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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8节

  据显示陶渊明参加过清谈,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另类。相反,作为魏晋最后一位名士,陶渊明的人生态度也是哲学和艺术的。只不过殷浩他们要以其他清谈家为交流对象,陶渊明的对象却是田园和自己。

  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诗中读出。是啊,为什么村子里的鸡鸣狗吠,邻居家的炊烟袅袅,田野中的良苗远风,农耕时的带月荷锄,这些再普通寻常不过的情和景,会变成他心中和笔下的情之所钟诗人其实已经做了回答: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辩就是言说,不是辨别。人类需要言说,是因为有心意要表达。心意可以是情感,是意志,是认识,但都需要通过概念性的语言来传递。然而概念性语言言能不能充分地表达心意尽意,却是一个问题。为此,魏晋玄学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可以,一派认为不能。

  这就是“言尽意”和“言不尽意”之争。

  也因此,此处的“辩”不能写成“辨”。

  陶渊明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告诉我们,当他采菊东篱下,悠悠然无意间看见了南山,看见那缓缓西下的秋阳和结伴而归的飞鸟时,就已经领悟到了什么此中有真意,但想说的时候却忘了该怎么说。

  当然,更重要的是:不必说。

  所以,他的琴也不必有弦。因为重要的是真意,忘言则无关紧要。有此真意,则即便“结庐在人境”,也能“而无车马喧”,何况还有那菊花,那南山,那飞鸟。

  这其实是艺术化的玄学。

  实际上玄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探究真意,只不过这真意是世界和宇宙的。这就更非一般概念性语言所能把握和表达,只能诉诸“玄言”,还得“玄之又玄”。当这种玄之又玄的语言也无法尽意时,就只能诉诸艺术了。

  艺术也是言说,却是“非概念性”的。艺术语言无论抽象如音乐c书法,具象如雕塑c绘画,都多少具有不确定性。然而这种特性对于无法穷尽的真意却是福音。因为确定即限定,限定则有穷,那又岂能是众妙之门

  玄学的艺术化,势在必然。

  而且,也只是换了一种言说的方式。

  事实上陶渊明并没有否认言说的必要,否则他连这诗也可以不写。这就正如麈尾不是清谈的目的,清谈却仍然需要麈尾助兴。哲学也好,艺术也罢,都需要载体,也需要道具。所以,琴不能没有,哪怕无弦。

  同样,围棋也不能没有子,哪怕只有黑白两种。

  围棋与音乐c书法c绘画并称为琴棋书画,从分类学的角度看是很怪异的。但如果清谈也能变成游戏,围棋又为什么不能变成艺术实际上在魏晋,围棋就是“无言的清谈”,叫“手谈”;也是“坐着的隐居”,叫“坐隐”。手谈睿智,坐隐清高。这岂止是艺术,简直就是哲学。

  当然,也是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

  书法和绘画亦然。

  如果说围棋是从游戏变成了哲学,那么,书法就是从实用变成了艺术。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在那字写出来是为了传递信息,还是仅仅为了好看。这就正如绘画作品是不是艺术,不能看功能,只能看审美。审美是有个性的。没有个性,就只有画工和画匠,没有画家。

  这当然有一个漫长和渐进的过程。就连琴棋书画并称为四艺,也要到唐。但魏晋无疑是重大转折期。以顾恺之和王羲之为代表,不同于前人的观念开始产生,作为纯粹艺术的绘画和书法已是崭露头角或呼之欲出。

  毫无疑问,这首先得益于唯美的风尚。或者说,这种转变本身就是唯美风尚的组成部分。但书法成为的艺术门类,却很可能与玄学有关。因为只有经过哲学训练的头脑,才有可能从一撇一捺的线条组合中看出真意来。那样一种审美眼光,是要称之为“玄心妙鉴”的。

  甚至就连琴棋书画在魏晋的大行其道,也许都要拜玄学所赐。至少,音乐c围棋和书法的共同特点,就是素雅和抽象。因此,它们与“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以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老庄思想是相通的,与玄言和清谈的风尚也是合拍的。

  看来,玄学艺术化的同时,艺术也在玄学化。

  自然美的发现,同样如此。

  跟艺术一样,晋人眼里的自然界也是玄学化的。玄学探究的是宇宙的规律,这规律被老子表述为“道法自然”。这句话的意思不是“道”之外还有一个什么“自然”供它效法,而是说“道”的法则就是“自然而然”。唯其如此,天地才会“有大美而不言”。

  那么,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什么样子

  林无静树,川无停流。

  这是两晋之交郭璞的诗,在后世备受推崇。有人甚至这样说:风声萧瑟,水声泓峥,那意境实在不可言传。每次读到这两句,便觉得神超形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深长意味尽在不言中。

  很清楚,如果说玄学的艺术化是换了言说方式,那么自然的玄学化就是换了审视眼光。这种眼光就叫“玄对山水”,前提则是“方寸湛然”方寸即心,湛即清澄。

  也就是说,内心世界一片纯净。

  现在,我们已经不难理解魏晋名士的审美取向,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玉,喜欢春月柳,喜欢松下风。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秋冬之际的山尤难为怀,而郊邑还在飘雪,山林却已皓然,会那么让人感动。

  没错,所有这些都纯净而自然。

  自然就真实,真实则率性。某个大雪纷飞的晚上,王献之的哥哥王徽之一觉醒来打开房门,发现那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初晴的雪夜月色清朗四野皎然,于是当即决定去见画家戴逵。然而船行一夜来到戴家门前,徽之却吩咐返航。他说:乘兴而来,兴尽而去,何必见戴

  也许,这就叫真性情。

  有此真性情,人与人的交往也会变得纯净而自然。有一次,王徽之去建康,船停在码头上,正好精通音乐的名士桓伊在岸边路过。并不认识桓伊的王徽之,居然派人传话说:先生能为我吹笛子吗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桓伊也二话不说,坐在胡床上吹奏三曲,然后转身上车而去。自始至终,两人没有一句客套和寒暄。

  什么叫性情中人这就是。

  真性情,美仪容,尚自然,爱智慧,重门第,所有这些加起来,也许便是魏晋风度。问题在于,这样一种风度有价值吗如果有,又是什么呢

  第五章价值观

  真真假假

  至少有三种风尚由死于非命的何晏开风气之先,这就是谈玄c嗑药c男人女性化。病态时尚背后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则是真实c自由而漂亮地活着。当我们打开历史的长卷,把魏晋风度次第展开时,眼前出现的是一幅难以看懂的画面。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自相矛盾和令人费解,还很可能集于一人之身。

  比如王戎。

  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也是嵇康和阮籍的好朋友。跟阮籍一起到漂亮老板娘那里买酒喝的就有他,尽管他比阮籍小了二十岁。有一次,嵇康c阮籍c山涛和刘伶在一起喝酒,王戎后到。阮籍说:你这俗物又来败坏兴致。王戎却笑着说:你们这帮人的兴致岂能败坏得了

  那么,王戎俗吗

  俗不可耐。他虽然官至司徒位列三公,家财万贯富可敌国,却一毛不拔。侄儿结婚送件便衣,又要了回来;女儿回娘家,也拉下脸来暗示她归还嫁妆。家里的李子拿出去卖,又怕人家得了好种,竟不厌其烦钻破果核,还跟老婆半夜三更摆开筹码算账,真可谓财迷心窍。

  然而俗不可耐的王戎却又风流倜傥飘逸潇洒。所谓目光炯炯如岩下闪电,说的就是他,而且还是玉人儿裴楷的评论。说“琼林玉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这句话的,也是王戎。他甚至七岁时就表现出从容镇定的风度,在攀栏咆哮的老虎面前纹丝不动,让魏明帝曹叡大为惊诧。

  命都不在乎的,要什么钱呢

  奇怪

  因此也有人说,王戎贪财跟刘备种菜和阮籍酗酒性质一样,都是为了避免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假想敌。

  这当然仅供参考。但财迷王戎跟他的财迷老婆相当恩爱浪漫大约是事实,因为王太太称王戎为卿。当时的习惯和风俗,是尊称曰君,相当于“您”;昵称曰卿,相当于“你”。因此按照礼教,太太应该称他夫君。

  可是王太不管不顾,偏要叫卿。王戎纠正,她却理直气壮地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亲你爱你,这才用你叫你,我不用你叫你,谁有资格用你叫你王戎也只好听之任之。

  从此留下一个成语:卿卿我我。

  如此看来,王戎简直一身都是矛盾。他身材短小却目光如电,吝啬贪财却雅量非凡,是大名士也是大孝子,放浪形骸却又儿女情长。儿子王万去世后,山简山涛之子去看他,王戎正哭得死去活来。这当然很另类。因为按照礼教,父母去世才该痛不欲生,儿子死了却大可不必。

  于是山简说:请节哀再说也不至于此。

  王戎却说:圣人超凡脱俗,愚民麻木不仁。他们对待情感,或者淡然若忘,或者不知所以。最看重也最专注于感情的,恰恰正是我们这类人啊

  这就叫“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王戎的话并不错,魏晋人确实最重感情。一位姓王字伯舆的名士,甚至在登上茅山在今江苏句容时放声大哭说: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枭雄如桓温,也如此。他西征成汉路过三峡时,军中有人捉到一只小猿猴。失去了孩子的母猿一路哀号,在岸边跟随百里,最后跳上船来,当即死亡。剖其腹,肠皆寸寸断。桓温得知,立即将捕猿人撤职查办。

  挥舞战刀者,也有柔软的心。

  桓温甚至多愁善感。北伐路过某地时,看见自己三十年前种下的柳树已经很粗,便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手扶柳枝,潸然泪下。

  为王徽之吹过笛子的桓伊就更是如此。他是只要一听见有人唱挽歌,就要跟着喊一声“奈何”的。这里的“奈何”不是“怎么办”的意思,只不过是挽歌的组成部分。然而逝者与桓伊并无关系,他喊什么“奈何”呢

  难怪谢安说:子野桓伊可谓一往有深情。

  情感是最真实的,唯情感不可作伪,因此重情感者必率性。真实而率性,正是魏晋风度的构成部分,魏晋名士的基本要求。简文帝司马昱就曾这样点评一个名叫王述的名士:此人才能平平,又不能淡泊名利,只因为有那么一点点真率,便足以超过其他人许许多多。

  简文帝说的王述,就是后来与谢安并肩作战的王坦之的父亲。他在被任命为尚书令宫廷秘书长时,接到命令就去上任。王坦之便说:大人似乎应该辞让。

  王述问:为什么资格不够还是能力不强

  坦之说:都没问题,但谦让是美德。

  王述感慨地说:既然能够胜任,何必要去谦让人们都说青出于蓝,我看你根本就比不上我。

  这真可谓全身都是率真。

  率真的王述也有一个率真的女婿,他就是谢安的弟弟谢万。王述担任扬州刺史时,谢万居然头戴纶巾坐着轿子冲进官署说:人们都说大人痴,大人果然痴

  王述却说:正是如此只不过好名声来得太晚。

  如此翁婿,按照儒家礼教简直不成体统,在当时的士林中却传为美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其实是肯定和向往真性情的。这种向往和肯定的背后,则是魏晋风度体现和追求的价值和价值观。

  我们知道,它就是真实。

  真实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没有哪个民族和哪种文明会主张虚伪,反对真实。因此,它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有物理的真实,也有心理的真实;有认知的真实,也有情感的真实;有科学的真实,也有艺术的真实。那么请问,魏晋追求的又是哪种真实

  心理c情感和艺术的。

  顾恺之的画便体现了这一点。他画人物,有时几年目不点睛。因为在他看来,人体的其他部分无关紧要,传神写照就在瞳孔。他甚至在玉人儿裴楷的脸上无端地增加了三撇胡须,理由是更能体现此人的神采风韵。

  实际上就连儒家伦理,也都建立在情感真实的基础之上。在孔子他们看来,人最真实可靠的,莫过于亲亲之爱。父母爱子女,子女爱父母,是与生俱来和不证自明的,需要的只是发扬光大。因此,从“父慈子孝”出发,便不难做到“君仁臣忠”,天下也就祥和太平。

  情感的真实,岂是可有可无

  可惜在魏晋两代的政权内部,这种真实荡然无存。权臣篡位,宗室逼宫,亲人反目,骨肉相残。曹丕与曹植和曹彰兄弟固然水火难容,司马家族更是刀兵相见。他们不但不讲亲情,就连起码的事实和道理都不讲。

  晋武帝的儿子楚王司马玮就死不瞑目。他原本是奉皇后贾南风之命杀了汝南王司马亮的,却被以矫诏的罪名绑赴刑场。临刑前,二十一岁的司马玮从怀里拿出青纸诏书对监斩官说:为了国家受诏而行,竟落得这个下场那监斩官也只能低头流泪,不敢仰视。

  请问,此时此刻,真实在哪里

  谁都清楚,谁都不说。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戎,他其实是时代的缩影。实际上,在一个不真实的时代追求真实,这本身就是悖论。因此魏晋对核心价值的种种追求,就只能变态畸形,充满了纠结。王戎如此,其他人也一样。

  比如何晏。

  病态的自由  何晏没想到自己会死。

  或者说,没想到司马懿会杀他。

  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何晏,是何进的孙子c曹操的养子,从小在宫中长大。后来,他在司马和曹魏的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成为曹爽党羽,结果败者为寇。

  不过,刚开始司马懿并没有逮捕何晏,反倒让他参加了对曹爽“谋反”一案的调查,而且事先告诉他涉案的共有八族。何晏则深挖细找卖力办案,终于查出了丁谧读如密等七人的罪行,拿着材料向司马懿汇报。

  司马懿说:还差一个。

  何晏情急之下脱口而出:难道是我

  司马懿说:正是。

  于是何晏被满门抄斩。

  何晏就这样死了,尽管说起来他也是聪明人。当年曹操收编了何晏的母亲尹夫人,也想正式收他为儿子。这时何晏虽然年方七岁,却很有主见。他的办法,是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框,自己站在里面。

  曹操问:这是什么

  何晏说:何家的房子。

  曹操也只好一笑了之。

  可惜何晏的这点小聪明,完全对付不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宫廷和官场也早就被改造成冷酷无情的绞肉机。因此何晏即便重新站队也不行,只能去死。

  不过何晏虽然死于非命,却并不妨碍他成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因为至少有三种风尚与他有关,甚至由他开风气之先,这就是谈玄c嗑药c男人女性化。

  女性化的风气大约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但名气最大的还是何晏。他原本就长得白白净净,却无论走到哪里都粉白不离手,以便随时随地可以补妆。走路的姿势大约也婀娜多姿,还要一步一回头观看自己的影子。

  就算真是女人,也未必如此吧

  这就引起了魏明帝曹叡的好奇,他的办法是在大热天请何晏吃热汤面。于是何晏一边吃一边擦汗,结果那张脸越擦越白,这才知道他天生就是小白脸。即便如此,何晏仍然要使用化妆品,只不过我们不知道配方。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何苦如此。

  知道配方的是何晏所服之药。这种药叫五石散,东汉医圣张仲景就开过处方,作用是疗伤治病强身健体,正如伟哥的研发目的是治疗心脏病。同样,正如伟哥的“副作用”改变了人类生活,何晏也意外地体验到服用五石散的神奇效果。当然,他可能略为改动了一下药方。

  五石散成了魏晋的伟哥。

  很难说这件事是否可以写进中国科技史。但这项科技创新成果及其应用,或许应该享有马镫子和印刷术的历史地位。马镫子增强了骑兵的作战能力,从而造就了欧洲的骑士阶层;印刷术打破了特权阶层对知识的垄断,使文化的大面积传播成为可能。那么五石散呢

  改变了士大夫的风度。

  形成于两汉的士大夫,原本应该是正襟危坐衣冠楚楚的谦谦君子。因为按照儒家伦理,服饰是身份的标志c道德的象征。赤身,衣冠不整,甚至穿着随便不合礼制,都会是很严重和不可原谅的行为。

  但是嗑药的人顾不了这许多。因为药性发作以后,会有一系列的药物反应比如全身发热然后发冷,弄不好还会死人。解毒的办法,是吃冷食,喝热酒,洗冷水澡,还要快走,名曰“行散”。至于衣服,自然是少穿或不穿,要穿也得是宽大的旧衣服,哪怕里面长虱子。

  于是从何晏开始,风尚为之一变,名士的形象也慢慢变成了这个样子:宽衣博带,披头散发,脚拖木屐,手持麈尾,扪虱而谈。就连那些不嗑药的也见样学样,甚至装出抓虱子的动作,以为飘逸和潇洒。

  这实在让人跌破眼镜。

  服饰与心理和性格是统一的。外表变了,内心世界也会改变。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模样变了,是因为思想起了变化。实际上魏晋名士早就想改头换面,药物反应只不过是借口。因为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突破儒家伦理的束缚,实现心灵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

  若为自由故,衣冠皆可抛。

  的确,魏晋是崇尚自由的。有人送给僧人兼清谈家支道林两只鹤,支道林非常喜欢。为了留住它们,他剪掉了鹤翅的羽毛。有翅难飞的鹤低头看着自己的翅膀,神情十分沮丧。支道林感慨地说:既有凌云之志,岂肯做人玩物于是细心调养,让鹤长好翅膀,任其飞翔。

  支道林能够如此,无疑因为他自己也向往自由,这才能将心比心。但他的这份同情心,恐怕很难加之于麻雀之类的其他飞禽,只会用于鹤,或者鹰。毕竟,鹤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比如焚琴煮鹤被视为典型的暴殄天物,它甚至象征着一种人生的理想和态度。

  什么理想什么态度

  真实c自由而漂亮地活着。

  这其实是从庄子以来就有的价值追求,只不过魏晋在真实和自由之外再加漂亮。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真是自由的体现,美是自由的象征。不自由,就难以做到真实。不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没有艺术。因此,自由而真实就一定漂亮。鹤,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形象大使。

  然而自由二字真是谈何容易,我们民族在历史上甚至对自由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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