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综合科同事们
1982年8月我被提拔为科长到1984年7月离开综合科，整整两年时间里，一以贯之，夙兴夜寐，马不停蹄，一心只在综合统计工作之上。水印广告测试水印广告测试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想象不出，那个时侯哪里有那么充沛旺盛的精力！同时，毫不夸张的说，我们科的每一个同事，没有一个人c无不像我那样工作。
从1975年初，回到统计局，科里的人员有出有进，由少变多，唯独我一直没有离开综合科。
以前综合科的人员，除了文昌霞，其他的人都没有回到统计局，燕恩去了计委，蒋竞芳去了物资局，孟庆儒去了供销社，刘兴然科长去向不明。之后的综合科，文昌霞和我是统计局老人，其余都是新人。
宋学武，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斗争中在统计局被打成分子。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统计局之前，他已经下放工厂当工人。之后，1979年落实政策，彻底摘掉帽子，从工厂回到了统计局，安排到综合科。他和文昌霞是我们科里年龄最大的同志。
宋学武离开机关20年之后，又回到统计局干上了老本行，谁都看得出来，这个人埋头于工作，干劲十足。在科里他担任过学会工作，平衡统计，统计分析，职称评定等工作，任劳任怨，尽职尽责。
宋学武个头较高，身材魁梧，面庞黝黑。爱人年龄较小，长得年轻。是在工厂里找到的对象。一次，梁局长领着我们到他家去家访。叫开房门，宋学武的爱人出来迎接，梁局长问道：“你爸爸在家吗？”
“这是内人。”宋学武在他爱人身后出现，对我们说道。他爱人笑着退到了一旁。“你爸爸在家吗？”成了局里工作之余的笑料。
宋学武在科里的工作，我始终给予支持c帮助，既没有另眼相待也没有冷眼相看。但是，直言不讳，我对分子确实有些偏见，当然，自己也是“中右分子”。以自己的亲身所见所历，从我接触到的那些被划定成分子同志的表现，几乎全都是（没有精确统计，大概不会低于90％）在说话方面不够检点。有人对事鸡蛋里找骨头，故意挑刺，指桑骂槐，嘴尖；有的对人出言不逊，尖酸刻薄，嘴损；有的听风就是雨，捕风捉影，胡说八道，当传声筒，嘴欠；有的人不懂政治，自恃聪明，动不动就出来针砭时弊，说东道西，嘴冷；有的为了一己私利，个人主义，不分场合，发牢骚，泄私愤，嘴臭。有些人，在正式场合，在你争我抢的发言时，很少开口，然而，偶尔说出一两句，或是接别人的话茬，说上一个“是！”“对！”“啊？”之类的判断动词或感叹词，就已经把他的不合时宜的心思暴露无遗了。祸从口出！就是这个道理。在我入党时，同志们指出我的缺点时，最多的意见就是“说话不注意。”老宋说话虽然是刻意避免宿疾再犯，也还是不可能做到完完全全掩瑕藏疾。自己的毛病，在他人身上发生，好像看得更清楚，也算得上是一面镜子。
文昌霞，在中受到冲击，千山斗批改学习班结束后，由于孩子小，丈夫在外地工作，没有和我们一起去鲅鱼圈（盘锦五七干校）打石头。盘锦五七干校解散，她没有去农村走“五七道路”，留在市里，到汽车公司当有轨电车售票员。打倒四帮，落实政策，回到了局里。
文昌霞是整理统计资料的“专家”。从我第一天到统计局就一直看到她在不停的整理统计资料。她是对鞍山市统计局有史以来的统计资料最为熟悉的人。她回到科里之后，整理和管理统计资料的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她的身上。对外提供统计资料，也是她的一项“专职性”的工作。城市年报实施以后，她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搜集资料c汇总报表的主力。学会工作认真负责，被省统计学会和社科联评为先进个人和学会优秀工作者。局党支部委员。1981年任命综合科副科长。统计师。1986年退休。
文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我回到统计局同时，劳动局分配给我局6名部队专业年轻干部。文英和曾毅是这几个人当中的佼佼者。文英虽然没有上过高中，文化素质还是很高的。他虚心学习，钻研业务，悟性很高，很快就熟悉了综合科的统计业务。1982年5月中旬工作需要，局里把他调到工业科，1982年8月提拔为工业科副科长，1984年任科长。是我局上报市委组织部的局级后备干部。
在我主持局里工作期间，市委秘书长找我，要我们统计局把熟悉统计资料，有写作能力的年轻干部推荐给市委。我把几个业务能力较强的同志向他作了介绍，他说，“就把文英科长给我吧。”
我：“不行。他是我们局业务骨干，局级后备干部，准备当接班人的。”
秘书长：“糊涂。到市委工作一段，更多的熟悉一些市委的c全市的全面工作情况，不是更好的锻炼吗！对将来接班不是更有利吗！”
后来，不知道是谁跟我说，“你把小文调给市委，人家心里不太通，好像是你们统计局把他给推出去了。”
“不会吧？”我觉得，文英不会有这种想法。
柏健退休后，文英接任他做了统计局局长。
黎琳。辽大同班同学。毕业后分配到本溪市。和其在校搞的北京的黄姓同学结婚后，两地分居，离婚。黎琳前她一个人带一个孩子独居本溪。她的父亲是鞍钢著名的元老级工程技术人员。颜宪言和我曾经向局里说明情况c提出建议，请求把她从本溪调回鞍山，到统计局工作。由于处于那个时代c莫名的原因，一直没有如愿以偿。直到1982年二季度末，总算是调了回来，安排在综合科工作。
当时，正在研究贯彻执行国民经济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提出国民经济翻番的目标。我们科要编写国民经济翻番的统计分析报告，正好黎琳来了，就安排给了她。
我：“市里让我们研究一下全市国民经济发展翻番的情况。计算翻番指标，用上了高次方程，正好，你来了，这个分析报告就由你来写吧。我们科，除了你，还真的没有谁会算。”
黎琳：“数学老也不用，怎么计算，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毕竟有基础，翻翻书，没有问题。”
“行，没有问题。”黎琳用了40多天，写出了报告，于12月初报告打印发出。
黎琳的工作主要是调查研究，编写专题统计分析报告和调查报告。自然成为科内的骨干力量。
积极要求入党，是我们那一代很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的政治生活里的精神情结，黎琳也不例外。到了局里，很快就向党支部表明了争取早日加入党的决心。四c五年过去了，还是那个莫名的原因，统计局的党的大门没有对她打开。
“我打算离开统计局。”有一天黎琳对我说。
我：“干的不是好好的吗，看不出来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怎么要离开？”
黎琳：“你在统计局奋斗了六c七年才算是入了党，有些情况我也听说了。我，大概六c七年也难以实现。”
我：“就是为了入党？”
黎琳：“是。就是为了入党。邓平都说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更何况我们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怎么在统计局入党就这么难！”
“要经得起考验嘛。”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出自我的内心。这种官话已经说习惯了，顺嘴就会溜出来。
黎琳：“我可没有你的那种耐性。哪里都是干革命，非得在统计局这棵树上吊死！”
我：“听你的话的意思，有去处了？”
黎琳：“是。市委党校。”
我：“去党校干什么？”
黎琳：“教书。他们热切希望我快点过去。跟我说了，入党不成问题。”
在这件事情上，我真的是莫衷一是。当然她的去留，我也不愿意做过多的表态。
黎琳调到党校，很快入了党。后来晋升为教授。
有一个传说（我没有去核实），党校教研室党支部通过她入党的第二天，省有关部门来鞍，准备调她到省妇联做（非党人士）副主任。怎奈，她已经不是非党人士了。
曾毅。1975年海城地震的时候，曾毅从社会科临时调过来帮助我调查c编辑地震受灾情况统计资料。1982年4月下旬，调到综合科，年末提拔为副科长。
这一年11月末，曾毅爱人小党，早晨7点半被公交车撞伤，生命垂危。听到消息后，我和曾毅立即奔赴现场，人已经被送到鞍钢铁东总院。
小党每天骑自行车上班。这一天，她从鞍钢夜大北侧马路下坡从东向西骑行。发现身后驶来一辆通勤公交车，前面就是公交车站。凭经验c依惯例，公交车到站，要向右侧靠停。为了不影响停车，小党故意骑车往左转向马路中央。公交车司机发现右侧前方骑自行车的小党，怕撞上她，仍旧直行，没有向右停靠；当司机发现小党自行车就在车前，已经来不及刹车，事故发生了。
到了医院，护士告诉我们，正在抢救。从急救室出来一位大夫，问道，“家属到没到？”
“来了！”曾毅和我连忙答应。
大夫：“病人初步检查，颈椎损害严重，随时有生命危险。你们要做好处理后事的思想准备。”
“大夫！你可不能让她死呀！”曾毅惶恐至极。
大夫：“我们正在尽力抢救。”
几个小时过去了。小党被送进病房。从头到肩糊上了石膏，脑袋c脖子一动也不能动。
大夫：“只要脖子不活动，脊髓不受损伤，危险性就不太大。会不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需要进一步观察。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需要有人在这里看守。你们在思想上要有所准备。”
“从现在开始，你的任务就是看护小党了。什么时候脱离危险了，你再上班。回去我和局长给你请假。”我对曾毅说。之后回到局里。
15天之后，曾毅上班了。小党奇迹般地摆脱了死神的羁绊。医院说，她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也不会留下严重后遗症。出院后，小党恢复了正常。后来给曾毅生下健康活泼的一儿一女。
曾毅于当年12月末任综合科副科长，一年半之后任科长。之后任城调队副队长。后来，任统计局副局长。
黄宇东。曾毅调到科里两周之后，文英调出前两天，5月上半月黄宇东从工业科调到我们科。他是近年分配到统计局的辽财毕业生。调到科里是为了加强综合科统计分析的力量，也是锻炼干部。1984年初，调任物资科副科长。1986年任计算室主任。
申格。1982年末，申格被分配到综合科。申格与文英和曾毅不一样。申格是老红军的后代，没有下乡插队落户，中学念完了，到胜利宾馆工作。恢复高考之后，考入辽财；毕业时被分配到阜新市。用不着说的缘故，我局到阜新市把他调回鞍山。文英和曾毅都是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参军后努力向上，加入了共党。明显地可以看出，他们俩知道国际歌中的一句真理：“没有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他们知道，一切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实现人生理想。他们三个人都是统计局的中流砥柱，都是统计工作挑大梁的核心力量。申格于1985年提升为综合科副科长。
我主持工作期间，一天下午，办公厅综合处处长来到我的办公室。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需要我干的事。”我让他坐下，说道。
处长：“跟你商量个事。”
我：“说。”
处长：“把申格调给我们。”
我：“不行。科班出身的统计学专业的人才不多，好不容易从阜新调回来，调给你们不是白瞎了他的专业了吗。”
处长：“办公厅也需要懂统计的人，需要一个内行。”
我：“他是我们上报组织部的接班人之一。现在看，他的条件在几个人之中比较好。给了你们，不是耽误了他的前途吗。”
处长：“到了办公厅，提拔的也不能慢了。”
我：“我们局班子不会同意的。”
此事，申格本人一直没有主动向我们提出过。
“还是申格的事。”几天后办公厅综合处处长一进办公室，说道。
我：“还没死心。这件事，我们还没有跟申格沟通，还不知道他本人什么意见。”
处长：“我就是来说这个事。申格本人说，在统计局太忙了。他打算考研究生，在统计局没有复习时间。办公厅的工作在时间上弹性较大，我们可以给他适当安排复习时间。”
“如果他真的要深造，我本人表示支持。”我一直以来梦想有继续学习的渴望，可惜，已经是不可能实现了。对申格想要深造的事情从内心很是赞成。
之后，我和申格沟通，确认他确实要报考研究生。他既然有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我们也无意阻拦。同意他去了办公厅综合处。
其实，他离开统计局并没有去考研。几年后，从办公厅跳到财政局，又从财政局跳到沈阳的一个什么金融性质的公司，直到在那边退休。
于亚光。她妈在计委工作，父亲是化工局的领导。年龄较小，人很聪明，闯愣。安排到综合科主要是让她管理资料室。虽然没有统计方面的知识基础，积极上进，在文昌霞等老同志带动下，逐渐参与提供资料，资料整理，编写统计分析报告等等工作。1982年初调到物资科工作。后来调到城市调查队，1985年提拔为城队物价科副科长。
（2014年8月28日17：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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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5年初，回到统计局，科里的人员有出有进，由少变多，唯独我一直没有离开综合科。
以前综合科的人员，除了文昌霞，其他的人都没有回到统计局，燕恩去了计委，蒋竞芳去了物资局，孟庆儒去了供销社，刘兴然科长去向不明。之后的综合科，文昌霞和我是统计局老人，其余都是新人。
宋学武，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斗争中在统计局被打成分子。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统计局之前，他已经下放工厂当工人。之后，1979年落实政策，彻底摘掉帽子，从工厂回到了统计局，安排到综合科。他和文昌霞是我们科里年龄最大的同志。
宋学武离开机关20年之后，又回到统计局干上了老本行，谁都看得出来，这个人埋头于工作，干劲十足。在科里他担任过学会工作，平衡统计，统计分析，职称评定等工作，任劳任怨，尽职尽责。
宋学武个头较高，身材魁梧，面庞黝黑。爱人年龄较小，长得年轻。是在工厂里找到的对象。一次，梁局长领着我们到他家去家访。叫开房门，宋学武的爱人出来迎接，梁局长问道：“你爸爸在家吗？”
“这是内人。”宋学武在他爱人身后出现，对我们说道。他爱人笑着退到了一旁。“你爸爸在家吗？”成了局里工作之余的笑料。
宋学武在科里的工作，我始终给予支持c帮助，既没有另眼相待也没有冷眼相看。但是，直言不讳，我对分子确实有些偏见，当然，自己也是“中右分子”。以自己的亲身所见所历，从我接触到的那些被划定成分子同志的表现，几乎全都是（没有精确统计，大概不会低于90％）在说话方面不够检点。有人对事鸡蛋里找骨头，故意挑刺，指桑骂槐，嘴尖；有的对人出言不逊，尖酸刻薄，嘴损；有的听风就是雨，捕风捉影，胡说八道，当传声筒，嘴欠；有的人不懂政治，自恃聪明，动不动就出来针砭时弊，说东道西，嘴冷；有的为了一己私利，个人主义，不分场合，发牢骚，泄私愤，嘴臭。有些人，在正式场合，在你争我抢的发言时，很少开口，然而，偶尔说出一两句，或是接别人的话茬，说上一个“是！”“对！”“啊？”之类的判断动词或感叹词，就已经把他的不合时宜的心思暴露无遗了。祸从口出！就是这个道理。在我入党时，同志们指出我的缺点时，最多的意见就是“说话不注意。”老宋说话虽然是刻意避免宿疾再犯，也还是不可能做到完完全全掩瑕藏疾。自己的毛病，在他人身上发生，好像看得更清楚，也算得上是一面镜子。
文昌霞，在中受到冲击，千山斗批改学习班结束后，由于孩子小，丈夫在外地工作，没有和我们一起去鲅鱼圈（盘锦五七干校）打石头。盘锦五七干校解散，她没有去农村走“五七道路”，留在市里，到汽车公司当有轨电车售票员。打倒四帮，落实政策，回到了局里。
文昌霞是整理统计资料的“专家”。从我第一天到统计局就一直看到她在不停的整理统计资料。她是对鞍山市统计局有史以来的统计资料最为熟悉的人。她回到科里之后，整理和管理统计资料的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她的身上。对外提供统计资料，也是她的一项“专职性”的工作。城市年报实施以后，她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搜集资料c汇总报表的主力。学会工作认真负责，被省统计学会和社科联评为先进个人和学会优秀工作者。局党支部委员。1981年任命综合科副科长。统计师。1986年退休。
文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我回到统计局同时，劳动局分配给我局6名部队专业年轻干部。文英和曾毅是这几个人当中的佼佼者。文英虽然没有上过高中，文化素质还是很高的。他虚心学习，钻研业务，悟性很高，很快就熟悉了综合科的统计业务。1982年5月中旬工作需要，局里把他调到工业科，1982年8月提拔为工业科副科长，1984年任科长。是我局上报市委组织部的局级后备干部。
在我主持局里工作期间，市委秘书长找我，要我们统计局把熟悉统计资料，有写作能力的年轻干部推荐给市委。我把几个业务能力较强的同志向他作了介绍，他说，“就把文英科长给我吧。”
我：“不行。他是我们局业务骨干，局级后备干部，准备当接班人的。”
秘书长：“糊涂。到市委工作一段，更多的熟悉一些市委的c全市的全面工作情况，不是更好的锻炼吗！对将来接班不是更有利吗！”
后来，不知道是谁跟我说，“你把小文调给市委，人家心里不太通，好像是你们统计局把他给推出去了。”
“不会吧？”我觉得，文英不会有这种想法。
柏健退休后，文英接任他做了统计局局长。
黎琳。辽大同班同学。毕业后分配到本溪市。和其在校搞的北京的黄姓同学结婚后，两地分居，离婚。黎琳前她一个人带一个孩子独居本溪。她的父亲是鞍钢著名的元老级工程技术人员。颜宪言和我曾经向局里说明情况c提出建议，请求把她从本溪调回鞍山，到统计局工作。由于处于那个时代c莫名的原因，一直没有如愿以偿。直到1982年二季度末，总算是调了回来，安排在综合科工作。
当时，正在研究贯彻执行国民经济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提出国民经济翻番的目标。我们科要编写国民经济翻番的统计分析报告，正好黎琳来了，就安排给了她。
我：“市里让我们研究一下全市国民经济发展翻番的情况。计算翻番指标，用上了高次方程，正好，你来了，这个分析报告就由你来写吧。我们科，除了你，还真的没有谁会算。”
黎琳：“数学老也不用，怎么计算，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毕竟有基础，翻翻书，没有问题。”
“行，没有问题。”黎琳用了40多天，写出了报告，于12月初报告打印发出。
黎琳的工作主要是调查研究，编写专题统计分析报告和调查报告。自然成为科内的骨干力量。
积极要求入党，是我们那一代很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的政治生活里的精神情结，黎琳也不例外。到了局里，很快就向党支部表明了争取早日加入党的决心。四c五年过去了，还是那个莫名的原因，统计局的党的大门没有对她打开。
“我打算离开统计局。”有一天黎琳对我说。
我：“干的不是好好的吗，看不出来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怎么要离开？”
黎琳：“你在统计局奋斗了六c七年才算是入了党，有些情况我也听说了。我，大概六c七年也难以实现。”
我：“就是为了入党？”
黎琳：“是。就是为了入党。邓平都说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更何况我们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怎么在统计局入党就这么难！”
“要经得起考验嘛。”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出自我的内心。这种官话已经说习惯了，顺嘴就会溜出来。
黎琳：“我可没有你的那种耐性。哪里都是干革命，非得在统计局这棵树上吊死！”
我：“听你的话的意思，有去处了？”
黎琳：“是。市委党校。”
我：“去党校干什么？”
黎琳：“教书。他们热切希望我快点过去。跟我说了，入党不成问题。”
在这件事情上，我真的是莫衷一是。当然她的去留，我也不愿意做过多的表态。
黎琳调到党校，很快入了党。后来晋升为教授。
有一个传说（我没有去核实），党校教研室党支部通过她入党的第二天，省有关部门来鞍，准备调她到省妇联做（非党人士）副主任。怎奈，她已经不是非党人士了。
曾毅。1975年海城地震的时候，曾毅从社会科临时调过来帮助我调查c编辑地震受灾情况统计资料。1982年4月下旬，调到综合科，年末提拔为副科长。
这一年11月末，曾毅爱人小党，早晨7点半被公交车撞伤，生命垂危。听到消息后，我和曾毅立即奔赴现场，人已经被送到鞍钢铁东总院。
小党每天骑自行车上班。这一天，她从鞍钢夜大北侧马路下坡从东向西骑行。发现身后驶来一辆通勤公交车，前面就是公交车站。凭经验c依惯例，公交车到站，要向右侧靠停。为了不影响停车，小党故意骑车往左转向马路中央。公交车司机发现右侧前方骑自行车的小党，怕撞上她，仍旧直行，没有向右停靠；当司机发现小党自行车就在车前，已经来不及刹车，事故发生了。
到了医院，护士告诉我们，正在抢救。从急救室出来一位大夫，问道，“家属到没到？”
“来了！”曾毅和我连忙答应。
大夫：“病人初步检查，颈椎损害严重，随时有生命危险。你们要做好处理后事的思想准备。”
“大夫！你可不能让她死呀！”曾毅惶恐至极。
大夫：“我们正在尽力抢救。”
几个小时过去了。小党被送进病房。从头到肩糊上了石膏，脑袋c脖子一动也不能动。
大夫：“只要脖子不活动，脊髓不受损伤，危险性就不太大。会不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需要进一步观察。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需要有人在这里看守。你们在思想上要有所准备。”
“从现在开始，你的任务就是看护小党了。什么时候脱离危险了，你再上班。回去我和局长给你请假。”我对曾毅说。之后回到局里。
15天之后，曾毅上班了。小党奇迹般地摆脱了死神的羁绊。医院说，她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也不会留下严重后遗症。出院后，小党恢复了正常。后来给曾毅生下健康活泼的一儿一女。
曾毅于当年12月末任综合科副科长，一年半之后任科长。之后任城调队副队长。后来，任统计局副局长。
黄宇东。曾毅调到科里两周之后，文英调出前两天，5月上半月黄宇东从工业科调到我们科。他是近年分配到统计局的辽财毕业生。调到科里是为了加强综合科统计分析的力量，也是锻炼干部。1984年初，调任物资科副科长。1986年任计算室主任。
申格。1982年末，申格被分配到综合科。申格与文英和曾毅不一样。申格是老红军的后代，没有下乡插队落户，中学念完了，到胜利宾馆工作。恢复高考之后，考入辽财；毕业时被分配到阜新市。用不着说的缘故，我局到阜新市把他调回鞍山。文英和曾毅都是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参军后努力向上，加入了共党。明显地可以看出，他们俩知道国际歌中的一句真理：“没有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他们知道，一切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实现人生理想。他们三个人都是统计局的中流砥柱，都是统计工作挑大梁的核心力量。申格于1985年提升为综合科副科长。
我主持工作期间，一天下午，办公厅综合处处长来到我的办公室。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需要我干的事。”我让他坐下，说道。
处长：“跟你商量个事。”
我：“说。”
处长：“把申格调给我们。”
我：“不行。科班出身的统计学专业的人才不多，好不容易从阜新调回来，调给你们不是白瞎了他的专业了吗。”
处长：“办公厅也需要懂统计的人，需要一个内行。”
我：“他是我们上报组织部的接班人之一。现在看，他的条件在几个人之中比较好。给了你们，不是耽误了他的前途吗。”
处长：“到了办公厅，提拔的也不能慢了。”
我：“我们局班子不会同意的。”
此事，申格本人一直没有主动向我们提出过。
“还是申格的事。”几天后办公厅综合处处长一进办公室，说道。
我：“还没死心。这件事，我们还没有跟申格沟通，还不知道他本人什么意见。”
处长：“我就是来说这个事。申格本人说，在统计局太忙了。他打算考研究生，在统计局没有复习时间。办公厅的工作在时间上弹性较大，我们可以给他适当安排复习时间。”
“如果他真的要深造，我本人表示支持。”我一直以来梦想有继续学习的渴望，可惜，已经是不可能实现了。对申格想要深造的事情从内心很是赞成。
之后，我和申格沟通，确认他确实要报考研究生。他既然有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我们也无意阻拦。同意他去了办公厅综合处。
其实，他离开统计局并没有去考研。几年后，从办公厅跳到财政局，又从财政局跳到沈阳的一个什么金融性质的公司，直到在那边退休。
于亚光。她妈在计委工作，父亲是化工局的领导。年龄较小，人很聪明，闯愣。安排到综合科主要是让她管理资料室。虽然没有统计方面的知识基础，积极上进，在文昌霞等老同志带动下，逐渐参与提供资料，资料整理，编写统计分析报告等等工作。1982年初调到物资科工作。后来调到城市调查队，1985年提拔为城队物价科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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