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边缘人群”为稳定因素
旧体制下长期形成的思维惯性，常常使我们的“市民”对“外来者”的增加缺乏承受力。外来人口社区的出现有碍观瞻、有损于城市的脸面，外来人口犯罪率高，造成治安危机，外来人口抢了城里人的饭碗，应当对“下岗”现象负责——这是我们常听到的抱怨。
但其实，以开放的眼光看，“外来人口”在我们的各大城市中的比重其实很小。外国城市中例如纽约市，它的人口中英裔新教徒，即人们印象中的美国主体族群只是该市第七大族裔，在人口中仅占7%，远少于黑人（25%）、犹太人（20%）、波多黎各人（11%）、拉美裔人（包括前述波多黎各人及黑人中讲西、葡语者及其他拉美移民，共24%）以及天主教徒的意大利人（15%）、爱尔兰人（10%），仅与亚太裔（7%）相同。这个城市中，70%以上的人口为一代以内移入，其中未入籍者占1/3，内中又有50万人属非法入境者，人数几乎与该市公民中的英裔新教徒人口相当！在这个城市的市区内到处是某个特定族裔、地区裔或宗教教派聚居的自治社区，北京的浙江村、新疆村与之相比真是嘎嘎乎小哉。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文化差异极大的各族人口流动性的五方杂处状态下，那里的市政管理与公共秩序仍然有条不紊，社会经济有效运转，人民一般都能安居乐业，正常生活。虽然该市的犯罪率之高历来为人诟病，却也没有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在一个法律允许公民持有武器的社会里真可算是奇迹了。试想北京如果全城大半是浙江村、新疆村那样的地方，又允许人们持枪，那该是怎样一种状态！
这样一种五方杂处自然会产生许多在上流社会眼中有碍观瞻的外来人社区，其中包括我们以前常常用以作为资本主义罪恶象征的“贫民窟”。按我们以前的想象，这种被压迫被剥削者集中的地方一定是对现存社会秩序潜藏着严重威胁的地区，平时是各种案件的高发地，一有危机，这里就会成为激进骚动乃至革命的摇篮。然而一些美国社会学家却有种理论，说是这种地方恰恰是政治稳定的缓冲器，是秩序党、保守党的票仓，是赞成维持现状的选民集中之区。当然，他们主要说的不是纽约（那里的黑人、贫民多为民主党选民，民主党不如共和党保守，却也算不上激进势力），而是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有人对若干拉美国家多年来历次选举的选票统计作了大量研究，居然发现这如果不算是“规律”的话，至少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些学者分析说：作为城市边缘群体的外来人口——主要是进城农民——虽然在城里处于社会下层，但其处境一般仍然明显比在原籍时要好，因而并非穷则思变之人。同时他们在城里立足未稳，处于创业状态，更需要社安定并希望现存秩序能容纳他们。因此他们更“保守”，而白领阶层反倒比他们“激进”。有人对纽约等城市犯罪率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个与前述“拉美现象”可以类比的情况。虽然一般来说黑人犯罪率较高，但那多是老住户，而新移民、尤其是未入籍的新移民犯罪率反而极低，包括其中的黑人也是如此，这也与他们更希望被现存秩序所接纳（事实上很有这种可能）有关。
当然，在世界范围内我们不难找到相反的例子。例如南非，象约翰内斯堡“西南镇区”这样聚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黑人劳工的贫民区就是典型，这个地方过去以索维托之名频频见于传媒，人们知道它是反抗白人政权的激进运动的大本营与非国大的基地，却很少注意到它也是全国刑事犯罪率最高的地方之一，其犯罪率要比纽约黑人区高出许多倍。如今非国大的民主南非政府高度关注这一问题。人们认为这一状况是种族隔离制度使黑人打工者无法融入正常都市生活与市民社会的结果。
可见在现代化——城市化阶段，城市中出现大量主要来自农村与不发达地区的新进入者是普遍的现象，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在未能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之前只能以都市“边缘人”的方式存在。但他们对城市稳定所起的作用则在不同体制下有极为悬殊的区别。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是造成索维托不稳定的根源，而美洲较为开放的体制则是“移民保守主义”乃至“贫民窟保守主义”的根源。
开放的体制不仅有利于边缘人群体融入城市正常社会，能够以民主、法制、人权的原则维持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间至少是最低限度的、即公民权利意义上的平等，有利于在市场准入（起码是劳务市场准入）的基础上提供相对更为平等的机会，而且这种体制还有利于在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未能融合之前形成有利于化解矛盾的缓冲机制。广泛发展的社区自治组织与第三部门组织就是这种机制的重要内容。有人说过：拿起一个瓷瓶远比捧起一堆碎瓷片来得容易。边缘群体与市民一样需要公共物品，在主流社会的公共空间尚无法吸收他们的情况下，应当帮助他们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公共生活，否则黑社会这类组织便会填补这个空缺。这又反过来使主流社会更认为他们的公共生活有害并加以阻碍，那就形成恶性循环了。
“外来人口”与主流社会的文化差异在国外的移民社会是个很大的问题，但应当说中国人、以至亚洲人的文化适应能力之强是十分突出的。在美国近二十年来墨西哥、菲律宾人占合法移民来源比重第一、二位，其中墨西哥人更在1820-1996年近两个世纪的美国移民纪录中仅次于德意志人而超过任何其他民族。但移民入籍率这20年来却一直是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居明显优势。1977年移民到1995年时的入籍率前十位的来源地有7个位于亚洲，中国大陆与台、港、澳皆在其列，其中前5位全部在亚洲，台、港、澳居前三名。相反，这个时期非法移民来源地前十位中有7个在拉丁美洲，墨西哥即名列第一。全美移民入籍率平均为45.9%，但来自中国四个部分（大陆与台港澳）的移民平均达73.4%。可见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融入主流相对最易，而拉美人尤其是墨西哥人最难。
跨国移民尚且如此，国内流动应当更不在话下，事实上除了深圳这类特殊的移民城市外，我国南方经济发达地带外来人口超过本地常住人口、甚至超过若干倍的已不乏其例。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活并未发生大问题（如果说有问题，例如舆论界反映强烈的珠三角打工者权益问题，也是因为民主法治与人权保障不力，而决非因为“排外”不够、开放太多）。可见，只要坚持改革开放，随着我国民主法治与公民自治机制的健全，“外来人口”从都市边缘群体转化为稳定因素、当然更不用说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应当是没有问题的。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但其实，以开放的眼光看，“外来人口”在我们的各大城市中的比重其实很小。外国城市中例如纽约市，它的人口中英裔新教徒，即人们印象中的美国主体族群只是该市第七大族裔，在人口中仅占7%，远少于黑人（25%）、犹太人（20%）、波多黎各人（11%）、拉美裔人（包括前述波多黎各人及黑人中讲西、葡语者及其他拉美移民，共24%）以及天主教徒的意大利人（15%）、爱尔兰人（10%），仅与亚太裔（7%）相同。这个城市中，70%以上的人口为一代以内移入，其中未入籍者占1/3，内中又有50万人属非法入境者，人数几乎与该市公民中的英裔新教徒人口相当！在这个城市的市区内到处是某个特定族裔、地区裔或宗教教派聚居的自治社区，北京的浙江村、新疆村与之相比真是嘎嘎乎小哉。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文化差异极大的各族人口流动性的五方杂处状态下，那里的市政管理与公共秩序仍然有条不紊，社会经济有效运转，人民一般都能安居乐业，正常生活。虽然该市的犯罪率之高历来为人诟病，却也没有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在一个法律允许公民持有武器的社会里真可算是奇迹了。试想北京如果全城大半是浙江村、新疆村那样的地方，又允许人们持枪，那该是怎样一种状态！
这样一种五方杂处自然会产生许多在上流社会眼中有碍观瞻的外来人社区，其中包括我们以前常常用以作为资本主义罪恶象征的“贫民窟”。按我们以前的想象，这种被压迫被剥削者集中的地方一定是对现存社会秩序潜藏着严重威胁的地区，平时是各种案件的高发地，一有危机，这里就会成为激进骚动乃至革命的摇篮。然而一些美国社会学家却有种理论，说是这种地方恰恰是政治稳定的缓冲器，是秩序党、保守党的票仓，是赞成维持现状的选民集中之区。当然，他们主要说的不是纽约（那里的黑人、贫民多为民主党选民，民主党不如共和党保守，却也算不上激进势力），而是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有人对若干拉美国家多年来历次选举的选票统计作了大量研究，居然发现这如果不算是“规律”的话，至少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些学者分析说：作为城市边缘群体的外来人口——主要是进城农民——虽然在城里处于社会下层，但其处境一般仍然明显比在原籍时要好，因而并非穷则思变之人。同时他们在城里立足未稳，处于创业状态，更需要社安定并希望现存秩序能容纳他们。因此他们更“保守”，而白领阶层反倒比他们“激进”。有人对纽约等城市犯罪率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个与前述“拉美现象”可以类比的情况。虽然一般来说黑人犯罪率较高，但那多是老住户，而新移民、尤其是未入籍的新移民犯罪率反而极低，包括其中的黑人也是如此，这也与他们更希望被现存秩序所接纳（事实上很有这种可能）有关。
当然，在世界范围内我们不难找到相反的例子。例如南非，象约翰内斯堡“西南镇区”这样聚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黑人劳工的贫民区就是典型，这个地方过去以索维托之名频频见于传媒，人们知道它是反抗白人政权的激进运动的大本营与非国大的基地，却很少注意到它也是全国刑事犯罪率最高的地方之一，其犯罪率要比纽约黑人区高出许多倍。如今非国大的民主南非政府高度关注这一问题。人们认为这一状况是种族隔离制度使黑人打工者无法融入正常都市生活与市民社会的结果。
可见在现代化——城市化阶段，城市中出现大量主要来自农村与不发达地区的新进入者是普遍的现象，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在未能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之前只能以都市“边缘人”的方式存在。但他们对城市稳定所起的作用则在不同体制下有极为悬殊的区别。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是造成索维托不稳定的根源，而美洲较为开放的体制则是“移民保守主义”乃至“贫民窟保守主义”的根源。
开放的体制不仅有利于边缘人群体融入城市正常社会，能够以民主、法制、人权的原则维持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间至少是最低限度的、即公民权利意义上的平等，有利于在市场准入（起码是劳务市场准入）的基础上提供相对更为平等的机会，而且这种体制还有利于在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未能融合之前形成有利于化解矛盾的缓冲机制。广泛发展的社区自治组织与第三部门组织就是这种机制的重要内容。有人说过：拿起一个瓷瓶远比捧起一堆碎瓷片来得容易。边缘群体与市民一样需要公共物品，在主流社会的公共空间尚无法吸收他们的情况下，应当帮助他们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公共生活，否则黑社会这类组织便会填补这个空缺。这又反过来使主流社会更认为他们的公共生活有害并加以阻碍，那就形成恶性循环了。
“外来人口”与主流社会的文化差异在国外的移民社会是个很大的问题，但应当说中国人、以至亚洲人的文化适应能力之强是十分突出的。在美国近二十年来墨西哥、菲律宾人占合法移民来源比重第一、二位，其中墨西哥人更在1820-1996年近两个世纪的美国移民纪录中仅次于德意志人而超过任何其他民族。但移民入籍率这20年来却一直是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居明显优势。1977年移民到1995年时的入籍率前十位的来源地有7个位于亚洲，中国大陆与台、港、澳皆在其列，其中前5位全部在亚洲，台、港、澳居前三名。相反，这个时期非法移民来源地前十位中有7个在拉丁美洲，墨西哥即名列第一。全美移民入籍率平均为45.9%，但来自中国四个部分（大陆与台港澳）的移民平均达73.4%。可见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融入主流相对最易，而拉美人尤其是墨西哥人最难。
跨国移民尚且如此，国内流动应当更不在话下，事实上除了深圳这类特殊的移民城市外，我国南方经济发达地带外来人口超过本地常住人口、甚至超过若干倍的已不乏其例。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活并未发生大问题（如果说有问题，例如舆论界反映强烈的珠三角打工者权益问题，也是因为民主法治与人权保障不力，而决非因为“排外”不够、开放太多）。可见，只要坚持改革开放，随着我国民主法治与公民自治机制的健全，“外来人口”从都市边缘群体转化为稳定因素、当然更不用说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应当是没有问题的。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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