州，绍武政权覆亡。李成栋军乘胜追入广西，永历朝廷岌岌可危。邦彦“出自山中，临西江之口，望敌旌旗，叹曰：莫救也！夫若乘其未定，得奇兵径袭广州，此孙膑所以解赵也。”他亲自前往甘竹滩联络余龙等部义军，率两、三万民军由海路入珠江，声言攻打广州城，使得当时的清广东巡抚佟养甲连发急书，命李成栋回援。这样，在广西四处窜逃的永历帝才有机会摆脱李成栋军的穷追不舍。
陈子壮在南海起兵后，经约定花山义军一起里应外合攻入广州，不料消息外泄，佟养甲和李成栋两人联兵，将三千多花山义军全部活埋，并大败陈子壮水军。李成栋又趁势引军猛功陈邦彦，一路追击，一直打到清远，陈邦彦身中三刀被俘，随即在广州被凌迟处死。临刑前，这位顺德义士赋绝命诗：“厓山多忠魂，前后照千古。”
陈子壮，字集生，号秋涛，广东番禺人。万历四十七年探花，崇祯朝仕至礼部侍郎，弘光时以礼部尚书召，隆武时以东阁大学士召，均未到职。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立国，仍授大学士。陈子壮虽因丁魁楚窃取首辅，不愿入阁受事，但他是支持永历朝廷的。当绍武政权据广州自立时，他拒不承认，写信给永历朝廷表示拥戴。不久，清军入广，家乡沦陷，陈子壮奋起抗清。花山义军事泄后，陈子壮也在南海被俘，拒不投降，也被清军于广州凌迟杀害。
先前在道滘大败李成栋的张家玉一直纠集当地民众，袭扰李成栋军队。陈邦彦兵败后，李成栋又在增城大败张家玉义军。身中九箭的张家玉见势不可挽，放弃了逃跑的机会，慷慨言道：“大丈夫立身天下，事已至此，焉用徘徊！”言毕，遍拜共同作战的义军将领，转身投水而死。
在广东剿杀“三忠”（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的过程中，虽然最终杀掉这三人以及数万明朝义军，但李成栋内心深处想必也不会不为所动：同是汉族血脉，同受昔日明朝食禄，二陈一张能够以书生残弱之躯作绝望无援之斗，屡战屡北，屡北屡战，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视死如归。而反观自己，堂堂七尺武将，手握重兵，为满人鹰犬，屠戮残杀，无数血肉同胞，在自己眼前慷慨壮烈而死。同为人子，不能不令李成栋心中有所感念。
1647年，趁着李成栋军在广东平灭陈子壮等人，瞿式耜又把永历帝从柳州迎回桂林。1648年二月（永历二年），在全州驻防的郝永忠忽然率军跑回桂林，报说清军正一路追逼，劝永历帝马上逃往柳州躲避。由于郝永忠是李自成“大顺军”出身，他与明朝诸将之间关系一直不睦。此次回桂林，郝永忠部的粮食又一直欠乏供应，这位流贼出身的武夫气恼之下，纵兵大掠，乱兵冲入皇宫府堂，不仅百官被抢劫得一干二净，永历帝本人自己连龙袍也被抢走，光着屁股逃出城外。最后，他又于三月逃至南宁避难。
幸亏郝永忠部只是愤恨抢劫，没有别的念头。清军杀到桂林时，瞿式耜又苍惶应战，恰巧南明滇、楚两镇兵将赶到，焦裢又聚集本部人马，诸路明兵殊死战斗，竟又获桂林第三次大捷。
喘息绝望之机，南明君臣竟忽然又得到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好消息——江西总兵金声桓、副将王得仁和广东提督李成栋陆续宣布反正，重奉明朝正朔，反击满清。
金声桓是陕西榆林人，王得仁是陕西米脂人。两人都是明末农民军出身，金声桓号“一斗栗”，王得仁号“王杂毛”，皆是万人敌的猛将。金声桓在明末降左良玉，是左良玉四十八营中最精锐的部队。左良玉死，其子左梦庚降清，金、王两人一起同刘良佐和高进库进攻江西，并长期驻兵于南昌。金声桓、王得仁与清当局的关系，表面看来不错，其实是互相猜疑的。
金、王自以为不费满洲一兵一卒，而占州据县，能博得清廷的特殊封赏。不料清廷毫无作兴之意，在平定江西大部分地区之后，仅委任金声桓为镇守江西等地总兵官，王得仁屈居副将。顺治三年（1646），金声桓请求清廷另颁敕书，授予他“节制文武”、“便宜行事”的权力。同年五月清廷发兵部议奏，结果是驳回了他的要求，只将他的官衔由镇守江西等地总兵官改为提督江西军务总兵官，并且规定“剿抚机宜事关重大者，该镇应与抚、按同心商略，并听内院洪督臣裁行”。朝命下达后，金声桓大失所望，内心里埋怨清朝刻薄寡恩。特别是金声桓、王得仁在收取江西郡县时凭借武力勒索了一批金银财宝，成了暴发户；清廷新任命的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看得眼红，危言耸听，胁迫他们献上钱财。权力和金钱之争，使金声桓、王得仁对清廷的不满日益增长。
恰巧巡按董学成向王得仁索要一个歌妓陪他晚上打炮。“得仁未即遣”，董学成大骂：“我可以让王得仁老婆陪我睡觉，何况一个歌妓！”听罢此言，王得仁按剑而起，大叫：“我王杂毛作贼二十年，却也知道男女之别，人间大伦，安能跪伏于猪狗之辈以求苟活！”于是他提剑直趋，寸斩董学成，然后拜见金声桓。
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金声桓、王得仁先发制人，擒杀不愿追随反清的官员，宣布反清复明。
尽管金声桓和王得仁的行动是出于个人动机，而且这两个人也缺乏领袖的远见和才干，但这两人的兵卒数目相加共约十万，又有良马万匹，甲械精好。一朝反正，天下震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江西义军纷起，而且远在湖广西部和福建沿海的官员也重新归顺明朝。
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导火索往往是一件小事情，如果没有董学成的贪财好色，可能金、王两人只存“恢复”之心，随时而移，也就不会激起如此大的事端，最终极可能循规蹈矩，一直做大清顺臣。
清廷四处调兵，佟养甲也命李成栋率军入援正为金、王两人急攻的赣州清将高进库。然而，此刻的李成栋不动声色，静观时变。
李成栋曾经参加明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绰号“李诃子”，长期跟随李自成的部将高杰（绰号“翻山鹞”），后来随高杰投降明政府，弘光时任徐州总兵。1645年，高杰在睢州被许定国刺杀，清兵南下时，李成栋奉高杰的妻子邢氏投降了清朝。在清廷进兵江南的过程中，李成栋奉命率部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一线进攻，为清方收取了大片疆土。特别是在清方第一次进攻广东和广西部分州县的战役中，李成栋起了关键作用。他自以为功勋卓著，两广总督一职非己莫属。不料论功行赏之际，清廷重用“辽人”（佟养甲一族是辽阳大族，早就有族人投效清廷），尽管佟养甲没有多少军队，也没有多大战功，却被封为广东巡抚兼两广总督。李成栋只落个两广提督（军区司令），不仅无权过问地方政务，而且在军事行动上还要接受佟养甲的调度和节制，两人原先的同僚地位变成了上下级关系。清廷重用“辽人”而作出的不公平的待遇，对于野心勃勃的李成栋是难以忍受的，内心的不满逐渐积累起来。
各种史料中记载最多的，当属李成栋一个“宠妾”自杀激劝的事迹，连美国历史学家Wakeman也提及过这一深明大义的美妇人。查继佐的《国寿录》记载此烈女名张玉乔，王夫之《永历实录》只讲这位美妇人是松江院妓出身，没有言及其姓名。江日昇《台湾外记》又讲她本是陈子壮的侍妾，而钱澄之《所知录》等又称这名美妇是姓赵，为李成栋侧室。
本来，降清的明臣袁彭年一直知道李成栋怏怏不快，两人关系又好，“稍稍以辞色挑之”。李成栋养子李元胤也常常劝他反清。爷俩儿一次登上越王台，密谋三天之久，李元胤纵论天下大事，“涕泣陈大义益切”。最后，李成栋拔刀而起，发狠言道：“事即不谐，自当以颈血报本朝！”（此言也是一语成谶）回家后，他那位美貌的爱妾也不断劝他趁机反正，由于李成栋怕妇人嘴碎泄露大计，佯装发怒对美人大声责骂。不料这美人也是个烈性妇人，一刀在手，说：“公如能举大义者，妾请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言毕，横刀在颈，用力一挥，登时香消玉殒。李成栋不及解救，抚尸恸哭，“益感愤”，决意反清。根据明大学士何吾驺等人的史料，此美人应该姓赵，何吾驺还在李成栋广东反正后为她写过颂扬其事迹的歌诗。总之，无论这位美人姓张还是姓赵，红颜玉碎，以死相激，这件事肯定实实在在发生过，而且激使一代枭雄李成栋拍案而起，下定反清复明的决心！
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四月，李成栋变易冠服，拜永历正朔，发兵逮捕佟养甲辽籍亲兵一千多人，“屠之”。总督佟养甲仓皇失措，被迫剪辫，违心地附和反正。由此，广东十郡七十余县共十多万兵士归附南明，李成栋获封惠国公，李元胤获封锦衣卫指挥使，袁彭年为都御史，连迫不得已投降的佟养甲也被封为“襄平伯”。
两广提督李成栋的反清复明是继金声桓、王得仁江西反清之后又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广东全省都在李成栋的部将控制之下，各州县官员望风归附。
李成栋开始使用明两广总督的印信，又派人从梧州去南宁迎接永历皇帝还都肇庆。当时，永历朝廷正处于艰难窘迫之中，谁也没想到金声桓和李成栋能如此明显地扭转了永历朝廷的命运。广东全省和广西已失府州的突然反正简直是喜从天降，开始永历君臣都没有人敢相信，经过几天的探听，永历君臣才解除了疑虑，顿时一片欢腾，收拾逃难行装，准备重整河山了。
否极泰来。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等大片地区一时又遍树明朝旗帜，尽复明朝衣冠，“乌纱吉服，腰金象简满堂，如汉宫春晓”。不久，靖州、沅州、梧州、金川、宝庆等地也相继入明，真正“形势一派大好”。
“重新做人”之后，李成栋真有刮骨洗肠之效，忠心耿耿，一心事明。他不仅派人把桂林永历帝父亲的陵寝整修一新，又派兵迎永历帝移跸肇庆。
鉴于刘承胤挟帝自重的前鉴，瞿式耜上书请永历帝到桂林。不过，瞿式耜这份担心纯属多余，李成栋对永历帝确实一份纯诚之心。他在肇庆修治宫殿，重建官署，修复城防，填充仪卫，使得“朝廷始有章纪”。1648年八月，永历帝驾临肇庆。李成栋郊迎朝见，在行宫中预先准备白银一万两，供永历帝赏赐之用。
李成栋本是“贼”军出身，复与高杰为明军招安，接着又降清军，只见过隆武帝的尸身和那个登基不一个多月即成擒的绍武帝。现在奉永历为正朔，他还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面见明朝新君。虽见进之前，他还向一帮儒臣宾客练习面君时的进退礼节和应对之语。“及见，上（永历）温颜接之，赐坐，慰问再四。”李成栋只是跪伏在地上浑身乱颤，没有一句答言，最后“叩头趋出”。
出殿后，他的参谋很奇怪他为何没有与皇上对话。李成栋回答说：“吾是武将出身，容止声音，虽禁抑内敛，犹觉勃勃高声，恐怕回言时惊动皇上，有失人臣礼节。”从前杀人如麻，嗜血成性的李将军，这一番真心剖白，真令我们刮目相看。
不过，据说这位永历帝确实有人君之威仪。永历十六年（公元1662年）他最后被吴三桂抓住，关进监狱后，清军各级官将出于好奇参观这位爷，都不自觉地“或拜或叩首而退”。吴三桂本人前往，永历帝问“来人为谁？”吴三桂竟然双腿打晃，伏地不能起，“色如死灰，流汗浃背”。虽然其中有皇家嫡系、九五之尊的伦威所致，但他的堂皇仪表，大概也真有九五人君的样子。
为了表示对李成栋的尊宠，永历帝特敕拜李成栋大将军、大司马，并效刘邦拜韩信故事，封坛拜将，殊荣无比。为报知遇信赖之恩，李成栋马上返回广州，募兵治军，准备入江西声援金声桓等人，恢复大明江山。
在肇庆时，李成栋对永历宠臣马吉翔的权势已有所见，回到广州，出于耿耿忠心，他上疏永历帝，说：“恩威不出陛下而出旁门，匪人滥进，货贿公行……社稷存亡之大，非细故也，臣不敢不言。”马吉翔见此疏，深恨李成栋。不久，李成栋已经集结兵马准备北上南雄进入江西抗清，临行前想入肇庆与永历帝临别。马吉翔闻讯，连忙于宫中造谣，说李成栋想仪效董卓和朱温，想趁入见时解散皇帝亲兵，以他的旧部替代，把皇上当傀儡。
由于李成栋昔日疯狂屠杀明军的表现仍历历在目，永历帝不能不疑。他派遣鸿胪卿吴侯去安抚李成栋，告诉他不必面君。李成栋一片赤诚，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他见到在朝中任官的义子李元胤，才知道自己被马吉翔冤枉的实情，他叹息说：“我初归附国家，诣阙面君是正常的礼节。此次出行，誓死岭北，只想与皇上辞别，交付公卿大臣后事，不想小人辈汹汹如此，恨吾不能剖心示诚，坐受无君之谤，徒以血肉付岭表耳！”行至三水，永历使臣驰至，仍敕其不得入朝。李成栋“望阙大恸”，从清远顺流而去，临行之时，他长叹道：“吾不及更下此峡矣！”
清军方面，在中原聚集满、蒙、汉大军数万人，一支军由孔有德、济尔哈朗指挥，逼向湖广。另一支军由谭泰、尚可喜、耿仲明率领，直扑江西南昌。1649年三月一日（永历三年），南昌陷落，金声桓杀妻子，焚厩舍，自刎而死。王得仁与清兵巷战，死于战场。湖南的明将何腾蛟也被清军俘获，于湘潭就义。
李成栋提北北上，屡战屡北。也真是天不祚明，他为清朝从北往南打杀时，一路势如破竹。反正以后，他由南往北打，连连败绩，十多万大军沿路伤亡殆尽。
1649年四月，南昌金、王两人败亡后，赣州的清将高进库再无北顾之忧，聚集全部精锐部队在信丰进攻李成栋。鏖战一天，李成栋部下大将多死，士卒溃逃，粮食又吃完。部下将领请李成栋退师，寻找机会再图重兴。已经绝望的李成栋索酒痛饮，投杯于地，大言道：“吾举千里效忠迎主，天子筑坛以大将拜我，今出师无功，何面目见天子耶！”言毕，竟不带随从，控马持弓渡水，直冲清宫大营，“不择津涘，乱流趋敌”，估计加上饮酒过量，伤心欲绝，竟于中途摔入水中，遇溺而亡，结束了他令人费解、充满杀戮、反反复复、又不失波澜壮阔的一生。
李成栋淹死的消息传到肇庆，明廷震悼，赠太傅、宁夏王，谥忠烈。永历帝设坛于天宁寺，亲临祭之。
这样，三个几乎奇迹般地恢复了明朝的整个南方的人——金声桓、何腾蛟和李成栋，在1649年春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又奇迹般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值得交待的还有李成栋养子李元胤。
李元胤，字元伯，河南南阳人，原本是儒家子弟，李成栋为盗时掠良家子，养以为子。自少年时代起，李元胤一直跟随李成栋出生入死，“稍读书，知大义”，而且“心计密赡，有器量”。其义父降清时，李元胤怏怏不乐。日后李成栋反正，李元胤绝对是劝成首功之人。
佟养甲的参与反正本来就是被迫的，永历朝廷虽然封他为襄平伯，挂了一个管理中军都督府事的空衔，实权完全落入李成栋的手里。他不甘寂寞，上疏水历朝廷说：“疑臣则杀之，不疑则任之，何能郁郁居此？”朝廷只是“优诏”应付，不给他任何实际职务。佟养甲既怀念清廷的宠信，又明知在永历朝廷内备受猜忌，就暗中派人递表给清廷说明两广事变的情况，同时请派兵南下，自己充当内应。不料使者在路上被李成栋部卒查获。李元胤当时担任锦衣卫都督同知提督禁旅，密奏永历帝以祭祀兴陵（即朱由榔之父老桂王朱常瀛墓）为名派佟养甲前往梧州，预先在佟的座船必经之处设下伏兵，擒杀养甲。随即把佟养甲的亲信全部处斩，以清内患。
李成栋死后，永历仍旧信任李元胤。明将杨大甫屯居梧州，常常劫掠行舟，杀戮往来军使抢夺贡物。李元胤上疏，请永历帝召杨大甫入见趁机诛杀。君臣饮酒之间，永历诘责杨大甫，这位桀骜的武将竟想趁势劫持永历帝。一旁侍饮的马吉翔等人失声跑掉，李元胤在后一脚把杨大甫踹个大马趴，把他逮住缢杀于船外。
永历四年，清军攻梅岭，明将罗成耀弃南雄逃跑。见时势已去，罗成耀暗中约降清军，想攻取肇庆先立个功。永历帝知悉此情，忙派李元胤乘间杀掉这个国贼。李元胤平时和罗成耀关系不错，就相约游船饮酒。舟泛中流，李元胤忽然把正在绳床上忽悠的罗成耀掀翻在地，以利刃一刀结果了这个叛贼。众人大惊，李元胤不慌不忙，以敕示众人：“有诏斩成耀”。“移尸涤血，行酒歌吹如故”，“元胤三斩叛将，决机俄倾，而皆先清敕行事，不自专也”，有忠有智有勇，确是一个人才。不久，永历朝内元胤孤军守肇庆，并独军于西南驿击败清军。由于永历帝及一帮臣下各自鼠窜，李元胤孤军不支，被清军重围于郁林。绝望之下，李元胤穿上大明朝服，登城四拜，哭叹道：“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言毕自刎而死。广东重又尽陷于清军之手。
至此，诸师沦亡，南明昙花一现的大好时光终于过去。1650年年底，桂林城陷，瞿式耜殉国。永历逃至南宁后，受制于权臣孙可望，而后，虽有李定国等忠臣义士相拥，仍因朝中奸臣当道，四面交困，虽然又苟延残喘了十二年之久，历尽艰辛，逃过百死，永历最终为缅甸人出卖，交给了大汉奸吴三桂。永历十六年阴历四月十五日（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被吴三桂以弓弦绞死于昆明箅子坡，时年四十岁。南明灭亡。
八旗满州在人关时只有不到十万兵丁，到顺治五年才不过十万余丁，而竟以区区十多万丁最终灭亡二百七十多年拥兵数百万人口近三亿的大明朝，着实发人深省。在王朝摇摇欲坠之时，“数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反而是被圣人归为“难养”之类的女子义薄霄汉，挺身而出，出现了赵氏姑娘（或张玉乔）以及众位反清英雄烈母贤妻的动人场面，她们或以义激，或以身殉，令中国历史凭添了奇丽的动人风景。封建史家对女子总是吝于笔墨，对这样一个刚烈红颜忍辱偷生、义激枭雄乃至最后舍身成仁的原因和过程更乏深入细致的剖析，扼腕叹息之余，使人想起美国作家米勒对妇女的评价——“女人看似柔弱、沉默，其实她们比男人更加坚韧，道德和良知更加坚定，能够面对人生巨大的变迁和伴侣的兴衰浮沉，并能在关键时刻比男人更果决、更富有远见……”
1644年，没有被李自成吞并的张献忠率部入川，建立了大西国，定都成都。张献忠控制了四川绝大部分地区，进行了两年的恐怖统治，由于他的嗜杀，使四川人口和资源锐减。
尽管四川与外界相对来说是隔绝的，但张献忠并不安全。顺治三年（1646年），满清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的大西军。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张献忠撤离成都，向陕西进发，此时李自成的西安已经沦入清军之手，张献忠企图与清军争夺西安。同年十一月，大西军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包围，张献忠被清军射中，“痛极而亡”。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死后留下的遗产，直接影响到南明永历朝廷最后10年的进程。
“献忠死后，各营大乱”，大西军顿时惊溃，伤亡惨重。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将军在危难中收集残部数千、家口万余人，由顺庆（今南充市）急速南下，一昼夜驰数百里，急速南撤，才保存下部分有生力量。此时他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后面是穷追而来的强劲清军，前面又有南明军队凭借长江扼守，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然而，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领导下，大西军余部一举击破据守重庆的南明总兵曾英，曾英落水淹死，部众溃逃。大西军渡过长江天险，打开了南进的通途。
张献忠有四名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四人中孙可望原来的地位和威信比较高，年纪稍大，又读书识字，张献忠死后，领导大西军的重任很自然地落到了孙可望的肩上。孙可望掌握政权后，立即整肃军队，改变张献忠以往滥杀无辜的过火行动。但此时张献忠的妻子和亲信宰相汪兆龄仍然高踞诸将之上，主张照旧行事，即继续推行献忠在世时的过激政策。
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商议后，一致决定把“皇后”和汪兆龄处死。张献忠的亲信倒台后，大西军内部就形成了四将军领导的体制。
大西军进入贵州以后，豪格统率的清军已经由四川撤回北京，南明杂牌官军又不足以同大西军相抗衡，孙可望等人本来可以把贵州作为基地，休整士马，建立政权。
此时云南正值阿迷州土司沙定洲叛乱，明黔国公沐天波逃离昆明。由于沐天波的副将龙在田早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便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告知：“假大义来讨，全省可定也。”四将军认为这是扩大农民军辖地的好机会，便以为黔国公复仇的名义出兵云南。
有明朝一代，云南的治理很特殊。像西南其他省份一样，云南采用通常的省、府和州县等明朝政府任命的机构与世袭的土司和宣威司（通常是在土著居民地区）相结合的治理办法。另外，在军事体制上，云南则由沐氏黔国公镇守。沐英是明朝开国功臣，明太祖朱元璋的义子，世封于云南。沐氏家族镇守云南两百多年，在当地声望很高，历代黔国公也是明朝唯一持续掌握实际领土权力的勋臣。
然而，云南本身并不平静。云南东南部的土司沙定洲发生了叛乱，并击溃了沐天波的军队，在1646年一月攻占了云南府（今昆明），沐天波率领残部退往云南西北部。
孙可望等率部进入云南时，为了减少进军的阻力，事先派出间谍前往云南，利用汉族官绅、部分土司对沙定洲的不满情绪和黔国公在云南长期享有的威望，散布假情报，说行将入滇的大西军是沐天波妻子焦氏家族的武装，来云南为沐氏复仇。这一策略果然收到奇效，大西军所到之处，不但畅通无阻，还有云贵百姓主动提供粮饷。
因为孙可望先派人佯攻沙定洲的老家，沙定洲主动放弃昆明，逃回故里。此刻留在昆明城内的明朝巡抚吴兆元等人已经弄明白了入滇的并不是什么焦家救兵，而是大西军，但是他们手头无兵，只有听任绅民投降。大西军顺利地进入昆明。“孙、李诸军入城，秋毫无犯”。
随即，孙可望平定了沐天波据守的楚雄、大理等滇西地区，沐天波被俘。孙可望以“共扶明后，恢复江山”为条件同沐天波谈判。沐天波亲身遭到沙定洲叛乱的荼毒，弄得家破人亡，自己的兵力又非常有限，决定借大西军复仇，双方很快达成合作协议，宣布“共襄勤王，恢复大明天下”。此后，沐天波不仅派自己的儿子先行前往大西军营中纳款，还发出檄文责成属下官员向大西军缴印投降。
由于沐氏家族自明初以来世镇云南，佩征南将军印，在军卫、土司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孙可望等入滇后收缴了明朝颁发的文武各官印信，只有沐天波所佩世代相传的“征南将军印”仍予保留，让他行文招抚各土司。于是，迤西一带不战而下，“各土司次第来归”，“去方三月，而迤西尽平”。
但北将军艾能奇却在征东川的时候中了土司禄万亿部下的毒箭，不治身死。
1648年（永历二年、顺治五年）十月，沙定洲等在昆明被处死。这样，在孙可望的部署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东征西讨，平定了云南全省，使当地百姓自明末兵燹以来过上了安宁的生活，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当年就出现了“滇南大熟，百姓丰足”，“兵民相安”的景象。连清初人士也记载，“孙可望等倡义之名至今人犹称道焉”。由于四将军在云南实行了恢复生产有利于民的政策，彝、白、壮、傣等族人民纷纷参军，大西军扩大到二十多万，还增加了新武装——象队。
关于象队的威力，大家应该在《亚历山大》的电影中见识过。“让我们把战争带给亚洲，把财富带回希腊”。这是希腊最著名的雄辩家的雄心。横跨中东的亚历山大所向无敌，唯独到了印度，也被象队所阻。
平定云南后，孙可望和李定国之间开始出现不和。早先，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地位本来不相上下，入滇以后可望虽被推为盟主，但他毕竟不能同张献忠相比，李定国、刘文秀手握重兵，各以“西府”、“南府”老爷自居，并不能惟孙可望之命是从。尤其是李定国，他是少有的将才，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声望。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孙可望决定与南明联合抗清，借此请求永历朝廷加封，这样他的爵位高于二人后，就能名正言顺地继承张献忠的遗产，节制李定国和刘文秀，并为他将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当皇帝铺平道路。
1649年（永历三年，顺治六年），孙可望派杨畏知和户部龚彝充当使者，前往广东肇庆，同永历朝廷联络。杨畏知到达肇庆后，呈上孙可望请封秦王的书信，并进献礼物以表善意。
在当时参与抗清的各种力量之中，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实力最强，孙可望等人决策同永历朝廷携手抗清，本是这个小朝廷的最佳福音。可是，阶级的偏见和政治上的鼠目寸光，却在永历朝廷内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廷臣会议时，赞成封孙可望为王的固不乏人，当政的一批人物却因种种私虑表示坚决反对，惟恐拥有庞大实力的大西军参加永历朝廷将会削弱自己把持朝政的局面。还有人建议在封爵的同时趁机挑拨大西军各将领之间的关系。
争论持续了几个月，杨畏知见封孙可望为王的阻力太大，不得已上疏改请封孙可望为公爵，以便回滇复命。永历朝廷勉强同意了，决定封孙可望为景国公，赐名朝宗。后经督师阁部堵胤锡一再上疏，永历帝同意封孙可望为平辽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明浔州守将庆国公陈邦傅担心自身利益，他的中军胡执恭建议结好于孙可望，倚仗大西军的声势。二人利用永历帝颁给的空白敕书，私自填写，又暗中铸造了“秦王之宝”金印，由胡执恭冒充朝廷使臣迳自前往云南封孙可望为秦王。
孙可望并不知道封王内幕，对胡执恭送来的敕书和“秦王之宝”极为满意。他安排了隆重的仪式，亲自郊迎使者，“肃然就臣礼，先五拜叩头，舞蹈称臣。受秦王封后，率其义兄弟三人并三军士卒各呼万岁后，又秦王升座受义兄弟三人并三军士卒庆贺”。然后把敕书誊黄布告云南各地，欢庆三天。这一连串盛大仪式表明孙可望和义兄弟李定国、刘文秀统辖下的大西军以及他们管理得颇有条理的云南全省已经遵奉南明永历正朔，孙可望本人的领导地位也得到了正式肯定。
谁知不久杨畏知等人回到昆明，带来了封孙可望为平辽王的敕印。孙可望大为惊异，说：“我已经封了秦王了！”杨畏知也大吃了一惊，问明情况后，说那是假的。胡执恭到昆明时，并不知道朝廷采纳了堵胤锡的建议，把封号由原议景国公改为平辽王，争辩说平辽王敕印也是假的。
孙可望既误信了陈邦傅、胡执恭假造的敕印，举行了隆重的受封典礼，弄得云南军民皆知，这时要降格为二字王，处境的尴尬可想而知。他极为愤慨，下令把杨畏知、胡执恭关进监狱，给朝廷送去启本，表示接到秦王敕印后已经郑重宣布，大小官员和军民都已祝贺，无法改变，请朝廷定夺。
平心而论，问题出在永历滥发空白敕书和陈邦傅以公爵身分矫诏伪封一字王，孙可望不仅不负任何责任，而且在宣布受封秦王、接受拜贺以后也确实难以退步。永历朝廷在既成事实面前竟毫无灵活性，坚持拒绝封孙可望为秦王。在大西军提出联合抗清的建议以后，永历朝廷不仅在封爵上多方刁难，还不顾大敌当前，加强了对大西军的防范。“是冬，封黔镇皮熊为匡国公，播镇王祥为忠国公，防滇寇也”。
大西军建立起以云贵为中心的新基地后，永历小朝廷的处境开始江河日下。
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攻占了湖南，翌年清军攻克广州和桂林，驻于梧州的永历君臣在同一天里得到两省省会陷落的消息，立即乱成一团。永历帝仓猝登舟，向南宁逃难。永历帝生性懦弱无能，一有风吹草动立即“起驾”逃难。他从梧州窜往南宁时，根本没有作留守地方的任何部署，像普通百姓一样只知逃命要紧。
永历帝君臣经过浔州时，庆国公陈邦傅已经决定投降清朝，准备邀劫永历帝献给清方。永历帝得到报告，“冲雨而过”，脱离了危险。陈邦傅没有抓到永历帝，就将明宣国公焦琏刺杀，将其首级献给清军作进见礼。
原先聚集于两广的朝廷和地方官员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势。除了镇西将军朱旻如在昭平县同清军格斗而死，被革职的朝臣汪皞投水自尽以外，其他未随驾的官员有的降清，有的窜入深山，有的剃发为僧。王夫之等人都是在这时脱离永历朝廷返回清政府统治下的故乡，以明朝遗民自居。“山中宰相”方以智、原给事中金堡做了和尚。以风节自命的“五虎”首领袁彭年（左都御史）和丁时魁再次降清，都自称1648年在广州反正是被李成栋所逼迫。
永历帝逃到南宁后，无兵无将，辖地全失，已经走投无路，只得依靠大西军这唯一的一支力量了。于是顺治八年初，永历帝派使臣前往贵州，封孙可望为冀王，让他带兵到南宁护卫。
按明朝制度，一字王为亲王，二字王为郡王，永历帝到危难关头决定破格封孙可望为一字王，却不同意真封秦王，原因是明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受封秦王，位居诸藩之首，传世二百多年，需要避免重复，也有恩自上出的意思。孙可望却因为用秦王名义发号施令已久，不愿拆穿早已誊黄公布的“伪敕”，拒不接受。杨畏知劝他接受冀王封号，说“假王何如真王”，孙可望置之不理。
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二月，清军由柳州南下，南宁岌岌可危，永历朝廷覆亡在即。孙可望见事态紧急，急忙派遣劲兵五千赶赴南宁护卫永历皇帝。孙可望的军队一到南宁，就杀了永历朝廷的兵部尚书杨鼎和，逼死了阻挠封秦的首席大学士严起恒。在这样的状况下，永历帝被迫正式承认孙可望为秦王。
南宁又陷落后，朱由榔仓皇逃到濑湍。顺治九年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接到贵州安龙所，改名安龙府。答应每年向永历“致银八千两，米百石”，而永历帝允许孙可望今后“大小战争，诛斩封奏，先行后奏”。这个时候，永历政权才完全在孙可望的控制下。
作为对比，我们再来看看后来孙可望投降清廷后的待遇。1657年（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南明内讧又起，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自统率十四万兵马向云南进发，攻打李定国。此但由于孙可望师出无名，他手下的重将白文选不支持他，结果兵败。孙可望一路奔逃，走投无路下，终于决定投降清廷。
而清廷得知可望处境危急后，为了捞到这张王牌，立即派出大军接应，击退南明的拦截之兵，孙可望和家眷等四百多人才得以脱险。
在这以前，洪承畴受命经略五省总督军务，始终局促于湖南、广西境内，毫无进展。孙可望一手挑起的南明内讧和兵败降清，对清廷来说无异是喜从天降。
清廷对于孙可望的来归极为重视，特旨封孙可望为义王。孙可望应诏赴京陛见，到达京师后，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明遗民方文当时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赋诗寄慨云：“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多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此外赐府第、赐蟒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上红极一时的人物。
我们可以看到，1649年，孙可望统率数十万貔貅之众，以云南全省之地，自愿归附风雨飘摇中的永历朝廷，南明君臣在封一字王上备极刁难；而清廷对仅率数百人狼狈来归的孙可望却毫不犹豫地加封王爵。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历朝廷高明得多。
可惜的是，孙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卖云贵川抗清事业。孙可望本人的地位随着永历朝廷的衰微逐渐走向没落。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这种事情在满洲八旗中本是习以为常的现象，顺治皇帝却不愿放过这个机会进一步贬损孙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内阁学士马迩吉来到孙可望的住宅宣读谕旨，先训斥一番，然后宣布宽假其罪。
此后，孙可望的处境益发难堪了，正如古语所说“神龙失势，与蚯蚓同”。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他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这时，南明永历皇帝虽然已经逃入缅甸，西南大势已定。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孙可望死了。官方的说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颇有疑义。清初史家就说孙可望是“随出猎被射死”。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书明珠前往福建招抚据守台湾的郑经。郑经回信中不无讽刺地说：“贵朝宽仁无比，远的不说，以所闻见之事如方国安、孙可望，岂非竭诚贵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鉴，足为寒心。”可见，孙可望之死并非善终在当时一定流传得很广。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廷终于决定：“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从此，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后的痕迹。
李定国，字宁宇，明天启元年（1621年）出生于陕西延安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崇祯三年（1630），年仅十岁的李定国参加了张献忠起义军。张献忠见他相貌英俊，性格宽厚温和，非常喜欢，于是收为养子。张献忠有四个养子，“孙可望为长，定国次之，刘文秀、艾云枝（能奇）次之”。从此，李定国追随张献忠，在斗争中迅速成长。
崇祯十年（1637），十七岁的李定国即率部下二万人，追随张献忠进入四川、湖北。崇祯十四年二月，李定国奉命奇袭襄阳，他乔装成明军差官，“以二十骑夜叩襄阳城门而入”，“遂克襄阳”，擒获明朝亲藩襄王；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所储军资十余万，皆为农民军所得。襄阳大捷是张献忠起义军开始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而这一胜利和李定国的机智勇敢是分不开的。
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张献忠正式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李定国以战功卓著被封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位仅次于孙可望，是大西政权的第三号人物。这时他才二十四岁，“长八尺，眉目修阔，躯干洪伟，举动有仪度”，在军中“独以宽慈著”，作战则“临阵陷坚逐，死不置”，少年英武，被人称为“小尉迟”，又因为骁勇善战，更被称为“万人敌”。
顺治三年，张献忠战死后，大西军建立了以昆明为中心的著名的“四将军”政权，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仍然保持着农民军的传统：“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然各营诸将赏罚，则一尊于可望”。
孙可望随着地位提高，个人野心逐渐膨胀。明御史任僎投其所好，“倡议称可望为国主，设六部，铸兴朝通宝纹，以干支纪年，可望大悦”，然而李定国“心非任僎议，每事相抵牾”。孙可望便与亲信王尚礼策划，欲压服李定国，树立个人权威。
永历帝逃到南宁后，无兵无将，辖地全失，已经走投无路，只得依靠大西军这唯一的一支力量了。于是顺治八年初，永历帝派使臣前往贵州，封孙可望为冀王，让他带兵到南宁护卫。
按明朝制度，一字王为亲王，二字王为郡王，永历帝到危难关头决定破格封孙可望为一字王，却不同意真封秦王，原因是明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受封秦王，位居诸藩之首，传世二百多年，需要避免重复，也有恩自上出的意思。孙可望却因为用秦王名义发号施令已久，不愿拆穿早已誊黄公布的“伪敕”，拒不接受。杨畏知劝他接受冀王封号，说“假王何如真王”，孙可望置之不理。
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二月，清军由柳州南下，南宁岌岌可危，永历朝廷覆亡在即。孙可望见事态紧急，急忙派遣劲兵五千赶赴南宁护卫永历皇帝。孙可望的军队一到南宁，就杀了永历朝廷的兵部尚书杨鼎和，逼死了阻挠封秦的首席大学士严起恒。在这样的状况下，永历帝被迫正式承认孙可望为秦王。
南宁又陷落后，朱由榔仓皇逃到濑湍。顺治九年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接到贵州安龙所，改名安龙府。答应每年向永历“致银八千两，米百石”，而永历帝允许孙可望今后“大小战争，诛斩封奏，先行后奏”。这个时候，永历政权才完全在孙可望的控制下。
作为对比，我们再来看看后来孙可望投降清廷后的待遇。1657年（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南明内讧又起，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自统率十四万兵马向云南进发，攻打李定国。此但由于孙可望师出无名，他手下的重将白文选不支持他，结果兵败。孙可望一路奔逃，走投无路下，终于决定投降清廷。
而清廷得知可望处境危急后，为了捞到这张王牌，立即派出大军接应，击退南明的拦截之兵，孙可望和家眷等四百多人才得以脱险。
在这以前，洪承畴受命经略五省总督军务，始终局促于湖南、广西境内，毫无进展。孙可望一手挑起的南明内讧和兵败降清，对清廷来说无异是喜从天降。
清廷对于孙可望的来归极为重视，特旨封孙可望为义王。孙可望应诏赴京陛见，到达京师后，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明遗民方文当时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赋诗寄慨云：“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多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此外赐府第、赐蟒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上红极一时的人物。
我们可以看到，1649年，孙可望统率数十万貔貅之众，以云南全省之地，自愿归附风雨飘摇中的永历朝廷，南明君臣在封一字王上备极刁难；而清廷对仅率数百人狼狈来归的孙可望却毫不犹豫地加封王爵。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历朝廷高明得多。
可惜的是，孙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卖云贵川抗清事业。孙可望本人的地位随着永历朝廷的衰微逐渐走向没落。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这种事情在满洲八旗中本是习以为常的现象，顺治皇帝却不愿放过这个机会进一步贬损孙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内阁学士马迩吉来到孙可望的住宅宣读谕旨，先训斥一番，然后宣布宽假其罪。
此后，孙可望的处境益发难堪了，正如古语所说“神龙失势，与蚯蚓同”。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他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这时，南明永历皇帝虽然已经逃入缅甸，西南大势已定。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孙可望死了。官方的说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颇有疑义。清初史家就说孙可望是“随出猎被射死”。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书明珠前往福建招抚据守台湾的郑经。郑经回信中不无讽刺地说：“贵朝宽仁无比，远的不说，以所闻见之事如方国安、孙可望，岂非竭诚贵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鉴，足为寒心。”可见，孙可望之死并非善终在当时一定流传得很广。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廷终于决定：“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从此，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后的痕迹。
顺治五年（明永历二年，1648）四月初一，各部队同赴演武场集合，李定国部先入武场，军中按惯例放礼炮，升帅旗。孙可望指责为：“目中明无我”，发令杖责李定国一百军棍。李定国大怒：“我与汝弟兄耳，今日因无主，尊汝为首领……我何必定靠你生活！”为防止分裂，前军府都督白文选从身后抱住李定国说：“请老爷勉强受责，以成好事。不然，从此一决裂，则我辈必致各散，皆为人所乘矣。”李定国忍辱负重，勉强受责，诸将求情才被杖责五十军棍。打罢，孙可望曾假惺惺地抱住李定国痛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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