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4节

  c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的革命主旋律，11月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就看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那时候最时髦的段子是“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77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我突然从校广播中听见了莫扎特的音乐，我警觉地意识到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一个了不起的信号。在此之前，中国大地上西方腐朽的靡靡之音得到了彻底的清除和批判。不久后我又观看了重新解禁了的歌剧片红湖赤卫队，当时“红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一下子就成为我的最爱。80年代初，有中国朋友看了法国电影老枪后与我聊天，才得知当时流行一介特有的名词叫“内参电影”，只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幸一睹，老百姓是无缘享受的。与如今中国大地上劈天盖地的好莱坞大片，天壤之别。以致于我今天看到来英国留学的中国青年人，与西方青年一道津津乐道谈论西方的流行电影c歌星时，感觉恍如隔世。

  76年时我们也去看过足球c乒乓球比赛，体育场内都悬挂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条幅。那个时代的中国观众堪称是世界上最文质彬彬的，即使足球射进门后也听不到一声的欢呼，自始至终全场观众都是静悄悄地端坐着，场内广播也不断地提醒大家：“禁止大声喧哗。”那时读中文报纸可比现在容易，报刊上的词汇有限都是些政治谩骂，不是大揭大批就是打倒，还要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一下子就看完了一张。现在街上的报摊书报c杂志目不暇接，我那文革时代学的“帝国主义走狗c无产阶级先锋队”等术语，如今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天我想告诉中国人“我家后面有一个花园。”但我出口的是文革词汇，说成“我有一片自留地。”中国朋友个个笑得前仰后栽的。故用我的文革汉语水准来读这些新时代的刊物，我已很难读懂了，好多改革开放后的新名词都不认识，也才感受到中文如此美不胜收。还记得76年岁末时，我读过大众电影上刘晓庆的一文，题为：我是电影战线上的一名新兵。前年我又拜读到她的新文，题为：我是中国的亿万富姐。

  70c80年代时，来中国的西方人临行前的准备是颇费功夫的，从食品c服装到洗发水c药品等日用品都得自己背到中国来。那时中国城镇的商店门外到处都是龙蛇阵，什么大葱队c白菜队c排骨队c豆腐队。购买食品c日用品得凭名目繁多的票证，市民手中都攥着一堆粮票c布票c油票c肉票c缝纫机票c自行车票c手表票c鞋票等等。我的同屋一天下午买回来一双绿色的“解放胶鞋”，实际上这双鞋她穿着小一号，但当时商店里大一号的鞋都卖光了，“卖光了”是那个年代中国商店里售货员的口头语。于是我的同屋便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双“小鞋”，因为时值月底她手中的鞋票次日即过期作废。文革后听到过一则关于票证的黑色幽默，当年倒台后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一位农村公社书记，在揭批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道：“他反党集团想逃跑，革命群众是不会让阶级敌人轻易得逞的。我们只要扣发这一伙人的副食证c粮票，看他们还怎么吃饭，这帮坏蛋们不久就会饿死了。”

  我们学校里一位法国朋友，在街头的那间“工农兵副食店”，排在面包队里40分钟后好不容易快挨到他了。这时听到前面一位老妇询问售货员：“同志，这面包新鲜吗”售货小姐不高兴了，大声回敬道：“您这是什么话呀当然新鲜了，昨天才做的。”法国人闻后吓得撒腿逃窜。怎么可能隔夜的面包今天居然还敢卖。由于那个时代面包是奢侈品，我们留学生就自己动手土法炮制，用大学食堂里的馒头切成片，自制了铁丝架全当烤面包机，将馒头片架在煤气炉上烘烤成“吐司t一ast”，再用中国人夹煤饼的铁夹子翻面，没有黄油c果酱，就抹上芝麻酱。最具创意的要算是喝咖啡，有同学从欧洲探亲带回来稀罕的咖啡，我们用中国瓷茶壶泡上，冲咖啡时没有过滤纸，那时候中国的卫生纸十分粗糙，我们就在茶杯上铺上一张卫生纸来过滤咖啡渣滓。

  直到80年代后期大城市里的涉外宾馆c友谊商店都不允许中国人入内。大概是85年时，一位美国人携其华人太太进北京饭店，该太太被门卫挡在门外，因为她是华裔长着副中国人脸。美国先生气愤地一通抗议，在世界各地皆没遭遇过不让华人入内的歧视。他的吵闹声惊动了饭店高层，这才被破例让进门。过了两天这位太太去友谊商店，门卫照样一见中国脸就二话不说地拦下来。那位太太诧异地问：“昨天我与先生一同来过，没问题。为何今天就不行了呢”门卫答：“昨天你是陪老外来的，今天你一人过来就不能放你进去。中国人就是不让进。”

  如今一些中国朋友与我聊起往昔来，对以往时代充满了怀念。认为过去虽然大家都穷，但那个时代官员生活简朴c廉洁奉公，而且社会治安好，无下海c下岗，也没有现今一切向钱看的商品经济大潮的人欲横流，以前人与人之间充满助人为乐的友爱。但我希望中国人不应好了伤疤忘了疼，过去的那个政治炼狱时代，人民所遭受的身心迫害，我是亲历过的。比如7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们被通知参加紧急政治批斗会。一位政治上积极靠拢组织的女同学正在申请入党，为了表示自己对党组织的忠诚，她将致海外亲人的信奉上党的书记过目。信上的一句话立刻被政治觉悟c革命警惕性都极高的领导识破。女同学在规劝家人返乡报国时说了这样的一句话：“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于是她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批判她将光荣c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别有用心地诬蔑为“狗窝”。这太反动透顶了，是典型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位可怜的女生为此被批斗了无数次，每天写悔过书。80年代末，一位当年从不搭理我的女同学来到我下榻的宾馆探望。提起往昔来，她回忆说，当年她姐姐在一间大百货商场里任职，其职责是着便装每天从早到晚在商场里巡逻。专门监视是否有中国人与外宾交谈，若发现敌情，姐姐会当即凑上前去记下谈话内容，然后一五一十地向保卫部门汇报。由于这位同学知晓与外国人交谈的严重后果，故当年的她对外国同学便极其地回避。

  中国人对政治迫害的恐惧回忆，就连到了80年代后期仍心有余悸。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黯然下台时，一位英国人的哥哥是撒切尔夫人的经济顾问。中国朋友得知后十分同情地问他：“你哥哥这下该大祸临头了吧，他一定会被抓去蹲监狱吧”最近这些年中国人的政治恐惧明显地消失了，再没听说过这样的政治笑话了。而西方二十年前也曾对中国充满了恐惧。1980年，一位爱尔兰人从美国纽约直飞北京。登机前地勤职员查票时发现此君居然持的是单程票，于是惊恐地问他：“你持单程票去中国，那可是个国家，日后你可怎么从铁幕里逃出来呀”待这位仁兄踏进中国民航的头等舱后才发现整个机舱只有他这一名乘客。空姐过来询问他想喝什么酒，他表示要白葡萄酒ee，空姐听成了白酒，于是转身回来递给他一大缸中国烈酒。殷勤的空姐就这么照顾了他一路的白酒，当该先生抵达北京时仍就酣然梦乡中。

  前不久我与自己当年的汉语老师及我教过的学生，三代汉语系师生聚会。我的老师曾于48年51年在北大做研究生，当年他是北京唯一的外国留学生。我76年抵达北京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位英国留学生。而我的学生前年去北京人民大学留学时，北京已每年都有上百名英国留学生。我们三代留华学生拿手唱的中国歌曲，也反映了各自不同的时代风貌。我的老师唱的是40年代末解放区的歌剧王贵与李香香；我唱的是文革时期红遍大江南北的太阳最红，最亲；而我的学生唱的则是港台流行曲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自1976年起至今，我每年都回中国看看我的第二故乡，亲眼见识了中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一步步的历程和了不起的成就。亲历了我们这些汉语专业毕业生，从被西方百姓认为荒废大学时光去啃那个“没用c已经被淘汰了的古董”。到如今西方人听说你会讲汉语时，就立即翘起大拇指赞叹：“会中国话，你真聪明。”。从英国曾只有四c五间大学有汉语课，而学生只有小猫三c五只，到现在不但英国各大学普遍开设了汉语课，还有场场爆满的夜校课，甚至连一些中学里汉语也成为必修课。有次我在英国度假胜地黑池遇见一位13岁女孩，她听说我会汉语，当即用她在学校里学来的汉语歌曲兴奋地唱给我听：“两只老虎c两只老虎，跑地快c跑地快。”

  我只过人的生活埃瑞克　挪威

  在中国留学的外国人，几乎都与中国大学生结为一帮一的互助组，你教我汉语一小时，我帮你纠正英语一小时。在中国留学的老外圈子里的“官方语言”，是一套自己独特的洋汉语。比如，老外汉语里把互相学习的伙伴称其为我的“互相”。留学生间的对话常常是中英合璧，比如“h一afan”“你今天怎样我今天太麻烦了。”或”y一urereallyshuaidaile”“你真是帅呆了。”留学生与中国“互相”物物交换的同时，西方人也抱怨与“互相”大学生聊天没劲。比如我每次与我的“互相”互相完后，都会跑出校外与我的那帮布衣哥们c姐们扎堆解解闷，与陋巷里的摊贩c个体画家c餐厅服务员c出租车司机什么的侃大山，那才叫过瘾。这些普通草民都是实实在在地生活着。你有机会与他们掏心窝里的话，与他们唠家常，倾诉过日子的甜酸苦辣，一起笑起骂起哭，有滋有味。而中国的大学生们常常太一本正经，个个都踌躇满志，期盼成为干番大事的成功者，都觉得自己是介人物。对于我们西方青年来说，如今对这种人生观早已失去了兴趣，我们更在意“平凡着c生活着。”

  在中国大学生眼中我是典型的胸无大志者，不想挣大钱c不想出巨著c不想干什么大事业c甚至也不想读高学位。我最在意每天是否过得快活有趣，没想过设计自己的“锦绣前程”。因人生观c价值观c生活观的差异，使我们留学生往往没情绪与中国大学生聊那些如何功成名就的人生话题，对我们来说特b一rg枯燥。对比之下，西方青年更热衷去亚洲c非洲c南美等不发达的地区当一名志愿工作者，比如义务医生c教师。有机会帮助所需要的人，这种人生特别带劲和有意义，这才体现自己的价值，充满成就感。

  一次有位中国朋友考我。他问：“长江里有几条船”我茫然起来。朋友笑起来说：“只有两条船，一条为名，一条为利。”中国人对会见权贵能抛头露脸荣耀感的重视，留给我颇深的印象。在电视上看到采访一位华人女士，她说老爸见到克林顿夫妇邀请女儿到白宫参加国庆午宴的请柬时，爸爸激动得老泪纵横。当然去白宫做客的确是难得的机会，不过与“人民公仆”同进一次午餐，怎至于激动得落泪，西方人多会以平常心对待。这也令我产生了另一个感叹，不管是大陆c港台的官员c名人，他们出街时个个派头十足前呼后拥，要不就墨镜遮面。而欧美的大人物则非常注重平民化，欧洲老百姓常会在街头碰见王室成员随意逛街c购物。如戴安娜王妃生前的一个圣诞节前夕，她去拜访为其看病的中医师。戴妃亲自上伦敦哈罗斯百货公司选来礼物，然后肩上扛着这一大箱礼物穿街走巷。医生回忆说，当戴妃汗岑岑地进门后，她掂了掂那箱子觉得满重的。没料到戴妃居然既无保镖也无随从帮忙，一介王妃也不计较在大街上独个扛着箱子是什么样的形象。

  读过中国杂志上一则故事，介绍旅美音乐家谭盾，初赴美时曾为生计所迫在纽约的一间银行门外拉琴卖艺，与他做伴的还有一位黑人乐手。十年后的一天，谭盾路过那间银行时瞧见昔日同伴仍在老地方卖艺。黑人问谭盾如今在哪里卖艺，谭盾说在卡内基纽约著名音乐厅拉呢。那黑人便打趣道：“在那能挣着钱吗”谭盾也幽默地回应：“还行。”

  这本来是个很有趣的段子，可惜段子随后的说教才煞风景呢，板着面孔告诫读者，谭盾靠自我奋斗在洋人的地界上功成名就，而那黑人因庸庸碌碌十年落得终日在街头卖艺。这种评论令我觉得好笑，且过于“中国特色”。在西方，街头艺术是当地的一道亮丽风景，街头艺术家同样是艺术家，不论你在街头表演还是在音乐厅表演，无贵贱之分，都是受人尊敬的职业艺术家。有些街头乐队水准相当不错并演出了名气，每天他们到固定的广场上班演奏时，会有乐迷拥在周围，并风风光光地出售自己乐队的cd。一些成功的街头乐手c画家的收入，与一介办公室职员的薪水相若，其中有些街头艺术家就靠着在街头c集市上为行人提供娱乐置了房产。我有位朋友原在大乐团拉小提琴，可他嫌不自由，便放弃了整天着礼服在音乐厅表演的职位，宁愿下到酒吧c及街头狂欢节上去表演，他认为这种与观众近距离的交流，更令他放松惬意。周围亲友也理解他的个人志趣，无人认为他胸无大志，不思进取。

  成功不应只是狭隘的成名成家。而鄙视平凡的普罗大众是低俗的心态。

  来中国前，我原以为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劳动人民的地位至高无上。中国也有一句古语“360行，行行出状元。”可是亲临中国后我很意外和震惊，中国人对普通工人c农民c服务员c清洁工等，十分不尊重甚至鄙视这些“底层”劳动阶级。中国人以职业c职位c收入c官阶等，来品评一个人的高低贵西方社会过分多了。在西欧，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但人人平等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一介大学教授，他的朋友圈子里会有国会议员c知识分子，也会有普通产业工人甚至司机c花匠。而一个女博士她的丈夫可能是一位技术工人，对于这样的婚姻无人认为他高攀了，也无人“惋惜”她低就了，这些在西方都是司空见惯了的事。从电视上看到一位中国东北女大学生“下嫁”四川农民的报道，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阶级差别c城乡差别，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社会地位上都相差悬殊。

  我刚来香港时，常与大楼的门卫站在门口闲聊，这位看门人会讲普通话，他建议我去唱卡拉一k，这样我的汉语将会突飞猛进。可是一天一位同事劝告我说：“你最好别与看门人聊那么多，我们都只是与他打个招呼就过去了，从不与其聊天。我知道也许在你们欧洲不算什么，但在香港可是不一样。你还是注意一点好。”

  一位走街串巷去酒吧c幼儿园c小学校讲故事的说书人，一次晚餐时与一位熟识的中国女士聊天。中国女士好心地替他出谋划策说：“反正你在这里也没正经工作，那不如去中国教英语。还能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和一份稳定的收入。”那说书人很惊讶地认真纠正该女士：“太太，我是自由职业者。我的专业就是走街串巷为老百姓说书。您怎么能说这不是一项正经职业呢我不去中国，我不愿背井离乡。”那位中国女士餐后言之凿凿地发感慨：“看他一个穷说书的，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朝不保夕。帮他找条出路还不领情。看来我们中国人是好样的，我们来到你们西方，赤手空拳地打拚出自己的一份白领体面职业c中产阶级薪水和小洋楼”周围西方人个个睁大眼睛瞪着她瞧稀奇。本来西方朋友还挺可怜这位女士的。该女士的丈夫和10岁的女儿都留在中国，她独自漂泊异乡打拚，已四年没见过女儿了。西方人特不能想象夫妻长久分居，家庭不能团聚对他们来说是人生极大的痛苦，因此西方丈夫出差时常会携太太同行。丧失天伦之乐的痛苦，是洋楼c白领c高薪等所不能弥补的人生缺憾。在西方人眼中为出人头地付出如此代价，是否太残酷。人生难道就只有这种浅薄的成功标准吗难道不愿背井离乡c不向往洋楼c白领阶层，仅满足安贫乐道的淡泊人生就是失败者为何中国人总势利地以财富c洋楼c学位c白领等物质的东西来论英雄为何平凡地享受一份粗茶淡饭的宁静日子，就不被认为是好样的难道中国人不能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观是否有问题是否太过功利主义的庸俗其实在西方自由职业者非常普遍，有自由歌唱家c自由舞蹈家c自由教师，还有自由护士c自由译者c自由教练等，这些人虽不去写字楼上班，也无稳定的收入，但他们都绝对是专业人士，没人歧视他们“没单位”。“单位”是中国大陆特有的名词

  奥地利维也纳有间中餐馆老板，托在匈牙利的华人朋友帮忙物色几位匈国侍者，东欧的薪水标准比维也纳低，这样可节省些成本，老板也允诺他付的工资肯定比匈牙利高出许多。华人朋友爽快地表示，西欧的工资比东欧高，匈国人也挺拮据的，这事容易办妥。没料到他问了一些匈国人后都竟然不为所动。这位华人纳闷地对匈国朋友解释：“你平常在维也纳上班，周末就回来匈牙利，个把小时的车程又没多远，而工资可是比在本国高出一c二倍。这么好的机会干吗不干呀”匈国人答：“我每天下班后都和家人一起吃顿团圆晚餐，我不想走。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郭莹你才提到，中国人不眷念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家园，千方百计地奔往陌生c言语不通的异乡，其中的悲哀老外无法理解。58名中国人蛇闷死多佛的惨剧曝光后，一位靠救济金过活的英国人，从电视上得知中国非法移民都付出了一万至两万英镑的“运输费”后，痛心疾首地跑来对你大喊大叫：“上帝呀，我这辈子还从无缘见识过这么一大笔巨款呢。欠一屁股高利贷债，就为了挤上肮脏危险的“死亡货柜”，背井离乡来英国的中餐馆出卖苦力中国人真是不可思议，疯了c疯了，彻底疯了。”西方城市里的中国城确成为当地的观光景点，也为外国人提供了物美价廉的美味中餐。但另一面，中餐馆员工常每天劳作12c13个小时，有的中餐外卖店因违规超时营业，多次被当地政府警告，因此中餐馆被社会学家斥责为“血汗餐馆”。而中餐馆门外泊着的豪华房车，西方人驻足艳羡之余，大家明白这都是点滴血汗换来的。

  香港一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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