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宋明以后的中国佛教 第二节 “四大高僧”的净土归向
“四大高僧”是指明末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四位著名僧侣。他们以在禅净合一思想和净土念佛实践方面的突出贡献,奠定了近代佛教的具体形态,同时也确立了自身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云栖袾宏(公元1535—1615年),别号莲池,俗姓沈,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因数年之内连遭父母去世、亡妻失子的精神刺激,乃看破红尘,于32岁时出家为僧。受具足戒后,即云游四方,遍参名师。晚年住杭州云栖寺。
袾宏对华严宗和禅宗理论都有很深的造诣,认为,禅宗提倡的顿悟与华严宗主张的经教(指经典、教义)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促进的。习禅必须以经论所说为依据,否则难以实现真正的觉悟,而教家(如华严、天台、唯识)也不应排斥禅观,这叫做“学悟兼济,定慧交通”。
但是,袾宏佛教思想的核心是净土念佛。他认为,参禅所得之悟不同于念佛往生净土,因为禅悟之后的境界仍与诸佛境界有一定距离,而唯有念佛才能不复再生(指彻底摆脱轮回)。他的这一说法,否定了禅宗“明心见性”的思想原则。袜宏宣称:“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经,经是佛说,正好念佛;若人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普劝念佛往生净土》)称名念佛的净土法门可以贯通所有其他佛教法门,也可以取代所有其他佛教修行。
袾宏在号召持名念佛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僧侣的道德规范,并积极完善寺院宗教仪轨。凡他住持的寺院,戒律森严,律制有度;由他制订的寺院日常课诵仪式,一直为后世所遵循。在袜宏看来,于佛法衰微之时,必须加强具体实践,才能启发人们止恶行善,重新认识佛教的价值。他又因见寺院内士女老幼纷至沓来,交足摩肩,呈混乱之状,于佛教“有过而无功”,乃重修水陆法会仪文,名《水陆仪轨》。该仪轨集以往佛教礼仪之大成,奠定了近代佛教礼仪的基础。
紫柏真可(公元1543—1603年),字达观,俗姓沈,江苏吴江人。17岁时于苏州虎丘云岩寺出家。曾潜心研习唯识、华严等学说,此后行脚各方,从禅门诸师参学,并誓志复兴禅宗。
真可不仅系念佛教命运,而且也关心世事,有救世济民的理想。他曾说,“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德清《达观大师塔铭》)。他读《长沙志》,至忠义李芾〔fu浮〕传一节,深为感动,竟至热泪迸洒;又怒侍者无动于衷,直欲将其推下石崖。许多进步思想家如汤显祖等都从他为师或问学,决非偶然。
在佛学上,真可也无独特建树。他十分重视文字语言在禅悟中的作用,认为禅和文字不应割裂,两者好比是水和波的关系:“文,波也;禅,水也。如必欲离文而求禅,渴不饮波,必欲拨波而觅水,即至昏昧,宁至此乎!”(《紫柏尊者全集》卷一四)他虽立志复兴禅宗,但对佛教禅、教各派乃至儒、释、道三家,也都取调和态度。在禅净关系方面,他虽未倡导以念佛净土为归宿,但对净土一门仍有很高的评价。
憨山德清(公元1546—1623年),字澄印,俗姓蔡,安徽全椒人。少年时在寺院攻读儒书,19岁时往金陵栖霞山披剃出家。云游各地,遍求禅、华严、天台、唯识等学,又于五台山从袾宏接受禅净合一之说。
德清虽属临济宗法系,但他的思想重点是禅教一致、禅净合一。他认为,自禅宗建立至宋代300余年,丛林①开始衰微。而由宋至明万历中,又将近500年,道场之败坏,尤甚于宋;僧徒不遑其居,而法窟皆为狐兔所栖。参禅者虽不乏其人,但都以礼诵为下务,以行门为贱役,以佛法为冤家,以套语为己见,以弄口舌为机锋,以持黠慧为妙悟。所以,要改变现状,必须从禅教一致、禅净共修上着力。他说:“佛祖一心,教禅一致”,而“今禅宗人动即呵教,不知教诠一心,乃禅之本”(《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六)。又说:“初参禅未悟之时,非念佛无以净自心,然心净即悟心也”,“如此念佛,即是参禅。”(《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九)。在德清看来,时当末法②之世,人心恶浊,利根③者少,所以应从念佛心净开始,结合参禅,方可解脱。他认为,净土念佛的优点,在于它适用于任何对象,包括禅家上上根、中下之士、愚夫愚妇、乃至极恶之辈,所有人都可以因念佛而往生极乐世界。据说,德清于晚年“掩关念佛,昼夜课六万声”,这在当时的禅师中还不多见。
藕益智旭(公元1599—1655年),别号八不道人,俗姓钟,江苏吴县木渎人。少习儒书,曾著《辟佛论》,后因读袜宏之书,乃决意信佛。24岁时从德清弟子雪岭剃度出家。目睹当时禅宗败落,他曾有意弘传律学,但响应者寥寥无几,使他大失所望。于是他“每每中夜痛哭流涕”,以至忘情痛骂“法师是乌龟,善知识是王八”。声称要以袾宏、真可、德清为榜样,调和禅教、性相各宗,归极净土。他是晚明“四大高僧”的最后一人,他的思想因此也是对上述三人的综合和集成。
时人指出,智旭佛教思想的核心是“融会诸宗,归极净土”。他最为推崇的永明延寿和楚石梵琦,都是禅宗传人,但又都主张禅教统一、融归净土。在他看来,禅宗实践、天台教义以及戒律之学等,最后都要统一于净土之一念。自清代开始,天台宗人讲论佛教,大多依据智旭的有关论疏,逐渐形成合禅观、经教、戒律归入净土的“灵峰派”(因智旭晚年常住杭州灵峰),一直延续至近现代。
据佛教《地藏本愿经》和《十轮经》说,地藏菩萨的“大愿大悲”,远远超过其他诸菩萨,他的“广利众生”的“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可以消除先天或是后天的种种罪障。又据《占察善恶业报经》说,地藏菩萨曾为他人显示三种轮相,以投木牌占察吉凶善恶、三世业报,兼示忏悔之法。上述经典的教义与明末清初普及于社会的“功过格”④实践相结合,唤起了信众对地藏菩萨的极大热情。据智旭自述,他曾因阅读《地藏本愿经》而萌发出世之念,故出家后对地藏特别崇奉。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智旭来到地藏道场九华山,专劝僧俗持念地藏名号。他还撰有劝持地藏名号的著作多种,反复宣传地藏的神异功德。他告诫人们,竭诚皈依地藏,依靠地藏慈悲本愿,消除罪障,远避地狱之苦。由于他的上述活动,使地藏信仰在佛教中的地位日趋突出。
智旭基于罪报思想,还在具体的宗教行事中提倡礼忏、持咒、血书、燃香等活动。这类宗教实践,配合地藏信仰,更能有效地唤起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下层民众的宗教热情。在明末清初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激烈,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时候,智旭的佛教信仰和实践,无疑给广大民众带来精神上的极大安慰。及至鸦片战争爆发,揭开中国近代史的帷幕,饱尝枪炮和铁蹄蹂躏的下层民众,更把智旭所提倡的佛教视为解脱人生苦难的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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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丛林。意为僧众和合共住一处,如树木之丛集为林。通常指禅宗寺院,故也称“禅林”。后世也有他宗寺院仿照禅林制度而称丛林。
②末法,即末法时。佛教认为,释迦牟尼去世后,佛法将日益衰微,可分正法、像法、末法三个时期。于末法时期,佛法将灭,只有教说,既无修行,也无证悟。一般认为,正法500年,像法1000年,末法10000年。
③利根,指能敏锐地理解佛法并能圆满地达到解脱的修行者。“利”,意为锐利、迅捷;“根”,意为根性、根机。与利根相反的,则名钝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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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栖袾宏(公元1535—1615年),别号莲池,俗姓沈,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因数年之内连遭父母去世、亡妻失子的精神刺激,乃看破红尘,于32岁时出家为僧。受具足戒后,即云游四方,遍参名师。晚年住杭州云栖寺。
袾宏对华严宗和禅宗理论都有很深的造诣,认为,禅宗提倡的顿悟与华严宗主张的经教(指经典、教义)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促进的。习禅必须以经论所说为依据,否则难以实现真正的觉悟,而教家(如华严、天台、唯识)也不应排斥禅观,这叫做“学悟兼济,定慧交通”。
但是,袾宏佛教思想的核心是净土念佛。他认为,参禅所得之悟不同于念佛往生净土,因为禅悟之后的境界仍与诸佛境界有一定距离,而唯有念佛才能不复再生(指彻底摆脱轮回)。他的这一说法,否定了禅宗“明心见性”的思想原则。袜宏宣称:“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经,经是佛说,正好念佛;若人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普劝念佛往生净土》)称名念佛的净土法门可以贯通所有其他佛教法门,也可以取代所有其他佛教修行。
袾宏在号召持名念佛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僧侣的道德规范,并积极完善寺院宗教仪轨。凡他住持的寺院,戒律森严,律制有度;由他制订的寺院日常课诵仪式,一直为后世所遵循。在袜宏看来,于佛法衰微之时,必须加强具体实践,才能启发人们止恶行善,重新认识佛教的价值。他又因见寺院内士女老幼纷至沓来,交足摩肩,呈混乱之状,于佛教“有过而无功”,乃重修水陆法会仪文,名《水陆仪轨》。该仪轨集以往佛教礼仪之大成,奠定了近代佛教礼仪的基础。
紫柏真可(公元1543—1603年),字达观,俗姓沈,江苏吴江人。17岁时于苏州虎丘云岩寺出家。曾潜心研习唯识、华严等学说,此后行脚各方,从禅门诸师参学,并誓志复兴禅宗。
真可不仅系念佛教命运,而且也关心世事,有救世济民的理想。他曾说,“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德清《达观大师塔铭》)。他读《长沙志》,至忠义李芾〔fu浮〕传一节,深为感动,竟至热泪迸洒;又怒侍者无动于衷,直欲将其推下石崖。许多进步思想家如汤显祖等都从他为师或问学,决非偶然。
在佛学上,真可也无独特建树。他十分重视文字语言在禅悟中的作用,认为禅和文字不应割裂,两者好比是水和波的关系:“文,波也;禅,水也。如必欲离文而求禅,渴不饮波,必欲拨波而觅水,即至昏昧,宁至此乎!”(《紫柏尊者全集》卷一四)他虽立志复兴禅宗,但对佛教禅、教各派乃至儒、释、道三家,也都取调和态度。在禅净关系方面,他虽未倡导以念佛净土为归宿,但对净土一门仍有很高的评价。
憨山德清(公元1546—1623年),字澄印,俗姓蔡,安徽全椒人。少年时在寺院攻读儒书,19岁时往金陵栖霞山披剃出家。云游各地,遍求禅、华严、天台、唯识等学,又于五台山从袾宏接受禅净合一之说。
德清虽属临济宗法系,但他的思想重点是禅教一致、禅净合一。他认为,自禅宗建立至宋代300余年,丛林①开始衰微。而由宋至明万历中,又将近500年,道场之败坏,尤甚于宋;僧徒不遑其居,而法窟皆为狐兔所栖。参禅者虽不乏其人,但都以礼诵为下务,以行门为贱役,以佛法为冤家,以套语为己见,以弄口舌为机锋,以持黠慧为妙悟。所以,要改变现状,必须从禅教一致、禅净共修上着力。他说:“佛祖一心,教禅一致”,而“今禅宗人动即呵教,不知教诠一心,乃禅之本”(《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六)。又说:“初参禅未悟之时,非念佛无以净自心,然心净即悟心也”,“如此念佛,即是参禅。”(《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九)。在德清看来,时当末法②之世,人心恶浊,利根③者少,所以应从念佛心净开始,结合参禅,方可解脱。他认为,净土念佛的优点,在于它适用于任何对象,包括禅家上上根、中下之士、愚夫愚妇、乃至极恶之辈,所有人都可以因念佛而往生极乐世界。据说,德清于晚年“掩关念佛,昼夜课六万声”,这在当时的禅师中还不多见。
藕益智旭(公元1599—1655年),别号八不道人,俗姓钟,江苏吴县木渎人。少习儒书,曾著《辟佛论》,后因读袜宏之书,乃决意信佛。24岁时从德清弟子雪岭剃度出家。目睹当时禅宗败落,他曾有意弘传律学,但响应者寥寥无几,使他大失所望。于是他“每每中夜痛哭流涕”,以至忘情痛骂“法师是乌龟,善知识是王八”。声称要以袾宏、真可、德清为榜样,调和禅教、性相各宗,归极净土。他是晚明“四大高僧”的最后一人,他的思想因此也是对上述三人的综合和集成。
时人指出,智旭佛教思想的核心是“融会诸宗,归极净土”。他最为推崇的永明延寿和楚石梵琦,都是禅宗传人,但又都主张禅教统一、融归净土。在他看来,禅宗实践、天台教义以及戒律之学等,最后都要统一于净土之一念。自清代开始,天台宗人讲论佛教,大多依据智旭的有关论疏,逐渐形成合禅观、经教、戒律归入净土的“灵峰派”(因智旭晚年常住杭州灵峰),一直延续至近现代。
据佛教《地藏本愿经》和《十轮经》说,地藏菩萨的“大愿大悲”,远远超过其他诸菩萨,他的“广利众生”的“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可以消除先天或是后天的种种罪障。又据《占察善恶业报经》说,地藏菩萨曾为他人显示三种轮相,以投木牌占察吉凶善恶、三世业报,兼示忏悔之法。上述经典的教义与明末清初普及于社会的“功过格”④实践相结合,唤起了信众对地藏菩萨的极大热情。据智旭自述,他曾因阅读《地藏本愿经》而萌发出世之念,故出家后对地藏特别崇奉。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智旭来到地藏道场九华山,专劝僧俗持念地藏名号。他还撰有劝持地藏名号的著作多种,反复宣传地藏的神异功德。他告诫人们,竭诚皈依地藏,依靠地藏慈悲本愿,消除罪障,远避地狱之苦。由于他的上述活动,使地藏信仰在佛教中的地位日趋突出。
智旭基于罪报思想,还在具体的宗教行事中提倡礼忏、持咒、血书、燃香等活动。这类宗教实践,配合地藏信仰,更能有效地唤起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下层民众的宗教热情。在明末清初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激烈,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时候,智旭的佛教信仰和实践,无疑给广大民众带来精神上的极大安慰。及至鸦片战争爆发,揭开中国近代史的帷幕,饱尝枪炮和铁蹄蹂躏的下层民众,更把智旭所提倡的佛教视为解脱人生苦难的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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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丛林。意为僧众和合共住一处,如树木之丛集为林。通常指禅宗寺院,故也称“禅林”。后世也有他宗寺院仿照禅林制度而称丛林。
②末法,即末法时。佛教认为,释迦牟尼去世后,佛法将日益衰微,可分正法、像法、末法三个时期。于末法时期,佛法将灭,只有教说,既无修行,也无证悟。一般认为,正法500年,像法1000年,末法10000年。
③利根,指能敏锐地理解佛法并能圆满地达到解脱的修行者。“利”,意为锐利、迅捷;“根”,意为根性、根机。与利根相反的,则名钝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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