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藏不忘本 四圣试禅心。 第十三章 传统婚礼的习俗
而给大家说完了古代婚礼，也可以给大大说说现代婚礼，也不是现代，而是近现代吧。
大家都知道，自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特别是我们国家成立以来，我们传统的婚礼受到西方文化很强烈的冲击，许多传统婚礼的元素日渐消失。
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统婚礼从形式到内容就明显的接受了西式风俗。
现在大家一般都是采取了中西合璧的婚礼形式。
也就是新娘一般身穿旗袍或长裙，新郎服有西服、有便服、有满清马褂。
在民国初期，因为国内没有制作婚纱的厂家，有些政府大吏或大商人、大资本家为了赶时髦，便托人重金从国外购得婚纱备其子女婚礼。
这种风潮源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基督教婚礼，蒋介石着黑燕尾服，白色衬衣，条纹西裤，银色领带，雪白手套。
宋美龄穿白色婚纱，拖着银线绣花的白色长沙，令国内无数青年女子仰慕不已。
此后，婚纱便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起来了。
而此前，只有思想进步且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家庭行西式婚礼时才着婚纱。
到1935年后，民国政府倡导新生活运动，集团婚礼又成为当时的时尚，于是又让婚纱更进一步的深入人心。
1935年上海社会局策划组织的集团婚礼中新郎穿黑马褂和蓝袍，胸前戴花。
新娘穿粉色软缎旗袍，头披白色婚纱。
后来的集团婚礼进一步西化，新郎西装革履，新娘白裙白纱。
民国元年通过的民国服饰制度也是以西服为大礼服和常礼服，中式礼服则为满清马褂。
现代中国的婚礼结合了中国传统以及受西方影响的元素。
公民结婚仪式实际上只是到地方政府进行结婚登记，并没有太多的程序，然而喜酒就会举办得非常盛大。
现代中国婚礼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会拍摄婚纱照。
在旧式婚姻，男女双方的结合，率多为媒的之言，父母之命。
上海开埠后，已对此俗加以摒弃和改良，大多是由男女双方，经人介绍，在约定地点，互看人选。此谓之“相亲”。
也有男女双方自己结识之后，约定地点，请双方家长来识看一下，也称之为“相亲”。
双方相看满意后，还要挽请德高望重者来作媒人正式说合，由于此媒人实际并不担任介绍作用，故被称作“现成媒人”，从中亦可见“婚嫁必得有三媒六证”之旧俗的影响。
女家表示同意后，男家便要行“小礼”，俗称“裁红”，其中便要送上未来姑爷的生辰八字等。
再隔一段相当的日子，男家又要行“盘礼”，并宴请亲友，藉此向亲邻告之婚事已定。
此外婚礼中还有许多禁忌，像是一、忌于鬼月农历七月完婚。
二、忌于农历六月完婚，因有半月妻的意思。
三、安床时，要把床置放正位，忌与桌子衣橱或任何物件的尖角相对。
四、床位安好后至新婚夜前夕，准新郎忌一个人独睡新床，如无可避免，可找一位大生肖及未成年的男童陪睡。
五、订婚当天，不管天气有多热，所有参加订婚的宾客都不可以煽扇子，否则会有拆散的意思。
六、订婚之文定喜宴完毕后，双方都不可以说再见，否则会有再婚的意思。
七、新娘子结婚当天所穿的礼服忌有袋口，以免带走娘家财运。
八、新娘子离开娘家时，哭得愈厉害愈好，取“哭发哭发，不哭不发”的意思。
九、结婚当天，新娘子出门时，姑嫂均要回避，不能相送;因为“姑”跟“孤”同音，而“嫂”跟“扫”同音，都是不吉利的词汇。
十、在迎娶途中，如遇到另一队迎娶车队，叫“喜冲喜”，会抵消彼此的福份，所以必需互放鞭炮，或由双方媒人交换花朵，以化解之。
十一、结婚当天，任何人都不可以接触到新床，直至晚上就寝;新娘当天更不可碰到床边。
十二、结婚当天，新娘子不可躺下，不然会有“一年到晚都病倒床上”的意思。
十三、因小孩容易哭，所以小孩应避免进入结婚礼堂，因为在礼堂哭是不吉利。
十四、礼堂忌用鲜花，因为鲜花容易淍谢，只有莲招花和石榴花不忌。
十五、新娘进男家门时，忌脚踏门坎，应要跨过去。
十六、凡是生肖属“虎”的人或寡妇，不宜观礼及进新房。
十七、新娘子不宜踏到新郎的鞋，因有羞夫之意。
十八、三朝回门当天，新婚夫妇必须于日落前离开娘家，绝对不可留在娘家过。
万一有特殊原因不能回家，夫妻二人也要分开睡，以免冲撞娘家令娘家倒霉。
十九、新婚4个月内，忌参加任何的婚丧喜庆。
二十、新婚4个月内，忌在外过夜。
此外还有许多地方的特俗习俗，像是江浙一代，媒人在“相看”过男女双方品貌后，婚俗礼仪要行“文定”礼，交换男女双方各自的生辰八字，男方把聘礼交给女方当面点清。
聘礼多是各地土特产，桑麻织物，绩罗绸缎，茶叶及礼金等。
女方的嫁妆则是越多越好，并借机来炫耀自家的财富，婚礼及其后的拜见礼等与北方大同小异。
到了东北的话，东北三省的婚礼习俗和京津地区有些类似，但也不全相同。
东北三省的“小定”礼，需要女方到男方家参加送礼和摆设的酒席。
在酒席中需要交换“龙凤帖”，男方还需赠给女方一枚金戒指当作定情物。
此外还需要准备四样礼物，即鸡一只;鸡蛋八十到一百个;红糖两斤;粉条两斤。
定下婚礼日期后要过“大定”，其中包括了四季服饰、首饰、馒头、酒等等。
迎娶的前一天，是女方送嫁妆之日，嫁妆多为衣物、家具、首饰等等。
至于京津地区的话，因为京津地区融合了我国多个民族的文化，所以婚礼习俗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可分为北礼、南礼、旗礼、汉礼四种。
到这个纪初，南礼逐渐融人北礼，形成北京婚礼特色。
传统的结婚，先由媒人到女方家提亲，双方认可这门亲事后，下一步就是“小定”礼。
“小定”礼的多少有男方的财力决定，大多是四盒礼。
在婚礼的日子选定之后，就是“大定”，“大定”除“龙凤帖”之外，还需要有衣料首饰、酒肉、面食和水果四包礼物。
以及湖广地区，媒人在“合年庚”、看八字，并经两方家长同意亲事后，由媒人代换龙凤帖，同时男方应下“小聘”礼，即一只金戒指、耳环，一对金石榴，以及聘金、槟榔、礼饼等。
女方在收到聘礼后，回以文房四宝、松糕等。
待迎娶前，男方还要下“大聘”，俗语称“行茶”。
“行茶”时男方应准备好礼金、礼饼、烟酒、海味、鱼肉等，女方如数接收后，回以衣物、鞋帽、饼、糖之类，并商定双方婚礼日期。
除了这些的独具特色的习俗外，其实婚礼还有许多陋习，像是前文简单提过的闹洞房。
众所周知，闹洞房差不多是婚礼的最后程序，也是任何婚礼都不可少的内容，它可以说是一场婚礼的最热闹的部分，也是最有趣的节目。
简而言之，就是新婚之夜，亲戚朋友围坐房中，对新娘百般戏谑，称之为“闹房”、“戏新娘”。
其实闹洞房本身没什么，之所以说它是陋习，就是有时候会闹的太过，闹出不好的事情来。
因为闹洞房闹的方式各种各样，各地有同有异。
总括起来可分为文闹和武闹两种。
文闹算是属于比较文雅的方式了，往往都是向新娘出谜语、对对子，请其讲述恋爱经历及平常不见于口的男女之事，在一些地方有称“说令子”，妙趣横生，迫使新娘无法对答而大出洋相，借以取乐。
“是夕，好事者多以谈谐语编为词调，强使新妇歌之，名曰‘闹房’。近则变本加厉，庆贺之忱出以戏谑，抑失礼之甚矣。”
至于武闹的话，则是使用较为粗野的方式了，不仅口出秽言，还对新娘动手动脚，颇有恶作剧的性质，甚至有时比这还过分。
闹洞房时，平辈的、晚辈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纷纷拥入新房，喜笑逗乐，尤其是新郎的朋友，他们极尽所能，想出种种方式，让新娘当众表演，以逗乐取笑，俗话说“三日没大小”，除了爹妈都能闹。
这期间，人们之间随随便便的关系是礼俗所允许的，很多禁忌都被解除了，颇似西方文化中的狂欢节。
因此，无论如何戏闹，如何难以接受，新娘是万万不能反目生气的。
如若气走了闹洞房的人，将被视为是新娘的任性，人缘不好，日后的光景就不会好过。
闹洞房是对新婚夫妻的一种祝贺方式。
当然，在民间认为，闹洞房在功能上是对新婚夫妻的考验，包括机智与耐心，原本是一种“关口考验”，但在民间往往行之过分，所以成为了陋俗。
闹洞房的习俗起源甚古，《汉书》记载“燕地嫁娶之夕，男女无别，仅以为荣。”闹房之俗可能起源于“听房”。
在新婚之夜，亲朋好友在洞房窗外窃听新媳妇的言语和动作，人们感兴趣的无非就是男欢女爱之事。
从性心理的角度讲，这种举动似乎正是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意淫”之举。
以后逐渐演变成为戏弄新娘的闹洞房。
此种风俗行至唐代，风行民间，不但男方亲属，贺宾客朋都有戏弄新娘的权利，连不相干的陌生人，也可以中途阻拦，品头论足，抚摸取笑，需索于难。
这种习俗由古至今，已由个人行为变为集体行为。
综观闹洞房之俗，驱动人们听房、闹洞房的心理动机是复杂的
此外还有洞房验贞，这也是一种很不好的习俗，因为在中国，唯爱鼓掌的行为是一种受习俗高度制约的行为。
人们不仅对公开的、合法的“鼓掌”关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且习俗的规范试图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缝隙之中。
像是在《诗经》中，我们可以谈到许多妇女与情人们私奔的故事，至少在孔子时代，社会上层中，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之混乱多少有如堕落的罗马时代。
当时离婚很容易，再婚也并不难，少女的纯洁还不是人们特别关心的问题。
然而，随着儒学的兴起，特别是宋代的理学泛滥之后，妇女被认为要对社会道德负起责任，理学家们强迫妇女生活在禁闭的世界里，寡妇再嫁是道德上的罪恶，极其珍视妇女的纯洁。
此后，中国人对于妇女纯洁的崇拜也就成了一种心理上的痴迷。
这种痴迷的一个恶劣的例子便是所谓的“洞房验贞”。
这种习俗把新娘子的纯洁与否，变成了一种当场验明并有众人在一旁作证的赤果果检验。
而且可悲的是，新郎并不以为这是对自己情感的亵读，新娘也不觉得是对自身人格的侮辱。
习俗已经扭曲了人们的心灵。
洞房验贞的习俗在民间被称作“验红”、“授巾”，古已有之。
一般是在结婚之日，由新娘之母送给女儿或者女婿的白色巾帕，以为初行房事时之用，民间也称“喜帕”。
旧时，历朝定婚礼，都有授巾之礼。
有的地方如广东，授巾之后，新郎新娘关门入室，云雨一番，而新郎的父母亲友则在门外静候，风流之后，新郎手捧朱盘，盘内放着所授之巾，盖以红帕，其所示新娘为新红，众人皆大欢喜，纷纷表示祝贺，并以烧猪送于新娘娘家。
在此之前，娘家人一直揣惴不安，惟恐新娘不见红。
由于验红成为检验新娘是否纯洁的唯一标准，所以一旦未见其红，新郎与家人便要归因于新娘不贞，至少在心理上要产生很大的猜忌与不和，形成隔膜。
轻者使新娘无言以对，受辱终生，在婆家和丈夫面前无地位，重者由媒人遣送女子返回娘家。
重视新娘身心纯洁，是中国社会的普遍观念。
而且善于观察的一帮变态文人们还把这种陋习赋予了浪漫的情调。
像是王实甫的《西厢记》在记述了张生与崔莺莺的幽会之后，特别提及香巾，他写道。
“春罗儿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灯下低睛觑，胸前着肉揣，畅奇哉，浑身通泰，不知春从何处来。”
就连剧作家汤显祖在其《邯郸梦》那颇具艳丽色彩的对白中也写到。
“好夫妻进洞房花烛，……大河犯客槎，猛擒拿，无媒织女容招嫁。休计挂，没嗟呀，多喜檀郎蘸眼惊红乍，美人带笑吹银蜡。今宵同睡碧窗纱，明朝看取香罗帕。”
陶宗仪的《辍耕录》记载了一个人娶新娘后未见红，于是文人袁可潜赠与如梦令一首“今夜盛排宴筵，准拟灵芳一遍，春已去时，问甚红深红浅，不见，不见，还你一方白绢。”
好在值得庆幸的是，如今这种陋习已经不多见了，算是时代的进步吧，大家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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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自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特别是我们国家成立以来，我们传统的婚礼受到西方文化很强烈的冲击，许多传统婚礼的元素日渐消失。
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统婚礼从形式到内容就明显的接受了西式风俗。
现在大家一般都是采取了中西合璧的婚礼形式。
也就是新娘一般身穿旗袍或长裙，新郎服有西服、有便服、有满清马褂。
在民国初期，因为国内没有制作婚纱的厂家，有些政府大吏或大商人、大资本家为了赶时髦，便托人重金从国外购得婚纱备其子女婚礼。
这种风潮源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基督教婚礼，蒋介石着黑燕尾服，白色衬衣，条纹西裤，银色领带，雪白手套。
宋美龄穿白色婚纱，拖着银线绣花的白色长沙，令国内无数青年女子仰慕不已。
此后，婚纱便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起来了。
而此前，只有思想进步且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家庭行西式婚礼时才着婚纱。
到1935年后，民国政府倡导新生活运动，集团婚礼又成为当时的时尚，于是又让婚纱更进一步的深入人心。
1935年上海社会局策划组织的集团婚礼中新郎穿黑马褂和蓝袍，胸前戴花。
新娘穿粉色软缎旗袍，头披白色婚纱。
后来的集团婚礼进一步西化，新郎西装革履，新娘白裙白纱。
民国元年通过的民国服饰制度也是以西服为大礼服和常礼服，中式礼服则为满清马褂。
现代中国的婚礼结合了中国传统以及受西方影响的元素。
公民结婚仪式实际上只是到地方政府进行结婚登记，并没有太多的程序，然而喜酒就会举办得非常盛大。
现代中国婚礼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会拍摄婚纱照。
在旧式婚姻，男女双方的结合，率多为媒的之言，父母之命。
上海开埠后，已对此俗加以摒弃和改良，大多是由男女双方，经人介绍，在约定地点，互看人选。此谓之“相亲”。
也有男女双方自己结识之后，约定地点，请双方家长来识看一下，也称之为“相亲”。
双方相看满意后，还要挽请德高望重者来作媒人正式说合，由于此媒人实际并不担任介绍作用，故被称作“现成媒人”，从中亦可见“婚嫁必得有三媒六证”之旧俗的影响。
女家表示同意后，男家便要行“小礼”，俗称“裁红”，其中便要送上未来姑爷的生辰八字等。
再隔一段相当的日子，男家又要行“盘礼”，并宴请亲友，藉此向亲邻告之婚事已定。
此外婚礼中还有许多禁忌，像是一、忌于鬼月农历七月完婚。
二、忌于农历六月完婚，因有半月妻的意思。
三、安床时，要把床置放正位，忌与桌子衣橱或任何物件的尖角相对。
四、床位安好后至新婚夜前夕，准新郎忌一个人独睡新床，如无可避免，可找一位大生肖及未成年的男童陪睡。
五、订婚当天，不管天气有多热，所有参加订婚的宾客都不可以煽扇子，否则会有拆散的意思。
六、订婚之文定喜宴完毕后，双方都不可以说再见，否则会有再婚的意思。
七、新娘子结婚当天所穿的礼服忌有袋口，以免带走娘家财运。
八、新娘子离开娘家时，哭得愈厉害愈好，取“哭发哭发，不哭不发”的意思。
九、结婚当天，新娘子出门时，姑嫂均要回避，不能相送;因为“姑”跟“孤”同音，而“嫂”跟“扫”同音，都是不吉利的词汇。
十、在迎娶途中，如遇到另一队迎娶车队，叫“喜冲喜”，会抵消彼此的福份，所以必需互放鞭炮，或由双方媒人交换花朵，以化解之。
十一、结婚当天，任何人都不可以接触到新床，直至晚上就寝;新娘当天更不可碰到床边。
十二、结婚当天，新娘子不可躺下，不然会有“一年到晚都病倒床上”的意思。
十三、因小孩容易哭，所以小孩应避免进入结婚礼堂，因为在礼堂哭是不吉利。
十四、礼堂忌用鲜花，因为鲜花容易淍谢，只有莲招花和石榴花不忌。
十五、新娘进男家门时，忌脚踏门坎，应要跨过去。
十六、凡是生肖属“虎”的人或寡妇，不宜观礼及进新房。
十七、新娘子不宜踏到新郎的鞋，因有羞夫之意。
十八、三朝回门当天，新婚夫妇必须于日落前离开娘家，绝对不可留在娘家过。
万一有特殊原因不能回家，夫妻二人也要分开睡，以免冲撞娘家令娘家倒霉。
十九、新婚4个月内，忌参加任何的婚丧喜庆。
二十、新婚4个月内，忌在外过夜。
此外还有许多地方的特俗习俗，像是江浙一代，媒人在“相看”过男女双方品貌后，婚俗礼仪要行“文定”礼，交换男女双方各自的生辰八字，男方把聘礼交给女方当面点清。
聘礼多是各地土特产，桑麻织物，绩罗绸缎，茶叶及礼金等。
女方的嫁妆则是越多越好，并借机来炫耀自家的财富，婚礼及其后的拜见礼等与北方大同小异。
到了东北的话，东北三省的婚礼习俗和京津地区有些类似，但也不全相同。
东北三省的“小定”礼，需要女方到男方家参加送礼和摆设的酒席。
在酒席中需要交换“龙凤帖”，男方还需赠给女方一枚金戒指当作定情物。
此外还需要准备四样礼物，即鸡一只;鸡蛋八十到一百个;红糖两斤;粉条两斤。
定下婚礼日期后要过“大定”，其中包括了四季服饰、首饰、馒头、酒等等。
迎娶的前一天，是女方送嫁妆之日，嫁妆多为衣物、家具、首饰等等。
至于京津地区的话，因为京津地区融合了我国多个民族的文化，所以婚礼习俗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可分为北礼、南礼、旗礼、汉礼四种。
到这个纪初，南礼逐渐融人北礼，形成北京婚礼特色。
传统的结婚，先由媒人到女方家提亲，双方认可这门亲事后，下一步就是“小定”礼。
“小定”礼的多少有男方的财力决定，大多是四盒礼。
在婚礼的日子选定之后，就是“大定”，“大定”除“龙凤帖”之外，还需要有衣料首饰、酒肉、面食和水果四包礼物。
以及湖广地区，媒人在“合年庚”、看八字，并经两方家长同意亲事后，由媒人代换龙凤帖，同时男方应下“小聘”礼，即一只金戒指、耳环，一对金石榴，以及聘金、槟榔、礼饼等。
女方在收到聘礼后，回以文房四宝、松糕等。
待迎娶前，男方还要下“大聘”，俗语称“行茶”。
“行茶”时男方应准备好礼金、礼饼、烟酒、海味、鱼肉等，女方如数接收后，回以衣物、鞋帽、饼、糖之类，并商定双方婚礼日期。
除了这些的独具特色的习俗外，其实婚礼还有许多陋习，像是前文简单提过的闹洞房。
众所周知，闹洞房差不多是婚礼的最后程序，也是任何婚礼都不可少的内容，它可以说是一场婚礼的最热闹的部分，也是最有趣的节目。
简而言之，就是新婚之夜，亲戚朋友围坐房中，对新娘百般戏谑，称之为“闹房”、“戏新娘”。
其实闹洞房本身没什么，之所以说它是陋习，就是有时候会闹的太过，闹出不好的事情来。
因为闹洞房闹的方式各种各样，各地有同有异。
总括起来可分为文闹和武闹两种。
文闹算是属于比较文雅的方式了，往往都是向新娘出谜语、对对子，请其讲述恋爱经历及平常不见于口的男女之事，在一些地方有称“说令子”，妙趣横生，迫使新娘无法对答而大出洋相，借以取乐。
“是夕，好事者多以谈谐语编为词调，强使新妇歌之，名曰‘闹房’。近则变本加厉，庆贺之忱出以戏谑，抑失礼之甚矣。”
至于武闹的话，则是使用较为粗野的方式了，不仅口出秽言，还对新娘动手动脚，颇有恶作剧的性质，甚至有时比这还过分。
闹洞房时，平辈的、晚辈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纷纷拥入新房，喜笑逗乐，尤其是新郎的朋友，他们极尽所能，想出种种方式，让新娘当众表演，以逗乐取笑，俗话说“三日没大小”，除了爹妈都能闹。
这期间，人们之间随随便便的关系是礼俗所允许的，很多禁忌都被解除了，颇似西方文化中的狂欢节。
因此，无论如何戏闹，如何难以接受，新娘是万万不能反目生气的。
如若气走了闹洞房的人，将被视为是新娘的任性，人缘不好，日后的光景就不会好过。
闹洞房是对新婚夫妻的一种祝贺方式。
当然，在民间认为，闹洞房在功能上是对新婚夫妻的考验，包括机智与耐心，原本是一种“关口考验”，但在民间往往行之过分，所以成为了陋俗。
闹洞房的习俗起源甚古，《汉书》记载“燕地嫁娶之夕，男女无别，仅以为荣。”闹房之俗可能起源于“听房”。
在新婚之夜，亲朋好友在洞房窗外窃听新媳妇的言语和动作，人们感兴趣的无非就是男欢女爱之事。
从性心理的角度讲，这种举动似乎正是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意淫”之举。
以后逐渐演变成为戏弄新娘的闹洞房。
此种风俗行至唐代，风行民间，不但男方亲属，贺宾客朋都有戏弄新娘的权利，连不相干的陌生人，也可以中途阻拦，品头论足，抚摸取笑，需索于难。
这种习俗由古至今，已由个人行为变为集体行为。
综观闹洞房之俗，驱动人们听房、闹洞房的心理动机是复杂的
此外还有洞房验贞，这也是一种很不好的习俗，因为在中国，唯爱鼓掌的行为是一种受习俗高度制约的行为。
人们不仅对公开的、合法的“鼓掌”关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且习俗的规范试图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缝隙之中。
像是在《诗经》中，我们可以谈到许多妇女与情人们私奔的故事，至少在孔子时代，社会上层中，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之混乱多少有如堕落的罗马时代。
当时离婚很容易，再婚也并不难，少女的纯洁还不是人们特别关心的问题。
然而，随着儒学的兴起，特别是宋代的理学泛滥之后，妇女被认为要对社会道德负起责任，理学家们强迫妇女生活在禁闭的世界里，寡妇再嫁是道德上的罪恶，极其珍视妇女的纯洁。
此后，中国人对于妇女纯洁的崇拜也就成了一种心理上的痴迷。
这种痴迷的一个恶劣的例子便是所谓的“洞房验贞”。
这种习俗把新娘子的纯洁与否，变成了一种当场验明并有众人在一旁作证的赤果果检验。
而且可悲的是，新郎并不以为这是对自己情感的亵读，新娘也不觉得是对自身人格的侮辱。
习俗已经扭曲了人们的心灵。
洞房验贞的习俗在民间被称作“验红”、“授巾”，古已有之。
一般是在结婚之日，由新娘之母送给女儿或者女婿的白色巾帕，以为初行房事时之用，民间也称“喜帕”。
旧时，历朝定婚礼，都有授巾之礼。
有的地方如广东，授巾之后，新郎新娘关门入室，云雨一番，而新郎的父母亲友则在门外静候，风流之后，新郎手捧朱盘，盘内放着所授之巾，盖以红帕，其所示新娘为新红，众人皆大欢喜，纷纷表示祝贺，并以烧猪送于新娘娘家。
在此之前，娘家人一直揣惴不安，惟恐新娘不见红。
由于验红成为检验新娘是否纯洁的唯一标准，所以一旦未见其红，新郎与家人便要归因于新娘不贞，至少在心理上要产生很大的猜忌与不和，形成隔膜。
轻者使新娘无言以对，受辱终生，在婆家和丈夫面前无地位，重者由媒人遣送女子返回娘家。
重视新娘身心纯洁，是中国社会的普遍观念。
而且善于观察的一帮变态文人们还把这种陋习赋予了浪漫的情调。
像是王实甫的《西厢记》在记述了张生与崔莺莺的幽会之后，特别提及香巾，他写道。
“春罗儿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灯下低睛觑，胸前着肉揣，畅奇哉，浑身通泰，不知春从何处来。”
就连剧作家汤显祖在其《邯郸梦》那颇具艳丽色彩的对白中也写到。
“好夫妻进洞房花烛，……大河犯客槎，猛擒拿，无媒织女容招嫁。休计挂，没嗟呀，多喜檀郎蘸眼惊红乍，美人带笑吹银蜡。今宵同睡碧窗纱，明朝看取香罗帕。”
陶宗仪的《辍耕录》记载了一个人娶新娘后未见红，于是文人袁可潜赠与如梦令一首“今夜盛排宴筵，准拟灵芳一遍，春已去时，问甚红深红浅，不见，不见，还你一方白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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