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后记
“飞雪迎春到”时，解放军出版社初次出版我的第一部回忆录《中央领导与〈巍巍昆仑〉》。
“山花烂漫”时，四川文艺出版社又热情再版我的电影小说《昆仑纵队》。
这两本书原是一对“双胞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密不可分：同一个题材——转战陕北，同一个名称《巍巍昆仑》，同一个时间——1981年出生。
那么，为什么又出了个《昆仑纵队》呢？我最初的题目是《巍巍昆仑》，可不少人认为“太虚”，于是，王震将军建议，改为《昆仑纵队》会更加吸引人，因为这是党中央的代号。
为这两个题目，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无法统一，直到1986年11月12日，胡耀邦总书记接见我们时说：“《巍巍昆仑》这个题目，第一次我看了‘不行’，第二次认为‘还可以’，第三次想来想去‘没有比它更好的了，那就叫《巍巍昆仑》吧！’”这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这场“争论”才算画了个句号。
可是，历史是不能改变的。
1982年夏，人民日报出版社决定出版《昆仑纵队》一书。由于我的“忘年交”朱佳木（陈云秘书）的不懈努力，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在病中题写了书名《昆仑纵队》。这四个大字，3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金光闪闪，越看越令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1983年2月出的《昆仑纵队》一书早已绝版，还是一位年青的朋友从旧书店里偶然发现一本买来送我，并说无论如何要再版，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
在此，我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深深怀念和感激王震将军和一大批老革命家，正是他们领导和指挥千军万马，夺取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创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回忆录发表的《巍巍昆仑》电影文学剧本，是胡耀邦看过后我再加修改的第12稿。这个剧本的初稿是和《昆仑纵队》电影小说同时出生的胎儿。剧本经过上百人阅看和修改，特别是著名作家徐怀中和陆柱国字斟句酌；除了胡耀邦以外，杨尚昆、习仲勋、胡乔木、叶子龙等都仔细阅改，这实在令人感动。作品的成功，离不开集体的努力，尤其像《巍巍昆仑》这样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更是群众智慧的结晶。
在此，我要再次感谢支持过我的逝去和健在的同志们，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对《巍巍昆仑》情有独钟，没有他们的悉心指导和热情相助，这部作品是出不来的。
1981年是建党60周年，应中国著名戏剧大师、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之约，我下定决心将电影剧本改编成大型史诗剧《巍巍昆仑》。黄院长特地派导演张启德和我一起讨论。在张导演的指导下，我写一点，他看一点，边看边提意见和建议，最后由上海人艺打印成册。正在此时，西安话剧院特派曹景阳、赵克明专程来上海找我，希望把话剧剧本给他们。在征得上海人艺同意后，西安话剧院将打印本取走。西安话剧院和上海人艺同时把话剧本修改成演出本并在“七一”上演。西安话剧院后来在北京演出获得好评，并在陕西省获奖。本书发表的是上海人艺打印的我的原创剧本，而不是上海人艺和西安话剧院的演出本。
《毛主席转战陕北大事记》，是陈荒煤老师要我写的。初稿比较简单，但也得益匪浅，不仅为我创作电影剧本提供了一条历史的红线，还成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周恩来年谱的参考资料。经过几次认真的修改，在陕西人民出版社郭洛夫的协助下，特别是中央档案馆让我看了有关的机密电报，这本《大事记》具有更加权威的史料价值。胡乔木在写作《回忆毛泽东》时，专门抽空看《大事记》，爱不释手，甚至睡前一边泡脚一边看，看后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喜出望外”。临终前又对我说了一句：“你在陕北没有白待。”这是从1946年我们相识到1992年永别的46年间，他当面讲的唯一的一句表扬我的话。
本书首次发表的《从延安到西柏坡》日记片断，之所以特别珍贵，因为它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史料。我从小爱写日记，一本又一本，尤其到了延安，每天坚持写，而且是当作散文练笔，每天的日记都有一个小标题，一个中心。可惜，在战争环境下，随时都要做好被敌人俘虏或牺牲的准备，而日记是最容易泄露秘密的。在转战陕北途中，每次行军前，昆仑纵队“四大队”（新华社）大队长范长江先要集合队伍宣布纪律，第一条就是日记要烧掉，而且，他那双锐利的目光不时盯着我看，因为他知道我一直在写日记。这样，我必须把日记烧掉，再舍不得、再心疼也要全部烧毁。待行军到了新的驻地，我又赶紧把烧掉的日记内容追忆写下，好在我当时还不到18岁，记忆力特别好。然而，又要行军了，日记又得烧，这样烧了又写，写了又烧，不知经过多少个轮回，自然剩下的就越来越少，直到1947年12月党中央毛主席到了杨家沟，战局才稳定下来，日记也保存下来，几乎可以出一本厚厚的书了。万万想不到，“文革”大难临头，胡乔木被批斗、抄家，我的日记虽和机要文件一起藏在保密室的铁柜子里，但终究是要被查出来的。而日记里写了多少人和事啊！一旦被发现，那要连累多少人呀！思之再三，我终于在1968年初春，把几十个日记本扔进熊熊大火里烧了。庆幸的是，烧之前，我把转战陕北的日记，尤其是1948年3月离开陕北过黄河到西柏坡这一段摘抄了一点点。就是现在发表的这一点点，三万多字，尽管少得可怜，然而却是无价之宝。
在范长江率领下，新华社转战陕北的人，从最初20多人到后来的120多人，没有一个人写或留下日记，如今活着的也只有五个人，除我之外，还有张连生（88岁）、秦学（89岁）、杜牧平（91岁）、李宏烈（89岁）。日前，我一一给他们打了电话，只有张连生头脑清醒，兴奋异常；其他三个人都开始糊涂了，或者听不见，或者说不清。他们四个人都是搞后勤和电务的，编辑部至今就剩下我这个刻蜡板的文书，脑子还算灵活，毕竟我是他们的“小弟弟”呀！
在这里，我衷心祝愿老大哥们健康、幸福、快乐！
当我写完《后记》时，又找到了一位1947年12月到杨家沟的郝亮平，蒙他题词祝贺，特向这位“四大队”的“小老弟”表示感谢。
《昆仑纵队》和《巍巍昆仑》既然是“孪生姐妹”，那么，《中央领导与〈巍巍昆仑〉》这部回忆录，自然就成了这对“双胞胎”的“母体”。只有看了回忆录，你才能了解《巍巍昆仑》这部转战陕北的史诗巨片，从孕育到难产，经过多少曲折才终于出世。
我不相信“轮回”，但历史确有惊人的相似、循环和巧合。30年前，我请中宣部的挚友刘祖禹为《昆仑纵队》写了序言，但没有署他的名，而以“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室”名义发表。30年后，他又热情地为再版《昆仑纵队》写了《序》，题为《曙光就在前头》，并署了他的名。对此，我向他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知恩图报。我要深深感谢新华社上海分社、人民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共中央宣传部、总政文化部、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一切支持与帮助我创作《昆仑纵队》的朋友们，感谢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为出版此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原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他比我年长十岁，至今思维敏捷，30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应我的请求，欣然挥笔题词。感谢原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杨瑛当年对我的热情支持。如今她耳朵已聋，不仅写了很长的一段话表示祝贺，又专门写信给我：“谢谢您没有忘记我！”我是一个十分怀旧之人，杨瑛是我的老大姐，也是我的老领导，我怎么能忘记呢？感谢胡耀邦回国伊始，立即挥毫泼墨，为本书题词。他长于书法艺术，但从不轻易为人题字。说来很巧，22年前，我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编写组，每天中午去中南海小食堂吃饭，同桌的人除了温家宝（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人，最常见的就是回良玉（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后来，他公务繁忙，未再联系。不料，去年纪念“胡乔木诞辰10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我们又相遇了。我问他：“你还记得我吗？”他说：“你写了《看愚公怎样移山》……”从此，我们又联系上了。他除了用宣纸题字，又特地用电脑打字一份附上：“昆仑曾见乾坤转，一代英雄不世功。回良玉题”
可见，真正的友谊是不受时空限制的。
从1983年到2013年这30年间，历史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一条红线始终没有变——只要党、军队、人民血肉相连，就能无往而不胜！
我反复地想，“昆仑”是什么？答案——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党、军队、人民三位一体的“金字塔”，党领导军队，军队来自人民，而人民既在党的领导下，又是党所依靠的根基。
历史已经证明必将永远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才能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变成美好的现实。
尽管前进的道路上还要经历无数的坎坷和曲折，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华民族必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像巍巍昆仑一样，千秋万代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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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烂漫”时，四川文艺出版社又热情再版我的电影小说《昆仑纵队》。
这两本书原是一对“双胞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密不可分：同一个题材——转战陕北，同一个名称《巍巍昆仑》，同一个时间——1981年出生。
那么，为什么又出了个《昆仑纵队》呢？我最初的题目是《巍巍昆仑》，可不少人认为“太虚”，于是，王震将军建议，改为《昆仑纵队》会更加吸引人，因为这是党中央的代号。
为这两个题目，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无法统一，直到1986年11月12日，胡耀邦总书记接见我们时说：“《巍巍昆仑》这个题目，第一次我看了‘不行’，第二次认为‘还可以’，第三次想来想去‘没有比它更好的了，那就叫《巍巍昆仑》吧！’”这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这场“争论”才算画了个句号。
可是，历史是不能改变的。
1982年夏，人民日报出版社决定出版《昆仑纵队》一书。由于我的“忘年交”朱佳木（陈云秘书）的不懈努力，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在病中题写了书名《昆仑纵队》。这四个大字，3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金光闪闪，越看越令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1983年2月出的《昆仑纵队》一书早已绝版，还是一位年青的朋友从旧书店里偶然发现一本买来送我，并说无论如何要再版，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
在此，我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深深怀念和感激王震将军和一大批老革命家，正是他们领导和指挥千军万马，夺取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创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回忆录发表的《巍巍昆仑》电影文学剧本，是胡耀邦看过后我再加修改的第12稿。这个剧本的初稿是和《昆仑纵队》电影小说同时出生的胎儿。剧本经过上百人阅看和修改，特别是著名作家徐怀中和陆柱国字斟句酌；除了胡耀邦以外，杨尚昆、习仲勋、胡乔木、叶子龙等都仔细阅改，这实在令人感动。作品的成功，离不开集体的努力，尤其像《巍巍昆仑》这样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更是群众智慧的结晶。
在此，我要再次感谢支持过我的逝去和健在的同志们，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对《巍巍昆仑》情有独钟，没有他们的悉心指导和热情相助，这部作品是出不来的。
1981年是建党60周年，应中国著名戏剧大师、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之约，我下定决心将电影剧本改编成大型史诗剧《巍巍昆仑》。黄院长特地派导演张启德和我一起讨论。在张导演的指导下，我写一点，他看一点，边看边提意见和建议，最后由上海人艺打印成册。正在此时，西安话剧院特派曹景阳、赵克明专程来上海找我，希望把话剧剧本给他们。在征得上海人艺同意后，西安话剧院将打印本取走。西安话剧院和上海人艺同时把话剧本修改成演出本并在“七一”上演。西安话剧院后来在北京演出获得好评，并在陕西省获奖。本书发表的是上海人艺打印的我的原创剧本，而不是上海人艺和西安话剧院的演出本。
《毛主席转战陕北大事记》，是陈荒煤老师要我写的。初稿比较简单，但也得益匪浅，不仅为我创作电影剧本提供了一条历史的红线，还成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周恩来年谱的参考资料。经过几次认真的修改，在陕西人民出版社郭洛夫的协助下，特别是中央档案馆让我看了有关的机密电报，这本《大事记》具有更加权威的史料价值。胡乔木在写作《回忆毛泽东》时，专门抽空看《大事记》，爱不释手，甚至睡前一边泡脚一边看，看后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喜出望外”。临终前又对我说了一句：“你在陕北没有白待。”这是从1946年我们相识到1992年永别的46年间，他当面讲的唯一的一句表扬我的话。
本书首次发表的《从延安到西柏坡》日记片断，之所以特别珍贵，因为它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史料。我从小爱写日记，一本又一本，尤其到了延安，每天坚持写，而且是当作散文练笔，每天的日记都有一个小标题，一个中心。可惜，在战争环境下，随时都要做好被敌人俘虏或牺牲的准备，而日记是最容易泄露秘密的。在转战陕北途中，每次行军前，昆仑纵队“四大队”（新华社）大队长范长江先要集合队伍宣布纪律，第一条就是日记要烧掉，而且，他那双锐利的目光不时盯着我看，因为他知道我一直在写日记。这样，我必须把日记烧掉，再舍不得、再心疼也要全部烧毁。待行军到了新的驻地，我又赶紧把烧掉的日记内容追忆写下，好在我当时还不到18岁，记忆力特别好。然而，又要行军了，日记又得烧，这样烧了又写，写了又烧，不知经过多少个轮回，自然剩下的就越来越少，直到1947年12月党中央毛主席到了杨家沟，战局才稳定下来，日记也保存下来，几乎可以出一本厚厚的书了。万万想不到，“文革”大难临头，胡乔木被批斗、抄家，我的日记虽和机要文件一起藏在保密室的铁柜子里，但终究是要被查出来的。而日记里写了多少人和事啊！一旦被发现，那要连累多少人呀！思之再三，我终于在1968年初春，把几十个日记本扔进熊熊大火里烧了。庆幸的是，烧之前，我把转战陕北的日记，尤其是1948年3月离开陕北过黄河到西柏坡这一段摘抄了一点点。就是现在发表的这一点点，三万多字，尽管少得可怜，然而却是无价之宝。
在范长江率领下，新华社转战陕北的人，从最初20多人到后来的120多人，没有一个人写或留下日记，如今活着的也只有五个人，除我之外，还有张连生（88岁）、秦学（89岁）、杜牧平（91岁）、李宏烈（89岁）。日前，我一一给他们打了电话，只有张连生头脑清醒，兴奋异常；其他三个人都开始糊涂了，或者听不见，或者说不清。他们四个人都是搞后勤和电务的，编辑部至今就剩下我这个刻蜡板的文书，脑子还算灵活，毕竟我是他们的“小弟弟”呀！
在这里，我衷心祝愿老大哥们健康、幸福、快乐！
当我写完《后记》时，又找到了一位1947年12月到杨家沟的郝亮平，蒙他题词祝贺，特向这位“四大队”的“小老弟”表示感谢。
《昆仑纵队》和《巍巍昆仑》既然是“孪生姐妹”，那么，《中央领导与〈巍巍昆仑〉》这部回忆录，自然就成了这对“双胞胎”的“母体”。只有看了回忆录，你才能了解《巍巍昆仑》这部转战陕北的史诗巨片，从孕育到难产，经过多少曲折才终于出世。
我不相信“轮回”，但历史确有惊人的相似、循环和巧合。30年前，我请中宣部的挚友刘祖禹为《昆仑纵队》写了序言，但没有署他的名，而以“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室”名义发表。30年后，他又热情地为再版《昆仑纵队》写了《序》，题为《曙光就在前头》，并署了他的名。对此，我向他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知恩图报。我要深深感谢新华社上海分社、人民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共中央宣传部、总政文化部、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一切支持与帮助我创作《昆仑纵队》的朋友们，感谢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为出版此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原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他比我年长十岁，至今思维敏捷，30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应我的请求，欣然挥笔题词。感谢原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杨瑛当年对我的热情支持。如今她耳朵已聋，不仅写了很长的一段话表示祝贺，又专门写信给我：“谢谢您没有忘记我！”我是一个十分怀旧之人，杨瑛是我的老大姐，也是我的老领导，我怎么能忘记呢？感谢胡耀邦回国伊始，立即挥毫泼墨，为本书题词。他长于书法艺术，但从不轻易为人题字。说来很巧，22年前，我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编写组，每天中午去中南海小食堂吃饭，同桌的人除了温家宝（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人，最常见的就是回良玉（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后来，他公务繁忙，未再联系。不料，去年纪念“胡乔木诞辰10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我们又相遇了。我问他：“你还记得我吗？”他说：“你写了《看愚公怎样移山》……”从此，我们又联系上了。他除了用宣纸题字，又特地用电脑打字一份附上：“昆仑曾见乾坤转，一代英雄不世功。回良玉题”
可见，真正的友谊是不受时空限制的。
从1983年到2013年这30年间，历史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一条红线始终没有变——只要党、军队、人民血肉相连，就能无往而不胜！
我反复地想，“昆仑”是什么？答案——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党、军队、人民三位一体的“金字塔”，党领导军队，军队来自人民，而人民既在党的领导下，又是党所依靠的根基。
历史已经证明必将永远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才能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变成美好的现实。
尽管前进的道路上还要经历无数的坎坷和曲折，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华民族必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像巍巍昆仑一样，千秋万代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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