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三）
回到家里，我把我在外面看到的许多新鲜的见闻兴冲冲地告诉母亲。她听着，点点头，不大说话，神情有点闷闷的。当时我不理解，后来我才领悟到，这与我的家庭状况有关。在这个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我在欢欣鼓舞地迎接解放，母亲却在忧虑家庭的日后处境和儿女的出路。
我家是祖传的地主。父亲曾任国民党军的少将副师长，后来调入东北行辕，其最后c最高职务是行辕的处长，代理过行辕主任。1946年4月，在解放战争正式爆发前的“国共摩擦”中，解放军突袭长春，他和吉林省主席c长春市城防司令等人一起被俘。这是登了当时的国统区各家报纸的。
临川县解放前夕，父亲的朋友位国民党军的团长来到我家，见到我母亲。他说他即将率部去海外，特来邀请我们全家随他一起去海外避难。母亲拒绝了。她为什么拒绝？我不知道，她没给我说原因。
母亲是个有文化的人，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一个大户人家，早年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当过学教师c学校长。她走过全国许多地方，见多识广，人很聪明，有很深的文化底蕴，讲课生动有趣，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父亲则是出生在江西农村，只是个学毕业生。听我母亲说，他脾气不大好，性格倔犟，还保留着一些乡下人的习气；但做事有毅力，很能打仗。他们之间性格不合，常常发生矛盾（父亲常年在外，我并不了解他）。但我从她对父亲的思念中看出，她对他还是有感情的。解放后，她要我到解放军举办的展览馆里去寻找父亲的消息。我找到一份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被俘将领的名册，里面却没有父亲的名字。我询问展览馆里解放军的工作人员，他们也茫然不知。后来我想，可能是因为他的被俘是在解放战争正式爆发之前，不属于名册登载的时间段；另一个可能是，那时他已不属军队编制，所以未入册。此后便杳无音信。直至现在，我父亲依然是“下落不明”，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按照阶级分析法，我应该是怀念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新政权保持距离。奇怪的是，我发自内心地欢迎共产党，对共产党的历史，对共产党的领袖人物都十分感兴趣，看过后能如数家珍般向同学讲述；对解放军的节节胜利c不断传来的捷报，也会兴高采烈地向同学c亲友们作义务宣传。
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作了点自我分析：可能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那时候，市民们普遍厌恶国民党的统治：抓兵抓伕，苛捐杂税，敲诈勒索，物价飞涨，官贪吏污，民不聊生都希望早点“改朝换代”，换个新的政府试试看。而且普遍看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有可能把动荡不安c民不聊生的中国治理好。因为共产党所到之处，都会带来一股喜人的新风：清正廉洁，安定社会，稳定物价，雷厉风行。学校里的老师也在课堂上谴责国民党的腐败，赞扬共产党，宣传共产党的理论c政策和主张；虽然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地主家庭，最不济的也该是富农（那时县城里的省立中学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生，还有几位留洋生。那个年代想要读大学，没有相当殷实的家庭财力支持是读不起的）。
当然也有个别教师有不满情绪。有位教我们生物的老教师，那时好像就有五六十岁了。临川县解放后，他就情绪低落，教课也没精神。生物课考试前，他公开在课堂上说：“你们不用担心，所有的人都会及格。”好象有一种“万念俱灰，我也无心为难你们这些学生”的悲观情绪，干脆让你们“皆大欢喜”算了。
虽然生物老师给大家吃了“定心丸”，考试中有些人做不来考题时，还是偷看书。恰好这时窗外走过两个解放军，他们看见学生在考试中偷看书，不禁相视而笑。他俩站在窗口看了一会儿才离开。两个解放军一走开，生物老师就站在讲台上发脾气。他先是批评那几个偷看书的学生：“不是早就给你们打过招呼了吗？所有的人都会及格的，你们还要偷看书？”随之又责怪那两个解放军：“没有一点教养，跑到这里来看c看c看，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7年后我从部队回乡探亲，遇到当年的初中同学，问及那位教生物的老教师时，同学说：“他家是地主，土改时他上吊自杀了。”
农民则十分渴望形势能有一个大的变化，一个个伸长脖子盼望着共产党的新政权能给他们带来好处。暑假里我回到乡下老家，一知半解地对着乡亲们讲解放后县城里的见闻。他们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断地提问题：会不会分田？什么时候分田？想想也好笑，我，一个地主的儿子，居然跑到农村去充当共产党的义务宣传员。
夏天的中午，天气炎热，农民们一般要在家里午休两个时左右。他们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常常是聚在两幢老屋之间的那条通道上扯闲话。那里有遮阳的屋顶，有凉爽的过堂风，有热情好客的主人——一位无儿无女的老寡妇，一个漂亮的老太婆。年轻人都喜欢坐在那里的石凳上，迎着习习微风，听着蝉鸣声声，一面乘凉，一面无拘无束地扯闲话c说笑，使那儿成了当时村里年轻人的社交场所。每天这个时候就有人来呼唤我：“童心，去给我们讲共产党。”于是，我欣然前往，坐在通道的石条凳上，享受着青年农民们的欢迎c拥簇，尽我所知地倾谈，引发了青年农民们的阵阵欢笑和那闪闪发光的企盼的目光。我也因此而得意洋洋！
暑假过后，我回到县城，继续上学。在一次“作文”时，我根据老师出的题目，写了解放后的一些见闻和感想，形成了一篇比较长的“作文”。没想到几天后，老师（丁兆南）在“作文讲评”时，把它作为范文，亲自在课堂上朗读；然后进行讲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给了95分的高分。全班同学都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尤其是那些女生，闪亮的光波不断地在我的脸上扫过来扫过去。十几岁的少男少女已有了初步的性的觉醒，这使我心中大快！脸上却一本正经地低眉顺目c正襟危坐，以掩饰心中的狂喜。我得出结论：这个新政权是好的，它创造了一个新天地。我在这个新天地里将如鱼得水c大有作为！
有一次，放学回家吃晚饭时，母亲突然在饭桌上给我提出了一个去向：“舅舅c舅母来信，说他们不久就要开拔了，进军大西南。你跟他们去吧，也好有个照应。”我心里一惊，感到突然c意外。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还（14岁），又从没离开过温暖的家，没离开过能干c慈祥的母亲；她象棵大树似的，一直荫盖着我c庇护着我。现在，突然要我远离故乡c远离家庭c远离母亲去大西南，我感到有点不知所措。我沉默着，不表态。妈妈看出我的抵触情绪，就解释道：“这是一个机遇，大西南偏远，人才缺乏，你到那里去能更有发展；又有舅舅c舅母照应，我也放心。”舅舅0几岁，舅母0几岁，参加上饶地方干部学校已经几个月了，这次他俩是随干校行动，去接管大西南。我是个性格温顺c信任长辈的乖孩子，见母亲态度坚决，就迷迷糊糊地点头同意了。
几天后，母亲c外婆和妹妹替我打点行装，送我上路。妹妹比我两岁，本在一所重点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成绩很好。母亲硬要她退学，改考简易师范。大家都知道，简易师范毕业后是当学教师。那时候，当学教师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末路”，“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嘛，妹妹也不大乐意去。但犟不过“女强人”妈妈，只好听话地考进了简师。为什么一定要妹妹改读简师呢？我当时也不理解。
妈妈还请了一个同伴和我一起去参加上饶地干校，那是我祖母份上的一个姓黄的远房亲戚。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营长，0几岁，长得敦敦实实，有一脸刮得铁青的连鬓胡子。他曾经来过我家拜年，见人笑眯眯的，和蔼可亲。他是带着老婆c孩子一起来我家拜年的。我家的勤务兵（父亲回家安葬祖父时留下的）对我说过：“黄营长很行呀，勇敢，特能打仗！”他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离开了国民党军队，在家赋闲。他有文化，年纪不算大，也想去干校谋一条出路。我俩就坐上一辆车厢内固定着木头椅子的破旧客车，在凹凸不平的沙土公路上颠簸。按车票号码，我俩刚好坐在最后一排，漫天的尘土从缺了半块玻璃的窗口卷进来，把我们吹成了“土人”。真的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啊！
车到目的地上饶，已是傍晚。一路借问到地干校，竟已是人去楼空。向附近的老俵借问：“地干校的人呢？”
“走了，进军大西南了。”老俵倒挺内行，还知道“进军大西南”。“什么时候走的？”
“前天。”
我俩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所措。王营长问我：“怎么办？”“你说呢？”我一个孩子，更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由他决定。他沉吟半晌后，说：“那就回去？”我立即响应：“好，回去。”两人一拍即合，当即找旅社休息。当天找了个便宜的旅社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买了班车票打道回府。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比来的时候轻松愉快多了。我心里高兴：可以不离开家了，可以不离开亲爱的妈妈了。他似乎也挺高兴，眉开眼笑的，他可能是离不开老婆c孩子。
当我一脚踏进家门时，母亲却一愣：“怎么又回来了？”“舅舅c舅母他们走了，进军大西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走两天了。”“你们为什么不去追他们是步行，你们可以买班车票追嘛！”我哑口无言。我没想到这一招，更不会去动脑筋想这一招，能有个借口跑回家不是挺好吗？
母亲愣了一会儿，就泄气地一挥手：“算了，洗澡c换衣服，明天继续上学去。”
那时是1949年9月初，如果我当年去追舅舅c舅母，现在就是离休干部了，阴差阳错地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如果我当时追上了舅舅c舅母，那就一辈子留在贵州做地方工作（舅舅c舅母就是一辈子在贵州做地方工作），就没有以后的色彩斑斓的陆c空军生活，就不能周游全国许多地方，但也不会摔坏一条腿。人呀，关键时刻的一步，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对黄营长的命运则影响更大：7年后我回乡探亲，听母亲说，黄营长在农村被管制劳动，家里孩又多，生活很困难。他的内弟当上了中级法院的办公室主任（解放后参加工作的青年在此时能担任此职，算是得到了重用），有时会在夜深人静时轻轻叩开姐姐的家门，悄悄塞几个钱给他们用；平时则装出一副划清界线的样子，即使迎面碰上也不理不睬，目不邪视地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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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是祖传的地主。父亲曾任国民党军的少将副师长，后来调入东北行辕，其最后c最高职务是行辕的处长，代理过行辕主任。1946年4月，在解放战争正式爆发前的“国共摩擦”中，解放军突袭长春，他和吉林省主席c长春市城防司令等人一起被俘。这是登了当时的国统区各家报纸的。
临川县解放前夕，父亲的朋友位国民党军的团长来到我家，见到我母亲。他说他即将率部去海外，特来邀请我们全家随他一起去海外避难。母亲拒绝了。她为什么拒绝？我不知道，她没给我说原因。
母亲是个有文化的人，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一个大户人家，早年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当过学教师c学校长。她走过全国许多地方，见多识广，人很聪明，有很深的文化底蕴，讲课生动有趣，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父亲则是出生在江西农村，只是个学毕业生。听我母亲说，他脾气不大好，性格倔犟，还保留着一些乡下人的习气；但做事有毅力，很能打仗。他们之间性格不合，常常发生矛盾（父亲常年在外，我并不了解他）。但我从她对父亲的思念中看出，她对他还是有感情的。解放后，她要我到解放军举办的展览馆里去寻找父亲的消息。我找到一份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被俘将领的名册，里面却没有父亲的名字。我询问展览馆里解放军的工作人员，他们也茫然不知。后来我想，可能是因为他的被俘是在解放战争正式爆发之前，不属于名册登载的时间段；另一个可能是，那时他已不属军队编制，所以未入册。此后便杳无音信。直至现在，我父亲依然是“下落不明”，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按照阶级分析法，我应该是怀念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新政权保持距离。奇怪的是，我发自内心地欢迎共产党，对共产党的历史，对共产党的领袖人物都十分感兴趣，看过后能如数家珍般向同学讲述；对解放军的节节胜利c不断传来的捷报，也会兴高采烈地向同学c亲友们作义务宣传。
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作了点自我分析：可能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那时候，市民们普遍厌恶国民党的统治：抓兵抓伕，苛捐杂税，敲诈勒索，物价飞涨，官贪吏污，民不聊生都希望早点“改朝换代”，换个新的政府试试看。而且普遍看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有可能把动荡不安c民不聊生的中国治理好。因为共产党所到之处，都会带来一股喜人的新风：清正廉洁，安定社会，稳定物价，雷厉风行。学校里的老师也在课堂上谴责国民党的腐败，赞扬共产党，宣传共产党的理论c政策和主张；虽然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地主家庭，最不济的也该是富农（那时县城里的省立中学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生，还有几位留洋生。那个年代想要读大学，没有相当殷实的家庭财力支持是读不起的）。
当然也有个别教师有不满情绪。有位教我们生物的老教师，那时好像就有五六十岁了。临川县解放后，他就情绪低落，教课也没精神。生物课考试前，他公开在课堂上说：“你们不用担心，所有的人都会及格。”好象有一种“万念俱灰，我也无心为难你们这些学生”的悲观情绪，干脆让你们“皆大欢喜”算了。
虽然生物老师给大家吃了“定心丸”，考试中有些人做不来考题时，还是偷看书。恰好这时窗外走过两个解放军，他们看见学生在考试中偷看书，不禁相视而笑。他俩站在窗口看了一会儿才离开。两个解放军一走开，生物老师就站在讲台上发脾气。他先是批评那几个偷看书的学生：“不是早就给你们打过招呼了吗？所有的人都会及格的，你们还要偷看书？”随之又责怪那两个解放军：“没有一点教养，跑到这里来看c看c看，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7年后我从部队回乡探亲，遇到当年的初中同学，问及那位教生物的老教师时，同学说：“他家是地主，土改时他上吊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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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中午，天气炎热，农民们一般要在家里午休两个时左右。他们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常常是聚在两幢老屋之间的那条通道上扯闲话。那里有遮阳的屋顶，有凉爽的过堂风，有热情好客的主人——一位无儿无女的老寡妇，一个漂亮的老太婆。年轻人都喜欢坐在那里的石凳上，迎着习习微风，听着蝉鸣声声，一面乘凉，一面无拘无束地扯闲话c说笑，使那儿成了当时村里年轻人的社交场所。每天这个时候就有人来呼唤我：“童心，去给我们讲共产党。”于是，我欣然前往，坐在通道的石条凳上，享受着青年农民们的欢迎c拥簇，尽我所知地倾谈，引发了青年农民们的阵阵欢笑和那闪闪发光的企盼的目光。我也因此而得意洋洋！
暑假过后，我回到县城，继续上学。在一次“作文”时，我根据老师出的题目，写了解放后的一些见闻和感想，形成了一篇比较长的“作文”。没想到几天后，老师（丁兆南）在“作文讲评”时，把它作为范文，亲自在课堂上朗读；然后进行讲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给了95分的高分。全班同学都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尤其是那些女生，闪亮的光波不断地在我的脸上扫过来扫过去。十几岁的少男少女已有了初步的性的觉醒，这使我心中大快！脸上却一本正经地低眉顺目c正襟危坐，以掩饰心中的狂喜。我得出结论：这个新政权是好的，它创造了一个新天地。我在这个新天地里将如鱼得水c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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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母亲c外婆和妹妹替我打点行装，送我上路。妹妹比我两岁，本在一所重点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成绩很好。母亲硬要她退学，改考简易师范。大家都知道，简易师范毕业后是当学教师。那时候，当学教师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末路”，“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嘛，妹妹也不大乐意去。但犟不过“女强人”妈妈，只好听话地考进了简师。为什么一定要妹妹改读简师呢？我当时也不理解。
妈妈还请了一个同伴和我一起去参加上饶地干校，那是我祖母份上的一个姓黄的远房亲戚。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营长，0几岁，长得敦敦实实，有一脸刮得铁青的连鬓胡子。他曾经来过我家拜年，见人笑眯眯的，和蔼可亲。他是带着老婆c孩子一起来我家拜年的。我家的勤务兵（父亲回家安葬祖父时留下的）对我说过：“黄营长很行呀，勇敢，特能打仗！”他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离开了国民党军队，在家赋闲。他有文化，年纪不算大，也想去干校谋一条出路。我俩就坐上一辆车厢内固定着木头椅子的破旧客车，在凹凸不平的沙土公路上颠簸。按车票号码，我俩刚好坐在最后一排，漫天的尘土从缺了半块玻璃的窗口卷进来，把我们吹成了“土人”。真的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啊！
车到目的地上饶，已是傍晚。一路借问到地干校，竟已是人去楼空。向附近的老俵借问：“地干校的人呢？”
“走了，进军大西南了。”老俵倒挺内行，还知道“进军大西南”。“什么时候走的？”
“前天。”
我俩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所措。王营长问我：“怎么办？”“你说呢？”我一个孩子，更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由他决定。他沉吟半晌后，说：“那就回去？”我立即响应：“好，回去。”两人一拍即合，当即找旅社休息。当天找了个便宜的旅社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买了班车票打道回府。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比来的时候轻松愉快多了。我心里高兴：可以不离开家了，可以不离开亲爱的妈妈了。他似乎也挺高兴，眉开眼笑的，他可能是离不开老婆c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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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愣了一会儿，就泄气地一挥手：“算了，洗澡c换衣服，明天继续上学去。”
那时是1949年9月初，如果我当年去追舅舅c舅母，现在就是离休干部了，阴差阳错地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如果我当时追上了舅舅c舅母，那就一辈子留在贵州做地方工作（舅舅c舅母就是一辈子在贵州做地方工作），就没有以后的色彩斑斓的陆c空军生活，就不能周游全国许多地方，但也不会摔坏一条腿。人呀，关键时刻的一步，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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