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最后的大师 第三节
赵九章的死讯同样击溃了叶企孙的生命意志。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
壮士不还，寒风萧瑟。
这是赵九章最爱吟诵的句子，现在，衰老如一团枯草的叶企孙从学生口中传接下来，晨诵昏吟，成为他悼念亡灵的祭文。
之前，叶企孙一直以守望者的姿态屹立着。在他晚年的时候，当教书时光一去不返的时候，如灯塔般的守望，就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篇章。
灯塔的品质就是向归航的船舶投射平静的灯光，准确、安全、温暖。但归航是为了下一次的远行，老师的平静就是学生征途上的阳光。
“宁可时代负我，我决不负时代。”这就是叶企孙晚年内心的最强音。身为众多大师级学生的老师，他知道他的平静意味着什么。“他从不怨天尤人，从不向学生发牢骚。”一位“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这样说。
他知道王淦昌化名王军隐身大山深处为什么。作为一代物理宗师，徒弟出山，何样作为岂能不知？普天之下，谁人拥有制造原子弹核武器的能力？但叶企孙即使见到王淦昌，也从不提工作内容，更不会以牢骚满怀的姿态向学生诉说时代对他的不公。这是爱国情怀的另一种深刻表达。作为他的学生，他们还是从老师的平静中感受到了一种炽热的情感。当原子弹爆炸成功时，作为“原子弹之父”的王淦昌首先想到的是叶企孙老师：
在浩瀚的戈壁滩上空升起光彩夺目的大蘑菇云的时候，沙滩上的人群是那样的激动，又是跳，又是叫，又是笑，欢庆中国人民自己的原子弹试爆成功，中国人民从此真正站起来了！聂荣殝元帅说：靠人家靠不住，也靠不起，党和国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本国科学家身上。在这个时候我不能不想起我的师长叶企孙教授。只要细看看投身于“两弹一星”的科技骨干的名单，就会看出这些人大都是叶师创建的物理系培养的学生，或者是叶师的学生的学生。中国有句古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叶师就是新中国科技事业兴旺发达的“种树人”！（王淦昌《见物理系之筚缕蓝缕，思叶老师之春风化雨》，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54页）
黄祖洽是清华物理系1948年毕业生，参与了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说：
1950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此开始了我在核物理、反应堆和核武器等有关原子能学科方面的理论工作，和叶先生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每次见了面他都要亲切地询问我情况。不过，60年代初，当他从其他方面知道我已经参加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后，见面时就不再过问我的工作详情了。记得有一年冬天在王府井大街上遇到他，穿着厚厚的皮大衣，有些老态龙钟，用他特有的口气对我说：“我……我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你……身体好吗？”想不到这就是我和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师最后一次见面。唉！（黄祖洽《怀念叶企孙先生》，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180-181页）
叶企孙的好友钱临照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
1969年12月，叶先生被释放出狱，但无行动自由，而且只发给十分菲薄的生活费，这对于他那样体弱多病的孤独老人，维持生活极为困难。当时人们可以在中关村附近见到一位衣衫褴褛、步履艰难、踯躅街头的老人，他就是我们物理学界的老前辈，对中国物理学发展作出过很大贡献的叶先生……（钱临照《纪念物理学界的老前辈叶企孙先生》，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43页）
困难时期，曾经常得到叶企孙帮助，到叶先生家喝牛奶的张之翔听说叶先生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想方设法终于见了恩师一面，他回忆道：
我找到系里的宣传队领导，请求让我去看望叶先生。得到允许后，我才去叶先生家，这时他已从镜春园搬到校园外的一个公寓二楼的一间屋里。他坐在椅子上，多年不见，乍见之下，竟认不出来了。他的气色比过去差多了。他告诉我，他的腿走路很困难，是被红卫兵打的。他拉起裤管给我看，他的小腿仍然肿着。我看了心里很难过，他问我的情况……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叶先生。（张之翔《回忆叶企孙先生》，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203页）
1972年5月31日，北京大学党委对叶企孙做出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撤销其专案审查，去掉监视控制手段，不再限制人身自由，准其搬回北大公寓，恢复其原工资。不久，叶企孙又请回了跟随他多年的周师傅。
从1968年4月到1972年6月，长达4年的囚徒生活宣告结束，叶企孙恢复了自由。
但是，因是“敌我矛盾”性质，当他的海外友人任之恭、赵元任，学生林家翘、戴振铎、杨振宁归国后向北大提出要看望叶企孙的请求，均遭拒绝。
在一些人眼里，叶企孙仍然是敌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敌人。
戴振铎因没见到恩师，怅然而归，回去后托人给先生带了一册他刚刚出版的书籍，以感谢叶师对他一生的教诲。叶企孙收到后，回送了一册他亲自用红笔圈点眉批过的宋词和他的近照。戴振铎说，1943年他出国留学时叶师曾送他一双象牙筷子，现在这3件礼物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1974年夏季，曾与叶企孙在清华和哈佛先后同学的郭殿邦听说他的弟弟郭会邦要到北京出差，从美国来函一再叮嘱郭会邦一定代他找到叶企孙，以致深切思念之情。郭会邦是1932年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上学期间曾受到叶师的接济和多方关照，他理解大哥的心愿。
郭会邦来到北大。站在偌大的北大校园，却有“烟波江上使人愁”之感。他在北大校园多方打听，竟没有人知道谁是叶企孙，这让郭会邦深感吃惊，以叶企孙那样的大名，那样一位桃李满园的教育家，怎么可能没有人认得呢？郭会邦心中隐隐感到了不祥。这时，他看到一个年轻人，忙上前打问，没想到那个年轻人竟惊愕地查问他与叶企孙是什么关系，还以警惕的眼神看着他。为了找到叶企孙，郭会邦只得以实相告：“我是从南京来的，想看看久未谋面的老师。您知不知道他住哪里？”那个年轻人往后退了一步，上下打量着郭会邦：“你不知道他是国家的罪人？”说完便摆手而去。郭会邦站在原地，似乎经历着“游园惊梦”。所幸又遇见了一位老人，上前试问，得到老人指点，来到叶先生所住的院落。但郭会邦仍然不能确定叶师的具体住所，便在楼下徘徊。这时候一个孩子在院子里玩耍，郭会邦就问他：“你知道不知道这里有一位叫叶先生的？”“不知道。”那孩子边玩边看着郭会邦。看到郭会邦失望的表情，那孩子天真地补充道：“不过这里经常有一位老人在院子里散步，走路一瘸一拐的。”郭会邦听到这些，立刻来了精神，连忙说道：“我要找的可能就是他，你……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住在哪儿？”
在孩子的带领下，郭会邦终于找到了叶企孙。
眼前的情景使郭会邦十分惊愕。空荡荡的屋子里，叶企孙独卧床上，面容憔悴，衣衫陈旧。看到有人进来，叶企孙吃力地把头扭转过来，迷茫地看着郭会邦。当听到郭会邦自报家门，并说出他的大哥是郭殿邦的时候，叶企孙苍老僵硬的脸上出现了微微的笑意，似有所记忆。郭会邦坐在那里，看到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清华人物此时竟是这般境遇，心中似被谁揪了一把，很是心酸。叶企孙看着郭会邦，吃力地想从床上下来，由于他的脚肿得已经穿不上单鞋，竟穿了一双老棉鞋！他艰难地移步，摇摇摆摆地走到郭会邦跟前，由于双脚不能支撑，叶企孙重重地坐在了郭会邦旁边的椅子上。郭会邦忙上前帮他，叶企孙摆摆手说：“不要紧不要紧，一会儿就会好的。”
叶企孙对郭会邦的来访非常高兴，他让工友老周给郭会邦上茶，并忆起了当年他和郭会邦大哥郭殿邦在一起的情景，想起了郭殿邦是怎样一个热情和爱好运动的青年，想起了郭殿邦在清华时的一些趣事，还问及郭殿邦在美国是否结婚，是否已有子女……郭会邦没想到一个76岁的老人，在遭受摧残之后还能保持如此冷静的头脑，如此乐观健谈，对多年以前的老友还会如此地关心。于是，他把大哥在美国的一些成绩告诉了叶企孙。叶企孙听了很高兴，说清华的毕业生都是了不起的，也希望郭会邦工作顺利，取得更好的成绩。
当郭会邦问及叶老所受的遭遇的时候，叶企孙只是一笑而过，没有过多地说明。由于担心叶先生的身体，郭会邦在与叶企孙交谈半日之后起身告辞。叶企孙似有不舍，让工友老周出门相送，自己则倚在窗口一直目送郭会邦远去……
叶企孙一直以不倒的形象坚持着他生命的全过程，特别是在他遭到抛弃，受到敌视，已经被确定为“敌人”之后，仍然挺立着身躯，顽强维护着自己的信念。唯有科学救国的信念才是他活下去的理由，而点点滴滴滋养这信念的是他伟大的爱国情怀。
他明白，即使自己被这个时代抛到九霄云外，在他的学生心目中，一切已有定论。他对学生的影响已经渗入他们的血脉，他们不会因时局的褊狭和某些政治原因改变对老师的判断。他不叫苦，不发牢骚，不诉说委屈，不流露怨怼之色，在那一代堪称大师的诸多学人中，像他这样的生命境界似不多见。这些独特的生命风景或许在别人看来是迂腐之气，但叶企孙却以超越凡尘的生命绝唱给了他那些同属大师级的学生群体最后的影响——为了祖国，为了科学救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将自己制成了完美的生命标本，供后辈惊叹。
戕害无言，摧残不泪，是有大爱。
只要学生们不分心、不迟疑、不松懈，他们一定能代他完成夙愿，中国科学的春天一定会到来，科学救国的理想一定会实现！
这就是叶企孙当时的内心独白。
但是，赵九章之死还是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1970年4月24日晚，“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那年的五一，北京万人空巷，人民群众自发组织游行庆贺卫星发射成功，潮水般的人群汇聚在天安门广场，在探照灯的指引下，追寻着翱翔在夜空的卫星。而在北大一处僻静的角落，叶企孙静静聆听着半导体收音机里从遥远的太空传来的“东方红，太阳升”的音乐。黑暗中，传来他撕心裂肺的哭声……
九章，九章，你在哪里？
外人很难知道赵九章之死对叶企孙意味着什么，但他的亲属知道，从此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两腿肿胀如小桶，脚肿得穿不上鞋袜……
唯一一次，他似乎向这个时代提出了质问。当时钱临照先生来访，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宋书》，找出南朝史学家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给他看：
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己任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这是叶企孙在世时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说过的最重的一句话，而且是借古人之口，向我们这个时代提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后疑问。
1975年，有关方面解除对叶企孙的隔离。
1976年春节，清华同仁挚友陈岱孙、吴有训、钱临照、王竹溪、钱伟长登门造访，给了叶企孙生前最温暖的一天。
但叶企孙仍拒绝治疗。
1977年初，叶企孙病情迅速恶化。1977年1月10日，叶企孙陷入昏迷状态，呼吸发生困难，被送至北京医学院附属三院抢救。住院时，因身份问题，在医院走廊停了近半天不让入住，后来靠叶铭汉碰到一位亲戚“走后门”才得以住下。医院诊断叶为尿毒症晚期。叶企孙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偶尔醒来，便口中喃喃：回清华……
清华是有灵魂的。
陈寅恪生前，曾嘱其女流球一定要考回清华大学；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先生诗曰：“教育原来在清华”；杨武之先生弥留之际说，他好像又回到了清华园西院十一号；陈岱孙去世前最后一句话是：这里是清华；1954年梅祖彦先生从海外归来后，决定到清华大学任教，梅贻琦得知儿子的选择后“心甚欣慰”；吴宓以清华园“藤影荷声”吟诵终老，几多梦回清华园……
清华是有灵魂的！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
壮士不还，寒风萧瑟。
这是赵九章最爱吟诵的句子，现在，衰老如一团枯草的叶企孙从学生口中传接下来，晨诵昏吟，成为他悼念亡灵的祭文。
之前，叶企孙一直以守望者的姿态屹立着。在他晚年的时候，当教书时光一去不返的时候，如灯塔般的守望，就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篇章。
灯塔的品质就是向归航的船舶投射平静的灯光，准确、安全、温暖。但归航是为了下一次的远行，老师的平静就是学生征途上的阳光。
“宁可时代负我，我决不负时代。”这就是叶企孙晚年内心的最强音。身为众多大师级学生的老师，他知道他的平静意味着什么。“他从不怨天尤人，从不向学生发牢骚。”一位“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这样说。
他知道王淦昌化名王军隐身大山深处为什么。作为一代物理宗师，徒弟出山，何样作为岂能不知？普天之下，谁人拥有制造原子弹核武器的能力？但叶企孙即使见到王淦昌，也从不提工作内容，更不会以牢骚满怀的姿态向学生诉说时代对他的不公。这是爱国情怀的另一种深刻表达。作为他的学生，他们还是从老师的平静中感受到了一种炽热的情感。当原子弹爆炸成功时，作为“原子弹之父”的王淦昌首先想到的是叶企孙老师：
在浩瀚的戈壁滩上空升起光彩夺目的大蘑菇云的时候，沙滩上的人群是那样的激动，又是跳，又是叫，又是笑，欢庆中国人民自己的原子弹试爆成功，中国人民从此真正站起来了！聂荣殝元帅说：靠人家靠不住，也靠不起，党和国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本国科学家身上。在这个时候我不能不想起我的师长叶企孙教授。只要细看看投身于“两弹一星”的科技骨干的名单，就会看出这些人大都是叶师创建的物理系培养的学生，或者是叶师的学生的学生。中国有句古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叶师就是新中国科技事业兴旺发达的“种树人”！（王淦昌《见物理系之筚缕蓝缕，思叶老师之春风化雨》，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54页）
黄祖洽是清华物理系1948年毕业生，参与了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说：
1950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此开始了我在核物理、反应堆和核武器等有关原子能学科方面的理论工作，和叶先生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每次见了面他都要亲切地询问我情况。不过，60年代初，当他从其他方面知道我已经参加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后，见面时就不再过问我的工作详情了。记得有一年冬天在王府井大街上遇到他，穿着厚厚的皮大衣，有些老态龙钟，用他特有的口气对我说：“我……我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你……身体好吗？”想不到这就是我和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师最后一次见面。唉！（黄祖洽《怀念叶企孙先生》，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180-181页）
叶企孙的好友钱临照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
1969年12月，叶先生被释放出狱，但无行动自由，而且只发给十分菲薄的生活费，这对于他那样体弱多病的孤独老人，维持生活极为困难。当时人们可以在中关村附近见到一位衣衫褴褛、步履艰难、踯躅街头的老人，他就是我们物理学界的老前辈，对中国物理学发展作出过很大贡献的叶先生……（钱临照《纪念物理学界的老前辈叶企孙先生》，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43页）
困难时期，曾经常得到叶企孙帮助，到叶先生家喝牛奶的张之翔听说叶先生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想方设法终于见了恩师一面，他回忆道：
我找到系里的宣传队领导，请求让我去看望叶先生。得到允许后，我才去叶先生家，这时他已从镜春园搬到校园外的一个公寓二楼的一间屋里。他坐在椅子上，多年不见，乍见之下，竟认不出来了。他的气色比过去差多了。他告诉我，他的腿走路很困难，是被红卫兵打的。他拉起裤管给我看，他的小腿仍然肿着。我看了心里很难过，他问我的情况……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叶先生。（张之翔《回忆叶企孙先生》，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203页）
1972年5月31日，北京大学党委对叶企孙做出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撤销其专案审查，去掉监视控制手段，不再限制人身自由，准其搬回北大公寓，恢复其原工资。不久，叶企孙又请回了跟随他多年的周师傅。
从1968年4月到1972年6月，长达4年的囚徒生活宣告结束，叶企孙恢复了自由。
但是，因是“敌我矛盾”性质，当他的海外友人任之恭、赵元任，学生林家翘、戴振铎、杨振宁归国后向北大提出要看望叶企孙的请求，均遭拒绝。
在一些人眼里，叶企孙仍然是敌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敌人。
戴振铎因没见到恩师，怅然而归，回去后托人给先生带了一册他刚刚出版的书籍，以感谢叶师对他一生的教诲。叶企孙收到后，回送了一册他亲自用红笔圈点眉批过的宋词和他的近照。戴振铎说，1943年他出国留学时叶师曾送他一双象牙筷子，现在这3件礼物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1974年夏季，曾与叶企孙在清华和哈佛先后同学的郭殿邦听说他的弟弟郭会邦要到北京出差，从美国来函一再叮嘱郭会邦一定代他找到叶企孙，以致深切思念之情。郭会邦是1932年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上学期间曾受到叶师的接济和多方关照，他理解大哥的心愿。
郭会邦来到北大。站在偌大的北大校园，却有“烟波江上使人愁”之感。他在北大校园多方打听，竟没有人知道谁是叶企孙，这让郭会邦深感吃惊，以叶企孙那样的大名，那样一位桃李满园的教育家，怎么可能没有人认得呢？郭会邦心中隐隐感到了不祥。这时，他看到一个年轻人，忙上前打问，没想到那个年轻人竟惊愕地查问他与叶企孙是什么关系，还以警惕的眼神看着他。为了找到叶企孙，郭会邦只得以实相告：“我是从南京来的，想看看久未谋面的老师。您知不知道他住哪里？”那个年轻人往后退了一步，上下打量着郭会邦：“你不知道他是国家的罪人？”说完便摆手而去。郭会邦站在原地，似乎经历着“游园惊梦”。所幸又遇见了一位老人，上前试问，得到老人指点，来到叶先生所住的院落。但郭会邦仍然不能确定叶师的具体住所，便在楼下徘徊。这时候一个孩子在院子里玩耍，郭会邦就问他：“你知道不知道这里有一位叫叶先生的？”“不知道。”那孩子边玩边看着郭会邦。看到郭会邦失望的表情，那孩子天真地补充道：“不过这里经常有一位老人在院子里散步，走路一瘸一拐的。”郭会邦听到这些，立刻来了精神，连忙说道：“我要找的可能就是他，你……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住在哪儿？”
在孩子的带领下，郭会邦终于找到了叶企孙。
眼前的情景使郭会邦十分惊愕。空荡荡的屋子里，叶企孙独卧床上，面容憔悴，衣衫陈旧。看到有人进来，叶企孙吃力地把头扭转过来，迷茫地看着郭会邦。当听到郭会邦自报家门，并说出他的大哥是郭殿邦的时候，叶企孙苍老僵硬的脸上出现了微微的笑意，似有所记忆。郭会邦坐在那里，看到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清华人物此时竟是这般境遇，心中似被谁揪了一把，很是心酸。叶企孙看着郭会邦，吃力地想从床上下来，由于他的脚肿得已经穿不上单鞋，竟穿了一双老棉鞋！他艰难地移步，摇摇摆摆地走到郭会邦跟前，由于双脚不能支撑，叶企孙重重地坐在了郭会邦旁边的椅子上。郭会邦忙上前帮他，叶企孙摆摆手说：“不要紧不要紧，一会儿就会好的。”
叶企孙对郭会邦的来访非常高兴，他让工友老周给郭会邦上茶，并忆起了当年他和郭会邦大哥郭殿邦在一起的情景，想起了郭殿邦是怎样一个热情和爱好运动的青年，想起了郭殿邦在清华时的一些趣事，还问及郭殿邦在美国是否结婚，是否已有子女……郭会邦没想到一个76岁的老人，在遭受摧残之后还能保持如此冷静的头脑，如此乐观健谈，对多年以前的老友还会如此地关心。于是，他把大哥在美国的一些成绩告诉了叶企孙。叶企孙听了很高兴，说清华的毕业生都是了不起的，也希望郭会邦工作顺利，取得更好的成绩。
当郭会邦问及叶老所受的遭遇的时候，叶企孙只是一笑而过，没有过多地说明。由于担心叶先生的身体，郭会邦在与叶企孙交谈半日之后起身告辞。叶企孙似有不舍，让工友老周出门相送，自己则倚在窗口一直目送郭会邦远去……
叶企孙一直以不倒的形象坚持着他生命的全过程，特别是在他遭到抛弃，受到敌视，已经被确定为“敌人”之后，仍然挺立着身躯，顽强维护着自己的信念。唯有科学救国的信念才是他活下去的理由，而点点滴滴滋养这信念的是他伟大的爱国情怀。
他明白，即使自己被这个时代抛到九霄云外，在他的学生心目中，一切已有定论。他对学生的影响已经渗入他们的血脉，他们不会因时局的褊狭和某些政治原因改变对老师的判断。他不叫苦，不发牢骚，不诉说委屈，不流露怨怼之色，在那一代堪称大师的诸多学人中，像他这样的生命境界似不多见。这些独特的生命风景或许在别人看来是迂腐之气，但叶企孙却以超越凡尘的生命绝唱给了他那些同属大师级的学生群体最后的影响——为了祖国，为了科学救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将自己制成了完美的生命标本，供后辈惊叹。
戕害无言，摧残不泪，是有大爱。
只要学生们不分心、不迟疑、不松懈，他们一定能代他完成夙愿，中国科学的春天一定会到来，科学救国的理想一定会实现！
这就是叶企孙当时的内心独白。
但是，赵九章之死还是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1970年4月24日晚，“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那年的五一，北京万人空巷，人民群众自发组织游行庆贺卫星发射成功，潮水般的人群汇聚在天安门广场，在探照灯的指引下，追寻着翱翔在夜空的卫星。而在北大一处僻静的角落，叶企孙静静聆听着半导体收音机里从遥远的太空传来的“东方红，太阳升”的音乐。黑暗中，传来他撕心裂肺的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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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很难知道赵九章之死对叶企孙意味着什么，但他的亲属知道，从此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两腿肿胀如小桶，脚肿得穿不上鞋袜……
唯一一次，他似乎向这个时代提出了质问。当时钱临照先生来访，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宋书》，找出南朝史学家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给他看：
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己任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这是叶企孙在世时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说过的最重的一句话，而且是借古人之口，向我们这个时代提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后疑问。
1975年，有关方面解除对叶企孙的隔离。
1976年春节，清华同仁挚友陈岱孙、吴有训、钱临照、王竹溪、钱伟长登门造访，给了叶企孙生前最温暖的一天。
但叶企孙仍拒绝治疗。
1977年初，叶企孙病情迅速恶化。1977年1月10日，叶企孙陷入昏迷状态，呼吸发生困难，被送至北京医学院附属三院抢救。住院时，因身份问题，在医院走廊停了近半天不让入住，后来靠叶铭汉碰到一位亲戚“走后门”才得以住下。医院诊断叶为尿毒症晚期。叶企孙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偶尔醒来，便口中喃喃：回清华……
清华是有灵魂的。
陈寅恪生前，曾嘱其女流球一定要考回清华大学；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先生诗曰：“教育原来在清华”；杨武之先生弥留之际说，他好像又回到了清华园西院十一号；陈岱孙去世前最后一句话是：这里是清华；1954年梅祖彦先生从海外归来后，决定到清华大学任教，梅贻琦得知儿子的选择后“心甚欣慰”；吴宓以清华园“藤影荷声”吟诵终老，几多梦回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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