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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18节

  论做出公决了,那就尊重你们的决定吧。”主任回来后召开全系职工大会,表情沉痛地向大家宣布说:“很遗憾,对不起各位,校方高层逼迫我精简机构裁员。无奈我只得奉命行事,这全是校领导的旨意。”七君子离去后,大家立即意识到他们尽管不是科研人材,但他们任教的学生占系里学生总数的50,而系里的财政收入与学生数量的多寡密切相关。因系主任的个人意志从而导致系里的收入大幅减少,结果是系里雇不起交流学者c访问学者,以致于教师的工作量及科研课题都受到致命的影响。可悲的是系主任始终没有承认自己过失的胸襟和气量。

  最近由于香港经济形势困难,政府消减了大学的财政资助,校方的新政策是两c三年之内各系要裁员20,实际上我们裁掉了七位教师后已达到了校方的“瘦身”指标,但校方表示你们在新政策出台前自行辞退的冗员不算数,这次还得重新裁减20的员工,大家都怨声载道。我们的系主任仍旧拒绝检讨他的过失,仍旧稳坐在系里的第一把交椅上。中国没有一个宽容国民认错的社会环境,而欧洲人的观念是,若一个人犯了错误,你知错c认错并不意味着丢人现眼。但中国人认为认错就是丢了脸,这种面子文化不仅影响中国人的反思检讨,甚至影响一个人不断完善其人格,更阻碍一个人个社会的进步。

  我曾倡议系里员工每星期五搞一次早餐聚会,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各自教学c科研的心得。第一个周五早茶会上,我汇报了自己的科研现状;第二个星期五一位美国同事做了报告;第三个周五一位中国大陆来的访问学者发了言。到了第四个周五早晨,我们这几个外来人员都已表述过了,该轮到香港本地同事汇报了。可惜的是那个早茶会上香港同事个个沉默不语,无人愿意谈出自己的工作心得,早茶会最后就这样无疾而终。与聚会上沉默寡言情形相反的是,私底下传播同事的飞短流长却异常活跃,人与人之间都紧张地相互提防着。同事总喜欢抱怨其他人的工作条件c待遇比自己好,若我询问怎么个好法,他们的回答是:“那还用说,很明显就是好。”我又追问有什么具体的例子,他们表示:“具体情况就不便讲出来了,但可以感觉出来。”我与系里的美国c法国甚至大陆来的同事,聚在一起揣测香港人的这种“感觉”,始终未能破解。由于人人宁愿天天去“很明显地感觉”同事,于是到了全系员工大会上,要大家发言谈谈各自的意见c想法时,会场里始终鸦雀无声,个个表情冷漠,好像都还在沉思c“感觉”着,但就是拒绝道明自己肚子里那些“很明显的感觉”。

  系里有些教师去外面讲学捞了些外块,系主任在全系大会上宣读了一个通知,要求挣了外块者上缴一部分所得给系里。我当即提出这种私法不妥,等于是变相征收所得税,无论是系里还是你主任都无权修改政府的个人所得税法律,任何机构和个人私自加税都是违法行为。系主任愣了半晌后表示:“你提醒的对,这个我忽略了,我们得尊重法律。所以我改为要大家以自动捐赠的名义缴纳30的校外兼课收入,我马上起草一份自愿捐赠书,每位员工都要在上面签字,这样在法律上就万无一失了。看来我们还得建立起一个监督机制,让大家互相检举不上缴外块的员工。”我听了主任的这番高论惊得瞠目结舌。在场的员工则无人提出异议,我纳闷中国人怎么不懂或者不敢挺身维护自己的权益呢,这是多么的可怜可悲及奴性十足。让同事之间互相监视和鼓励暗地里打小报告,这也太恐怖了吧。

  与香港人一起开会都堪称是“闷头会”c“哑巴会”,奇怪的是,中国人私底下交头接耳时个个都挺能高谈阔论的,一旦到了正式会议上领导征询大家意见c看法时,他们的舌头都好像被割掉了似的一片死寂。校方曾抛出来一个评定教师工作成绩的草案,按百分比将教师划分成三六九等。草案规定一个系要评选出5的教师为突出成就的拔尖者;再评选出5的优秀教师;还少不了评选出工作表现最差的5者;其余都为一般中不溜工作水准的教师。这个闷在办公室里杜撰的c不切实际的百分点草案,一经公布立即炸了锅,毫无疑问这太荒唐透顶了。这就意味着一个系尽管实际上每位教师都很优秀,但不得不一刀切地按照校方定出来的百分比,只能报出5工作有成就的教师,另外尽管系里也许不存在“南郭处士”,但都必须揪出5个混饭者来达标。学校召开职员大会讨论此草案时,中国员工皆如常一样一片沉默是金,个个明哲保身。大会上,站出来表态提意见的全是外籍职员,外国人于是成为离经叛道c故意挑刺的麻烦制造者。会后我询问中国同事,你们明明满肚子牢骚c不满,有了表达的机会时为何却一言不发呢他们回答:“干吗我要出那个头,又不是我个人的私事,中国有句古语枪打出头鸟。”

  去年政府的一个督察委员会要来大学考察我们教学c科研成果,为了准备过关,那些天全系教职员工的中心工作不是教学和科研,而是由系主任带头部署如何迎接政府官员。周六清早全系员工都停止放假集中到一间五星酒店,全封闭地开两天学习会。这种弄虚作假的情形其过分程度,连我在前苏联时期的科研机构工作时都闻所未闻。我们准备应考督察委员的项目包括,本系历史上的科研及教学成果,及系里未来工作的宏观计划。当然我相信全世界的大学应付政府的工作检查时,都会尽可能地夸张自己的成就,这是可以理解的常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系主任为了统一大家的口径担心有人说错话,他向每位分发了一份迎接检查的提纲,要求大家周末呆在酒店里背诵下来。看来我们系以往的历史是“不可以预测的”,此感叹源自前苏联的一则政治段子:“苏联,不仅未来是不可以预测的,更重要的是苏联过往的历史绝不可以预测。”此言怎讲因为前苏联的斯大林时代c赫鲁晓夫时代c勃涅日聂夫时代,每个时期所公布的苏联历史都是不一样的版本。红场阅兵式上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合影,今天并排着8位,天知道几天后同一张照片上可能仅幸存7位甚至6位了。

  为了本系历史成就“新版本”的万无一失,系主任亲自挑选了五位精英人物,重点培训他们如何应对督察委员的提问。在酒店大堂的全系大会上,系主任慷慨激昂地发言说,他撰写的提纲是系里工作的路线方针,每个员工都得认真领会其精神,尤其是回答督察委员的问题时,不能偏离提纲上的中心思想。末了系主任表示:“当然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c看法,但这个周末大家必须统一认识,都要下功夫牢记提纲里的统一答案。”周六大家闷头牢记系主任语录一天后,周日按计划本该是全系员工讨论工作c大家自由发言的时间。但是清早系主任检查五位精英背诵提纲的成绩后大为光火,斥责他们背诵的还不够流利c精确。为了达到“一丝不苟地不走样”,系主任责令五君子回房间继续面壁用功,所谓的自由畅所欲言大会连一分钟的讨论c发言机会也没有,一个小时的聚会里彻头彻尾的全是系主任一言堂。他不厌其烦地谆谆叮嘱大家,背诵他的语录是如何的重要,及应该从系里的大局利益出发“千万不能说错话”,不要随意发表“不负责任的议论”,更不能出风头谈什么自己的看法,只要照着统一答案去开口就万事大吉了。前苏联时代我们有一则民间段子:“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紧跟党中央的方针路线,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若原地踏步那是对党的不忠诚,若冒进跳跃同样是反动派。”

  我们被释放后的周一晚上,我和几位从西方留学回来的年青同事,与校外一位朋友聚会。谈起备考政府检查的事,校外的朋友说媒体一定感兴趣这件新闻。我当即表示愿意与媒体合作揭露这个黑色幽默,但在座的其他同事都噤若寒蝉,纷纷劝我千万不能捅这个马蜂窝,事情闹大了对大家都不利。我气愤地表示系主任导演的这出荒诞戏,是对我们人格的侮辱,别说自由表达意见,甚至连提问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还算什么民主社会。几天后,系主任听闻我私下里散布不满言论,他找到我个别谈话。我先开门见山地询问是否有权提问,接着我提到在西方社会甚至变天后的俄罗斯,都未曾见识过本系种种不开明的气氛。系主任摆出中国人面对西方人指责时的惯常姿态说:“这里不是西方,我们有自己的国情,西方那套散漫的民主不适合中国人。中国人最重要的是团队精神,讲究牺牲小我,去完成大我。”最后系主任警告我说:“你经常与一些喜欢滋事的不良份子来往,这样不好,你会近墨者黑,最好的办法是多接触那些勤恳工作c尊重上司的好员工。还有你今后最好还是别乱开口发议论,中国古语的忠告是祸从口出,你不了解香港的国情,在这里少说话为上策。当然你有自己的看法,但既然是个人内心的意见,那就让其留在心里就是了。系里决定了要大家统一口径c统一认识,每个员工都有责任去照办。”

  我不耻下问香港同事关于“小我c大我”的东方哲学,因为所谓的“小我和大我”,在我看来都是一个“我”字,这本身就是概念混淆。香港人解释说:“此地的特点是,每个人都很自私,这种极端个人主义至上的态度,使得中国人总是一盘散沙。整治中国人缺乏集体主义精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领袖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样才能把众人统一起来c凝聚起来。”我听后悲哀地感叹,这种言论体现了殖民地和封建帝国的双重心态。

  在我看来,中国人“小我c大我”的观念体现在日常生活里也充满了混淆,确切地说就是没有“大我”只有“小我”,即缺乏公德心。在香港街道上常能观赏到着条纹睡衣c睡裤者,简直是将大街当成自家的卧室了。在欧美,睡衣是绝对不能够穿出家门的,即使是在自家门里也不能着睡衣会见客人,否则都是不文明的行为。健身房里港人只顾“小我”的表现就更明显了,比如说那些健身器械,港人用完后便随地乱丢而不愿意归还原位,表现出无公德心和无秩序的民风。还有些人干脆坐在器械上歇息,霸占着位置为的是不想让别人用,以便自己休息后可以马上继续锻练。健身后冲凉时,墙壁上的挂钩理应一人用一个,但常常看到一个港人将三c四个挂钩全部都占上,一个挂上衣个挂裤子c还有一个挂背包,根本不考虑后来者的利益。每次我都不得不耐心地趋前询问:“请问你用完了吗能不能让别人用一下”这情景使我感觉港人不在乎自己的公众形象。大概所谓“大我”的概念,意味着中国人献身于与己直接相关的团体,这个团体“大我”包括家族c同事c邻居等亲友。当他们离开这个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团体“大我”后,其肩上的责任c义务便就随之卸掉了,陌生路人显然不是与己相关“大我”中的一员,因此也就没有义务去殷勤体贴这些“与己不相干者”,反正没有在自己熟人面前丢面子,这就足够了。

  台湾与大陆的同与不同戴维德 英国

  在北京乘出租车去机场,正逢庆祝香港回归。司机打听到我是英国人后,马上关切地询问:“香港回归中国,你们英国人特别难过吧。”我说:“我与香港完全没关系,对于香港回归中国有什么可难过的呢。”这位司机与那些天无数问过我同样问题的中国人一样,显露出不理解的神情来。追问道:“不难过你们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盘又少了一块,做为英国臣民,你难道对自己的祖国丧失领土没有爱国意识。”

  从香港转机来到台北,大陆的出租车到了台湾就变得叫计程车了。计程车内恰好扬出电台播放的香港回归新闻,我琢磨着台北的计程车司机是否也感兴趣我的“英国心”,但半个小时后车子进入市中心,司机也没测试我的“爱国立场”。一路上,他忙着向我打听的是:“大陆的女孩子漂不漂亮”,“北京烤鸭好不好吃”。

  台湾人与大陆人一样喜欢称洋人为老外。不像香港人贬称西方女人为“鬼妹”,西方男人为“鬼佬”,令西方人抱怨受到了种族歧视。大陆的普通话台湾人叫做“国语”,两岸半个世纪的隔离,使得原本同根的中华民族间的语言已发生了一些地域性差别。刚到台北当晚,进餐厅要了土豆端过来的却是花生米,原来台湾的土豆就是花生,而大陆的土豆马铃薯在台湾称其为洋芋。大陆人口中的“不知道”,台湾人说出来就变成为“不晓得”。大陆人的秋裤移到台湾居然摇身成卫生裤,大陆人穿秋裤顾名思义秋天来了,不知台湾人穿上卫生

  裤是否意味着清洁身体。

  翻开台湾中央日报头版横幅的标题是:“国民党c行政院开会检讨。”我起初惊异国民党c行政院犯了什么重大失误,以致于公开向人民谢罪。因为在北京学汉语时,所谓检讨的涵义,是反省和认错自己所犯的错误。后来请教台湾朋友才明白,台湾“检讨”的用意相当于大陆的“总结”。去中国之前,外国人必须先操练好几句中文关键词,首当其冲的是得学会说“厕所在哪里”。走上台北街头,厕所演变为“化妆室”,有“男化妆室”和“女化妆室”。在大陆化妆室那是剧场后台演员涂脂抹粉之处。台北一间酒楼里,男化妆间门外形象地标着“观瀑楼”,女化妆间则被创意为“听雨轩”。

  大陆的“单位”极具其社会形态特色,单位的涵义广泛行同于一个小小的社会。一个职工他不仅仅在所属的单位里工作,单位还负责其住房c孩子入托等等私事,一个人一旦被划归进一个单位,这位的日常生活乃至前途命运,就都与自己的单位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了。当来大陆观光的台湾人,听到大陆领导训斥下属时问:“你眼里还有单位吗”台湾人误以为对方是个度量衡盲,有眼不识公斤c公里计量单位。台湾人寒暄打招呼的客套是:“您在哪里高就呀”台湾人没有单位,无论是扫大街亦或大学教授都是“高就”。在大陆常听见赞赏一个人“道德品质优良”。然而台湾人评论人时不论“品质”而是论“质量”,比如“这个人修养质量太差”。质量在大陆是评价货物时才用的词汇,常说这件电器质量太差了,等等。对于大陆人来说,一个人何以能质量差呢驴唇不对马嘴嘛。不过当我照着大陆的用法对台湾人抱怨:“这件外套质量太差”时,台湾人就犯晕了,“一件衣服岂会缺少道德”

  大陆人动辄就说的“搞”字,搞运动c搞卫生c搞对象等等,到了台湾便万万不可乱讲“搞”字,因这是个贬义词,意思是“搞女人”或者“乱搞”,最常用的还有责怪对方“你有没有搞错”。初到台北时我问人家“你搞什么工作”对方诧异地呆愣半晌后,接着笑得前仰后栽的,台湾人只听说过“你搞的是什么样的女人”,跟工作如何个搞法大陆人通常称自己的配偶为“爱人”,台湾人将情人才呼做“爱人”。台湾人听大陆朋友介绍自己的太太时说:“这是我的爱人。”台湾兄闻后立马吓呆了,感叹如今大陆开放地不得了,地下情人都能光明正大地介绍给熟人。接着大陆朋友进一步夸赞说:“我的爱人下海了。”这更令台湾人惊得几乎晕厥,什么他的情人下海当妓女了。台湾人不懂大陆商潮滚滚下的新名词,“下海”即意味着经商。不过台湾女人将丈夫称为“外子”,我初时就没闹明白,还傻傻地上赶着追问:“外子是您的哪个儿子呀”惹得台湾人笑掉大牙。台湾人习惯用男生c女生的称呼,不像大陆一概为男士c女士。刚落脚台北时我听不顺耳,都40c50岁的男人c女人啦,也酸溜溜地来上一句“人家女生”。而我脱口的北京话“那小妞”,台湾人当即笑开了心,称我是个“假京片子”。我在台湾呆了一年后回北京时,北京朋友又骂我:“你出了什么毛病,你这一开口就跟穷聊阿姨琼瑶的肥皂剧人物似的娘娘腔。”

  台湾有一则精彩的大陆简体字段子。三八妇女节这天,几十位妇女人权活动家高举着“反对一国两妻”的横幅,游行至台北“总统府”前示威,要求政府惩治在大陆包二奶的台商。台商在大陆包二奶的各类飞短流长,扰得留守台湾的原配忧心忡忡。其中广为流传的一则是,若台商在大陆嫖娼或包二奶被公安活捉后,大陆官方会惩罚性地在其台湾护照上盖上“”的黑戳。“”台商惶恐回台后无法向家里交代,于是灵机一动便在“”二字中间加盖一个“火”字,就变成为“淫火虫”。待到进家门后,太太盘查护照上何以会有“淫火虫”官印,早有备而来的台商便振振有辞地辩解:“那是在大陆观赏萤火虫表演的纪念章。”太太疑团重重地追问:“咦,这怎么是淫不是萤呀”台商立即尖着嗓门滚瓜烂熟地背诵道:“看,你少见多怪了不是。这就是大陆的简体字嘛,这次长见识了吧。”

  我在北京留学时,老师指着大陆版的中国地图,将其形容为一只“大雄鸡”。而台湾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绘制的大中国版图,一直坚持将外蒙古包括在内,始终不承认外蒙是个国家,并斥责是苏俄分裂中国的阴谋。台湾的中国地图因有外蒙在内,故老师教导学生时就将中国的地理形容为“秋海棠”形状,将大陆版的中国地图叫做“老母鸡”。自台湾扁政府上台后开始承认外立了数十年的现实,新近印制的中国地图才变成了“老母鸡”。由于世界上与台湾有正式官方外交关系的国家既少又小,这令台湾人伤感。比如台湾人会自嘲地问:“你知道巴拉圭是什么国家马拉威在哪里吗”又因台湾政府斥巨款资助这几个弹丸穷国,故称为“银弹邦交”。

  台湾岛英语热,大部分幼稚园独尊英语,标榜“n一chese”的学习环境,若幼儿不小心吐出来母语,老师会批评其“badgirl坏女孩”c“badb一y坏男孩”。电视上的主持人更身先市民地显耀自己多么国际化,迫不及待地表演其中文之糟糕,每句台词里总带上几个英文词汇。顺口就爱说“anyent约会”。难道中文里连“无论如何”c“约会”如此简单的词汇都没有,非得借助英文来补救。这种不伦不类c半中半英的句式却风行一时,主播嘴里嘣出来的英文词汇越多意味着越成功越得意,有时一句话里仅剩下几个中文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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