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314章 高何奇再道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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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何奇继续说道:“二是在生产活动方面。
窦融在河西地区,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多种生产活动。
在农业生产上,窦融把地方郡县和军队分为两个管理系统。
在地方郡一级设农都尉,县一级设田吏,并由这些农官具体负责农耕事务。
在军队系统,实行军屯制度,具体屯垦事务由军事长官兼理。
当时河西地区所种植的农作物品种有二十多个,大体可分为麦、米、谷、豆四大类,其情况可与农业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并驾齐驱。
河西五郡地区,自古林木稀少,天然绿洲常常遭受沙尘暴侵袭,植被保护问题当时就已受到人们的重视。
窦融时期,曾通过采取严令‘吏民毋得伐树木’措施来保护环境,从保护林木入手保护生态环境的做法,在历史上为我们树立了可资借鉴的表率。
为了发展五郡畜牧业,大将军府曾设置了牧师苑,专们负责畜牧事务,同时又颁布了禁杀马牛的政令,用来保护役畜。
在建武十二年,当窦融等前往洛阳晋见光武帝时,在路上所驱赶的马牛羊就多得满山遍野,而仅用来拉车的马就有四千多匹。
在窦融经营时期,交通运输业有了较大发展,马拉的大木轮车已经成了主要的运输工具。
建武八年,窦融攻打隗嚣时,所出动运输辎重的马拉木轮车就达五千多辆。
商业贸易也有了显著发展,仅有姑臧地方,就已开辟了专门供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居民进行商品交易的市场,而且每天开放四次,其交易之盛可见一斑。
三是在民族政策方面。
窦融对河西五郡境内的羌、小月氏、秦胡和卢水胡等实行宽和政策,一方面招抚游徙不定的各畜牧民族,安置他们定居、田作;
另一方面又对他们的牲畜从政策上给予保护,严令禁止征调各少数民族的马、牛服徭役,因此各族民众纷纷归附。
当时,窦融还允许各少数民族民众参与姑臧市场的商品交易活动,从而得到了各少数民族的欢心和拥护。
窦融的苦心经营,促使河西五郡出现了社会稳定、‘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和‘兵马精强’盛况。
以上卓著业绩表明,窦融对河西五郡的经营,堪称张掖属国历史上开发建设的一个成功范例,很值得今天研究和借鉴。”
马腾接着问:“既然历史上张掖属国如此繁荣强大,却为何后来没落了?”
高何奇说:“张掖属国在汉设属国是个特例,其组织和规模与其他属国不同。
张掖属国最强大的时候,西起居延,东至武威,连绵千余里,凡是张掖郡的辖地,也就是张掖属国的地方。
前者管理按郡、县、乡、里定居的编户、田卒;后者管理因其故俗、保留部落组织的游牧民族。
张掖属国在窦融任都尉时,经历了一个非常规发展的特殊阶段,达到了它发展的顶峰。
不论是窦融以属国都尉行河西五郡大将军、凉州牧总揽河西军政的现状,还是张掖属国雄厚的兵力,都只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
当后汉统治的正常秩序建立后,这种状况必将结束,张掖属国也面临了一次改制、调整的重要转折。
首先,后汉朝庭以解除窦融凉州牧、属国都尉兵权的方式,结束了张掖属国发展的特殊时期。
建武八年,窦融率军会攻隗嚣之战结束后,汉光武帝并未立即解除窦融的兵权,而是等到陇、蜀平定后,于建武十二年,诏窦融和河西五郡太守进京奏事。
进京后,窦融交出了凉州牧、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朝庭只归还了安丰侯印绶,表明窦融被解除了兵权。
其次,张掖属国在窦融统治时期经过非常规发展后,实力雄厚。
从建武八年平隗嚣之战后,洒西精兵都原封不动地回到了河西。
为了防止属国成为割据势力,朝庭不可能容忍张掖属国的现状继续存在。
因而,张掖属国被继续进行了调整:
一是在原张掖属国的管辖范围里进行肢解,分割成立了一个新的属国---张掖居延属国,这样张掖属国不论其管辖范围,还是人员力量,都大为减少;
二是赋予张掖属国以‘治民比郡’的职能。
朝庭对部分属国职能的调整,反映了属国内部发展变化的实际状况。
作为张掖属国来说,作为早在武帝时就已设立,经历前汉时的长期发展,又在两汉之交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机遇,其综合实力必然得以大幅度提升。
一方面有多达万人的精兵,窦融统治时期可能还要更多,这需要朝庭加强限制和防范。
另一方面,随着属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围绕着都尉和各级官员统治的治所,已经出现了城镇,部分地方呈现出汉人与少数民族杂居错处的局面。“
在此情况下,原来属国都尉隶于郡太守而不治民的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因而,朝庭赋予属国治民比郡的职能,就是势所必然。”
马腾再问:“属国体制调整后情况又是如何?”
高何奇说:“调整后的张掖属国仍然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并继续在抗击匈奴、稳定边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前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张掖属国的精兵曾在窦固、耿忠率领下,出酒泉郡征讨匈奴。
进入后汉以来,属国羌胡除了随大军参与征讨,还面临了新的问题与选择。
此时,遍布凉州广大区域的羌胡,与汉人杂处,经常被官府的官吏欺凌,于是掀起了长时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从此,张掖属国的确发展也便与此产生了密切的联系。
羌人部落众多,居住分散,互不统属,每次起事,皆以结盟、交换质子等形式凝聚部众,一呼百应。
同时,也派人联络属国羌胡,相互支援。
可见,后汉时期的张掖属国在继续担负河西北部防务的同时,还面临着来自南部羌族反汉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所幸的是,此时南匈奴业已降汉,河西北部防务压力大为减轻,这使得朝庭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羌人的反叛。
由于羌人的抗争旷日持久,而河西地区兵祸连年,张掖属国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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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何奇继续说道:“二是在生产活动方面。
窦融在河西地区,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多种生产活动。
在农业生产上,窦融把地方郡县和军队分为两个管理系统。
在地方郡一级设农都尉,县一级设田吏,并由这些农官具体负责农耕事务。
在军队系统,实行军屯制度,具体屯垦事务由军事长官兼理。
当时河西地区所种植的农作物品种有二十多个,大体可分为麦、米、谷、豆四大类,其情况可与农业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并驾齐驱。
河西五郡地区,自古林木稀少,天然绿洲常常遭受沙尘暴侵袭,植被保护问题当时就已受到人们的重视。
窦融时期,曾通过采取严令‘吏民毋得伐树木’措施来保护环境,从保护林木入手保护生态环境的做法,在历史上为我们树立了可资借鉴的表率。
为了发展五郡畜牧业,大将军府曾设置了牧师苑,专们负责畜牧事务,同时又颁布了禁杀马牛的政令,用来保护役畜。
在建武十二年,当窦融等前往洛阳晋见光武帝时,在路上所驱赶的马牛羊就多得满山遍野,而仅用来拉车的马就有四千多匹。
在窦融经营时期,交通运输业有了较大发展,马拉的大木轮车已经成了主要的运输工具。
建武八年,窦融攻打隗嚣时,所出动运输辎重的马拉木轮车就达五千多辆。
商业贸易也有了显著发展,仅有姑臧地方,就已开辟了专门供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居民进行商品交易的市场,而且每天开放四次,其交易之盛可见一斑。
三是在民族政策方面。
窦融对河西五郡境内的羌、小月氏、秦胡和卢水胡等实行宽和政策,一方面招抚游徙不定的各畜牧民族,安置他们定居、田作;
另一方面又对他们的牲畜从政策上给予保护,严令禁止征调各少数民族的马、牛服徭役,因此各族民众纷纷归附。
当时,窦融还允许各少数民族民众参与姑臧市场的商品交易活动,从而得到了各少数民族的欢心和拥护。
窦融的苦心经营,促使河西五郡出现了社会稳定、‘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和‘兵马精强’盛况。
以上卓著业绩表明,窦融对河西五郡的经营,堪称张掖属国历史上开发建设的一个成功范例,很值得今天研究和借鉴。”
马腾接着问:“既然历史上张掖属国如此繁荣强大,却为何后来没落了?”
高何奇说:“张掖属国在汉设属国是个特例,其组织和规模与其他属国不同。
张掖属国最强大的时候,西起居延,东至武威,连绵千余里,凡是张掖郡的辖地,也就是张掖属国的地方。
前者管理按郡、县、乡、里定居的编户、田卒;后者管理因其故俗、保留部落组织的游牧民族。
张掖属国在窦融任都尉时,经历了一个非常规发展的特殊阶段,达到了它发展的顶峰。
不论是窦融以属国都尉行河西五郡大将军、凉州牧总揽河西军政的现状,还是张掖属国雄厚的兵力,都只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
当后汉统治的正常秩序建立后,这种状况必将结束,张掖属国也面临了一次改制、调整的重要转折。
首先,后汉朝庭以解除窦融凉州牧、属国都尉兵权的方式,结束了张掖属国发展的特殊时期。
建武八年,窦融率军会攻隗嚣之战结束后,汉光武帝并未立即解除窦融的兵权,而是等到陇、蜀平定后,于建武十二年,诏窦融和河西五郡太守进京奏事。
进京后,窦融交出了凉州牧、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朝庭只归还了安丰侯印绶,表明窦融被解除了兵权。
其次,张掖属国在窦融统治时期经过非常规发展后,实力雄厚。
从建武八年平隗嚣之战后,洒西精兵都原封不动地回到了河西。
为了防止属国成为割据势力,朝庭不可能容忍张掖属国的现状继续存在。
因而,张掖属国被继续进行了调整:
一是在原张掖属国的管辖范围里进行肢解,分割成立了一个新的属国---张掖居延属国,这样张掖属国不论其管辖范围,还是人员力量,都大为减少;
二是赋予张掖属国以‘治民比郡’的职能。
朝庭对部分属国职能的调整,反映了属国内部发展变化的实际状况。
作为张掖属国来说,作为早在武帝时就已设立,经历前汉时的长期发展,又在两汉之交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机遇,其综合实力必然得以大幅度提升。
一方面有多达万人的精兵,窦融统治时期可能还要更多,这需要朝庭加强限制和防范。
另一方面,随着属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围绕着都尉和各级官员统治的治所,已经出现了城镇,部分地方呈现出汉人与少数民族杂居错处的局面。“
在此情况下,原来属国都尉隶于郡太守而不治民的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因而,朝庭赋予属国治民比郡的职能,就是势所必然。”
马腾再问:“属国体制调整后情况又是如何?”
高何奇说:“调整后的张掖属国仍然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并继续在抗击匈奴、稳定边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前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张掖属国的精兵曾在窦固、耿忠率领下,出酒泉郡征讨匈奴。
进入后汉以来,属国羌胡除了随大军参与征讨,还面临了新的问题与选择。
此时,遍布凉州广大区域的羌胡,与汉人杂处,经常被官府的官吏欺凌,于是掀起了长时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从此,张掖属国的确发展也便与此产生了密切的联系。
羌人部落众多,居住分散,互不统属,每次起事,皆以结盟、交换质子等形式凝聚部众,一呼百应。
同时,也派人联络属国羌胡,相互支援。
可见,后汉时期的张掖属国在继续担负河西北部防务的同时,还面临着来自南部羌族反汉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所幸的是,此时南匈奴业已降汉,河西北部防务压力大为减轻,这使得朝庭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羌人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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