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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定华北 第十章 国内和平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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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静监听到傅作义与陈长捷的最后通话之后，当即将这一重要情况向林、罗二位统帅汇报。罗荣桓微笑着说：“傅作义已经没多少本钱了，剩下的问题简单多了，我们趁热打铁，现在就去五里桥谈判，看邓宝珊如何说。”

  林彪的脸上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点头对苏静说：“备车。”

  林、罗、聂三位首长于1949年1月15日上午驱车来到五里桥，开始与邓宝珊、周北峰进行新的“交锋”。

  这次会谈长达三个小时，邓宝珊提出傅军还没做好准备，请求宽延数日才能开出北平，军队出城不宜太远和太分散。林彪听后微微一笑，没有回答，他心里明白这是害怕解放军背信弃义，突然缴他们的械。

  邓宝珊又提出傅部团以上军官的安排以及北平市文教、卫生等行政单位的接收办法。

  对于这些细节性的问题，林、罗没有作肯定的答复，由聂荣臻作重点发言，聂谈的都是些大的政策，对邓宝珊提出的新问题必须报请中央才能答复。

  会谈结束后，林、罗、聂将情况电报西柏坡。

  西柏坡军委三局的本领更为高超，不仅监听了傅作义与陈长捷的无线电通话内容，甚至还破译了天津与北平的往来电报。天津城防被突破之时，傅作义曾指示陈长捷施用炸药抵抗。毛泽东看了三局送来的《情况汇编》真有点动怒了。傅作义的和谈到底有几分诚意？

  毛泽东决定以林、罗的名义，给傅作义下最后通牒：

  当日下午4时，毛泽东收到林、罗、聂发来的两份电文：一份是攻克天津的捷报；一份是与邓、周谈判的情况汇报。他立即回电指示：

  1月16日清晨，邓宝珊、周北峰起床不久，苏静和李炳泉进屋通报当日的工作安排，谈完后，苏静说：“昨天下午天津已完全解放，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和杜建时被俘，塘沽的侯镜如兵团乘船南逃。”

  邓宝珊听了苏静绘声绘色地讲起傅、陈最后通话时的情景，不禁感慨万分。他说：“解放军神勇无比，傅先生不能再拖了！也好，天津解决了，北平也快了。”

  下午，谈判继续进行。邓宝珊首先提出：“天津问题用一种极端方式解决了，我们这次是不是谈一下绥远的问题？”

  罗荣桓扶了扶眼镜，说：“我们承认天津是一种极端方式，北平是一种为避免极端而采取的新方式，只要北平问题能够顺利解决，绥远将用一种更为和缓的办法解决，我党中央已有指示，称为绥远方式。”

  邓宝珊听后颇感快慰，他是从绥远来的，那是傅作义的老巢，他站在傅作义一方认为中共在北平问题上有些苛刻，使自尊心很强的傅作义接受起来比较困难，而“绥远方式”算是一种安慰。

  “北平城内有十几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傅先生需要时间做他们的工作。”邓宝珊再次请求，“贵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容傅先生整顿内部，并对政权移交做具体安排。”

  林彪表态说：“在1月20日以前，解放军可以不入城。”

  “为避免引起秩序混乱，应由双方组织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市政，然后过渡到由贵方完全接管。”邓宝珊说，“此种安排甚为必要，贵方是否同意？”

  林彪亦点头表示应允。

  聂荣臻对前一天对方提出的关于军队出城问题答复如下：“贵方提出军队出城不宜太远太分散，我方表示同意，拟划三河、通州、香河等地为贵军驻地，贵军出城后可按双方商定之协议进行整编。”

  会谈在友好的气氛中顺利进行，双方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草案，由林、罗、聂和邓、周代表双方签字。

  邓宝珊提出：“请贵方派代表随我一同进城，周北峰先生留在此处便于联络。”林彪与罗荣桓、聂荣臻商量后，决定派苏静随邓宝珊进城。

  会谈结束时，林彪首先起身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未封口的信封，递给邓宝珊，说：“请转交傅作义先生。”

  信封里装的是毛泽东起草的那份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

  林、罗、聂告辞后，邓宝珊急于想知道信的内容，抽出来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当着苏静的面对周北峰说：“这封信太出乎意料，措辞如此严厉，傅先生怎么接受得了！看来，这封信不能给他看，否则，傅先生有可能会推翻协议，使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

  苏静回到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将邓宝珊看信后的态度告诉林、罗、聂三位首长。林彪说：“是的，那封信是有些严厉，他要暂时不给傅作义看也行。”

  晚饭后，罗荣桓将苏静叫去，说：“苏静同志，这次派你进城去，是组织对你的信任。你对党忠诚，对党的政策有比较深的了解，又有随机应变的能力。你过去长期搞情报侦察工作，在抗战时又当过秘书长，搞过统战工作，同友军、敌军都打过交道，有这方面的经验。”

  苏静不无顾虑地说：“担子这样重，我怕完不成任务，辜负了首长的信任。”

  “既然派你去，就是相信你能出色地完成任务。”罗荣桓关切地说，“你的安全问题组织上也考虑过。虽然有些风险，但问题不大。‘两国交兵，不杀来使’嘛！你放心去吧。”

  “我的安全算不了什么，可是完不成任务怎么办？”苏静又将邓宝珊看信后说的话复述了一遍，“万一傅作义变了卦怎么办？”

  “如果傅作义变了卦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与你没有责任。”罗荣桓严肃地说，“毛主席刚刚发来一份电报，连中央对傅作义也是两手准备。我们争取和平解决，他要不识时务，我们只好采取武力。”

  傍晚6时，毛泽东在指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同时，要求林、罗、聂：

  罗荣桓将这份电报的内容大体上说了一遍，最后开玩笑地对苏静说：“即使谈不成，闹翻了，傅作义要扣留你，我们也有办法，我们手里有的是他们的军长、师长，用几个或十几个换你一个，这个买卖他不亏。”

  1949年1月17日清晨，邓宝珊吃过早饭准备起程返回北平，这时苏静带着一个人进来。邓宝珊一看不禁大吃一惊——陈长捷！

  当了俘虏的陈长捷连腰都伸不直了，脑袋缩进竖起的大衣领子里，双眼布满了血丝，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

  “陈将军，你受委屈了！”邓宝珊轻轻拍了拍陈长捷的肩膀。

  陈长捷垂头丧气地说：“不能再打啦！让傅总司令为北平的弟兄们着想，北平城防工事尚不如天津，再打，毁了千年古都，也毁了弟兄们的前程！”

  邓宝珊非常想解开心中的谜团：为什么13万军队加上坚固的城防工事竟如此不堪一击？仅守了29个小时！当年傅作义守小小的涿州城却能坚守三个月！陈长捷是个聪明人，他从邓宝珊的眼神里看出了他的心事，于是解释道：“解放军绝非当年的奉军！我们也非当年的晋军！‘得人心者得天下。’当年晋军响应北伐顺乎民意，因而能以弱抗强。现在整个都颠倒了，民心向着共产党，我们焉有不败之理？”

  邓宝珊想起北平民众每日在军营外喊口号的情景，感慨地说：“这些年我们跟着蒋介石干了许多不得人心的事，是该反省啦！”

  “首先是要劝傅先生反省！”陈长捷泪光闪烁，“不能让弟兄们再步我的后尘啊！”

  苏静换上周北峰随身带来的那套长袍马褂，与邓宝珊一起乘车直奔清河镇。路上邓宝珊面有难色地说：“那封信，我看暂时不交给傅先生为好，你说呢？”

  因为林彪昨天已经表态了，苏静心中有底，于是说：“您自个决定吧！暂时不交也行。”

  当日下午，邓宝珊和苏静平安穿过布满地雷的封锁线，从德胜门入城。崔载之和王克俊立即将他们送入两辆小汽车。邓宝珊乘车直奔中南海，向傅作义复命。苏静在王克俊的陪同下，驶入当年的日本大使馆，现在这里成了傅作义的贵宾招待所。崔载之说南墙外有一个特务营专门负责保卫工作，虽然看不到荷枪实弹的卫兵把守门岗，但是有许多便衣在四周巡逻，任何人未经许可都不能进入大院。

  邓宝珊将《和平解放北平初步协议》草案交给傅作义，傅作义看后显得异常平静，没有就协议发表看法。邓宝珊对这位“义弟”的性格十分了解，傅作义不说话也就是默许了。

  傅作义谈起天津之战陈长捷被俘的事，对解放军那么迅速就拿下天津表示不可理解。邓宝珊将早晨会见陈长捷以及陈长捷的话说了一遍。

  傅作义动情地说：“我没有早下决心，害了天津的兄弟。”

  “既然你下了决心，下一步就是如何应付蒋系部队了。”邓宝珊说，“必须周密计划，谨慎小心。”

  傅作义笑道：“文人走在我们的前头去了，他们正在帮我们做工作。”

  原来，昨夜何思源等人得知天津被解放军攻克的消息，和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一起来见傅作义。

  何思源激动地说：“北平已是孤城，国民党的兵不愿打仗了；北平人民已经团结起来，一致要求和平。你如果下令强迫军队再作毫无出路的抵抗，那是很危险的。”

  傅作义认为可以利用这些文人做做军人的思想工作，于是不动声色地说：“你们明天可以召集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讨论北平问题，以聚餐为名嘛！这个饭费由我出。何先生是‘北平荣誉市民’，可与许议长一起遍访驻军将领，邀他们一起参加会议，做做他们的工作。”

  1月17日一早，何思源、许惠东等人遍访北平城里的国民党将领，说：“北平孤城一座，绝难抵挡百万解放军的攻击，望诸将领顾念北平二百万市民的痛苦和几千年的文化古迹，放下武器与解放军握手言和。都是中国人，大家应该和平共处，以求国家的兴盛。”

  这些将领早就知道傅作义与解放军和谈的秘密，但他们都聪明得很，都说：“和谈的事没听说过，一切都得傅总司令拿主意，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这天中午，七省市参议员、北平各界知名人士和驻军将领齐集参议会礼堂，举行宴会。与会者（军人除外）一致要求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决定派何思源等11人为和平代表出城向解放军请愿，并向国民党政府和中共中央发通电要求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军人们挺着笔直的腰板一言不发，在场的记者和军统、中统特务围在旁边看热闹。何思源在会场上最为活跃，他说：“我在南京看到白崇禧、张轸的通电，说什么‘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要求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等等，这是政客故伎，目的在打击蒋介石，抬高李宗仁。我们不要这样，我们简单直说。我提三个意思：一、要求将北平改为北京。北京人最讨厌叫北平而不称北京，这个要求是最符民心的；二、要求在北京设中央政府；三、北京人民喜欢中央政府有统一全权。要求按中共毛主席的八条进行改革。其他如干部留用、军队改编等等，那是中央政府、国家主席应当操心的事。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民意’，国家统一，靠民心统一。”

  何思源话音一落，大家纷纷表示赞同。将领们在文人和记者的逼迫下处境尴尬，最后推出一人做代表，便纷纷告辞离去。

  尽管军人们没有表示态度，傅作义仍然认为很有收获，一是没有顽固分子跳出来唱对台戏，二是由文人给军人上了一课，算是有了铺垫。

  特务们很快就将傅作义授意何思源、许惠东召集参议会的情况飞报南京，蒋介石终于明白傅作义已决心弃他而去了。失望之余，他还想挽回一些损失，于是连夜致电傅作义：

  蒋介石深知傅作义“义薄云天”的性格，他想利用这一点，用一周的时间从北平这座围城中抢救一批嫡系部队的军官，为他在江南编练新军充实骨干。

  对蒋介石的最后一点要求，傅作义不好明着拒绝，却暗中通知解放军，炮击天坛的临时机场，使蒋介石的飞机无法降落。

  这天晚上蒋介石念念不忘的第13军在北平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兵变”，他们朝空中胡乱射击，以表示对傅作义的不满。

  枪声惊动了城外的解放军，林彪、罗荣桓立即面见周北峰，让他致电傅作义，如果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发生兵变，可让出阵地放解放军进城去镇压。

  傅作义回电说：

  1949年1月18日晚，傅作义偕政工处正副处长王克俊、阎又文和崔载之来到东交民巷御河桥2号，慰问苏静。

  “苏处长光临北平，本人及北平将士表示欢迎。”傅作义指着王克俊、崔载之说，“你们可与苏处长一起，再商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和平解决的具体办法。只要有利于北平和平解决，使千年古都免遭破坏，怎么解决都行，你们算是双方的全权代表了！”

  “傅将军亲来慰问，本人表示感谢！”苏静说，“我不能算全权代表，我只起联络作用，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可代为联络，请示平津前线首长，还可以通过电台联系。”

  第二天，苏静与崔载之等根据《和平解放北平初步协议》草案之精神，逐条研究具体实施办法，很快就拟定一个18条的协议。苏静将协议电报平津前线司令部。

  林、罗、聂随即转报西柏坡。毛泽东亲自对协议各条内容及词句做了修改，复电林、罗、聂指示以修改后文件为最后协议。内容如下：

  一、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

  二、过渡期间双方派人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

  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约一月后开始施行整编。

  四、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守仓库的部队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

  五、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司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持现状，不得破坏遗失，听候前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六、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订兑换办法。

  七、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八、保护在平使馆人员及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

  九、邮政电信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

  十、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俟重新审查登记。

  十一、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十二、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决定走出和平解放北平最关键的一步棋。他召集李世杰、梁述哉、张濯清、郭宗汾和蒋系的两个兵团司令石觉、李文到中南海居仁堂开会。

  傅作义用他那犀利的目光盯着石觉和李文，沉默了足足5分钟。石觉、李文一见那目光，心里就慌了，他们预感到最后时刻终于来临了。

  “北平各界一致反战，要求和谈，各位都受到了来自民众的压力，民意乃天意，顺者昌，逆者亡！”傅作义的话掷地有声，石觉、李文背脊冷汗直冒，“我们与中共和谈这是公开的秘密，想必各位有所耳闻。作为司令官我不能不为20多万将士的前途着想，经艰苦谈判，与中共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办法》，请王处长念一下。”

  王克俊起身用洪亮的声音念完协议。

  “请大家发表意见。”傅作义目光炯炯地环视会场。

  傅系将领依次表态赞同，然后用齐刷刷的目光盯着石觉、李文。石、李从最初的慌乱中稍微镇静了些，他们已感觉到今天硬抗是不行的，闹不好会有杀身之祸。于是耍了个滑头，对王克俊说：“我们两个说不出什么意见来，只怕克俊你的部下不同意。”

  王克俊笑道：“我一个文职，何来部下？”

  “我们部队的政工处长不都是属你管吗？他们整天对部队喊‘剿共’，恐怕这个弯子转不过来哟！”

  石、李把皮球踢给政工处，王克俊始料不及，一时无以应对。正好到了吃饭时间，傅作义说：“先吃饭吧，饭后再议。”

  王克俊抓紧时机，让参谋人员分头打电话给各师政工处长，通知他们15分钟内必须赶到中南海勤政殿紧急集合。

  政工处长们准时赶到，王克俊向他们宣读了协议，然后让他们一个一个表态。果然，傅系的处长一致同意，而蒋系的处长却要求派飞机送他们回南京。

  王克俊是个十分干练的人，严肃地说：“不愿留下，可以！但是必须保证部队不能出事，把政治工作做通，不伤一人，不放一枪，不毁一物，遵守纪律，圆满实施十二条的规定之后，我保证请傅总司令派飞机让你们平安离去。”

  “既然如此，职无异议。”

  王克俊见再也无人说话，于是宣布散会。他回到居仁堂，傅作义等已用完餐返回了会议厅。

  傅作义见王克俊满脸笑容，知道事情已经办妥，于是说：“继续开会吧！大家发表意见。”

  李世杰等傅系将领说：“我们赞同协议，看石、李二位司令官的态度啦！”

  石、李二人说：“我们没意见，关键是政工处长那一关过不了。”

  王克俊笑道：“现在所有的政工处长都没意见了。不信，你们可以打电话问问。”

  王克俊将午间的事说了一遍，石、李二人脸色大变，紧张地说：“我们同意条文，但也要求平安飞到南京。”

  傅作义如释重负，寒光逼人的目光突然温和起来，说：“我保证你们平安离去，但是条件一样，保证部队执行协议不能生事。”

  石、李二人低头无言。

  傅作义当即令军以上将领及总部处长以上军官前来开会。半小时后，居仁堂会议厅将官云集。

  傅作义的目光又恢复了几分寒意，他挺着笔直的腰板，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会议厅窗外卫兵们来回走动，更增添了会议的紧张气氛。

  李世杰简述了北平守军陷于绝境的险恶形势，以及与中共和谈的概要经过，随后宣读协议条文。

  这时，第16军军长袁朴突然号啕大哭：“对不起领袖呀！对不起领袖呀！……”

  一直勾着头的李文似是受了感染，也痛哭流涕起来：“校长栽培我们多年，我们对不起他老人家。请傅总司令允许我带走愿意走的师长，我保证不影响安定。”

  石觉提出要带几个师长同行。

  傅作义厉声道：“好！我答应你们的要求，你们要带谁走都行，但必须现在就指定继任者，将名单给我。”

  石觉、李文写好名单交给傅作义，诚惶诚恐地告辞了。

  1月23日清晨6时，石觉、李文和几十名团级以上的军官从东单机场乘两架小型飞机匆匆逃离北平。

  1月25日，苏静返回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罗荣桓问：“邓宝珊带去的那封信交给傅作义看了没有？”

  苏静愣住了，心想：事情都顺利办妥了，何必用那封信去刺激傅作义呢？他没有看过那封信，不知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于是说：“我不清楚。”

  聂荣臻说：“你今天得赶回去问一下邓宝珊，如果还没交给傅作义，你必须同他一起去见傅，一定要在今明两天让傅看到那封信。”

  苏静此时才感觉到那封信的重要性，答应立即回城一定完成任务。

  林彪伏在桌上看北平城防态势图，此时抬起头来，说：“为什么傅作义要让他的嫡系第101军先出城？如果蒋军突然翻脸围攻他的总部怎么办？他是否有足够的兵力抵抗，以待我军入城增援？”

  苏静冷静思索后，回答说：“蒋军嫡系部队团以上军官愿走的都坐飞机逃跑了，留下来的大多拥护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我认为傅作义有把握控制局面才这样做的。”

  当日黄昏，苏静进城找到邓宝珊，着急地说：“你进城时带的那封信给傅将军了吗？”

  邓宝珊皱眉道：“有必要吗？”

  “林、罗、聂三位首长要求必须尽快将信交给傅将军。”

  邓宝珊看到苏静着急的样子，明白此信事关重大，于是穿上大衣，拿着信就与苏静一同乘车去中南海。

  傅作义在客厅热情地接待苏静。邓宝珊乘机钻到内屋将信交给傅冬菊，让其转交给她父亲。

  也许傅冬菊看完信后害怕刺激她父亲，并没有将信交给傅作义。1月31日，傅作义的部队全部开出了北平，解放军程子华兵团入城接防。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封信的全文，傅作义看报后情绪非常激动，2月3日，他写信给林彪、罗荣桓，说：“两年半戡乱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傅作义的心理压力很大。2月8日，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和邓宝珊，他们做了长时间的谈话。

  林彪用他那一向毫无感情色彩的语调，平静地说：“北平和平解放，使这座千年文化古都未受损毁，树立了‘北平方式’的新榜样，傅将军对此是有贡献的。凡是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人，我们共产党绝不会亏待。希望傅将军今后为人民多作贡献，与共产党忠诚合作。”

  傅作义说：“感谢林将军的鼓励。我过去内心矛盾很大，主观上有心替人民做事，客观上反而替有钱人（你们叫大买办资产阶级）做了保镖。我参加国民党进行的内战是错误的。你们占领沈阳后，我认识到不能再打了，中国今后当以共产党为领导。我本人今后愿意为人民服务。至于部队改编的事，你们怎么办都行，我没意见。”

  林彪赞扬说：“傅将军有这样的态度非常好。”他清楚毛泽东写的那个通牒对傅作义刺激很大，于是说：“我们给你的那封信是合乎事实的，在报上公开，目的是为你的过去作一个结论，以便根据协议开始我们之间新的合作。既不因过去之罪抹杀今日之功，也不可因今日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

  林彪对傅作义的经历及作战特点作过研究，这是他入关后的第一个对手，自然成为他“功课”的必修内容。他在政策性的严肃话题之外又扯了一些傅作义过去的战例，说：“毛主席曾给我打过一份电报，说傅作义的军事指挥水平远在卫立煌之上。”

  傅作义内心对林彪并不怎么服气，因为林彪率领的是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而且有百万之众，他率领的部队不仅人数少战力差，还内部派系林立，无法与林彪公平竞争。他曾设想过如果各率一支实力相当的部队，未必会输给林彪，或者像古代两军之将阵前相搏，那林彪就更不是对手了。

  然而，这些假设都是不现实的，现实就残酷地摆在面前，没有大将风度的林彪轻松地吃掉了他50多万人马。而他这位北伐战争时期就名震天下的“守城名将”，竟稀里糊涂地结束了他作为名将的历史。

  林彪是何等精明之人，他猜出了傅作义的心思，说：“你今日之败，并非个人才能问题。东北、华北我军之胜利，也绝非我林某的才能问题。国民党违背人民利益，必定失败。在全国各个战场，国民党军队无论在谁指挥之下均遭惨败，并非华北一地如此。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聂荣臻、叶剑英等又对傅作义进行了一番鼓励和开导，但他思想上的疙瘩仍未解开。后来，他猜到了那封署名林彪、罗荣桓的信并非出自林、罗之手，于是他要求去石家庄面见毛泽东。

  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会见傅作义和邓宝珊。毛泽东一见面就亲切地握着傅作义的手，幽默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滑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傅作义对他旧部的前途颇为担心。毛泽东说一切按协议办，我们共产党说话算数。有了这颗定心丸，傅作义心中的疙瘩总算解开了。

  “我俘虏你的那些人，无论官兵都给你放回去。”毛泽东大手一挥，笑着说，“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傅作义不解地说：“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

  毛泽东说：“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嘛。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呢！”

  傅作义明白毛泽东是想用特殊的办法解决绥远问题，于是问：“主席对绥远有何打算？”

  “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自己起义。”

  毛泽东最后问：“傅将军，你愿意做什么工作？”

  “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吗？”毛泽东笑道，“河套水利建设工作面太小了嘛，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做当代大禹！不过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

  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果然让傅作义当了首任水利部部长，而且长达22年之久。

  这次会见，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在座，后来他说：“经毛主席一席谈话，傅作义前后判若两人。”

  1949年2月3日，古老的北平城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东北野战军的骑兵、步兵和装甲兵列着威武雄壮的方阵，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学生和市民在街道两旁敲锣打鼓，挥舞着三角旗高呼欢迎解放军的口号。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叶剑英等站在前门箭楼上检阅部队浩浩荡荡开入北平内城。

  至此，平津战役降下帷幕，虽然还有绥远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但那已经不算重要的事情了。林彪在箭楼上俯视着入城的大军和欢腾的市民，看着看着眼睛便酸涩了，他本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他的目光从士兵和市民的头顶掠过，望着前门外灰色的屋顶，继而微微扬头望着南方的天空。他开始琢磨起新的对手和下一次会战来了。

  中央已下令让连续进行了两场大决战的东野主力休整，同时明确将消灭武汉白崇禧集团的任务交给了他们。

  这个白崇禧显然更难对付，他是国民党阵营中名头最响的将军。可是他最近一直在唱和谈的高调，不仅把蒋介石逼下了台，还派人四处找共产党谈判。

  白崇禧会不会走傅作义的路子呢？林彪早就在琢磨“小诸葛”这个人和近来那些反常的事了。

  1月12日，白崇禧向陈纳德的航空公司包了一架专机，派桂系的第三号人物黄绍竑飞广州再赴香港。黄绍竑在香港与中共隐蔽战线的传奇英雄潘汉年会面，转达白崇禧急欲与中共和谈的愿望。

  潘汉年通过秘密电台向西柏坡的李克农报告，1月20日，毛泽东以周恩来和李克农的名义起草电文回复潘汉年，让其转告黄绍竑：

  一、中共对时局的态度已见毛主席14日声明，任何方面均可照此声明去做。

  二、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白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

  三、如白欲派代表与刘、邓联络，可到郑州市政府接洽。

  白崇禧当时认为蒋介石赖在台上不会下野，准备派刘仲容经平汉线到石家庄找中共中央和谈。岂料黄绍竑在香港的活动，却意外地导致蒋介石下野了。

  后来，败退台湾的蒋经国在《负重致远》一书中写道：“黄绍竑由南京飞汉口，与白崇禧晤谈后，即转香港，与共党代表洽商和谈步骤，并提出两项具体意见：一、蒋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二、共党与李宗仁进行全面和平谈判。”

  《蒋总统传》一书中描写了黄绍竑赴港事件对蒋介石产生了巨大冲击：“蒋总统如再坚持，广西军队将采取军事的措施。它将退出武汉地区，让长江一线开放给‘中共’军，蒋总统认为设有此举将使整个局势不可收拾。遂决意自己引退，给予广西派一个自己试验的机会。”

  在此期间白崇禧还通过其副手张轸与中原野战军刘伯承秘密谈判。此时的白崇禧确有单独与中共和谈的意图，他的行动与南京的李宗仁显然是不合拍的。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次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去见蒋介石，以探询蒋对“八项条件”的看法为名，实际上是摸蒋的底，看他何时下野。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下野，却不提何时下野。

  司徒雷登认定蒋介石是不想下野了，非常失望。当晚，他密访李宗仁，说：“蒋不下野，你速做准备到汉口与白崇禧会合，造成逼蒋下野的态势。使馆查悉蒋有谋杀你的计划。我已将本人专机从上海调到了南京，一旦时机成熟，你即赴汉会白。”

  1月18日，李宗仁派程思远飞赴武汉，将司徒雷登的计划报告白崇禧。

  白崇禧摇头说：“张轸与刘伯承有联系，促我们武汉尽快有所行动，时机迫切，不容稍缓，恐怕我们不能等候德公（李宗仁字德邻）到来了。”

  白崇禧的一系列活动使蒋介石如坐针毡，他意识到不能再恋总统宝座了，否则，白崇禧要将长江中游拱手让给共产党，他在下游的防线也就顷刻瓦解了。与其将东南半壁让与共产党，还不如将总统让与李宗仁，而自己仍保留国民党总裁的位置，以便幕后操纵。

  1月19日下午4时，蒋介石在官邸约见张治中、张群、吴忠信、孙科、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他说：“我是决心下野了，现在有两个案子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

  没有人敢回答这个问题。蒋介石只好点名，第一个点到吴铁城。

  吴支支吾吾地说：“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来讨论一下？”

  “不必！”蒋介石愤然道，“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

  蒋介石发完脾气，最后说：“好了，我决心采用第二案，下野的文告怎么写你们大家研究，主要意思是‘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

  随后，蒋介石对人事作了大的调整，任命朱绍良为福建省主席，方天为江西省主席，薛岳为广东省主席，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朱绍良兼福州绥靖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主任，汤恩伯为京沪警备总司令。他要架空李宗仁，让“代总统”什么事都办不成！

  1月20日晚，白崇禧还不知道南京发生的上述变故，仍在按他自己的计划行事。他在汉口三元里官邸召集各界民意代表开会，准备第二天发表和平通电。突然，张治中的长途电话打来了，说：“蒋决定明天下野，南京报纸已出了号外，明日见报。”

  白崇禧甚感意外，不久，李宗仁亲自来电话：“蒋明天下野，你那边不要单独行动，我们一起搞和平！”

  1月21日，傅作义在北平向师以上将领宣布北平和平解放的同时，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举行最后一次茶话会。出席茶话会的有李宗仁、五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常委。蒋介石言不由衷地与李宗仁等话别。

  此时，CC分子潘公展和田昆山对下野文告提出意见：“总统是国大选出来的，要辞职须国大批准，在此之前下野不能生效，因而必须将文告中关于下野的这句话删掉。”

  蒋介石点头表示同意。半个小时后，南京电台广播了蒋介石的文告。下午4时，蒋介石从大校场机场乘飞机离开了南京，从而结束了他在这座六朝古都的一场春梦。

  白崇禧听了广播大吃一惊，立即打电话给李宗仁，正好那边是程思远接电话。白生气地说：“广播里说的那个文告，怎么没有一句关于下野的话？德公上台地位很不明确，怎么干得下去呢？”

  程思远刚放下电话，司徒雷登的顾问傅泾波来了。傅对李宗仁说：“蒋介石不下野，李先生怎么上台？大使先生对此深表关切，希望设法补救。”

  李宗仁此时才感到问题严重，速召张治中、吴忠信前来商议。

  张治中听说白崇禧和司徒雷登很担忧，对吴忠信说：“你是秘书长，可否请你把原有字句加上，以恢复文告的本来面目！”

  吴忠信蓦然变色道：“文白（张治中），你开我的玩笑，总统交给我的文件，我无权修改。”说完便不辞而别。

  李宗仁只得请司法院长王宠惠出主意。王不愧是法界权威，片言只语便解决了问题，他说：“蒋先生这一文告应有‘引退’字样，但因李先生上台，尚未得国大追认，所以只能以‘代总统’名义行使职权。”

  当晚9时，电台重播蒋介石的文告，补上了“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等句。

  电台在重播李宗仁的就职文告时，补上了“宗仁依据《宪法》第49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一句。白崇禧听后，十分不满，他在电话里对程思远说：“这个‘代’字，意味着蒋的政治幽灵仍统治着南京政府。德公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看来前途多艰！”

  白崇禧果然高人一筹，他的预见以后真的应验了。

  蒋介石宣布下野的同一天，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也卸任了。新上任的国务卿叫艾奇逊，他在回忆录中有如下一段话：“我就职的那天，（蒋）委员长辞职了，把那个共和国的总统职位交给李宗仁将军。但是，他在辞职以前，已把中国的外汇和货币储备全部搬往‘福摩萨’（台湾），并要求美国把预定运往中国的军事装备运往‘福摩萨’。这就使李将军既无经费又没有军事装备的来源了。”

  美国本以为迫蒋下台可以迅速实现与中共和谈，从而保持国民党控制下的半壁江山。岂料蒋介石仍在幕后操纵，李宗仁徒唤奈何。

  李宗仁上台伊始，为了向中共表示企求和平的诚意，令行政院释放政治犯。这一举措令国人注目，因为最著名的政治犯莫过于张学良和杨虎城了，能否释放张、杨是检验李宗仁“权威”的试金石。

  可是张、杨两位将军仍然身陷囹圄，李宗仁的命令到了孙科的行政院成了一纸空文。

  蒋介石通过孙科操纵行政院，通过顾祝同的参谋总部控制军队。他名义上在溪口“隐居”，实际上牢牢控制了中央军，照样每天电波频传，调动军队，调整人事。桂系根本就没有本钱与之对抗，虽然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已丧失殆尽，但仍有上百万中央军，人数远远超过白崇禧控制的华中集团。他还有一支50多艘军舰的舰队以及8个大队的空军。

  他还将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和外汇运往了台湾，仅留2000万美元给汤恩伯作京沪防务的军费，而李宗仁则一分钱都不给。

  李宗仁上台后仅发了几则要求和谈的通电，除此之外几乎无所作为。他既无钱又无权，这个“代总统”的滋味算是尝够了。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

  惩治战犯是八条中的首条，蒋介石怀疑桂系的目的是与中共联手共同对付他，于是挑拨孙科公开与李宗仁决裂。

  孙、李二人曾为竞选副总统斗得头破血流，积怨颇深，蒋介石一挑拨立即生效。孙科以1月27日电未经他同意为由，率内阁大员纷纷离开南京，到2月上旬，干脆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从而形成了“一国三公”的奇怪现象——南京李代总统、广州孙院长和溪口蒋总裁。国民党阵营分裂愈演愈烈。

  蒋介石则于1月29日密令参谋总长顾祝同，令其传令三军：

  吾人为求捍卫国家民族及党与军之生存，应下最大决心，与之（指中共）势不两立，坚决从事长期自救、自卫与救民之战争。

  李宗仁并不甘心大权旁落，开始使出浑身解数与蒋介石争夺权力。

  首先是要解决“府”“院”之争。在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时期，总统府与行政院之间在北京城闹别扭是很平常的事。自从民国政府迁都南京，这种事就不多见了。而总统府与行政院分处两地，则史无前例。

  孙科自知与李宗仁无法相处，早就提出辞呈。李宗仁首先请“主和派”张治中组阁，张治中对蒋介石政体的认识十分深刻，他明白不仅是行政院，即使是李宗仁，也根本就不可能有解决全局问题的办法，因此坚决拒绝担任行政院长一职。

  李宗仁又想抬出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宋庆龄和“民革”主席李济深。而宋、李二人已经受毛泽东之邀去了解放区。同时，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对内阁人选具有决定权，未经他点头，很难进行大的人事调整。蒋怎么可能让宋、李这两位宿敌上台呢？

  李宗仁本来是想组织一个“和平内阁”，即行政院主要成员以主和派为主，这样便于与中共打交道，可是谁都不愿出头组阁。最后，他不得不请蒋介石系统的重要人物何应钦组阁。何躲在杭州，虽有心当行政院长，但他不能不看老蒋的脸色。最后老蒋点头了，何应钦方敢赴任组阁。

  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使美国人大失所望。3月12日，美国驻天津的总领事将商会的一份备忘录转交华盛顿当局：

  过去两三天中美国的广播消息说，一个为数一亿五千万美元的进一步给国民政府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法案可能提交国会，天津的美国人对此表示惊讶，因为他们在两个月前曾有过不愉快的经验，他们目睹共产党军队占领了天津，这些军队所配备的，几乎全部是从满洲国民党军队那里实际上是未经作战而缴获的美国武器及其他装备。

  天津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进一步援助这样一个政府的唯一后果，只会更加增强共产党的力量，这个政府已证明是如此颟顸无能，以致我们所给予的援助大部分已转入共产党的手里。他们感到蒋委员长表面上引退对国民政府的性质并没有起多少影响，特别是鉴于何应钦被选任作新的行政院长一事。何应钦是把中国弄到目前这样可怜地步的典型人物。他们觉得，我们反对共产主义的世界性的政策，不应该强使我们去支持一个已经失掉本国人民支持的、悲惨的、无能的和腐败的政府。他们相信，在此关头，对一个已经是完蛋了的政府作进一步的援助，将是没有用处的。他们觉得目前的局势只能由中国人来解决，暂时我们应该采取旁观的政策。

  美国当局对李宗仁态度的改变，最初源于李与苏联大使罗申的接触。当时，中外人士普遍过高地估计了莫斯科对中共的影响力，李宗仁也不例外，他一上台就立即约见罗申，请求苏联对中共施加影响，调停国共之间的内战。罗申当然不会忘记应抓住一切机会削弱美国在华势力，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草案：

  一、中国在将来的任何国际冲突中严守中立；

  二、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消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

  三、建立中国和苏联间真正合作的基础。

  随后，罗申携草案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李宗仁天真地认为美国当局会容忍他“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谁知美国当局竟于1月23日派人拜会司徒雷登，要求美国发表一个支持李宗仁的声明，并将与罗申商定的三点协议草案和盘托出。

  司徒雷登听得目瞪口呆。李宗仁的代表一个劲儿地解释：“只有莫斯科才能阻止中共的军事行动，答应罗申的条件是权宜之计，请大使先生并华府当局理解我们的艰难处境，我们绝不会在事实上损害美国盟友的利益。”

  当司徒雷登将这一情况报告国务卿时，艾奇逊回电说：“李宗仁为了达到加强他地位的目的，要求一个支持他的美国声明，而同时他和苏联商谈的协议草案，却要从中国消除美国影响，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美国拒绝了李宗仁的要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华盛顿终于认识到他们曾寄予厚望的“代总统”实际上是一个摆设，根本就起不了作用。于是渐渐疏远了他，并最终中止了对国民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美国大使馆驻广州的临时代办曾致电华盛顿：

  从那时起，美国对国民党已经彻底绝望了。司徒雷登奉令直接与中共进行试探性接触，以承认新中国为条件，妄图换取新中国在外交上不要向苏联一边倒。

  这就是司徒雷登在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时，仍留在大使馆的原因。

  而那时，包括苏联大使罗申在内的几乎所有外国使节，均随国民政府迁往了广州。司徒雷登是唯一的例外。

  1949年1月3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毛泽东同他谈了三天，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民族、宗教等面面俱到，其中心是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和政策方针。

  对国际、国内要求中国恢复和谈的呼声和建议，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同意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与南京方面举行和谈，谈不成，人民解放军立即过江；谈成了，人民解放军也要过江。”

  至此，莫斯科已经摸清了中共对和谈的态度，于是打消了充当国共和谈调解人的念头。与此同时，美、英、法三国也先后拒绝了南京当局要求各大国出面调停中国内战的邀请。

  李宗仁在四大国拒绝当调解人的情况下，只得依靠国内的政治力量来推动和谈。他先后支持南京、上海的所谓“人民和平代表团”飞赴北平，“帮助政府和共产党人之间搭桥”。

  代表团带回去的信息是：“和平有望。”

  李宗仁在南京召集何应钦、张治中等开会，决定以如下三条为将来和谈的指导思想：

  一、和谈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绝对不能让共产党以胜利者自居，强迫我们接受不体面的条件；

  二、不能同意建立以共产党为统治的联合政府，应建议停火，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

  三、不能全部接受所谓八条，而只同意在两政府共存的条件下讨论八条。

  其核心内容是：划江而治，搞南北朝。

  会后，张治中到溪口去征求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对“划江而治”当然不会反对，他需要“养伤”的时间，以利将来伺机反扑。

  3月26日，中共中央正式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以八项和平条件为基础，自4月1日起在北平开始谈判。

  此前一天，即3月25日，中共中央由西柏坡移驻北平。当日下午3时，南苑机场上空忽然升起三颗照明弹，十几辆敞篷吉普车由南向北缓缓驶入机场。

  这是四野历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检阅华北军区和四野驻北平部队。

  根据中央军委1月15日《关于改各野战军番号事》的电令精神，东北野战军于3月11日奉令正式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毛、朱、刘、周、任五大书记在林彪、罗荣桓的陪同下开始检阅四野部队。

  炮兵、装甲兵和步兵排列着整齐的方队，一面面英雄的战旗迎风飘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自己的军队发生的质的飞跃，此前他只是在林、罗的电报中得知东野拥有多少门大炮、多少辆坦克、多少辆汽车，装备质量如何不断提高。

  毛泽东戴着一顶太阳帽，灰布大衣的领子都磨破了。参加检阅的还有沈钧儒、李济深、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他们十分感慨地说：“毛泽东不愧是人民领袖，这种场合都拿不出一套像样的衣服。”

  当夜，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移驻香山，毛泽东下榻于双清别墅，直至半年后的9月21日始移居于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在香山的第一件大事是处理国内和平谈判和指挥军队做好渡江的准备。

  南京方面也立即发表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等为和谈代表。

  首席代表张治中再次飞赴溪口，他明白老蒋不点头，什么协议都算不得数。

  蒋介石看了《预拟与中共商谈之腹案》，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项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

  张治中如释重负地自杭州飞返南京，在飞机上屈武忧心忡忡地说：“在溪口，老蒋身边的人曾恶狠狠地说：‘张先生这样热心和谈，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张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共产党愿意和平吗？他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南京城里在夜深人静之时隐隐可闻江北的炮声。解放军打到江边上来啦！国民党的特权阶层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清楚靠武力无法阻止解放军过江，只能寄希望于张治中的和谈了！

  4月1日上午，立法院特别休会半天，全体立法委员到明故宫机场为张治中等送行。中央航空公司特别将“空中行宫”号专机调拨给代表团。

  飞机缓缓滑离跑道，载着南京统治者不切实际的幻想飞上了蓝天。

  下午2时，飞机降落在北平南苑机场，让张治中甚感意外的是中共派来迎接的三人他都不认识。一位是北平副市长徐冰，一位是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还有一位名头稍响点，是林彪的参谋长刘亚楼。

  中共的和谈代表一个都没来！

  张治中明显感到受到了冷遇。他过去长期参与国共谈判，与周恩来等私交不错，连毛泽东都称他为“老朋友”。对这次，他百思不得其解。

  当晚6时，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国民党代表团。席间张治中几次举杯欲与周恩来叙旧，而周只是礼节性地将酒一饮而尽。这一反常现象更增添了张治中心中的疑问。

  宴后，周恩来、林伯渠邀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周恩来严厉质问：“你离开南京前为什么要去溪口见蒋？这证明那个首要战犯仍有力量控制你们的代表团！”

  张治中终于明白了受到冷遇的原因，于是解释说：“蒋虽下野，但仍是国民党总裁，加上他的政治影响力尚未消除，短期内也不可能消除。我们谈判达成的任何协议，如果得不到他的支持，执行起来是困难的。”

  周恩来十分不满地说：“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无法接受的！”

  张治中的脸一阵红一阵白，面对盛怒的周恩来不知如何答话才是。

  第二天采取一对一的谈话方式：周恩来同张治中，叶剑英同黄绍竑，林伯渠同章士钊，林彪同刘斐，李维汉同邵力子，聂荣臻同李蒸。

  由于国民党方面有个“腹案”在心中，当然谈不拢，双方想法南辕北辙、大相径庭。第一条“惩治战犯”就卡了壳，国方的六名代表，仅邵力子态度含糊，其余均表示反对。

  综合六盘对局情况，周恩来认定国民党方面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八项和平条件。

  当时，在六国饭店还住着一位“秘密特使”—黄启汉。他是“桂系”的谈判代表，早在蒋介石宣布下野的同一天就来到了北平，最初是代表白崇禧，后来白崇禧放弃了“单干”，转而又代表李宗仁。

  2月2日晚，周恩来将白天与张治中等会谈的情况向黄启汉详细作了介绍，说：“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八条为谈判基础吗？张治中赴北平之前先到溪口向蒋介石请示，现在这个代表团到底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

  黄启汉见周恩来怒气冲冲的样子，一直没有答话。他心里清楚，无论南京还是溪口，都不可能完全接受“八条”，在这一点上，蒋、桂没有区别。

  周恩来是何等精明的谈判高手，当然清楚和谈最终不会有满意的结果。蒋介石是想借和谈加紧整训军队，那是缓兵之计！李、白则想划江而治，搞南北朝，那是黄粱美梦！但是，他必须通过和谈来戳穿国民党的“假和平”阴谋，教育民主人士和广大人民，为下一步打过长江赢得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另外，周恩来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争取李、白，孤立最反动的蒋系势力，以利于各个击破。周恩来让黄启汉速回南京，告诉李、白：“经过三大战役，蒋系主力消灭一光，可以说内战基本结束，剩下的不过是打扫战场而已。为了尽快收拾残局，开始和平建设，我们主张和谈，但必须以八条为基础。李、白不应该再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也不应该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坚决向人民靠拢。在和谈期间，解放军暂不渡江，但是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渡江。”

  黄启汉终于摸清了中共关于和平谈判的底线，窘得一句话都说不出。

  考虑到李宗仁在南京的处境，周恩来关切地说：“请转告李先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我们不会为难他。他应该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万一受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赶来增援。”

  4月3日，黄启汉飞返南京。李宗仁密召桂系将领白崇禧、夏威、李品仙等商议。白崇禧听了黄启汉的话，连连摇头：“必须以长江为界，组织南北分治的联合政府。中共坚持渡江，我们不能接受。”

  两天后，李、白派到北平的另一位“秘密特使”刘仲容也返回了南京。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叫朱蕴山的，是“民革”李济深派来送信的。

  李、白二人在南京大悲巷雍园1号白公馆，密会刘仲容和朱蕴山。

  李济深在信中劝李、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认清形势，毅然接受中共和平条件，与蒋决裂。并指出：“德邻兄如因环境困难，一时不能签订和议，请把印信带在身边，随时都可补签。如此则将来民主联合政府成立时，德邻将可出任政府副主席，健生所统率之部队，亦可得适当之照顾。”

  白崇禧看了信，露出不屑的神色，说：“李任潮（李济深字任潮）帮中共做说客，这是诱我们投降。”

  “中共坚持渡江。”李宗仁无可奈何地说，“南北分治恐怕是幻想。”

  白崇禧仍不死心，问刘仲容：“我们可以接受中共的政治渡江，解放军是否可以不渡江？”

  刘仲容说：“周恩来同我谈过这个问题，和议成立，政治要渡江，军事也要渡江。”

  白崇禧一听，火气就上来了：“如果中共要坚持渡江，那还有什么好谈的！”

  4月6日，李宗仁到美国大使馆，对司徒雷登提出了两项要求：“请求华府垫支白银一批，以应南京政府紧急开支，并将最后一批军火运到广州港口卸货，以资装备广东及白崇禧的华中部队。”

  司徒雷登明白资金和军火援助救不了南京政府，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李宗仁的请求。

  “尽管我对你的处境深表同情，但我知道台湾现存有三亿美元（实为四亿多美元）的黄金、外汇，基隆仓库也满满地存有二万余吨的军火，政府似应予以充分利用。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证明过去个人专制独裁的阴影仍支配着中国的前途。最近三年来的经验验证在这种方式领导下，欲谋对中共作有效的抵抗，是绝对办不到的。”

  连美国人也撒手不管了！李宗仁的“代总统”无法当下去了，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是蒋介石。

  白崇禧建议与老蒋摊牌：“蒋氏不放弃权力，就请他复位当总统；不愿复位，就放弃权力。二者必居其一，不可拖泥带水。”

  4月10日，李宗仁请阎锡山、居正赴溪口，将一封亲笔信转交蒋介石。信中说：“再不采取适当步骤以终止此种混乱形势，则宗仁唯有急流勇退，以谢国人。”

  蒋介石回话，请李、白于17日到杭州笕桥机场会晤。此时，国内和平谈判已到最后关头，李、白无法动身。

  4月16日，黄绍竑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自北平飞抵南京。李宗仁等一看，与他们的“腹案”差了十万八千里，且规定签字的最后限期为4月20日。

  “这是‘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白崇禧大声吼道。

  李宗仁瘫坐在椅子上，有气无力地说：“请何院长派人把文件送到溪口去。”

  蒋介石看了协定的八条二十四款，血气上冲，几欲昏厥过去，半晌才缓过神来，悲哀地说：“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4月18日，白崇禧拜访司徒雷登，说：“代总统鉴于最近共产党所提的条件，和平已不可能，将向蒋委员长提出建议：要么蒋复职；要么蒋离开中国，把一切权力和国家资金交给李先生支配。李代总统企图采取此一步骤，以结束由于蒋在幕后操纵把持造成的混乱局面。”

  司徒雷登对李宗仁早就失去了信心，他已经奉华盛顿当局的命令，开始派他任燕京大学校长时的学生与中共作试探性的接触。

  “那是你们中国的内部事务，美国不便干预。”司徒雷登显然对白崇禧的话不感兴趣。

  何应钦等蒋系人物的态度不言而喻，桂系不能不为他们的前途考虑。4月17日和18日两夜，李宗仁的官邸灯火通明，桂系的头面人物聚集一堂，商讨对策。

  黄绍竑力主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他说：“蒋介石有一个台湾苟延残喘，我们只有由德公签订和约才可谋自存之道。”

  白崇禧听了黄绍竑关于中共优待桂系的方案后，说：“中共同意华中部队退到两广，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部队的整编只是时间迟早罢了。好像我们吃鸡一样，首先吃最好的部分，其后鸡头、鸡爪也要通通吃光，这叫各个击破！”

  白崇禧坚决反对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

  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致电张治中等，正式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至此，国内和平谈判破裂。当日夜，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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