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41章 引经据典谈治弊
永嘉先生说:“现在我们转入另一个话题,谈一谈治理积弊的问题。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有一些积弊。要想治理这些积弊,首先得搞清楚这些积弊源是怎么产生的。
天下之弊源自哪里?人们往往把责任推卸给下边,其实不然。
比如选官一事。上古时代,礼仪修明,风俗醇厚,君主紧紧关闭上争名夺利的大门。
当时,天子身边手握官吏任免之权的人,公正任职,公平任人。所选之人,才能恰称其职;所任之职,官职正合其人。
四海之内,人才之外没有多余的官职,官职之外没有多余的人才。
天下的读书人,如果道德修养足够,官爵和俸禄就会自然落到他们的头上。
因此,为官者没有必要求助当政者,况且当时的朝廷与法度,几乎也没有他们可以求助的地方。
是以钻营者无处玩弄他们的心术,权贵者无处行使他们的特权,奸诈者无处施展他们的图谋,阿谀奉承者无处表现他们的花言巧语。
而后世礼仪废,风俗薄,名器滥,爵位轻,不再是官府搜求人才,而是下面的人开始到当政者那里去求取官职。
因此为官者多追名逐利,而耿介正直之士得不到重用。从这点来看,这些弊端源自上位者是毫无疑问的。
统治者用名利在上面引诱,却想禁止下面追求名利;统治者在这里用名利引诱,而在另一个地方却禁止人们追求名利。
这犹如用米醋来除掉蚊子c积聚腥膻的食品来去掉蚂蚁一样,即使天天用刑法惩治,也制止不了人们追求名利的行为。对此,你是怎么认为的?”
马腾叹道:“当政者责任重大。我这上任没有几天,就有许多人到我这儿来求取官职,要求照料。我则以情况不了解为由一概未允。
官职是朝庭重器,只能托付给名至实归之人,焉能私相授受?如果我开了这个口,以后后患无穷。这一点,即使是先生不说,我也会照样坚持下去。”
永嘉先生接着说道:“再有,从前周王朝衰落,齐c楚c赵c魏c韩等诸侯国的势力强盛,周王朝最终在秦国的铁蹄下灭亡了。
秦从分封制中汲取教训,于是夺取天下后改行郡县制。然而它的弊病是,当平民起来造反的时候,却没有谁出来制止:郡县的官吏对此熟视无睹而没人敢于过问。于是秦朝灭亡了。
汉朝兴起后,统治者又从秦朝统治者孤立无亲这一弊病中汲取教训,分封同姓子弟以镇抚天下,天下仅设立十五个郡。
但是没过多久,七个同姓诸侯国发生动乱,几乎危及汉朝的政权。
自文c景c武c宣等各位皇帝以来,统治者又从同姓诸侯王作乱中汲取教训。限制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减少诸侯国的官吏并限制他们的权力。
诸侯王只能从封地中获取衣食租税,不为士子平民所尊重。那么朝廷和同姓诸侯王的权威都衰微了,皇室支庶子弟和王室支庶子弟都削弱了,而奸邪之人无所忌惮,若长此以往,汉朝焉能不亡?
治理积弊,不能出现偏颇,否则其后果将更加严重。前汉崇尚宽容忠厚,这是接受了秦朝凶暴残酷的教训。
然而这样做的弊病是,使人们的性情柔和而缺少进取心,因此当权臣篡夺国家政权时,没有谁出来抗争。
后汉崇尚名誉和节操,这是接受了西汉的教训。然而它的弊病是,终究导致人们掩饰真情而标新立异,从而酿成了党锢之祸。
唉,纠正错误却超过了允当,汲取教训却导致政治上的严苛;往日纠正错误时的称心如意,结果步入了来日后悔的境地,以致发出了悔不当初的感叹!
这就象庸医给病人用药一样,病是由热引起的,就用天下最寒的方剂泻热;药物的寒性又给病人添了寒病,便又服用金石一类的烈性药物,以反寒为热。寒被止住了,而热又生了,药物造成的病患又发作了。
因此只有真正的治国之道,才能做到公正而无偏颇。
纠正错误,却不失于中正;惩戒祸乱,却不急于治理;安心遵守儒家的礼法道义,并且不反复无常;信守儒家的中庸之道,并且不夹杂个人的好恶。
如此一来,天下的弊病就象是相互抵消了,而祸患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大概只有君子,才能认识到这一点;也只有君子,才能理解这一点。
智慧只能察觉某方面问题的人,隐患往往潜伏在他所觉察的问题之中;权力用于矫枉之人,祸乱往往因为矫枉而过正。
世上之所以多事,统治者常常觉得智慧和权力不够用,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自己所缺少的,并不仅仅是智慧和权力啊!对此,你有什么意见?”
马腾说:“我觉得之所以会出现偏颇,一是统治者不具备治国之道,二是没有抓住根本。
不具备治国之道,其出发点就有偏颇,以偏颇去治理偏颇,岂不是偏上加偏?要是还没有察觉事情的根本之所在,就贸然出手,恐怕不仅仅是偏颇就能形容的了。”
永嘉先生道:“确然如此。有人常说:‘革旧布新,只要符合道理,即使违背人之常情,也不要担心犹豫。’
我就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不合人情的政治是不可能长久的。
不如在行事时,暗中去掉违背人之常情的因素,使人自觉服从统治者的意愿而又不易觉察出来,这样人民就不会怨天尤人,社会也不会动乱。
战国时,楚人不愿意养蚕,如果强行让其从事养蚕业,他们未必心甘情愿。只有一个官员建议,不如让百姓在交纳租税时以帛代钱,百姓就自然尽心于养蚕业。
汉代的百姓不致力于农业,如果国家强迫他们务农,未必心甘情愿。只有晁错认为,不如让百姓向国家交纳粮食以换取官爵,百姓就自然尽心于农业。
前汉时,诸侯王的势力强大,国家如果通过行政手段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必然产生动乱。而贾谊认为,用诸侯王的领地分封他们自己的子弟,这样就有了使他们高兴的因素,而诸侯王的势力自然也就削弱了。
后汉屯兵边塞,敌人来了就弃地逃跑。朝臣认为,征集有劳动能力的男子到郡里定居,敌人来了,人们会自觉投入战斗,这个问题自然而然也就解决了。
国家的弊端,贵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去掉,事情就没有不取得成功的。我想,这应该是治理弊端的最高境界吧?你是怎么看的?”
马腾说:“能这样做,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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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弊源自哪里?人们往往把责任推卸给下边,其实不然。
比如选官一事。上古时代,礼仪修明,风俗醇厚,君主紧紧关闭上争名夺利的大门。
当时,天子身边手握官吏任免之权的人,公正任职,公平任人。所选之人,才能恰称其职;所任之职,官职正合其人。
四海之内,人才之外没有多余的官职,官职之外没有多余的人才。
天下的读书人,如果道德修养足够,官爵和俸禄就会自然落到他们的头上。
因此,为官者没有必要求助当政者,况且当时的朝廷与法度,几乎也没有他们可以求助的地方。
是以钻营者无处玩弄他们的心术,权贵者无处行使他们的特权,奸诈者无处施展他们的图谋,阿谀奉承者无处表现他们的花言巧语。
而后世礼仪废,风俗薄,名器滥,爵位轻,不再是官府搜求人才,而是下面的人开始到当政者那里去求取官职。
因此为官者多追名逐利,而耿介正直之士得不到重用。从这点来看,这些弊端源自上位者是毫无疑问的。
统治者用名利在上面引诱,却想禁止下面追求名利;统治者在这里用名利引诱,而在另一个地方却禁止人们追求名利。
这犹如用米醋来除掉蚊子c积聚腥膻的食品来去掉蚂蚁一样,即使天天用刑法惩治,也制止不了人们追求名利的行为。对此,你是怎么认为的?”
马腾叹道:“当政者责任重大。我这上任没有几天,就有许多人到我这儿来求取官职,要求照料。我则以情况不了解为由一概未允。
官职是朝庭重器,只能托付给名至实归之人,焉能私相授受?如果我开了这个口,以后后患无穷。这一点,即使是先生不说,我也会照样坚持下去。”
永嘉先生接着说道:“再有,从前周王朝衰落,齐c楚c赵c魏c韩等诸侯国的势力强盛,周王朝最终在秦国的铁蹄下灭亡了。
秦从分封制中汲取教训,于是夺取天下后改行郡县制。然而它的弊病是,当平民起来造反的时候,却没有谁出来制止:郡县的官吏对此熟视无睹而没人敢于过问。于是秦朝灭亡了。
汉朝兴起后,统治者又从秦朝统治者孤立无亲这一弊病中汲取教训,分封同姓子弟以镇抚天下,天下仅设立十五个郡。
但是没过多久,七个同姓诸侯国发生动乱,几乎危及汉朝的政权。
自文c景c武c宣等各位皇帝以来,统治者又从同姓诸侯王作乱中汲取教训。限制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减少诸侯国的官吏并限制他们的权力。
诸侯王只能从封地中获取衣食租税,不为士子平民所尊重。那么朝廷和同姓诸侯王的权威都衰微了,皇室支庶子弟和王室支庶子弟都削弱了,而奸邪之人无所忌惮,若长此以往,汉朝焉能不亡?
治理积弊,不能出现偏颇,否则其后果将更加严重。前汉崇尚宽容忠厚,这是接受了秦朝凶暴残酷的教训。
然而这样做的弊病是,使人们的性情柔和而缺少进取心,因此当权臣篡夺国家政权时,没有谁出来抗争。
后汉崇尚名誉和节操,这是接受了西汉的教训。然而它的弊病是,终究导致人们掩饰真情而标新立异,从而酿成了党锢之祸。
唉,纠正错误却超过了允当,汲取教训却导致政治上的严苛;往日纠正错误时的称心如意,结果步入了来日后悔的境地,以致发出了悔不当初的感叹!
这就象庸医给病人用药一样,病是由热引起的,就用天下最寒的方剂泻热;药物的寒性又给病人添了寒病,便又服用金石一类的烈性药物,以反寒为热。寒被止住了,而热又生了,药物造成的病患又发作了。
因此只有真正的治国之道,才能做到公正而无偏颇。
纠正错误,却不失于中正;惩戒祸乱,却不急于治理;安心遵守儒家的礼法道义,并且不反复无常;信守儒家的中庸之道,并且不夹杂个人的好恶。
如此一来,天下的弊病就象是相互抵消了,而祸患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大概只有君子,才能认识到这一点;也只有君子,才能理解这一点。
智慧只能察觉某方面问题的人,隐患往往潜伏在他所觉察的问题之中;权力用于矫枉之人,祸乱往往因为矫枉而过正。
世上之所以多事,统治者常常觉得智慧和权力不够用,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自己所缺少的,并不仅仅是智慧和权力啊!对此,你有什么意见?”
马腾说:“我觉得之所以会出现偏颇,一是统治者不具备治国之道,二是没有抓住根本。
不具备治国之道,其出发点就有偏颇,以偏颇去治理偏颇,岂不是偏上加偏?要是还没有察觉事情的根本之所在,就贸然出手,恐怕不仅仅是偏颇就能形容的了。”
永嘉先生道:“确然如此。有人常说:‘革旧布新,只要符合道理,即使违背人之常情,也不要担心犹豫。’
我就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不合人情的政治是不可能长久的。
不如在行事时,暗中去掉违背人之常情的因素,使人自觉服从统治者的意愿而又不易觉察出来,这样人民就不会怨天尤人,社会也不会动乱。
战国时,楚人不愿意养蚕,如果强行让其从事养蚕业,他们未必心甘情愿。只有一个官员建议,不如让百姓在交纳租税时以帛代钱,百姓就自然尽心于养蚕业。
汉代的百姓不致力于农业,如果国家强迫他们务农,未必心甘情愿。只有晁错认为,不如让百姓向国家交纳粮食以换取官爵,百姓就自然尽心于农业。
前汉时,诸侯王的势力强大,国家如果通过行政手段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必然产生动乱。而贾谊认为,用诸侯王的领地分封他们自己的子弟,这样就有了使他们高兴的因素,而诸侯王的势力自然也就削弱了。
后汉屯兵边塞,敌人来了就弃地逃跑。朝臣认为,征集有劳动能力的男子到郡里定居,敌人来了,人们会自觉投入战斗,这个问题自然而然也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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