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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军陈大喜》正文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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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写完。写书期间经历了太多，一拖再拖。

  纵观太平天国起义，历史上有太多人对其评价。总的来讲，他们目标明确，就是要取代大清王朝,行军阵线分明，从刚开始的势如破竹，到后来的连连失利。除了内部勾心斗角之外，他们的规章制度也是有极大问题的。再如捻军，前期小民思想极为严重，没有大的眼光，战略意识不高，内斗频繁，见风使舵者甚多，捻军不怕打就怕围，一被围困就慌乱等着被灭或投降。后期由于领导人决策失误，也导致迅速失败。

  捻军陈大喜，豫王之称号有多种来历：1说是张乐行所封 2说是洪秀全所封 3说是赖文光所封 4说是陈大喜自称豫王 5说是陈大喜在平舆街起义前后，由周边府县捻军头领以豫王称之（没有人封，别人为了恭敬直接叫的）。并且，很多文献中，并没有和陈大喜有关的描述。例如和张乐行结拜、和太平军联军、杀僧王等都没有陈大喜的描述。不过在地方县志中却有相关的记载。纵观陈大喜一生，其实也是非常紧慎，能不反就不反，做黑社会总比做反贼强。但后来，由于声势浩大，和张乐行一样被推为总头领了，不得不反。关于陈大喜的下落，也有以下几种说法： 1杀死僧格林沁后，便下落不明，也就是我写的这本书的说法，年老逝世后被后人带回陈家寨（老围子村安葬）。 2杀死僧格林沁后，在山东曹州被俘后杀害。 31866年与梁洪胜的战斗中被枪弹击中，逃至安徽太和伤重死亡埋于孔庙井内。 4曹州大战之后曾国藩围剿陈大喜，陈大喜转战于河南、湖北，于年底病于唐河，次年春死于光山白雀园。 5和曾国藩战斗失败，化装逃走，后在津京一带参加义和团，在与洋鬼子作战中战死，其尸体运回平舆故里安葬。今老围子村有陈大喜墓。

  功过各人有说。小可才疏学浅，不再妄加评价，只好引用一些文字，让大家自行评判。

  以下文字为引用他人文章，但找不到正确作者名号。

  如下：

  比如没有明确的纲领，领导集团决策失误，没有长远眼光，领袖没有足够的凝聚力和决断力、领导层尔虞我诈、贪腐、好色、好杀戮等等，然而，导致这个政权迅速瓦解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腐败。

  太平军进入天京（今南京）后，就广为宣扬两句话：“正是万国来朝之候，大兴土木之时。”其实当时根本没有一国来朝，而大兴土木却是从大军进城第二个月就开始了。自洪秀全以下，各个封王纷纷大造宫殿，一个赛一个奢侈。

  以洪秀全的天王府为例。整个宫殿群以原两江总督署为基础，拆毁万余间民宅，向外扩展十里。每天参与工作的建筑工人达万余，主要是征用没有随军的妇女、老人，工匠则是专门从安徽、湖北招募来的且都是无偿劳动。天王府一共修建了两次。第一期工程半年即建成，可惜被突起的大火烧毁了一部分。于是，次年正月又开始了第二期工程。两期工程所用的砖石木料都是从明故宫、庙宇、民房拆取搬来的，可谓劳民伤财。本来还有第三期的天王府工程，计划扩建到周围的二十里，但因局势动荡未能实施。

  天王府的防卫甚是严格，四周有三丈高的黄墙环绕的宫殿群，宫墙外面是一道深宽各二丈的御沟，沟上有三孔石桥称五龙桥供行人进出往来。过桥迎面第一道大门为天朝门，门外悬挂着十余丈的黄绸，上有天王洪秀全御笔手书五尺大的朱字诏令：“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云中雪。”意思是说，大臣等闲杂人等，到了天朝门时就别往前走了，有天王的诏书才可以进去，否则就别怪我杀人了。云中雪是太平军形容“杀头”的隐语。

  天王宫的装修极为华丽。据史料记载，这座宫殿内雕梁画栋，用黄金作装饰，绘以五彩，门窗用绸缎裱糊，墙壁用泥金彩画，取大理石铺地。天王所用王冠、浴盆、夜壶等许多器皿俱以金造。宫中奇珍异宝无数。

  独天王，诸王与各级官员的腐败也不逊色。各王都纷纷修造自己的王府，驻外的也不例外。东王杨秀清的府第同样富丽堂皇，尤其是所藏珍宝，甚至超过了天王府。即使到了王朝的后期，讲求排场的恶习依然没改。如忠王李秀成驻扎在苏州，一直与敌人紧张作战，但忠王府一直没有停止装修，直到苏州城陷落前夕仍在动工。其豪华程度令人惊叹，据说仅次于天王府，连后来进占苏州的李鸿章看到后都叹为观止。

  在大兴土木的同时，天京诸王豪贵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争奢赛富，大讲排场。如舆马定制，最底层的管辖二十五人的“两司马”就可以乘四人抬的黑轿，以上官员的规格层层加大，到东王杨秀清时，每次出行要乘四十八人抬的大黄轿，夏日乘轿下设玻璃器皿注水养金鱼的水轿，每次出行时前后仪仗长达数里。而天王洪秀全自从进京后再不踏出宫门，但宫内有美女牵的金车，宫外常备六十四人抬龙凤黄舆。为了配合豪华的排场，宫内专设典天舆一千人、典天马一百人，还有典天锣、典天乐……等等，奢侈至极。

  天朝各官员的奢侈腐败还表现在穿戴装饰上，普通官员的一顶王冠，一件衣袍就可抵一个中产之家的全部财产。而天王洪秀全的金纽扣和八斤重的金冠，更是无价之宝。

  争吃争穿争排场的现象是全国范围内的，除了诸王，参与者还包括朝里朝外文武各级官员三十一万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王亲国戚和洪秀全起事时的功勋兄弟。如此庞大的蛀虫队伍，很快就把掠夺来的金山银海挖空吸干了。

  当时在天京北王府典舆衙内潜伏着一个清廷间谍，他是当书手的张继庚。张继庚在1853年9月向清军统帅向荣投送的第一封情报中讲到太平天国的库存金银情况，他写道：“伪圣库初破城时运存一千八百余万两，此时只有八百余万两。”两个月后投送的第六封情报又说：“伪圣库前九月禀报时尚存八百余万两，现只存百余万两不足，不知其用何以如是浪费？”

  被如此空前的奢靡风气所笼罩，太平天国想不亡都难。

  太平天国的前身是1843年创立的“拜上帝会”，倡导“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然而，太平天国对妇女的压迫却是前所未有的。

  太平天国实行一夫多妻制，至于有多少，则没有限制。东王杨秀清在答复美国人的一份外事文书中就公开承认：“兄弟聘娶妻妾，婚姻天定，多少听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妻妾。天王洪秀全拥有的妻妾倒是有准确的数字：金田起义后不久十五人，一年后占领小小的永安后就增加到三十六人。进天京后，甚至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俱备天王选用”。到1864年太平军败亡时，幼天王洪福瑱被俘后的口供中说：“我现年十六岁，老天王是我父亲。我有八十八（也有说法是一百零八）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我九岁时就给我四个妻子。”这里，就算天王只有八十八个后妃，也已远远超过了历代封建帝王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后妃的人数了。

  洪秀全因为妻妾太多，记不清名字，干脆给她们编号，还写了几百首管教妻妾的《天王诗》，其中规定了许多奇怪的清规戒律，如禁止女子抬头看他，“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均引自《天父诗》）

  洪秀全可以说是将皇帝和教主对妇女的占有发展到了极致。英国翻译兼代理宁波领事富礼赐在其所著的《天京游记》中提到，有一次他在王宫前调查时，忽然间声音杂起，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交作，原来是天王进膳的时间，直至膳毕，这些声音才停止。此时：“圣门半开，好些软弱可怜的女子或进或出，各提盘碗筷子及其他用品，以侍候御膳用。各种物品大都是金制的。”天王有王冠，以纯金制成，重八斤；又有金制项链一串，亦重八斤。他的绣金龙袍亦有金纽。他由内宫升大殿临朝，亦乘金车，名为圣龙车，用美女手牵而走。

  上行下效，一国之主的天王尚且如此，下面的官员也好不到哪里。这个时候，我们丝毫看不到太平天国教条中所倡导的“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只有对妇女的绝对权威和压制。

  太平军的杀戮也过于严重。洪秀全本人为人暴虐，还未当天王时，就经常将妻子打得半死。在天王的带领下，太平军杀人如割草，只看太平军如何除“妖人”的就可见一斑。

  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医生、店员、艺人，都被太平军视为妖人。太平军辨别妖人的方法极是荒谬：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都被指作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有些人不堪刑讯自认是妖被杀，还有一些人干脆自杀。对于满族百姓，更是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杀光。不少汉族大小官员、绅士、读书人，逃不掉又不愿死在太平军手里的，全家便一同自杀。

  在太平军内部，大家互相残杀起来也绝不心慈手软。对于违反天条、禁令的太平军将士，大多数被斩首。对于“反叛通妖”的，更是处以“点天灯”、“五马分尸”极刑。搞得广大太平军成为没有思想感情，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人的尊严的“三无”工具。诸王之间更是全然不讲情谊。

  如洪秀全与杨秀清内讧，不但杀了杨全家，还将杨的部下两万多人统统杀掉。接着又让韦昌辉杀了石达开的全部家属，随后，慑于石达开的威信又杀了韦昌辉。整个内部毫无仁爱信义可言。

  太平天国从建都天京之日起，以天王洪秀全为首的领袖层就集体丧失了进取心，实行无为而治。作为第一领袖的洪秀全，其腐败不但表现在生活的糜烂上，在证治上也是一塌糊涂。在起义后的十几年里，洪秀全多数时间生活在虚幻的世界中。他从1853年3月进入天京到1864年6月五十二岁时自杀（一说饥饿病死），十一年中从未迈出过天京城门一步，只有一次坐六十四人抬的大轿出宫，去看望生病的东王杨秀清。其余时间都在他的天王府里，享受着极具威仪和奢华的帝王生活。

  1864年，当淮军和湘军包围了天京以后，李秀成等一些较为清醒的将领劝说洪秀全突围再求发展时，他不但拒绝突围，还幻想天兵天将来帮助他。直到天京即将告破前，他还说自己的江山是“铁桶江山”，幻想着“朕之天兵过于水，何惧曾妖乎”（曾妖指曾国藩）。试想，这样一个整天生活在虚幻生活中，腐败透顶的领袖，怎么可能领导太平天国走向最后的胜利。

  太平天国的封建等级之森严，也是史所罕见的。君臣上下之间称呼、服饰等个方面都有严格规定，违者都要受到惩罚。在洪秀全旨准颁行的《幼学诗》中充满“生杀由天子”、“王独操威柄”的帝王思想。洪秀全本人以“朕”自称，自比“太阳”、“日头”。太平天国还给诸位王排定座次，依次为：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王长兄洪仁发，巨王洪和元，长王洪瑞元，王次兄洪仁达，次王洪锦元，天四驸马黄栋梁，天西驸马黄文胜，西王父蒋万兴，南王冯云山，等等，说明太平天国十分讲究上下尊卑。官员朝见天王时必须下跪三呼“万岁”，见王爵则要下跪三呼“千岁”。当诸王外出时，所有官民都必须回避或跪在道路两旁高呼“万岁”或“千岁”，倘若有继续步行者则斩无赦，一些高官也因此受到惩罚。

  当一个政权中所有的人都把精力放在严苛的排座次、讲规矩上时，这样的政权显然不可能长久。

  太平天国的王爷数量之巨也是空前绝后的。太平天国前期共封了五个对起义和建朝有过贡献的外姓王。这五王是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以及翼王石达开。这其中除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战死之外，其他人则死于内讧。天京事变中，东王杨秀清被北王韦昌辉所杀，随后天王洪秀全又捕杀了北王韦昌辉。

  天京事变后五个外姓王就只剩下翼王石达开一个人了。事变后，石达开回朝辅政，受到满朝文武臣民的拥护。此时洪家兄弟不是忙着安定政局，而是急于封王。洪秀全先是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又封其出狱不久的次兄洪仁达为福王，用以牵制石达开。石达开忿然领兵出走，发誓不再回来。此举引起满朝文武臣民的抗议，洪秀全不得不把两个王兄的爵位革掉以谢天下，但还是未能把石达开及其率领的几十万精兵召回天京，从而丧失了一次振兴天国的机会。

  天京事变让太平军损失了几万名精华骨干，加上翼王石达开分裂出走带走了几十万精兵，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形势岌岌可危。此时，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四路围攻安庆，扬言年内攻破天京活捉洪秀全。幸而有新起的青年将领陈玉成在安徽重振军威，与李秀成及捻军合力向敌人反攻，解了安庆之围，保卫了天京上游的门户。陈玉成又回师皖北，大破清军于庐州，活捉了清朝安徽巡抚李孟群，这才把天京事变后两年来十分危急的局势扭转并稳定下来。

  洪秀全鉴于封王兄引起的风波，宣布天朝永远不再封王，在原来的侯之前，增设义、安、福、燕、豫，共六等爵位。天京之围解除后，陈玉成因功被封为成天豫，李秀成被封为合天侯。同时恢复前期的五军主将制，以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其他各个人等也有不同的封赏。不久，陈玉成再次破格被封为成天义，再封为英王。

  这新的爵位的制订及封号，大体上反映了天京事变后，各路太平军的隶属关系，以及按照军事才能而形成的指挥系统，上下悦服，太平天国又一次出现了乱后重建的中兴景象。可是陈玉成被封王却又引起其他有功的战将攀比。首先是驻在浦口防守天京北大门的后军主将李秀成，与他原来的部将、而后叛变投敌的李昭寿秘密通信，被人发现后报到天朝。天王洪秀全骇得不知所措，一面下令封江防变，一面亲书“万古忠义”的手诏把李秀成封为忠王。接着封中军主将杨辅清为辅王、左军主将李世贤为侍王。然而，封王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适得其反。剩下的右军主将韦俊因是韦昌辉之弟受封较晚，一怒之下，率部数万人叛变投敌。

  到了后期，洪秀全给无功、无才、无德的洪氏族人大肆封王，引起他人的强烈不满，互相攀比，纷纷要求封王。几个王兄更是仗势卖官鬻爵，随便滥封。结果，总共封了两千七百多个王，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特权阶层，大大加重了平民百姓的负担。

  这些被封的大大小小洪家王爷成为京城一霸。尤其是当了“京内又正总鉴”的信王洪仁发、“御林兵马哥”勇王洪仁达为首的洪氏家族王党，总揽朝政，横行天京。如他们规定进出城门的人须持“洪氏票”进出，结果，有一次忠王李秀成出城调兵也得拿出十万两银子的买路钱才得出城。又如在天京陷入最后一次重围前，朝中有人建议提前购运粮食回京储备，以备战时之需。但由于进出城门的“洪氏票”价格昂贵，运粮回来后须交纳重税，运粮无利可图，贩运粮食的人不肯去购粮，以致后来天京被围后出现粮荒。此时，洪秀全号召军民吃草，美其名曰“甜露”。他本人就是因吃草生病，无药医治而死（有的记载是服毒自尽）。

  不但滥封王，太平天国的各王、从高官到基层官员如两司马都世袭，打破了封建统治者只袭爵位不袭职位的惯例，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受封为王的人得到封号后，立即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至今浙江还流传说，侍王李世贤出门坐五十四人抬的龙凤黄轿，轿上可以召集部下开会。王爷轿舆所到之处，小官和军民百姓都要回避，回避不及的要就地低首下跪迎送，如果不小心撞了仪仗，轻则杖责，重则斩首。因为当时王爷太多，百姓们迎不胜迎，遂流传出民谣：“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

  这么多的王爷需要大量的杂役服侍，人不够就抓兵拉夫，招降纳叛。反过来为了养兵，为了营造安乐窝，他们又巧立名目，设置各种苛捐杂税，诸如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礼拜捐、门牌税、人头税、犒师费等等，不下二三十种。

  为了敛财致富，新封诸王一个个拥兵自重。当陈玉成为保卫天京上游门户安庆而浴血奋战的危急关头，拥有百万大军的李秀成、李世贤兄弟一心经营其苏浙领地，始终未发一兵一卒前往皖北助战，坐视安庆和庐州相继失守、陈玉成牺牲而不顾。直到庐州失守后十七天，天京再一次陷入湘军重围的时候，李秀成才看到大局动摇的危险性，组织起十三王、六十万大军，救援天京。但因诸王各怀私念而消极畏战，对阵四十六天，竟未把饥病交加的二万湘军打退，借口缺寒衣而各自散去，直到天京沦陷为止，再也没有哪个王来解围了。

  这些王爷们各回到自己的安乐窝，享受荣华富贵，小王不听中王，中王不听大王，最后纷纷叛变。李秀成苦心经营的苏州，也被其叛变投敌的心腹部属四王完整地奉送给李鸿章了。算起来，李秀成也是一个卓越的将领，可是他从占领苏州到苏州失守，仅隔三年半时间。并非他能力不足，是腐败吞噬了他的百万大军。

  李秀成在苏州失守后只率数百亲随狼狈逃回天京，但天京也在半年后失守。他在天京的两座新旧王府被抢后也被大火夷为平地，与天王府一样只落得一片废墟。天京失守时，李秀成保护幼天王突围出城后，与大队离散，孤身逃到方山。当他解下缠在腰上的百宝囊休息时被人发现，宝囊被人哄抢，他也被捉住送到清营成了阶下囚。想来，这个时候，他会为自己当年的贪婪、愚蠢而悔恨吧。

  《红楼梦》中，探春说过一句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唯有从其内部杀死，才是死透了。太平天国就是如此，它不是被清军所灭，而是自己从内部烂死的。

  作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领袖，洪秀全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焦点，同时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他敢于同清王朝腐朽的封建统治做斗争值得肯定，但是后期的一些生活作风问题又让人们厌恶痛觉，过了十几年骄奢阴逸的生活后，于1864年在南京城中死亡，死后不久，清军攻破南京城，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此灭亡，那么洪秀全的5个儿子下场怎么样？这篇文章就和大家聊聊洪秀全的4个儿子（除去夭折的）的结局。

  农民造反的队伍，都比较喜欢杀戮。造反本是杀头的买卖，自己脑袋别在裤腰里闯荡，当然对别人也不大会客气。杀敌对者，是展示自己的威力，杀自己人，则是维系团体立威的必须。绝少有什么“仁义之师”，即使有，也是后来研究者的溢美之词。远的不讲，明末的造反队伍，都以滥杀著名。张献忠自不消说，有着屠川的恶名，李自成其实也比他好不了多少，一直有残杀过甚的名声。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流民，见惯了残忍，也就把残忍当工具，自然，洪杨的事业，也是这样。

  战争过程的残忍和滥杀，两军对垒，彼此都差不多。尤其是久攻不下，一旦得手，每每会有屠城之举。在清军与太平军的交战中，屠城倒是不多见，但破城之后的滥杀，谁也难以避免。夹在中间的民众，被清军指为贼，被太平军指为妖，被滥杀者不知凡几。而清军方面，李鸿章的杀降，臭名昭著，太平军倒没有听说过有这样规模的杀降经历。显然，太平天国的滥杀，不是表现在战场上，而在于平时的统治。

  我们说过，太平天国是一个具有清教意味的农民王朝。禁欲，是这个王朝的特色。正因为如此，许多在他们看来是社会恶习的现象，身在其中的人，都是该杀的。在他们眼中，只有用决然的杀戮，才能制止这些行为。这其中，有一些是所谓的不良行为的载体，比如看风水的堪舆先生，算卦看相的。太平天国规定得很细，有堪舆、卜、筮、祝、命、相的分别，但所有的这些人都在被诛杀之列。

  还有娼妓、女巫、戏子，以及歼淫、赌博、吸烟、吸鸭片的行为人，也免不了一刀。而在清朝，这些行业，包括做娼妓都是合法的，只有吸食鸭片非法，但也不至于判罪，更谈不上杀头。太平天国对于男女之事，防范最严，强奸案中，男的杀掉，女的放走，但如果证明是和奸，则男女一并杀掉。有一段时间，即使合法夫妻同房，都是违法行为，只要被抓住，夫妻双双被杀头，算是违反天条。

  后来丞相以上的高官可以娶妻，下级军官和士兵不许，夫妻同房之禁，也无形中取消了。但歼淫之事却开始泛滥，尤其是后期招来各种土匪兵，更是无法约束。吸烟，甚至吸食鸭片者，也所在皆有，很多太平军的高级军官，都是鸭片鬼。禁欲的禁令，最后就变成了只对弱势者的一种霸道手段。

  当然，作为一个宗教王朝，对其他宗教，除了洋人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之外，概不容情。所以，在天国的境内，所有职业宗教人员，道士、道姑、和尚、尼姑都该杀，没有丝毫存活的余地。太平天国称敌人为妖，所有的妖中，除了清兵之外，就是这些其他宗教的神职人员最可恶。受《劝世良言》的影响，太平天国对于反偶像崇拜，特别积极而且彻底。

  他们把佛道两教的和尚、道士称为生妖，把道观和佛寺里的泥胎神佛，称为死妖，或者一概贬之为“该杀”。比如观音菩萨被称为“观音该杀”，文殊菩萨就是“文殊该杀”。死妖该杀，就是被捣毁、砸烂；生妖该杀，就真是动刀子。但凡太平军所到之处，僧尼道士，莫不闻风逃走，如果不逃走，必定死路一条。这样疯狂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在世界宗教史上，也是罕见的。

  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灭佛的经历，但即使在这种时刻，也不过是强迫僧人还俗而已。对于并无罪过的僧道，见了就一刀杀掉，这样的极端行为，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跟今日的原教旨主义者，倒是有点相似。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太平天国在居民日常管理上的严苛。天国规定，凡是私藏金银者要被杀头。这还可以理解，因为天国实行军事共有主义，禁止有私有财产。只是，不许民众和士兵私藏金银，但位高者却可以大量的拥有。李秀成在天京城破逃走之时，身上就带着大量的珠宝，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些珠宝，暴露了他的身份。

  不仅如此，太平天国还不许私藏剃刀，凡是私藏剃刀者，均属于从人变成了妖的行为，要“定斩不留”。这是因为天国反清，不许剃发，私藏剃刀，有抗命嫌疑，所以要杀。进而，发现有剃发，甚至剃胡须、刮面，都是违法行为，属于“不脱妖气”者，一样“斩首不留”。被判定是妖，必死无疑，连有妖气都不行，连降一格的处罚都没有，就是一个杀字。

  干活不卖力要被杀，辱骂官长者杀，口出怨言者杀，饮酒者杀，编歌谣、讲故事，不合乎教义的，也杀，看了妖书，收藏妖书的也要杀。什么是妖书？所有的书都是妖书，除非天国重新审查过，再度刊印的（这样的书很少）。所有的邪歌、邪戏一概禁止，如有人聚众演戏看戏，“全行斩首”。也就是说，无论看的还是演的，都得死。书籍还可以等天国重新刊印，但戏剧歌谣则连这个盼头都没有，永远见不了天日，谁碰谁死。在这样一个没有娱乐的世界，即使不是读书人，时间长了，也会受不了。

  清朝的死刑，有绞、有斩首，十恶不赦者，才用凌迟。但太平天国的死刑，有点天灯（活活烧死），五马分尸，还有桩沙（把人放在大石臼里舂死）和剥皮，当然也有凌迟。凡是被视为犯了重罪的，都这样大刑伺候。在比残忍方面，造反者一向不弱于统治者。

  这么多的“死刑”，到底由谁来判决执行呢？也有这样案例，天国的人犯了事，逐级上报，最后由东王或者天王裁决。但更多的时候，就是负责官员临场发挥，当场就把人砍了。事实上，如此多可以判人死刑的条款，根本就没办法逐级上报。而且太平天国也没有自己的司法审判制度，连成文的刑律也没有看到过。太平天国的统治，最可怕不是酷刑，也不是杀戮太多，而是随意性。每每都是由大权在握者按自己的意愿发布禁令，一旦触犯就是一刀。

  据旁观的外国传教士看，太平天国根本就没有审判这一说，只要当权者高兴，就可以随意杀人。有的时候，禁令每每是临时起意，禁得毫无意义，而且发布之后，人们并不知情。但是，只要他们高兴，就可以借机杀人。有时抓来了壮丁，一看粮草不够，不由分说，就把人杀了。人是否被杀，往往取决于他碰上的这个太平军的将领精神是否正常。

  人性是有天生弱点的，孟子说，不忍之心人皆有之，其实未必，有的人对于杀戮和残忍有着更大爱好。当这样的“天性”被激发出来，在一段动荡的岁月里，一群好勇斗狠之人，能够得到滥杀的特权，的确具有激励斗志的作用。滥杀的团体，对于一些嗜血的人来说，就是天堂。特别是天国还倡导禁欲，禁欲加上滥杀，对于社会上的性格扭曲的激进人士，有着特别的吸引力。

  对社会上不洁行为的零容忍，是某些极端性格人士的特殊爱好，显然，太平天国给了这些人士一个放肆地施展自己偏好的机会。同时，滥杀还具有“杀鸡儆猴”的威慑作用。恐怖会导致人们的服从，绝对的服从，只要杀戮比较确定地指向“犯规”之人，那么人们不仅会因此而不犯规，而且会盲目顺从。造反者的秩序，每每是恐怖的秩序，为了建立恐怖的秩序，恐怖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况且，但凡农民或者流民造反，本身就是对压迫的反抗，对高等级人群的嫉视和不满，滥杀就是一种最好的发泄方式。

  只是，持续的滥杀，可以制造恐怖，也会制造恐慌，含有敌意的恐慌。在两军对垒之际，只要对方的杀戮少一点，对正常秩序的维护意愿强一点，人们就会跑到对方营垒中去。所谓的得道多助，其实就是敌对的双方，有一方稍微讲规矩一点，杀戮少点，就等于是“得道”了。而反过来，靠持续制造恐怖来维持秩序的一方，最终会被人们抛弃。

  别的不讲，单在经济上，就难以为继。没有人了，哪里来的钱粮呢？太平天国晚期，一样可以聚起百万大军。即使天京陷落，剩余的太平军，也动辄十几万，但往往忽起忽落，严重缺乏战斗力。靠恐怖可以拉来人，但靠恐怖却无法让人为他们玩命作战，只要碰到压力，就会四散逃命。靠恐怖，更没法建立一个正常的经济秩序，用以维持自己的体系。

  1905年以后，孙种山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在赞扬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其不足。他认为，太平天国“只以驱除鞑虏自任，此外无所转移”（《孙种山选集》上，第65页。以下简称《孙种山选集》）。1912年4月，孙于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在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又说：“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孙种山选集》上，第84页）此时，袁世凯已为临时大总统，北洋军阀专制统治正在实施，孙于此时断言太平天国之革命“不能算成功”，是哀其古人，亦痛辛亥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之今也。1924年，孙种山在阐扬三抿主义理论时，对太平天国的失败教训又一次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他认为，太平天国“不懂外交”、“不北伐”、“读书人不赞成”、“大家想做皇帝”，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他们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则是失败的“最大的原因”（《孙种山全集》第9卷第269页）。他深刻地指出：“太平天国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孙种山先生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来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不管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孙种山曾多次说过“洪秀全建设太平天国，所有制度……即完全经济革命主义，亦即俄国今日之均产主义。”（《孙种山选集》上，第439页）“至于共产主义之实行，并非创自俄国。我国数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已实行，且其功效较俄国尤大……”（甘乃光《孙种山全集（分类索引）》第1026页）。孙种山先生还说：他所创立的三抿主义的民生主义是太平天国土地平均的继承，“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但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创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是也。”（《孙种山选集》上，第439页）

  而捻军起义：捻军(包括其他农民军)首领虽然形形色色,但传统的“农民意识”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逼上梁山与自发造反

  捻军起义基本上是逼出来的,一是人祸,二是天灾,为了生存不自觉地走上反抗道路,证治意识十分淡薄。起义之初有意做“白头贼”,有意“重整江山”,推翻清王朝的是极少数。捻军首领中的“梁山好汉”(仁义光棍)占大多数,也有“五浪光棍”(或称“武郎光棍”,即流氓无产者)。由于证治迫害,或生存受到威胁,或寻仇斗杀,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上了“梁山”。

  捻军首领中宋江式的人物不少,虽不是一个模式,被迫造反却有相同之处。张乐行是地方上的大财主,有财有势也有影响,生存并未受到威胁,“初无意作白头贼”。但是,他好勇好斗,做买卖,开赌场,保送私盐,寻仇斗杀,“争光棍”、“撵绵羊”,于是与各种地方势力的冲突日益尖锐起来。

  他又行侠仗义,是地方上有名的“仁义光棍”,归附他的人日众,终于把他逼上反抗道路。这种被迫造反终究是不能持久的,随时表现为证治上的犹豫和动摇,于是他出现两次“受抚投官”。

  自1855年(清咸丰五年)雉河集会盟以后,张乐行成为头面和核心人物,也就骑虎难下,只有义无反顾,造反到底。后来他虽然犯过不少错误,但终归是一位杰出的捻军领袖,以反抗清朝起义始,以英勇就义终。张敏行是因为斗争形势逼迫和张乐行把事件闹大,才把他送上造反的历史舞台。

  龚得树、苏天福等人既因为贫寒,生存受到威胁,也因为卷进各种斗杀冲突之中,走上造反道路。“苏天福事件”是导火线,引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侯士伟受本村地主的证治迫害,又参与斗杀,最后结捻起义,竖起了红旗。刘学渊、刘玉渊则是反抗盐官的压迫和诬陷而结捻起义。

  张宗禹是在与顽固凶狠的父亲发生激烈冲突,无以家还而加入捻军。张龙、陈大喜当初是团练小头目,因受压迫,愤而结捻起义。韩奇峰不愿意造反,是别人把大旗插到他家门口,逼他出来造反的。江台凌、孙葵心则是受人欺侮,险遭砍杀、逮捕而竖旗起事。此外,刘永敬、刘天台、刘天福、李大喜、任乾、任化邦、鹿利科、葛苍龙等,都因贫寒无以为生,被迫结捻起义,成为捻军的首领。除了捻军,河南的联庄会,山东的长枪会等,都是官逼抿反。就是苗沛霖、李昭寿,最初也是遭受证治迫害,与当权势力发生激烈冲突,才铤而走险,发动起义,后来投降了清朝,再反叛也是逼出来的。自发造反,胸无大志,缺少证治意识和证治目标,这是捻军人物的共同特征。正因为如此,他们无法团结起来,形成坚强、统一、浩浩荡荡的武装力量,去共同奋斗,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证治使命。

  二、宗族武装与地域集团

  长期以来,宗族、帮会、社团是民间社会的三大组织形式,对于基层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发挥着重要功能,也是证职斗争的重要工具。近代农民起义除了帮会,如天地会、拜上帝会、白莲教会起着重要的组织发动作用(后期的维新、革命运动则以社团起组织发动作用),宗族组织(以族姓宗祠为核心的血缘性集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捻军起义就是这样组织发动起来的。宗族(家族)是结捻的纽带,扩大一点为宗亲集团。宗亲集团以人成军,举家举族从军。以人成军是宗亲集团(宗族武装)的支柱,人存军存,人死军溃。与宗族武装紧密联系的是地域集团。捻军起义初期,黄旗捻军以张姓为核心,分布在毫州雉河集以北。蓝旗捻军以韩、刘、李、任、陆、张等姓族为主体,以顺和集为中心,地处毫州与宿州之间,其中以刘姓实力最强,地域最宽。白旗捻军的姓族也较多,包括龚、孙、江、王、葛等,地处雉河以南。黑旗捻军姓族更多,包括苏、王、宋、刘、李、杨等,地处雉河集西北。红旗捻军力量小,地域狭,影响也小。这些地域性集团只是松散的联合,以大宗族为核心。后来,地域性的五旗捻军连形式也不存在,以人成军,以宗族为核心形成大大小小的山头(宗族武装)。只有张、龚、苏3个宗族集团结成巩固的联盟,长期战斗在一起(龚、苏白、黑旗捻军中的其他宗族武装后来也纷纷出走,形成新的集团),也是捻军的核心力量。

  这种宗族武装和地域集团是原始的,落后的,具有很大的落后性。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宗法制度,以及聚族而居的历史传统,构成各式各样、分散独立的宗族社会和地域集团。这既是乡村社会的显著特点,也是农民军山头主义、小集团意识的根源,具有很大的腐蚀性和破坏性。数十支捻军、数十万捻军队伍,不但走不到一起来,形成强大的军事集团,而且互相争斗仇杀,斗得你死我活,结果被敌人各个击破。为什么捻军起义时期,互相仇杀的、坐山观虎斗的、叛变投敌的、脚踏两边船的那么多,这既是农民意识,尤其是流氓无产者的劣根性,也是宗族小集团意识的幽灵在作怪。捻军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十分浓厚,只有自己小山头、小集团的利益,对外采取极端的排斥态度,姓族与姓族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旗与旗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相互对立,发展到了互相仇杀。就是在与清军作殊死搏斗时,争夺仇杀时常发生。“刘饿狼事件”并不是什么“怪事”,后果只是自毁长城,自掘坟墓。多少捻军首领就是这样被自己人出卖,而走上断头台,这种对立和冲突一直延续到捻军失败,血的教训谁都不去总结吸取,宁肯自取灭亡。

  三、半是“日子主”,半是“穷光蛋”

  捻军歌谣里有“穷了多少日子主,发了多少穷光蛋”的唱词。在皖北,“日子主”是对财主的称呼。捻军起义后,多少“日子主”遭到沉重打击,或被杀,或逃亡,或成了穷光蛋。捻军首领中大量是“穷光蛋”,也有大量“日子主”,捻军的基本队伍则是“穷光蛋”。“日子主”转化而充当捻军首领,如张敏行、张乐行兄弟,家有四、五顷地,分家后仍各有数十百亩。张乐行还开过粮行、糟坊、杂货铺,摆过赌场,贩过私盐,家有佣工、丫头,可谓不大不小的财主。张宗禹家更富有,有10多顷地,佃户佣工一大批。张振江也是个小财主,家有顷把地。可以说张姓黄旗旗主大多是财主出身,不过有大小之分。

  陆遐龄是地方有名的财主,又出身书香门第,且三代尚武,本人是武秀才,为一方豪强。苏天福稍有土地,开过粉坊,卖过油,贩过羊,是个小财主、小商人。王贯三稍有财势,也是武秀才,在当地声望不小。赵浩然武童生出身,家稍富有。韩奇峰是个大家庭,有地二、三十顷,在地方上声望不小。江台凌家有两顷地,本是个“日子主”,二哥还是个文生秀才。孙葵心有一、二十亩地,略有家财。纪伦有两顷地,筑有很大的圩寨,本人还当过清军小头目。张朝阶祖上是书香门第、富贵之家,本人还有三顷地。葛苍龙是有名的“盐趟主”,给地方官吏当过“保镖”。张龙、陈大喜既当过团练小头目,家财亦富有。

  其他农民军首领“日子主”就更多。河南联庄会、山东长枪会的头目大多是地方上有财有势的人物,又是团练头子,只是在与地方官吏、反动团练的冲突中反抗起义的。幅军中的孙化祥充过巡役,贩过私盐,有财有势。刘淑愈还是个进士。文贤教军中的董乾儒是个举人,宋继鹏办过团练,任团长。淄川起义的刘培德中过秀才,组织过团练。黄崖教军中的张积中还是太谷学派的领袖。这些“日子主”们并没有强烈的证治意识和造反精神,并未想到要造清朝的反,当个叛逆。他们结捻起义并成为主要首领既是逼出来的,也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一种情况是在与其他“日子主”,如地方豪强、团练头目以及官府的激烈冲突中结捻起义,如陆遐龄、张乐行、苏天福等。一种情况是遭受其他“日子主”或团练、官府的压迫结捻起义,如张龙、陈大喜、江台凌、纪伦等。一种情况是被他人抬起来,相逼而反,不反不行,如韩奇峰等。他们没有证治抱负和志向,也没有这种意识,因此影响了后来的证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无法正确处理错综复杂的局面。捻军首领除了“日子主”,大量是“穷光蛋”(贫苦农民),也有不少的流氓无产者。

  贫苦农民出身的,如龚得树、侯士伟、刘永敬、刘天台、刘玉渊、刘学渊、李大喜、李成、鹿利科、任乾、任化邦等。他们地无一垅,房无一间,靠当佣工及一些不正当职业维持生计。他们走上反抗道路,具有天生的反抗意识。但他们没有证治意识和觉悟,只是为了生存,为了复仇,为了暂时改变自己的地位或处境。其他的很少考虑过,更不会意识到应该造谁的反,怎样造反。像李昭寿一类流氓无产者,苗沛霖一类穷秀才,稍有一点证治头脑,但一己之利把他们引向邪路,反复无常。苗沛霖两次“抗清”,一围寿州,二围颖州,只是挟狠报私仇,杀仇人(如孙家泰、徐立壮、李华南),当然也包括对袁甲三等清朝官吏的愤恨,其中挟私斗狠起了支配作用。李昭寿为了狭隘的私利,左右摇摆,甚至可以杀死情同手足的薛之元,与苗沛霖也发生火并。在他们眼里,没有固定的敌人,没有固定的朋友,随时可以反噬,当然也就没有不败之理。

  捻军兴起后，首领为沃王张洛行（张乐行）(张宗禹叔)、奏王苗沛霖、孙葵心等。至捻军时代首领为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勇王龚得树、遵王赖文光、鲁王任柱、卫王李蕴泰等人，与太平军互有联络，行踪飘忽不定，难以捉摸。捻军骑兵纵横驰骋于皖、豫、鲁、苏、鄂、陕、晋、直（冀）八省十余年，极盛时期总兵力达二十万众。1865年，清朝大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中伏被全歼之后，清朝倾全力对付捻军，动用团练湘军、淮军及数省兵力，利用地形，“画河圈地”，后分为东、西二捻，西捻为左宗棠所平定，东捻乃李鸿章所灭。

  捻军歌谣：

  捻子起手涡河旁

  亳州城子四方方，财主官府蹓下乡；

  穷人粮食被逼净， 居家老幼哭皇苍。

  亳州城子四方方， 捻子起手涡河旁；

  杀财主，打官府， 大户小户都有粮。

  想老乐

  想老乐，盼老乐，老乐来了有吃喝；

  他打仗，咱跟着，一齐同把清妖捉。

  要想活命快入捻

  要想活命快入捻，穷汉子跟着老乐干。

  你拿刀， 我拿铲，非得搬掉皇家官。

  东北西南两条龙

  张老乐，李老峰，东北西南两条龙；

  黄红帅旗遮晴空，劫富济贫为百姓。

  (注：老乐，指捻军领袖张乐行)

  捻军能够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甚至是失败后还能纵横中原战场多年，以致两次逼近北京，除了太平军吸引了清军很大力量之外，捻军自身还具备的一个极其显著的特点——机动性，凭借着快速的机动性，出其不意的以优势兵力吃掉清军的一部，在迅速撤走，不给清军大部队以围歼的机会，这是捻军对付清军的一项重要法宝。而要具备着一个特点，就必须要拥有一个强大的兵种——骑兵，在后期，捻军以“易步为骑”为组军方针，组成了一支在近二十万左右的骑兵部队，这在中国的农民起义历史上是着实罕见的，“捻子马队奔驰，足足有二十里不断。”这是当时旁人的记载，也许夸张了点，但足可以说明捻军骑兵的势大，凭借着这支强大的机动队伍，在数年的时间里，捻军纵横驰骋于苏、鲁、豫、皖、鄂等数省，就连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占尽便宜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也在对付捻军的战斗中连连吃亏，当然，表面上的连连胜利掩盖不住农民起义军所具有的种种弊端，最后由于捻军内部组织松散、思想决策失误等多方面因素，捻军起义最终还是遭遇了失败（不过，本文不是讨论捻军为何失败）。

  在这里就不得不有一个疑问，作为一支没有完善补充保证的农民军，捻军靠什么组成了这样庞大的骑兵军团？坐骑究竟从何而来？

  在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里，起义军拥有一定数量的骑兵这很正常，但像捻军一样拥有如此数目庞大的骑兵武装这还是相当罕见的。

  1、捻军起义人员自备

  这是早期捻军的骑兵组成方式，倒有点类似于当年的满洲八旗，起义人员战时武器马匹自备，像西北的捻子很多都是牧民出身，有马也是很正常的，而其他地区的捻子，也就是普通农民，一些家庭拥有少量的马匹坐骑也是很正常，但这种方式只能组成一小部分的骑兵，作战时仍以步军为主。

  2、战场缴获与民间征集

  这是捻军骑兵坐骑的主要组成方式之一，尽管捻军拥有很多经常活动的区域，但始终缺乏建立稳定根据地的思想，雉河集等战役过后，淮北等根据地相继丢失，后期的捻军开始以流动作战与清廷实施抗衡，为了避免被清军包围歼灭，快速的机动转移逐渐成为了捻军的重要技能，确切的说已经成为了捻军生存在必备绝技，因此，捻军每到一地，都会特别着重于收集马匹等牲畜，壮大骑兵队伍，此外，战场缴获也是捻军马匹的重要来源，例如，1865年的高楼寨之战，捻军一次性就歼灭僧格林沁加他的蒙古马队共计7000之多，缴获骡马等牲畜近万。在重创清军的同时亦扩大了自身的骑兵队伍。

  3、其他牲畜充数

  意思就是说捻军骑兵的坐骑除了真正的战马以外，还存在着大量的骡子和驴，这也是捻军骑兵的主要坐骑之一，不过一般配备于步兵部队，意在减少步兵数量，从总体提高部队的机动能力，行进时步兵常常骑骡驴等赴阵，进入战场后再下来实施步战，一方面提高了捻军的快速打击能力，同时步骑配合，也提高了捻军的整体作战水平。

  不过除此以外捻军还有哪些方式来壮大自己的骑兵队伍呢？光是以上三点恐怕不够。

  人数以及可战斗人员的确很多，流动作战，四处“打粮”，这样的话粮食问题也不难得到解决，可一旦被清军包围就完了，冲冲不出去，狭窄的包围地域又找不到足够的粮食，那大军就只能在包围圈里四处逃窜等待覆灭了。

  捻军通常不怕被打，就怕被围，只要一围，捻军立马乱套。

  说白了，穷了，缺东西了大家就组团到外面去抢，抢够了就一窝蜂的解散回去继续当农民，这句话说明他们是匪。时间一长清军和清廷官员们也就习惯了，后来一些捻军部队一围城，被围得清军也不忙着备战，直接派几个代表与捻军首领会面，双方热情地进行友好洽谈，商议要缴纳的保护费价格，最后再和城里的财主们凑点钱，直接就把围城的捻军给打发了，捻子们拿了钱，也欢天喜地的撤围而去了。小农的局限性，太在乎眼前利益，过一天是一天。

  有着相对庞大的骑兵军团，却在大部分的时间里用它来逃跑，这是一个大失误，不过，对于一支成分极杂且没有长远眼光的农民军而言，这种失误也算不上是稀奇。

  如果是骑兵为主，这种松散就是不得已的，因为大量的马匹对于草料和精饲料的补给方面需求是很高的，即使是中原富庶地区，一个县也很难单独供养得起一只骑兵部队。松散化和流寇式的活动其实是把部队马匹分散到相对大一点儿的区域，每处只待较短时间，然后马上移动到别处，以避免把一处地方的草料耗光。

  对比抗战时期八路骑兵部队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八路的根据地虽然广大，但是也只能维持两只团级骑兵部队的存在，而且就这样的骑兵部队平时也是以连级规模分散驻在各村，并且很少能在某地驻留一个月的。

  记得50年代有部电影叫《宋景诗》，描写的就是捻军起义，剧中就有大量的捻军官兵骑骡子和驴，那个年代的影视作品对道具的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所以骡子和驴应该也是捻军骑兵坐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数以及可战斗人员的确很多，流动作战，四处“打粮”，这样的话粮食问题也不难得到解决，可一旦被清军包围就完了，冲冲不出去，狭窄的包围地域又找不到足够的粮食，那大军就只能在包围圈里四处逃窜等待覆灭了。

  有道理，我在想要是后期不分兵，或者时分时合，集中兵力歼灭清方有生力量，再相机进攻北京，是否不会失败，就是没法建立根据地，这是致命的遗憾，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盲目的分兵、内部成分复杂而造成的分裂和叛变，这都是捻军的致命伤。

  20万或许夸大，但捻军骑兵数量之多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但成分是有很大问题的，捻军的骑兵广义上应该包括马队骡子兵和驴兵，质量也有很大问题，但战斗兵员的充足和良好的战术是值得肯定的，否则也不可能多次歼敌数千，曾左李僧四人哪个没吃过亏，尤其是后者，和他的7000马队全没了，那可是清廷最精锐的骑兵啊。

  清朝晚期，清朝统治者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对于被俘虏的太平军得女兵也采取这种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骑木驴”酷刑。1860年6月13日《华北先驱报》上就发表一封目睹清兵凌迟太平军俘虏的信件。这封信件的主要内容是：

  在太仓被占领的次日，上午11时光景，有一大批太平军俘虏被押送到卫康新附近清军营地。这批太平军俘虏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刚出世的婴孩，到八十岁蹒跚而行的老翁，从怀孕的妇人，到十至十八岁的姑娘，无所不有。清军把这些妇女和姑娘，交给一批流氓强奸，然后拖回来让她们“骑木驴”。有些少女，刽子手将她们翻转来面朝天，撕去衣服，然后用刀直剖到胸口。这些刽子手做剖腹工作，能不伤五脏，并且伸手进胸膛，把一棵冒热气的心掏出来。还有很多吃奶的婴儿，也从母亲怀里夺去剖腹。这些太平军俘虏，最后有的被剖腹杀害，有的遭凌迟处死。

  虽然，太平天国和捻军都失败了。但也为后来的革命提供了较大的影响力和宝贵的经验。捻军和太平天国对清朝沉重打击,间接导致了清朝的灭亡。孙文、蒋公、毛公都对这次起义有着较高的评价！松语文学www.16sy.coM免费小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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