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革命”
这一天，有三种算法。
在那些北京或天津卫的本分商民口里，帐簿中，皇历上，今天还是“宣统三年辛亥十一月十二日”；那些剪掉了辫子的留学生，那些潜伏在租界里的革命党，他们更喜欢将今天写成“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不过，他们应该也收听到了南方的决定，这是西历的1910年12月31日，是中华民国成立的前一天，是满清入主中国的最后一日。
凌晨。天津。小白楼。
天一亮，白雅雨便将登上老龙头开始的火车，奔赴滦州。起义日期订在后天。
南北双方已经达成协议，择日召开国民会议。江苏、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山西、陕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代表，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召集；直隶、山东、河南、东三省、甘肃、新疆，由清政府发电召集。这大致是双方的控制范围。
眼看一个联合立宪国家即将诞生，但在清政府控制的腹地，一群人还孜孜不倦地谋划着暴动。
白雅雨眼睛紧盯着胡鄂公：“你看，滦州一旦独立，战守之势如何？”
胡鄂公沉吟了半晌，答说：“很难说啊……滦州南邻京奉铁路，一马平川，并无山河关隘可以固守，北京、天津、辽宁、奉天之敌，朝发而夕至。到时四面受敌，说战，无可战之地，说守，又无可守之资。这是一可虑。
“施、王、张三营，可战之士，不过千把人，尤其上两次你们从滦州回来，都说张建功心存观望，并未倾心革命。一旦大敌来犯，再有内叛，必然战守两难。这是二可虑。
“滦州新军不稳，朝廷和袁世凯又不是不知道，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协统蓝天蔚被罢免，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被刺杀，说明他们一直防备滦州新军倒戈，之所以迟迟没有讨伐，只是因为朝廷已经将滦州新军分割驻守，又有岳兆麟、王怀庆等人牵制，他们认为滦州已不成气候。敌人防备在先，这是三可虑。有此三虑，所以，很难说啊。”
“那么，还有什么办法吗？”
“唔……只有避实就虚……”
“说说看！”
“滦州不可战，我惟有在独立之前，将昌黎、雷庄一带的铁路掘断，将滦河上的桥毁掉，阻止敌军来犯。滦州不可守，我唯有在独立之后，引军北撤，直到长城，利用长城的有利地势与敌军迂回作战，等待北京、天津、通州的形势变化，再作策应。这就是避实就虚的法子。”
白雅雨笑了：“也就是说，独立完就撤，躲着清军，以待时变……鄂公，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可以，而且算是上策。要是我这么做，旁人将笑我滦州义军为无胆无勇之辈……北方的革命力量本来就薄弱，这一来，还能唤起民众投身革命吗？”
白雅雨虽然笑着，两眼却炯炯放光。胡鄂公知道他已经下了决心。武昌事变后，他俩一起在津倡议成立共和会，众人都说京津革命党人少力薄，响应武昌颇有难度，白雅雨毅然说“拿破仑字典里无难字，吾人不可不起任北方之责”。共和会成立之后，白雅雨立即打发妻儿南归（他是江苏南通人），他独自一人留在北方奔走革命。
胡鄂公说的那些可虑，白雅雨岂能不知？滦州新军自吴禄贞死、张绍曾走之后，势力薄弱，内外忧困，单独起事前途堪忧。共和会一直在联络曹州的会党，已经召集了数百人，又百计筹集了一千多元发饷，再加上静海同志发起的民团，三方同时发难。
依白雅雨的计划，滦州新军有铁路优势，举义后直赴天津，与曹州会党、静海民团联合举事，占领天津。天津有租界，有洋人，清廷投鼠忌器，比弹丸之地的滦州更易坚守，同时通知南军速由海路北上，攻占山海关，拦住京奉线，瓮中捉鳖——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早已替革命党证明：津沽一失，北京无险可据。
而天津，革命党人经营已久，早在张绍曾上奏十二条之时，革命党人王葆真等人就与天津的日本、美国领事达成协议，不干涉革命军的行动，顺直谘议局议长阎凤阁等人也很支持天津独立，并承诺若张绍曾率部在天津组织政府，顺直谘议局将完全担任筹拨军饷，按时供应。
张绍曾去职后，情况当然变化很大。但白雅雨认为按步骤行事，未尝不可以一搏。未料突然接到通知，滦州新军自行确定十一月十二日举事，反而令白雅雨措手不及。不过事已至此，白雅雨决定往滦州，与新军兄弟共存亡。
谁也劝不住他，因为“拿破仑字典中无难字”。
1911年1月1日清晨，胡鄂公送另两位同志孙谏声、陈涛去滦州。昨夜，他们欢饮达旦，载歌载舞，既为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在即，也为去滦州的同志壮行——今日的滦州已成死地，肯去的人并不多。
临行之时，胡鄂公还是把他对白雅雨说过的话，又对孙谏声他们说了一遍。他的意思很明白：滦州不能战亦不能守，不如避清军锋锐而守时待变。“大局如斯，滦州之事，无关革命之得失。”他希望他们能劝服白雅雨，保留义军的有生力量。
1月2日，他听到了滦州独立的消息。三个营长的职务分别是：王金铭滦军都督，张建功副都督，施从云为滦军总司令。白雅雨是参谋部长兼外交部长，孙谏声则是军务部长兼理财部长。
同时，他也听到了不好的消息，驻扎良王庄的李国靖营接到命令，十个小时内全营开拔，调防马厂——那里是清军驻防重地，无法起事。
1月3日，胡鄂公带了两位同志自天津赴秦皇岛联络。但他放心不下滦州，打算中途在滦州下车待一天，再好好与滦军首领与白雅雨计议一下，不可逞血气之勇，还是避至长城，做长期打算。
这几天都是通宵达旦，胡鄂公实在是太困了。他一上车就睡着了，但没忘了吩咐随行同志：到滦州叫我一起下车啊。
醒来却听见“呜……”汽笛响，觉得不对，睁开眼一看，火车正在缓缓离开滦州车站。他横眼看另外两个人：“不是在滦州一起下吗？”
那两人迷迷糊糊，如梦方醒：啊？这是滦州吗？我们，我们头一次坐津奉车，这里就是滦州啊？
算了算了，秦皇岛离滦州也很近，明天我们再坐车回来。
明天，到秦皇岛车站买往滦州的票，售票员说，运兵繁忙，全路今天起停止卖客票。听了这个消息，胡鄂公心里亦喜亦忧。滦州是去不了，但如果滦州那边能用己之计，毁路拆桥，或许可以拖延敌军于一时。
可是站里人说，沿路各站电报电话，都报告照常通行。
完了，滦州不行了。
胡鄂公在秦皇岛车站跌足长叹之时，滦州义军正在滦州车站誓师西进，打算进逼天津。都督王金铭正要下令各营登车，车站掩护队押来了一个农民。王金铭定睛一看，这不是第三营督队官李得胜么？可是，他怎么穿着一身破棉袄，脸上还抹了煤黑？
李得胜的布袋有撕碎的信纸，一看就知道，写的都是滦州的军情，收信人，是通永镇总兵王怀庆。
奸细！王金铭不屑地说。李得胜是第三营张建功手下的人，王金铭不便擅自处分，吩咐将他送给张副都督处治。
李得胜一送过去，张建功就叛了。
张建功头天就做了准备，他借口义军驻扎的北关师范学校地方不够，第三营移入滦州城内驻营，第二天再会合西进。一接到李得胜被捕的消息，张建功立即下令：关闭城门，向一二营开火！
城内城外，乒乒乓乓打了三个多钟点。王金铭、施从云与白雅雨商量，这样自相残杀下去徒误时机，不如集合余部照计划进击天津。于是剩下的七百余人登车出发。
开行一个多钟点后，车停了，铁路被拆断，墨黑的夜里，两翼埋伏的敌军蜂涌而出。这里是雷庄东八里的地方，滦军主力覆灭于斯。
滦州城内，张建功连夜大搜党人，留守军政府的军务部长孙谏声于1月5日晨被杀。叛军挖出了他的心肝，将尸体丢在城门下示众。
白雅雨从雷庄战场逃了出去，打算潜回天津再谋举事。第二天，他在一座古庙被王怀庆的淮军捕获。
四十四岁的白雅雨，公开身份是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兼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地理学教授。他被捕后，北洋法政学堂监督急请直隶总督陈夔龙营救，称白雅雨是往滦州考察地理。但白雅雨面对王怀庆，坦承了他是革命军参谋长。
临刑之时，刽子手踢他的膝弯，要他跪下，他不肯跪。行刑军士已经红了眼，他们切下了他的一条腿。
白雅雨倒在地上，大声呼喊：“同胞！共和殊大好！不然，吾岂失心者？若男又当如此！”雅雨是他的字，他本名叫白毓昆，同志敌人中，认得“毓”字的不多，很多时候都写成“白玉昆”，连杀头的纸令箭上，也是写着“白玉昆”。
1912年4月，北洋法政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两校举行白雅雨先生追悼会，有人把流传的白雅雨绝命诗谱成了曲，几百条年轻的喉咙唱了起来：“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革命当流血，成功总在天。身同草木朽，魂随日月旋。耿耿此心志，仰望白云间……”
1913年，北洋法政学堂学生创办《言治》杂志，第一期就刊登了《白烈士雅雨先生传略》。四年后，《言治》编辑部一位副主任乘火车经过雷庄，在日记中写道：“余推窗北望，但见邱山起伏，晓雾迷蒙，山田叠翠，状若缀锦，更无何等遗迹之可凭吊者，他日崇德纪功，应于此处建一祠宇或数铜像以表彰之。然国人素性，但知趋附生存之伟人，不欲崇礼死去之英雄，斯等事又何敢望哉！”
滦州起义，发生在南北议和开谈之后，发生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白雅雨遇难之日，孙中山咨复参议院，拟组织六路军北伐，会师北京。反对的人很多。南北统一之后，滦州起义就更少人提及了，也许在许多人心中，那是无效的暴力。数年之后，大概也只有白雅雨的学生，才会经过滦州时想起他们吧？
这位记得白雅雨的学生，名叫李钊。我们现在习惯叫他李大钊。
隔壁院子的钟突然当当地敲了起来，一、二、三、四……十二下！
木厂里偃卧的两个人，已经快冻僵了，刚过完中国的腊八节，北方深夜的寒风吹得人从肉冷到骨头里。他们在这里已经呆了有快两个钟头了。
一个人伸手拍拍另一人的肩头，用日语说：“时间到了！”
另一个人挣扎着从怀里掏出一只夜光怀表，看了看，也用日语说：“时间到了！”
他们用身体互相挡着寒风，划着了火柴，点燃两根引线，那是两颗信号炸弹，钢壳，一颗六磅，一颗十二磅。
轰地一声！一具人体飞到了半空！
又是轰地一声！火光耀亮了天津的夜空。
天津起义失败。
为什么要派一位日本同志去施放信号弹？是因为外国人万一碰到宵禁查验容易脱身？是谷村自告奋勇？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总之是定了由谷村去放信号弹，民国元年元月29日夜十二点。一声炮响，埋伏好的九路义军，以进攻直隶总督衙门为主要目标，同时攻占巡警道署、督练公所及电报电话等通讯机关、桥梁、铁路道口等，一部分清军及巡警经过策动在起义后可以响应；在攻占督署之后，立即宣布成立津军都督府。
北方革命军总司令胡鄂公希望有一位通日语的同志与谷村一道去，便于沟通，互相照应。派得出的人手里一时没有这样的人才。参谋部长、代理津军都督白逾桓推荐《国风日报》的日文翻译王一民。
胡鄂公说：此事关系重大，不是沉着审慎的人可办不了……
没事，他是我的学生，我很熟。
现在这个伏在桌上哀哀痛哭的人，不就是老师非常信得过的学生吗？
29日的夜晚是那么的寒冷，愁云惨淡，欲雪未雪。谷村说：我们先去喝一杯吧，反正宵禁了，在路上走很危险。于是我们就喝了……很多杯，谷村说，一会儿要在雪地里趴着，多喝些酒，可以御寒……
后来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一起去了三岔口的那间木厂，趴在木架下等。天真是太冷了，我裹在棉袄里，迷迷糊糊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快睡着了，谷村把我推醒，说不能睡，会冻僵的。
后来隔壁院子的钟响了……谷村来不及跑开，被炸飞了，我就看着他分成了几块，洒在木厂的雪地上……
我听到钟响，谷村看了表，可是我们都弄错了，才十点……我们提前了两个钟点放炮……
白逾桓冲过去。一个耳光，又一个耳光……你是把诸位同志的性命当做儿戏吗？提前两个钟头，能犯这样的错误吗？混蛋！
王一民根本不敢躲，一边挨耳光，一边哭。白逾桓一边打他，一边哭。
半个多月前，1月11日，胡鄂公去沪军都督府见了陈其美。陈其美告诉他：南北议和停滞，孙大总统正在筹划北伐，需要北方的响应。滦州失败，北方革命还能继起推动吗？
我们在京津保通一带联络的军队官兵，多于滦州十倍，只是……没有发动费，很难举事。
大约需要多少？
二十万足够了。
这点小数目，不难办。你到南京，请大总统拨给你。此前武汉黎都督汇了三万元到上海，指名给你。我不知道你在天津的地址，寄给汪兆铭代转了。
两天后，胡鄂公在南京见到了孙文。大总统果然直接让陆军部拨付了二十万元，并叮嘱说：北方革命运动，固重于目前一切也。
1月15日，胡鄂公登上了北上的轮船，就在这天，发生了通州之变。
辛亥年，北六省中，通州也是革命党争取的重点。那里有一个华北协和书院（NorthaunionCollege），由华北美国公理会、长老会和英国伦敦会三个教会联合设立，主要招收三个教会在直隶、山东、山西各城乡村镇的小学堂毕业生。学校管理者都来自教会，对于学生的排满思想，不奖励，也不禁止。
他们的学长，如费起鹤、孔祥熙，都参加了南方的革命，后来加入了南京临时政府。北京、天津的革命党人，对学校的影响也很大。除了旗人学生，大部分学生都同情革命。
新军张绍曾、吴禄贞兵变事败，协和书院的师生认为最大原因是他们的驻军分别在滦州和石家庄，离北京太远，不能一举成事，坐失良机。于是他们打算去运动驻通州的毅军。通州离北京只有四十里，有人说，“简直可以唱一出《温酒斩华雄》”！
毅军驻地距协和书院只有四里地，双方平日颇有交谊。协和书院的四川籍学生杨学羔回忆，毅军头领，古北口提督兼武卫左军总统姜桂题“年逾七十，对于学生的一切活动，尤其是体育技术竞赛，颇感兴趣。书院每年举行春秋两季运动会，或圣诞节等其它典礼（有各项节目）时，都必邀请姜桂题及他部下官兵到场参观。书院准备茶点，师生亲自招待。他们也携带奖品等，亲自发给成绩优良的学生。姜营无论举行任何庆祝典礼，如有节目表演，也必邀请书院师生前往参观……有一次姜桂题赠送书院师生安庆胡家酱园酱小菜，先生每人两小篓，学生每人一小篓。某营统领持赠著名土产，用红丝线扎成菊花朵式的黄山云雾茶，先生每人四朵，学生每人两朵。”（《华北协和书院师生的革命运动》）
有这种军民鱼水情的关系，运动起义确也不是异想天开的事。协和书院师生在总代表蔡德辰带领下，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居然将毅军七个营中的四个营说动了，其中还包括姜桂题的亲侄儿和亲外甥。起义计划是：十月初一（11月21日），四个营发动事变，逼迫姜桂题起义，然后进军北京，威逼清廷逊位。
毅军四营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先发两个月饷。协和书院方面致电武昌军政府，军政府回电答允，称九月底一定将饷发到。
谁知道九月武昌战事吃紧，根本筹不出饷来，而且全国那么多地方求援，哪能顾得到小小的通州？协和书院派出了代表往武昌催款，仍拿不到钱。只好跟毅军打商量，延期到十月初七，还是没有，再商量再延，十月十五日总行吧。
还是没有。毅军有些军官不干了：“俗话说：事不过三，三次改期，姥姥！简直是个骗局，逗我们玩呢？”就有人向姜桂题告密。姜桂题立即派兵搜查，协和书院总代表蔡德辰、四位营统领，还有姜桂题的侄子与外甥都被逮捕。
姜桂题都快气疯了。他平时见到协和书院院长美国人高厚德，不仅是客气，甚或有些畏惧，现下也顾不得了，把高厚德找来劈头盖脸一顿大骂：
“我以为你洋人来中国传教是劝导中国人民为善，安分守己的；办学是为中国培养维新人才的。因此，我对你们洋人，一向恭敬，殊不知你们不识抬举，反而教人民仗势欺人，为非作歹，教学生闹革命造反，叛逆皇上，这真是我想不到的事情！你们书院的师生运动我的部下造反，要推倒朝廷，闹得我的脑袋快保不住了，真的可恶！你要负责任，请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高厚德也吓坏了，好半天才说：“军门大人，我实在负不起这个责任。”姜桂题说：“那么我们分别负责。军队的事情我来办理。你的学生，如果交给你，你能保证他们不再闹革命吗？”高厚德要求先看姜桂题捕人时搜到的名单。
姜桂题又火了：“你要看名单？看了名单，你的书院还办不办？我的军队还带不带？这名单我都不敢看，你敢看吗？”取出名单，打开洋火炉的门，竟丢进去烧掉了。
高厚德默然无语。姜桂题又问他能不能保证学生不再闹革命。高厚德表示不能保证。于是，姜桂题要求他三日后解散书院，将学生派遣回籍交家长严加管束。
当夜，姜桂题枪杀蔡德辰，同时被杀的还有他的侄子、外甥及一名营统领。但是，这件事姜桂题始终没有报告朝廷。协和书院草草为蔡德辰办了丧事，就于阴历十月二十一日（1911年12月11日）解散了。
以上是书院学生杨学羔的回忆。
可是，在北方革命领导人胡鄂公笔下，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
他说，滦州起义前三天，也就是1911年12月30日，北方革命协会天津总部派出同志到通州联络。这时候，共和会通州支部部长蔡德辰不仅还活着，而且仍在联系通州毅军。他们计划于1月12日发难，于午夜发动毅军向北京进攻，与南苑的另一支毅军会合于永定门，再直趋东城外交部以包围内阁官署。而西直门外禁卫军第四标则由西直门攻向西华门，那里会有“车夫千人”与他们共同进攻紫禁城。
不过，这个计划没有实施。原因一是听说滦州失败，无法内外呼应，另一个原因，倒跟杨学羔说的一样：没有发动费。起义被迫延期。
1月14日，汪兆铭的一名手下余临江跑到通州张家湾找蔡德辰，称他奉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汪部长之命，要求各革命机关，停战议和期间，不得妄动。蔡德辰当然不肯听命，两人大吵一场而散。
次日凌晨，余临江带着毅军十二营两百余骑，包围张家湾，捕去蔡德辰等七人。
北京革命党人听闻此讯，立刻召集同志，决定第二天刺袁。
1月16日，袁世凯早朝散后，十一点三刻左右出东华门，将及王府井大街，革命党人张先培从三义茶叶店楼上掷下一个炸弹，一时炸弹齐飞，枪声大作。此次刺杀，死袁车辕马一，护卫营管带一，护卫排长一，亲兵二，马巡二，路人二。袁世凯从翻倒的马车中爬出来，由亲兵护卫策马离去，在马上下了全城搜捕令。
抓捕蔡德辰等人后，袁世凯当晚曾去电上海，责问汪兆铭此事。袁世凯被刺后，当晚接到汪兆铭覆电：“北方同志，在此议和时，所有一切行动，咸已停止，通州机关，当为匪类之结合，请依法办理。”
1月17日，张先培等三人被杀于北京；蔡德辰等七人被杀于通州。
现在通行的史书，一般采用了胡鄂公的说法。那么，蔡德辰的同学杨学羔的故事，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通州、天津事败之后，京津一带，革命党已无力再威胁清廷与袁世凯。
不过他们仍在努力，正如他们在天津举义命令中所说：“夫革命者，所以扫除官僚，涤荡专制余毒者也。今清帝退位而代以袁氏，此与父死子传兄终弟继者何以异哉！我北方同志有鉴于此，用是屡举义旗，前仆后继，誓必讨灭袁氏，不使专制余毒永留于中国也。”所以天津起义当晚的口号叫“完成革命”。
2月9日，铁血会、振武社二百余人发难于沈阳，全部覆灭。就在这一天，胡鄂公接到北京来的电话：南北议和成功了！清帝将于三日后下诏退位，民国临时参议院已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汪兆铭等将以专使名义来京迎袁南下就职。
一室默然。然后有人说了声：再见。
说话的这人明天将赴锦州，召集铁血会残部，再次起义。这注定是一次必败之举，但是，“我们要以一死，使天下后世知袁世凯之盗国，汪兆铭之出卖革命！”
2月12日，清帝发布逊位诏书。锦州发难，全军覆灭。
五天后，胡鄂公在天津吉祥里十四号召集北方各革命团体开了最后一次会议。议决：自即日起，所有团体一律解散，所有革命行动一律停止。他们请各地来津的同志251人领取旅费回乡，滦军与其他军队脱离的同志194人，送到烟台鲁军政府报到。
不过这些事，仍然没有钱去办，南京给的二十万，没有汪兆铭的批准，似乎无法动用。胡鄂公表示，会后将电请武昌黎元洪都督，再汇来两万元，以作结束之资。
最后一项决议是：“本日到会同志，为纪念北方死难烈士起见，在袁世凯当国期内，不受其任何官职及其荣典勋章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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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天津。小白楼。
天一亮，白雅雨便将登上老龙头开始的火车，奔赴滦州。起义日期订在后天。
南北双方已经达成协议，择日召开国民会议。江苏、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山西、陕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代表，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召集；直隶、山东、河南、东三省、甘肃、新疆，由清政府发电召集。这大致是双方的控制范围。
眼看一个联合立宪国家即将诞生，但在清政府控制的腹地，一群人还孜孜不倦地谋划着暴动。
白雅雨眼睛紧盯着胡鄂公：“你看，滦州一旦独立，战守之势如何？”
胡鄂公沉吟了半晌，答说：“很难说啊……滦州南邻京奉铁路，一马平川，并无山河关隘可以固守，北京、天津、辽宁、奉天之敌，朝发而夕至。到时四面受敌，说战，无可战之地，说守，又无可守之资。这是一可虑。
“施、王、张三营，可战之士，不过千把人，尤其上两次你们从滦州回来，都说张建功心存观望，并未倾心革命。一旦大敌来犯，再有内叛，必然战守两难。这是二可虑。
“滦州新军不稳，朝廷和袁世凯又不是不知道，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协统蓝天蔚被罢免，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被刺杀，说明他们一直防备滦州新军倒戈，之所以迟迟没有讨伐，只是因为朝廷已经将滦州新军分割驻守，又有岳兆麟、王怀庆等人牵制，他们认为滦州已不成气候。敌人防备在先，这是三可虑。有此三虑，所以，很难说啊。”
“那么，还有什么办法吗？”
“唔……只有避实就虚……”
“说说看！”
“滦州不可战，我惟有在独立之前，将昌黎、雷庄一带的铁路掘断，将滦河上的桥毁掉，阻止敌军来犯。滦州不可守，我唯有在独立之后，引军北撤，直到长城，利用长城的有利地势与敌军迂回作战，等待北京、天津、通州的形势变化，再作策应。这就是避实就虚的法子。”
白雅雨笑了：“也就是说，独立完就撤，躲着清军，以待时变……鄂公，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可以，而且算是上策。要是我这么做，旁人将笑我滦州义军为无胆无勇之辈……北方的革命力量本来就薄弱，这一来，还能唤起民众投身革命吗？”
白雅雨虽然笑着，两眼却炯炯放光。胡鄂公知道他已经下了决心。武昌事变后，他俩一起在津倡议成立共和会，众人都说京津革命党人少力薄，响应武昌颇有难度，白雅雨毅然说“拿破仑字典里无难字，吾人不可不起任北方之责”。共和会成立之后，白雅雨立即打发妻儿南归（他是江苏南通人），他独自一人留在北方奔走革命。
胡鄂公说的那些可虑，白雅雨岂能不知？滦州新军自吴禄贞死、张绍曾走之后，势力薄弱，内外忧困，单独起事前途堪忧。共和会一直在联络曹州的会党，已经召集了数百人，又百计筹集了一千多元发饷，再加上静海同志发起的民团，三方同时发难。
依白雅雨的计划，滦州新军有铁路优势，举义后直赴天津，与曹州会党、静海民团联合举事，占领天津。天津有租界，有洋人，清廷投鼠忌器，比弹丸之地的滦州更易坚守，同时通知南军速由海路北上，攻占山海关，拦住京奉线，瓮中捉鳖——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早已替革命党证明：津沽一失，北京无险可据。
而天津，革命党人经营已久，早在张绍曾上奏十二条之时，革命党人王葆真等人就与天津的日本、美国领事达成协议，不干涉革命军的行动，顺直谘议局议长阎凤阁等人也很支持天津独立，并承诺若张绍曾率部在天津组织政府，顺直谘议局将完全担任筹拨军饷，按时供应。
张绍曾去职后，情况当然变化很大。但白雅雨认为按步骤行事，未尝不可以一搏。未料突然接到通知，滦州新军自行确定十一月十二日举事，反而令白雅雨措手不及。不过事已至此，白雅雨决定往滦州，与新军兄弟共存亡。
谁也劝不住他，因为“拿破仑字典中无难字”。
1911年1月1日清晨，胡鄂公送另两位同志孙谏声、陈涛去滦州。昨夜，他们欢饮达旦，载歌载舞，既为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在即，也为去滦州的同志壮行——今日的滦州已成死地，肯去的人并不多。
临行之时，胡鄂公还是把他对白雅雨说过的话，又对孙谏声他们说了一遍。他的意思很明白：滦州不能战亦不能守，不如避清军锋锐而守时待变。“大局如斯，滦州之事，无关革命之得失。”他希望他们能劝服白雅雨，保留义军的有生力量。
1月2日，他听到了滦州独立的消息。三个营长的职务分别是：王金铭滦军都督，张建功副都督，施从云为滦军总司令。白雅雨是参谋部长兼外交部长，孙谏声则是军务部长兼理财部长。
同时，他也听到了不好的消息，驻扎良王庄的李国靖营接到命令，十个小时内全营开拔，调防马厂——那里是清军驻防重地，无法起事。
1月3日，胡鄂公带了两位同志自天津赴秦皇岛联络。但他放心不下滦州，打算中途在滦州下车待一天，再好好与滦军首领与白雅雨计议一下，不可逞血气之勇，还是避至长城，做长期打算。
这几天都是通宵达旦，胡鄂公实在是太困了。他一上车就睡着了，但没忘了吩咐随行同志：到滦州叫我一起下车啊。
醒来却听见“呜……”汽笛响，觉得不对，睁开眼一看，火车正在缓缓离开滦州车站。他横眼看另外两个人：“不是在滦州一起下吗？”
那两人迷迷糊糊，如梦方醒：啊？这是滦州吗？我们，我们头一次坐津奉车，这里就是滦州啊？
算了算了，秦皇岛离滦州也很近，明天我们再坐车回来。
明天，到秦皇岛车站买往滦州的票，售票员说，运兵繁忙，全路今天起停止卖客票。听了这个消息，胡鄂公心里亦喜亦忧。滦州是去不了，但如果滦州那边能用己之计，毁路拆桥，或许可以拖延敌军于一时。
可是站里人说，沿路各站电报电话，都报告照常通行。
完了，滦州不行了。
胡鄂公在秦皇岛车站跌足长叹之时，滦州义军正在滦州车站誓师西进，打算进逼天津。都督王金铭正要下令各营登车，车站掩护队押来了一个农民。王金铭定睛一看，这不是第三营督队官李得胜么？可是，他怎么穿着一身破棉袄，脸上还抹了煤黑？
李得胜的布袋有撕碎的信纸，一看就知道，写的都是滦州的军情，收信人，是通永镇总兵王怀庆。
奸细！王金铭不屑地说。李得胜是第三营张建功手下的人，王金铭不便擅自处分，吩咐将他送给张副都督处治。
李得胜一送过去，张建功就叛了。
张建功头天就做了准备，他借口义军驻扎的北关师范学校地方不够，第三营移入滦州城内驻营，第二天再会合西进。一接到李得胜被捕的消息，张建功立即下令：关闭城门，向一二营开火！
城内城外，乒乒乓乓打了三个多钟点。王金铭、施从云与白雅雨商量，这样自相残杀下去徒误时机，不如集合余部照计划进击天津。于是剩下的七百余人登车出发。
开行一个多钟点后，车停了，铁路被拆断，墨黑的夜里，两翼埋伏的敌军蜂涌而出。这里是雷庄东八里的地方，滦军主力覆灭于斯。
滦州城内，张建功连夜大搜党人，留守军政府的军务部长孙谏声于1月5日晨被杀。叛军挖出了他的心肝，将尸体丢在城门下示众。
白雅雨从雷庄战场逃了出去，打算潜回天津再谋举事。第二天，他在一座古庙被王怀庆的淮军捕获。
四十四岁的白雅雨，公开身份是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兼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地理学教授。他被捕后，北洋法政学堂监督急请直隶总督陈夔龙营救，称白雅雨是往滦州考察地理。但白雅雨面对王怀庆，坦承了他是革命军参谋长。
临刑之时，刽子手踢他的膝弯，要他跪下，他不肯跪。行刑军士已经红了眼，他们切下了他的一条腿。
白雅雨倒在地上，大声呼喊：“同胞！共和殊大好！不然，吾岂失心者？若男又当如此！”雅雨是他的字，他本名叫白毓昆，同志敌人中，认得“毓”字的不多，很多时候都写成“白玉昆”，连杀头的纸令箭上，也是写着“白玉昆”。
1912年4月，北洋法政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两校举行白雅雨先生追悼会，有人把流传的白雅雨绝命诗谱成了曲，几百条年轻的喉咙唱了起来：“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革命当流血，成功总在天。身同草木朽，魂随日月旋。耿耿此心志，仰望白云间……”
1913年，北洋法政学堂学生创办《言治》杂志，第一期就刊登了《白烈士雅雨先生传略》。四年后，《言治》编辑部一位副主任乘火车经过雷庄，在日记中写道：“余推窗北望，但见邱山起伏，晓雾迷蒙，山田叠翠，状若缀锦，更无何等遗迹之可凭吊者，他日崇德纪功，应于此处建一祠宇或数铜像以表彰之。然国人素性，但知趋附生存之伟人，不欲崇礼死去之英雄，斯等事又何敢望哉！”
滦州起义，发生在南北议和开谈之后，发生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白雅雨遇难之日，孙中山咨复参议院，拟组织六路军北伐，会师北京。反对的人很多。南北统一之后，滦州起义就更少人提及了，也许在许多人心中，那是无效的暴力。数年之后，大概也只有白雅雨的学生，才会经过滦州时想起他们吧？
这位记得白雅雨的学生，名叫李钊。我们现在习惯叫他李大钊。
隔壁院子的钟突然当当地敲了起来，一、二、三、四……十二下！
木厂里偃卧的两个人，已经快冻僵了，刚过完中国的腊八节，北方深夜的寒风吹得人从肉冷到骨头里。他们在这里已经呆了有快两个钟头了。
一个人伸手拍拍另一人的肩头，用日语说：“时间到了！”
另一个人挣扎着从怀里掏出一只夜光怀表，看了看，也用日语说：“时间到了！”
他们用身体互相挡着寒风，划着了火柴，点燃两根引线，那是两颗信号炸弹，钢壳，一颗六磅，一颗十二磅。
轰地一声！一具人体飞到了半空！
又是轰地一声！火光耀亮了天津的夜空。
天津起义失败。
为什么要派一位日本同志去施放信号弹？是因为外国人万一碰到宵禁查验容易脱身？是谷村自告奋勇？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总之是定了由谷村去放信号弹，民国元年元月29日夜十二点。一声炮响，埋伏好的九路义军，以进攻直隶总督衙门为主要目标，同时攻占巡警道署、督练公所及电报电话等通讯机关、桥梁、铁路道口等，一部分清军及巡警经过策动在起义后可以响应；在攻占督署之后，立即宣布成立津军都督府。
北方革命军总司令胡鄂公希望有一位通日语的同志与谷村一道去，便于沟通，互相照应。派得出的人手里一时没有这样的人才。参谋部长、代理津军都督白逾桓推荐《国风日报》的日文翻译王一民。
胡鄂公说：此事关系重大，不是沉着审慎的人可办不了……
没事，他是我的学生，我很熟。
现在这个伏在桌上哀哀痛哭的人，不就是老师非常信得过的学生吗？
29日的夜晚是那么的寒冷，愁云惨淡，欲雪未雪。谷村说：我们先去喝一杯吧，反正宵禁了，在路上走很危险。于是我们就喝了……很多杯，谷村说，一会儿要在雪地里趴着，多喝些酒，可以御寒……
后来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一起去了三岔口的那间木厂，趴在木架下等。天真是太冷了，我裹在棉袄里，迷迷糊糊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快睡着了，谷村把我推醒，说不能睡，会冻僵的。
后来隔壁院子的钟响了……谷村来不及跑开，被炸飞了，我就看着他分成了几块，洒在木厂的雪地上……
我听到钟响，谷村看了表，可是我们都弄错了，才十点……我们提前了两个钟点放炮……
白逾桓冲过去。一个耳光，又一个耳光……你是把诸位同志的性命当做儿戏吗？提前两个钟头，能犯这样的错误吗？混蛋！
王一民根本不敢躲，一边挨耳光，一边哭。白逾桓一边打他，一边哭。
半个多月前，1月11日，胡鄂公去沪军都督府见了陈其美。陈其美告诉他：南北议和停滞，孙大总统正在筹划北伐，需要北方的响应。滦州失败，北方革命还能继起推动吗？
我们在京津保通一带联络的军队官兵，多于滦州十倍，只是……没有发动费，很难举事。
大约需要多少？
二十万足够了。
这点小数目，不难办。你到南京，请大总统拨给你。此前武汉黎都督汇了三万元到上海，指名给你。我不知道你在天津的地址，寄给汪兆铭代转了。
两天后，胡鄂公在南京见到了孙文。大总统果然直接让陆军部拨付了二十万元，并叮嘱说：北方革命运动，固重于目前一切也。
1月15日，胡鄂公登上了北上的轮船，就在这天，发生了通州之变。
辛亥年，北六省中，通州也是革命党争取的重点。那里有一个华北协和书院（NorthaunionCollege），由华北美国公理会、长老会和英国伦敦会三个教会联合设立，主要招收三个教会在直隶、山东、山西各城乡村镇的小学堂毕业生。学校管理者都来自教会，对于学生的排满思想，不奖励，也不禁止。
他们的学长，如费起鹤、孔祥熙，都参加了南方的革命，后来加入了南京临时政府。北京、天津的革命党人，对学校的影响也很大。除了旗人学生，大部分学生都同情革命。
新军张绍曾、吴禄贞兵变事败，协和书院的师生认为最大原因是他们的驻军分别在滦州和石家庄，离北京太远，不能一举成事，坐失良机。于是他们打算去运动驻通州的毅军。通州离北京只有四十里，有人说，“简直可以唱一出《温酒斩华雄》”！
毅军驻地距协和书院只有四里地，双方平日颇有交谊。协和书院的四川籍学生杨学羔回忆，毅军头领，古北口提督兼武卫左军总统姜桂题“年逾七十，对于学生的一切活动，尤其是体育技术竞赛，颇感兴趣。书院每年举行春秋两季运动会，或圣诞节等其它典礼（有各项节目）时，都必邀请姜桂题及他部下官兵到场参观。书院准备茶点，师生亲自招待。他们也携带奖品等，亲自发给成绩优良的学生。姜营无论举行任何庆祝典礼，如有节目表演，也必邀请书院师生前往参观……有一次姜桂题赠送书院师生安庆胡家酱园酱小菜，先生每人两小篓，学生每人一小篓。某营统领持赠著名土产，用红丝线扎成菊花朵式的黄山云雾茶，先生每人四朵，学生每人两朵。”（《华北协和书院师生的革命运动》）
有这种军民鱼水情的关系，运动起义确也不是异想天开的事。协和书院师生在总代表蔡德辰带领下，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居然将毅军七个营中的四个营说动了，其中还包括姜桂题的亲侄儿和亲外甥。起义计划是：十月初一（11月21日），四个营发动事变，逼迫姜桂题起义，然后进军北京，威逼清廷逊位。
毅军四营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先发两个月饷。协和书院方面致电武昌军政府，军政府回电答允，称九月底一定将饷发到。
谁知道九月武昌战事吃紧，根本筹不出饷来，而且全国那么多地方求援，哪能顾得到小小的通州？协和书院派出了代表往武昌催款，仍拿不到钱。只好跟毅军打商量，延期到十月初七，还是没有，再商量再延，十月十五日总行吧。
还是没有。毅军有些军官不干了：“俗话说：事不过三，三次改期，姥姥！简直是个骗局，逗我们玩呢？”就有人向姜桂题告密。姜桂题立即派兵搜查，协和书院总代表蔡德辰、四位营统领，还有姜桂题的侄子与外甥都被逮捕。
姜桂题都快气疯了。他平时见到协和书院院长美国人高厚德，不仅是客气，甚或有些畏惧，现下也顾不得了，把高厚德找来劈头盖脸一顿大骂：
“我以为你洋人来中国传教是劝导中国人民为善，安分守己的；办学是为中国培养维新人才的。因此，我对你们洋人，一向恭敬，殊不知你们不识抬举，反而教人民仗势欺人，为非作歹，教学生闹革命造反，叛逆皇上，这真是我想不到的事情！你们书院的师生运动我的部下造反，要推倒朝廷，闹得我的脑袋快保不住了，真的可恶！你要负责任，请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高厚德也吓坏了，好半天才说：“军门大人，我实在负不起这个责任。”姜桂题说：“那么我们分别负责。军队的事情我来办理。你的学生，如果交给你，你能保证他们不再闹革命吗？”高厚德要求先看姜桂题捕人时搜到的名单。
姜桂题又火了：“你要看名单？看了名单，你的书院还办不办？我的军队还带不带？这名单我都不敢看，你敢看吗？”取出名单，打开洋火炉的门，竟丢进去烧掉了。
高厚德默然无语。姜桂题又问他能不能保证学生不再闹革命。高厚德表示不能保证。于是，姜桂题要求他三日后解散书院，将学生派遣回籍交家长严加管束。
当夜，姜桂题枪杀蔡德辰，同时被杀的还有他的侄子、外甥及一名营统领。但是，这件事姜桂题始终没有报告朝廷。协和书院草草为蔡德辰办了丧事，就于阴历十月二十一日（1911年12月11日）解散了。
以上是书院学生杨学羔的回忆。
可是，在北方革命领导人胡鄂公笔下，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
他说，滦州起义前三天，也就是1911年12月30日，北方革命协会天津总部派出同志到通州联络。这时候，共和会通州支部部长蔡德辰不仅还活着，而且仍在联系通州毅军。他们计划于1月12日发难，于午夜发动毅军向北京进攻，与南苑的另一支毅军会合于永定门，再直趋东城外交部以包围内阁官署。而西直门外禁卫军第四标则由西直门攻向西华门，那里会有“车夫千人”与他们共同进攻紫禁城。
不过，这个计划没有实施。原因一是听说滦州失败，无法内外呼应，另一个原因，倒跟杨学羔说的一样：没有发动费。起义被迫延期。
1月14日，汪兆铭的一名手下余临江跑到通州张家湾找蔡德辰，称他奉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汪部长之命，要求各革命机关，停战议和期间，不得妄动。蔡德辰当然不肯听命，两人大吵一场而散。
次日凌晨，余临江带着毅军十二营两百余骑，包围张家湾，捕去蔡德辰等七人。
北京革命党人听闻此讯，立刻召集同志，决定第二天刺袁。
1月16日，袁世凯早朝散后，十一点三刻左右出东华门，将及王府井大街，革命党人张先培从三义茶叶店楼上掷下一个炸弹，一时炸弹齐飞，枪声大作。此次刺杀，死袁车辕马一，护卫营管带一，护卫排长一，亲兵二，马巡二，路人二。袁世凯从翻倒的马车中爬出来，由亲兵护卫策马离去，在马上下了全城搜捕令。
抓捕蔡德辰等人后，袁世凯当晚曾去电上海，责问汪兆铭此事。袁世凯被刺后，当晚接到汪兆铭覆电：“北方同志，在此议和时，所有一切行动，咸已停止，通州机关，当为匪类之结合，请依法办理。”
1月17日，张先培等三人被杀于北京；蔡德辰等七人被杀于通州。
现在通行的史书，一般采用了胡鄂公的说法。那么，蔡德辰的同学杨学羔的故事，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通州、天津事败之后，京津一带，革命党已无力再威胁清廷与袁世凯。
不过他们仍在努力，正如他们在天津举义命令中所说：“夫革命者，所以扫除官僚，涤荡专制余毒者也。今清帝退位而代以袁氏，此与父死子传兄终弟继者何以异哉！我北方同志有鉴于此，用是屡举义旗，前仆后继，誓必讨灭袁氏，不使专制余毒永留于中国也。”所以天津起义当晚的口号叫“完成革命”。
2月9日，铁血会、振武社二百余人发难于沈阳，全部覆灭。就在这一天，胡鄂公接到北京来的电话：南北议和成功了！清帝将于三日后下诏退位，民国临时参议院已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汪兆铭等将以专使名义来京迎袁南下就职。
一室默然。然后有人说了声：再见。
说话的这人明天将赴锦州，召集铁血会残部，再次起义。这注定是一次必败之举，但是，“我们要以一死，使天下后世知袁世凯之盗国，汪兆铭之出卖革命！”
2月12日，清帝发布逊位诏书。锦州发难，全军覆灭。
五天后，胡鄂公在天津吉祥里十四号召集北方各革命团体开了最后一次会议。议决：自即日起，所有团体一律解散，所有革命行动一律停止。他们请各地来津的同志251人领取旅费回乡，滦军与其他军队脱离的同志194人，送到烟台鲁军政府报到。
不过这些事，仍然没有钱去办，南京给的二十万，没有汪兆铭的批准，似乎无法动用。胡鄂公表示，会后将电请武昌黎元洪都督，再汇来两万元，以作结束之资。
最后一项决议是：“本日到会同志，为纪念北方死难烈士起见，在袁世凯当国期内，不受其任何官职及其荣典勋章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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