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80章 三勇士决断
不过话说回来,霍光的想法也是过于理想化了。站在国家百年之计乃至是千年之计的角度来看,或者说站在臣子的角度来说,同样也是为了国家‘健康’发展考虑,霍光这个想法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站在汉帝个人的角度来说,被外戚架空的他哪里有多少机会去接触那些士人,尤其是那几个清名很大的士人,外戚要不防着他们才怪呢。这种情况下,最方便可行的无疑就是和身边的宦官合作,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毕竟这个事情,要是做得不够隐秘,那就是各种牵连,必然会宰掉一大批人,就连汉帝,就算是没有被做掉,也会非常危险。
就以曹老板来说,可谓是玩过正方,也参与过反方。正方支持汉帝的时候,差一点就成功了。而反方作为汉帝的敌对方的时候,则是成功识破了对方的计划。
当然,这两段的对手都不是外戚了,而是挟持汉帝自重的诸侯。
第一件就是曹操刺董。
一般来说,普遍都认为这是曹老板还没彻底摆脱年轻时候年少气盛,报国之心,乃至是所谓的治世之能臣。
不过,也不是没有阴谋论说法,单纯的以阴谋的观点来看,认为曹操是早有策划,居心叵测。
先来作两个假设:一是假如曹操不去刺董卓会怎样?毫无疑问,继续默默无闻做他的“骁骑校尉”;二是假如曹操行刺成功会怎样?也只会是舍身为王允、李傕、郭汜或袁绍等人清了王侧、做了嫁衣。显然,这两种结果都不会是“有权谋、多机变”以及“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想要的。而他行刺献刀后的实际收益如何呢?赚得盆满钵满。向下,讨好了民众,得以迅速拢络一帮人马;向上,挑起了朝廷忠逆两派狗咬狗。在曹操刺董之前,董卓尚且抓不到保皇派领袖王允的辫子;王允则惧于董卓的淫威,只敢躲在家里低声抽泣。所以二人暂时相安无事。
然而,当董卓调查到曹操行刺的宝刀借自王允时,二人就该反目了。七宝刀之于曹操的用途就如同貂婵之于王允。不禁要问,王允何以囤宝居奇、金屋藏娇?因为他是汉家的既得利益者、国家的超肥蛀虫!还有后文出现的大肆包养侍妾的董承,也是拼命维护自身利益的假忠臣。之所以说东汉当灭,除了帝王昏庸之外,还在于朝廷命官也没有一人是干净的了,乃一丘之“狗”。曹操看透了这一点。
仅仅以贪生怕死或两面三刀来评价曹操是肤浅的,他刺董献刀的行为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思想创新。
首先,曹操希望改进解决矛盾的方式,变急图为徐图。残酷的现实告诉曹操,杀一个董卓不难,难的是还有无数个董卓起来,欲速反不达。董卓本人就是得势于宫廷厮杀,他身后更有李、郭、张、樊群狼觊觎。很明显,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危机,须当有一批德才兼备的新锐整体取代朝廷的陈腐派系。然而,新人的成长和旧势力的垮台都需要时间。曹操改行刺为离间,便是将破旧与立新的矛盾引向了渐进的良性的更迭周期。
其次,曹操希望在儒、法之间寻找新的哲学理念。在很多人眼里,曹操是典型的法家,其实不然。如果他是纯法家,就混不进王允的圈子,也不会想到借刺董表忠心。当然,他更不是纯儒家,不会真为王允卖命。在曹操看来,国家仅仅依靠朝廷左、右两派争斗已经没有出路了,必须以下反上,以民反官。于是他就来了个借儒家之名,行法家之实。这一做法虽然仍旧偏于激进,算不上正宗的“儒法混”,但却很适于摧毁死而不僵的朝廷。早年的曹阿瞒无可替代!
第三,曹操希望改变“英雄”的价值观,变追求虚名小利为实名大利;变追求短期效应为长期利益。作为一名刺客,不管行刺成功还是失败身亡,都只能得到一时的赞誉,转瞬即逝。比如伍孚得到的就是一首小诗:“汉末忠臣说伍孚,冲天豪气世间无。朝堂杀贼名犹在,万古堪称大丈夫。”曹操却得到了一支令李傕、郭汜等奸党闻风丧胆的军队。
如果不是曹操步步为营,分期分批清剿忠逆两股极端势力,汉末的战乱何时才能平息?当曹操将个人价值和国家利益同时最大化之后,谁还会计较他刺董时的“熊”样呢?
当然,这么说曹老板如此奸诈却也有点过了。虽然说站在什么为国为民的角度之类的去赞赏,其实本身却也否定了曹操早期对大汉对汉帝的忠心。
从五色棍到刺董再到反董联盟后期董卓火烧洛阳撤退,曹操独自率军追赶,在这个阶段,曹老板的向汉之心还是可以看见的。
要知道,刺杀这个事情可以说能够靠演的。演成失败也不是非常困难。但是兵败这个事情,你若是要这么演,那损失可就大了,曹老板在追杀董卓这一战之中被徐荣吊打,损失惨重,弄不好直接就被干掉了。
要知道,那个时候曹老板还是初出茅庐,刚刚带兵的。他哪来的信心敢在这方面弄险?
另一方面,徐荣也不是普通人物,那个阶段,真正久经阵战的根本没多少,后期的那些闻名遐迩的名将也都还没开始磨练呢,江东猛虎孙坚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了,在东吴、西凉等各个战场上升了不少级。可以说关东诸军,真正令董卓畏惧的也不过就是孙坚一支兵马罢了。
可就是这个孙坚,连续两次被徐荣打爆,简直就是难以想象。要知道,就是这个被徐荣打爆的孙坚,他收拾残兵败将挺进阳人,斩杀了华雄。
所以说,这个事件上面可以看得出来,曹老板这个时候还不是那么奸诈的货色。那么在此之前的刺董,也必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弯弯道道在里面。
也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些事情,回过头来,曹老板在这个事情上就显得比较精明了,大名鼎鼎的‘衣带诏’事件就是这里所说的,曹老板作为反方的一次事情。
演义版本自然不用多说,反正演义里面,曹老板作为大反派,汉帝一方的就是绝对的忠臣。
不过站在历史角度来说,自然不会这么武断。
汉东汉末年,曹操迎奉汉献帝迁都于许。参与护送汉献帝东归的安集将军董承在政权分配问题上与曹操产生了矛盾。董承后来官拜车骑将军,又是皇帝董贵人的父亲。建安四年,董承对外宣称受汉献帝衣带中密诏,要诛杀曹操,又与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议郎吴硕等同谋。刘备一开始没有参与,后来曹操与之煮酒论英雄,刘备方才与董承同谋。后来,刘备逃离许都。董承对王子服说:“郭汜当年有数百人,但曾击败李傕几万人,就看足下与我是否同心了!昔日吕不韦有子楚之后得以富贵,现在我和足下也是这样。“王子服连忙推辞:“我惊恐而不敢当,而且兵力不足。“董承回答说:“如果事情成功,就能得到曹操雄厚的兵力,还不满足吗?“王子服又问:“在京师有办事的人吗?“董承答道:“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都是我的心腹。“双方定下密谋。
建安五年董承阴谋败露,同谋者均被正法。
很多人把董承事件当作是汉献帝与曹操关系恶化的一个标志,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对。吕思勉在《三国史话》中就对衣带诏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我们来看一看史书记载。《三国志·先主传》说:“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很多人会误解为汉献帝下密诏给董承,实则不然,因为“辞“是宣称的意思(《资治通鉴》改为“称受“,意思更明确)。这就是说董承自己对外宣称接受了汉献帝的密诏,那么董承自己说的,可信吗?所以说《三国志》和《资治通鉴》对衣带诏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而袁宏的《后汉纪》直接表示否定,连衣带诏这三个字都没出现。范晔《后汉书》倒是持肯定态度。《后汉书·董卓传》说:“帝忌操专逼,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后汉书》成书过晚,在史学价值上不能与《三国志》相比,比较抹黑曹操。董承是牛辅(董卓女婿)的余孽,是西凉系军阀,怎么会是公忠体国的人呢?另外,在曹操迎奉天子初期,他与汉献帝关系不错,皇帝怎么会让董承杀曹操呢?这只不过是曹操与董承的矛盾而已。
所以说,衣带诏事件这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在《三国演义》中的那般描述,对照历史,我们明显可以发现董承案的几个与演义不同的地方:
一,历史上,董承未必是什么公忠体国的人,和曹操之间的争端更多的属于利益、政权分配不均造成的争斗。而在演义里,董承成了大忠臣。
二,历史上,董承到底有没有接受汉献帝诏书,换一句话说,汉献帝是不是下了诏书,疑窦丛生。史书的记载是,董承自己说皇帝有诏书给他。他自己说的,可信吗?可《三国演义》言辞凿凿。
三,历史上,马腾并没有参与董承的密谋,恰恰相反,马腾和曹操在这时是一条战线上的盟友。马腾也并不忠于汉室。关于马腾的描述简直胡扯。
四,刘备是在煮酒论英雄之后才参与阴谋。《三国演义》提前了,说刘备是参与了阴谋后才被曹操请去。
还有一点就是历史上董承密谋败露起因不明。但《三国演义》说,董承家奴秦庆童与董承侍婢私通被发现,遂怀恨在心,将实情报知曹操。
这一点是比较关键的问题,如果说需要靠着某个巧合才能够识破董承的计划,那也实在是太看不起曹老板了。
这个事情无疑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在外戚大权在握的时候,士人要和外戚去争斗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虽然宦官相对来说也要经过一番争斗才能做掉外戚,但关键是宦官时时刻刻跟在皇帝身边,你总不能隔三差五的给皇帝换一批太监吧?
所以还是那句话,霍光的制度从客观角度来看是很靠谱的,可是站在主观角度,汉帝为了尽快夺回权力,无疑不可能安安心心的等着士人过来效忠。
闲话上面说这么多,其实主要是鲍鸿心理思索的这些内容。霍光所说的则是具体的某些实施方案。比如具体的针对宦官的限制,针对外戚的限制等等。
等两人对话告一段落的时候,另一边众人的交流也已经结束了。对于那几个勇士来说,接受这些事情其实反而是比较容易的。
主要是杞梁等对晏子是处于高度信任中的,而秽沧溟虽然并不认识陈平,但是前面也说过,三韩秽国和中原诸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不仅仅是韩国的信息能够传过去,东方大国齐国的信息自然也不是一无所知。
而陈平,虽然说在张良、秽沧溟他们刺秦的时候并没有出名,但是对于那个时代各种情况的了解也是非常的清楚的,双方对照了一番见解,自然就能够明白他们所说的是真是假。
而众军师都是心思玲珑聪慧之辈,对症下药,说明他们关注的话题,自然很容易就获得了他们的认可。
“鲍将军,杞梁他们没什么要求,对于将军这些时日一来的所作所为也是非常佩服,愿意投入将军麾下效力!”晏子笑着说道。
要知道晏子自己同意跟着鲍鸿也是有条件的,日后要是有齐国姜氏嫡系,不能阻止他前去投靠。而杞梁他们却没有这个要求,毕竟从他们的事迹就看得出来,两人都是义气深重之辈,对于齐国并没有太绝对的认同感,既然鲍鸿的所作所为符合他们的胃口,投入鲍鸿麾下也不是不能接受的。
至于秽沧溟,要求也很简单,那就是要知道故乡的情况。
《三国志》载后世夫余、沃沮、高句丽等族的居住地都是古秽国的势力范围。
在西汉汉武帝征服卫氏朝鲜后,秽国所在地先后隶属于临屯郡、乐浪郡二郡,这里的秽人也逐渐汉化了。
那么说起来的话,那地方就属于幽州最边境的地方了。(未完待续。)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
但是站在汉帝个人的角度来说,被外戚架空的他哪里有多少机会去接触那些士人,尤其是那几个清名很大的士人,外戚要不防着他们才怪呢。这种情况下,最方便可行的无疑就是和身边的宦官合作,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毕竟这个事情,要是做得不够隐秘,那就是各种牵连,必然会宰掉一大批人,就连汉帝,就算是没有被做掉,也会非常危险。
就以曹老板来说,可谓是玩过正方,也参与过反方。正方支持汉帝的时候,差一点就成功了。而反方作为汉帝的敌对方的时候,则是成功识破了对方的计划。
当然,这两段的对手都不是外戚了,而是挟持汉帝自重的诸侯。
第一件就是曹操刺董。
一般来说,普遍都认为这是曹老板还没彻底摆脱年轻时候年少气盛,报国之心,乃至是所谓的治世之能臣。
不过,也不是没有阴谋论说法,单纯的以阴谋的观点来看,认为曹操是早有策划,居心叵测。
先来作两个假设:一是假如曹操不去刺董卓会怎样?毫无疑问,继续默默无闻做他的“骁骑校尉”;二是假如曹操行刺成功会怎样?也只会是舍身为王允、李傕、郭汜或袁绍等人清了王侧、做了嫁衣。显然,这两种结果都不会是“有权谋、多机变”以及“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想要的。而他行刺献刀后的实际收益如何呢?赚得盆满钵满。向下,讨好了民众,得以迅速拢络一帮人马;向上,挑起了朝廷忠逆两派狗咬狗。在曹操刺董之前,董卓尚且抓不到保皇派领袖王允的辫子;王允则惧于董卓的淫威,只敢躲在家里低声抽泣。所以二人暂时相安无事。
然而,当董卓调查到曹操行刺的宝刀借自王允时,二人就该反目了。七宝刀之于曹操的用途就如同貂婵之于王允。不禁要问,王允何以囤宝居奇、金屋藏娇?因为他是汉家的既得利益者、国家的超肥蛀虫!还有后文出现的大肆包养侍妾的董承,也是拼命维护自身利益的假忠臣。之所以说东汉当灭,除了帝王昏庸之外,还在于朝廷命官也没有一人是干净的了,乃一丘之“狗”。曹操看透了这一点。
仅仅以贪生怕死或两面三刀来评价曹操是肤浅的,他刺董献刀的行为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思想创新。
首先,曹操希望改进解决矛盾的方式,变急图为徐图。残酷的现实告诉曹操,杀一个董卓不难,难的是还有无数个董卓起来,欲速反不达。董卓本人就是得势于宫廷厮杀,他身后更有李、郭、张、樊群狼觊觎。很明显,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危机,须当有一批德才兼备的新锐整体取代朝廷的陈腐派系。然而,新人的成长和旧势力的垮台都需要时间。曹操改行刺为离间,便是将破旧与立新的矛盾引向了渐进的良性的更迭周期。
其次,曹操希望在儒、法之间寻找新的哲学理念。在很多人眼里,曹操是典型的法家,其实不然。如果他是纯法家,就混不进王允的圈子,也不会想到借刺董表忠心。当然,他更不是纯儒家,不会真为王允卖命。在曹操看来,国家仅仅依靠朝廷左、右两派争斗已经没有出路了,必须以下反上,以民反官。于是他就来了个借儒家之名,行法家之实。这一做法虽然仍旧偏于激进,算不上正宗的“儒法混”,但却很适于摧毁死而不僵的朝廷。早年的曹阿瞒无可替代!
第三,曹操希望改变“英雄”的价值观,变追求虚名小利为实名大利;变追求短期效应为长期利益。作为一名刺客,不管行刺成功还是失败身亡,都只能得到一时的赞誉,转瞬即逝。比如伍孚得到的就是一首小诗:“汉末忠臣说伍孚,冲天豪气世间无。朝堂杀贼名犹在,万古堪称大丈夫。”曹操却得到了一支令李傕、郭汜等奸党闻风丧胆的军队。
如果不是曹操步步为营,分期分批清剿忠逆两股极端势力,汉末的战乱何时才能平息?当曹操将个人价值和国家利益同时最大化之后,谁还会计较他刺董时的“熊”样呢?
当然,这么说曹老板如此奸诈却也有点过了。虽然说站在什么为国为民的角度之类的去赞赏,其实本身却也否定了曹操早期对大汉对汉帝的忠心。
从五色棍到刺董再到反董联盟后期董卓火烧洛阳撤退,曹操独自率军追赶,在这个阶段,曹老板的向汉之心还是可以看见的。
要知道,刺杀这个事情可以说能够靠演的。演成失败也不是非常困难。但是兵败这个事情,你若是要这么演,那损失可就大了,曹老板在追杀董卓这一战之中被徐荣吊打,损失惨重,弄不好直接就被干掉了。
要知道,那个时候曹老板还是初出茅庐,刚刚带兵的。他哪来的信心敢在这方面弄险?
另一方面,徐荣也不是普通人物,那个阶段,真正久经阵战的根本没多少,后期的那些闻名遐迩的名将也都还没开始磨练呢,江东猛虎孙坚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了,在东吴、西凉等各个战场上升了不少级。可以说关东诸军,真正令董卓畏惧的也不过就是孙坚一支兵马罢了。
可就是这个孙坚,连续两次被徐荣打爆,简直就是难以想象。要知道,就是这个被徐荣打爆的孙坚,他收拾残兵败将挺进阳人,斩杀了华雄。
所以说,这个事件上面可以看得出来,曹老板这个时候还不是那么奸诈的货色。那么在此之前的刺董,也必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弯弯道道在里面。
也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些事情,回过头来,曹老板在这个事情上就显得比较精明了,大名鼎鼎的‘衣带诏’事件就是这里所说的,曹老板作为反方的一次事情。
演义版本自然不用多说,反正演义里面,曹老板作为大反派,汉帝一方的就是绝对的忠臣。
不过站在历史角度来说,自然不会这么武断。
汉东汉末年,曹操迎奉汉献帝迁都于许。参与护送汉献帝东归的安集将军董承在政权分配问题上与曹操产生了矛盾。董承后来官拜车骑将军,又是皇帝董贵人的父亲。建安四年,董承对外宣称受汉献帝衣带中密诏,要诛杀曹操,又与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议郎吴硕等同谋。刘备一开始没有参与,后来曹操与之煮酒论英雄,刘备方才与董承同谋。后来,刘备逃离许都。董承对王子服说:“郭汜当年有数百人,但曾击败李傕几万人,就看足下与我是否同心了!昔日吕不韦有子楚之后得以富贵,现在我和足下也是这样。“王子服连忙推辞:“我惊恐而不敢当,而且兵力不足。“董承回答说:“如果事情成功,就能得到曹操雄厚的兵力,还不满足吗?“王子服又问:“在京师有办事的人吗?“董承答道:“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都是我的心腹。“双方定下密谋。
建安五年董承阴谋败露,同谋者均被正法。
很多人把董承事件当作是汉献帝与曹操关系恶化的一个标志,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对。吕思勉在《三国史话》中就对衣带诏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我们来看一看史书记载。《三国志·先主传》说:“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很多人会误解为汉献帝下密诏给董承,实则不然,因为“辞“是宣称的意思(《资治通鉴》改为“称受“,意思更明确)。这就是说董承自己对外宣称接受了汉献帝的密诏,那么董承自己说的,可信吗?所以说《三国志》和《资治通鉴》对衣带诏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而袁宏的《后汉纪》直接表示否定,连衣带诏这三个字都没出现。范晔《后汉书》倒是持肯定态度。《后汉书·董卓传》说:“帝忌操专逼,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后汉书》成书过晚,在史学价值上不能与《三国志》相比,比较抹黑曹操。董承是牛辅(董卓女婿)的余孽,是西凉系军阀,怎么会是公忠体国的人呢?另外,在曹操迎奉天子初期,他与汉献帝关系不错,皇帝怎么会让董承杀曹操呢?这只不过是曹操与董承的矛盾而已。
所以说,衣带诏事件这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在《三国演义》中的那般描述,对照历史,我们明显可以发现董承案的几个与演义不同的地方:
一,历史上,董承未必是什么公忠体国的人,和曹操之间的争端更多的属于利益、政权分配不均造成的争斗。而在演义里,董承成了大忠臣。
二,历史上,董承到底有没有接受汉献帝诏书,换一句话说,汉献帝是不是下了诏书,疑窦丛生。史书的记载是,董承自己说皇帝有诏书给他。他自己说的,可信吗?可《三国演义》言辞凿凿。
三,历史上,马腾并没有参与董承的密谋,恰恰相反,马腾和曹操在这时是一条战线上的盟友。马腾也并不忠于汉室。关于马腾的描述简直胡扯。
四,刘备是在煮酒论英雄之后才参与阴谋。《三国演义》提前了,说刘备是参与了阴谋后才被曹操请去。
还有一点就是历史上董承密谋败露起因不明。但《三国演义》说,董承家奴秦庆童与董承侍婢私通被发现,遂怀恨在心,将实情报知曹操。
这一点是比较关键的问题,如果说需要靠着某个巧合才能够识破董承的计划,那也实在是太看不起曹老板了。
这个事情无疑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在外戚大权在握的时候,士人要和外戚去争斗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虽然宦官相对来说也要经过一番争斗才能做掉外戚,但关键是宦官时时刻刻跟在皇帝身边,你总不能隔三差五的给皇帝换一批太监吧?
所以还是那句话,霍光的制度从客观角度来看是很靠谱的,可是站在主观角度,汉帝为了尽快夺回权力,无疑不可能安安心心的等着士人过来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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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杞梁等对晏子是处于高度信任中的,而秽沧溟虽然并不认识陈平,但是前面也说过,三韩秽国和中原诸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不仅仅是韩国的信息能够传过去,东方大国齐国的信息自然也不是一无所知。
而陈平,虽然说在张良、秽沧溟他们刺秦的时候并没有出名,但是对于那个时代各种情况的了解也是非常的清楚的,双方对照了一番见解,自然就能够明白他们所说的是真是假。
而众军师都是心思玲珑聪慧之辈,对症下药,说明他们关注的话题,自然很容易就获得了他们的认可。
“鲍将军,杞梁他们没什么要求,对于将军这些时日一来的所作所为也是非常佩服,愿意投入将军麾下效力!”晏子笑着说道。
要知道晏子自己同意跟着鲍鸿也是有条件的,日后要是有齐国姜氏嫡系,不能阻止他前去投靠。而杞梁他们却没有这个要求,毕竟从他们的事迹就看得出来,两人都是义气深重之辈,对于齐国并没有太绝对的认同感,既然鲍鸿的所作所为符合他们的胃口,投入鲍鸿麾下也不是不能接受的。
至于秽沧溟,要求也很简单,那就是要知道故乡的情况。
《三国志》载后世夫余、沃沮、高句丽等族的居住地都是古秽国的势力范围。
在西汉汉武帝征服卫氏朝鲜后,秽国所在地先后隶属于临屯郡、乐浪郡二郡,这里的秽人也逐渐汉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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