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感受阳光与挚爱 第十四章 为了祖坟的那棵“弯弯树”
大千世界，草木繁茂，但到底是否有种“弯弯树”，我没有进行考证。小时候在农村时见过荒坟上常有那种长得很奇特的树木，它们一般都为丈把高，干枝细弯，皮表粗裂。当然也有个别长得参天笔直、叶茂葱郁的。老百姓有种说法，凡是坟头长着这种无论是笔直的参天大树，还是只有丈把高的细弯干树，其后代子孙都能千秋万代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由于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有这种说法，所以在死者的坟头栽棵树木，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出殡内容。这也是有很多讲法的，如果死者在世时鞠躬尽瘁，那他的后代便能金榜题名、飞黄腾达，其坟头也能长出根深叶茂的“弯弯树”，反之则休想长出什么“弯弯树”，只能长些荒草。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已有几千年，那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意识从来就没有断过。至于望子成龙，盼女成凤，期望子孙后代出人头地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人比历朝历代的祖先还要看重得多。现在比过去条件好了，不管穷人富人，男儿女娃，在读书问题上是平等的。而时代的发展，使国家和人民越来越看重“科教革命”。具有传统重教美德的中国人，自大学门向自己开放之后，年年岁岁我们都可以看到在高考的日子里，如潮的家长们那焦虑地等待在考场门前的动人场景，也可以从每个周末与星期天里见到父母驮着儿女去补课的匆匆行踪。1998年7月的7、8、9三日，我天天在上下班时可以看到北京四中校门前那一幕幕你想象得到和你想象不到的场面：有的家长背着氧气袋，在烈烈炎日下的校门外一整天一整天地在等候；百米之外的某三星级宾馆突然人满为患，入住的竟都是本市高考学生与家长……有位家长告诉我，在这个时候，如果需要家长们为子女能考上大学而去赴汤蹈火、倾家荡产，他说所有的家长都将毫不犹豫。
我听后心头感到强烈震撼。难道不是吗？所有儿女都是父辈的希望所在。当人类进化至20世纪末的今天，这一“定律”仍颠扑不破。尤其是独生子女占绝对多数的中国城市居民中，父母们为了能让儿女们上大学而不惜一切代价的现象，越显突出。在中国广大农村，上大学则更是“跳出农门进龙门”的惟一的也是最佳的道路。尤其随着高科技越来越强大的冲击，社会职业的知识化程度越来越高，“今天不上大学，明天就没有饭碗”的现实已经残酷地摆在了人们的眼前。我们无疑地相信一个事实：每一位大学生的成长路上，他们的父母与家庭是这个学生最坚固的脊梁与后盾。而那些经济条件本来就困难的贫困家庭的父母们，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子女能跃进“龙门”和完成学业所付出的代价，更令天公动颜、地母拂泪……
在渭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偏僻山村，有个驼背的农妇，叫杨秀茹，今年53岁，她和同为农民的丈夫俩人在一座窑洞内带大了四个儿女。后来丈夫病逝了，杨秀茹一个人靠种地、卖鸡蛋和挖药硬是让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全都考上了大学。儿女上大学后，她又以自己那副瘦弱的肩膀，挑起了四个大学生儿女的全部学费与生活费。杨秀茹的儿女实在不忍心看着自己母亲那越来越下驼的后背和颤巍巍的双脚，便一次又一次想辙“逃学”与退学。七年前，杨秀茹刚刚借钱处理完丈夫的丧事，二女儿晓莉从咸阳师专闻讯急回。一到家，晓莉直奔父亲坟头，母女俩抱头哭成一团。入夜，少了父亲的窑洞平添了几分冷森。女儿突然一板一眼地说：“妈，我不想上大学了，回来帮你种地还债，供弟弟和妹妹上学。”母亲一愣，随后便“噌”地站起身来，说：“家里的事就是天塌下来，你甭管，明儿就给我回学校去！”“我就不。”女儿第一次强硬地违抗道。“你敢！”母亲火了。第二天，她趁晓莉不注意时，“哐当——”一声把她反锁在里面。“娃呀，你好好在里头想，啥时候想通了妈就给你开门。”晓莉知道犟不过母亲，只好在第三天背起行李，一路抹泪地回到了学校。此事刚过两三个月，杨秀茹因过度疲劳，在抢打夏麦时连人带车从坡上翻进了几米深的山洼里，被好心人抢救起来送到医院头部缝了57针。从昏迷中醒来的杨秀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别给我用贵药”。那时正值三女儿亚梅上高三，女儿看到母亲伤成这个样，发誓再不上学，不声不响地跑到地里干活。母亲出院后，见此情景，便拖着虚弱的身子骨把亚梅叫到身边：“孩子，你是不是心疼妈？如果你真心疼，那就去上学。妈要看你能像大姐二姐一样进大学，啊，听妈的话，快去上学，过几天就要高考了。”亚梅就是不搭腔，就是不回学校。母亲急了，她又一次使出“关禁闭”的手段，趁三女儿不备时又将其锁在里头。她知道三女儿脾气倔，便一连三天不给她送饭。第三天晚上，亚梅终于顶不住了，只好流着泪向母亲屈服。然而学习成绩一直不错的亚梅在过后的高考中竟以30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妈，这回你该放心让我跟你一起下地了吧？”亚梅丝毫没有因失利而不悦，相反显得异常得意地对母亲这样说。母亲呢，只觉得内心很内疚，认为是由于自己的伤病影响了女儿的考试成绩，于是等新学年一开始，她便走出窑洞，连连找了好几个学校，总算把亚梅送进了一个高中班复读。但在次年预考时，亚梅再次落第。母亲这回算是明白了怎么回事，她把亚梅叫上，然后带她到了已是长满荒草的父亲坟头：“梅梅，你今天当着你爸的坟头给我说说清楚，你这样成心不好好高考，到底对得起谁？你说！”亚梅望着母亲悲戚而苍凉的脸庞，终于不忍心地跪在母亲面前，哭诉道：“妈，家里这么穷，就你一个干活，我们姐弟四个如果都去上大学，万一把你累出个啥好歹，我们做儿女的对不起老天啊！妈，我求求你，别让我再上大学了……”这回轮到母亲心疼了，她蹲下身子，一把搂过女儿，爱抚地为亚梅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你咋不明这理：妈再苦，可要能看到你们一个比一个出息，我心里比啥都甜。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用心，没出息，妈可是一辈子心疼，你该明白这理吧？”亚梅一听，顿时伏在母亲的怀里大哭起来。末后，她仰起脸向妈保证道：“妈你放心，我一定考上大学！”“这就对了。”母亲搂紧女儿，脸上充满了幸福。1994年，三女儿亚梅一举考上了汉中师范学院。同年，最小的儿子赵军也考上了省重点高中，三年后的1997年，赵军又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轰动了贫穷的偏僻小山村，当然最高兴的莫过于母亲杨秀茹。尽管杨秀茹现在仍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而且身体也显得过早地苍老，但每每想到儿女们个个如此出息，她终于可以在丈夫的坟头欣慰地说一句：“孩子他爸，我心头比过去踏实多了，你也可以在九泉之下瞑目了……”
母亲总是最伟大的，在贫困生的庞大家庭群体中，像杨秀茹这样以其瘦弱的躯体和浩瀚的母爱，编织与恩泽着一群儿女们的大学生母亲，并非少数。在北国辽宁的阜新蒙古自治县红帽子乡两家村子，有个同为母亲的农妇，在过去十二年间，在极其艰难的困苦条件下，竟靠养鸡卖蛋的双手，将六个儿女全部送进了大学。这六个儿女分别是：
长子魏广平考入北京大学电子计算机系，现在美国密执安大学攻读博士；
次子魏广利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光学系；
长女魏秀玲考入东北大学自控系；
二女魏秀霞考入阜新师范专科学校；
三女魏秀云考入辽宁银行学校；
小女魏秀娥考入辽宁中医学院。
魏家六兄妹的母亲叫侯俊荣，现年62岁，但是从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以及佝偻的身影，你几乎找不到这个年龄的妇人们应有的任何风韵。除了苍老，便是一种残烛的感觉。然而又有哪一个风韵犹存的同龄妇人可以像她那样分享如此多的幸福与宽慰？没有。这一切，只属于侯俊荣一个人。
侯俊荣跟渭北的杨秀茹一样，都是山村农妇加文盲，她们自然都不比城市那些有高等学历、有丰厚经济条件的贵夫人有什么高明之处，然而她们在培养自己的子女方面却有独到之处，那就是无法用价值观衡量的精神力量。
魏家的兄妹六人不属于“计划生育”的超标范围，因为母亲侯氏生他们的时候还没有到全党大抓人口生育的年代。但如此多的子女毕竟是个沉重的负担，而孩子们的母亲侯俊荣，字不认几个，理懂得却不少。大儿子头一个上大学，当母亲的侯俊荣格外看重，她说不出啥大道理，但知道“头羊”的作用。所以为了解决大儿子广平上大学的费用，那时没有家庭副业的侯俊荣就靠打草换钱。1斤干草可以卖3分钱，10斤鲜草只能晒1斤干草。广平上北京到学校报到时拿了家里给的150元钱，这正是母亲打的5000斤草换来的。另一件东西广平现在即使在美国读博士仍一直留在身边，那就是母亲用144块边角布亲手一针针缝成的那床褥子。大儿子上北大时还没有赶上“并轨”，学校收费没那么多。但后来几个孩子上学时就不同了，除了学校要收取的不同费用外，娃儿的生活费也逐年随着物价的猛涨而直往上蹿，侯俊荣真的感到了沉重压力，有时手头好不容易刚积攒三五十元钱，大娃儿小娃儿一分就见不着啥数。大女儿秀玲印象最深刻，她在上大学时就遇到了家里一分钱也拿不出的窘境。母亲侯俊荣头一回急坏了，因为前天她刚刚从信用社贷的钱才给了秀玲的几个弟妹交学费了，这会儿哪有人再借钱给她嘛！秀玲默默地含泪看着快急疯了的母亲满头大汗在屋里翻箱倒柜，可还是没找到一样值钱的东西。“这可咋办？这可咋……”母亲一边凄怆地将自己的头往土墙上撞，一边嘴里绝望地念叨着。突然，秀玲听母亲哈哈大笑起来：“有钱了！这回有钱了！”母亲说完这话，就拼命用双手猛抠那面土墙……秀玲吓坏了，以为母亲疯了，便带着哭腔扑过去拦住她：“妈，你别这样，我不上大学了好不好！我不上了……”不想母亲脸色一沉，说：“谁准你不上大学呀？啊，你这死丫头，说呀！”秀玲只好说：“咱家没钱就别……”母亲不等女儿说完，就像变戏法似的从土墙里取出一大包东西：“这不是钱嘛！死丫头，你点点！”这回惊呆的是秀玲，可不是一大包钱嘛！但她马上发现：“妈，这钱早没用了！”“啥？这可是我跟你爸结婚时我悄悄藏的呀，怎么会没用？”这一夜，娘儿俩一惊一乍的没少劳神，不过有一点还是让她们很开心，那就是第二天她们把这些建国初期的钱币拿到银行还真兑换了一笔现款，这使上大学的秀玲解了一难。儿女们还在一个接一个地上大学，可土墙里不可能再出现“奇迹”了。打年轻时就手脚麻利的侯俊荣思忖着老靠地里的几亩庄稼和自己零打碎敲也出不了大钱，得想点法子“致富”才行嘛！做生意是不成的，那是大老爷们儿干的；打草吧，钱来得太少，累死累活，也就百八十块，救不了大急。养鸡吧，听说有人养鸡能当“万元户”、“十万元户”哩，对，咱也试试。于是，没有文化的侯俊荣选择了认为最适合她的副业——养鸡。头一年，她养了80只，纯收入150元；第二年养了100只，收入728元。有了前两年的经验，侯俊荣开始大干起来，第三年一下养至2000只，第四年增至3000只……侯俊荣乐了，她成了远近闻名的“养鸡大户”，更重要的是，她靠鸡生下的蛋换来了可供儿女们上大学的钞票！就这样，侯俊荣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妇，前后十二年间成功地将全家六个儿女全部送进了大学，并让他们一个个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值得一提的是，侯俊荣不仅依靠自己那对长满老茧的双手使儿女们圆了大学梦，而且她难能可贵地用自己一针一线为每一位上大学的儿女，都缝了一床同用144块布角拼成的褥子，她以这独特的方式告诫儿女们：啥时候都不要忘了自己曾经是个苦孩子。
我下面要讲一位下岗女工为了上大学的儿子付出心血的艰辛经历。
她叫陈秀凤，儿子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陈秀凤原来是哈尔滨恒丰纸箱厂工人，1995年下岗，那时她才40岁，按厂里规定，只有35岁以下的人仍留在厂里，她陈秀凤是“老龄”，厂里发了200块钱就把她和一大群姐妹兄弟打发回了家。开始陈秀凤还觉得下岗就下岗，正好儿子快要考大学了，丈夫为了还掉过去借的几万元债而日夜在外面开出租车，自己离岗回去撑个安宁的家也不算是件太过不去的事。可就在这个时候家里出了大难：1996年大年初三，出车的丈夫被一群抢车的歹徒把车子抢跑后又残忍地焚尸并抛至在几百里外的荒野……
一个完完整整的家庭，一下遇到如此打击，失去工作和失去丈夫的陈秀凤面临丈夫留下的一大笔债务和一个正要考大学的儿子，而她自己也正处在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凄凉之时。沉浸在极端痛楚之中的陈秀凤度过了浑浑噩噩的无数个黑夜白昼，那颗惨遭重创的心灵无人能安抚。
“妈，高中毕业后，我不准备考大学了……”一天，儿子轻声地对母亲说。
陈秀凤仿佛一下清醒起来：“为什么？你怎么能不上大学？”
“我已经17岁了，我要自己养活自己，不能再让您辛苦了！”
在陈秀凤的眼里，儿子像是一夜间长大的。那一日，连遭打击的她，有一种对儿子的特别感激，因为是儿子的话使她重新扬起了生活之帆。陈秀凤觉得自己该到振奋起来的时候了。她一面坚决制止儿子的打算，一面开始寻求自己的谋生之路。
陈秀凤来到劳务市场，经过一番周折终于被一家餐馆聘用当洗碗工，月工资400元。她觉得这已经很满足了，加上原来厂子里给的200元，母子俩有600元钱便可以紧巴过日子了。后来，餐馆里有位专门负责拎脏泔水桶的男打工仔嫌活又累又脏而溜了，陈秀凤找到老板说由她包下这脏活。老板正愁没人干这份差事呢，于是答应每月多给陈秀凤150元。为了这550元钱，陈秀凤每天就像是在拼命。
这年，儿子在她的勉励下终于考上了北航。可没等陈秀凤送走儿子缓口气，丈夫欠下的3万元债务的债主找上门来了。“已经过半年了。这是说好的事——还不了，房子就归我。等你什么时候有钱了，可以赎还嘛。”债主早已不耐烦了，就这么一挥手，便使陈秀凤惟一的栖身之地也失去了……那一夜，陈秀凤想往河里一跳就万事了结，但她放心不下刚进大学门的儿子。
为了儿子她必须活下来。为了儿子的四年学业，必须活得好好的。
城里的房子是租不起的，陈秀凤只得到郊区的一个农民家与房东合住了一间房，一切都为了省几个钱。而所有这一切远在京城读大学的儿子并不知道，母亲在被赶出自家门时，惟一求到的是让债主帮她接一下儿子的来信，这样她可以留下原来的地址而不被在外的儿子知道已经发生的变故。
刚刚有了栖身之处的她为了能每月按时给儿子寄生活费，马上又开始了寻找工作，以前那餐馆由于她换了郊区的住处就无法再上班，陈秀凤便在城乡接合部的一家浴池谋到了一份搓背的活。刚到浴池上班时，面对顾客那高傲、鄙视和挑剔的目光，陈秀凤真想甩手走人，但最后还是强打着笑脸留了下来。那时的她已经顾不了自己的脸面和自尊了，她惟一想到的是自己有份工作，而儿子能把大学上好这是她全部的精神寄托与力量支柱。
第一个月发工资，她给儿子寄去了300元，并特意写信说她在一家商场站柜台，工作还算不累，待遇也挺好什么的说了一大堆，意在让儿子花她的钱少心疼些。但即便陈秀凤编织的如此“好境”也不长久，她干活的那个浴池因有人举报说是从事色情被查封了。
陈秀凤第三次失业了。
这可怎么是好？那些日子里，陈秀凤急得天天出外寻找工作，可偏偏哈尔滨市的下岗人员一拨比一拨多，好像这个世界就不再有她可以谋生的饭碗了。一日，陈秀凤在市里不知跑了多少家劳务市场，累得她实在支撑不住了，她不得不在马路边上捡了张旧报纸垫着坐下歇歇。望着车水马龙的闹市，陈秀凤无奈地低下痛苦与自卑的头颅……
嗯，这是什么？“一浙江修鞋匠靠在城市里几年修鞋挣得的钱，在家乡盖起一座楼房，并使全家走上了小康。”陈秀凤看着看着，忍不住拿起报纸读了起来。对呀，人家乡下人跑到城里修鞋还发了财，咋我们城里人就不能也当一回修鞋匠，也发它一回财呢？陈秀凤的这一发现不亚于当年牛顿发现苹果落地的“牛顿定律”，她顿时眼前一亮，拾起旧报纸大步融入急急赶潮的人流。
陈秀凤尽管什么苦都吃过，她觉得自己若在人后干再脏再累再低下的活儿都不在乎，可头一回摆摊时，面对那么多行人看着自己，特别是偶尔还碰到几个熟人时，她真的有些抬不起头。更主要的是，由于起初并不熟悉修鞋技术，一向麻利的她对自己在众人面前表现出的那笨手笨脚的活计羞死了。第一天，拿锤子的右手酸得直不起，而被锤子砸了不知多少下的左手则早已皮开肉绽……
日子长了，有一天一起在街上摆摊的一位小师傅向她建议，如果想多挣点活，就得到人多的地方比如大学门口什么的，那儿人多，大学生们好动，又远离家人。陈秀凤一下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对呀，大学生的鞋袜是破得最多的，何不上校门口去呢！陈秀凤说搬就搬，到校门口一摆摊生意真红火，特别是下课时和周末节假日里，学生们成群结队地围起来要求修鞋补袜的。看着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们，陈秀凤呢，像是见了自己的儿子，既心疼又喜爱：“你们只管拿来，有钱的给多少算多少，没钱的算阿姨做了人情……”没想陈秀凤的实心实意，更使大学生都喜欢来找她。积少成多，小生意的收入也还可以，陈秀凤除去自己的必要生活费外，每月给儿子寄的300元钱又有着落了。
陈秀凤从此与大学结下了好缘。许多与她一样的下岗或做其他小买卖的人也曾在大学门口设摊做活，但最后留下的并不多，惟独陈秀凤一干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大学门。他们不理解陈秀凤为什么能在同样的地段、同样的生意上却做出与众不同的结果？其实那不同点正是因为在陈秀凤的眼里，那些大学生们就好比是她自己的儿女，也正是她发自内心的那份爱，才使得学生们都喜欢上了这个热情服务的“陈阿姨”。
“陈阿姨”后来成了“陈老板”。
新年开学，陈秀凤发现她原来摆摊的那个大学的学生们也搞起了修鞋一类的勤工俭学活动。她知道参加这一活动的都是些跟她儿子一样的贫困生，所以主动地放弃了自己的摊位。不过她并没有离开校门，经历了放假和开学的两个高潮，陈秀凤发现学生们买箱用包特多，尤其是一些外地学生，放假、开学时，身上少的也有那么一两个箱包。这可是个好市场呀！如果在学校附近开设一家专门从正规渠道进货的箱包店，价格和款式上又能与年轻人合拍，生意一定不错。这时的陈秀凤已经有了不少经商意识，她拼凑了2000元钱，从十几里外的一个箱包市场批进了十几个包，第一天就在校门口卖掉了六个，第二天又跑到另几所大学门口，不想手中的货全都脱销了，虽然她出手的价格比商店里的要便宜，但毕竟还是赚了不小一笔。
就这样，陈秀凤批一回卖一回，学生们也知道“修鞋陈阿姨”变成了“卖包陈阿姨”，批发商们也慢慢把她看成“大户”客客气气待她。一日，陈秀凤又一次来到箱包市场，一位浙江温州的箱包厂经销科长把她叫住了：“大阿姐，我们看你做生意蛮好，想请你当我们‘金龙箱包厂’的业务总代理，在哈尔滨开个箱包行。你愿不愿意？”
“我？我给你们开箱包行？先生你没搞错吧，我可只是个下岗后摆小摊的呀！”陈秀凤吃惊不小。
那温州人笑了，说大姐你再看看这个包怎么样？
“这、这不是我前阵子给一个老板瞎比画的包样吗？”陈秀凤做梦也没想到，她半个来月前试着让人问问有没有她想象中的那种款式的一个包样，现在竟成批地放在了她面前。
“没错，这正是你设计的。我们只是在用料和装饰上稍稍改了一下，看看，这款式我们刚上市就有不少人订货！”温州人说得有鼻子有眼，但绝不是假话，“我们这个箱包行，实际上你是设计者加经销商，我们是生产厂家，利润嘛按营业额分成，你看怎么样？”
还有什么说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你不吃也是白不吃！
不久，陈秀凤的“金龙”箱包行正式开业，她还特意雇了三个同为下岗工人的女店员，自任总经理。箱包行开业之后，生意果真像温州人预测得那样好。此时的陈秀凤，被这意外的收获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1997年春节，陈秀凤怀揣3万元巨款，怀着不同寻常的心情，敲开了那位占她房子的债主的大门。
“钱一分不少地还给你，你必须马上将我家的房子腾出来！”陈秀凤强忍着不让泪水从自己的眼眶里流出。几天后，当她以主人的身份再次回到失而复得的房内时，久溢在眼眶内的泪水夺眶而出……
又过了几天，儿子从北京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当他看到母亲一脸红光，和那被母亲装饰一新的房间时，高兴得直搂着母亲连声说道：“妈，我走这么长时间后你反倒年轻了许多……真的，妈！”
陈秀凤听后，只是冲儿子笑，就是说不出一句话。她的心里有太多的泪在流淌，而所有这些在外读书的儿子则一点也不知道。如果不是后来女记者于秀文在《遭遇下岗》的文章中写下陈秀凤上面这段非同一般的经历，她的儿子和我们所有人可能永远不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位母亲为了上大学的儿子所付出的这一切。
天下的爱，莫过于母亲的爱。天下的情，莫过于父亲的情。
在北京市郊的一个建筑工地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生带我来见他伤重的父亲。那是一片繁忙异常的现代化新区建设工地，但这位大学生的父亲却并不在这个地方，而是在附近一个条件极差的小水泥搅拌场。我们穿过几个大水坑之后，又猫着腰才走进一个又矮又潮湿的草棚。
“就在这儿。”学生说完，自个儿先进了草棚，看样子他是这儿的常客。
我进去见到了他的父亲。学生的父亲大概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而来，以为是他儿子的老师来了，便赶忙从那张用两块断了半截的水泥板拼成的“床”上支撑起身子，可后来还是非常吃力地躺下了。“老师对不起啊，我的脚……”他十分歉意地从脏兮兮的被窝里露出一条绑着纱布的腿。
“别别，你歇着歇着。”我赶紧示意，然后问，“怎么伤的？严重吗？”
“是楼板砸的。没事……”学生的父亲强作轻松地想在我面前晃动一下那条伤腿，结果“哎哟哎哟”地连叫起来。
“怎么回事？”
不想我的这一问，那学生站在一旁就哭：“他……都快化脓了，还说没事。呜呜……”
“这孩子，你哭什么！”父亲瞪了儿子一眼，又朝我很不好意思地笑笑，“小毛病，我们乡下人不当回事，隔几天我就可上工地了……”
儿子突然冲着父亲嚎起来：“还去啥？要不是你上个星期去干活，也不会又把腿折断嘛！”
“这孩子！”
我看父子俩有些较劲，便赶忙打岔：“这位大哥你能给我说说在北京做工的事吗？”
“唉，不就是为了孩子上学嘛！”父亲一声长叹之后，便是长久的沉默……
“说来话长呀……”等儿子出门打水走后，这位学生的父亲便跟我聊了起来，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位与我们同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了三年的安徽汉子，竟为了儿子的学业几闯京城，历尽沧桑，且险些丧失生命。下面是他的话：
……说起来我家还不算乡下，不过也不算城里，是典型的南方小镇。我孩子的爷爷辈在解放前做小买卖，后来办了个小作坊，结果一解放被划了个小资本家。这好，打那时起，我们家祖坟上的那棵弯弯树就被人连根拔起并抛到荒野……其实我这个解放后才出生的“资本家狗崽子”，打生下后就没有见过家里有什么“资本”值得我能在外面炫耀的，倒是因为父亲头上的那顶帽子使我只上了初中就辍学了，之后是我被赶到公社的一个最偏远的农场落户。直到1980年所有的“狗崽子们”都开始恢复人的尊严时，我才重新获得了城镇居民的资格。但这有什么用？那时我既没有文化可以去攻读大学，也错过了当学徒工的年龄，二十七八岁的我成了一个谁也不要的“无业游民”。后来就在一家乡办小厂当看门的。那时我虽然政治上“翻身”了，但人们却已经开始更多关心物质、关心致富了。我呢，一个看大门的，既无技术又无文凭，加上几十年的“造反”早把我家的“资本”给彻彻底底地刨光了。我年纪又属高龄，经人介绍与一位农村姑娘结了婚——是一位真正的贫下中农。她不仅出身好，而且她的家一直穷到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有了个传宗接代的儿子，且我心里踏实的是，我的儿子至少有一半血统是革命的进步家庭的。有了孩子后，我才感觉自己的生命才真正开始。可是孩子他妈身体本来就弱，生孩子后又落了病，等第二个孩子会走路时，她就瘫在床上不能动了。从那时起我一个人得管全家四张嘴，日子怎么过来的连我自己现在都说不清，反正这个世上啥样的苦活累活没有我没干过的。命里注定的，有啥法子？但我知道有一点不能耽误，那就是孩子上学的事。我这辈子是没戏了，拿你们城里的话说叫“被耽误了的一代”。我的两个孩子都还出息，大的1995年考上了你们北京这儿的大学，小的考上了合肥一所大学。看到儿子比我有出息，我心里高兴，孩子他妈也高兴。可是我一个人要供两个孩子上大学，还要管家里一个瘫在床上的病人，我知道单靠我原来在厂里看门赚那么三四百块钱是不行的。所以从大儿子考到北京后，我听说北京这儿打工能赚钱多些，于是便来了。第一年我在一个包工队那儿干活，一个月600块钱，管运砖，人家管一顿饭。我就每月自己留100元，给北京的儿子300元，给合肥的儿子200元。但是好景不长，这个包工队在一次给人家施工时出了质量毛病，被解散了。后来我又在亚运村那儿的工地找了一家施工队，可那个包工头心黑，说就给500元，而且不是全额发给大家，每人每月扣100元，说是怕我们半途跑了。400元一月，我的日子就难了，大儿子那儿只能减少成200元，小儿子给150元，自己留50元生活费。50元能够什么用？可这50元我也基本上全部省了下来，我知道儿子在学校有不少事，再说家里还有个瘫在床上的人也得吃呀！包工头很黑，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虽说管饭，可那哪叫饭嘛！早晨是两个馒头，几块咸菜，中午又是两个馒头，多了一盆菜。晚上跟中午差不多，最多把馒头改成面条。那菜从来是不见油星和肉味的，而且长年累月不变样。包工头不怕你不干，用他的话说，在北京想承包一个工程不容易，可两条腿的打工仔是张一个口袋就套进十个八个。再说在他这儿干了一阵你再走，亏的是你自己，因为你这样走是拿不到他所扣下的一分钱。1996年春节刚过，我突发胃病，想不干了，正好大儿子也要放寒假了，我们爷儿俩想一起回老家。可是那包工头就是不同意，说拿钱必须等他的工程完后。我就跟他吵，没用。我只好留下再干，但我的胃越来越不行，一下被工友们送到医院，住了十几天。这时，儿子从家里发来电报，说他娘快不行了。于是我赶紧找到包工头要钱回家，你听人家怎么说？他说你拿什么钱？你看病住院花了我两千多块谁付？我说我是在为你工作时累病住院的，当然你该为我付嘛！他说谁规定的？我说有《劳动法》。他说那你去找《劳动法》要。等我再想跟他理论时，他干脆叫来一帮小流氓把我的铺盖往水塘里一扔，将我赶出了工地。这个时候我又接到了家里的急电，说孩子他妈已经危在旦夕。可这个时候我身上连一张火车票钱都没有呀！咋办？我开始想到孩子的学校去借，后来觉得这不是给孩子丢脸嘛！所以就没去。但几十块钱也不是白白在马路上能捡得到的呀！不瞒你说，我还真一个人偷偷到五洲大酒店、康乐宫门口转悠过，但一个下午没见到过一个子儿，倒是别人把我当做小偷似的轰了好几回。后来我到西单地铁口当了两天真正的乞丐，总算把回家的火车票钱要到了手。那天我上火车时，正是大年初一，从北京开往合肥的车上没几个人，服务员比平时服务态度好多了，她们不时推食品货车过来问你要不要这个买不买那个，我呢，心里想要可口袋里掏不出一分钱，二十来个小时，就吃了对面座位一个下车旅客留下的半截要扔掉的香肠……可是我就这么千里迢迢赶回家，却没有来得及同孩子的妈说上一句话——她在我到家的前一天夜里已经断气了。
办完孩子他妈的丧事，我又欠了一屁股债，可孩子开学又得要钱呀。有一天我看到一则报纸上说有人愿出3万块钱换个肾，我瞒着孩子悄悄到县医院想跟人家商量这事。不知孩子是怎么知道的，赶到医院把我拖了回去。两个儿子哭着说，爸你要是这样做我们就不上大学了。我说那怎么行，我跟人家换肾也是为了你们上大学，你们不能胡想，我就是苦到头，也全是为了你们完成学业。儿子说爸你身体本来就不好，你一旦少一个肾就全完蛋了。无奈，我说那爸就听你们一回，但有一个条件：你们必须保证好好学习，争取多拿些奖学金，我呢也争取再谋个打工机会。孩子们答应了，就这样我们爷仨在家里没等孩子妈“头七”就分别重返北京和合肥。
我到北京后还是打工，开始听儿子劝后想找个轻松点的活，但找来找去都没成。北京这两年外地来京打工的人太多，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又没啥文化，只能到建筑工地上干那些最苦最累的、待遇又最低的活。这一年多里，不瞒你说，我已经挪了七八个地方。孩子现在上大学正是花钱的时候，又是买书，又是买衣服，一个月二三百块钱当然不够，所以我见哪儿钱多、哪儿能当月付工钱的就上那儿。你说苦不苦？当然苦。有时我觉得实在支撑不住了就上医院看看，医生说我的胃病该彻底治一治了，可我说不行，我要是一下不干活了，两个孩子的学业咋办？我现在想，至少等我再拼上那么两三年，让小儿子也念完大学，到那时再说……
“那时……那时你就来不及了！”我们说到这里，打水的儿子已经从外面回来。他一边抹泪，一边又怨起父亲来。
“你知道啥？现在你的任务就是把书念好，有可能明年争取考研究生！”看来这对父子总是谁都说服不了谁。
因为天黑了，所以我不得不与这位学生的父亲告辞。临别时我劝他注意身体，还是要想法把受伤的腿尽快养好。
“他从来对自己的事不在乎，看他那么可怜，我有几次都想退学了，可我知道不能，那样他会一下垮了。”回城的路上，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一直在为父亲低泣着，“他实在太苦、太可怜了。医生已经检查出他的胃上长了个东西……”
“是什么？”我心头一紧，问。
“凶多吉少。”
“那你得劝他休息呀！”
“他能听吗？只要我和弟弟在大学一天，他就是死在工地也不会停下来歇着的……”
这位学生又在悲切地哭泣。我心头也早已难受不堪……
是啊，一个贫困生，后面就是一个贫困的家庭。而每一个贫困的家庭里，又有多少像上面的这些父母们在为了他们子女的前程、为了祖坟上的那棵“弯弯树”而含辛茹苦，甚至不惜用生命的代价，在托筑起一条可以让儿女们完成学业的血路！
这些学生们的父母，有的在把儿女送上大学路时就病倒了，有的没等看到儿女们上完第一个学年回家过春节就离开了人间……虽然他们永远地倒下了，虽然连最后的一面都没来得及见上，然而他们在儿女们的心目中永远是一座不倒的丰碑。
在我采访的诸多贫困大学生中，他们中间几乎十个里面就有三四人的父母或在他们上大学之前就积劳而死，或是在他们上大学的期间不别而逝。因此，这些大学生们对用生命换取自己儿女一张大学文凭的父母们，怀有最强烈和深切的亲情。我见过许多学生或在大学期间、或在毕业时刻写给亡父亡母的悼辞。这里抄下一份，一慰我对那些平凡而伟大的父亲母亲们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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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已有几千年，那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意识从来就没有断过。至于望子成龙，盼女成凤，期望子孙后代出人头地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人比历朝历代的祖先还要看重得多。现在比过去条件好了，不管穷人富人，男儿女娃，在读书问题上是平等的。而时代的发展，使国家和人民越来越看重“科教革命”。具有传统重教美德的中国人，自大学门向自己开放之后，年年岁岁我们都可以看到在高考的日子里，如潮的家长们那焦虑地等待在考场门前的动人场景，也可以从每个周末与星期天里见到父母驮着儿女去补课的匆匆行踪。1998年7月的7、8、9三日，我天天在上下班时可以看到北京四中校门前那一幕幕你想象得到和你想象不到的场面：有的家长背着氧气袋，在烈烈炎日下的校门外一整天一整天地在等候；百米之外的某三星级宾馆突然人满为患，入住的竟都是本市高考学生与家长……有位家长告诉我，在这个时候，如果需要家长们为子女能考上大学而去赴汤蹈火、倾家荡产，他说所有的家长都将毫不犹豫。
我听后心头感到强烈震撼。难道不是吗？所有儿女都是父辈的希望所在。当人类进化至20世纪末的今天，这一“定律”仍颠扑不破。尤其是独生子女占绝对多数的中国城市居民中，父母们为了能让儿女们上大学而不惜一切代价的现象，越显突出。在中国广大农村，上大学则更是“跳出农门进龙门”的惟一的也是最佳的道路。尤其随着高科技越来越强大的冲击，社会职业的知识化程度越来越高，“今天不上大学，明天就没有饭碗”的现实已经残酷地摆在了人们的眼前。我们无疑地相信一个事实：每一位大学生的成长路上，他们的父母与家庭是这个学生最坚固的脊梁与后盾。而那些经济条件本来就困难的贫困家庭的父母们，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子女能跃进“龙门”和完成学业所付出的代价，更令天公动颜、地母拂泪……
在渭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偏僻山村，有个驼背的农妇，叫杨秀茹，今年53岁，她和同为农民的丈夫俩人在一座窑洞内带大了四个儿女。后来丈夫病逝了，杨秀茹一个人靠种地、卖鸡蛋和挖药硬是让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全都考上了大学。儿女上大学后，她又以自己那副瘦弱的肩膀，挑起了四个大学生儿女的全部学费与生活费。杨秀茹的儿女实在不忍心看着自己母亲那越来越下驼的后背和颤巍巍的双脚，便一次又一次想辙“逃学”与退学。七年前，杨秀茹刚刚借钱处理完丈夫的丧事，二女儿晓莉从咸阳师专闻讯急回。一到家，晓莉直奔父亲坟头，母女俩抱头哭成一团。入夜，少了父亲的窑洞平添了几分冷森。女儿突然一板一眼地说：“妈，我不想上大学了，回来帮你种地还债，供弟弟和妹妹上学。”母亲一愣，随后便“噌”地站起身来，说：“家里的事就是天塌下来，你甭管，明儿就给我回学校去！”“我就不。”女儿第一次强硬地违抗道。“你敢！”母亲火了。第二天，她趁晓莉不注意时，“哐当——”一声把她反锁在里面。“娃呀，你好好在里头想，啥时候想通了妈就给你开门。”晓莉知道犟不过母亲，只好在第三天背起行李，一路抹泪地回到了学校。此事刚过两三个月，杨秀茹因过度疲劳，在抢打夏麦时连人带车从坡上翻进了几米深的山洼里，被好心人抢救起来送到医院头部缝了57针。从昏迷中醒来的杨秀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别给我用贵药”。那时正值三女儿亚梅上高三，女儿看到母亲伤成这个样，发誓再不上学，不声不响地跑到地里干活。母亲出院后，见此情景，便拖着虚弱的身子骨把亚梅叫到身边：“孩子，你是不是心疼妈？如果你真心疼，那就去上学。妈要看你能像大姐二姐一样进大学，啊，听妈的话，快去上学，过几天就要高考了。”亚梅就是不搭腔，就是不回学校。母亲急了，她又一次使出“关禁闭”的手段，趁三女儿不备时又将其锁在里头。她知道三女儿脾气倔，便一连三天不给她送饭。第三天晚上，亚梅终于顶不住了，只好流着泪向母亲屈服。然而学习成绩一直不错的亚梅在过后的高考中竟以30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妈，这回你该放心让我跟你一起下地了吧？”亚梅丝毫没有因失利而不悦，相反显得异常得意地对母亲这样说。母亲呢，只觉得内心很内疚，认为是由于自己的伤病影响了女儿的考试成绩，于是等新学年一开始，她便走出窑洞，连连找了好几个学校，总算把亚梅送进了一个高中班复读。但在次年预考时，亚梅再次落第。母亲这回算是明白了怎么回事，她把亚梅叫上，然后带她到了已是长满荒草的父亲坟头：“梅梅，你今天当着你爸的坟头给我说说清楚，你这样成心不好好高考，到底对得起谁？你说！”亚梅望着母亲悲戚而苍凉的脸庞，终于不忍心地跪在母亲面前，哭诉道：“妈，家里这么穷，就你一个干活，我们姐弟四个如果都去上大学，万一把你累出个啥好歹，我们做儿女的对不起老天啊！妈，我求求你，别让我再上大学了……”这回轮到母亲心疼了，她蹲下身子，一把搂过女儿，爱抚地为亚梅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你咋不明这理：妈再苦，可要能看到你们一个比一个出息，我心里比啥都甜。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用心，没出息，妈可是一辈子心疼，你该明白这理吧？”亚梅一听，顿时伏在母亲的怀里大哭起来。末后，她仰起脸向妈保证道：“妈你放心，我一定考上大学！”“这就对了。”母亲搂紧女儿，脸上充满了幸福。1994年，三女儿亚梅一举考上了汉中师范学院。同年，最小的儿子赵军也考上了省重点高中，三年后的1997年，赵军又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轰动了贫穷的偏僻小山村，当然最高兴的莫过于母亲杨秀茹。尽管杨秀茹现在仍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而且身体也显得过早地苍老，但每每想到儿女们个个如此出息，她终于可以在丈夫的坟头欣慰地说一句：“孩子他爸，我心头比过去踏实多了，你也可以在九泉之下瞑目了……”
母亲总是最伟大的，在贫困生的庞大家庭群体中，像杨秀茹这样以其瘦弱的躯体和浩瀚的母爱，编织与恩泽着一群儿女们的大学生母亲，并非少数。在北国辽宁的阜新蒙古自治县红帽子乡两家村子，有个同为母亲的农妇，在过去十二年间，在极其艰难的困苦条件下，竟靠养鸡卖蛋的双手，将六个儿女全部送进了大学。这六个儿女分别是：
长子魏广平考入北京大学电子计算机系，现在美国密执安大学攻读博士；
次子魏广利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光学系；
长女魏秀玲考入东北大学自控系；
二女魏秀霞考入阜新师范专科学校；
三女魏秀云考入辽宁银行学校；
小女魏秀娥考入辽宁中医学院。
魏家六兄妹的母亲叫侯俊荣，现年62岁，但是从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以及佝偻的身影，你几乎找不到这个年龄的妇人们应有的任何风韵。除了苍老，便是一种残烛的感觉。然而又有哪一个风韵犹存的同龄妇人可以像她那样分享如此多的幸福与宽慰？没有。这一切，只属于侯俊荣一个人。
侯俊荣跟渭北的杨秀茹一样，都是山村农妇加文盲，她们自然都不比城市那些有高等学历、有丰厚经济条件的贵夫人有什么高明之处，然而她们在培养自己的子女方面却有独到之处，那就是无法用价值观衡量的精神力量。
魏家的兄妹六人不属于“计划生育”的超标范围，因为母亲侯氏生他们的时候还没有到全党大抓人口生育的年代。但如此多的子女毕竟是个沉重的负担，而孩子们的母亲侯俊荣，字不认几个，理懂得却不少。大儿子头一个上大学，当母亲的侯俊荣格外看重，她说不出啥大道理，但知道“头羊”的作用。所以为了解决大儿子广平上大学的费用，那时没有家庭副业的侯俊荣就靠打草换钱。1斤干草可以卖3分钱，10斤鲜草只能晒1斤干草。广平上北京到学校报到时拿了家里给的150元钱，这正是母亲打的5000斤草换来的。另一件东西广平现在即使在美国读博士仍一直留在身边，那就是母亲用144块边角布亲手一针针缝成的那床褥子。大儿子上北大时还没有赶上“并轨”，学校收费没那么多。但后来几个孩子上学时就不同了，除了学校要收取的不同费用外，娃儿的生活费也逐年随着物价的猛涨而直往上蹿，侯俊荣真的感到了沉重压力，有时手头好不容易刚积攒三五十元钱，大娃儿小娃儿一分就见不着啥数。大女儿秀玲印象最深刻，她在上大学时就遇到了家里一分钱也拿不出的窘境。母亲侯俊荣头一回急坏了，因为前天她刚刚从信用社贷的钱才给了秀玲的几个弟妹交学费了，这会儿哪有人再借钱给她嘛！秀玲默默地含泪看着快急疯了的母亲满头大汗在屋里翻箱倒柜，可还是没找到一样值钱的东西。“这可咋办？这可咋……”母亲一边凄怆地将自己的头往土墙上撞，一边嘴里绝望地念叨着。突然，秀玲听母亲哈哈大笑起来：“有钱了！这回有钱了！”母亲说完这话，就拼命用双手猛抠那面土墙……秀玲吓坏了，以为母亲疯了，便带着哭腔扑过去拦住她：“妈，你别这样，我不上大学了好不好！我不上了……”不想母亲脸色一沉，说：“谁准你不上大学呀？啊，你这死丫头，说呀！”秀玲只好说：“咱家没钱就别……”母亲不等女儿说完，就像变戏法似的从土墙里取出一大包东西：“这不是钱嘛！死丫头，你点点！”这回惊呆的是秀玲，可不是一大包钱嘛！但她马上发现：“妈，这钱早没用了！”“啥？这可是我跟你爸结婚时我悄悄藏的呀，怎么会没用？”这一夜，娘儿俩一惊一乍的没少劳神，不过有一点还是让她们很开心，那就是第二天她们把这些建国初期的钱币拿到银行还真兑换了一笔现款，这使上大学的秀玲解了一难。儿女们还在一个接一个地上大学，可土墙里不可能再出现“奇迹”了。打年轻时就手脚麻利的侯俊荣思忖着老靠地里的几亩庄稼和自己零打碎敲也出不了大钱，得想点法子“致富”才行嘛！做生意是不成的，那是大老爷们儿干的；打草吧，钱来得太少，累死累活，也就百八十块，救不了大急。养鸡吧，听说有人养鸡能当“万元户”、“十万元户”哩，对，咱也试试。于是，没有文化的侯俊荣选择了认为最适合她的副业——养鸡。头一年，她养了80只，纯收入150元；第二年养了100只，收入728元。有了前两年的经验，侯俊荣开始大干起来，第三年一下养至2000只，第四年增至3000只……侯俊荣乐了，她成了远近闻名的“养鸡大户”，更重要的是，她靠鸡生下的蛋换来了可供儿女们上大学的钞票！就这样，侯俊荣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妇，前后十二年间成功地将全家六个儿女全部送进了大学，并让他们一个个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值得一提的是，侯俊荣不仅依靠自己那对长满老茧的双手使儿女们圆了大学梦，而且她难能可贵地用自己一针一线为每一位上大学的儿女，都缝了一床同用144块布角拼成的褥子，她以这独特的方式告诫儿女们：啥时候都不要忘了自己曾经是个苦孩子。
我下面要讲一位下岗女工为了上大学的儿子付出心血的艰辛经历。
她叫陈秀凤，儿子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陈秀凤原来是哈尔滨恒丰纸箱厂工人，1995年下岗，那时她才40岁，按厂里规定，只有35岁以下的人仍留在厂里，她陈秀凤是“老龄”，厂里发了200块钱就把她和一大群姐妹兄弟打发回了家。开始陈秀凤还觉得下岗就下岗，正好儿子快要考大学了，丈夫为了还掉过去借的几万元债而日夜在外面开出租车，自己离岗回去撑个安宁的家也不算是件太过不去的事。可就在这个时候家里出了大难：1996年大年初三，出车的丈夫被一群抢车的歹徒把车子抢跑后又残忍地焚尸并抛至在几百里外的荒野……
一个完完整整的家庭，一下遇到如此打击，失去工作和失去丈夫的陈秀凤面临丈夫留下的一大笔债务和一个正要考大学的儿子，而她自己也正处在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凄凉之时。沉浸在极端痛楚之中的陈秀凤度过了浑浑噩噩的无数个黑夜白昼，那颗惨遭重创的心灵无人能安抚。
“妈，高中毕业后，我不准备考大学了……”一天，儿子轻声地对母亲说。
陈秀凤仿佛一下清醒起来：“为什么？你怎么能不上大学？”
“我已经17岁了，我要自己养活自己，不能再让您辛苦了！”
在陈秀凤的眼里，儿子像是一夜间长大的。那一日，连遭打击的她，有一种对儿子的特别感激，因为是儿子的话使她重新扬起了生活之帆。陈秀凤觉得自己该到振奋起来的时候了。她一面坚决制止儿子的打算，一面开始寻求自己的谋生之路。
陈秀凤来到劳务市场，经过一番周折终于被一家餐馆聘用当洗碗工，月工资400元。她觉得这已经很满足了，加上原来厂子里给的200元，母子俩有600元钱便可以紧巴过日子了。后来，餐馆里有位专门负责拎脏泔水桶的男打工仔嫌活又累又脏而溜了，陈秀凤找到老板说由她包下这脏活。老板正愁没人干这份差事呢，于是答应每月多给陈秀凤150元。为了这550元钱，陈秀凤每天就像是在拼命。
这年，儿子在她的勉励下终于考上了北航。可没等陈秀凤送走儿子缓口气，丈夫欠下的3万元债务的债主找上门来了。“已经过半年了。这是说好的事——还不了，房子就归我。等你什么时候有钱了，可以赎还嘛。”债主早已不耐烦了，就这么一挥手，便使陈秀凤惟一的栖身之地也失去了……那一夜，陈秀凤想往河里一跳就万事了结，但她放心不下刚进大学门的儿子。
为了儿子她必须活下来。为了儿子的四年学业，必须活得好好的。
城里的房子是租不起的，陈秀凤只得到郊区的一个农民家与房东合住了一间房，一切都为了省几个钱。而所有这一切远在京城读大学的儿子并不知道，母亲在被赶出自家门时，惟一求到的是让债主帮她接一下儿子的来信，这样她可以留下原来的地址而不被在外的儿子知道已经发生的变故。
刚刚有了栖身之处的她为了能每月按时给儿子寄生活费，马上又开始了寻找工作，以前那餐馆由于她换了郊区的住处就无法再上班，陈秀凤便在城乡接合部的一家浴池谋到了一份搓背的活。刚到浴池上班时，面对顾客那高傲、鄙视和挑剔的目光，陈秀凤真想甩手走人，但最后还是强打着笑脸留了下来。那时的她已经顾不了自己的脸面和自尊了，她惟一想到的是自己有份工作，而儿子能把大学上好这是她全部的精神寄托与力量支柱。
第一个月发工资，她给儿子寄去了300元，并特意写信说她在一家商场站柜台，工作还算不累，待遇也挺好什么的说了一大堆，意在让儿子花她的钱少心疼些。但即便陈秀凤编织的如此“好境”也不长久，她干活的那个浴池因有人举报说是从事色情被查封了。
陈秀凤第三次失业了。
这可怎么是好？那些日子里，陈秀凤急得天天出外寻找工作，可偏偏哈尔滨市的下岗人员一拨比一拨多，好像这个世界就不再有她可以谋生的饭碗了。一日，陈秀凤在市里不知跑了多少家劳务市场，累得她实在支撑不住了，她不得不在马路边上捡了张旧报纸垫着坐下歇歇。望着车水马龙的闹市，陈秀凤无奈地低下痛苦与自卑的头颅……
嗯，这是什么？“一浙江修鞋匠靠在城市里几年修鞋挣得的钱，在家乡盖起一座楼房，并使全家走上了小康。”陈秀凤看着看着，忍不住拿起报纸读了起来。对呀，人家乡下人跑到城里修鞋还发了财，咋我们城里人就不能也当一回修鞋匠，也发它一回财呢？陈秀凤的这一发现不亚于当年牛顿发现苹果落地的“牛顿定律”，她顿时眼前一亮，拾起旧报纸大步融入急急赶潮的人流。
陈秀凤尽管什么苦都吃过，她觉得自己若在人后干再脏再累再低下的活儿都不在乎，可头一回摆摊时，面对那么多行人看着自己，特别是偶尔还碰到几个熟人时，她真的有些抬不起头。更主要的是，由于起初并不熟悉修鞋技术，一向麻利的她对自己在众人面前表现出的那笨手笨脚的活计羞死了。第一天，拿锤子的右手酸得直不起，而被锤子砸了不知多少下的左手则早已皮开肉绽……
日子长了，有一天一起在街上摆摊的一位小师傅向她建议，如果想多挣点活，就得到人多的地方比如大学门口什么的，那儿人多，大学生们好动，又远离家人。陈秀凤一下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对呀，大学生的鞋袜是破得最多的，何不上校门口去呢！陈秀凤说搬就搬，到校门口一摆摊生意真红火，特别是下课时和周末节假日里，学生们成群结队地围起来要求修鞋补袜的。看着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们，陈秀凤呢，像是见了自己的儿子，既心疼又喜爱：“你们只管拿来，有钱的给多少算多少，没钱的算阿姨做了人情……”没想陈秀凤的实心实意，更使大学生都喜欢来找她。积少成多，小生意的收入也还可以，陈秀凤除去自己的必要生活费外，每月给儿子寄的300元钱又有着落了。
陈秀凤从此与大学结下了好缘。许多与她一样的下岗或做其他小买卖的人也曾在大学门口设摊做活，但最后留下的并不多，惟独陈秀凤一干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大学门。他们不理解陈秀凤为什么能在同样的地段、同样的生意上却做出与众不同的结果？其实那不同点正是因为在陈秀凤的眼里，那些大学生们就好比是她自己的儿女，也正是她发自内心的那份爱，才使得学生们都喜欢上了这个热情服务的“陈阿姨”。
“陈阿姨”后来成了“陈老板”。
新年开学，陈秀凤发现她原来摆摊的那个大学的学生们也搞起了修鞋一类的勤工俭学活动。她知道参加这一活动的都是些跟她儿子一样的贫困生，所以主动地放弃了自己的摊位。不过她并没有离开校门，经历了放假和开学的两个高潮，陈秀凤发现学生们买箱用包特多，尤其是一些外地学生，放假、开学时，身上少的也有那么一两个箱包。这可是个好市场呀！如果在学校附近开设一家专门从正规渠道进货的箱包店，价格和款式上又能与年轻人合拍，生意一定不错。这时的陈秀凤已经有了不少经商意识，她拼凑了2000元钱，从十几里外的一个箱包市场批进了十几个包，第一天就在校门口卖掉了六个，第二天又跑到另几所大学门口，不想手中的货全都脱销了，虽然她出手的价格比商店里的要便宜，但毕竟还是赚了不小一笔。
就这样，陈秀凤批一回卖一回，学生们也知道“修鞋陈阿姨”变成了“卖包陈阿姨”，批发商们也慢慢把她看成“大户”客客气气待她。一日，陈秀凤又一次来到箱包市场，一位浙江温州的箱包厂经销科长把她叫住了：“大阿姐，我们看你做生意蛮好，想请你当我们‘金龙箱包厂’的业务总代理，在哈尔滨开个箱包行。你愿不愿意？”
“我？我给你们开箱包行？先生你没搞错吧，我可只是个下岗后摆小摊的呀！”陈秀凤吃惊不小。
那温州人笑了，说大姐你再看看这个包怎么样？
“这、这不是我前阵子给一个老板瞎比画的包样吗？”陈秀凤做梦也没想到，她半个来月前试着让人问问有没有她想象中的那种款式的一个包样，现在竟成批地放在了她面前。
“没错，这正是你设计的。我们只是在用料和装饰上稍稍改了一下，看看，这款式我们刚上市就有不少人订货！”温州人说得有鼻子有眼，但绝不是假话，“我们这个箱包行，实际上你是设计者加经销商，我们是生产厂家，利润嘛按营业额分成，你看怎么样？”
还有什么说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你不吃也是白不吃！
不久，陈秀凤的“金龙”箱包行正式开业，她还特意雇了三个同为下岗工人的女店员，自任总经理。箱包行开业之后，生意果真像温州人预测得那样好。此时的陈秀凤，被这意外的收获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1997年春节，陈秀凤怀揣3万元巨款，怀着不同寻常的心情，敲开了那位占她房子的债主的大门。
“钱一分不少地还给你，你必须马上将我家的房子腾出来！”陈秀凤强忍着不让泪水从自己的眼眶里流出。几天后，当她以主人的身份再次回到失而复得的房内时，久溢在眼眶内的泪水夺眶而出……
又过了几天，儿子从北京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当他看到母亲一脸红光，和那被母亲装饰一新的房间时，高兴得直搂着母亲连声说道：“妈，我走这么长时间后你反倒年轻了许多……真的，妈！”
陈秀凤听后，只是冲儿子笑，就是说不出一句话。她的心里有太多的泪在流淌，而所有这些在外读书的儿子则一点也不知道。如果不是后来女记者于秀文在《遭遇下岗》的文章中写下陈秀凤上面这段非同一般的经历，她的儿子和我们所有人可能永远不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位母亲为了上大学的儿子所付出的这一切。
天下的爱，莫过于母亲的爱。天下的情，莫过于父亲的情。
在北京市郊的一个建筑工地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生带我来见他伤重的父亲。那是一片繁忙异常的现代化新区建设工地，但这位大学生的父亲却并不在这个地方，而是在附近一个条件极差的小水泥搅拌场。我们穿过几个大水坑之后，又猫着腰才走进一个又矮又潮湿的草棚。
“就在这儿。”学生说完，自个儿先进了草棚，看样子他是这儿的常客。
我进去见到了他的父亲。学生的父亲大概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而来，以为是他儿子的老师来了，便赶忙从那张用两块断了半截的水泥板拼成的“床”上支撑起身子，可后来还是非常吃力地躺下了。“老师对不起啊，我的脚……”他十分歉意地从脏兮兮的被窝里露出一条绑着纱布的腿。
“别别，你歇着歇着。”我赶紧示意，然后问，“怎么伤的？严重吗？”
“是楼板砸的。没事……”学生的父亲强作轻松地想在我面前晃动一下那条伤腿，结果“哎哟哎哟”地连叫起来。
“怎么回事？”
不想我的这一问，那学生站在一旁就哭：“他……都快化脓了，还说没事。呜呜……”
“这孩子，你哭什么！”父亲瞪了儿子一眼，又朝我很不好意思地笑笑，“小毛病，我们乡下人不当回事，隔几天我就可上工地了……”
儿子突然冲着父亲嚎起来：“还去啥？要不是你上个星期去干活，也不会又把腿折断嘛！”
“这孩子！”
我看父子俩有些较劲，便赶忙打岔：“这位大哥你能给我说说在北京做工的事吗？”
“唉，不就是为了孩子上学嘛！”父亲一声长叹之后，便是长久的沉默……
“说来话长呀……”等儿子出门打水走后，这位学生的父亲便跟我聊了起来，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位与我们同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了三年的安徽汉子，竟为了儿子的学业几闯京城，历尽沧桑，且险些丧失生命。下面是他的话：
……说起来我家还不算乡下，不过也不算城里，是典型的南方小镇。我孩子的爷爷辈在解放前做小买卖，后来办了个小作坊，结果一解放被划了个小资本家。这好，打那时起，我们家祖坟上的那棵弯弯树就被人连根拔起并抛到荒野……其实我这个解放后才出生的“资本家狗崽子”，打生下后就没有见过家里有什么“资本”值得我能在外面炫耀的，倒是因为父亲头上的那顶帽子使我只上了初中就辍学了，之后是我被赶到公社的一个最偏远的农场落户。直到1980年所有的“狗崽子们”都开始恢复人的尊严时，我才重新获得了城镇居民的资格。但这有什么用？那时我既没有文化可以去攻读大学，也错过了当学徒工的年龄，二十七八岁的我成了一个谁也不要的“无业游民”。后来就在一家乡办小厂当看门的。那时我虽然政治上“翻身”了，但人们却已经开始更多关心物质、关心致富了。我呢，一个看大门的，既无技术又无文凭，加上几十年的“造反”早把我家的“资本”给彻彻底底地刨光了。我年纪又属高龄，经人介绍与一位农村姑娘结了婚——是一位真正的贫下中农。她不仅出身好，而且她的家一直穷到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有了个传宗接代的儿子，且我心里踏实的是，我的儿子至少有一半血统是革命的进步家庭的。有了孩子后，我才感觉自己的生命才真正开始。可是孩子他妈身体本来就弱，生孩子后又落了病，等第二个孩子会走路时，她就瘫在床上不能动了。从那时起我一个人得管全家四张嘴，日子怎么过来的连我自己现在都说不清，反正这个世上啥样的苦活累活没有我没干过的。命里注定的，有啥法子？但我知道有一点不能耽误，那就是孩子上学的事。我这辈子是没戏了，拿你们城里的话说叫“被耽误了的一代”。我的两个孩子都还出息，大的1995年考上了你们北京这儿的大学，小的考上了合肥一所大学。看到儿子比我有出息，我心里高兴，孩子他妈也高兴。可是我一个人要供两个孩子上大学，还要管家里一个瘫在床上的病人，我知道单靠我原来在厂里看门赚那么三四百块钱是不行的。所以从大儿子考到北京后，我听说北京这儿打工能赚钱多些，于是便来了。第一年我在一个包工队那儿干活，一个月600块钱，管运砖，人家管一顿饭。我就每月自己留100元，给北京的儿子300元，给合肥的儿子200元。但是好景不长，这个包工队在一次给人家施工时出了质量毛病，被解散了。后来我又在亚运村那儿的工地找了一家施工队，可那个包工头心黑，说就给500元，而且不是全额发给大家，每人每月扣100元，说是怕我们半途跑了。400元一月，我的日子就难了，大儿子那儿只能减少成200元，小儿子给150元，自己留50元生活费。50元能够什么用？可这50元我也基本上全部省了下来，我知道儿子在学校有不少事，再说家里还有个瘫在床上的人也得吃呀！包工头很黑，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虽说管饭，可那哪叫饭嘛！早晨是两个馒头，几块咸菜，中午又是两个馒头，多了一盆菜。晚上跟中午差不多，最多把馒头改成面条。那菜从来是不见油星和肉味的，而且长年累月不变样。包工头不怕你不干，用他的话说，在北京想承包一个工程不容易，可两条腿的打工仔是张一个口袋就套进十个八个。再说在他这儿干了一阵你再走，亏的是你自己，因为你这样走是拿不到他所扣下的一分钱。1996年春节刚过，我突发胃病，想不干了，正好大儿子也要放寒假了，我们爷儿俩想一起回老家。可是那包工头就是不同意，说拿钱必须等他的工程完后。我就跟他吵，没用。我只好留下再干，但我的胃越来越不行，一下被工友们送到医院，住了十几天。这时，儿子从家里发来电报，说他娘快不行了。于是我赶紧找到包工头要钱回家，你听人家怎么说？他说你拿什么钱？你看病住院花了我两千多块谁付？我说我是在为你工作时累病住院的，当然你该为我付嘛！他说谁规定的？我说有《劳动法》。他说那你去找《劳动法》要。等我再想跟他理论时，他干脆叫来一帮小流氓把我的铺盖往水塘里一扔，将我赶出了工地。这个时候我又接到了家里的急电，说孩子他妈已经危在旦夕。可这个时候我身上连一张火车票钱都没有呀！咋办？我开始想到孩子的学校去借，后来觉得这不是给孩子丢脸嘛！所以就没去。但几十块钱也不是白白在马路上能捡得到的呀！不瞒你说，我还真一个人偷偷到五洲大酒店、康乐宫门口转悠过，但一个下午没见到过一个子儿，倒是别人把我当做小偷似的轰了好几回。后来我到西单地铁口当了两天真正的乞丐，总算把回家的火车票钱要到了手。那天我上火车时，正是大年初一，从北京开往合肥的车上没几个人，服务员比平时服务态度好多了，她们不时推食品货车过来问你要不要这个买不买那个，我呢，心里想要可口袋里掏不出一分钱，二十来个小时，就吃了对面座位一个下车旅客留下的半截要扔掉的香肠……可是我就这么千里迢迢赶回家，却没有来得及同孩子的妈说上一句话——她在我到家的前一天夜里已经断气了。
办完孩子他妈的丧事，我又欠了一屁股债，可孩子开学又得要钱呀。有一天我看到一则报纸上说有人愿出3万块钱换个肾，我瞒着孩子悄悄到县医院想跟人家商量这事。不知孩子是怎么知道的，赶到医院把我拖了回去。两个儿子哭着说，爸你要是这样做我们就不上大学了。我说那怎么行，我跟人家换肾也是为了你们上大学，你们不能胡想，我就是苦到头，也全是为了你们完成学业。儿子说爸你身体本来就不好，你一旦少一个肾就全完蛋了。无奈，我说那爸就听你们一回，但有一个条件：你们必须保证好好学习，争取多拿些奖学金，我呢也争取再谋个打工机会。孩子们答应了，就这样我们爷仨在家里没等孩子妈“头七”就分别重返北京和合肥。
我到北京后还是打工，开始听儿子劝后想找个轻松点的活，但找来找去都没成。北京这两年外地来京打工的人太多，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又没啥文化，只能到建筑工地上干那些最苦最累的、待遇又最低的活。这一年多里，不瞒你说，我已经挪了七八个地方。孩子现在上大学正是花钱的时候，又是买书，又是买衣服，一个月二三百块钱当然不够，所以我见哪儿钱多、哪儿能当月付工钱的就上那儿。你说苦不苦？当然苦。有时我觉得实在支撑不住了就上医院看看，医生说我的胃病该彻底治一治了，可我说不行，我要是一下不干活了，两个孩子的学业咋办？我现在想，至少等我再拼上那么两三年，让小儿子也念完大学，到那时再说……
“那时……那时你就来不及了！”我们说到这里，打水的儿子已经从外面回来。他一边抹泪，一边又怨起父亲来。
“你知道啥？现在你的任务就是把书念好，有可能明年争取考研究生！”看来这对父子总是谁都说服不了谁。
因为天黑了，所以我不得不与这位学生的父亲告辞。临别时我劝他注意身体，还是要想法把受伤的腿尽快养好。
“他从来对自己的事不在乎，看他那么可怜，我有几次都想退学了，可我知道不能，那样他会一下垮了。”回城的路上，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一直在为父亲低泣着，“他实在太苦、太可怜了。医生已经检查出他的胃上长了个东西……”
“是什么？”我心头一紧，问。
“凶多吉少。”
“那你得劝他休息呀！”
“他能听吗？只要我和弟弟在大学一天，他就是死在工地也不会停下来歇着的……”
这位学生又在悲切地哭泣。我心头也早已难受不堪……
是啊，一个贫困生，后面就是一个贫困的家庭。而每一个贫困的家庭里，又有多少像上面的这些父母们在为了他们子女的前程、为了祖坟上的那棵“弯弯树”而含辛茹苦，甚至不惜用生命的代价，在托筑起一条可以让儿女们完成学业的血路！
这些学生们的父母，有的在把儿女送上大学路时就病倒了，有的没等看到儿女们上完第一个学年回家过春节就离开了人间……虽然他们永远地倒下了，虽然连最后的一面都没来得及见上，然而他们在儿女们的心目中永远是一座不倒的丰碑。
在我采访的诸多贫困大学生中，他们中间几乎十个里面就有三四人的父母或在他们上大学之前就积劳而死，或是在他们上大学的期间不别而逝。因此，这些大学生们对用生命换取自己儿女一张大学文凭的父母们，怀有最强烈和深切的亲情。我见过许多学生或在大学期间、或在毕业时刻写给亡父亡母的悼辞。这里抄下一份，一慰我对那些平凡而伟大的父亲母亲们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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