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我终于坦白交代:我的家庭成份是地主……
由于贵州穷,大军进驻后,为减轻贵州老百姓的负担,征粮很少,部队粮食供应主要靠后方产粮区支援。又由于山高路远,运输工具缺乏,造成粮食供应不上。那时还没有粮食定量的做法,军大就改为一干两稀:早晚喝稀饭,中午吃干饭。按说一干两稀,又不定量,应该过得去,比后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强多了;可是学员们仍感觉不舒服,特别是我们这些江西老俵。江西虽然经济不发达,但是粮足,吃惯了三顿干饭的我们,喝稀饭喝得胃里反酸。因为是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大家都无可抱怨。可是有一天,早餐喝稀饭时,我发现区队长一个人蹲在饭场的一角吃干饭。我感到奇怪,他为什么能一个人特殊呢?我便暗暗关注他。见他每当喝稀饭时,就到炊事房里去盛干饭(中餐吃过干饭后都会有一些剩余),然后搛点菜,一个人蹲在饭场的一个角落里吃。我觉得区队长这样做不对,官兵一致c同甘共苦嘛,连中队长c指导员都和大家一样喝稀饭,你为什么要闹特殊?本着同志之间“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原则,我写了一张字报向区队长提意见,贴在中队的墙报上。
中队的墙报其实就是一块白布,四角钉了四个搭襻,行军中由中队部的文书携带着,到驻地就挂起来。全中队的学员谁都可以有感而发,无论是批评c表扬c意见c建议,用钢笔写在一张纸片上,涂上浆糊,往布上一贴,就算是墙报上的文章了。署上姓名,自己负责,无须通过任何人审查。稿件贴多了就自动覆盖,有时还有问有答,十分活跃。虽然外观不大漂亮,可是作用很大,成了全中队干部c学员的喉舌,畅所欲言的民主广场。
我的字报贴出后,没有反响,既无人反对,也无人附议,就像是一根点着的火柴投入水中,寂然无声。只是区队长不再独自吃干饭,和大家一起喝稀饭了。有时他和我擦肩而过,有事说事,没事正常,无喜无怒,波澜不惊。
后来我回想此事,觉得自己做得欠妥。我有意见,可以找区队长交谈,也可以在班务会上提出,为什么要挂上墙报指名道姓地批评区队长?这岂不是失了区队长的面子?
一天早晨,我醒来,发现屋内空无一人。我吓了一跳,赶紧穿上衣服跑出房门。竟然各班都没人。被子都在,但没折叠。人都跑哪去了?偌大的一座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情,心里感到有点恐慌正在茫然不知所措之际,学员们忽然像潮水般涌进门来,一个个衣冠不整,还沾着泥和水。他们一回来就急匆匆地换衣服c洗脸c漱口。“你们干什么去了?”我问。“救火呀。”“为什么不叫我?”“叫了,你还坐起来了。”我坐起来了?怎么又睡下了呢?而且睡到大天亮?我真的一点都不记得,没一点印象。呼唤救火的动静肯定很大,我居然还能酣睡不醒;被叫醒了坐起来,还又能睡下去,这有谁能相信?人家肯定会怀疑我是偷奸躲懒,不愿深夜起床去救火,假装睡着了,一个人躲在屋里睡懒觉,还倒打一耙说人家没叫自己。我自责着,心里又感到挺委屈;看着同志们的眼神,似乎都在嘲笑我。其实冤枉呀,我确实没听到一点动静,半大的子太嗜睡了。
区队长本可就此事批评我,但他没有。
开展“思想洗澡”运动。学文件,联系思想,联系实际,进行思想改造,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意识;脱裤子,割尾巴,把自己见不得人的旧思想和做过的错事c坏事统统说出来,割掉个人主义尾巴,放下一切思想包袱,进入新社会,重做新人。查三代:祖父一代c父亲一代c自己一代,家庭的经济状况c政治面貌,自己的历史c年龄c学历,担任过什么反动职务,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c反动组织c反动会道门,有什么社会关系,都要向党交代,向群众交待代,交代了就是好同志。不管家庭出身c本人历史怎么复杂,只要交代清楚了,不作任何处理。只要求历史清楚,不要求历史清白;允许革命,欢迎革命,欢迎放下家庭c历史的沉重包袱,轻装前进!
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使我坐不住了,我在班会上坦白交代:我瞒年龄了,参军时14岁,怕部队不要我,虚报成16岁;我瞒成份了,我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家有田70亩(后来我请假探家,和母亲谈及此事。母亲说:“你填得不对,家里是有田150亩。”我说:“我看过你填的表,你申请当学老师时,填的是家有田70亩。”她笑了,说是“怕太难看了,就填了个70亩。”这事儿就这么的被母亲给误导了),也是怕部队不要我,填了个“中农”;我还瞒了父亲的反动职务,我父亲是国民党d行辕的处长,1946年在市被解放军所俘,现无消息。本人历史清白,从念书,没担任过任何反动职务,没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c反动会道门严格地说,我还是有所保留的,我没说出我的父亲曾任过国民党军的少将副师长;因为当时部队里把“少将”c“师长”看得太重了,我怕受人歧视,我受不了人们奇异的目光。我还为自己找了个理由:东北行辕的处长相当于部队的军级,比副师长高,又是他的最后c最高职务,我把这个交代了也就可以了,总不需要排c连c营c团c师一级一级交代吧?其实是我认为“处长”比“少将副师长”好听一些,“少将副师长”的职务太“显眼”了。我便这么自我安慰地含糊过去了。
这事儿区队长本可组织人对我进行批判,可他没有。
写到这里我不禁联想到现在:6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某个打工仔贴了老板或者企业高管的字报,会怎样?如果某个办事员贴了科长或县长的字报,会怎样?
一次,以中队为单位举行政治理论讨论会,由季指导员出题目,大家讨论,发表意见,并开展争论。大家发言后,由季指导员作总结。他肯定了正确的意见,也指出了偏颇的c甚至错误的认识。谁知在他的总结发言后,有个贵州籍的新学员站起来质疑。他说:“我的发言是从一本政治书籍中摘录的,指导员却说我说得不正确。到底是指导员说得对,还是书上说得对?”说着,当场就把书掏出来,念了一段(是个什么问题,我已经不记得了)。他还介绍了书的作者叫“张如心”,书是当时的解放区出版的。
这一质疑使大家既惊又奇,居然有人敢怀疑甚至公开质问指导员!指导员是老革命,在我们这些学员眼中,他就是党的代表,是革命的化身。现在事情已在大场面上摆出来了,且看季指导员如何处理。
季指导员说:“把书给我看看。”那个学员在众人注视之下走过去,把书交给指导员。季指导员翻看了一下,说:“这事儿先放一放,回去后我们几个同志研究一下再答复大家。”
讨论会就在大家心情怪怪的气氛中悄然散会。
过了几天,又开中队讨论会。会上,首先由季指导员发言,他说:“同志那天提的问题,我们几个同志学习研究后,认为这本书上的论点是正确的,我那天的评论不对,应该向大家作检讨”话音未落,掌声雷动。
季指导员用双手朝下按了按,示意大家安静。又说:“对同志的学习精神和追求真理的勇气,表示赞许,并给予表扬。”又是雷鸣般的掌声。
季指导员拿起那本张如心写的书,唤道:“同志,请你把这本书拿回去。”(名字我已不记得了)站起来,激动得满脸通红,他走上前去,敬了个礼,接过书。季指导员又说:“希望你继续努力学习,做个革命者。”又敬了个礼,才走回队列里坐下。我想,这次经历他将会铭记一辈子!
季指导员,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做事,应该怎样做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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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队的墙报其实就是一块白布,四角钉了四个搭襻,行军中由中队部的文书携带着,到驻地就挂起来。全中队的学员谁都可以有感而发,无论是批评c表扬c意见c建议,用钢笔写在一张纸片上,涂上浆糊,往布上一贴,就算是墙报上的文章了。署上姓名,自己负责,无须通过任何人审查。稿件贴多了就自动覆盖,有时还有问有答,十分活跃。虽然外观不大漂亮,可是作用很大,成了全中队干部c学员的喉舌,畅所欲言的民主广场。
我的字报贴出后,没有反响,既无人反对,也无人附议,就像是一根点着的火柴投入水中,寂然无声。只是区队长不再独自吃干饭,和大家一起喝稀饭了。有时他和我擦肩而过,有事说事,没事正常,无喜无怒,波澜不惊。
后来我回想此事,觉得自己做得欠妥。我有意见,可以找区队长交谈,也可以在班务会上提出,为什么要挂上墙报指名道姓地批评区队长?这岂不是失了区队长的面子?
一天早晨,我醒来,发现屋内空无一人。我吓了一跳,赶紧穿上衣服跑出房门。竟然各班都没人。被子都在,但没折叠。人都跑哪去了?偌大的一座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情,心里感到有点恐慌正在茫然不知所措之际,学员们忽然像潮水般涌进门来,一个个衣冠不整,还沾着泥和水。他们一回来就急匆匆地换衣服c洗脸c漱口。“你们干什么去了?”我问。“救火呀。”“为什么不叫我?”“叫了,你还坐起来了。”我坐起来了?怎么又睡下了呢?而且睡到大天亮?我真的一点都不记得,没一点印象。呼唤救火的动静肯定很大,我居然还能酣睡不醒;被叫醒了坐起来,还又能睡下去,这有谁能相信?人家肯定会怀疑我是偷奸躲懒,不愿深夜起床去救火,假装睡着了,一个人躲在屋里睡懒觉,还倒打一耙说人家没叫自己。我自责着,心里又感到挺委屈;看着同志们的眼神,似乎都在嘲笑我。其实冤枉呀,我确实没听到一点动静,半大的子太嗜睡了。
区队长本可就此事批评我,但他没有。
开展“思想洗澡”运动。学文件,联系思想,联系实际,进行思想改造,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意识;脱裤子,割尾巴,把自己见不得人的旧思想和做过的错事c坏事统统说出来,割掉个人主义尾巴,放下一切思想包袱,进入新社会,重做新人。查三代:祖父一代c父亲一代c自己一代,家庭的经济状况c政治面貌,自己的历史c年龄c学历,担任过什么反动职务,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c反动组织c反动会道门,有什么社会关系,都要向党交代,向群众交待代,交代了就是好同志。不管家庭出身c本人历史怎么复杂,只要交代清楚了,不作任何处理。只要求历史清楚,不要求历史清白;允许革命,欢迎革命,欢迎放下家庭c历史的沉重包袱,轻装前进!
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使我坐不住了,我在班会上坦白交代:我瞒年龄了,参军时14岁,怕部队不要我,虚报成16岁;我瞒成份了,我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家有田70亩(后来我请假探家,和母亲谈及此事。母亲说:“你填得不对,家里是有田150亩。”我说:“我看过你填的表,你申请当学老师时,填的是家有田70亩。”她笑了,说是“怕太难看了,就填了个70亩。”这事儿就这么的被母亲给误导了),也是怕部队不要我,填了个“中农”;我还瞒了父亲的反动职务,我父亲是国民党d行辕的处长,1946年在市被解放军所俘,现无消息。本人历史清白,从念书,没担任过任何反动职务,没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c反动会道门严格地说,我还是有所保留的,我没说出我的父亲曾任过国民党军的少将副师长;因为当时部队里把“少将”c“师长”看得太重了,我怕受人歧视,我受不了人们奇异的目光。我还为自己找了个理由:东北行辕的处长相当于部队的军级,比副师长高,又是他的最后c最高职务,我把这个交代了也就可以了,总不需要排c连c营c团c师一级一级交代吧?其实是我认为“处长”比“少将副师长”好听一些,“少将副师长”的职务太“显眼”了。我便这么自我安慰地含糊过去了。
这事儿区队长本可组织人对我进行批判,可他没有。
写到这里我不禁联想到现在:6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某个打工仔贴了老板或者企业高管的字报,会怎样?如果某个办事员贴了科长或县长的字报,会怎样?
一次,以中队为单位举行政治理论讨论会,由季指导员出题目,大家讨论,发表意见,并开展争论。大家发言后,由季指导员作总结。他肯定了正确的意见,也指出了偏颇的c甚至错误的认识。谁知在他的总结发言后,有个贵州籍的新学员站起来质疑。他说:“我的发言是从一本政治书籍中摘录的,指导员却说我说得不正确。到底是指导员说得对,还是书上说得对?”说着,当场就把书掏出来,念了一段(是个什么问题,我已经不记得了)。他还介绍了书的作者叫“张如心”,书是当时的解放区出版的。
这一质疑使大家既惊又奇,居然有人敢怀疑甚至公开质问指导员!指导员是老革命,在我们这些学员眼中,他就是党的代表,是革命的化身。现在事情已在大场面上摆出来了,且看季指导员如何处理。
季指导员说:“把书给我看看。”那个学员在众人注视之下走过去,把书交给指导员。季指导员翻看了一下,说:“这事儿先放一放,回去后我们几个同志研究一下再答复大家。”
讨论会就在大家心情怪怪的气氛中悄然散会。
过了几天,又开中队讨论会。会上,首先由季指导员发言,他说:“同志那天提的问题,我们几个同志学习研究后,认为这本书上的论点是正确的,我那天的评论不对,应该向大家作检讨”话音未落,掌声雷动。
季指导员用双手朝下按了按,示意大家安静。又说:“对同志的学习精神和追求真理的勇气,表示赞许,并给予表扬。”又是雷鸣般的掌声。
季指导员拿起那本张如心写的书,唤道:“同志,请你把这本书拿回去。”(名字我已不记得了)站起来,激动得满脸通红,他走上前去,敬了个礼,接过书。季指导员又说:“希望你继续努力学习,做个革命者。”又敬了个礼,才走回队列里坐下。我想,这次经历他将会铭记一辈子!
季指导员,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做事,应该怎样做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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