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岳飞之死与暴力均衡
“岳飞必须死。”李亚平说。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这本书里，作者用五分之一的篇幅推演出这个结论。
这是一本坚持讲故事的历史书，读来很有《万历十五年》的味道，娓娓道来，隽永通达，让我们感应到古人的心跳。但在一连串的精彩故事中，我读出了一道关于暴力均衡的残酷方程式：自身暴力＝异己暴力，这是维持既有秩序的常规条件。一个国家政权要维持既定的利益格局，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暴力，抵御异己暴力的侵犯，让侵犯者得不偿失。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别人的暴力比我们强大，别人就可以扩张利益边界，就可以称霸，就可以让我们称臣纳贡，甚至可以踩着我们坐江山。反之亦然。岳飞之死，便是由这道方程式决定的。秦桧等人的忠奸正邪，反倒可以忽略不计。
整个推算过程，正如该书的结构一样，需要从宋朝的创建开始。这是一篇一波三折的故事。
宋太祖赵匡胤是篡位武将。在部属的拥戴下，他取代了他负责保卫的皇帝。这件事让大家看到了“太阿倒持”的结果：武装力量本来是皇帝用来削平外患、镇压内乱的宝剑，不过，这柄利剑握在部下手里，极易形成“太阿倒持”之势，反过来威胁皇帝自身。赵匡胤篡位并非特例。从安史之乱开始，一个又一个君王倒在了自身保卫者的剑下。于是，生活在宋初的人们，难免在前朝兴亡中得出结论：内忧大于外患，内部的异己力量比外部的异己力量更危险。
宋朝的军事制度就是在这种历史经验的背景下建立的，其主题便是抑制内部的异己力量。至于具体方法，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武将，他的持剑之臂与另外两位铐在一起，形成三方掣肘之势。同时，这位武将的脖子上骑着文官或宦官，转动脑袋必须事先请示。这还不算完。武将平时不准碰那柄剑，不知其轻重利钝，剑也不大跟手。此外，这位武将身边还有其他武将，构成彼此防范之势。最后，在所有武将之上，还有一支皇帝直接控制的御林军，就好比皇帝亲手持剑，虽然不那么膀大腰圆，但足以对付小漏洞和小兵变，至少可以拖延时间，等待众剑赶来勤王。
这套制度，可以保证稍微大点的军事行动都在皇帝的控制之下，保证每个将领反叛的胜算很低，确保枪杆子永远听皇帝指挥。但是，这样的军队还能打胜仗吗？《孙子兵法》之《谋攻篇》谈到预测胜负的五条标准，其中一条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且不论才能如何，仅凭这套驾御体系，就可以猜到宋朝的将领不能真正负责，容易推卸责任，进而还可以预测宋朝对外的战绩不佳。《孙子兵法》名列宋朝汇编的《武经七书》之首，属于军事教育的必读书，宋代君臣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宋朝对辽、金、西夏和蒙元的弱势，其实是自找的。更准确地说，这是皇帝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在内忧大于外患的基本判断之下，两害相权取其轻。外患，即辽金之类的异国暴力集团。内忧，指帝国内部的大小军阀或暴力集团的高级代理人。
如果把皇帝比作官军这个合法暴力集团的老板，他委托了一些将领代他管理军队，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代理人很可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化公为私，实行内部人控制，甚至变成军阀，推翻皇帝。监督力度不同，这些代理人便拥有不同浓度的异己色彩。一旦异己的浓度与敌国近似了，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界限也就模糊不清了。李亚平说，宋朝传统的军事体制以降低效率的代价换取内部安全。这是可以理解的。对皇帝来说，被辽金推翻与被部下推翻是一样的，他只管避害，不分内外。
事后看来，宋朝皇帝的掌握分寸似乎有点问题。他们对武将的重重节制，固然防止了军阀的产生，但自身的军事力量被过度削弱，破坏了与辽国、西夏和金国的暴力均势，结果不得不每年向“夷狄”进贡，以岁币补偿对手的强势。这未免有点亏，至少有些丢脸。当然，李亚平说，以宋朝每年六七千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而论，这笔七十五点五万两银匹绢的岁币不算沉重，比军费便宜多了。更何况这笔银子最终出在老百姓身上，并不是皇帝和大臣的血汗。
总之，以岁币补偿强者之后，宋朝与辽国和西夏的暴力均衡便达成了。这种甘居人下的均衡就是整个故事的起点。
经过一百多年的潜移默化，局势渐变，忽然间均衡大坏。
按照历史常规，宋朝的军政官僚体系将日渐腐败，原来的弱势将越变越弱。同样，根据官僚体制欺下瞒上的老传统，宋朝君臣对自身的弱势也缺乏自知之明。事实上，他们甚至感到自己很强大。看到新崛起的金国把辽国打得落花流水，宋朝君臣觉得自己比辽国强，便做出错误决定：本来应该联弱抗强，他们却联强灭弱，联金灭辽。留下一个弱宋，面对一个比辽国更强大的金国。在这个过程中，自以为强大的宋朝军队又被衰败的辽国打得落花流水，宋朝的军事实力在更强大的对手面前露馅，引发了金国的觊觎之心。
宋、金之间暴力失衡的结果，就是金国攻陷皇都汴梁，一老一少两位宋朝皇帝被俘，北宋灭亡。侥幸逃到南方的皇子赵构建立南宋政权。
这时候，主要危险是外患，而不是内忧。北宋官军基本崩溃，想忧也没多少可忧了。在战乱中，一些官吏、军官、军卒和强盗脱颖而出，主要凭借自己的才干组建扩充军队，发展壮大。以当代企业比喻，这些创业者只用少量官家资本，甚至白手起家，招兵买马，兼并重组，创出可观的家业。虽然戴了赵家皇帝的“红帽子”，真论起产权来，赵家并不能够控股。有些私营企业连红帽子也没戴。
面对这种形势，帝国在边境地区部分恢复封建制度，建立藩镇，任命39个镇抚使，授予军政人财各项大权，甚至准许世袭。继续用企业比喻，赵氏垄断集团衰落之后，被迫承认原垄断领域里杀出来的部分小老板合法，同时将他们拉入商会，皇帝兼任会长。岳飞就是这39位小老板之一。和他并列镇抚使的，有12位出身官吏，还有11位出身盗贼。数年之后，这批小老板有的战死，有的投敌，有的被杀，半数以上改任宋朝官员，被官家体系收编了。尽管如此，官军中还是有许多将领近似军阀，他们的军队更像家兵，而不是官军。其中著名的五支武装力量，也确实被当时的百姓称为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刘家军和吴家军。“家军”的异己色彩比较浓厚，但皇帝不得不暂时容忍，这也是无奈的选择——在外害大于内患的格局中，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继续推算之前，需要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宋太祖对内部异己力量是否过度敏感？该不会赵家天子做贼心虚，以己度人，把二三分异心看作五六分吧？
宋朝第十任皇帝赵构的亲身经验证明，祖先并非神经过敏。从1127年赵构登基，到1141年处死岳飞，短短十四年间，小的不说，大规模的叛变，赵构就经历了三次。
第一次是1129年年初，护卫亲军统制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兵变，杀掉以王渊和康履为首的一批民愤很大的宦官，逼赵构退位，立不足三岁的皇子为帝，让皇太后垂帘听政。要不是韩家军赶跑叛军，赵构就算被推翻了。
第二次是1129年年底，戴宰相衔主持长江下游防线的杜充率直辖部队投敌。李亚平说，赵构闻讯后整天不吃不喝，唠叨说：我对杜充这么好，从普通官员一直提拔他当了宰相，他怎么可以这样做？这种遭人背叛的痛苦经验，想必引起赵构对人类良心的可靠性的疑虑。
第三次是1137年夏历8月的淮西兵变。皇帝和宰相设法解除刘光世兵柄之后，宰相张浚人事安排失误，刘家军的高级将领郦琼率四万官兵（南宋总兵力的十分之一）投敌。可见，一个武将的变心可以给帝国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而影响一个武将变心的因素又多么复杂。皇帝自己不犯错还不够，宰相也不能犯错。
总之，内部的异己力量不能不防。传统的暴力分权与制衡体系不仅是重要的，简直就是性命攸关的。问题是，节制和分权导致暴力机器运行效率下降，这个代价朝廷是否承受得起？
局势基本稳定之后，皇帝经常权衡分解兵权的利弊。绍兴八年正月下旬，岳飞预测金人南犯，申请增添兵马。赵构对左右大臣说：岳飞所防守的上流地方诚然阔远，但宁可把他的防区缩小，也不可以再增加他的人马。今日诸将之兵，已患难于分合。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近来的事势虽还没有发展到那样严重，但与其增添大将的实力，倒不如再另外添置几支部队，庶几缓急之际易为分合。
这次谈话发生在绍兴八年（1138）二月初六，淮西兵变半年之后。五月，监察御史张戒对皇帝说：现在诸将的权力太重了。赵构答道：他们还不至于骄横跋扈。兵虽多，聚则强，分则弱，分也不可行。
当时南宋建立不过十二年，并无抵御强敌的自信。两年后，金国统帅兀术的拐子马和铁浮图才败于刘锜，再败于岳家军，大失威风。此时此刻，朝廷不敢自毁长城——哪怕只毁一段。于是，体制得以维护，原状得以持续，岳飞没有得到补充，但也未被削弱。
本国兵力究竟应该强到什么程度，还取决于皇帝赵构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他想收复失地，甚至统一中国，就要比敌国更强大，建立高效率的军事运行机制。这是保证优势的均衡。如果他想守成，兵力便无须那么强大，让敌国开战得不偿失即可。这是维持守势的均衡。如果他兼顾内外平衡，既想恢复传统，满足于一支容易控制的弱兵，又不想继续丧师失地，那么，最好先维持现状，等待敌国的主和派占上风，对手裁军后，再削弱自身力量。只要发动战争得不偿失，敌国的主和派早晚要占上风。
赵构当然想收复失地。他未必像赵匡胤那样善于“将兵”，但他一度以刘邦为榜样，希望自己成为善于“将将”——统帅众将——的皇帝。淮西兵变似乎泼了他一瓢冷水。如果他发现自己缺乏刘邦式的雄才大略，自然也不该怀抱收复失地的宏图大志。再说，刘邦的雄才大略其实也不可靠。当年蒯通劝韩信反叛，形成三分天下之势，韩信表示不忍心，这才成就了刘邦的统一大业。后来韩信又后悔不听蒯通的劝告。假如韩信的良心当时稍弱几分，刘邦便不会有善于“将将”的声誉，也未必能够完成统一大业。可见，把统一大业建立在某人的良心之上，这是风险极高的赌博。刘邦侥幸赌赢了一把，随后罢黜王侯，大杀功臣。赵构不想赌，不求侥幸，并不意味着头脑糊涂或道德败坏。
真要收复失地，还会遭遇一个难题：金国扣押着赵构的长兄，前任皇帝宋钦宗。这是一张王牌。试想，金国若在南宋旁边建立一个国家，扶宋钦宗或他的儿子为帝，就像他们扶植刘豫建立齐国一样，天下会出现什么局面？宋徽宗之长子，赵构之长兄，本人又是前任皇帝，竞争者的合法性如此之强，南宋恐怕将成为强磁铁旁边的一网兜铁钉。不得志的人，坚持传统道德的人，企图获得更高待遇的人，都是潜在的倒戈者。那将是赵构的噩梦。事实上，就在皇帝和御史张戒讨论兵权分聚的时候，“金人欲立渊圣（宋钦宗）于南京”的说法已经开始流传。《宋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二说，传言“以和定而止”。如果南宋没有及时与金国议和，如果以秦桧为代表的主和派没有占上风，赵构可能碰上大麻烦。
其实，别说金国扶植宋钦宗建立政权，只要把赵构的这位大哥送回来，从赵构的角度说，威胁之大已经不亚于冒出一个敌国。数百年后的明朝，蒙古人就把俘获的明英宗送回来了，不久就发生了英宗复辟。历史事实表明，前任皇帝政变相当容易，就像闹一场家庭纠纷。
总之，对手有许多王牌，而且本来就很强大。自己则有很多弱点。要扭转这种基本局势，需要过人的勇气和才干。
当赵构企图收复失地的时候，他答应给岳飞更大的权力，更多的兵力，也就是说，他准备冒“太阿倒持”或“尾大不掉”的更大风险。后来赵构改了主意，大概是发现收复失地的风险大到他承担不起，或者说，收复失地的诱惑没有大到值得赌命的程度。从边际分析的角度看，收复失地的新增收益主要是荣耀和威势，属于锦上添花；新增成本却是内外交织的致命危险，属于雪中失炭。皇帝不愿用雪中炭换取锦上花。那么，在维持守势的暴力均衡格局中，就无须建立超过金国的军事力量。此意一定，岳家军的前途便暗淡下来。
关于这种计算，《宋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说：“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赵构决心放弃中原了，就舍得杀岳飞了。这是国际关系决定国内关系的观点。李亚平揣摩赵构的心思，提出了国内关系决定国际关系的看法：“与其用朝廷的兵马钱粮，养大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武将，还不如与金国讲和更划算。”两位作者的看法都有道理，但都缺少一个过渡环节或中间状态：放弃中原，并不等于立即杀岳飞；杀掉岳飞，并不能保证金国讲和，更不能保证金国遵守和约。岳飞暂时还是有用的，所以岳飞还会活几年。
绍兴八年（1138）岁末，宋金两国议和成功。前边提到，这年二月赵构曾经拒绝扩大岳飞的权力，但五月又拒绝削弱岳飞，不敢自毁长城。现在两国签定了和约，是否意味着内忧大于外患了？为时尚早。首先，和约所划定的边界尚未交割设防完毕。其次，两国之间还没有好好打一场，作为和约基础的暴力均衡并未得到确认。尽管南宋对金国称臣纳贡，但金人总觉得便宜没占够，以兀术为代表的金国主战派还想“赢者通吃”。敌人在磨刀，我们自然也要磨刀，自毁长城的条件并不成熟。
绍兴十年（1140）夏历五月，金国叛盟，四路大军进攻南宋。都元帅兀术一路，在顺昌（今阜阳）被刘锜以少胜多打败。西边的岳家军一路捷报，孤军打到开封附近，苦战得胜后奉诏班师。这一年，赵构对金国的实力有了清晰的判断。赵构说，兀术虽然强大，却专门以杀戮残忍为能事，不顾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
反过来，金国连连受挫，也逐渐认清了形势。绍兴十一年（1141）夏历正月，金国再次南侵，三个月打了两次大仗，一胜一负，岳家军并未参战。尽管金强宋弱的局势依旧，但谁也吃不掉谁的战略均势得到确认。主战派兀术也有了讲和的意思。
绍兴十一年（1141）夏历11月，赵构与金国签订绍兴和议，宋朝皇帝接受金国册封，每年向金国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数量不变。两国以淮河为界。
如前所述，一旦敌国真不想打了，准备裁军了，本国裁军或曰自毁长城的条件就成熟了。这时，赵构终于有了选择空间：他可以恢复传统，改革“家军”体制了。换句话说，国际的暴力均衡确立之后，金国的致命威胁下降之后，内部的异己之患便升格为头号大患。
宰相秦桧的养子秦熺留下的一段记载，可以印证上述计算：“主上圣明，察见兵柄之分，无所统一，乃密与桧谋，消尾大之势，以革积岁倒持之患。”可见，“太阿倒持”之患已在皇帝心中郁积多年。按照主和派的说法，这种危险随着金人威胁下降而更加突出：“有识之士方惧金人之平，四方底定，而此辈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测者。”
“叵测”二字用得极其精确。岳飞会反叛吗？不一定。那么，岳飞不会反叛吗？也不一定。即使岳飞不想反，他的部下也可能反。当年赵匡胤就未必想反，但他的部下追求富贵，非拥戴他当皇帝不可。闹到没有退路的地步，不想反也得反。更何况，岳飞对皇帝的议和政策是有意见的，对不增加自己的兵权早有不满的表示，一再冲皇帝撂挑子。南宋初期的军事体制缺乏节制手段，主要依赖部下的忠心，岳飞的心中有了不满的影子，这让皇帝如何安心？
最要紧的是，岳飞拥有反叛的实力。岳家军有十万兵马，占全国兵力的四分之一强。而且，这支军队的战斗力极强，民间声望极高。敌人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本人熟悉经史，礼贤下士，温和有礼，为人清廉，赏赐一概分给部下。这简直就是活圣人。岳飞死后多年，他的众多部下还聚在一起，联合起来为他申冤，并且哭声震天，场面感人——可见岳家军多么团结。这支军队的口号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联想一下赵构对兀术的评价——虽然强大，专以杀戮残忍为能事，不顾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岳飞该有多大的作为？这样的暴力集团不反则已，一反就可能天塌地陷。
此时此地，对皇帝来说，选择变得很简明：或者废掉岳飞，或者不废岳飞。对岳飞来说，选择也很简明：或者服从，或者反抗。对皇帝来说，岳飞将采取什么策略是不可测的——“叵测”。但是历史经验和亲身经历告诉他，历代武将在“叵测”的选项中填空时，只要胜算较大，往往要选“反”。不反的还要后悔。
那么，对皇帝来说，究竟是把自己和帝国的命运寄托在“叵测”之上呢，还是让秦桧出面干一次脏活儿呢？在皇帝眼中，一个好人可能的冤屈，与赵家江山的安全稳定相比，孰轻孰重？这还用问吗？
追问这种问题的恐怕只有“纯儒”。皇帝不会问，法家不会问。按照孟子的说法，“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然而，我们的帝国传统，总是儒表法里、王霸道杂，以“行诈使力”为看家本领，实际决策所依据的是利害计算而不是道德信条。即使考虑道德，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道德里总是包含算术的。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要顾全大局”。比起“天下苍生”来，个人的一点冤屈算得了什么？
哪种老虎最安全？死老虎最安全。是老虎就该死。在这个意义上，岳飞得到的“莫须有”罪名是一个非常贴切的罪名。宋太祖说，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更何况酣睡的是一只猛虎。至于具体手段，究竟是“杯酒释兵权”好，还是流血杀人好，也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面对弱者，皇帝不妨大度一些，赢得仁慈之名。面对岳飞这种级别的强者，皇帝缺少表现大度的实力和自信。他们不敢给对方留下还手反击的机会，不得不采用让皇帝声誉蒙羞的手段。当然，皇帝也有遮羞的办法：一是蒙蔽视听，硬说人家要反；二是转嫁恶名，让秦桧替他背黑锅。
赵构对岳家军的畏惧非同一般。他必须把不仁不义扩充到岳飞之子岳云和亲信将领张宪身上。李亚平写道：1141年农历12月29日，皇帝批准赐岳飞死，同时将张宪和判刑两年的岳云一同处死。
赵构的选择对不对？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岳飞死后，和局维持了二十年。1161年，企图一统天下的金国皇帝完颜亮（海陵王）背盟南侵，在长江防线受挫，引发内乱。再次议和，边界依旧。1206年，金国在蒙古的打击下国力衰弱，宋乘机伐金，失利之后议和，边界依旧。1217年，金国为躲避蒙古大军南迁，与宋开战，互有胜负。宋对金的弱势均衡维持了九十多年，直到1234年，蒙宋联手灭金。赵构对两国均势的判断并无大错。
从内部关系的角度看，1207年正月，吴家军的世袭将领吴曦反叛，在宋金战争中投敌，向金国求封蜀王，一个月后，被几个奇人矫诏闯宫杀死。1230年，宋朝任命的京东路镇抚使、京东路20余万忠义军首领李全反叛，围困扬州，被守城将士袭杀。宋朝对自家将领的严厉防范，并非无病自灸。
总体说来，南宋存在了一百五十二年，比金国的寿命更长，最后亡于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也不算太丢人了。从年头来看，南宋也比灭掉自己的元朝的寿命长。赵构建立了一个比金国和元朝更长寿的体制，而这个体制的存在与稳定又建立在内外暴力均衡的基础之上。无论暴力均衡的逻辑是否残忍，赵构不过按理出牌罢了。
本文谈论的与其说是岳飞，不如说是“家军”的代表，岳飞只是其人格化身。放眼望去，官军与家军、朝廷与藩镇、流官与土司、统一与割据，直至先秦的郡县制与封建制，官家暴力与私家暴力或地方暴力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题。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作为暴力集团，私家军的效率一般比较高，地方武装其次，官军更次，就好像民营企业的效率通常高于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又高于官办企业一样。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后，官家追求朝廷安全，收权严管，就难免损害效率；追求效率，又难免损害朝廷安全。内部安全了，外部又不安全。于是，我们看到了南宋统治者在这些要求之间寻求均衡，追求安全最大化的努力。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六年（1146）九月乙丑引用《中兴圣政》的话说：“绍兴以来，所以为国者有二：金欲战，则分江淮之镇，以援将帅；金欲和，则收将帅之权，以归朝廷。”换成条件加结果的一般格式表达：外患加重，则放权让利，封建藩镇之类具有大包干色彩的暴力激励机制出现；外患减轻，则收权削藩，官家代理人重返主导地位。岳飞的命运，显示出私家军队、地方武装乃至封建藩镇在官家体制下的兴衰规律，尤其是衰亡规律。这种规律，可称“岳飞通则”——虽有例外，惯例如此，通常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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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坚持讲故事的历史书，读来很有《万历十五年》的味道，娓娓道来，隽永通达，让我们感应到古人的心跳。但在一连串的精彩故事中，我读出了一道关于暴力均衡的残酷方程式：自身暴力＝异己暴力，这是维持既有秩序的常规条件。一个国家政权要维持既定的利益格局，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暴力，抵御异己暴力的侵犯，让侵犯者得不偿失。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别人的暴力比我们强大，别人就可以扩张利益边界，就可以称霸，就可以让我们称臣纳贡，甚至可以踩着我们坐江山。反之亦然。岳飞之死，便是由这道方程式决定的。秦桧等人的忠奸正邪，反倒可以忽略不计。
整个推算过程，正如该书的结构一样，需要从宋朝的创建开始。这是一篇一波三折的故事。
宋太祖赵匡胤是篡位武将。在部属的拥戴下，他取代了他负责保卫的皇帝。这件事让大家看到了“太阿倒持”的结果：武装力量本来是皇帝用来削平外患、镇压内乱的宝剑，不过，这柄利剑握在部下手里，极易形成“太阿倒持”之势，反过来威胁皇帝自身。赵匡胤篡位并非特例。从安史之乱开始，一个又一个君王倒在了自身保卫者的剑下。于是，生活在宋初的人们，难免在前朝兴亡中得出结论：内忧大于外患，内部的异己力量比外部的异己力量更危险。
宋朝的军事制度就是在这种历史经验的背景下建立的，其主题便是抑制内部的异己力量。至于具体方法，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武将，他的持剑之臂与另外两位铐在一起，形成三方掣肘之势。同时，这位武将的脖子上骑着文官或宦官，转动脑袋必须事先请示。这还不算完。武将平时不准碰那柄剑，不知其轻重利钝，剑也不大跟手。此外，这位武将身边还有其他武将，构成彼此防范之势。最后，在所有武将之上，还有一支皇帝直接控制的御林军，就好比皇帝亲手持剑，虽然不那么膀大腰圆，但足以对付小漏洞和小兵变，至少可以拖延时间，等待众剑赶来勤王。
这套制度，可以保证稍微大点的军事行动都在皇帝的控制之下，保证每个将领反叛的胜算很低，确保枪杆子永远听皇帝指挥。但是，这样的军队还能打胜仗吗？《孙子兵法》之《谋攻篇》谈到预测胜负的五条标准，其中一条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且不论才能如何，仅凭这套驾御体系，就可以猜到宋朝的将领不能真正负责，容易推卸责任，进而还可以预测宋朝对外的战绩不佳。《孙子兵法》名列宋朝汇编的《武经七书》之首，属于军事教育的必读书，宋代君臣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宋朝对辽、金、西夏和蒙元的弱势，其实是自找的。更准确地说，这是皇帝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在内忧大于外患的基本判断之下，两害相权取其轻。外患，即辽金之类的异国暴力集团。内忧，指帝国内部的大小军阀或暴力集团的高级代理人。
如果把皇帝比作官军这个合法暴力集团的老板，他委托了一些将领代他管理军队，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代理人很可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化公为私，实行内部人控制，甚至变成军阀，推翻皇帝。监督力度不同，这些代理人便拥有不同浓度的异己色彩。一旦异己的浓度与敌国近似了，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界限也就模糊不清了。李亚平说，宋朝传统的军事体制以降低效率的代价换取内部安全。这是可以理解的。对皇帝来说，被辽金推翻与被部下推翻是一样的，他只管避害，不分内外。
事后看来，宋朝皇帝的掌握分寸似乎有点问题。他们对武将的重重节制，固然防止了军阀的产生，但自身的军事力量被过度削弱，破坏了与辽国、西夏和金国的暴力均势，结果不得不每年向“夷狄”进贡，以岁币补偿对手的强势。这未免有点亏，至少有些丢脸。当然，李亚平说，以宋朝每年六七千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而论，这笔七十五点五万两银匹绢的岁币不算沉重，比军费便宜多了。更何况这笔银子最终出在老百姓身上，并不是皇帝和大臣的血汗。
总之，以岁币补偿强者之后，宋朝与辽国和西夏的暴力均衡便达成了。这种甘居人下的均衡就是整个故事的起点。
经过一百多年的潜移默化，局势渐变，忽然间均衡大坏。
按照历史常规，宋朝的军政官僚体系将日渐腐败，原来的弱势将越变越弱。同样，根据官僚体制欺下瞒上的老传统，宋朝君臣对自身的弱势也缺乏自知之明。事实上，他们甚至感到自己很强大。看到新崛起的金国把辽国打得落花流水，宋朝君臣觉得自己比辽国强，便做出错误决定：本来应该联弱抗强，他们却联强灭弱，联金灭辽。留下一个弱宋，面对一个比辽国更强大的金国。在这个过程中，自以为强大的宋朝军队又被衰败的辽国打得落花流水，宋朝的军事实力在更强大的对手面前露馅，引发了金国的觊觎之心。
宋、金之间暴力失衡的结果，就是金国攻陷皇都汴梁，一老一少两位宋朝皇帝被俘，北宋灭亡。侥幸逃到南方的皇子赵构建立南宋政权。
这时候，主要危险是外患，而不是内忧。北宋官军基本崩溃，想忧也没多少可忧了。在战乱中，一些官吏、军官、军卒和强盗脱颖而出，主要凭借自己的才干组建扩充军队，发展壮大。以当代企业比喻，这些创业者只用少量官家资本，甚至白手起家，招兵买马，兼并重组，创出可观的家业。虽然戴了赵家皇帝的“红帽子”，真论起产权来，赵家并不能够控股。有些私营企业连红帽子也没戴。
面对这种形势，帝国在边境地区部分恢复封建制度，建立藩镇，任命39个镇抚使，授予军政人财各项大权，甚至准许世袭。继续用企业比喻，赵氏垄断集团衰落之后，被迫承认原垄断领域里杀出来的部分小老板合法，同时将他们拉入商会，皇帝兼任会长。岳飞就是这39位小老板之一。和他并列镇抚使的，有12位出身官吏，还有11位出身盗贼。数年之后，这批小老板有的战死，有的投敌，有的被杀，半数以上改任宋朝官员，被官家体系收编了。尽管如此，官军中还是有许多将领近似军阀，他们的军队更像家兵，而不是官军。其中著名的五支武装力量，也确实被当时的百姓称为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刘家军和吴家军。“家军”的异己色彩比较浓厚，但皇帝不得不暂时容忍，这也是无奈的选择——在外害大于内患的格局中，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继续推算之前，需要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宋太祖对内部异己力量是否过度敏感？该不会赵家天子做贼心虚，以己度人，把二三分异心看作五六分吧？
宋朝第十任皇帝赵构的亲身经验证明，祖先并非神经过敏。从1127年赵构登基，到1141年处死岳飞，短短十四年间，小的不说，大规模的叛变，赵构就经历了三次。
第一次是1129年年初，护卫亲军统制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兵变，杀掉以王渊和康履为首的一批民愤很大的宦官，逼赵构退位，立不足三岁的皇子为帝，让皇太后垂帘听政。要不是韩家军赶跑叛军，赵构就算被推翻了。
第二次是1129年年底，戴宰相衔主持长江下游防线的杜充率直辖部队投敌。李亚平说，赵构闻讯后整天不吃不喝，唠叨说：我对杜充这么好，从普通官员一直提拔他当了宰相，他怎么可以这样做？这种遭人背叛的痛苦经验，想必引起赵构对人类良心的可靠性的疑虑。
第三次是1137年夏历8月的淮西兵变。皇帝和宰相设法解除刘光世兵柄之后，宰相张浚人事安排失误，刘家军的高级将领郦琼率四万官兵（南宋总兵力的十分之一）投敌。可见，一个武将的变心可以给帝国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而影响一个武将变心的因素又多么复杂。皇帝自己不犯错还不够，宰相也不能犯错。
总之，内部的异己力量不能不防。传统的暴力分权与制衡体系不仅是重要的，简直就是性命攸关的。问题是，节制和分权导致暴力机器运行效率下降，这个代价朝廷是否承受得起？
局势基本稳定之后，皇帝经常权衡分解兵权的利弊。绍兴八年正月下旬，岳飞预测金人南犯，申请增添兵马。赵构对左右大臣说：岳飞所防守的上流地方诚然阔远，但宁可把他的防区缩小，也不可以再增加他的人马。今日诸将之兵，已患难于分合。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近来的事势虽还没有发展到那样严重，但与其增添大将的实力，倒不如再另外添置几支部队，庶几缓急之际易为分合。
这次谈话发生在绍兴八年（1138）二月初六，淮西兵变半年之后。五月，监察御史张戒对皇帝说：现在诸将的权力太重了。赵构答道：他们还不至于骄横跋扈。兵虽多，聚则强，分则弱，分也不可行。
当时南宋建立不过十二年，并无抵御强敌的自信。两年后，金国统帅兀术的拐子马和铁浮图才败于刘锜，再败于岳家军，大失威风。此时此刻，朝廷不敢自毁长城——哪怕只毁一段。于是，体制得以维护，原状得以持续，岳飞没有得到补充，但也未被削弱。
本国兵力究竟应该强到什么程度，还取决于皇帝赵构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他想收复失地，甚至统一中国，就要比敌国更强大，建立高效率的军事运行机制。这是保证优势的均衡。如果他想守成，兵力便无须那么强大，让敌国开战得不偿失即可。这是维持守势的均衡。如果他兼顾内外平衡，既想恢复传统，满足于一支容易控制的弱兵，又不想继续丧师失地，那么，最好先维持现状，等待敌国的主和派占上风，对手裁军后，再削弱自身力量。只要发动战争得不偿失，敌国的主和派早晚要占上风。
赵构当然想收复失地。他未必像赵匡胤那样善于“将兵”，但他一度以刘邦为榜样，希望自己成为善于“将将”——统帅众将——的皇帝。淮西兵变似乎泼了他一瓢冷水。如果他发现自己缺乏刘邦式的雄才大略，自然也不该怀抱收复失地的宏图大志。再说，刘邦的雄才大略其实也不可靠。当年蒯通劝韩信反叛，形成三分天下之势，韩信表示不忍心，这才成就了刘邦的统一大业。后来韩信又后悔不听蒯通的劝告。假如韩信的良心当时稍弱几分，刘邦便不会有善于“将将”的声誉，也未必能够完成统一大业。可见，把统一大业建立在某人的良心之上，这是风险极高的赌博。刘邦侥幸赌赢了一把，随后罢黜王侯，大杀功臣。赵构不想赌，不求侥幸，并不意味着头脑糊涂或道德败坏。
真要收复失地，还会遭遇一个难题：金国扣押着赵构的长兄，前任皇帝宋钦宗。这是一张王牌。试想，金国若在南宋旁边建立一个国家，扶宋钦宗或他的儿子为帝，就像他们扶植刘豫建立齐国一样，天下会出现什么局面？宋徽宗之长子，赵构之长兄，本人又是前任皇帝，竞争者的合法性如此之强，南宋恐怕将成为强磁铁旁边的一网兜铁钉。不得志的人，坚持传统道德的人，企图获得更高待遇的人，都是潜在的倒戈者。那将是赵构的噩梦。事实上，就在皇帝和御史张戒讨论兵权分聚的时候，“金人欲立渊圣（宋钦宗）于南京”的说法已经开始流传。《宋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二说，传言“以和定而止”。如果南宋没有及时与金国议和，如果以秦桧为代表的主和派没有占上风，赵构可能碰上大麻烦。
其实，别说金国扶植宋钦宗建立政权，只要把赵构的这位大哥送回来，从赵构的角度说，威胁之大已经不亚于冒出一个敌国。数百年后的明朝，蒙古人就把俘获的明英宗送回来了，不久就发生了英宗复辟。历史事实表明，前任皇帝政变相当容易，就像闹一场家庭纠纷。
总之，对手有许多王牌，而且本来就很强大。自己则有很多弱点。要扭转这种基本局势，需要过人的勇气和才干。
当赵构企图收复失地的时候，他答应给岳飞更大的权力，更多的兵力，也就是说，他准备冒“太阿倒持”或“尾大不掉”的更大风险。后来赵构改了主意，大概是发现收复失地的风险大到他承担不起，或者说，收复失地的诱惑没有大到值得赌命的程度。从边际分析的角度看，收复失地的新增收益主要是荣耀和威势，属于锦上添花；新增成本却是内外交织的致命危险，属于雪中失炭。皇帝不愿用雪中炭换取锦上花。那么，在维持守势的暴力均衡格局中，就无须建立超过金国的军事力量。此意一定，岳家军的前途便暗淡下来。
关于这种计算，《宋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说：“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赵构决心放弃中原了，就舍得杀岳飞了。这是国际关系决定国内关系的观点。李亚平揣摩赵构的心思，提出了国内关系决定国际关系的看法：“与其用朝廷的兵马钱粮，养大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武将，还不如与金国讲和更划算。”两位作者的看法都有道理，但都缺少一个过渡环节或中间状态：放弃中原，并不等于立即杀岳飞；杀掉岳飞，并不能保证金国讲和，更不能保证金国遵守和约。岳飞暂时还是有用的，所以岳飞还会活几年。
绍兴八年（1138）岁末，宋金两国议和成功。前边提到，这年二月赵构曾经拒绝扩大岳飞的权力，但五月又拒绝削弱岳飞，不敢自毁长城。现在两国签定了和约，是否意味着内忧大于外患了？为时尚早。首先，和约所划定的边界尚未交割设防完毕。其次，两国之间还没有好好打一场，作为和约基础的暴力均衡并未得到确认。尽管南宋对金国称臣纳贡，但金人总觉得便宜没占够，以兀术为代表的金国主战派还想“赢者通吃”。敌人在磨刀，我们自然也要磨刀，自毁长城的条件并不成熟。
绍兴十年（1140）夏历五月，金国叛盟，四路大军进攻南宋。都元帅兀术一路，在顺昌（今阜阳）被刘锜以少胜多打败。西边的岳家军一路捷报，孤军打到开封附近，苦战得胜后奉诏班师。这一年，赵构对金国的实力有了清晰的判断。赵构说，兀术虽然强大，却专门以杀戮残忍为能事，不顾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
反过来，金国连连受挫，也逐渐认清了形势。绍兴十一年（1141）夏历正月，金国再次南侵，三个月打了两次大仗，一胜一负，岳家军并未参战。尽管金强宋弱的局势依旧，但谁也吃不掉谁的战略均势得到确认。主战派兀术也有了讲和的意思。
绍兴十一年（1141）夏历11月，赵构与金国签订绍兴和议，宋朝皇帝接受金国册封，每年向金国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数量不变。两国以淮河为界。
如前所述，一旦敌国真不想打了，准备裁军了，本国裁军或曰自毁长城的条件就成熟了。这时，赵构终于有了选择空间：他可以恢复传统，改革“家军”体制了。换句话说，国际的暴力均衡确立之后，金国的致命威胁下降之后，内部的异己之患便升格为头号大患。
宰相秦桧的养子秦熺留下的一段记载，可以印证上述计算：“主上圣明，察见兵柄之分，无所统一，乃密与桧谋，消尾大之势，以革积岁倒持之患。”可见，“太阿倒持”之患已在皇帝心中郁积多年。按照主和派的说法，这种危险随着金人威胁下降而更加突出：“有识之士方惧金人之平，四方底定，而此辈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测者。”
“叵测”二字用得极其精确。岳飞会反叛吗？不一定。那么，岳飞不会反叛吗？也不一定。即使岳飞不想反，他的部下也可能反。当年赵匡胤就未必想反，但他的部下追求富贵，非拥戴他当皇帝不可。闹到没有退路的地步，不想反也得反。更何况，岳飞对皇帝的议和政策是有意见的，对不增加自己的兵权早有不满的表示，一再冲皇帝撂挑子。南宋初期的军事体制缺乏节制手段，主要依赖部下的忠心，岳飞的心中有了不满的影子，这让皇帝如何安心？
最要紧的是，岳飞拥有反叛的实力。岳家军有十万兵马，占全国兵力的四分之一强。而且，这支军队的战斗力极强，民间声望极高。敌人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本人熟悉经史，礼贤下士，温和有礼，为人清廉，赏赐一概分给部下。这简直就是活圣人。岳飞死后多年，他的众多部下还聚在一起，联合起来为他申冤，并且哭声震天，场面感人——可见岳家军多么团结。这支军队的口号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联想一下赵构对兀术的评价——虽然强大，专以杀戮残忍为能事，不顾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岳飞该有多大的作为？这样的暴力集团不反则已，一反就可能天塌地陷。
此时此地，对皇帝来说，选择变得很简明：或者废掉岳飞，或者不废岳飞。对岳飞来说，选择也很简明：或者服从，或者反抗。对皇帝来说，岳飞将采取什么策略是不可测的——“叵测”。但是历史经验和亲身经历告诉他，历代武将在“叵测”的选项中填空时，只要胜算较大，往往要选“反”。不反的还要后悔。
那么，对皇帝来说，究竟是把自己和帝国的命运寄托在“叵测”之上呢，还是让秦桧出面干一次脏活儿呢？在皇帝眼中，一个好人可能的冤屈，与赵家江山的安全稳定相比，孰轻孰重？这还用问吗？
追问这种问题的恐怕只有“纯儒”。皇帝不会问，法家不会问。按照孟子的说法，“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然而，我们的帝国传统，总是儒表法里、王霸道杂，以“行诈使力”为看家本领，实际决策所依据的是利害计算而不是道德信条。即使考虑道德，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道德里总是包含算术的。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要顾全大局”。比起“天下苍生”来，个人的一点冤屈算得了什么？
哪种老虎最安全？死老虎最安全。是老虎就该死。在这个意义上，岳飞得到的“莫须有”罪名是一个非常贴切的罪名。宋太祖说，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更何况酣睡的是一只猛虎。至于具体手段，究竟是“杯酒释兵权”好，还是流血杀人好，也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面对弱者，皇帝不妨大度一些，赢得仁慈之名。面对岳飞这种级别的强者，皇帝缺少表现大度的实力和自信。他们不敢给对方留下还手反击的机会，不得不采用让皇帝声誉蒙羞的手段。当然，皇帝也有遮羞的办法：一是蒙蔽视听，硬说人家要反；二是转嫁恶名，让秦桧替他背黑锅。
赵构对岳家军的畏惧非同一般。他必须把不仁不义扩充到岳飞之子岳云和亲信将领张宪身上。李亚平写道：1141年农历12月29日，皇帝批准赐岳飞死，同时将张宪和判刑两年的岳云一同处死。
赵构的选择对不对？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岳飞死后，和局维持了二十年。1161年，企图一统天下的金国皇帝完颜亮（海陵王）背盟南侵，在长江防线受挫，引发内乱。再次议和，边界依旧。1206年，金国在蒙古的打击下国力衰弱，宋乘机伐金，失利之后议和，边界依旧。1217年，金国为躲避蒙古大军南迁，与宋开战，互有胜负。宋对金的弱势均衡维持了九十多年，直到1234年，蒙宋联手灭金。赵构对两国均势的判断并无大错。
从内部关系的角度看，1207年正月，吴家军的世袭将领吴曦反叛，在宋金战争中投敌，向金国求封蜀王，一个月后，被几个奇人矫诏闯宫杀死。1230年，宋朝任命的京东路镇抚使、京东路20余万忠义军首领李全反叛，围困扬州，被守城将士袭杀。宋朝对自家将领的严厉防范，并非无病自灸。
总体说来，南宋存在了一百五十二年，比金国的寿命更长，最后亡于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也不算太丢人了。从年头来看，南宋也比灭掉自己的元朝的寿命长。赵构建立了一个比金国和元朝更长寿的体制，而这个体制的存在与稳定又建立在内外暴力均衡的基础之上。无论暴力均衡的逻辑是否残忍，赵构不过按理出牌罢了。
本文谈论的与其说是岳飞，不如说是“家军”的代表，岳飞只是其人格化身。放眼望去，官军与家军、朝廷与藩镇、流官与土司、统一与割据，直至先秦的郡县制与封建制，官家暴力与私家暴力或地方暴力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题。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作为暴力集团，私家军的效率一般比较高，地方武装其次，官军更次，就好像民营企业的效率通常高于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又高于官办企业一样。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后，官家追求朝廷安全，收权严管，就难免损害效率；追求效率，又难免损害朝廷安全。内部安全了，外部又不安全。于是，我们看到了南宋统治者在这些要求之间寻求均衡，追求安全最大化的努力。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六年（1146）九月乙丑引用《中兴圣政》的话说：“绍兴以来，所以为国者有二：金欲战，则分江淮之镇，以援将帅；金欲和，则收将帅之权，以归朝廷。”换成条件加结果的一般格式表达：外患加重，则放权让利，封建藩镇之类具有大包干色彩的暴力激励机制出现；外患减轻，则收权削藩，官家代理人重返主导地位。岳飞的命运，显示出私家军队、地方武装乃至封建藩镇在官家体制下的兴衰规律，尤其是衰亡规律。这种规律，可称“岳飞通则”——虽有例外，惯例如此，通常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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