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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3节

  主教会负有义务,言外之意是他应该加入反对北欧和中欧叛逆的新教君主的行列。黎塞留反驳道,身为一个脆弱的世俗政治实体的大臣,他同样对国家负有义务。宗教救赎或许是他个人的目标,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要为一个政治实体负责。而政治实体没有需要救赎的永恒灵魂。他说:“人是不朽的,人的救赎可以等到来世。但国家没有不朽一说。现在不拯救它,以后就没机会了。”

  黎塞留把中欧的分裂看作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12法国面临的根本威胁是战略性的威胁,而不是形而上学或宗教意义上的威胁。一个统一的中欧会控制欧洲大陆的其余地区,因此阻止中欧走向统一符合法国的国家利益。“倘若新教徒一方被彻底打垮,奥地利王室的剑锋就会直指法国。”通过支持中欧一批小国削弱奥地利,法国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

  黎塞留的构想历经剧烈动荡的岁月而得以延续。在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时期内,从1624年黎塞留飞黄腾达开始,到1871年俾斯麦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为止,保持中欧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德国c奥地利和意大利北部处于分裂状态始终是法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因为只要这一理念构成欧洲秩序的核心,法国即可称雄欧洲大陆。当这一理念不再支撑欧洲秩序时,法国的统治地位也随之坍塌。

  从黎塞留的一生中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成功的外交政策有一项内容不可或缺:一个基于通盘分析的长期战略观。第二,政治家需要认真分析暧昧不清而且往往相互抵触的纷杂外力,把它们引向服务于一定目标的一致方向,并通过这一过程形成长期战略观。政治家必须了解这一战略的走势及其原因。第三,一位政治家必须尽最大之可能弥合本国社会的现实与所追求目标之间的差距。循规蹈矩会导致僵滞,因此需要敢作敢为。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在当今时代,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因开创了遍及全球的一种新国际秩序观而具有特殊意义。其实当时参加和约谈判的各国代表更留意礼宾待遇和自己的地位。

  待到神圣罗马帝国和它的两大对手法国和瑞典原则上同意召开一次会议时,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23年之久。又厮杀了两年后,各国代表团才终于坐下来谈判。与此同时,每一方都想方设法加强联盟并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签署的文件或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不同。它不是单一一次会议的结果,而且会议地点也不是政治家通常聚集一堂商讨世界秩序这类重大问题的地方。这场多方参战的战争从西班牙延伸到瑞典,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却产生于在威斯特伐利亚两个小城分别做出的一系列安排。各天主教大国,包括来自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各国的178位代表在天主教小城明斯特会聚。新教派的大国在距离明斯特大约30英里的奥斯纳布鲁克小城齐聚,这是一座混杂了路德派教徒和天主教教徒的城镇。235位正式使节及其随从住满了两座小城中能找到的所有房间。13此前没人认为这两个城市适合举办大型活动,更不要说举办欧洲列强参加的一次大会了。瑞士使节住在“一个纺织工开设的小店内,屋子里弥漫着香肠和鱼油味”。巴伐利亚代表团为自己的29位团员找到了18张床。会议没有正式的主席和调解员,也不开全会。需要开会时,与会代表前往位于两个小城之间的中立区参加临时会议,协调彼此立场,有时也在中立区内的几个小镇举行非正式的会晤。一些大国在两个小城都有代表。会议期间,欧洲各地的战事仍在继续,变化不定的军事形势影响了谈判的走向。

  大多数代表带着基于战略利益的非常实际的指示出席会议。14他们几乎操着同样的腔调高谈要实现“基督教世界的和平”。然而毕竟战争造成了太多流血,难以通过教义上或政治上的统一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各方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通过平衡各方利益实现和平,如果和平有望的话。

  通过复杂谈判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很可能是欧洲史上引用次数最多的一份外交文件,尽管事实上并没有一份载有其条款的单一条约,与会代表也从未召开过一次全会通过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实际上是不同时间在不同城镇签署的三个互为补充的协议。在1648年1月签署的明斯特和约中,西班牙承认了荷兰共和国的,从而结束了与“三十年战争”交织在一起的荷兰人长达80年的反抗。1648年10月,列强分别签署了明斯特条约和奥斯纳布鲁克条约。两个条约的内容相互呼应,均含有一些关键条款。

  这两份多边条约均宣称要为了“上帝的荣耀和基督教世界的安全”,“实现普天之下永久c真正和真诚的和平与友谊”。15执行部分的条款与那个时代的其他文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然而达成这些条款的手法却史无前例。“三十年战争”彻底打碎了天下一统或同一信仰的人团结一致的假象。尤其是法国加入了反对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阵营后,这场起源于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争的战争变成一场混战,各方势力不断分化组合,结成敌友关系错综复杂的联盟。和当今时代中东地区的冲突一样,交战时为了鼓舞士气c团结对敌结成的教派联盟,旋即又因为地缘利益冲突或某人膨胀的个人野心被丢弃。“三十年战争”期间,各方都有过被自己的“天然”盟友遗弃的时候。各方签署和约时都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尊严,而不会抱有其他幻想。

  由于战争期间各方毫无信义可言,加之疲于应付战事,与会代表把用于结束一场战争的实际手段转化为世界秩序的一般概念。这种说法看似自相矛盾,实则不无道理。16历经战火洗礼的几十个参战方召集会议以求确保来之不易的成果。昔日尊卑分明的等级制度被悄悄地抛到了一边,代之而起的是主权国家无论强弱c无论实行何种制度都一律平等的体系。新涌现的大国,例如瑞典和荷兰共和国,得到了诸如法国和奥地利等老牌大国享受的礼遇。凡是国王,一律称为“陛下”,凡是大使,一律称为“阁下”。这一崭新的概念被推到了极致,坚持绝对平等的各国代表团想出了各自通过不同入口走进谈判会场的办法,为此需要修建很多会场入口。同时还规定各国代表团以同等速度入席,从而任何一方不至于因为坐等姗姗来迟的另一方而受辱。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成了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的条款不仅简单明了,而且涵盖范围广。国家,而不是帝国c王朝或宗教信仰,被确认为欧洲秩序的奠基石。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的概念,肯定了各签署国不受外来干涉选择本国制度和宗教信仰的权利。同时一些新条款确保了宗教少数派可以平安地信仰自己的宗教,不用担心被强迫皈依其他宗教。17各国都希望避免欧洲大陆上再次爆发全面战争,在这一共同愿望的推动下,和约除了应付当时的紧迫需要外,一个“国际关系”体系的原则逐渐显露出轮廓。同时规定了外交往来的方式,包括向对方国家的首都派驻常任代表当时只有威尼斯一国做到了这一点,以规范各国之间的关系,提高促进和平的技巧。各方还设想今后依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召开会议或举行磋商,以求争端走向冲突之前就得到解决。胡果格劳秀斯等游走各国的学者兼谋士在交战期间制定的国际法,现在成为一个内涵不断扩大c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体系,旨在促进以威斯特伐利亚各项条约为核心的和谐关系。

  这一体系妙就妙在它的各项规定不是实质性的,而是程序性的。这也是这一体系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的原因。一国若是能够接受这些最基本的规定,即可被接纳为国际社会成员,继续保持自己的文化c政治c宗教及国内政策,并得到国际体系的保护,不受外来干涉。帝国一统或宗教一统的观念欧洲及世界大部分地区建立的秩序的基本前提意味着理论上只能有一个完全合法的权力中心。而威斯特伐利亚概念则把多样性当作,把各国视为客观存在的现实,以此吸引了情况各异的国家共同探索秩序。到20世纪中叶,这一国际体系已涵盖地球各大洲,至今仍是国际秩序的骨架。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没有建立任何具体的联盟或是某种永久性的欧洲政治架构。随着天主教不再是唯一合法的教会,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权力的逐渐削弱,重建欧洲秩序的概念变成了寻求均势。顾名思义,均势意味着意识形态上的中立和不断针对情况的变化做出调整。19世纪英国政治家巴麦尊阐述了均势的要义:“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的义务就是维护这些利益。”18当有人请巴麦尊从官方的“外交政策”角度具体解释这些利益是什么时,这位遐迩闻名的英国强权的掌舵人坦承:“每次被问及政策问题时,我唯一能说的就是我们将以国家利益为准绳,根据每一次的具体情况争取最好的结果。”19当然,这一貌似简单的概念很适合英国,原因之一是英国的统治阶层训练有素,对什么是本国的永恒利益几乎有近于本能的一致认识。

  今天,这些威斯特伐利亚概念往往被人斥责为一个无视道德准则c玩弄权术的体系。然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的架构是人类首次尝试把一个建立在普遍接受的规则和约束之上的国际秩序体制化,并且该架构以众多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一个势压各国的单一国家为基础。首次出现的“国家理由”和“国家利益”等概念没有赞美权力,而是试图限制权力并使其合法化。过去几百年来,各队打着普世而且相互冲突的价值旗帜在欧洲大陆上东征西伐;众多先知和征服者为了实现个人c王朝c帝国或宗教野心发动了全面战争;教徒或被逐出教门,或被强迫皈依,各地战火导致天下生灵涂炭。而现在用理论上合理的和可预测的方式把各国利益交叉在一起,将能够消除欧洲大陆各地的混乱。现在是针对具体问题发动有限战争,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不同的普世价值观一较高下。

  与目标贪婪的宗教战争相比,内涵模糊的均势被视为进步。但如何建立均势呢从理论上讲,均势基于现实,因此所有置身其中的参与者对现实的认识应该大致相同。然而每一个社会的观点均受到本国体制c文化和历史的影响,包括受到一个最大的现实的影响:构成权力的各种要素无论多么客观,始终变幻无常,因此需要不时地对均势做出调整。均势引发了战争,同时也限制了战争的规模。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运行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后,教皇的权力受到限制,仅仅行使教会的职能。主权平等说大行其道。何种政治理论才能解释世俗政治秩序的起源并证明其各项职能的合理性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三年后,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撰写的利维坦问世。20他在此书中提出了一个理论。霍布斯想象昔日曾存在一种“自然状态”。权威的缺失导致了“一场各方混战的战争”。他推论说,为了防止这种令人难以容忍的不安全,人们把自己的权利托付给了一个国家,用以换取国家在本国境内保证所有人的安全。主权国家确立了对权力的垄断,唯有这样方能消除人们对死于非命和战争的无休止的恐惧。

  霍布斯阐述的这一社会契约只适用于一国境内,因为不存在一个超越国家的主权把秩序强加在各国之上。21因此,

  至于从通常被称为“万国公法”的法律角度审视一国与另一国的关系,我在此无须多言,因为万国公法和自然法则本是一回事。个人享有确保人身安全的权利,同样,各国也享有保证本国公民安全的权利。国际环境依然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国际环境之所以混乱无序,是因为不存在一个可以确保世界安全的世界政府,现实中也完全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世界政府。因此,各国在一个只认权力的世界里不得不把本国利益置于首位。黎塞留主教若地下有知,一定会举双手赞成。

  早期阶段,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带来了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应该如何适应新出现的均势呢必须把事实上的均势和作为一个体系的均势区分开来。国际秩序迟早要达到均势,否则就会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由于中世纪的世界有数十个公国,实际上常常存在一种均势。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后,均势开始体现为一种体系。换言之,实现这种均势已被公认为外交政策的根本宗旨之一。一旦均势被破坏,就会出现一个维护均势的联盟。

  18世纪初英国崛起为一个海上强国后,有了把实际存在的均势变成一个体系的可能。英国凭借制海权可以选择卷入欧洲大陆事务的时机和规模,以均势的仲裁人甚至是保证人的身份采取行动,确保欧洲大陆的均势。只要英国对自己的战略需求做出正确的判断,就有能力在欧洲大陆上扶弱抑强,防止任何一国调动欧洲大陆的资源挑战英国的制海权,在欧洲称霸。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始终扮演着均势维护者的角色。它参加了欧洲大陆上的战争,但盟友不断变化。参战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具体的纯国家目标,而是把国家利益与维护均势视为一体。其中不少原则都适用于美国在当今世界的角色,后文还会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后,欧洲大陆上实际上存在着两大均势:一个是维护大局稳定的总体均势,英国是这一均势的捍卫者;另一个是主要由法国操纵的中欧地区均势,旨在防止统一的德国崛起为欧洲的头号强国。22200多年来,这两大均势防止了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血腥厮杀一幕的重演,虽未能阻止战争的爆发,但缩小了战争的负面影响,因为战争的目标不再是征服,而是实现均势。

  均势至少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某一大国的实力强大到足以称霸的水平;二是从前的二流国家想跻身列强行列,从而导致其他大国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直到达成新的平衡或爆发一场全面战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18世纪经受了这两方面的考验,一次是挫败了法国路易十四称霸的企图,另一次是在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坚持要求平等待遇的情况下对这一体系做了调整。

  1661年,国王路易十四已坐稳王位,把黎塞留的治国理念发展到极致。昔日,法国国王靠一批封建领主统治全国,这些领主凭借世袭地位各自为政。路易十四则通过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官僚机构统治子民,贬抑出身贵族的侍臣,把官员封为贵族。个人升迁靠效力国王,而不唯出身。出身于外省一个布商家庭的杰出财政大臣柯尔培尔受命统一税收制度,为旷日持久的战争筹集经费。出身公爵的作家圣西门在回忆录里尖刻地记录了法国的社会变迁:

  他路易十四深知,惹他不悦有可能压垮一个贵族,但无法毁掉这个贵族或他的家族。然而他可以把一位国务秘书或类似级别的大臣连同他们的家人打回原形,财富或财产再多也救不了这些官员。这就是他为什么乐意授予手下大臣巨大的权力,甚至管辖王公贵族的权力。231680年,路易十四在早先自封的“太阳王”称号之上又接受了“路易大帝”的称号,彰显了他无所不及的统治权力。1682年,法国在北美的领地被命名为“路易斯安那”。同一年,路易十四迁宫到凡尔赛,从那里掌控专为国王陛下效力的“宫廷君主制”。

  由于法兰西王国统一后避免了国内的战乱,加之有一个高效的官僚机构和一支实力超过任何邻国的军队,法国在一段时期内有称霸欧洲的可能。路易十四在位时,几乎连年对外用兵。最终,法国与日后企图称霸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每征服一地,跟着就出现一个敌对同盟。起初,路易十四在各地征战的将军捷报频传,最后却要么败北,要么折戟受挫,尤其是18世纪头10年败在了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手下,他便是20世纪杰出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先祖。面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内在的韧性,路易十四的军队一筹莫展。

  黎塞留去世几十年后,一个国内政权巩固c在全国实行中央集权制c奉行世俗外交政策的国家显示了它的力量。其他国家则团结一致抗衡强大的法国。英国c荷兰和奥地利建立了大同盟。西班牙c普鲁士c丹麦和德意志的几个公国后来也陆续加盟,反抗路易十四显然不具有意识形态或宗教性质。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法语仍然是外交官使用的语言,代表了时尚文化,反法阵营内也有天主教和新教之别。反抗路易十四是威斯特伐利亚的内在体系决定的,是维护欧洲秩序多元性之必需。同时代的观察家给反法阵营起的名字诠释了它的特征:大稳健greatderati一n。路易打着为法国扬威的旗号企图称霸,最终败给了欧洲对多元秩序的诉求。

  遏制法国构成了18世纪上半叶的主旋律,下半叶则围绕普鲁士处心积虑跻身列强铺开。路易十四对外征战是为了把实力转化为霸权,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发动战争是为了由弱转强,获得大国地位。普鲁士位于自然条件恶劣的北德平原,沿维斯图拉河纵穿德意志全境。普鲁士没有其他一些国家拥有的丰富资源或众多人口,但孕育出了严守纪律和具有公共服务意识的文化,从而弥补了自身的不足。普鲁士的两块领土互不接壤,夹在奥地利c瑞典c俄国和波兰的势力范围之间,处境险恶。24普鲁士人口相对稀少,其优势在于善于利用自己有限的资源。它最大的资产是公民意识c高效的官僚机构和训练有素的军队。

  1740年腓特烈二世登基时,不像一个日后会青史留名的伟人。25他尚是王储时,因不堪忍受严厉束缚想和一位朋友汉斯冯卡特逃往英国,结果被双双抓回。国王下令当着腓特烈的面将卡特枭首,又把儿子送上了军事法庭,国王亲自充当首席法官。国王盘问了腓特烈178个问题,腓特烈对答如流,结果被父亲再次立为王储。

  腓特烈继承了父亲严苛的责任感,形成了不可一世的个性,正因如此他才经受住了这次严峻考验。他认为自己拥有绝对权威,但他的政策受到了100年前黎塞留提出的“国家理由”原理的束缚。他的信条是:“统治者是自己掌控的资源的奴隶。国家利益是他遵循的法则,这一法则不容侵犯。”26腓特烈有英武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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