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最后的信
1948年3月31日，是思成和徽因在渥太华结婚的20周年。一些亲密的朋友们和梁家一起在他们清华园的家中举行茶点庆祝会。徽因即席做了关于宋朝都城的报告使大家都很惊奇。但是老金却很替“新郎和新娘”担心。徽因的刀口曾裂开了差不多一英寸，正在用链霉素进行治疗。同时，老金写道，思成自己是非常的瘦，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在清华担任着非常繁重的课程，而“每天的生活就像电话总机一样——这么多的线都在他身上相交”。
那一年是清华建筑系建系的第二年，就读的学生自然只有一二年级的学生，共计41人。思成负责讲授主要的历史课，先叙述西方建筑的演变，接着就讲中国建筑史。他还参加一周两次的建筑评图课。1948年5月他在清华的第一年快结束时写信来说，“我从来不大喜欢教书。我宁愿做研究工作。但学生们的作品补偿了我。一般来说他们都很聪明和专心，总的来说我是满意的。但它使我忙得要命，并使我无法进行研究工作。这真是一个矛盾。”
在内战期间野外考察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他的营造学社自从迁回北京以来还没有搞出一个工作计划。而且，他在美国的几个月已使他研究城市和建筑学的因素的兴趣增强。这些考虑促使他把建筑系改组成两个部分——建筑和城市规划。克拉伦斯·斯坦因为新的专业捐赠了供教师和学生用的二百册图书。
思成一定很希望能有时间研究这个新的领域及其对中国的应用。他的眼光超越了当前建设的迫切需要。他优先考虑的是为他的人民提供一个能够居住的健康的总环境。他要保证他的学生不仅仅是在技术上过硬，他们必须深刻理解人类对于美、舒适、空间、健康、安全以及睦邻关系的需求。
1948年，一位新朋友进入了梁家的生活。林洙是一个刚刚从上海的中学校毕业的年轻姑娘。她到北京来是想进清华念书，她父亲给徽因写了一封介绍信。她根据对梁氏夫妇的最初印象把他们描绘得栩翎如生，同时也使我们对这位作家在她这么小的时候有个初步印象：沉默而腼腆，聪明而敏感。她成为梁家的密友是毫不奇怪的。
“我想着要去见梁思成夫妇这两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心中不免忐忑不安，我和他们谈些什么呢？我还从来没有单独和父辈的人打过交道呢。但是，真的见到他们之后，我所有的顾虑都消失了，林先生热情地为我安排在吴柳生教授家借住。当她知道我的学业英语最差时，又主动提出为我补习英语，并规定每周三五两次。因为我不善交谈，所以最怕和生人打交道，但是去看林先生，我只要带着耳朵去就行了，她是那么健谈又有风趣，我除了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外，再也插不上嘴。她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女子中最美、最有风度的。当然，我见到她时她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病魔已把她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但是一旦和她接触，实体的林徽因就不见了，你所感受的只是她的精神，她的智慧与美的光芒，我常常陶醉在对她的欣赏中。
“那时她的健康状况极坏，下午常常发低烧，还坚持教我这个不用功的学生，我感到十分内疚。但是她又是那么吸引我，使我不愿放弃每次可以接近她的机会。我们总是在下午三点半开始上课，四点就开始喝茶。梁先生在家时就和我们一起喝。有时候宾客满堂。当客人不多时，林先生就给我讲北京城的规划，谈建筑，或者谈文学艺术仿佛从不考虑我那时还是个‘建筑盲’，与她相比简直是个无知的孩子。而就在这种闲谈中使我多少增加了对建筑的知识，并对建筑发生了兴趣。
“有一天，林先生问我北京的古建筑都看了哪些。我说城里的基本都看过了。
“她又问我最喜欢哪几处，我说最喜欢天坛和太庙，因为天坛经过长长的神道到达仰视晴空的洁白的圜丘真正给人以通向天堂的感觉；太庙门内的大片古松是那么宁静肃穆。
“听到谈太庙的古松，林先后忽然笑着问我听过她和梁先生逛太庙的故事吗？我摇摇头，于是她说：‘那时我才十八九岁，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矜持，可是进了太庙的大门不久，他却咕噜一下，爬到树上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我回头看看梁先生，他正挑起一支眉毛调皮地一笑说：‘可你还是爱上了这个傻小子。’他们都笑了，我也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又有一次林先生讲完了英语问我对哪个学科有兴趣时我说我爱好文学，但自知不是这块料，所以也不准备向这方面发展，只是爱好而已。她又问我喜欢哪个作家的作品。我说国外的太多了，但是中国的作家我只喜欢沈从文的，其次是曹禺的剧本。她听了非常高兴，滔滔不绝地和我谈论沈从文的作品，并说现在这祥对待沈从文是不公正的。解放区著名的作家赵树理的作品就受沈从文的影响很深，她介绍我读一读赵树理的作品。解放初期我逐步认识共产党正是从赵树理的作品开始的。
“林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生活的领路人。而且，连我当初的婚事都是她在病中一手为我操办的。不久因为林先生病情加重，我们停止了英语课。但因为那时梁再冰已南下，梁从诫正在上大学，所以我还是常常去梁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夫妇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以及对生活的乐观精神。
“那时每到供暖季节梁先生的负担就极重。因为当时清华的教工住宅没有暖气，要靠煤炉取暖，而病弱的林先生又特别怕冷，家中必须生三、四个约半人多高的大炉子。而怎样保证这些炉子常烧不熄只能由梁先生亲自管理。我常听到他们向我描绘前一天晚上如何抢救快灭的炉子的一场‘战斗’。现在我才体会到，按当时林先生的健康状况，炉子灭了真是意味着生命的终止。但他们每次谈论这些却都是那样幽默与风趣，丝毫没有牢骚和抱怨。”
以上这些亲密的家常话是在政治和军事大动荡时期说的。在北京的东北面，共产党正在压倒国民党的部队。当日本投降时，蒋介石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坐着美国飞机被空运到东北三省去接收大城市，而华北的共产党人则前往乡村。蒋在南京保持着个人的控制，从远处指挥他的军队，并不和地方指挥官们商量，也不听他们的忠告。他保存军队和装备的办法是把它们集中在东北大城市中自以为坚固的据点里。共产党人控制着周围的农村并在人民中寻求支持，包围了这些据点并在5月至11月一次一个地予以拔除。长春于1948年10月20日易手，沈阳是11月1日。到12月1日在南京以北的江苏徐州的一次关键性战役中，共产党军队俘获了好几个国民党军及其装备。战争快结束了。
思成和徽因对于政治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他们在艺术的环境中长大，思想上崇尚理性，一门心思扑在个人事业上，决心在建筑史和诗歌领域中有所建树，根本没有时间参与政治或进行政治投机。他们在战争期间遭受的艰难困苦也没能在他们身上激起许多朋友感受过的召开种政治愤怒。他们是满怀着希望和孩童般的天真进入共产主义世界的。
因此发自徽因的下列政治议论是完全非同寻常的。“右派愚蠢的思想控制和左派对思想的有意操纵足够使人深思和沉默好一阵子的了。你们国家享有的那种自由主义离开我们还非常遥远，而我们的经济生活，对于那些有幸免于忍饥挨饿的人们来说，意味着头一天还有数万元家财，而第二天就又变得一文不名。当生活整个来说都乱了套的时候，我的卧床生涯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末了，连通信也必须结束了。徽因最后一封信是在1948年11且8日和12月8日之间写的，就是共产党军队来到的那个月。她是在收到第一本费正清的书《美国与中国》（第一版）之后不久写的信。它实际上是一篇书坪，既有赞扬也有批评，就像一篇好的书评该有的那样。
“现在我感到即使没有邮递困难或其它可能的阻隔也可能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可以自由地写信给远在美国的你们大家了，因此感觉有些张口结百。就是这封信……我只希望它能在圣诞节之前或圣诞节时寄到。
“万分感谢你寄来的这些书，尤其是最后那本费正清的杰作，多好的一本书啊！我们大家当然很欣赏、钦佩、惊奇并对此进行了讨论，它给大家的印象都是极其深刻的。有时候我们在内部用亲爱和教训的口吻说，在某处费正清必定是深深懂得我们的‘特别天朝’病症，而在另一处则是体会到‘对事物的那种感觉’，不管怎样，这一回对于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来说，这本书绝不是‘洋鬼子’的货色，一点点都不是。（张）奚若怜爱他说他喜欢费正清的书，还（用中文）说，‘确实没有一句话是外人的误解，他懂得真多’，如此等等。老金说这是对我们大家的非常‘合理而科学的’总结，还说‘有些事费正清了解得非常透彻，他确实是和别的外国人不一样’。而我必须承认，思成和我惊异地发现它一点没有外国人的善意误解或好心的期望或失望。我特别欣赏的是费正清以西方术语描绘西方事物，以中国术语描绘中国事物，可又是用的同一处西方语言，美国人用自己的语言研究中国的和中国人用别人的语言研究本国的都能懂得。我们对此喜欢极了。
“此外，我们常常以最大的钦羡之情而没有任何羞愧心彼此指出有些中国的事情我们是平生第一次（！）从费正清那里知道的。‘有意思的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玉米和番薯传入中国是这么晚，也不知道中国和西方关系中的许多事件。’
“换句话说，我们对于费正清一定非常喜欢写的事都喜欢得不得了。梁氏夫妇自从费慰梅重新描绘吴梁祠堂以来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惊喜。
“我的唯一遗憾是，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在书的综述中没有触及中国艺术，尽管我看不大出艺术和国际关系问题有什么联系！然而，艺术是我们生活中如此重要的部分，所以要一般地谈到我们，总有一个‘也在那里’混在我们潜在意识的症状里，当我说‘艺术’的时候当然也指‘诗歌’，以此我也许还指我们的语言引起的或通过语言获致的特殊敏感性和美学——情感体验，这语言是指特殊的书写字、字体、词结构、文学、以及文字传统和遗产。我们的语言实际上是四分之三修辞和声韵，只有四分之一才是清楚准确的话语！……我的意思或许是，这一丰富的、包罗万象的‘语言－诗歌－艺术结合体’也造就了我们并让我们如此思考、感受和幻想……
“简而言之，我认为艺术对于我们的精神结构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至少不亚于食谱之对于我们的生理结构。我们吃饭和豆腐这一事实，肯定不能不使我们和那些吃大块牛排和就着奶油蛋糕喝几大杯牛奶的人有所区别。同样地，那坐着研墨并耐心地画好一张风景画的人和那住在巴黎拉丁区熟悉巴尔扎克风格和后期印象派绘画以及最近的马梯瑟和毕加索作品的年轻造反者几乎是另一个人种。（和那远下墨西哥去看墨西哥壁画的年轻人也是一样。）
“以上就是为提供争论的我个人的一点书评——是为了同费正清闹着玩的争论。寄这封信我可得花老鼻子了！
“至于政治观点，这次我完全同意费正清的看法。这说明从我们上次在重庆争论以来我已向他的观点靠近了——或者不如说，过去两年来我注视着眼前的日常问题使我有所改变，而且我感到费正清也比较公平了。能这样，我真是非常、非常高兴。顺便说，我由于对许多事情都很无知，对于费正清就中国生活、制度或历史的许多方面提供有教益的和材料丰富的总体看法非常感激。我们对自己很熟悉，常常就不想去得出一个清楚的图像或描绘它，所以费正清的书对我们全体都是非常好的阅读材料，我们还将让年轻一代好好通读它。
“我们现在可能要有很长时间彼此见不着……明年或下个月我们的情况可能会很不相同了，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有多么不相同。但只要年轻一代有有意思的事情可做，过得好和有工作，这才是要紧的。
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在徽因最后的一封信寄出后几天解放了清华园，一个月后，1949年1月，北京交给了共产党人。来往信件已不可能；我们两个世界不接触了。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那一年是清华建筑系建系的第二年，就读的学生自然只有一二年级的学生，共计41人。思成负责讲授主要的历史课，先叙述西方建筑的演变，接着就讲中国建筑史。他还参加一周两次的建筑评图课。1948年5月他在清华的第一年快结束时写信来说，“我从来不大喜欢教书。我宁愿做研究工作。但学生们的作品补偿了我。一般来说他们都很聪明和专心，总的来说我是满意的。但它使我忙得要命，并使我无法进行研究工作。这真是一个矛盾。”
在内战期间野外考察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他的营造学社自从迁回北京以来还没有搞出一个工作计划。而且，他在美国的几个月已使他研究城市和建筑学的因素的兴趣增强。这些考虑促使他把建筑系改组成两个部分——建筑和城市规划。克拉伦斯·斯坦因为新的专业捐赠了供教师和学生用的二百册图书。
思成一定很希望能有时间研究这个新的领域及其对中国的应用。他的眼光超越了当前建设的迫切需要。他优先考虑的是为他的人民提供一个能够居住的健康的总环境。他要保证他的学生不仅仅是在技术上过硬，他们必须深刻理解人类对于美、舒适、空间、健康、安全以及睦邻关系的需求。
1948年，一位新朋友进入了梁家的生活。林洙是一个刚刚从上海的中学校毕业的年轻姑娘。她到北京来是想进清华念书，她父亲给徽因写了一封介绍信。她根据对梁氏夫妇的最初印象把他们描绘得栩翎如生，同时也使我们对这位作家在她这么小的时候有个初步印象：沉默而腼腆，聪明而敏感。她成为梁家的密友是毫不奇怪的。
“我想着要去见梁思成夫妇这两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心中不免忐忑不安，我和他们谈些什么呢？我还从来没有单独和父辈的人打过交道呢。但是，真的见到他们之后，我所有的顾虑都消失了，林先生热情地为我安排在吴柳生教授家借住。当她知道我的学业英语最差时，又主动提出为我补习英语，并规定每周三五两次。因为我不善交谈，所以最怕和生人打交道，但是去看林先生，我只要带着耳朵去就行了，她是那么健谈又有风趣，我除了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外，再也插不上嘴。她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女子中最美、最有风度的。当然，我见到她时她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病魔已把她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但是一旦和她接触，实体的林徽因就不见了，你所感受的只是她的精神，她的智慧与美的光芒，我常常陶醉在对她的欣赏中。
“那时她的健康状况极坏，下午常常发低烧，还坚持教我这个不用功的学生，我感到十分内疚。但是她又是那么吸引我，使我不愿放弃每次可以接近她的机会。我们总是在下午三点半开始上课，四点就开始喝茶。梁先生在家时就和我们一起喝。有时候宾客满堂。当客人不多时，林先生就给我讲北京城的规划，谈建筑，或者谈文学艺术仿佛从不考虑我那时还是个‘建筑盲’，与她相比简直是个无知的孩子。而就在这种闲谈中使我多少增加了对建筑的知识，并对建筑发生了兴趣。
“有一天，林先生问我北京的古建筑都看了哪些。我说城里的基本都看过了。
“她又问我最喜欢哪几处，我说最喜欢天坛和太庙，因为天坛经过长长的神道到达仰视晴空的洁白的圜丘真正给人以通向天堂的感觉；太庙门内的大片古松是那么宁静肃穆。
“听到谈太庙的古松，林先后忽然笑着问我听过她和梁先生逛太庙的故事吗？我摇摇头，于是她说：‘那时我才十八九岁，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矜持，可是进了太庙的大门不久，他却咕噜一下，爬到树上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我回头看看梁先生，他正挑起一支眉毛调皮地一笑说：‘可你还是爱上了这个傻小子。’他们都笑了，我也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又有一次林先生讲完了英语问我对哪个学科有兴趣时我说我爱好文学，但自知不是这块料，所以也不准备向这方面发展，只是爱好而已。她又问我喜欢哪个作家的作品。我说国外的太多了，但是中国的作家我只喜欢沈从文的，其次是曹禺的剧本。她听了非常高兴，滔滔不绝地和我谈论沈从文的作品，并说现在这祥对待沈从文是不公正的。解放区著名的作家赵树理的作品就受沈从文的影响很深，她介绍我读一读赵树理的作品。解放初期我逐步认识共产党正是从赵树理的作品开始的。
“林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生活的领路人。而且，连我当初的婚事都是她在病中一手为我操办的。不久因为林先生病情加重，我们停止了英语课。但因为那时梁再冰已南下，梁从诫正在上大学，所以我还是常常去梁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夫妇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以及对生活的乐观精神。
“那时每到供暖季节梁先生的负担就极重。因为当时清华的教工住宅没有暖气，要靠煤炉取暖，而病弱的林先生又特别怕冷，家中必须生三、四个约半人多高的大炉子。而怎样保证这些炉子常烧不熄只能由梁先生亲自管理。我常听到他们向我描绘前一天晚上如何抢救快灭的炉子的一场‘战斗’。现在我才体会到，按当时林先生的健康状况，炉子灭了真是意味着生命的终止。但他们每次谈论这些却都是那样幽默与风趣，丝毫没有牢骚和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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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成和徽因对于政治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他们在艺术的环境中长大，思想上崇尚理性，一门心思扑在个人事业上，决心在建筑史和诗歌领域中有所建树，根本没有时间参与政治或进行政治投机。他们在战争期间遭受的艰难困苦也没能在他们身上激起许多朋友感受过的召开种政治愤怒。他们是满怀着希望和孩童般的天真进入共产主义世界的。
因此发自徽因的下列政治议论是完全非同寻常的。“右派愚蠢的思想控制和左派对思想的有意操纵足够使人深思和沉默好一阵子的了。你们国家享有的那种自由主义离开我们还非常遥远，而我们的经济生活，对于那些有幸免于忍饥挨饿的人们来说，意味着头一天还有数万元家财，而第二天就又变得一文不名。当生活整个来说都乱了套的时候，我的卧床生涯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末了，连通信也必须结束了。徽因最后一封信是在1948年11且8日和12月8日之间写的，就是共产党军队来到的那个月。她是在收到第一本费正清的书《美国与中国》（第一版）之后不久写的信。它实际上是一篇书坪，既有赞扬也有批评，就像一篇好的书评该有的那样。
“现在我感到即使没有邮递困难或其它可能的阻隔也可能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可以自由地写信给远在美国的你们大家了，因此感觉有些张口结百。就是这封信……我只希望它能在圣诞节之前或圣诞节时寄到。
“万分感谢你寄来的这些书，尤其是最后那本费正清的杰作，多好的一本书啊！我们大家当然很欣赏、钦佩、惊奇并对此进行了讨论，它给大家的印象都是极其深刻的。有时候我们在内部用亲爱和教训的口吻说，在某处费正清必定是深深懂得我们的‘特别天朝’病症，而在另一处则是体会到‘对事物的那种感觉’，不管怎样，这一回对于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来说，这本书绝不是‘洋鬼子’的货色，一点点都不是。（张）奚若怜爱他说他喜欢费正清的书，还（用中文）说，‘确实没有一句话是外人的误解，他懂得真多’，如此等等。老金说这是对我们大家的非常‘合理而科学的’总结，还说‘有些事费正清了解得非常透彻，他确实是和别的外国人不一样’。而我必须承认，思成和我惊异地发现它一点没有外国人的善意误解或好心的期望或失望。我特别欣赏的是费正清以西方术语描绘西方事物，以中国术语描绘中国事物，可又是用的同一处西方语言，美国人用自己的语言研究中国的和中国人用别人的语言研究本国的都能懂得。我们对此喜欢极了。
“此外，我们常常以最大的钦羡之情而没有任何羞愧心彼此指出有些中国的事情我们是平生第一次（！）从费正清那里知道的。‘有意思的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玉米和番薯传入中国是这么晚，也不知道中国和西方关系中的许多事件。’
“换句话说，我们对于费正清一定非常喜欢写的事都喜欢得不得了。梁氏夫妇自从费慰梅重新描绘吴梁祠堂以来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惊喜。
“我的唯一遗憾是，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在书的综述中没有触及中国艺术，尽管我看不大出艺术和国际关系问题有什么联系！然而，艺术是我们生活中如此重要的部分，所以要一般地谈到我们，总有一个‘也在那里’混在我们潜在意识的症状里，当我说‘艺术’的时候当然也指‘诗歌’，以此我也许还指我们的语言引起的或通过语言获致的特殊敏感性和美学——情感体验，这语言是指特殊的书写字、字体、词结构、文学、以及文字传统和遗产。我们的语言实际上是四分之三修辞和声韵，只有四分之一才是清楚准确的话语！……我的意思或许是，这一丰富的、包罗万象的‘语言－诗歌－艺术结合体’也造就了我们并让我们如此思考、感受和幻想……
“简而言之，我认为艺术对于我们的精神结构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至少不亚于食谱之对于我们的生理结构。我们吃饭和豆腐这一事实，肯定不能不使我们和那些吃大块牛排和就着奶油蛋糕喝几大杯牛奶的人有所区别。同样地，那坐着研墨并耐心地画好一张风景画的人和那住在巴黎拉丁区熟悉巴尔扎克风格和后期印象派绘画以及最近的马梯瑟和毕加索作品的年轻造反者几乎是另一个人种。（和那远下墨西哥去看墨西哥壁画的年轻人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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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可能要有很长时间彼此见不着……明年或下个月我们的情况可能会很不相同了，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有多么不相同。但只要年轻一代有有意思的事情可做，过得好和有工作，这才是要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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