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1644之何去何从 第二章 复社的公子们
从历史上看来，文明总是从有水的地方来的。且不说生命本身是从水从来，看几个文明古国，哪个又离得开水呢？正如同黄河之于中国、恒河之于印度、尼罗之于埃及……或者缩小到城市范围看，如同嘉陵江之于重庆、府南河之于成都、松花江之于黑龙江、湘江之于长沙、珠江之于广州……
秦淮河对于金陵就是这样的河，是金陵城和金陵人的源头。
秦淮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全长约一百一十公里，是南京地区的主要河道古名——淮水，本名“龙藏浦”。相传秦始皇东巡时，望金陵上空紫气升腾，以为王气，于是凿方山，断长垅为渎，入于江，后人误认为此水是秦时所开，所以称为“秦淮”。
“河桥灯火旧秦淮”（吴伟业《秣陵口号》），因为有了秦淮河，比之于汉唐之都长安、元明清之都北京，金陵是独特的。它没有长安的恢宏，没有北京的沉重，却别有一段脂粉，半边愁容，让文人骚客怅恨无穷。
秦淮河在通济门分两支，一只绕道南城墙外向西流，称为外秦淮河；另一只通过东水关进了南京城，这才有了“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的繁庶秦淮。
秦淮河自通济门人城，西行数里之后又折转向南的聚宝川方向，在转弯处有一个渡口便是桃叶渡。
如果说秦淮河是温柔富贵之乡的金陵的代表，那么这桃叶渡则是胭脂花粉的秦淮河的象征了。有诗写道：“桃叶渡头水悠悠，岸下游船岸上楼；归客行人争渡急，歌船画肪满中流。”生动地描述了桃叶渡迎来送往的情形。
桃叶渡是秦淮河上最撩人的奢华，它的名字来历与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的一段艳遇有关。相传王献之常在此与爱妾桃叶相会，后人便把这个渡口称作桃叶渡了。有人为此大发感慨：“献之当年宠桃叶，桃叶渡江自迎接。云客难比美人衣，花艳争如美人颊。王今风流旧有声，千年古渡袭佳名。渡头春水年年绿，桃叶桃花伤客情。”还有一首咏桃叶渡的小诗：“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这里酒楼妓馆一座接一座，笙歌盈耳，灯烛闪烁，引得行人流连忘返，游子销魂难捺。水面上游船如织，彩灯闪亮，都雇了绝色女子、上等琴师，听曲子的游客个个听得如醉如痴，不知今夕何年。商贩们高声叫卖着水酒和熟菜以及各式点心，船上河岸穿梭叫卖不停。狎客们则在酒楼画舫中拍手欢笑，猜拳斗酒，尽情地喧闹。人说桃叶渡有“六多”：岸上茶馆多，酒楼多，馄饨担子多，岸旁争渡的行人多，美女多，河里兜揽生意的画肪多。其实，又何止这“六多”？
“嫖妓不忘忧国，忧国不忘宿娼”。这是晚明人形容当时的社会风气。
明代的皇帝对士大夫文人的侮辱和虐杀是出名的，“廷杖”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历代明朝皇帝如此态度，文人们也自然产生了各种极端反应，因此明代文人的个性普遍显得比唐宋时更成熟，他们在追求个性的解放比前人彻底。明代后期还出现了终生为争取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斗争的李贽，对一直处于统治垄断地位的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进行了大肆抨击。一些文人在有意识地蔑视礼法、张扬个性的过程中，纵酒狎妓成为他们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找出了自己的知音。傅山也说：“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
后来有人认为明超的灭亡与文人们无心政事而醉心于吟风弄月的习性有关。顾炎武写道：近二三十年，吾地文人热衷务虚求空之娱乐，盖无例外者。可见当时文人们无不以风月为雅事。
有了文人们风月娱乐的需求，自然也就有了蓬勃的市场。明代妓女之盛，首推南北二都（北京、南京）。《新都梅史》描述北京的妓女说：“燕赵佳人，类美如玉，盖自古艳之。矧帝朝建县，于今为盛，而南人风致，又复袭染熏陶，其艳惊天下无宜。万历丁酉（二十五）到庚子（二十八）年间，其妖冶已极。”
至于南京，则有更多的记载，如钱谦益《金陵社夕诗序》云：“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据为乐土。”这还是指万历前后数十年间事，到了崇祯年间，风月更盛。
余怀《板桥杂记》记录说：“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淡烟、轻松、重泽、来宾，称一时之盛事。”又云：“金陵都会之地，南曲靡丽之乡。纨茵浪子，潇洒词人，往来游戏，马如游龙，车相投也。其间风月楼台，尊罍丝管，以及栾童狎客，杂妓名优，献媚争妍，络绎奔赴。垂杨影外，片玉壶中，秋笛频吹，春莺乍啭。虽宋广平铁石为肠，不能不为梅花作赋也。”
余怀在南京生活多年，曾经努力追求“秦淮八艳”中的顾眉。《板桥杂记》记录有许多秦淮名妓的事迹。上面余怀所描述的是嘉宗天启至崇祯十七年间南都坊曲之概况。当时举世艳称的名妓如朱无瑕、郑元美、马湘兰、赵令燕、顾眉、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等人，都是白门翘楚。
既然汇集在秦淮烟水都是些落魄的名士，他们与失路的妓女们在一起，也搞出了许多新名堂，开设花榜成为一时之盛事，和现代评选什么“都市小姐”相类似。
天启元年，潘之恒作《金陵妓品》，将三十二名妓女分为四类品评：一曰品，典型胜；二曰韵，丰仪胜；三曰才，调度胜；四曰色，颖秀胜。这实际上是概括了妓女的四种风格。崇祯年间，桐城孙武公也曾于南京“大集诸姬于方密之（即复社四公子之以的方以智）侨居水闾，四方贤豪，车骑盈闾巷，梨园子弟，三班骈演。水阁外环，列舟航如堵墙。品藻花案，设立层台以坐状元。二十余人中，考微波（王月字）第一。登台奏乐，进金厄卮。南曲诸姬，皆色沮，渐逸去。天明，始罢酒。次日各赋诗纪其事。”
花榜之复炽，不仅说明当时妓风之盛，而且是一些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的表现。一些主持花榜和参与品题的文人雅士，或是鄙视功名而无意科举者，或是科场与仕途的失意者，他们带着游戏人生、寄情于红粉知己的态度出入青楼酒馆，消愁解忧。他们以诗文赞颂、以名花名卉来比喻这些被社会上认为是最低贱的女人，而且以科场官场最荣显的头衔如文状元、武状元等献给她们，这也是对社会的一种揶揄和讽刺。
于是由文人和歌女共同镂刻成的秦淮文化，写就了中国娼妓文化最浓墨重彩、最有文化含量的篇章，这使得秦淮烟水罩上了一层旖旎色彩，浓艳得有如锦缎上落满了桃红化不开。
明末文人狎妓成风，复社的公子们自然也不能免俗。复社成立于崇祯初年，其领袖人物是张溥、张采，结社目的虽然主要是“以文会友”，“兴复古学”，但在政治上继承了东林党的遗风，反对阉党，主张改革，被称为“小东林”。
1644年前后，南京会聚着大量因逃避战乱到来的复社名士，包括著名的复社四公子，即侯方域，方以智、冒襄和陈贞慧。名士们尽情地领略着秦淮河畔的烟花风情，那里灯红酒绿，歌舞不休，与北方地区兵荒马乱的情形判若两个世界。时间似乎在秦淮河停滞了，那美好的一瞬令人难忘。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儿女英雄各千秋”的美好时光，很快就因为1644年三月北京的陷落而结束了。
皇帝死社稷，武将死城守。手无寸铁的文人们在当时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意思是国破之际，士大夫只要不赴难死，那么，就会被认为是汉奸。甚至按照后来乾隆皇帝的严格标准，就连那些不肯仕清而出家当了和尚的人与“身事二朝”的“贰臣”也并无区别，只有自杀才算是忠臣。这种死法，与其说是以身殉国，不如说是以身殉名更确切些。从征服者满清来说，自然最欣赏这种表率人物，任何统治者都会喜欢真正的忠臣，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清朝将洪承畴这干为满清立下汗马功劳的降臣反而放进《贰臣传》的根本原因。
但李自成攻破北京之时，大学士以下只有三十多人自杀。消息传到南京，马上有愤愤不平的大臣上书建议：真是白养活了这些士大夫三百多年，干脆废除科举算了！
当1644年北京陷落、1645年南京陷落相继到来之际，大动荡、大转折时期，各色人物的表现纷呈繁杂，风流倜傥的复社公子们不可能继续沉醉于歌楼酒馆了，他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重问题，无一例外地要接受严峻的政治和道德主义的考验；而那些“不是爱红尘，似被前缘误”的妓女们也不可避免地要被卷入历史的洪流。于是秦淮河边有了侠骨柔情，有了大义凛然，有了苟利家国，有了生死与之，有了令人敬仰。当然，还有了更多的不幸，有了更多的悲哀，不由得令人扼腕叹息，哀之伤之了。
明天启五年，吴江盛泽镇鸨母徐佛买了八岁的女子云绢。云绢天生丽质且极乖巧，徐佛料她日后必成名妓，便精心教她读诗填词，习琴棋书画，改名朝云。
朝云十三岁时已经不同凡响。当朝宰相周道登的老夫人一眼看中，重金买回给儿子做侍婢。周道登一见而怜爱，依李义山“对影闻声已可怜”诗句改名为“影怜”，并亲自教她作诗习书法，使她大有长进。后收为侍妾，宠爱难言，因而遭到众妾嫉妒。崇祯五年，周道登去世，影怜十五岁，被赶出周家大门。
孤身一女，开始飘流四方。影怜久经世故，极有主见，因仰慕复社领袖之一陈子龙的大名，便一身女扮男装的儒生打扮，千辛万苦找到松江陈子龙家，递上名片，自称“女弟”。这位在称呼上不称“妾”而称“弟”的女子，明显有追求男女平等的志向和决心，她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柳如是。柳如是被赶出周家后，流落松江，主动登门拜访陈子龙，有意结交，从而展开了两人之间一段扑溯迷离的难解情缘。
王国维有题柳如是《湖上草》为下绝句，其第三诗云：幅中道月医白权奇，兄弟相呼竟不疑。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士几须眉。
过去女人写信作文，不是自称为“侬”，就是自称为“妾”，这里换上了一个“弟”字，在三百年前，可实在非同小可，难怪士大夫们要目瞪口呆，为之哗然了。
在古今妓女中间，这样毫不气馁地与士大夫平起平坐、蔑视一切的，柳如是是仅有的一例。
陈子龙（1608～1647），字人中，更字卧子，号轶符、大樽，晚号於陵孟公。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陈子龙“生有异才”，“年弱冠，而才高天下。”列名复社，并参与创立畿社，为“畿社六子”之一。因与同郡李雯、宋徵舆时相唱和，又有“云间三子”之誉。他擅长诗文，当时与钱谦益和吴伟业齐名。因忧愤国事，指斥时政，风流放达，才情操守为士林所重。
一些后人认为陈子龙之所以能够大名鼎鼎，是托了他和柳如是之间一段情缘的福。但柳如是贸然造访陈子龙时，柳如是还并非名妓，而陈子龙当时已经是复社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掌握、操纵着舆论阵地发表政论，组织文社，左右着清流的政治主张，对当时的朝局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许多人推测柳如是看重的绝非只是陈子龙的才华，她更关心的，还有陈子龙在当时士大夫中所拥有的社会地位。这是有道理的。但无论如何，从柳如是留下的大量诗篇可以看出，她对陈子龙的感情是真挚的，甚至一生难以忘怀。
明末名妓选婿的故事，人们是并不陌生的，像“杨云友三嫁董其昌”，至今川戏里还保留着这样的节目。她们大抵最倾向于选择的对象，大致说来，不外乎官僚和名士。柳如是曾经和徽州巨商汪然明交往过一段时间，写过大量情辞并妙的情书，但她终于不曾“委身下嫁”，乃是因为当时商人并不具有读书人一样的社会地位，士农工商，差了好几个等级。
陈子龙曾经在宰相周道登家中见过影怜，对她出众的才貌留有深刻印象，见她突然前来投奔自己，有些以外，但也十分高兴。才子佳人，情才投机，因而对酒当歌，联诗咏志，一时美不可言。
但陈子龙对影怜爱其色更爱其才，在交往中，仅止于互相赠答诗词以表达友好的感情，从未有肌肤之亲的欲求与举动。陈子龙这种行为，让影怜忌俗愤世，认为男人都不是好东西的观念，因而改变不少，当然爱慕之心更是日积月累的聚增。
投奔陈子龙后，影怜离群幽居在松江城南门的南楼，改名为柳隐，又因读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后又称“河东君”、“蘼芜君”。
陈子龙比柳如是年长十岁，当时已经有妻有妾、还有两个女儿。陈妻张孺人精明过人，以为陈子龙一心在柳如是身上，怒火中烧，时刻为难柳如是，家中因此不和。
在当时，男人们三妻四妾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事，但读书人另辟别室狎妓，人们就认为不太光彩了。陈子龙的祖母对此事大为恼怒，就曾指使儿媳妇们，领着一帮女眷冲到南楼，叫嚷着要撵走那个野娼妇。此事搞得陈子龙既伤了心，又伤了面子，处境极为尴尬。
崇祯六年，柳如是劝陈子龙进京会考，柳如是在临别前写了《送别》诗两首给他。
其一：“念子久无际，兼时离思侵；不自识愁量，何期得澹心。要语临歧发，行波托体沈；从今互为意，结想自然深。”
其二：“大道固锦丽，郁为共一身；喜时宜不尽，别绪岂成真。众草欣有在，高木何须困。纷纷多远思，游侠几时论。”
陈子龙一见这倾吐真情，寄托期待的诗篇，不禁喜出望外，立即解下腰悬的玉佩作为临别赠物，并即写下《道别》诗一首，许下了“永为皓首期”的诺言，怀着满心的喜悦，踏上了去北京争取功名的行程。
陈子龙走后，张孺人放肆整治柳如是。柳如是大度宽容，也不去计较，只是苦苦忍耐而待陈子龙归来。不想陈子龙因是复社巨子，正逢朝中党争，虽文章盖世，朝中并不肯容陈子龙，故名落孙山。
崇桢八年初，陈子龙又添了一个儿子，使他心中设想娶妾传宗的理由，被孩子落地的哭声给打破了。柳如是又备尝过作妾的滋味，这一对正如胶似漆的恋人，各自心中都罩上了一层阴影。
清醒的柳如是曾在一首词中写道：“留他无计，去便随他去。算来还有许多时。人近也，愁回处。”正是相聚时难别亦难，表现出她既无计挽回爱情断裂的危局，又不忍与情人割舍的复杂心情。但张孺人日日进逼，不久就借故把她赶出陈家。
同年夏天，这对恋人正式分手。
柳如是流落松江后，虽得众名士称赏，与李待问、宋征舆也有过短暂情缘，但并没有找到最终的归宿，这与当时松江民风相对保守有一定关系。故而陈子龙在外虽诗酒风流，但却也不敢因此破坏整肃的家庭气氛。
据王澐《三世苦节传》记，张孺人“生而端敏，孝敬夙成”，被“三党奉为女师”。家里有了这样严肃精明的妻子，陈子龙自然不能毫无顾忌。虽然张孺人并不反对陈子龙纳妾，甚至主动为丈夫择妾，但她是以“良家子”为选择标准。柳这样的娼家女，她自然不能接受。更何况，张孺人还有陈子龙的祖母撑腰。陈子龙由祖母抚养长大，对祖母十分敬重。他虽然个性豪放磊落，与柳如是也情真意切，但为一个娼家女，破坏家庭的安宁，背上违拗祖母的不孝名声，甚至受到舆论的谴责，那也是他所不愿的。
明末，个性解放的高潮已过，思想界沐浴着实学之风，再加上松江原本保守的社会风气，陈子龙在处理情感问题时不具备有“东林浪子”之称的钱谦益那样惊世骇俗的勇气，摆脱礼法，给柳如是嫡配的地位和充分的尊重。崇祯六年，陈子龙和柳如是已经交往密切，但同时又纳蔡氏为妾。并且这年冬天他北上赴礼闱经过扬州的时候，还想挑选自己更中意的女子，可见陈子龙的风流多情。所以他虽然欣赏和爱恋柳如是，但决不会有钱谦益以一六十岁皤发老翁，得到青春貌美、多才多情之柳如是时那种如获至宝、惊喜非常的心情。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陈子龙早年性格豪放，心怀大志。而柳如是本身的个性追求独立自主，她喜欢女扮男装，与众名士应酬交往，在当时被冠以“放诞”之名，这也是拘于礼法、以传统道德要求女性的陈子龙所不能接受的。个性以及观念的分歧，是两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不过柳如是和陈子龙虽然分道扬镳，两颗心却互相牵系着，彼此都写了不少诗词，以寄寓跟对方的深切怀念。
崇祯八年夏初柳离开之时，陈子龙相思成病，作《江城子·病起春尽》一词：
词写得绮丽婉转，凄迷婉丽。“一夜凄风到绮疏，孤灯滟滟帐还虚”，“琥珀佩寒秋楚楚，芙蓉枕泪玉田田”，更写出一种伤感的艳情。在陈子龙后来的诗歌词作中，仍然可以感受到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与柳如是分手之后，陈子龙还曾经为她的诗稿《戊寅草》作序，与钱谦益也仍有交往，颇有谦谦君子之风。
柳如是有《梦江南·怀人》词二十阕，联章叠唱，如同一首叙事长诗，深切地怀念了他们缱绻温馨的爱情生活和分离的伤感。
两人分手后，陈子龙回到家中，伏案苦读，打算透过科场施展自己远大抱负；柳如是无路可走，只好返回盛泽镇徐佛妈妈的妓院。
盛泽镇为江浙交接处，是明末党社文人会聚之所，青楼如云，名妓无数。柳如是此是正是二十年华，诸事俱晓，才气过人，一回妓院，便轰动一方，遂成为秦淮名妓，文学和艺术才华列为“秦淮八艳”之首，成为众多才子高士一睹而快的翘楚。三年后，徐佛妈妈嫁人去了，柳如是独立门户，富贵甲一方，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常与江南名士聚酒文会，诗词酬酢。到后来她与东林党领袖钱谦益成了忘年情侣，已经是崇祯十三年的事了。关于柳如是，在谈到钱谦益的时候还会讲到她。
崇祯十年，陈子龙中丁丑科进士，选授惠州司李。但不久因母亲去世，他回乡丁忧。守孝期满后，授绍兴府推官。1644年国变前，陈子龙参与平定许都起义，立了功，正在巡视绍兴。这时候，他已经看到了崇祯朝廷覆灭的前兆，努力说服了江南巡抚郑瑄，让他郑瑄上书北京，接皇太子南下陪都南京。陈子龙提出组建一支万人水师，北上天津迎接太子，然后护送太子由水路南下，以避免陆路旅行的艰难和危险。
随即，陈子龙打算重返浙江，继续组织义军。1644年三月，他尚未启程，北京与南京的联系便中断了。这时候，他不知道崇祯已经于煤山上吊自杀，北京落入了李自成之手，于是先回到家乡松江去看望生病的祖母。
国变后，南明弘光政权以原官任命陈子龙，陈子龙在言路五十日，上章奏三十余。
陈子龙向弘光皇帝提出很多建议，如：“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他主张南明应该立即举兵北上，扭转历史潮流。弘光帝若能像后汉光武帝或唐肃宗那样，放弃宫中的享乐，亲自率师北征，必将无往而不胜。陈子龙认为，历史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公众的激情。在这决定性的紧要关头，百姓的情绪正处在混乱之中：可能转向这边，也可能转向那边。陈子龙主张必须抓住这一时机。山东、河北“义旗云集，咸拭目以望王师。”机不可失，“臣恐天下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归敌，则豪杰皆有自王之心矣。”
陈子龙自然也看到马士英把持朝政的祸害，他以历史的教训告诫弘光帝说：“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弘光帝为“诸”所隔，因而听不到“众贤”的意见。
但宏光皇帝昏庸无道，朝中马士英当政，士大夫们忙着争权夺利，搞得乌烟瘴气，就连督师史可法都仅仅只想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陈子龙这些极有远见的建议不仅仅没有得到采纳。
不久，南明朝廷党争再起，马士英为了阮大铖的任命与东林党和复社名士们大打口水仗。陈子龙的父亲曾经和马士英于1619年同时通过会试，颇有交情。陈子龙为了平息党争，亲自登门劝马士英撤回任命阮大铖提议。他认为，阮大铖入朝，会使党争重演。时势不可为，陈子龙的预言很快实现，他本人也很快被马士英、阮大铖排挤出朝廷。
陈子龙心灰意冷地离开南京前，叹息说：“及予归而政益异，木瓜盈路，小人成群。海内无智愚，皆知颠覆之期不远矣。”表明他已经明显感到将有覆国灭祀的危险。
归隐松江后的陈子龙是相当郁闷的。他的《山花子》一词写道：
读此词，很容易让人想到李后主，因为流露出强烈的悲叹，但李后主后期少用如此艳丽的词句。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陈子龙在词中表达的只是那一种绝望。什么都完了，彩衣没了，而玉楼也被虫子蛀空了，唯有无情的燕子得意洋洋，庆幸春天的到来。陈子龙自己恐怕也知道，尽管还有南明弘光政权，但以南明的腐朽，灭亡是早晚的事了。当时陈子龙的心中，恐怕也在滴血吧。
1645年夏天，南京陷落，弘光政权灭亡。满清一面派员招降江南未下各地，一面严令推行剃头改制。在这种民族危难关头，江南的士大夫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重考验。
江山骤然易主，士大夫们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部分文武官员于无可奈何之中遵奉清朝功令剃发归顺，其中有的是企图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有的是另有图谋，“发短心长”。另一部分人则拒不剃发，更多的人则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为复兴明朝而献身。
历史的进程是极为复杂的，士大夫们在矛盾的心理状态下作出的选择并不能真正反映当时的政治倾向。许多降清明朝文官官员后来在不同场合中都各自展开反清复明的活动。
弘光政权覆灭后不久，陈子龙在故乡松江和好友夏允彝一起举事，“设太祖像誓众，称监军给事中”，并联络拥有一支水军队伍的江南副总兵、威虏伯吴志葵（夏允彝曾经做过吴志葵的老师）。但因为吴志葵不肯听从陈子龙的建议，结局就像陈子龙所预料的那样，吴志葵因为船队太长而首尾不能相顾，义军很快失败。吴志葵战死。夏允彝赋绝命词，投河自尽，以身殉国；而陈子龙以为家中尚有祖母，未可立死，在混乱中逃脱。
第一次松江起义失败后，陈子龙披发入缁，躲藏在嘉善陶庄之水月庵，法名信衷，字瓢粟，又号颍川明逸。
这时候他写下了一首《秋日杂感》，把忧国伤时、英雄失路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荒荒葵井多新鬼，寂寂瓜田识故侯。见说五湖供饮马，沧浪何处着渔舟？”吴伟业因此说他，“高华雄浑，睥睨一世”。
不久后，隆武授陈子龙兵部左待郎、左都御史，鲁监国授陈子龙兵部尚书、节制七省漕务。
陈子龙祖母去世后，他冒险返回华亭广富林家居。这个时侯，他遇上了旧识李雯。
我们在前面提过，李雯也是复社成员，后来充当了满清摄政王多尔衮的幕僚，起草了许多针对南明的文书。但李雯心中一直受着道德的折磨，他这次是特意告假回华亭老家。李雯和陈子龙还是同乡，加上另外的宋徵舆，有“云间三子”之称。
陈子龙对李雯的出现非常意外，但他仍然热情地招待了李雯。尽管两人谈论的都是旧日话题，跟当今时局无关，但李雯还是强烈地感到了陈子龙对他无言的指责。他不禁泪流满脸，大声说自己好比就是投降了匈奴的李陵。后来陈子龙的一个学生将这次见面描述成苏武和李陵有名的相会的重演。
这次会面结束后不久，李雯在极为压抑的情况下害了重病，从此卧床不起。尽管江南抵抗运动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它的最初殉道者的遭际已经展示了它的悲剧的一面。
陈子龙这时候已经是松江地区抵抗力量的最为著名的人物。他应友人戴之俊之请，秘密策动已经投降满清的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正。一切都非常顺利，吴胜兆同意反清复明，鲁王政权也预备派张名振率一支舰队北伐，以策应吴胜兆领导的松江起义。
起义前两天，洪承畴接到松江同知杨之易的密信。杨之易是著名东林义士杨涟的儿子，他在关键的时候向洪承畴告了密。洪承畴立即下令处死在南京被扣作人质的吴胜兆的家人，随即做好了应变准备。
这时，吴胜兆也得知了消息，处死了杨之易及松江的知府与其他文官。
但兵变不幸又失败了，吴胜兆和戴之俊等首事者都被杀害。戴之俊的老师杨廷枢也被怀疑而遭逮捕。当时杨廷枢尚未剃发，说：“明无大臣剃发，此当死无疑。”他用血在狱墙上写道：“予自幼读书，慕文信国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文信国即文天祥。杨廷枢在吴江的泗州寺前被处斩。当刽子手的斧钺高高举起之时，他大声叫道：“生为大明人……”据旁观者说，挥起来的斧钺已将他的头颅砍掉时，人们听到了最后一句话：“死为大明鬼。”刽子手们也为之动容（温睿临《南疆绎史》）。
松江兵变之后，安抚地方的责任移交给陈锦。陈锦是辽东袁崇焕旧部，1633年投降皇太极后，一直对满清忠心耿耿，此次受命治理苏州，“谋乘此尽除三吴知名之士”。
陈子龙随即以首谋被全力追捕，环绕着他的罗网便收紧了。起初他躲到了夏允彝兄弟夏之旭处。于是夏家受到追查。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被捕，押送南京。到了南京，洪承畴被亲自劝降。夏完淳大骂洪承畴变节降清，遂被处死。夏之旭意识到自己也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就在当地孔庙里上吊自尽。被牵连之人达千人之多，“兜捕之后，凡能咀嚼者一人不留”。
夏之旭自杀后，陈子龙东躲西藏，易姓李，号车公，辗转逃亡，终于于昆山被捕。清兵立即把他带到陈锦面前，陈子龙此时还留着长发。史书上记录的他在人世间最后的话是：
陈锦：“何不剃发？”
陈子龙：“吾惟留此发，以见先帝于地下也。”
1647年五月十三日，陈子龙被押往南京。在松江跨塘桥时，陈子龙挣断镣铐，纵身投河。虽然有会水的清兵下水打捞，但陈子龙已经自溺身死。清兵割下了陈子龙的首级，然后将他抛尸河中。几天后，陈子龙的几个学生捞回了他的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
陈子龙不仅是一个文采风流的才子，更是一个以身许国的志士。他论“危时拙计”那首诗中的最后一节，可以作为他的一篇合适的墓志铭：
明末清初，许多明朝遗民不愿为新朝效力，有积极地反抗的，如陈子龙、张煌言；也有消极地避世的，如张岱、屈大均。屈大均的诗比词好，张岱的文比诗好，张煌言则更关注政治，他诗词的成就不能算很高，只有陈子龙，诗词都有相当的地位。
1776年，乾隆下诏为陈子龙平反，还追谥为“忠裕”。陈子龙墓在现松江县余山镇广富林村，1988年重新修竣。墓地为花岗石平台，墓碑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之原物。墓前有石柱方亭，名“沅江亭”，有陈子龙画像碑，刻有传略。墓门额为李一氓书。
“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桃花扇》《入道》出下场诗）
写《桃花扇》的孔尚任出生于1648年，已经是国变之后了，所以他未亲身感受到亡国之痛，但他耗尽毕生精力的《桃花扇》却写出了兴亡之恨。
孔尚任是山东曲阜人，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子。他年轻的时候在石门山中读书，博学多才，精通音律。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皇帝“南巡北归”时，到曲阜祭孔，当时三十六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负责讲解《论语》等书和文庙车服礼器，得到康熙赏识，被封为国子监博士。后来他奉命前往淮扬一带治水，其间他得以结识了与侯方域同时代的人冒襄等“遗民”，使他对明末清初的遗文逸史感慨颇多，就以之为主题，完成了《桃花扇》。
《桃花扇》一共有四十出，是中国有史以来结构最好的历史剧，也是清代成就最高的一部戏剧。全剧以明朝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故事为经，以明朝亡国的大小事件为纬，举凡政治腐败、军事黑暗、党派争斗、贵族糜烂，种种情节，都波澜纸上，要人从“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告诉人一个政权，一旦“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不私，焉得不亡？”
《桃花扇》三次易稿，写作时间达十年以上，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问世。《桃花扇》一出，轰动京城，人人争相抄阅，一时洛阳纸贵。孔尚任在这部《桃花扇》里，用了许多春秋笔法，“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因此，次年孔尚任被康熙罢了官。
《桃花扇》之所以能抓住南明倾覆悲剧中的最浪漫最销魂的题材，自然是与侯方域与李香君本身动人的爱情故事分不开的。桃花扇原是秦淮河名妓李香君身边时时带着一把绢扇，因为洁白的素绢扇面上绘着一幅色彩浓艳的桃花图，故称之为“桃花扇”。这扇面上的桃花，并非染料所画，而是以李香君的鲜血写成，上面凝结着她与情郎侯方域缠绵哀艳的爱情故事，也是她此生全部的希冀所在。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人。他出生在世宦之家，祖父及父辈都是东林党人，祖父侯执蒲是明朝的太常卿；其父侯恂，做过明朝户部尚书；叔父侯恪，任国子祭酒。侯朝宗少年天赋异禀，自幼随家乡名士倪元路学习诗书，敏慧多才，长进极快。他读书的速度与悟性都胜于同辈，行文奇特，落笔气势不凡，结尾则出人意外。
崇祯五年（1632年），十五岁的侯方域中了秀才，被誉为少年名士。他读书甚多，又博闻强记，少时即能辨忠奸，遂有“日后必为国家栋梁”之誉。崇祯六年（1633年），侯恂任户部尚书时，侯方域已被视为文章高手，常有人赞扬他重振韩愈文风。侯方域与当时俊才登高赋诗，激浊扬清，品评人物，并加入了复社，深得复社领袖张溥、陈子龙的赏识，海内名士争与之交。时人将侯方域和湖广巡抚、桐城方孔炤之子方以智，都御史、宜兴陈于廷之子陈贞慧，副使、如皋冒起宗之子冒襄合称为“复社四公子”。
侯方城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乡试中举后，又前往北京参加1640年的会试，当时其父侯恂任湖广总督与弄明军作战失利而被劾入狱。侯方域因其文章锋芒毕露，批评崇祯帝用人不当，主考官为私欲而不取。但侯方域名落孙山后，文名反而更盛。
也就是在这次崇祯十三年的会试中，“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进士及第。而在会试前，方以智还在表面上对侯方域信誓旦旦地说，他无心于功名，但实际上却暗中应试。
史书上记录了侯方域曾经向父亲献破贼之计：方恂之督师援汴也，方域进曰：“大人受诏讨贼，庙堂议论多牵制。今宜破文法，取赐剑诛一甲科守令之不应徵办者，而晋帅许定国师噪，亟斩以徇。如此则威立，军事办，然后渡河收中原土寨团结之众，以合左良玉於襄阳，约陕督孙传庭犄角并进，则汴围不救自解。”恂叱其跋扈，不用，趣遣之归。
侯方域回到家乡后，既负才无所试，不久，因家乡河南受到李自成的威胁，前往南京避难，从此“一放意声伎，流连秦淮间”。
崇祯十五年（1642年），侯方域在南京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等人重逢，喜出望外。
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灯红酒绿、流彩溢香，自然免不了要涉足一番风月场所。于是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复社公子们整日聚在秦淮楼馆，说诗论词，狎妓玩乐。孔尚任还在《桃花扇》中借道士之口讽刺这些名士道：“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吴敬梓也曾经记述自己在秦淮歌楼里放荡的生活情形，“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回。老伶小蛮共卧起，放达不羁如痴憨”。从中也可以想象，四公子当时在秦淮歌楼里颠痴狂笑之姿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侯方域经杨文骢（字龙友）的介绍，结识了秦淮名妓李香君。
在南明覆灭中，李香君是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一个悲剧人物。从李香君身上，可以看到南明悲剧的一个缩影。
李香君是秦淮河畔媚香楼里的红姑娘。媚香楼临水而立，站在楼上凭栏而望，烟水澄碧、画舫织彩的秦淮河尽收眼底。媚香楼的主人是李大娘，她年轻时也是秦淮河边的红妓女，年长后用自己的积蓄建了这座媚香楼，收养了几个干女儿，以诗酒歌舞待客，在南京城里颇有些名气。
李香君自幼跟人习得艺家诸艺，音律诗词、丝竹琵琶无一不精通，她尤擅南曲，歌声甜润，深得四方游士追慕。李香君身材小巧玲珑，肤理玉色，慧俊婉转，颇有韵味，时人誉之“香扇坠”。因她娇小而香艳，名字里又带个香字，所以客人们都戏称她是“香扇坠”。
李香君第一次见到侯方域并一见倾心时，才十六岁。侯方域也倾慕李香君的才貌，作诗一首，送给李香君作为初次相见的礼物，诗云：
一种欣赏倾慕的情怀已在诗中表露出来，一个是风流倜傥的翩翩少年，一个是娇柔多情、蕙质兰心的青楼玉女，接连几次交往之后，便双双坠入了爱河之中，缠绵难分。
按当时的风尚，如果哪位客人中情于一个妓女，只要出资举办一个隆重的仪式，再给妓院一笔重金，这个妓女就可以专门为这一位客人服务了，这套手续称为“梳拢”。梳拢所需资金，因梳拢对象名位高低而不同，象李香君这样一位名妓，梳拢必须邀请大批有头有脸的风流雅士，宴会的级别自然要高，还要付一笔丰厚的礼金给鸨母，才不至于失面子。如今侯方域是逃避战祸来到江南，身无多文，有心想梳拢李香君，却又无能为力。
李香君却劝慰侯方域说：“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李香君的人格气节由此可见一斑。孔尚任的《桃花扇》，把那么多的南明学士文人放在了一个歌妓下面，却照出了他们灵魂的卑琐。堂堂大明，无论是侯方域，还是吴伟业，士子已沉，气节怎不终？
正在侯方域犯难之时，友人杨文骢雪中送炭，给了他大力的资助。有了资本，梳拢仪式很顺利地办了下来。
后来侯方域偶然得知杨文骢出的那笔钱并不是杨文骢自己拿出来的，而是阮大钺通过杨文骢赠送给侯方域的一个人情。阮大钺得知侯方域在南京城正缺钱用，马上打通关节，设法让杨文骢把钱送给了侯方域，为防止被侯方域拒绝，开始还让杨文骢暂瞒实情。阮大钺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拉拢侯方域而缓和与复社名士们的关系。
阮大钺是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土，多年在朝中为官，为人阴险诡诈，后被朝廷削籍免官，退到南京闲居。失位的阮大钺并不甘心就此埋没，他在南京广交江湖人士，暗中谋划，准备伺机东山再起。复社名士陈贞慧、吴应箕等人察觉了阮大钺的不轨之心，曾经作“留都防乱公揭”对他的阴谋进行了揭露，阮大钺既恼怒又害怕，只好闭门谢客，深居简出，只与马士英暗中往来。
侯方域了解真象后十分气愤，他素来痛恨阮大钺的人品和奸行，曾为陈贞慧等人的口诛笔伐拍手称快，如今不知不觉中竟用了阮大钺的钱，怎不让他恶心难忍呢！他决意立即把钱退还阮大钺，以断绝奸人的不良用心。李香君变卖了几件心爱的首饰，又从姐妹们那里借了些钱，总算凑够了数，交给了侯方域。
那些钱又经杨文骢之手退给了阮大钺，阮大钺见状，大感脸面丢尽，咬牙切齿地说：“老夫有意与他们攀交，这些小子们竟如此气傲，看老夫将来有朝一日，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大明江山正处于风雨飘摇，时局果然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殉国。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的拥护下，在南京建立了弘光新皇朝，马士英成了执政大臣后，立即启用阮大钺为兵部侍郎，继而又升为兵部尚书。
大权重握，阮大钺得意之极，马上着手清除异己，陈贞慧、吴应箕等转眼被捕下狱，正要拟罪逮捕侯方域之时，杨文骢及时报信。李香君挥泪送侯方域离开金陵时，侯方域将一柄上等的镂花象牙骨白绢面宫扇送给了李香君，作为订盟之物，并且在上面题了一首诗：
孔尚任的《桃花扇》正是依此而展开的，但孔尚任是借用这把桃花扇是喻前朝的。孔尚任写作《桃花扇》时，几下扬州，在扬州梅花岭南明抗清名将史可法墓前徘徊，寻找《桃花扇》的灵魂。桃花扇底送前朝，儿女浓情何处消，看似浪漫，但在孔尚任的笔下，这把桃花扇底却扇来了前朝多少萧瑟。“萧条异代微臣泪，无故秋风洒玉河”，道出了一个汉人对前朝眷念的楚心。
侯方域离开金陵后，投奔扬州史可法为幕府。李香君则洗尽铅华，闭门谢客，天天凝视着那把订情的绢扇，一心等候侯方域归来。此时，杨文骢由亲戚马士英荐举，做了南明王朝礼部主事。但杨文骢却被马士英所逼，为马家亲戚田仰来向李香君提亲。
田仰时任佥都御史，他督运漕粮由扬州来到南京，为弘光皇朝帮了一个大忙，成了弘光帝器重的红人。马士英与阮大钺举行盛大的酒筵，为田仰接风洗尘。席间，田仰表示久闻秦淮名妓李香君艳名，此行想顺便把她收为侍妾。这一下可让阮大钺逮住了机会，他早就想报复侯方域和李香君了，可惜侯方域闻风远走，害得他无从下手；如今若把李香君送给田仰为妾，一方面讨好了田仰，一方面也撕散了他们那对鸳鸯，聊泄心中积愤，岂不是一箭双雕！
李香君毫无商量余地地一口拒绝，她说：“侯公子虽然飘泊在外，但总有回来的一天，以前我就拒绝了很多人的盛情，今天当然也不可能接受田大人的聘礼。”又公开宣称：“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但马士英仗势欺人，威逼李香君屈从，李香君一头撞在石柱上，鲜血滴在侯公子的香扇上，给爱情抒写了一曲纯洁之歌。杨文骢大为感动，灵感勃发，抓起笔将血点染成一朵傲骨桃花。“溅血点作桃花扇，比作枝头分外鲜”。
娶亲的人见闹出了人命案，吓得不敢再纠缠，一声不吭地抬着花轿溜回去了。伤后的李香君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调治，伤势总算痊愈了，这时田仰已离开南京，娶妾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桃花扇》里面说侯方域最后却背叛了他的初衷，投降了满清，穿着清廷官员的衣服出现在李香君面前。李香君深为失望，江山已换，家国何在？于是李香君当着侯方域的面，撕毁了那把桃花扇，桃花乱落如红雨，抚心茫茫泪如珠，随后出家做了尼姑。在孔尚任的笔下，李香君虽然出身低微，却有可贵的抱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在国家危亡的时候，能全大节，轻生死。她的一生与民族斗争紧密相连，历史记住她的很大原因是她的民族气节和不与权贵同流合污之精神。于是《桃花扇》使经过艺术加工的李香君与秦淮江山永远长存了。
但事实是，1645年，南京沦陷时，李香君在混乱中逃出南京，几经漂泊，流落到栖霞山，随另一秦淮名妓卞玉京在葆真庵为尼。但第二年秋，她与在“扬州十日”中大难不死的侯方域相见，悲喜交加，随后侯方域就领着李香君一起回到了河南老家。李香君更名换姓，住在了侯府翡翠楼。这期间，侯方域应该与李香君过了几年好日子。
其后，满清政府为巩固其政权，举行会试。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大都不予理睬，方以智出家，杨文骢殉国，陈贞慧隐居，冒襄四处流浪，陈子龙自沉，但侯方域却耐不住寂寞，做了平生最大恨事，一心想“龙门三尺浪，平地一春雷”，参加了顺治八年（1651年）的乡试。尽管侯方域的文章见解不凡，但“为忌者所阻斥，置副车（副榜）”。（胡介祉《侯朝宗先生传》）侯方域得知后羞愧无比。他这次参加考试，又引起许多人非议。方以智当年曾以“美才而豪，不耐寂寞”八字来评点侯方域的文章，不想此论后来果然应验。
这是公认的看法。
侯方域的弟弟侯方夏已经于顺治三年（1646）年中进士，如果侯方域真地要仿效弟弟追求功名，汲汲于干进，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顺治八年才应乡试呢？所以，陈寅恪先生考证后认为侯方域于顺治八年应乡试，实是为保护父亲侯恂，逼不得已，跟吴伟业的被逼出仕如出一辙。
就在侯方域决定参加河南省试的时候，他还与本地文人贾开宗等人结成“雪苑六子社”。这决非是一种巧合。1645年后，复社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中国消失了，如果像“雪苑六子社”这样文学党社都能够联合一起，复社再现是非常有希望的。这正是吴伟业出仕前受钱谦益委托调和社事的根本原因。大动荡下的历史进程是非常复杂的，当时形势、处境的微妙之处，远非我们后人所能完全揣测。
顺治九年，侯方域再游江南，一面写了一系列不忘明朝的诗文，一面后悔应清朝乡试，这说明陈寅恪先生的看法是合乎情理的。侯方域应试不是心甘情愿，而是由于情势所逼，内心痛苦，但又不能明言，只能含糊地说“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
就在侯方域在江南的时候，“祸不单行”，独自在家的李香君歌伎身份暴露，不为侯府所容，被赶到了城外的侯氏庄园（今李姬园，在商丘睢阳区西南七公里处）居住。李香君因被侯氏族人歧视，爱人又不在身边，终日郁郁寡欢，日久成病，终于含恨而死。年仅二十七岁。而此时侯方域并不在她身边。
侯方域回家后，闻李香君死，伤心至极，大哭了一场，最后只能勉力承受。侯方域在李香君墓前立了一石碑，上面写着“李香君之墓”五个大字，下有“卿含恨而死，夫惭愧终生”的小字。碑前有一石桌，石桌前有一石礅，上刻“愧石礅”三字。侯方域经常坐在愧石礅上，忧思爱妾，久久不去。
这一年，三十五岁的侯方域忆起自己的坎坷遭遇，感叹平生可悔者多，于是把自己的书斋更名为“壮悔堂”。
两年后，即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侯方域因郁郁寡欢、心情郁闷而病逝，仅三十七岁，盛年而逝。
如单纯以文来看，侯方域擅长散文，文承韩愈、欧阳修之气韵，可以跟吴伟业、陈子龙、张溥相匹敌。他的后期文章主要源于唐宋古文的传统，作品以人物传记类较为出色，有较多司马迁、韩愈的活跃笔法，也讲求辞采之美。从《与任王谷论文书》云：“当其闲漫纤碎处，反宜动色而陈，凿凿娓娓，使读者见其关系，寻绎不倦。”可以看出，他很注意文章的生动感人。他在为文上从“烂漫”转向“矩矱”，这其实不仅仅是由于年龄增长、多历变故而逐渐趋向平稳，更是顺应了时代的变化，意图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获得新的立足点。
侯方域聪捷又有悟性，他不忘明朝，又不能不表面上顺从清朝，这是他的软弱性。所以他不能成为夏允彝、吴应箕、陈子龙那样的烈士。
吴伟业有一首《怀古兼吊侯朝宗》：
两人的悔恨如出一辙。
如今，秦淮河畔“媚香楼”还在，座落在金陵栖霞山上，那座“桃花扇亭”每年都会在桃花一片灿烂里陪春风笑一程。只是，“问秦淮旧日窗寮，当年粉黛，何处吹萧？白鸟飘飘，渌水滔滔。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个人瞧。”
董小宛原名叫董白，字青莲，是苏州“董家绣庄”的大小姐。董家乃是苏绣世家，到董小宛这一代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活计做得极其精细，多少达官贵人欲求一副刺绣而不得。后来董家没落，董白不得已才到南京秦淮河畔的画舫中卖笑，改名小宛。她天资巧慧，自幼学得家传刺绣之法，在秦淮河上有“针神曲圣”之称，说的便是她不但曲子唱得好，擅长抚琴，更是擅长刺绣。
因为容貌秀丽，气质超尘脱俗，董小宛很快就在秦淮河出了名。
“复社四公子”中的冒襄，字辟疆，号巢民，又号朴巢，江苏如皋人，幼有俊才，负时誉，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才子。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年），冒襄来到南京参加科举考试，在闲谈中，他听到方以智、侯方域对董小宛赞不绝口，不禁对这位传说中的冰清玉洁的“冷美人”大感好奇。冒襄已经是屡试屡败，这次也名落孙山。冒襄在沮丧中，慕名到秦淮河去寻访董小宛。不料董小宛已经受人之邀游太湖去了。
之后冒襄又接连去了好几次，都无缘见到董小宛，直到准备离开金陵的前夕，冒襄由方以智引见，终于得以与董小宛相晤。
这是一个深秋的寒夜，董小宛刚刚参加酒宴归来，正微带醉意斜倚在床头。见来了客人，她想挣扎着起身，无奈酒力未散，坐起来都有些摇晃。冒襄自我介绍后，董小宛称赞说：“早闻四公子大名，心中倾佩已久！冒公子果然是异人！异人！”
之后董小宛话语不多，冒襄见她娇弱不堪，怜惜伊人酒后神倦，坐了不到半个时辰就匆匆离去。就是这半个时辰的交谈，却使董小宛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冒襄他在《影梅庵忆语》中记录了与董小宛的初次见面：“面晕浅春，缬眼流视，香姿玉色，神韵天然。懒慢不交一语，余惊爱之。惜其倦，遂别归。此良晤之始也。”但这个事后，冒襄并没有对董小宛动真情。
董小宛其实早已经从李香君处听说了冒襄的才名，和许多秦淮女子一样，她心中企慕不已。此时董小宛才十六岁，是秦淮乐籍即南礼部教坊司的官方歌会，正希望脱籍择婿。而复社名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正二十九岁，当是合式的人选。自从那一次见面后，她便开始了对冒襄的期盼和含而不露的追求。虽然董小宛多次向冒襄表示过倾慕，但均未得到他的首肯。后来众人才知道，风流多情的冒襄早已属意吴门名妓陈圆圆。
董小宛仍然很倔强地保持着身体的洁净，对南京城朱统领的威势不屑一顾，拂袖而去，蛰居苏州。秦淮八艳中，董小宛最像一个女人，她的一生郁结着很多“寸寸柔肠、盈盈粉泪”的痴情。在她身上也有爱国的情怀，却不似柳如是、李香君那般彰显，她更多地保留着一颗多情的女儿心，更多地为自己的爱寻觅，等待，守候。
第二年春天，冒襄顺路苏州访董小宛，却又听说她陪钱谦益、吴伟业游览西湖去了，而且准备游完西湖再转道黄山观赏奇峰苍松，不知何时方能归来。吴伟业有一首诗写董小宛穿白夹衣游黄山：“细毂春郊斗画裙，卷帘都道不如君。白门移得丝丝柳，黄海归来步步云。”极力赞叹董小宛的艳丽风采。
到了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冒辟疆因省亲湖南再到苏州半塘，想会见董小宛，但董小宛这是仍滞留黄山。
董小宛藏在黄山一年，大概名山佳丽风光能为自己增色？正像吴伟业诗中所描述的那样，黄山丹崖绿树、奇石古松际，飘浮淡淡白云间，小宛穿着细柔白缎夹袄，彩色画裙，年轻风采动人，谁人能比得上她？黄山，增加了她在情人心目中的份量？
也就是在这一年，冒襄与陈圆圆“订嫁娶之约”。但不久后，陈圆圆意外被选入皇宫。陈圆圆惊慌下求冒襄出面周旋，冒襄不敢得罪权贵，眼看着陈圆圆被抬进了皇宫。佳人远去，加上科场失意，冒襄怅然若失，怀着悒郁的心情只身雇舟前往虎丘，打算独自去践曾经与陈圆圆许下的虎丘之约。
小舟沿着半塘河缓缓而行，到半塘的时候，冒襄突然想起董小宛就住在此处，于是立即前去寻访。
与上次一样，董小宛也是斜卧床头，只是上次带着淡淡的笑容，这次却是满脸的凄怆，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冒襄大有同病相怜之感，满怀同情地将她宽慰一番，并且说了自己寻访佳人不遇的经过。董小宛露出一丝歉意和欣慰。见她病体虚弱，冒辟疆几次提出早早归去，董小宛却殷勤挽留，两人直谈到深夜才分手。
冒襄不知道董小宛移居苏州半塘后，闭门谢客，专等冒襄。这份痴情的劲儿恐怕是一般俗女子无法企及的，爱之深切一览无余。
第二天一早，冒襄忍不住又雇舟来到董小宛家，两人并没有约定，董小宛却笑盈盈地站在门外相迎。一夜之间病竟好了大半，也似乎料定冒襄今天会来。董小宛将冒襄迎进了屋，奉上茶，小宛幽幽地自言自语道：“此番公子前来，妾身的病竟然不药而愈，看来与公子定有宿缘，万望公子不弃！”冒襄听了不甚欢喜，又怕对方是一时之兴，便探试道：“小生与姑娘交浅言少，姑娘难道不为此话后悔吗？”
董小宛心意坚定地说：“风尘打滚，阅人不少，如蒙公子不弃，妾身算是跟定公子了！”冒襄刚刚痛失陈圆圆，又得美人青睐，兴奋得一把搂住她。
之后，通过柳如是和钱谦益从中周旋担保，冒襄终于以三千两银子的代价将董小宛赎身，历经沧桑变故的董小宛终于如愿以偿。董小宛嫁给冒襄以后就来到江苏如皋（位于长江北岸，离江岸约35公里处，与江阴相对）的水绘园。
冒家十分通情达理，顺利地接受了董小宛这位青楼出身的侍妾。这时冒襄的父亲已从襄阳辞官归家，一家人欢聚一堂，共享天伦之乐。冒襄的原配妻子秦氏体弱多病，董小宛便毫无怨言地承担起理家主事的担子来，恭敬柔顺地侍奉公婆及大妇，悉心照料秦氏所生二男一女。冒家的全部帐目出入全由她经手，她料理的清清楚楚，从不私瞒银两。董小宛还烧得一手好菜，善做各种点心及腊味，使冒家老少大饱口福，在众人的交口称赞中，董小宛得到了无限的满足。
董小宛是秦淮八艳中最温婉灵性的女子，她做了一个女子所能做的一切，她的付出是痛苦的，也是甜蜜的。这是一种华丽的哀伤，是一种夺目悠远的无悔。
但好景不长。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冒襄在如皋得知北京陷落、崇祯上吊的消息。当时人心惶恐，当地士绅担心江北不保，纷纷离开了如皋，但冒襄一家却留下未走，一直到听说当地明军即将哗变时他们才离开。冒襄一家四处逃亡、颠沛流离，大部分财产流失殆尽；好不容易回到劫后的家园，却又缺米少柴，日子变得十分艰难，多亏董小宛精打细算，才勉强维持着全家的生活。
清兵平定全国后，降清的复社成员陈名夏曾从北京写信给他，信中转达了当权人物夸他是“天际朱霞，人中白鹤”，要“特荐”他。但冒襄以痼疾“坚辞”。康熙年间，清廷开“博学鸿儒科”，下诏征“山林隐逸”。冒襄也属应征之列，他坚辞不赴。冒襄一生以明朝遗民自居，淡泊明志，这是他最闪亮的地方。与此同时，他缅怀亡友，收养东林、复社和江南抗清志士的遗孤。如在水绘园内增建碧落庐，以纪念明亡时绝食而死的好友戴建，即其一例。
明亡后冒家生活艰难，冒襄大病了三次，全靠董小宛悉心照顾才保住了性命。这种劳累的生活，最终吞噬了董小宛年轻的生命。在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初二，一代名妓董小宛病死在水绘园影梅庵家中，年仅二十八岁。
冒襄作《影梅庵忆语》二千四百言以哭之，家人和亲友都哀悼不胜。《影梅庵忆语》云：“姬在别室四月，荆人捞之归。入门，吾母太恭人与荆人见而爱异之，加以殊眷。幼姑长姊，尤珍重相亲，谓其德行举止，均异常大，而姬之侍左右，服劳承旨，较婢仆有加无已。烹茗剥果，必手进。开眉解意，爬背喻痒。当大寒暑，必拱立坐隅，强之坐饮食，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拱立如初。越九年，与荆人无一言枘凿。”
这是董小宛从良后与冒襄一家的家庭关系。《影梅庵忆语》又云：“余每课两儿文，不称意，加夏楚，姬必督改之，改削成章，庄书以进，至夜不懈。至于视众御下，慈让不遑，咸感其惠。”这是董小宛教育子弟、管理家务的情况。
《影梅庵忆语》还说到冒襄几次大病，全赖董小宛侍候照顾，例如有一次大病一百五十天，“此百五十日，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摩；或枕其身，或卫其足，或欠身起伏，为之左右翼。……鹿鹿永夜，无形无声，皆存视听。汤药手口交进，下至粪秽，皆接以目鼻，细察色味，以为忧喜。日食粗粝一餐，吁天稽首外，唯跪立我前，温慰曲说，以求我之破颜。余病失常性，时发爆怒，诟谇之至，色不稍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见姬星靥如蜡，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荆妻怜之感之，愿代假一息。姬曰：‘竭我心力以殉夫子，夫子生而余死犹生也。’”
董小宛的这几句话，体现出她对冒襄的深厚感情。冒襄在《影梅庵忆语》通篇中都称她为“姬”，就是妾的意思。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写他和董小宛的同居生活，缠绵悱恻，是颇为著名的笔记文章。然而，在董小宛活着的时候，冒襄对她的感情远远比不上他在《影梅庵忆语》中写得那么动人。一个女子一生的痴爱以及伴随而来的苦难，换来的《影梅庵忆语》真的不过是一册微而又薄的纪念。
许多后世传奇都将顺治皇帝眷恋的董鄂妃说成是董小宛，其实据《清史稿》中的后妃传记载，董鄂妃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董小宛去世的时候，祖籍在辽宁佟佳江流域的董鄂氏才年满十三岁。顺治十年，十五岁的董鄂氏入选秀女，被指配给了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博穆博果尔是皇太极的第十一个儿子，顺治的同父异母的弟弟。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一直在清宫里服务，被顺治尊称为“爷爷”。汤若望在笔记中这样写道：“顺治皇帝对一位满籍军人的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位军人因此事申斥他夫人时，竟被顺治闻知，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位军人于是因愤致死。顺治皇帝就将这位军人的夫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汤若望说的这位满籍军人，就是襄亲王。在清宫皇室家谱《玉牒》中可以看到襄亲王死的时候才十六岁。也就是说，董鄂氏刚刚嫁给襄亲王不久，就被顺治夺去了。
董鄂氏入宫后，住在承乾宫。顺治十三年八月，董鄂氏被册立为贤妃，九月，又被立为皇贵妃。这个位置，已经仅次于皇后了。这一年，顺治十九岁，董鄂妃十八岁。后来董鄂妃生下皇子不久，孝庄皇太后以自己身体欠安为理由，传下口谕令董鄂妃前往南苑伺候她。董鄂妃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前往南苑照顾孝庄。她的健康受到了严重影响。更为不幸的是，董鄂妃新生的孩子只有两虚岁，实际活了不到三百天，连名字都没来得及起，就突然夭亡了。这件事对于董鄂妃来说，更是致命的打击。从此，董鄂妃一病不起，在痛苦中挣扎了三年，终于在顺治十七年病逝于承乾宫，年仅二十二岁。
董小宛与董鄂妃是不一样的美女，却是一样的命运——一抔黄土掩风流。
董小宛死后，冒襄又多活了四十二年，晚年结匿峰庐，以图书自娱。随着岁月的流逝，冒襄已是垂垂暮年，生活穷困潦倒，只能靠卖字度日。他自述道：“献岁八十，十年来火焚刃接，惨极古今！墓田丙舍，豪豪尽踞，以致四世一家，不能团聚。两子罄竭，亦不能供犬马之养；乃鬻宅移居，陋巷独处，仍手不释卷，笑傲自娱。每夜灯下写蝇头小楷数千，朝易米酒。”表达了他不事二姓的遗民心态，这一点是冒襄一生中最为闪光的地方。
冒襄还具有营造园林的高度才华，据《游冒氏水绘园记》中所述，冒襄的父亲历任吴楚，“辟疆不时省亲，所过名山大川，往往按图考记，留连不忍释去，其故衡湘诸胜，雄览博采，咸得备于简编”。而于浙江兰亭，烟雨楼，西湖诸胜，他也加以研集。明亡或他“结庐乡国”，追忆向之所历者，乃构石为山，因川为池，家中有朴巢、水绘园、深翠山房诸胜，擅池沼亭馆之景，交会四方文士，读书酬唱。
冒襄文章写得好。他的古文，笔调秀逸，陈名夏称他：“笔锋墨秀，玄旨微情。俱在有意无意、可想不可到之境”。他的游记文接脉于柳宗元。“清音奔赴，灵想超忽”，“一笔一洞壑，一转一绝境”，但政治上没有任何建树。不光冒襄，四公子和复社中的许多人都是如此：他们或结伴同游，或诗酒唱和，或抨击阉党，或议论朝政，但就是不能改革政治，挽救国家危亡。
冒襄曾于1627～1642年间，六次去南京乡试，六次落第，仅两次中副榜，连举人也未捞到。他深感怀才不遇，从此明朝的官不当——史可法曾推荐他当监军，后又特用司李，他都没有接受——清朝的官也不当。冒襄还是四公子中唯一一个在秦淮河有房产的人。复社聚会多在淮清桥桃叶渡冒襄的寓所举行，大概是“名士风流”的天性如此。
侯方域是复社四公子中才华最突出的，他的散文当时推为第一，但却也是唯一不能全节而终的。这自然是因为其他三公子的表现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比较才有鉴别。冒襄一生平平无奇，除了能文，能广为人知，确实是因为他大名鼎鼎的小妾董小宛。另外一位公子方以智，则是四公子中立场最坚定的一个，也是四人当中唯一参加过反清复明活动的人。
方以智为复社领袖之一，毕生以气节、学问自许。他从小由母亲和姑姑一起抚养长大。姑姑方维仪是明大理少卿方大镇之女，姚孙棨之妻，少年寡居。方维仪颇有才气，是当时有名的女诗人。
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龙眠愚者、泽园主人、浮山愚者、宓山子、鹿起山人，桐城（在今安徽）人。少时参加复社活动，成为著名的四公子之一。
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任湖广巡抚时被杨嗣昌弹劾下狱，方以智怀血疏讼冤，方孔炤这才得释。一时传为佳话。
崇祯十三年（1640年）春，方以智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有人向崇祯皇帝推荐方以智，崇祯召对德政殿，方以智“语中机要，上抚几称善”。此后，方以智出入禁宫，有机会结交了汤若望，受“西学”的影响而对人体生理以及自然兴趣极大，但对仕途却不大感兴趣。
1644年国变时，方以智在东华门被农民军俘获，农民军对他严刑拷打，“两髁骨见”（《明史稿·方以智传》），但他始终不肯投降。不久，李自成兵败山海关，方以智侥幸乘乱南逃，大难不死后，从此对人生的感悟又深了一层。当方以智在北京誓死不降农民军之事传入江南时，友人皆把他比拟为文天祥。
南明弘光政权立，方以智本想谋个一官半职，但党争很快再起，复社人士受到阮大铖迫害。方以智更因为1644年北京城破时跟农民军“打过交道”，百口莫辩，不得已流离岭表，改名吴石公，堂堂复社名士，以在市集中卖药为生。
不久，南明隆武帝以原官庶吉士相召，方以智不应，取名“三萍”，浪迹于珠江山水间。
顺治三年（1646年），桂王朱由榔称帝于肇庆，由于父执瞿式耗的引荐，方以智拜礼部侍郎、东闽大学士入阁。方以智很快便发觉桂王政权朝不保夕，名不符实，内则门户纷争，奸人当道，外则与广州绍武政权同室操戈，兵戎相见。桂王更是胆小如鼠，稍稍闻风鹤即奔走靡常，这一切使方以智心灰意冷，挂冠离去。
方以智后来一直漂泊岭南，在平乐为清军捕获。清军在方以智的左边放了一件清军的官服，右边放了一把明晃晃的刀，让方以智选择。方以智毫不犹豫，立即奔到右边，表示宁死不降。满清将领相当欣赏他的气节，于是将他释放，听其为僧。方以智更名为弘智，字无可，别号药地。康熙十年（1671年）赴吉安拜文信国墓，在半道卒。
方以智其学博涉多通，自负要把古今中外的知识熔于一炉，发明千古不决的道理，是明清之际的一位有进步社会思想和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家。所著《东西均》中提出“一而二，二而一”的命题，概括事物的矛盾和矛盾运动，认为事物都是“相捄相胜而相成”，体现出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观点。方以智对中国传统自然科学和由利玛窦、徐光启传入的西方科学作了记述、考辨，把整个科学技术按其对象，区分为“质测”（自然科学）、“宰理”（社会科学）和“道几”（哲学）三大类。他还立志邀集专家编译综合百科全书，但这个宏愿未得实现。
另一公子陈贞慧字定生，宜兴（今属江苏省）人。明末诸生，又中乡试副榜第二人。父亲陈于廷是东林党人，官左都御史。贞慧也是复社成员，文章风采，著名于时。他曾与吴应箕共议声讨阮大铖，后来受到阮大铖迫害，曾一度入狱，被送到镇抚司百般折磨，后来虽然得脱，却已经是九死一生。入清后，陈贞慧一直隐居在家乡，埋身土室，十余年不入城市。
夏完淳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又号灵首（或灵胥），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
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是一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秦淮河对于金陵就是这样的河，是金陵城和金陵人的源头。
秦淮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全长约一百一十公里，是南京地区的主要河道古名——淮水，本名“龙藏浦”。相传秦始皇东巡时，望金陵上空紫气升腾，以为王气，于是凿方山，断长垅为渎，入于江，后人误认为此水是秦时所开，所以称为“秦淮”。
“河桥灯火旧秦淮”（吴伟业《秣陵口号》），因为有了秦淮河，比之于汉唐之都长安、元明清之都北京，金陵是独特的。它没有长安的恢宏，没有北京的沉重，却别有一段脂粉，半边愁容，让文人骚客怅恨无穷。
秦淮河在通济门分两支，一只绕道南城墙外向西流，称为外秦淮河；另一只通过东水关进了南京城，这才有了“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的繁庶秦淮。
秦淮河自通济门人城，西行数里之后又折转向南的聚宝川方向，在转弯处有一个渡口便是桃叶渡。
如果说秦淮河是温柔富贵之乡的金陵的代表，那么这桃叶渡则是胭脂花粉的秦淮河的象征了。有诗写道：“桃叶渡头水悠悠，岸下游船岸上楼；归客行人争渡急，歌船画肪满中流。”生动地描述了桃叶渡迎来送往的情形。
桃叶渡是秦淮河上最撩人的奢华，它的名字来历与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的一段艳遇有关。相传王献之常在此与爱妾桃叶相会，后人便把这个渡口称作桃叶渡了。有人为此大发感慨：“献之当年宠桃叶，桃叶渡江自迎接。云客难比美人衣，花艳争如美人颊。王今风流旧有声，千年古渡袭佳名。渡头春水年年绿，桃叶桃花伤客情。”还有一首咏桃叶渡的小诗：“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这里酒楼妓馆一座接一座，笙歌盈耳，灯烛闪烁，引得行人流连忘返，游子销魂难捺。水面上游船如织，彩灯闪亮，都雇了绝色女子、上等琴师，听曲子的游客个个听得如醉如痴，不知今夕何年。商贩们高声叫卖着水酒和熟菜以及各式点心，船上河岸穿梭叫卖不停。狎客们则在酒楼画舫中拍手欢笑，猜拳斗酒，尽情地喧闹。人说桃叶渡有“六多”：岸上茶馆多，酒楼多，馄饨担子多，岸旁争渡的行人多，美女多，河里兜揽生意的画肪多。其实，又何止这“六多”？
“嫖妓不忘忧国，忧国不忘宿娼”。这是晚明人形容当时的社会风气。
明代的皇帝对士大夫文人的侮辱和虐杀是出名的，“廷杖”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历代明朝皇帝如此态度，文人们也自然产生了各种极端反应，因此明代文人的个性普遍显得比唐宋时更成熟，他们在追求个性的解放比前人彻底。明代后期还出现了终生为争取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斗争的李贽，对一直处于统治垄断地位的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进行了大肆抨击。一些文人在有意识地蔑视礼法、张扬个性的过程中，纵酒狎妓成为他们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找出了自己的知音。傅山也说：“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
后来有人认为明超的灭亡与文人们无心政事而醉心于吟风弄月的习性有关。顾炎武写道：近二三十年，吾地文人热衷务虚求空之娱乐，盖无例外者。可见当时文人们无不以风月为雅事。
有了文人们风月娱乐的需求，自然也就有了蓬勃的市场。明代妓女之盛，首推南北二都（北京、南京）。《新都梅史》描述北京的妓女说：“燕赵佳人，类美如玉，盖自古艳之。矧帝朝建县，于今为盛，而南人风致，又复袭染熏陶，其艳惊天下无宜。万历丁酉（二十五）到庚子（二十八）年间，其妖冶已极。”
至于南京，则有更多的记载，如钱谦益《金陵社夕诗序》云：“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据为乐土。”这还是指万历前后数十年间事，到了崇祯年间，风月更盛。
余怀《板桥杂记》记录说：“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淡烟、轻松、重泽、来宾，称一时之盛事。”又云：“金陵都会之地，南曲靡丽之乡。纨茵浪子，潇洒词人，往来游戏，马如游龙，车相投也。其间风月楼台，尊罍丝管，以及栾童狎客，杂妓名优，献媚争妍，络绎奔赴。垂杨影外，片玉壶中，秋笛频吹，春莺乍啭。虽宋广平铁石为肠，不能不为梅花作赋也。”
余怀在南京生活多年，曾经努力追求“秦淮八艳”中的顾眉。《板桥杂记》记录有许多秦淮名妓的事迹。上面余怀所描述的是嘉宗天启至崇祯十七年间南都坊曲之概况。当时举世艳称的名妓如朱无瑕、郑元美、马湘兰、赵令燕、顾眉、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等人，都是白门翘楚。
既然汇集在秦淮烟水都是些落魄的名士，他们与失路的妓女们在一起，也搞出了许多新名堂，开设花榜成为一时之盛事，和现代评选什么“都市小姐”相类似。
天启元年，潘之恒作《金陵妓品》，将三十二名妓女分为四类品评：一曰品，典型胜；二曰韵，丰仪胜；三曰才，调度胜；四曰色，颖秀胜。这实际上是概括了妓女的四种风格。崇祯年间，桐城孙武公也曾于南京“大集诸姬于方密之（即复社四公子之以的方以智）侨居水闾，四方贤豪，车骑盈闾巷，梨园子弟，三班骈演。水阁外环，列舟航如堵墙。品藻花案，设立层台以坐状元。二十余人中，考微波（王月字）第一。登台奏乐，进金厄卮。南曲诸姬，皆色沮，渐逸去。天明，始罢酒。次日各赋诗纪其事。”
花榜之复炽，不仅说明当时妓风之盛，而且是一些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的表现。一些主持花榜和参与品题的文人雅士，或是鄙视功名而无意科举者，或是科场与仕途的失意者，他们带着游戏人生、寄情于红粉知己的态度出入青楼酒馆，消愁解忧。他们以诗文赞颂、以名花名卉来比喻这些被社会上认为是最低贱的女人，而且以科场官场最荣显的头衔如文状元、武状元等献给她们，这也是对社会的一种揶揄和讽刺。
于是由文人和歌女共同镂刻成的秦淮文化，写就了中国娼妓文化最浓墨重彩、最有文化含量的篇章，这使得秦淮烟水罩上了一层旖旎色彩，浓艳得有如锦缎上落满了桃红化不开。
明末文人狎妓成风，复社的公子们自然也不能免俗。复社成立于崇祯初年，其领袖人物是张溥、张采，结社目的虽然主要是“以文会友”，“兴复古学”，但在政治上继承了东林党的遗风，反对阉党，主张改革，被称为“小东林”。
1644年前后，南京会聚着大量因逃避战乱到来的复社名士，包括著名的复社四公子，即侯方域，方以智、冒襄和陈贞慧。名士们尽情地领略着秦淮河畔的烟花风情，那里灯红酒绿，歌舞不休，与北方地区兵荒马乱的情形判若两个世界。时间似乎在秦淮河停滞了，那美好的一瞬令人难忘。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儿女英雄各千秋”的美好时光，很快就因为1644年三月北京的陷落而结束了。
皇帝死社稷，武将死城守。手无寸铁的文人们在当时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意思是国破之际，士大夫只要不赴难死，那么，就会被认为是汉奸。甚至按照后来乾隆皇帝的严格标准，就连那些不肯仕清而出家当了和尚的人与“身事二朝”的“贰臣”也并无区别，只有自杀才算是忠臣。这种死法，与其说是以身殉国，不如说是以身殉名更确切些。从征服者满清来说，自然最欣赏这种表率人物，任何统治者都会喜欢真正的忠臣，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清朝将洪承畴这干为满清立下汗马功劳的降臣反而放进《贰臣传》的根本原因。
但李自成攻破北京之时，大学士以下只有三十多人自杀。消息传到南京，马上有愤愤不平的大臣上书建议：真是白养活了这些士大夫三百多年，干脆废除科举算了！
当1644年北京陷落、1645年南京陷落相继到来之际，大动荡、大转折时期，各色人物的表现纷呈繁杂，风流倜傥的复社公子们不可能继续沉醉于歌楼酒馆了，他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重问题，无一例外地要接受严峻的政治和道德主义的考验；而那些“不是爱红尘，似被前缘误”的妓女们也不可避免地要被卷入历史的洪流。于是秦淮河边有了侠骨柔情，有了大义凛然，有了苟利家国，有了生死与之，有了令人敬仰。当然，还有了更多的不幸，有了更多的悲哀，不由得令人扼腕叹息，哀之伤之了。
明天启五年，吴江盛泽镇鸨母徐佛买了八岁的女子云绢。云绢天生丽质且极乖巧，徐佛料她日后必成名妓，便精心教她读诗填词，习琴棋书画，改名朝云。
朝云十三岁时已经不同凡响。当朝宰相周道登的老夫人一眼看中，重金买回给儿子做侍婢。周道登一见而怜爱，依李义山“对影闻声已可怜”诗句改名为“影怜”，并亲自教她作诗习书法，使她大有长进。后收为侍妾，宠爱难言，因而遭到众妾嫉妒。崇祯五年，周道登去世，影怜十五岁，被赶出周家大门。
孤身一女，开始飘流四方。影怜久经世故，极有主见，因仰慕复社领袖之一陈子龙的大名，便一身女扮男装的儒生打扮，千辛万苦找到松江陈子龙家，递上名片，自称“女弟”。这位在称呼上不称“妾”而称“弟”的女子，明显有追求男女平等的志向和决心，她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柳如是。柳如是被赶出周家后，流落松江，主动登门拜访陈子龙，有意结交，从而展开了两人之间一段扑溯迷离的难解情缘。
王国维有题柳如是《湖上草》为下绝句，其第三诗云：幅中道月医白权奇，兄弟相呼竟不疑。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士几须眉。
过去女人写信作文，不是自称为“侬”，就是自称为“妾”，这里换上了一个“弟”字，在三百年前，可实在非同小可，难怪士大夫们要目瞪口呆，为之哗然了。
在古今妓女中间，这样毫不气馁地与士大夫平起平坐、蔑视一切的，柳如是是仅有的一例。
陈子龙（1608～1647），字人中，更字卧子，号轶符、大樽，晚号於陵孟公。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陈子龙“生有异才”，“年弱冠，而才高天下。”列名复社，并参与创立畿社，为“畿社六子”之一。因与同郡李雯、宋徵舆时相唱和，又有“云间三子”之誉。他擅长诗文，当时与钱谦益和吴伟业齐名。因忧愤国事，指斥时政，风流放达，才情操守为士林所重。
一些后人认为陈子龙之所以能够大名鼎鼎，是托了他和柳如是之间一段情缘的福。但柳如是贸然造访陈子龙时，柳如是还并非名妓，而陈子龙当时已经是复社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掌握、操纵着舆论阵地发表政论，组织文社，左右着清流的政治主张，对当时的朝局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许多人推测柳如是看重的绝非只是陈子龙的才华，她更关心的，还有陈子龙在当时士大夫中所拥有的社会地位。这是有道理的。但无论如何，从柳如是留下的大量诗篇可以看出，她对陈子龙的感情是真挚的，甚至一生难以忘怀。
明末名妓选婿的故事，人们是并不陌生的，像“杨云友三嫁董其昌”，至今川戏里还保留着这样的节目。她们大抵最倾向于选择的对象，大致说来，不外乎官僚和名士。柳如是曾经和徽州巨商汪然明交往过一段时间，写过大量情辞并妙的情书，但她终于不曾“委身下嫁”，乃是因为当时商人并不具有读书人一样的社会地位，士农工商，差了好几个等级。
陈子龙曾经在宰相周道登家中见过影怜，对她出众的才貌留有深刻印象，见她突然前来投奔自己，有些以外，但也十分高兴。才子佳人，情才投机，因而对酒当歌，联诗咏志，一时美不可言。
但陈子龙对影怜爱其色更爱其才，在交往中，仅止于互相赠答诗词以表达友好的感情，从未有肌肤之亲的欲求与举动。陈子龙这种行为，让影怜忌俗愤世，认为男人都不是好东西的观念，因而改变不少，当然爱慕之心更是日积月累的聚增。
投奔陈子龙后，影怜离群幽居在松江城南门的南楼，改名为柳隐，又因读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后又称“河东君”、“蘼芜君”。
陈子龙比柳如是年长十岁，当时已经有妻有妾、还有两个女儿。陈妻张孺人精明过人，以为陈子龙一心在柳如是身上，怒火中烧，时刻为难柳如是，家中因此不和。
在当时，男人们三妻四妾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事，但读书人另辟别室狎妓，人们就认为不太光彩了。陈子龙的祖母对此事大为恼怒，就曾指使儿媳妇们，领着一帮女眷冲到南楼，叫嚷着要撵走那个野娼妇。此事搞得陈子龙既伤了心，又伤了面子，处境极为尴尬。
崇祯六年，柳如是劝陈子龙进京会考，柳如是在临别前写了《送别》诗两首给他。
其一：“念子久无际，兼时离思侵；不自识愁量，何期得澹心。要语临歧发，行波托体沈；从今互为意，结想自然深。”
其二：“大道固锦丽，郁为共一身；喜时宜不尽，别绪岂成真。众草欣有在，高木何须困。纷纷多远思，游侠几时论。”
陈子龙一见这倾吐真情，寄托期待的诗篇，不禁喜出望外，立即解下腰悬的玉佩作为临别赠物，并即写下《道别》诗一首，许下了“永为皓首期”的诺言，怀着满心的喜悦，踏上了去北京争取功名的行程。
陈子龙走后，张孺人放肆整治柳如是。柳如是大度宽容，也不去计较，只是苦苦忍耐而待陈子龙归来。不想陈子龙因是复社巨子，正逢朝中党争，虽文章盖世，朝中并不肯容陈子龙，故名落孙山。
崇桢八年初，陈子龙又添了一个儿子，使他心中设想娶妾传宗的理由，被孩子落地的哭声给打破了。柳如是又备尝过作妾的滋味，这一对正如胶似漆的恋人，各自心中都罩上了一层阴影。
清醒的柳如是曾在一首词中写道：“留他无计，去便随他去。算来还有许多时。人近也，愁回处。”正是相聚时难别亦难，表现出她既无计挽回爱情断裂的危局，又不忍与情人割舍的复杂心情。但张孺人日日进逼，不久就借故把她赶出陈家。
同年夏天，这对恋人正式分手。
柳如是流落松江后，虽得众名士称赏，与李待问、宋征舆也有过短暂情缘，但并没有找到最终的归宿，这与当时松江民风相对保守有一定关系。故而陈子龙在外虽诗酒风流，但却也不敢因此破坏整肃的家庭气氛。
据王澐《三世苦节传》记，张孺人“生而端敏，孝敬夙成”，被“三党奉为女师”。家里有了这样严肃精明的妻子，陈子龙自然不能毫无顾忌。虽然张孺人并不反对陈子龙纳妾，甚至主动为丈夫择妾，但她是以“良家子”为选择标准。柳这样的娼家女，她自然不能接受。更何况，张孺人还有陈子龙的祖母撑腰。陈子龙由祖母抚养长大，对祖母十分敬重。他虽然个性豪放磊落，与柳如是也情真意切，但为一个娼家女，破坏家庭的安宁，背上违拗祖母的不孝名声，甚至受到舆论的谴责，那也是他所不愿的。
明末，个性解放的高潮已过，思想界沐浴着实学之风，再加上松江原本保守的社会风气，陈子龙在处理情感问题时不具备有“东林浪子”之称的钱谦益那样惊世骇俗的勇气，摆脱礼法，给柳如是嫡配的地位和充分的尊重。崇祯六年，陈子龙和柳如是已经交往密切，但同时又纳蔡氏为妾。并且这年冬天他北上赴礼闱经过扬州的时候，还想挑选自己更中意的女子，可见陈子龙的风流多情。所以他虽然欣赏和爱恋柳如是，但决不会有钱谦益以一六十岁皤发老翁，得到青春貌美、多才多情之柳如是时那种如获至宝、惊喜非常的心情。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陈子龙早年性格豪放，心怀大志。而柳如是本身的个性追求独立自主，她喜欢女扮男装，与众名士应酬交往，在当时被冠以“放诞”之名，这也是拘于礼法、以传统道德要求女性的陈子龙所不能接受的。个性以及观念的分歧，是两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不过柳如是和陈子龙虽然分道扬镳，两颗心却互相牵系着，彼此都写了不少诗词，以寄寓跟对方的深切怀念。
崇祯八年夏初柳离开之时，陈子龙相思成病，作《江城子·病起春尽》一词：
词写得绮丽婉转，凄迷婉丽。“一夜凄风到绮疏，孤灯滟滟帐还虚”，“琥珀佩寒秋楚楚，芙蓉枕泪玉田田”，更写出一种伤感的艳情。在陈子龙后来的诗歌词作中，仍然可以感受到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与柳如是分手之后，陈子龙还曾经为她的诗稿《戊寅草》作序，与钱谦益也仍有交往，颇有谦谦君子之风。
柳如是有《梦江南·怀人》词二十阕，联章叠唱，如同一首叙事长诗，深切地怀念了他们缱绻温馨的爱情生活和分离的伤感。
两人分手后，陈子龙回到家中，伏案苦读，打算透过科场施展自己远大抱负；柳如是无路可走，只好返回盛泽镇徐佛妈妈的妓院。
盛泽镇为江浙交接处，是明末党社文人会聚之所，青楼如云，名妓无数。柳如是此是正是二十年华，诸事俱晓，才气过人，一回妓院，便轰动一方，遂成为秦淮名妓，文学和艺术才华列为“秦淮八艳”之首，成为众多才子高士一睹而快的翘楚。三年后，徐佛妈妈嫁人去了，柳如是独立门户，富贵甲一方，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常与江南名士聚酒文会，诗词酬酢。到后来她与东林党领袖钱谦益成了忘年情侣，已经是崇祯十三年的事了。关于柳如是，在谈到钱谦益的时候还会讲到她。
崇祯十年，陈子龙中丁丑科进士，选授惠州司李。但不久因母亲去世，他回乡丁忧。守孝期满后，授绍兴府推官。1644年国变前，陈子龙参与平定许都起义，立了功，正在巡视绍兴。这时候，他已经看到了崇祯朝廷覆灭的前兆，努力说服了江南巡抚郑瑄，让他郑瑄上书北京，接皇太子南下陪都南京。陈子龙提出组建一支万人水师，北上天津迎接太子，然后护送太子由水路南下，以避免陆路旅行的艰难和危险。
随即，陈子龙打算重返浙江，继续组织义军。1644年三月，他尚未启程，北京与南京的联系便中断了。这时候，他不知道崇祯已经于煤山上吊自杀，北京落入了李自成之手，于是先回到家乡松江去看望生病的祖母。
国变后，南明弘光政权以原官任命陈子龙，陈子龙在言路五十日，上章奏三十余。
陈子龙向弘光皇帝提出很多建议，如：“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他主张南明应该立即举兵北上，扭转历史潮流。弘光帝若能像后汉光武帝或唐肃宗那样，放弃宫中的享乐，亲自率师北征，必将无往而不胜。陈子龙认为，历史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公众的激情。在这决定性的紧要关头，百姓的情绪正处在混乱之中：可能转向这边，也可能转向那边。陈子龙主张必须抓住这一时机。山东、河北“义旗云集，咸拭目以望王师。”机不可失，“臣恐天下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归敌，则豪杰皆有自王之心矣。”
陈子龙自然也看到马士英把持朝政的祸害，他以历史的教训告诫弘光帝说：“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弘光帝为“诸”所隔，因而听不到“众贤”的意见。
但宏光皇帝昏庸无道，朝中马士英当政，士大夫们忙着争权夺利，搞得乌烟瘴气，就连督师史可法都仅仅只想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陈子龙这些极有远见的建议不仅仅没有得到采纳。
不久，南明朝廷党争再起，马士英为了阮大铖的任命与东林党和复社名士们大打口水仗。陈子龙的父亲曾经和马士英于1619年同时通过会试，颇有交情。陈子龙为了平息党争，亲自登门劝马士英撤回任命阮大铖提议。他认为，阮大铖入朝，会使党争重演。时势不可为，陈子龙的预言很快实现，他本人也很快被马士英、阮大铖排挤出朝廷。
陈子龙心灰意冷地离开南京前，叹息说：“及予归而政益异，木瓜盈路，小人成群。海内无智愚，皆知颠覆之期不远矣。”表明他已经明显感到将有覆国灭祀的危险。
归隐松江后的陈子龙是相当郁闷的。他的《山花子》一词写道：
读此词，很容易让人想到李后主，因为流露出强烈的悲叹，但李后主后期少用如此艳丽的词句。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陈子龙在词中表达的只是那一种绝望。什么都完了，彩衣没了，而玉楼也被虫子蛀空了，唯有无情的燕子得意洋洋，庆幸春天的到来。陈子龙自己恐怕也知道，尽管还有南明弘光政权，但以南明的腐朽，灭亡是早晚的事了。当时陈子龙的心中，恐怕也在滴血吧。
1645年夏天，南京陷落，弘光政权灭亡。满清一面派员招降江南未下各地，一面严令推行剃头改制。在这种民族危难关头，江南的士大夫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重考验。
江山骤然易主，士大夫们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部分文武官员于无可奈何之中遵奉清朝功令剃发归顺，其中有的是企图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有的是另有图谋，“发短心长”。另一部分人则拒不剃发，更多的人则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为复兴明朝而献身。
历史的进程是极为复杂的，士大夫们在矛盾的心理状态下作出的选择并不能真正反映当时的政治倾向。许多降清明朝文官官员后来在不同场合中都各自展开反清复明的活动。
弘光政权覆灭后不久，陈子龙在故乡松江和好友夏允彝一起举事，“设太祖像誓众，称监军给事中”，并联络拥有一支水军队伍的江南副总兵、威虏伯吴志葵（夏允彝曾经做过吴志葵的老师）。但因为吴志葵不肯听从陈子龙的建议，结局就像陈子龙所预料的那样，吴志葵因为船队太长而首尾不能相顾，义军很快失败。吴志葵战死。夏允彝赋绝命词，投河自尽，以身殉国；而陈子龙以为家中尚有祖母，未可立死，在混乱中逃脱。
第一次松江起义失败后，陈子龙披发入缁，躲藏在嘉善陶庄之水月庵，法名信衷，字瓢粟，又号颍川明逸。
这时候他写下了一首《秋日杂感》，把忧国伤时、英雄失路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荒荒葵井多新鬼，寂寂瓜田识故侯。见说五湖供饮马，沧浪何处着渔舟？”吴伟业因此说他，“高华雄浑，睥睨一世”。
不久后，隆武授陈子龙兵部左待郎、左都御史，鲁监国授陈子龙兵部尚书、节制七省漕务。
陈子龙祖母去世后，他冒险返回华亭广富林家居。这个时侯，他遇上了旧识李雯。
我们在前面提过，李雯也是复社成员，后来充当了满清摄政王多尔衮的幕僚，起草了许多针对南明的文书。但李雯心中一直受着道德的折磨，他这次是特意告假回华亭老家。李雯和陈子龙还是同乡，加上另外的宋徵舆，有“云间三子”之称。
陈子龙对李雯的出现非常意外，但他仍然热情地招待了李雯。尽管两人谈论的都是旧日话题，跟当今时局无关，但李雯还是强烈地感到了陈子龙对他无言的指责。他不禁泪流满脸，大声说自己好比就是投降了匈奴的李陵。后来陈子龙的一个学生将这次见面描述成苏武和李陵有名的相会的重演。
这次会面结束后不久，李雯在极为压抑的情况下害了重病，从此卧床不起。尽管江南抵抗运动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它的最初殉道者的遭际已经展示了它的悲剧的一面。
陈子龙这时候已经是松江地区抵抗力量的最为著名的人物。他应友人戴之俊之请，秘密策动已经投降满清的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正。一切都非常顺利，吴胜兆同意反清复明，鲁王政权也预备派张名振率一支舰队北伐，以策应吴胜兆领导的松江起义。
起义前两天，洪承畴接到松江同知杨之易的密信。杨之易是著名东林义士杨涟的儿子，他在关键的时候向洪承畴告了密。洪承畴立即下令处死在南京被扣作人质的吴胜兆的家人，随即做好了应变准备。
这时，吴胜兆也得知了消息，处死了杨之易及松江的知府与其他文官。
但兵变不幸又失败了，吴胜兆和戴之俊等首事者都被杀害。戴之俊的老师杨廷枢也被怀疑而遭逮捕。当时杨廷枢尚未剃发，说：“明无大臣剃发，此当死无疑。”他用血在狱墙上写道：“予自幼读书，慕文信国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文信国即文天祥。杨廷枢在吴江的泗州寺前被处斩。当刽子手的斧钺高高举起之时，他大声叫道：“生为大明人……”据旁观者说，挥起来的斧钺已将他的头颅砍掉时，人们听到了最后一句话：“死为大明鬼。”刽子手们也为之动容（温睿临《南疆绎史》）。
松江兵变之后，安抚地方的责任移交给陈锦。陈锦是辽东袁崇焕旧部，1633年投降皇太极后，一直对满清忠心耿耿，此次受命治理苏州，“谋乘此尽除三吴知名之士”。
陈子龙随即以首谋被全力追捕，环绕着他的罗网便收紧了。起初他躲到了夏允彝兄弟夏之旭处。于是夏家受到追查。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被捕，押送南京。到了南京，洪承畴被亲自劝降。夏完淳大骂洪承畴变节降清，遂被处死。夏之旭意识到自己也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就在当地孔庙里上吊自尽。被牵连之人达千人之多，“兜捕之后，凡能咀嚼者一人不留”。
夏之旭自杀后，陈子龙东躲西藏，易姓李，号车公，辗转逃亡，终于于昆山被捕。清兵立即把他带到陈锦面前，陈子龙此时还留着长发。史书上记录的他在人世间最后的话是：
陈锦：“何不剃发？”
陈子龙：“吾惟留此发，以见先帝于地下也。”
1647年五月十三日，陈子龙被押往南京。在松江跨塘桥时，陈子龙挣断镣铐，纵身投河。虽然有会水的清兵下水打捞，但陈子龙已经自溺身死。清兵割下了陈子龙的首级，然后将他抛尸河中。几天后，陈子龙的几个学生捞回了他的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
陈子龙不仅是一个文采风流的才子，更是一个以身许国的志士。他论“危时拙计”那首诗中的最后一节，可以作为他的一篇合适的墓志铭：
明末清初，许多明朝遗民不愿为新朝效力，有积极地反抗的，如陈子龙、张煌言；也有消极地避世的，如张岱、屈大均。屈大均的诗比词好，张岱的文比诗好，张煌言则更关注政治，他诗词的成就不能算很高，只有陈子龙，诗词都有相当的地位。
1776年，乾隆下诏为陈子龙平反，还追谥为“忠裕”。陈子龙墓在现松江县余山镇广富林村，1988年重新修竣。墓地为花岗石平台，墓碑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之原物。墓前有石柱方亭，名“沅江亭”，有陈子龙画像碑，刻有传略。墓门额为李一氓书。
“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桃花扇》《入道》出下场诗）
写《桃花扇》的孔尚任出生于1648年，已经是国变之后了，所以他未亲身感受到亡国之痛，但他耗尽毕生精力的《桃花扇》却写出了兴亡之恨。
孔尚任是山东曲阜人，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子。他年轻的时候在石门山中读书，博学多才，精通音律。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皇帝“南巡北归”时，到曲阜祭孔，当时三十六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负责讲解《论语》等书和文庙车服礼器，得到康熙赏识，被封为国子监博士。后来他奉命前往淮扬一带治水，其间他得以结识了与侯方域同时代的人冒襄等“遗民”，使他对明末清初的遗文逸史感慨颇多，就以之为主题，完成了《桃花扇》。
《桃花扇》一共有四十出，是中国有史以来结构最好的历史剧，也是清代成就最高的一部戏剧。全剧以明朝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故事为经，以明朝亡国的大小事件为纬，举凡政治腐败、军事黑暗、党派争斗、贵族糜烂，种种情节，都波澜纸上，要人从“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告诉人一个政权，一旦“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不私，焉得不亡？”
《桃花扇》三次易稿，写作时间达十年以上，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问世。《桃花扇》一出，轰动京城，人人争相抄阅，一时洛阳纸贵。孔尚任在这部《桃花扇》里，用了许多春秋笔法，“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因此，次年孔尚任被康熙罢了官。
《桃花扇》之所以能抓住南明倾覆悲剧中的最浪漫最销魂的题材，自然是与侯方域与李香君本身动人的爱情故事分不开的。桃花扇原是秦淮河名妓李香君身边时时带着一把绢扇，因为洁白的素绢扇面上绘着一幅色彩浓艳的桃花图，故称之为“桃花扇”。这扇面上的桃花，并非染料所画，而是以李香君的鲜血写成，上面凝结着她与情郎侯方域缠绵哀艳的爱情故事，也是她此生全部的希冀所在。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人。他出生在世宦之家，祖父及父辈都是东林党人，祖父侯执蒲是明朝的太常卿；其父侯恂，做过明朝户部尚书；叔父侯恪，任国子祭酒。侯朝宗少年天赋异禀，自幼随家乡名士倪元路学习诗书，敏慧多才，长进极快。他读书的速度与悟性都胜于同辈，行文奇特，落笔气势不凡，结尾则出人意外。
崇祯五年（1632年），十五岁的侯方域中了秀才，被誉为少年名士。他读书甚多，又博闻强记，少时即能辨忠奸，遂有“日后必为国家栋梁”之誉。崇祯六年（1633年），侯恂任户部尚书时，侯方域已被视为文章高手，常有人赞扬他重振韩愈文风。侯方域与当时俊才登高赋诗，激浊扬清，品评人物，并加入了复社，深得复社领袖张溥、陈子龙的赏识，海内名士争与之交。时人将侯方域和湖广巡抚、桐城方孔炤之子方以智，都御史、宜兴陈于廷之子陈贞慧，副使、如皋冒起宗之子冒襄合称为“复社四公子”。
侯方城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乡试中举后，又前往北京参加1640年的会试，当时其父侯恂任湖广总督与弄明军作战失利而被劾入狱。侯方域因其文章锋芒毕露，批评崇祯帝用人不当，主考官为私欲而不取。但侯方域名落孙山后，文名反而更盛。
也就是在这次崇祯十三年的会试中，“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进士及第。而在会试前，方以智还在表面上对侯方域信誓旦旦地说，他无心于功名，但实际上却暗中应试。
史书上记录了侯方域曾经向父亲献破贼之计：方恂之督师援汴也，方域进曰：“大人受诏讨贼，庙堂议论多牵制。今宜破文法，取赐剑诛一甲科守令之不应徵办者，而晋帅许定国师噪，亟斩以徇。如此则威立，军事办，然后渡河收中原土寨团结之众，以合左良玉於襄阳，约陕督孙传庭犄角并进，则汴围不救自解。”恂叱其跋扈，不用，趣遣之归。
侯方域回到家乡后，既负才无所试，不久，因家乡河南受到李自成的威胁，前往南京避难，从此“一放意声伎，流连秦淮间”。
崇祯十五年（1642年），侯方域在南京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等人重逢，喜出望外。
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灯红酒绿、流彩溢香，自然免不了要涉足一番风月场所。于是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复社公子们整日聚在秦淮楼馆，说诗论词，狎妓玩乐。孔尚任还在《桃花扇》中借道士之口讽刺这些名士道：“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吴敬梓也曾经记述自己在秦淮歌楼里放荡的生活情形，“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回。老伶小蛮共卧起，放达不羁如痴憨”。从中也可以想象，四公子当时在秦淮歌楼里颠痴狂笑之姿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侯方域经杨文骢（字龙友）的介绍，结识了秦淮名妓李香君。
在南明覆灭中，李香君是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一个悲剧人物。从李香君身上，可以看到南明悲剧的一个缩影。
李香君是秦淮河畔媚香楼里的红姑娘。媚香楼临水而立，站在楼上凭栏而望，烟水澄碧、画舫织彩的秦淮河尽收眼底。媚香楼的主人是李大娘，她年轻时也是秦淮河边的红妓女，年长后用自己的积蓄建了这座媚香楼，收养了几个干女儿，以诗酒歌舞待客，在南京城里颇有些名气。
李香君自幼跟人习得艺家诸艺，音律诗词、丝竹琵琶无一不精通，她尤擅南曲，歌声甜润，深得四方游士追慕。李香君身材小巧玲珑，肤理玉色，慧俊婉转，颇有韵味，时人誉之“香扇坠”。因她娇小而香艳，名字里又带个香字，所以客人们都戏称她是“香扇坠”。
李香君第一次见到侯方域并一见倾心时，才十六岁。侯方域也倾慕李香君的才貌，作诗一首，送给李香君作为初次相见的礼物，诗云：
一种欣赏倾慕的情怀已在诗中表露出来，一个是风流倜傥的翩翩少年，一个是娇柔多情、蕙质兰心的青楼玉女，接连几次交往之后，便双双坠入了爱河之中，缠绵难分。
按当时的风尚，如果哪位客人中情于一个妓女，只要出资举办一个隆重的仪式，再给妓院一笔重金，这个妓女就可以专门为这一位客人服务了，这套手续称为“梳拢”。梳拢所需资金，因梳拢对象名位高低而不同，象李香君这样一位名妓，梳拢必须邀请大批有头有脸的风流雅士，宴会的级别自然要高，还要付一笔丰厚的礼金给鸨母，才不至于失面子。如今侯方域是逃避战祸来到江南，身无多文，有心想梳拢李香君，却又无能为力。
李香君却劝慰侯方域说：“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李香君的人格气节由此可见一斑。孔尚任的《桃花扇》，把那么多的南明学士文人放在了一个歌妓下面，却照出了他们灵魂的卑琐。堂堂大明，无论是侯方域，还是吴伟业，士子已沉，气节怎不终？
正在侯方域犯难之时，友人杨文骢雪中送炭，给了他大力的资助。有了资本，梳拢仪式很顺利地办了下来。
后来侯方域偶然得知杨文骢出的那笔钱并不是杨文骢自己拿出来的，而是阮大钺通过杨文骢赠送给侯方域的一个人情。阮大钺得知侯方域在南京城正缺钱用，马上打通关节，设法让杨文骢把钱送给了侯方域，为防止被侯方域拒绝，开始还让杨文骢暂瞒实情。阮大钺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拉拢侯方域而缓和与复社名士们的关系。
阮大钺是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土，多年在朝中为官，为人阴险诡诈，后被朝廷削籍免官，退到南京闲居。失位的阮大钺并不甘心就此埋没，他在南京广交江湖人士，暗中谋划，准备伺机东山再起。复社名士陈贞慧、吴应箕等人察觉了阮大钺的不轨之心，曾经作“留都防乱公揭”对他的阴谋进行了揭露，阮大钺既恼怒又害怕，只好闭门谢客，深居简出，只与马士英暗中往来。
侯方域了解真象后十分气愤，他素来痛恨阮大钺的人品和奸行，曾为陈贞慧等人的口诛笔伐拍手称快，如今不知不觉中竟用了阮大钺的钱，怎不让他恶心难忍呢！他决意立即把钱退还阮大钺，以断绝奸人的不良用心。李香君变卖了几件心爱的首饰，又从姐妹们那里借了些钱，总算凑够了数，交给了侯方域。
那些钱又经杨文骢之手退给了阮大钺，阮大钺见状，大感脸面丢尽，咬牙切齿地说：“老夫有意与他们攀交，这些小子们竟如此气傲，看老夫将来有朝一日，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大明江山正处于风雨飘摇，时局果然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殉国。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的拥护下，在南京建立了弘光新皇朝，马士英成了执政大臣后，立即启用阮大钺为兵部侍郎，继而又升为兵部尚书。
大权重握，阮大钺得意之极，马上着手清除异己，陈贞慧、吴应箕等转眼被捕下狱，正要拟罪逮捕侯方域之时，杨文骢及时报信。李香君挥泪送侯方域离开金陵时，侯方域将一柄上等的镂花象牙骨白绢面宫扇送给了李香君，作为订盟之物，并且在上面题了一首诗：
孔尚任的《桃花扇》正是依此而展开的，但孔尚任是借用这把桃花扇是喻前朝的。孔尚任写作《桃花扇》时，几下扬州，在扬州梅花岭南明抗清名将史可法墓前徘徊，寻找《桃花扇》的灵魂。桃花扇底送前朝，儿女浓情何处消，看似浪漫，但在孔尚任的笔下，这把桃花扇底却扇来了前朝多少萧瑟。“萧条异代微臣泪，无故秋风洒玉河”，道出了一个汉人对前朝眷念的楚心。
侯方域离开金陵后，投奔扬州史可法为幕府。李香君则洗尽铅华，闭门谢客，天天凝视着那把订情的绢扇，一心等候侯方域归来。此时，杨文骢由亲戚马士英荐举，做了南明王朝礼部主事。但杨文骢却被马士英所逼，为马家亲戚田仰来向李香君提亲。
田仰时任佥都御史，他督运漕粮由扬州来到南京，为弘光皇朝帮了一个大忙，成了弘光帝器重的红人。马士英与阮大钺举行盛大的酒筵，为田仰接风洗尘。席间，田仰表示久闻秦淮名妓李香君艳名，此行想顺便把她收为侍妾。这一下可让阮大钺逮住了机会，他早就想报复侯方域和李香君了，可惜侯方域闻风远走，害得他无从下手；如今若把李香君送给田仰为妾，一方面讨好了田仰，一方面也撕散了他们那对鸳鸯，聊泄心中积愤，岂不是一箭双雕！
李香君毫无商量余地地一口拒绝，她说：“侯公子虽然飘泊在外，但总有回来的一天，以前我就拒绝了很多人的盛情，今天当然也不可能接受田大人的聘礼。”又公开宣称：“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但马士英仗势欺人，威逼李香君屈从，李香君一头撞在石柱上，鲜血滴在侯公子的香扇上，给爱情抒写了一曲纯洁之歌。杨文骢大为感动，灵感勃发，抓起笔将血点染成一朵傲骨桃花。“溅血点作桃花扇，比作枝头分外鲜”。
娶亲的人见闹出了人命案，吓得不敢再纠缠，一声不吭地抬着花轿溜回去了。伤后的李香君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调治，伤势总算痊愈了，这时田仰已离开南京，娶妾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桃花扇》里面说侯方域最后却背叛了他的初衷，投降了满清，穿着清廷官员的衣服出现在李香君面前。李香君深为失望，江山已换，家国何在？于是李香君当着侯方域的面，撕毁了那把桃花扇，桃花乱落如红雨，抚心茫茫泪如珠，随后出家做了尼姑。在孔尚任的笔下，李香君虽然出身低微，却有可贵的抱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在国家危亡的时候，能全大节，轻生死。她的一生与民族斗争紧密相连，历史记住她的很大原因是她的民族气节和不与权贵同流合污之精神。于是《桃花扇》使经过艺术加工的李香君与秦淮江山永远长存了。
但事实是，1645年，南京沦陷时，李香君在混乱中逃出南京，几经漂泊，流落到栖霞山，随另一秦淮名妓卞玉京在葆真庵为尼。但第二年秋，她与在“扬州十日”中大难不死的侯方域相见，悲喜交加，随后侯方域就领着李香君一起回到了河南老家。李香君更名换姓，住在了侯府翡翠楼。这期间，侯方域应该与李香君过了几年好日子。
其后，满清政府为巩固其政权，举行会试。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大都不予理睬，方以智出家，杨文骢殉国，陈贞慧隐居，冒襄四处流浪，陈子龙自沉，但侯方域却耐不住寂寞，做了平生最大恨事，一心想“龙门三尺浪，平地一春雷”，参加了顺治八年（1651年）的乡试。尽管侯方域的文章见解不凡，但“为忌者所阻斥，置副车（副榜）”。（胡介祉《侯朝宗先生传》）侯方域得知后羞愧无比。他这次参加考试，又引起许多人非议。方以智当年曾以“美才而豪，不耐寂寞”八字来评点侯方域的文章，不想此论后来果然应验。
这是公认的看法。
侯方域的弟弟侯方夏已经于顺治三年（1646）年中进士，如果侯方域真地要仿效弟弟追求功名，汲汲于干进，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顺治八年才应乡试呢？所以，陈寅恪先生考证后认为侯方域于顺治八年应乡试，实是为保护父亲侯恂，逼不得已，跟吴伟业的被逼出仕如出一辙。
就在侯方域决定参加河南省试的时候，他还与本地文人贾开宗等人结成“雪苑六子社”。这决非是一种巧合。1645年后，复社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中国消失了，如果像“雪苑六子社”这样文学党社都能够联合一起，复社再现是非常有希望的。这正是吴伟业出仕前受钱谦益委托调和社事的根本原因。大动荡下的历史进程是非常复杂的，当时形势、处境的微妙之处，远非我们后人所能完全揣测。
顺治九年，侯方域再游江南，一面写了一系列不忘明朝的诗文，一面后悔应清朝乡试，这说明陈寅恪先生的看法是合乎情理的。侯方域应试不是心甘情愿，而是由于情势所逼，内心痛苦，但又不能明言，只能含糊地说“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
就在侯方域在江南的时候，“祸不单行”，独自在家的李香君歌伎身份暴露，不为侯府所容，被赶到了城外的侯氏庄园（今李姬园，在商丘睢阳区西南七公里处）居住。李香君因被侯氏族人歧视，爱人又不在身边，终日郁郁寡欢，日久成病，终于含恨而死。年仅二十七岁。而此时侯方域并不在她身边。
侯方域回家后，闻李香君死，伤心至极，大哭了一场，最后只能勉力承受。侯方域在李香君墓前立了一石碑，上面写着“李香君之墓”五个大字，下有“卿含恨而死，夫惭愧终生”的小字。碑前有一石桌，石桌前有一石礅，上刻“愧石礅”三字。侯方域经常坐在愧石礅上，忧思爱妾，久久不去。
这一年，三十五岁的侯方域忆起自己的坎坷遭遇，感叹平生可悔者多，于是把自己的书斋更名为“壮悔堂”。
两年后，即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侯方域因郁郁寡欢、心情郁闷而病逝，仅三十七岁，盛年而逝。
如单纯以文来看，侯方域擅长散文，文承韩愈、欧阳修之气韵，可以跟吴伟业、陈子龙、张溥相匹敌。他的后期文章主要源于唐宋古文的传统，作品以人物传记类较为出色，有较多司马迁、韩愈的活跃笔法，也讲求辞采之美。从《与任王谷论文书》云：“当其闲漫纤碎处，反宜动色而陈，凿凿娓娓，使读者见其关系，寻绎不倦。”可以看出，他很注意文章的生动感人。他在为文上从“烂漫”转向“矩矱”，这其实不仅仅是由于年龄增长、多历变故而逐渐趋向平稳，更是顺应了时代的变化，意图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获得新的立足点。
侯方域聪捷又有悟性，他不忘明朝，又不能不表面上顺从清朝，这是他的软弱性。所以他不能成为夏允彝、吴应箕、陈子龙那样的烈士。
吴伟业有一首《怀古兼吊侯朝宗》：
两人的悔恨如出一辙。
如今，秦淮河畔“媚香楼”还在，座落在金陵栖霞山上，那座“桃花扇亭”每年都会在桃花一片灿烂里陪春风笑一程。只是，“问秦淮旧日窗寮，当年粉黛，何处吹萧？白鸟飘飘，渌水滔滔。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个人瞧。”
董小宛原名叫董白，字青莲，是苏州“董家绣庄”的大小姐。董家乃是苏绣世家，到董小宛这一代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活计做得极其精细，多少达官贵人欲求一副刺绣而不得。后来董家没落，董白不得已才到南京秦淮河畔的画舫中卖笑，改名小宛。她天资巧慧，自幼学得家传刺绣之法，在秦淮河上有“针神曲圣”之称，说的便是她不但曲子唱得好，擅长抚琴，更是擅长刺绣。
因为容貌秀丽，气质超尘脱俗，董小宛很快就在秦淮河出了名。
“复社四公子”中的冒襄，字辟疆，号巢民，又号朴巢，江苏如皋人，幼有俊才，负时誉，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才子。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年），冒襄来到南京参加科举考试，在闲谈中，他听到方以智、侯方域对董小宛赞不绝口，不禁对这位传说中的冰清玉洁的“冷美人”大感好奇。冒襄已经是屡试屡败，这次也名落孙山。冒襄在沮丧中，慕名到秦淮河去寻访董小宛。不料董小宛已经受人之邀游太湖去了。
之后冒襄又接连去了好几次，都无缘见到董小宛，直到准备离开金陵的前夕，冒襄由方以智引见，终于得以与董小宛相晤。
这是一个深秋的寒夜，董小宛刚刚参加酒宴归来，正微带醉意斜倚在床头。见来了客人，她想挣扎着起身，无奈酒力未散，坐起来都有些摇晃。冒襄自我介绍后，董小宛称赞说：“早闻四公子大名，心中倾佩已久！冒公子果然是异人！异人！”
之后董小宛话语不多，冒襄见她娇弱不堪，怜惜伊人酒后神倦，坐了不到半个时辰就匆匆离去。就是这半个时辰的交谈，却使董小宛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冒襄他在《影梅庵忆语》中记录了与董小宛的初次见面：“面晕浅春，缬眼流视，香姿玉色，神韵天然。懒慢不交一语，余惊爱之。惜其倦，遂别归。此良晤之始也。”但这个事后，冒襄并没有对董小宛动真情。
董小宛其实早已经从李香君处听说了冒襄的才名，和许多秦淮女子一样，她心中企慕不已。此时董小宛才十六岁，是秦淮乐籍即南礼部教坊司的官方歌会，正希望脱籍择婿。而复社名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正二十九岁，当是合式的人选。自从那一次见面后，她便开始了对冒襄的期盼和含而不露的追求。虽然董小宛多次向冒襄表示过倾慕，但均未得到他的首肯。后来众人才知道，风流多情的冒襄早已属意吴门名妓陈圆圆。
董小宛仍然很倔强地保持着身体的洁净，对南京城朱统领的威势不屑一顾，拂袖而去，蛰居苏州。秦淮八艳中，董小宛最像一个女人，她的一生郁结着很多“寸寸柔肠、盈盈粉泪”的痴情。在她身上也有爱国的情怀，却不似柳如是、李香君那般彰显，她更多地保留着一颗多情的女儿心，更多地为自己的爱寻觅，等待，守候。
第二年春天，冒襄顺路苏州访董小宛，却又听说她陪钱谦益、吴伟业游览西湖去了，而且准备游完西湖再转道黄山观赏奇峰苍松，不知何时方能归来。吴伟业有一首诗写董小宛穿白夹衣游黄山：“细毂春郊斗画裙，卷帘都道不如君。白门移得丝丝柳，黄海归来步步云。”极力赞叹董小宛的艳丽风采。
到了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冒辟疆因省亲湖南再到苏州半塘，想会见董小宛，但董小宛这是仍滞留黄山。
董小宛藏在黄山一年，大概名山佳丽风光能为自己增色？正像吴伟业诗中所描述的那样，黄山丹崖绿树、奇石古松际，飘浮淡淡白云间，小宛穿着细柔白缎夹袄，彩色画裙，年轻风采动人，谁人能比得上她？黄山，增加了她在情人心目中的份量？
也就是在这一年，冒襄与陈圆圆“订嫁娶之约”。但不久后，陈圆圆意外被选入皇宫。陈圆圆惊慌下求冒襄出面周旋，冒襄不敢得罪权贵，眼看着陈圆圆被抬进了皇宫。佳人远去，加上科场失意，冒襄怅然若失，怀着悒郁的心情只身雇舟前往虎丘，打算独自去践曾经与陈圆圆许下的虎丘之约。
小舟沿着半塘河缓缓而行，到半塘的时候，冒襄突然想起董小宛就住在此处，于是立即前去寻访。
与上次一样，董小宛也是斜卧床头，只是上次带着淡淡的笑容，这次却是满脸的凄怆，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冒襄大有同病相怜之感，满怀同情地将她宽慰一番，并且说了自己寻访佳人不遇的经过。董小宛露出一丝歉意和欣慰。见她病体虚弱，冒辟疆几次提出早早归去，董小宛却殷勤挽留，两人直谈到深夜才分手。
冒襄不知道董小宛移居苏州半塘后，闭门谢客，专等冒襄。这份痴情的劲儿恐怕是一般俗女子无法企及的，爱之深切一览无余。
第二天一早，冒襄忍不住又雇舟来到董小宛家，两人并没有约定，董小宛却笑盈盈地站在门外相迎。一夜之间病竟好了大半，也似乎料定冒襄今天会来。董小宛将冒襄迎进了屋，奉上茶，小宛幽幽地自言自语道：“此番公子前来，妾身的病竟然不药而愈，看来与公子定有宿缘，万望公子不弃！”冒襄听了不甚欢喜，又怕对方是一时之兴，便探试道：“小生与姑娘交浅言少，姑娘难道不为此话后悔吗？”
董小宛心意坚定地说：“风尘打滚，阅人不少，如蒙公子不弃，妾身算是跟定公子了！”冒襄刚刚痛失陈圆圆，又得美人青睐，兴奋得一把搂住她。
之后，通过柳如是和钱谦益从中周旋担保，冒襄终于以三千两银子的代价将董小宛赎身，历经沧桑变故的董小宛终于如愿以偿。董小宛嫁给冒襄以后就来到江苏如皋（位于长江北岸，离江岸约35公里处，与江阴相对）的水绘园。
冒家十分通情达理，顺利地接受了董小宛这位青楼出身的侍妾。这时冒襄的父亲已从襄阳辞官归家，一家人欢聚一堂，共享天伦之乐。冒襄的原配妻子秦氏体弱多病，董小宛便毫无怨言地承担起理家主事的担子来，恭敬柔顺地侍奉公婆及大妇，悉心照料秦氏所生二男一女。冒家的全部帐目出入全由她经手，她料理的清清楚楚，从不私瞒银两。董小宛还烧得一手好菜，善做各种点心及腊味，使冒家老少大饱口福，在众人的交口称赞中，董小宛得到了无限的满足。
董小宛是秦淮八艳中最温婉灵性的女子，她做了一个女子所能做的一切，她的付出是痛苦的，也是甜蜜的。这是一种华丽的哀伤，是一种夺目悠远的无悔。
但好景不长。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冒襄在如皋得知北京陷落、崇祯上吊的消息。当时人心惶恐，当地士绅担心江北不保，纷纷离开了如皋，但冒襄一家却留下未走，一直到听说当地明军即将哗变时他们才离开。冒襄一家四处逃亡、颠沛流离，大部分财产流失殆尽；好不容易回到劫后的家园，却又缺米少柴，日子变得十分艰难，多亏董小宛精打细算，才勉强维持着全家的生活。
清兵平定全国后，降清的复社成员陈名夏曾从北京写信给他，信中转达了当权人物夸他是“天际朱霞，人中白鹤”，要“特荐”他。但冒襄以痼疾“坚辞”。康熙年间，清廷开“博学鸿儒科”，下诏征“山林隐逸”。冒襄也属应征之列，他坚辞不赴。冒襄一生以明朝遗民自居，淡泊明志，这是他最闪亮的地方。与此同时，他缅怀亡友，收养东林、复社和江南抗清志士的遗孤。如在水绘园内增建碧落庐，以纪念明亡时绝食而死的好友戴建，即其一例。
明亡后冒家生活艰难，冒襄大病了三次，全靠董小宛悉心照顾才保住了性命。这种劳累的生活，最终吞噬了董小宛年轻的生命。在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初二，一代名妓董小宛病死在水绘园影梅庵家中，年仅二十八岁。
冒襄作《影梅庵忆语》二千四百言以哭之，家人和亲友都哀悼不胜。《影梅庵忆语》云：“姬在别室四月，荆人捞之归。入门，吾母太恭人与荆人见而爱异之，加以殊眷。幼姑长姊，尤珍重相亲，谓其德行举止，均异常大，而姬之侍左右，服劳承旨，较婢仆有加无已。烹茗剥果，必手进。开眉解意，爬背喻痒。当大寒暑，必拱立坐隅，强之坐饮食，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拱立如初。越九年，与荆人无一言枘凿。”
这是董小宛从良后与冒襄一家的家庭关系。《影梅庵忆语》又云：“余每课两儿文，不称意，加夏楚，姬必督改之，改削成章，庄书以进，至夜不懈。至于视众御下，慈让不遑，咸感其惠。”这是董小宛教育子弟、管理家务的情况。
《影梅庵忆语》还说到冒襄几次大病，全赖董小宛侍候照顾，例如有一次大病一百五十天，“此百五十日，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摩；或枕其身，或卫其足，或欠身起伏，为之左右翼。……鹿鹿永夜，无形无声，皆存视听。汤药手口交进，下至粪秽，皆接以目鼻，细察色味，以为忧喜。日食粗粝一餐，吁天稽首外，唯跪立我前，温慰曲说，以求我之破颜。余病失常性，时发爆怒，诟谇之至，色不稍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见姬星靥如蜡，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荆妻怜之感之，愿代假一息。姬曰：‘竭我心力以殉夫子，夫子生而余死犹生也。’”
董小宛的这几句话，体现出她对冒襄的深厚感情。冒襄在《影梅庵忆语》通篇中都称她为“姬”，就是妾的意思。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写他和董小宛的同居生活，缠绵悱恻，是颇为著名的笔记文章。然而，在董小宛活着的时候，冒襄对她的感情远远比不上他在《影梅庵忆语》中写得那么动人。一个女子一生的痴爱以及伴随而来的苦难，换来的《影梅庵忆语》真的不过是一册微而又薄的纪念。
许多后世传奇都将顺治皇帝眷恋的董鄂妃说成是董小宛，其实据《清史稿》中的后妃传记载，董鄂妃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董小宛去世的时候，祖籍在辽宁佟佳江流域的董鄂氏才年满十三岁。顺治十年，十五岁的董鄂氏入选秀女，被指配给了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博穆博果尔是皇太极的第十一个儿子，顺治的同父异母的弟弟。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一直在清宫里服务，被顺治尊称为“爷爷”。汤若望在笔记中这样写道：“顺治皇帝对一位满籍军人的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位军人因此事申斥他夫人时，竟被顺治闻知，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位军人于是因愤致死。顺治皇帝就将这位军人的夫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汤若望说的这位满籍军人，就是襄亲王。在清宫皇室家谱《玉牒》中可以看到襄亲王死的时候才十六岁。也就是说，董鄂氏刚刚嫁给襄亲王不久，就被顺治夺去了。
董鄂氏入宫后，住在承乾宫。顺治十三年八月，董鄂氏被册立为贤妃，九月，又被立为皇贵妃。这个位置，已经仅次于皇后了。这一年，顺治十九岁，董鄂妃十八岁。后来董鄂妃生下皇子不久，孝庄皇太后以自己身体欠安为理由，传下口谕令董鄂妃前往南苑伺候她。董鄂妃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前往南苑照顾孝庄。她的健康受到了严重影响。更为不幸的是，董鄂妃新生的孩子只有两虚岁，实际活了不到三百天，连名字都没来得及起，就突然夭亡了。这件事对于董鄂妃来说，更是致命的打击。从此，董鄂妃一病不起，在痛苦中挣扎了三年，终于在顺治十七年病逝于承乾宫，年仅二十二岁。
董小宛与董鄂妃是不一样的美女，却是一样的命运——一抔黄土掩风流。
董小宛死后，冒襄又多活了四十二年，晚年结匿峰庐，以图书自娱。随着岁月的流逝，冒襄已是垂垂暮年，生活穷困潦倒，只能靠卖字度日。他自述道：“献岁八十，十年来火焚刃接，惨极古今！墓田丙舍，豪豪尽踞，以致四世一家，不能团聚。两子罄竭，亦不能供犬马之养；乃鬻宅移居，陋巷独处，仍手不释卷，笑傲自娱。每夜灯下写蝇头小楷数千，朝易米酒。”表达了他不事二姓的遗民心态，这一点是冒襄一生中最为闪光的地方。
冒襄还具有营造园林的高度才华，据《游冒氏水绘园记》中所述，冒襄的父亲历任吴楚，“辟疆不时省亲，所过名山大川，往往按图考记，留连不忍释去，其故衡湘诸胜，雄览博采，咸得备于简编”。而于浙江兰亭，烟雨楼，西湖诸胜，他也加以研集。明亡或他“结庐乡国”，追忆向之所历者，乃构石为山，因川为池，家中有朴巢、水绘园、深翠山房诸胜，擅池沼亭馆之景，交会四方文士，读书酬唱。
冒襄文章写得好。他的古文，笔调秀逸，陈名夏称他：“笔锋墨秀，玄旨微情。俱在有意无意、可想不可到之境”。他的游记文接脉于柳宗元。“清音奔赴，灵想超忽”，“一笔一洞壑，一转一绝境”，但政治上没有任何建树。不光冒襄，四公子和复社中的许多人都是如此：他们或结伴同游，或诗酒唱和，或抨击阉党，或议论朝政，但就是不能改革政治，挽救国家危亡。
冒襄曾于1627～1642年间，六次去南京乡试，六次落第，仅两次中副榜，连举人也未捞到。他深感怀才不遇，从此明朝的官不当——史可法曾推荐他当监军，后又特用司李，他都没有接受——清朝的官也不当。冒襄还是四公子中唯一一个在秦淮河有房产的人。复社聚会多在淮清桥桃叶渡冒襄的寓所举行，大概是“名士风流”的天性如此。
侯方域是复社四公子中才华最突出的，他的散文当时推为第一，但却也是唯一不能全节而终的。这自然是因为其他三公子的表现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比较才有鉴别。冒襄一生平平无奇，除了能文，能广为人知，确实是因为他大名鼎鼎的小妾董小宛。另外一位公子方以智，则是四公子中立场最坚定的一个，也是四人当中唯一参加过反清复明活动的人。
方以智为复社领袖之一，毕生以气节、学问自许。他从小由母亲和姑姑一起抚养长大。姑姑方维仪是明大理少卿方大镇之女，姚孙棨之妻，少年寡居。方维仪颇有才气，是当时有名的女诗人。
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龙眠愚者、泽园主人、浮山愚者、宓山子、鹿起山人，桐城（在今安徽）人。少时参加复社活动，成为著名的四公子之一。
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任湖广巡抚时被杨嗣昌弹劾下狱，方以智怀血疏讼冤，方孔炤这才得释。一时传为佳话。
崇祯十三年（1640年）春，方以智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有人向崇祯皇帝推荐方以智，崇祯召对德政殿，方以智“语中机要，上抚几称善”。此后，方以智出入禁宫，有机会结交了汤若望，受“西学”的影响而对人体生理以及自然兴趣极大，但对仕途却不大感兴趣。
1644年国变时，方以智在东华门被农民军俘获，农民军对他严刑拷打，“两髁骨见”（《明史稿·方以智传》），但他始终不肯投降。不久，李自成兵败山海关，方以智侥幸乘乱南逃，大难不死后，从此对人生的感悟又深了一层。当方以智在北京誓死不降农民军之事传入江南时，友人皆把他比拟为文天祥。
南明弘光政权立，方以智本想谋个一官半职，但党争很快再起，复社人士受到阮大铖迫害。方以智更因为1644年北京城破时跟农民军“打过交道”，百口莫辩，不得已流离岭表，改名吴石公，堂堂复社名士，以在市集中卖药为生。
不久，南明隆武帝以原官庶吉士相召，方以智不应，取名“三萍”，浪迹于珠江山水间。
顺治三年（1646年），桂王朱由榔称帝于肇庆，由于父执瞿式耗的引荐，方以智拜礼部侍郎、东闽大学士入阁。方以智很快便发觉桂王政权朝不保夕，名不符实，内则门户纷争，奸人当道，外则与广州绍武政权同室操戈，兵戎相见。桂王更是胆小如鼠，稍稍闻风鹤即奔走靡常，这一切使方以智心灰意冷，挂冠离去。
方以智后来一直漂泊岭南，在平乐为清军捕获。清军在方以智的左边放了一件清军的官服，右边放了一把明晃晃的刀，让方以智选择。方以智毫不犹豫，立即奔到右边，表示宁死不降。满清将领相当欣赏他的气节，于是将他释放，听其为僧。方以智更名为弘智，字无可，别号药地。康熙十年（1671年）赴吉安拜文信国墓，在半道卒。
方以智其学博涉多通，自负要把古今中外的知识熔于一炉，发明千古不决的道理，是明清之际的一位有进步社会思想和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家。所著《东西均》中提出“一而二，二而一”的命题，概括事物的矛盾和矛盾运动，认为事物都是“相捄相胜而相成”，体现出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观点。方以智对中国传统自然科学和由利玛窦、徐光启传入的西方科学作了记述、考辨，把整个科学技术按其对象，区分为“质测”（自然科学）、“宰理”（社会科学）和“道几”（哲学）三大类。他还立志邀集专家编译综合百科全书，但这个宏愿未得实现。
另一公子陈贞慧字定生，宜兴（今属江苏省）人。明末诸生，又中乡试副榜第二人。父亲陈于廷是东林党人，官左都御史。贞慧也是复社成员，文章风采，著名于时。他曾与吴应箕共议声讨阮大铖，后来受到阮大铖迫害，曾一度入狱，被送到镇抚司百般折磨，后来虽然得脱，却已经是九死一生。入清后，陈贞慧一直隐居在家乡，埋身土室，十余年不入城市。
夏完淳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又号灵首（或灵胥），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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