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1928年4月至7月） 第八章 土地革命风暴的兴起
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在宁冈茅坪“安家”以后，在边界各县开展了广泛的打土豪筹款子的游击活动，大长了贫苦农民的志气，大灭了地主豪绅的威风，从而揭开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序幕。
1928年2月，毛泽东派毛泽覃在宁冈大陇乔林村进行土地革命试点。3月，工农革命军在酃县中村、桂东沙田等地进行了分田的尝试，为边界普遍开展土地革命摸索和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
但是，这时的土地革命试点，是尚不深入也不巩固的，以至敌人一到，土地仍被地主豪绅夺去。“三月失败”时，边界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土地革命成果尽行失落。
朱毛两军会师后，虽然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之时，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频繁不断，力量强大，但是，根据地的割据局面反而一天一天扩大，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其中重要的政策之一，就是“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群众真正发动和组织起来了。
究其源：“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政策，乃是1928年5月20日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与制定的。大会历时3天，认真讨论了边界的土地革命深入问题。会后，在宁冈茅坪仓边村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设立了土地部，谭震林任土地部部长。随后，边界各县政府都设立了土地委员会，具体负责领导土地革命运动。为了帮助各地搞好土地革命，毛泽东和边界特委还从军队中抽调了大批干部，深入到宁冈、永新、遂川、莲花等县发动群众调查研究，掌握政策，指导分田。如：谭震林去了小江区，何长工去了东源荷花形村，王紫峰去了葛田村等。
对于边界的土地革命，谭震林回忆说：“我们攻遂川、宁冈、永新等县，建立县工农兵民主政府后，就着手抓土地革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但1928年4月以前，边界土地革命还未深入，3月间湖南省委又将正规部队调往湘南，致使边界陷敌一个多月。这再次证明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土地革命的深入，对于红色根据地的巩固是十分必要的。4月底，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砻市会师，成立红四军，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正确政策，这才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很快就使边界红色区域发展到鼎盛的时候。”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此后，“在红色区域，土地大部分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
可见，边界党“一大”，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标志。
湘赣边界党的“一大”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湘赣边界特委后，为了统一边界各县政府的领导，5月底，毛泽东又在宁冈茅坪召集了湘赣边界各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由袁文才任主席，下设军事、财政、土地、司法、青年、妇女部以及工农运动委员会。军事部由张子清负责；财政部由余贲民负责；土地部由谭震林负责；司法部由邓允庭负责；青年部由肖子南、刘真、胡波负责；妇女部由吴仲莲、彭儒负责；工农运动委员会由宋乔生、毛科文负责。
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设立在茅坪仓边村的袁家大屋，为边界政府最高权力机关。本来，政府主席是推举毛泽东担任的，但毛泽东考虑到他主要抓党和军队的工作，地方政府的事，还是以地方同志担任为好，便提议、推举袁文才当了主席。边界政府下辖茶陵、遂川、宁冈、永新、莲花、酃县等各县政府。至全盛时期，边界各县区、乡政府相继建立，“民众普遍知道了各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宁冈民众简称为‘埃政府’的（客籍土话‘我们’称埃，埃政府就是‘我们的政府’），别的地方简称为‘苏政府’”。
边界政府成立以后，将土地革命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县、区、乡都相应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统筹土地革命的事情。为了帮助各地的土地革命，由边界政府统一从军队中抽调了许多干部、下到各地指导土地革命工作。
然而，由于实践经验不足，“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招牌，在五月间就挂起来了，但成立得很仓促，极不完备”。“各级苏维埃是成立了，但名不副实。”工作没有实际的开展。
在初期的工作当中，不少地方的小地主、富农，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贫农委员只作配角”。这种现象，对当时的土地革命及其他工作，带来了不少影响。边界政府虽曾发过一个布告，而在充分发挥权力机关的职能上做得很是不够。有的地方是党包办一切，有的地方只停留在“每日只是替党部通信的交通，替红军搬运粮食，派使做侦探，管理赤卫队”等琐碎的工作。这种现象，直至后来群众都充分发动起来了，把那些钻入红色权力机关的坏分子清洗出去，充分认识到苏维埃的权力和作用，才“慢慢纠正过来”。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1928年底至1929年初，边界曾筹备召开各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力图健全边界苏维埃政府的组织。为此，成立了一个秘书处作为筹备机关，同时建立了军事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但由于湘赣两省敌人第三次“会剿”的发动，致使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未能实现。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尽管如此，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成立，及各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对当时的形势发展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在1928年6月15日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曾说了这么一句话：“民众在打土豪后相信毛司令，在分田地后相信党相信苏维埃。”
1928年5月至7月，边界各县在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由于有了大陇试点、中村插牌分田、塘边试点分田等小规模分田斗争经验，因此当土地革命全面铺开时，也就有了一定的“模式”。当时的具体步骤和主要做法是：
1.成立分田领导机构。
这个机构就是各县、区、乡的土地委员会。“它是由工农兵代表大会（县、区、乡各级都有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由5～7人组成，工农兵政府在讨论分配土地时，就由他们先进行研究，土地委员会还要作调查研究。”陈正人：《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1970年12月。调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制定分田方案和划分阶级，分田时是以阶级成分来决定是否分田的。但那时划分的阶级，都比较简单，“主要对准地主、富农来进行土地革命”。
2.红军干部下到各地指导分田。
边界的土地革命运动全面开展时，边界特委抽调和派出了大批红军干部深入各县的乡村，发动群众，调查研究，掌握政策，指导分田。当年被派到宁冈葛田乡的王紫峰回忆说：“我在手枪队只有一个多月，后来地方上要干部，就从军队中抽调一部分人去。因我在家乡13区苏维埃政府工作时，曾搞过分土地，所以把我调出来了。我到葛田村帮助分土地。乡里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登记人口，登记土地。当时对‘抽肥补瘦’还不懂，我们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没地或少地的农民。以一个大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计算需要多少土地，在这个范围内调整补足。地主的土地全部被我们没收，富农的土地没收多余部分。分好了，就登记姓名、亩数和规定归谁使用，然后插牌子。我们在葛田村帮助农民分配土地，每人分了3亩多田。”
3.以乡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
以乡为单位来进行分配土地的方法，是在试点的基础上取得的。“原先是以村为单位进行分配，在实践中，证明这个办法是不好的，是容易为地主、富农所利用的。后来改为以乡为单位来分配土地，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是比较好的。这个办法是毛主席调查研究，经过斗争实践的摸索和总结才找到的。”这个办法较之毛泽东在1927年8月19日湖南省委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前进了一大步。《土地纲领》规定的是“以区为单位”，而在此时及以后形成的《井冈山土地法》却提出了以乡为单位、以几乡为单位、以区为单位三种方法，不仅更机动，也更切合各地的实际，更能调动贫苦农民的积极性。
4.按人口平均分配。
在边界各县，当时实行的是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分配标准是以人口为单位。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小孩得大人之半数田，手工业者地主一律照分。”后来接到中央六大决议案，中央只主张“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不是“没收一切土地”，但在边界已经实行，如改过来将贫民分到手中的土地再还给富农、地主，就会挫伤贫农阶级的积极性，所以就决定“分了田的已算了事，以后再分按中央政策办”。
5.实行以原耕为基础，好坏搭配的原则。
井冈山区，地域广阔，土地贫瘠与肥沃情况差距很大。开始“在分配土地时，原来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后来发现，这办法有利于富农，不利于贫雇农，因为富农的地，一般是比较好的，贫雇农种的地，一般是比较差的。如果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那么，富农中的好田就分不出来……后来主席提出要‘抽肥补瘦’，把富农的好田抽出来，补给贫雇农耕，这样才能真正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所以，“当时按4担谷1亩估计，分上、中、下三种田，田也造册，按上、中、下搭配分”。
在边界土地革命中，虽曾一时出现过一些“左”的做法，但基本上执行政策较好，注意了正确对待中间阶级，保护中小工商业，地主也分田等，土地分配后还组织复查，看看是否公平合理。
这一年的庄稼，获得了很好的收成。宁冈一带的群众都踊跃交公粮。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记载说：“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变更，明年再减。此外，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
经过4月起至7月的群众土地斗争，湘赣边界各县的土地基本分配完成。土地革命的深入，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斗争积极性，不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也有效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加快了根据地的发展。
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是在“前无成法”的情况下摸索进行的。“因为从11月底起，即与省委断绝交通，党的一切主张政策全不知道。”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但是，井冈山的土地斗争在特委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发展与建设。依据当年的一些历史资料及经历者的回忆，井冈山土地斗争的历史经验，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全面掌握边界的土地状况和阶级关系。
毛泽东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先行者。他在1927年冬，就亲自到茅坪坝上、洋桥湖一带及永新的秋溪一带，做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并写下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地分析了“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分别说来，赣边以遂川为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除万安情形此间无直接调查外，宁冈、莲花两县土地虽说自耕农不少，然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多数，约百分之六十与四十之比。湘边茶、酃两县相差不远，约百分之七十在地主手中。”
毛泽东除自己从事调查外，还要求红军及地方干部直接参与此方面工作，作为一项任务来完成。在1927年11月间开办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时，毛泽东就要求教导队学员下到古城、新城、茅坪一带进行调查。调查的内容很广，如：行政区划、人口、阶级、土客籍矛盾、土地占有情况、文化风俗等一概都要了解，然后填写调查表。谭冠三在《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的伟大革命实践》中说：“毛主席很强调宣传队要作调查研究（对整个红军也是这样强调的）。毛主席对工商业怎样？地主怎样？工人怎样？都要调查清楚。还要求我们了解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和农民的，地主是怎样剥削农民的，工人、农民又是怎样被剥削的，以及每个村庄里的阶级成分，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也都要调查清楚。我们在一个地方作了调查以后，都要上报。经过调查，我们处理各种问题，解决各种问题，就能分清敌友，团结多数。”
2.充分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起来革命，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一项重要任务，土地革命斗争中尤其如此。因为，当时边界的贫苦农民不懂得阶级与阶级压迫的关系，总以为自己贫穷是“命中注定”，“八字不好”，“命苦”，因此，“第一步跟他们进行打破‘宿命论’的教育……第二步就是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树立斗争胜利的信心……农民发动起来了，有了阶级觉悟，有了斗争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进行土地革命了。否则，如果游击区还不巩固，基础还不好，就很少可能进行土地革命。即使进行了农民也不敢要地主的土地”。
群众起来了，土地革命搞起来，便要武装群众了。“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所以，红军在与敌人战斗获得胜利后，毛泽东即指示将缴来的武器，除武装部队外，还要将一些枪支送给地方。这样，正规部队走后，遇上反动地方武装的挑衅，红色政权和土地革命成果就不会丢失。
3.正确地制定切实可行的土地政策。
土地政策的制定是当时边界开展土地斗争中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开始时，无章可循，全靠摸索。如在没收对象问题上，是没收一切土地，还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在分配标准问题上，是按人口标准平均分配，还是按劳动力标准分配？或是两者兼顾？在分配区域问题上，是以乡为单位分配，还是以村或是以区为单位分配？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分配后的土地所有权是归苏维埃政府所有，还是归农民所有？土地能否自由买卖、租赁？如何区别对待中间阶级？地主要不要分田等等，都需要作出正确的回答。可是，土地革命这一大课题，在当时全党及各个根据地都在探索阶段，并无成法可循。而井冈山根据地自创立之来，几月间与组织失去联系，“六大”决议直至1928年11月才送至井冈山。这就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摸索出一条新路。由于毛泽东和边界党注重了社会调查研究，倾听了群众的要求，从而，比较正确、科学地解决了这些实际问题。如在土地分配标准问题上，边界执行的还是以人口平均分配的方法。后“依中央办法，改以劳动力为标准”，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依然照顾了老人与小孩。在《井冈山土地法》颁布时，人口与劳动力两个标准都采用了，并提出：“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这就既切合了边界的实际，又与中央的政策相吻合，做到了二者有机的统一，受到根据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又如边界在土地分配区域的问题上，也表现得比较灵活：宁冈四区就是以区为单位分田的，协调了原以乡为单位客籍农民认为吃亏的矛盾；永新的小江区，则是三四个乡作为一个单位去分配的。
4.抓好典型，以点带面。
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并不是一开始就全面铺开的，而是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的：首先是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间为发动群众和试点（大陇、中村等）阶段；1928年5月至7月为土地革命全面深入开展阶段；1928年9月至12月为土地革命的巩固阶段。在此当中，都抓了几个典型，并以典型推动全面。如派毛泽覃在大陇乔林进行土地革命试点，毛泽东本人在中村亲自抓点，以及后来的塘边试点，都体现了毛泽东注重实际，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和立足当前、放眼长远的政治眼光。
5.正式红军的存在是土地革命的保证。
1928年7月，正当边界土地革命处于高潮之际，中共湖南省委数次改变主张，把红军主力拉往湖南，致使边界招致“八月失败”，造成“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的严重后果。“八月失败”的这种后果，说明了没有红军作为根据地的中流砥柱，土地革命是难以开展的，开展了成果也是难以巩固的。诚如谭震林在《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中所说：“没有正规部队和广大地方武装的配合，就不能战胜敌人，土地革命就无法开展，农民群众也不可能充分动员起来支持革命，已经占领的地方也保不住，到头来即使建立了红色政权，也站不住脚；而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武装斗争也就失去了可靠的后方和依托。”
综观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的经验，表明了一个颠扑不灭的真理：即在四周白色恐怖包围之中的小块红色根据地，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紧密结合，相互依靠，才能求得存在和发展。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1928年2月，毛泽东派毛泽覃在宁冈大陇乔林村进行土地革命试点。3月，工农革命军在酃县中村、桂东沙田等地进行了分田的尝试，为边界普遍开展土地革命摸索和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
但是，这时的土地革命试点，是尚不深入也不巩固的，以至敌人一到，土地仍被地主豪绅夺去。“三月失败”时，边界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土地革命成果尽行失落。
朱毛两军会师后，虽然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之时，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频繁不断，力量强大，但是，根据地的割据局面反而一天一天扩大，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其中重要的政策之一，就是“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群众真正发动和组织起来了。
究其源：“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政策，乃是1928年5月20日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与制定的。大会历时3天，认真讨论了边界的土地革命深入问题。会后，在宁冈茅坪仓边村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设立了土地部，谭震林任土地部部长。随后，边界各县政府都设立了土地委员会，具体负责领导土地革命运动。为了帮助各地搞好土地革命，毛泽东和边界特委还从军队中抽调了大批干部，深入到宁冈、永新、遂川、莲花等县发动群众调查研究，掌握政策，指导分田。如：谭震林去了小江区，何长工去了东源荷花形村，王紫峰去了葛田村等。
对于边界的土地革命，谭震林回忆说：“我们攻遂川、宁冈、永新等县，建立县工农兵民主政府后，就着手抓土地革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但1928年4月以前，边界土地革命还未深入，3月间湖南省委又将正规部队调往湘南，致使边界陷敌一个多月。这再次证明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土地革命的深入，对于红色根据地的巩固是十分必要的。4月底，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砻市会师，成立红四军，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正确政策，这才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很快就使边界红色区域发展到鼎盛的时候。”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此后，“在红色区域，土地大部分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
可见，边界党“一大”，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标志。
湘赣边界党的“一大”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湘赣边界特委后，为了统一边界各县政府的领导，5月底，毛泽东又在宁冈茅坪召集了湘赣边界各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由袁文才任主席，下设军事、财政、土地、司法、青年、妇女部以及工农运动委员会。军事部由张子清负责；财政部由余贲民负责；土地部由谭震林负责；司法部由邓允庭负责；青年部由肖子南、刘真、胡波负责；妇女部由吴仲莲、彭儒负责；工农运动委员会由宋乔生、毛科文负责。
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设立在茅坪仓边村的袁家大屋，为边界政府最高权力机关。本来，政府主席是推举毛泽东担任的，但毛泽东考虑到他主要抓党和军队的工作，地方政府的事，还是以地方同志担任为好，便提议、推举袁文才当了主席。边界政府下辖茶陵、遂川、宁冈、永新、莲花、酃县等各县政府。至全盛时期，边界各县区、乡政府相继建立，“民众普遍知道了各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宁冈民众简称为‘埃政府’的（客籍土话‘我们’称埃，埃政府就是‘我们的政府’），别的地方简称为‘苏政府’”。
边界政府成立以后，将土地革命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县、区、乡都相应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统筹土地革命的事情。为了帮助各地的土地革命，由边界政府统一从军队中抽调了许多干部、下到各地指导土地革命工作。
然而，由于实践经验不足，“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招牌，在五月间就挂起来了，但成立得很仓促，极不完备”。“各级苏维埃是成立了，但名不副实。”工作没有实际的开展。
在初期的工作当中，不少地方的小地主、富农，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贫农委员只作配角”。这种现象，对当时的土地革命及其他工作，带来了不少影响。边界政府虽曾发过一个布告，而在充分发挥权力机关的职能上做得很是不够。有的地方是党包办一切，有的地方只停留在“每日只是替党部通信的交通，替红军搬运粮食，派使做侦探，管理赤卫队”等琐碎的工作。这种现象，直至后来群众都充分发动起来了，把那些钻入红色权力机关的坏分子清洗出去，充分认识到苏维埃的权力和作用，才“慢慢纠正过来”。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1928年底至1929年初，边界曾筹备召开各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力图健全边界苏维埃政府的组织。为此，成立了一个秘书处作为筹备机关，同时建立了军事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但由于湘赣两省敌人第三次“会剿”的发动，致使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未能实现。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尽管如此，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成立，及各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对当时的形势发展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在1928年6月15日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曾说了这么一句话：“民众在打土豪后相信毛司令，在分田地后相信党相信苏维埃。”
1928年5月至7月，边界各县在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由于有了大陇试点、中村插牌分田、塘边试点分田等小规模分田斗争经验，因此当土地革命全面铺开时，也就有了一定的“模式”。当时的具体步骤和主要做法是：
1.成立分田领导机构。
这个机构就是各县、区、乡的土地委员会。“它是由工农兵代表大会（县、区、乡各级都有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由5～7人组成，工农兵政府在讨论分配土地时，就由他们先进行研究，土地委员会还要作调查研究。”陈正人：《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1970年12月。调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制定分田方案和划分阶级，分田时是以阶级成分来决定是否分田的。但那时划分的阶级，都比较简单，“主要对准地主、富农来进行土地革命”。
2.红军干部下到各地指导分田。
边界的土地革命运动全面开展时，边界特委抽调和派出了大批红军干部深入各县的乡村，发动群众，调查研究，掌握政策，指导分田。当年被派到宁冈葛田乡的王紫峰回忆说：“我在手枪队只有一个多月，后来地方上要干部，就从军队中抽调一部分人去。因我在家乡13区苏维埃政府工作时，曾搞过分土地，所以把我调出来了。我到葛田村帮助分土地。乡里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登记人口，登记土地。当时对‘抽肥补瘦’还不懂，我们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没地或少地的农民。以一个大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计算需要多少土地，在这个范围内调整补足。地主的土地全部被我们没收，富农的土地没收多余部分。分好了，就登记姓名、亩数和规定归谁使用，然后插牌子。我们在葛田村帮助农民分配土地，每人分了3亩多田。”
3.以乡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
以乡为单位来进行分配土地的方法，是在试点的基础上取得的。“原先是以村为单位进行分配，在实践中，证明这个办法是不好的，是容易为地主、富农所利用的。后来改为以乡为单位来分配土地，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是比较好的。这个办法是毛主席调查研究，经过斗争实践的摸索和总结才找到的。”这个办法较之毛泽东在1927年8月19日湖南省委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前进了一大步。《土地纲领》规定的是“以区为单位”，而在此时及以后形成的《井冈山土地法》却提出了以乡为单位、以几乡为单位、以区为单位三种方法，不仅更机动，也更切合各地的实际，更能调动贫苦农民的积极性。
4.按人口平均分配。
在边界各县，当时实行的是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分配标准是以人口为单位。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小孩得大人之半数田，手工业者地主一律照分。”后来接到中央六大决议案，中央只主张“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不是“没收一切土地”，但在边界已经实行，如改过来将贫民分到手中的土地再还给富农、地主，就会挫伤贫农阶级的积极性，所以就决定“分了田的已算了事，以后再分按中央政策办”。
5.实行以原耕为基础，好坏搭配的原则。
井冈山区，地域广阔，土地贫瘠与肥沃情况差距很大。开始“在分配土地时，原来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后来发现，这办法有利于富农，不利于贫雇农，因为富农的地，一般是比较好的，贫雇农种的地，一般是比较差的。如果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那么，富农中的好田就分不出来……后来主席提出要‘抽肥补瘦’，把富农的好田抽出来，补给贫雇农耕，这样才能真正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所以，“当时按4担谷1亩估计，分上、中、下三种田，田也造册，按上、中、下搭配分”。
在边界土地革命中，虽曾一时出现过一些“左”的做法，但基本上执行政策较好，注意了正确对待中间阶级，保护中小工商业，地主也分田等，土地分配后还组织复查，看看是否公平合理。
这一年的庄稼，获得了很好的收成。宁冈一带的群众都踊跃交公粮。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记载说：“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变更，明年再减。此外，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
经过4月起至7月的群众土地斗争，湘赣边界各县的土地基本分配完成。土地革命的深入，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斗争积极性，不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也有效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加快了根据地的发展。
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是在“前无成法”的情况下摸索进行的。“因为从11月底起，即与省委断绝交通，党的一切主张政策全不知道。”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但是，井冈山的土地斗争在特委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发展与建设。依据当年的一些历史资料及经历者的回忆，井冈山土地斗争的历史经验，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全面掌握边界的土地状况和阶级关系。
毛泽东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先行者。他在1927年冬，就亲自到茅坪坝上、洋桥湖一带及永新的秋溪一带，做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并写下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地分析了“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分别说来，赣边以遂川为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除万安情形此间无直接调查外，宁冈、莲花两县土地虽说自耕农不少，然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多数，约百分之六十与四十之比。湘边茶、酃两县相差不远，约百分之七十在地主手中。”
毛泽东除自己从事调查外，还要求红军及地方干部直接参与此方面工作，作为一项任务来完成。在1927年11月间开办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时，毛泽东就要求教导队学员下到古城、新城、茅坪一带进行调查。调查的内容很广，如：行政区划、人口、阶级、土客籍矛盾、土地占有情况、文化风俗等一概都要了解，然后填写调查表。谭冠三在《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的伟大革命实践》中说：“毛主席很强调宣传队要作调查研究（对整个红军也是这样强调的）。毛主席对工商业怎样？地主怎样？工人怎样？都要调查清楚。还要求我们了解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和农民的，地主是怎样剥削农民的，工人、农民又是怎样被剥削的，以及每个村庄里的阶级成分，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也都要调查清楚。我们在一个地方作了调查以后，都要上报。经过调查，我们处理各种问题，解决各种问题，就能分清敌友，团结多数。”
2.充分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起来革命，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一项重要任务，土地革命斗争中尤其如此。因为，当时边界的贫苦农民不懂得阶级与阶级压迫的关系，总以为自己贫穷是“命中注定”，“八字不好”，“命苦”，因此，“第一步跟他们进行打破‘宿命论’的教育……第二步就是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树立斗争胜利的信心……农民发动起来了，有了阶级觉悟，有了斗争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进行土地革命了。否则，如果游击区还不巩固，基础还不好，就很少可能进行土地革命。即使进行了农民也不敢要地主的土地”。
群众起来了，土地革命搞起来，便要武装群众了。“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所以，红军在与敌人战斗获得胜利后，毛泽东即指示将缴来的武器，除武装部队外，还要将一些枪支送给地方。这样，正规部队走后，遇上反动地方武装的挑衅，红色政权和土地革命成果就不会丢失。
3.正确地制定切实可行的土地政策。
土地政策的制定是当时边界开展土地斗争中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开始时，无章可循，全靠摸索。如在没收对象问题上，是没收一切土地，还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在分配标准问题上，是按人口标准平均分配，还是按劳动力标准分配？或是两者兼顾？在分配区域问题上，是以乡为单位分配，还是以村或是以区为单位分配？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分配后的土地所有权是归苏维埃政府所有，还是归农民所有？土地能否自由买卖、租赁？如何区别对待中间阶级？地主要不要分田等等，都需要作出正确的回答。可是，土地革命这一大课题，在当时全党及各个根据地都在探索阶段，并无成法可循。而井冈山根据地自创立之来，几月间与组织失去联系，“六大”决议直至1928年11月才送至井冈山。这就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摸索出一条新路。由于毛泽东和边界党注重了社会调查研究，倾听了群众的要求，从而，比较正确、科学地解决了这些实际问题。如在土地分配标准问题上，边界执行的还是以人口平均分配的方法。后“依中央办法，改以劳动力为标准”，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依然照顾了老人与小孩。在《井冈山土地法》颁布时，人口与劳动力两个标准都采用了，并提出：“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这就既切合了边界的实际，又与中央的政策相吻合，做到了二者有机的统一，受到根据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又如边界在土地分配区域的问题上，也表现得比较灵活：宁冈四区就是以区为单位分田的，协调了原以乡为单位客籍农民认为吃亏的矛盾；永新的小江区，则是三四个乡作为一个单位去分配的。
4.抓好典型，以点带面。
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并不是一开始就全面铺开的，而是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的：首先是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间为发动群众和试点（大陇、中村等）阶段；1928年5月至7月为土地革命全面深入开展阶段；1928年9月至12月为土地革命的巩固阶段。在此当中，都抓了几个典型，并以典型推动全面。如派毛泽覃在大陇乔林进行土地革命试点，毛泽东本人在中村亲自抓点，以及后来的塘边试点，都体现了毛泽东注重实际，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和立足当前、放眼长远的政治眼光。
5.正式红军的存在是土地革命的保证。
1928年7月，正当边界土地革命处于高潮之际，中共湖南省委数次改变主张，把红军主力拉往湖南，致使边界招致“八月失败”，造成“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的严重后果。“八月失败”的这种后果，说明了没有红军作为根据地的中流砥柱，土地革命是难以开展的，开展了成果也是难以巩固的。诚如谭震林在《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中所说：“没有正规部队和广大地方武装的配合，就不能战胜敌人，土地革命就无法开展，农民群众也不可能充分动员起来支持革命，已经占领的地方也保不住，到头来即使建立了红色政权，也站不住脚；而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武装斗争也就失去了可靠的后方和依托。”
综观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的经验，表明了一个颠扑不灭的真理：即在四周白色恐怖包围之中的小块红色根据地，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紧密结合，相互依靠，才能求得存在和发展。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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