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4节
，见多识广会语，还会用法语写作。行军打仗时，居然还用法语写了一些多愁善感的小诗，其中一首名为“大战前夜抒怀”27。腓特烈的开明主义体现了启蒙新时代的统治特点，他的统治受到拥护是因为其高效，而不是因为意识形态。28
腓特烈得出一个结论：普鲁士若要取得大国地位，领土必须连成一片，为此必须扩张，除此之外不需要其他的政治或道义理由。“我军战斗力非他国可比，而且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一句话，四周邻国不是我们的对手。”29腓特烈就是以此为由，在1740年攫取了一直属于奥地利的富饶的西里西亚省。他认为西里西亚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而不是什么法律或道义问题，因而与法国利用普鲁士抗衡奥地利结盟，并在1742年的和平协议中将西里西亚据为己有。普鲁士的领土面积和人口因此几乎翻了一番。
自从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结束了路易十四的称霸美梦后，欧洲体系一直平安无事，而现在腓特烈为夺取西里西亚再次在该体系内挑起战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于是起而应付对现存均势的挑战。为了被欧洲秩序接纳，成为该秩序的一个新成员，普鲁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场持续7年的灾难性战争。这一次，旧的同盟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腓特烈昔日的盟友试图挫败他的企图，而他们的对手则想利用普鲁士纪律严明的军队为自己谋利。地处遥远c披着神秘面纱的俄国首次卷入了一场事关欧洲均势的战争。就在俄队兵临柏林城下c普鲁士濒临战败之际，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猝然去世救了腓特烈。新沙皇一直是腓特烈的崇拜者，他即位后，俄国退出了战争。1945年4月在柏林作困兽之斗的希特勒一直等待当年所谓勃兰登堡王室奇迹的重演。罗斯福总统去世后，戈培尔告诉希特勒这一奇迹发生了。
神圣罗马帝国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也没有再出现一个想独霸世界的国家。各地的君主几乎人人自称君权神授，没有哪个大国对此提出挑战。同时这些君主也承认，上帝同样也赋予了众多其他君主统治权力。战争的目的不再是推翻现存的政府和体制，或是把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强加给各国，而是实现有限的拓土目标。囿于传统，君主既不能强行征兵，也不能肆意增加赋税。战争对平民百姓的影响远不及惨烈的“三十年战争”或200年后技术和意识形态带来的后果。18世纪演绎的均势像是一个大舞台，“形形色色的人生和价值观乔装打扮后粉墨登场，闹哄哄地上演了一出出裸的自我标榜之戏”30。权力的行使受到了限制，因为各方知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容任何人称霸。
稳定的国际秩序的一个优势是各方观点一致。维护18世纪欧洲秩序的政治家是一批贵族。他们对诸如荣誉和责任这样的抽象概念的理解毫无二致，而且在一些基本观念上也认识一致。他们代表了同一个精英社会，讲同样的语言法语，出入同样的沙龙，在他国首都追香逐玉。国家利益自然各不相同，但在一国的外交大臣可以为别国君主效力的世界里直到1820年，俄国的每一任外交大臣都被他国宫廷延聘过，或一块领土可以因为一次联姻或某人偶然继承王位就改变其民族归属的世界里，人们自然而然地有各自目标大同小异之感。31人们对合法性有着共同的认识，对国际行为规则心照不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8世纪上演了一出出权力博弈的大戏。
这种共识不仅仅是为了恪守礼仪，而且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欧洲观所包含的道义观念。在后人眼中的启蒙时代，欧洲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和生机。新的科学和哲学成就开始取代已经四分五裂的欧洲传统和信仰。在物理c化学c天文c历史c考古c制图等众多领域内，人类认知的突飞猛进激励了新的世俗精神，发现自然界一切尚不为人所知的规律被认为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1759年，代表着新时代精神的博学多才的法国杰出学者达朗伯写道：
简而言之，从地球到土星，从天体演变史到昆虫进化史，自然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几乎一切其他领域的知识都面目一新新的理性思维方式的发现和应用，新发现激发的热忱，对天地造化之产物人类思想的赞美，凡此种种带来了思想上的发酵。发酵的思想如决堤河水，漫向四面八方，把一切障碍席卷而去。32这一“发酵”的基础是新的分析精神和对一切前提的严格检验。对一切知识的探索和归纳总结1751~1772年达朗伯参与编写的28卷百科全书就是一个象征给了我们一个可知的c揭开神秘面纱的宇宙。人是宇宙的主角和解释者。达朗伯的同事狄德罗写道：强烈的求知欲与“渴望增进人类福祉的激情”33融合在一起。理性将挑战谬误，“把严谨的原理作为与谬误针锋相对的真理的基础，并借此“推倒泥糊的大厦，清扫陈年的积尘”34，“把人类带上正途”。
新的思维和分析方法不可避免地被用于统治c政治合法性和国际秩序等概念。政治哲学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男爵将均势原理应用于国内政策领域，提出了权力制衡的概念，日后被吸收到美国宪法中。孟德斯鸠接下来又开始研究历史哲学和社会变革的机制。他研究了不同社会的历史后得出结论，历史事件从来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内在原因。借助理性可以发现这些内因，并且要为了公众的利益塑造这些内因：
主宰世界的不是运气每一个君主政体内都活跃着思想内因和自然内因，它们决定了政体的兴衰存亡。一切看上去像是偶发事件都是这些内因的结果。每当一国因一场偶然的战役即一个特定原因覆灭时，还存在一个导致该国因一场战役覆灭的一般原因。简而言之，整体局势的发展决定了具体事件的走向。35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许是启蒙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他进一步发展了孟德斯鸠的思想，提出了永久和平的世界秩序观。在普鲁士旧都柯尼斯堡蛰居的康德对世界做了一番思考，把眼光投向了“七年战争”c美国革命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从天下大乱的局势中，康德居然看到了一个新的c更祥和的国际秩序的模糊影子。
康德推论说，人类具有“非社会的社会性”36，即“人在社会中倾向于群居，同时又不断地抵制社会，随时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秩序问题，尤其是国际秩序，乃是最困难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37为了防止情绪失控，人类组建了国家。但如同处于自然状态中的每一个人一样，每一国都寻求维护本国的绝对自由，为此不惜陷入“无法无天的野蛮状态”。然而国与国之间冲突带来的“毁灭c社会动荡乃至国力的枯竭”38最终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出路。人类面临两种前景：要么是“人类坟茔遍地”39的和平，要么是深思熟虑后构建的和平。
康德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各共和国自愿组成一个联邦，誓言彼此不再交战，并在本国内和国际上行为透明。40联邦内的各国公民会致力于促进和平，因为他们与君主不同，考虑是否开战时会“勾起对亲身经历过的严酷战争的回忆”41。这种契约的好处会随着时光的推移日益明显，从而为它逐渐扩展成为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铺平道路。自然法则决定了人类最终会通过理性思考“逐渐走向一个权力联合体系，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安全体系”和“一个完美的人类公民联盟”。42
坚信理性的力量，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昔日希腊人所谓的傲睨神明的狂妄，即内含自我毁灭种子的精神自豪感。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智慧的思想家能凭空发明治理秩序吗还是深层有机的文化现实限制了选择的范围伯克的观点人类能否发现并阐明一种单一概念和机制，把世间万物合理地统一起来如达朗伯和孟德斯鸠所论抑或是这个世界太复杂，人类太多元，以致无法仅凭逻辑解答这些问题，而是需要某种本能意识，甚至近乎神秘的治国之术
启蒙时期的欧洲大陆哲学家大多选择了从理性角度而不是从国家有机体论的角度看待政治演变。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无意地，甚至有违本意地促成了一次导致欧洲陷入数十年分裂的大动荡，余波至今未平。
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
最意想不到的革命带来的动荡也最大。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例，它宣告了一种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大相径庭的国内秩序和世界秩序。法国大革命不再区分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重新燃起了“三十年战争”的激情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用一场大革命运动取代了17世纪时的宗教诉求。法国大革命显示，各国内部的变革对国际均势撼动之大超过了外部入侵。20世纪的一系列大动荡充分揭示了这一教训，其中很多动荡明显汲取了法国大革命首创的一些理念。
社会上的种种怨愤情绪汇聚起来冲击毫无警觉的政权之日，也是革命爆发之时。革命同盟越广泛，摧毁现政权结构的能量就越大。变革波及范围越广，重建权威时就越需要采取暴力的手段，否则社会就会走向解体。恐怖统治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革命固有的特征。
法国大革命发生在欧洲最富饶的国家，但该国政府当时不堪。最初推动革命的力量来自上层阶级，主要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他们试图完全依照启蒙时代的原则治理国家。后来革命发展的势头不仅当初发动革命的人始料不及，而且整个统治阶层也完全没有想到。
法国大革命的实质是秩序的再造。其规模之大，自各种宗教战争结束后为欧洲大陆所罕见。对革命者而言，人类社会的秩序既没有体现中世纪上帝的安排，也未能反映出18世纪庞大王朝之间的利益交错。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家和20世纪他们的极权运动后继人一样，认为历史进程就是不折不扣的民意的表达，而民意顾名思义不会接受任何内在的或宪政的束缚。只有民众自己才有权诠释民意。因此，民众表达的民意，与英国当时盛行的多数人统治概念或美国的成文宪法中所含的权力制衡思想截然不同。法国的革命者把国家视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国家不是指每个个体的人，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是需要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的一国全体国民然后把自己指定为国民的代言人，甚至是国民的化身。他们的这一观点远远超越了黎塞留提出的国家权力概念。
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教父卢梭在一系列著述里阐述了他认为是普遍真理的思想。43人们因拜服卢梭渊博的知识和魅力，没有认清其思想的深义。卢梭一步步引导读者对人类社会做了“理性的”剖析，把现存体制的一切财产c宗教c社会等级c政府权力c公民社会斥责为幻象和欺骗。它们将被社会秩序中的一个新“政权”所取代。44广大民众必须对这个新政权俯首帖耳，这种顺从连昔日行使神授权力的君主也难以想象只有俄国的沙皇例外。而俄国的情况是，贵戚以外的沙皇臣民以及居住在乌拉尔山以东边陲的各族裔都是农奴。以上理论预示着现代极权政权的出现。在极权政权下，民意会认可那些通过事先策划的民众示威公布的决定。
为了推行这一意识形态，一切君主政体自然而然地被视为敌人。由于它们不会不加抵抗地放弃权力，革命若要成功就必须获得国际声讨支持，通过强制实施自己的原则实现世界和平。为了在整个欧洲大陆推动建立新的秩序，法国规定全国的成年男子皆要服兵役。法国大革命所依据的论点与1000年前的伊斯兰教和20世纪的学说相似：信仰不同宗教或秉持不同政治信念的国家不可能长期共处，因此需要借助一切现有手段和一切社会力量，把国际事务变成一场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较量。法国大革命因而再次混淆了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以及合法性与权力之间的界限。昔日威斯特伐利亚解决方案曾把这两层关系区分开来，从而限制了欧洲战事的规模和烈度。
1792年11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两项不同寻常的法令，对欧洲各国下了战书。第一项法令承诺法国将在军事上无限制地支持世界任何一地的人民革命。法令宣布，法国赢得了自我解放后，“将以博爱精神对待所有希望恢复自由的民族，并给予他们援助”45。国民议会还在附带文件中规定将此文件“翻译并印成各种文字”，承诺将其付诸实施，从而增添了这一法令的分量。几周后，国民议会把废黜的法国国王送上断头台，从而与18世纪的秩序一刀两断，同时又对奥地利宣战并入侵荷兰。
1792年12月，国民议会又颁布了一项内容更激进c涵盖范围更广的法令。认为这一法令适用于自己的任何革命运动均可在以下文件中“填空”：“法国人民致人民”。这份文件预先为下一次兄弟革命欢呼并誓言支持“打击迄今为止统治你们的一切文职政府和军事当局”。这一进程实际上不设限，也不可逆：“法兰西民族宣布，任何拒绝或摈弃自由和平等，希望维护c复辟或与君主及特权阶层谈判的人将被法国视为敌人。”46卢梭曾写道：“凡是拒绝服从大众意愿的人，大众将强迫他服从他将被迫获得自由。”法国大革命誓言要把合法性的这一定义推广至整个人类。
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宏大目标，试图把法国一切潜在的反对势力铲除净尽。成千上万的前政权成员及国内所有被怀疑是反对者的人死于“大恐怖”之下，甚至那些支持大革命的目标但对一些革命手段表示怀疑的人也未能幸免。
最终，秩序得以恢复。如果一国不想走向解体，恢复秩序是必然的，采取的模式又一次源自卢梭的“大立法者”。路易十四把国家变成了皇权的仆人。大革命强令人民接受它的蓝图。自封为“终身第一执政”，后来又称帝的拿破仑独树一帜。这个“伟人”凭借自己的意志力，外加个人魅力和卓越的军事才干，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这一“伟人”的实质是拒绝接受传统束缚，坚持依仗自己的权力重新打造世界秩序。和查理大帝不同，拿破仑只接受自己权力赋予的合法性。1804年拿破仑加冕称帝时，直接从教皇手里接过皇冠，自己加冕为皇帝。
大革命不再造就领袖，而是由领袖诠释大革命。拿破仑驯服大革命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它的监护人。他还不无道理地自视站在了启蒙运动的顶峰。拿破仑改革了法国的政府制度并使之合理化，建立了省长体制。时至今日，法国的行政制度仍沿袭了这一体制。他制定了一部拿破仑法典，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现在实行的法律条文依然以此为基础。拿破仑宽容对待不同宗教，鼓励理性执政以改善法国人民的生活。
拿破仑集大革命化身和启蒙运动代表于一身，走上了统一和独霸欧洲的道路。1809年岁末，在他杰出的军事指挥下，法军打垮了西欧和中欧的所有敌手。拿破仑于是可以按照地缘政治设想重新划定欧洲大陆地图。他把一些战略要地并入法国的版图，在没有并入法国的要害之地建立了法国的卫星国，并把一些卫星国交给他的亲戚或法国元帅统辖。拿破仑在欧洲各地实行了统一的法典，颁布了成千上万条处理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指令。拿破仑会统一自罗马陷落后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欧洲大陆吗
在他面前仍有两大障碍：英国和俄国。1805年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大败法国后，英国掌握了制海权，因此短期无忧，但又没有强大到可以跨越海峡大举进攻法国。如同一个半世纪后的情形一样，西欧只剩下英国一家独自苦撑。英国深知，若与征服者媾和，一个单一大国将掌控整个欧洲大陆的资源，或迟或早会打破英国的制海权。英国于是在海峡彼岸静待拿破仑犯错，然后以均势捍卫者的身份再次出兵欧洲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同样等待美国参战。
拿破仑成长于18世纪的王朝体制下。令人惊异的是，他接受了这一体制的合法性。在这个体制内，他这个即使在自己家乡小镇地位也很卑微的科西嘉人本来不具有合法地位。这意味着至少拿破仑本人认为，他统治的合法性既取决于他的战果能否世代永存，也取决于被征服的疆域有多大。每当出现一个不服从他意志的统治者时，拿破仑都要前去讨伐。不受观念c性格或阅历束缚的拿破仑挥师入侵西班牙和俄国。就地缘政治版图而言，这两个国家并不重要。拿破仑无法忍受国际秩序的束缚，他的野心决定了他必须拥有一个至少囊括欧洲的帝国，最终因力不从心功亏一篑。
拿破仑战争开启了动员全国资源的全面战争时代。战事的惨烈和造成的毁灭令人回想起“三十年战争”。拿破仑的大军靠征兵制征募士兵，甚至被兼并地区也不能幸免，靠战败敌军的给养和掠夺敌国百姓保持供给，包括数额巨大的“贡品”。结果，法军的数量激增，大片领土落入拿破仑之手。直到拿破仑经不住诱惑入侵当地资源不足以保障一支大军供给的西班牙和俄国时，才招致失败。拿破仑的失败首先是因为战线拉得过长，尤其是1812年对俄国的入侵；其次是因为欧洲其他国家团结一致对敌，虽然行动晚了，但仍验证了威斯特伐利亚准则的威力。1813年，各路大军投入莱比锡战役，尚未被拿破仑征服的欧洲几国联军首次在战场上大败法军。事后证明，这也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法军在俄国败于一场消耗战。这场国家大会战后，拿破仑拒绝了本来可以保住部分兼并领土的解决方案，担心一旦正式接受种种约束，他合法性的唯一依据也将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既亡于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也亡于自身的不安全感。自从查理大帝以来，欧洲最强大的征服者不仅败给了一个起来反抗他的国际体系，也败给了自己。
拿破仑时期标志着启蒙时代的顶峰。这一时代的思想家从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那里汲取了灵感，视启蒙为理性力量。这意味着权力从教会下放到世俗的社会精英手中，而现在又一步步落到了这位代表全球权力的领袖手里。1806年10月13日发生的一件事显示了拿破仑的巨大影响。耶拿战役打响前一天，拿破仑率部下参谋去战场侦察地形。当时的一位大学讲师黑格尔日后撰写了历史哲学一书听到碎石子小道上传来的马蹄声后，以赞颂的口吻描述了这一幕情景：
我看见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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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得出一个结论：普鲁士若要取得大国地位，领土必须连成一片，为此必须扩张，除此之外不需要其他的政治或道义理由。“我军战斗力非他国可比，而且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一句话，四周邻国不是我们的对手。”29腓特烈就是以此为由，在1740年攫取了一直属于奥地利的富饶的西里西亚省。他认为西里西亚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而不是什么法律或道义问题，因而与法国利用普鲁士抗衡奥地利结盟，并在1742年的和平协议中将西里西亚据为己有。普鲁士的领土面积和人口因此几乎翻了一番。
自从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结束了路易十四的称霸美梦后，欧洲体系一直平安无事，而现在腓特烈为夺取西里西亚再次在该体系内挑起战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于是起而应付对现存均势的挑战。为了被欧洲秩序接纳，成为该秩序的一个新成员，普鲁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场持续7年的灾难性战争。这一次，旧的同盟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腓特烈昔日的盟友试图挫败他的企图，而他们的对手则想利用普鲁士纪律严明的军队为自己谋利。地处遥远c披着神秘面纱的俄国首次卷入了一场事关欧洲均势的战争。就在俄队兵临柏林城下c普鲁士濒临战败之际，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猝然去世救了腓特烈。新沙皇一直是腓特烈的崇拜者，他即位后，俄国退出了战争。1945年4月在柏林作困兽之斗的希特勒一直等待当年所谓勃兰登堡王室奇迹的重演。罗斯福总统去世后，戈培尔告诉希特勒这一奇迹发生了。
神圣罗马帝国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也没有再出现一个想独霸世界的国家。各地的君主几乎人人自称君权神授，没有哪个大国对此提出挑战。同时这些君主也承认，上帝同样也赋予了众多其他君主统治权力。战争的目的不再是推翻现存的政府和体制，或是把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强加给各国，而是实现有限的拓土目标。囿于传统，君主既不能强行征兵，也不能肆意增加赋税。战争对平民百姓的影响远不及惨烈的“三十年战争”或200年后技术和意识形态带来的后果。18世纪演绎的均势像是一个大舞台，“形形色色的人生和价值观乔装打扮后粉墨登场，闹哄哄地上演了一出出裸的自我标榜之戏”30。权力的行使受到了限制，因为各方知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容任何人称霸。
稳定的国际秩序的一个优势是各方观点一致。维护18世纪欧洲秩序的政治家是一批贵族。他们对诸如荣誉和责任这样的抽象概念的理解毫无二致，而且在一些基本观念上也认识一致。他们代表了同一个精英社会，讲同样的语言法语，出入同样的沙龙，在他国首都追香逐玉。国家利益自然各不相同，但在一国的外交大臣可以为别国君主效力的世界里直到1820年，俄国的每一任外交大臣都被他国宫廷延聘过，或一块领土可以因为一次联姻或某人偶然继承王位就改变其民族归属的世界里，人们自然而然地有各自目标大同小异之感。31人们对合法性有着共同的认识，对国际行为规则心照不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8世纪上演了一出出权力博弈的大戏。
这种共识不仅仅是为了恪守礼仪，而且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欧洲观所包含的道义观念。在后人眼中的启蒙时代，欧洲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和生机。新的科学和哲学成就开始取代已经四分五裂的欧洲传统和信仰。在物理c化学c天文c历史c考古c制图等众多领域内，人类认知的突飞猛进激励了新的世俗精神，发现自然界一切尚不为人所知的规律被认为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1759年，代表着新时代精神的博学多才的法国杰出学者达朗伯写道：
简而言之，从地球到土星，从天体演变史到昆虫进化史，自然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几乎一切其他领域的知识都面目一新新的理性思维方式的发现和应用，新发现激发的热忱，对天地造化之产物人类思想的赞美，凡此种种带来了思想上的发酵。发酵的思想如决堤河水，漫向四面八方，把一切障碍席卷而去。32这一“发酵”的基础是新的分析精神和对一切前提的严格检验。对一切知识的探索和归纳总结1751~1772年达朗伯参与编写的28卷百科全书就是一个象征给了我们一个可知的c揭开神秘面纱的宇宙。人是宇宙的主角和解释者。达朗伯的同事狄德罗写道：强烈的求知欲与“渴望增进人类福祉的激情”33融合在一起。理性将挑战谬误，“把严谨的原理作为与谬误针锋相对的真理的基础，并借此“推倒泥糊的大厦，清扫陈年的积尘”34，“把人类带上正途”。
新的思维和分析方法不可避免地被用于统治c政治合法性和国际秩序等概念。政治哲学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男爵将均势原理应用于国内政策领域，提出了权力制衡的概念，日后被吸收到美国宪法中。孟德斯鸠接下来又开始研究历史哲学和社会变革的机制。他研究了不同社会的历史后得出结论，历史事件从来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内在原因。借助理性可以发现这些内因，并且要为了公众的利益塑造这些内因：
主宰世界的不是运气每一个君主政体内都活跃着思想内因和自然内因，它们决定了政体的兴衰存亡。一切看上去像是偶发事件都是这些内因的结果。每当一国因一场偶然的战役即一个特定原因覆灭时，还存在一个导致该国因一场战役覆灭的一般原因。简而言之，整体局势的发展决定了具体事件的走向。35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许是启蒙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他进一步发展了孟德斯鸠的思想，提出了永久和平的世界秩序观。在普鲁士旧都柯尼斯堡蛰居的康德对世界做了一番思考，把眼光投向了“七年战争”c美国革命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从天下大乱的局势中，康德居然看到了一个新的c更祥和的国际秩序的模糊影子。
康德推论说，人类具有“非社会的社会性”36，即“人在社会中倾向于群居，同时又不断地抵制社会，随时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秩序问题，尤其是国际秩序，乃是最困难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37为了防止情绪失控，人类组建了国家。但如同处于自然状态中的每一个人一样，每一国都寻求维护本国的绝对自由，为此不惜陷入“无法无天的野蛮状态”。然而国与国之间冲突带来的“毁灭c社会动荡乃至国力的枯竭”38最终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出路。人类面临两种前景：要么是“人类坟茔遍地”39的和平，要么是深思熟虑后构建的和平。
康德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各共和国自愿组成一个联邦，誓言彼此不再交战，并在本国内和国际上行为透明。40联邦内的各国公民会致力于促进和平，因为他们与君主不同，考虑是否开战时会“勾起对亲身经历过的严酷战争的回忆”41。这种契约的好处会随着时光的推移日益明显，从而为它逐渐扩展成为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铺平道路。自然法则决定了人类最终会通过理性思考“逐渐走向一个权力联合体系，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安全体系”和“一个完美的人类公民联盟”。42
坚信理性的力量，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昔日希腊人所谓的傲睨神明的狂妄，即内含自我毁灭种子的精神自豪感。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智慧的思想家能凭空发明治理秩序吗还是深层有机的文化现实限制了选择的范围伯克的观点人类能否发现并阐明一种单一概念和机制，把世间万物合理地统一起来如达朗伯和孟德斯鸠所论抑或是这个世界太复杂，人类太多元，以致无法仅凭逻辑解答这些问题，而是需要某种本能意识，甚至近乎神秘的治国之术
启蒙时期的欧洲大陆哲学家大多选择了从理性角度而不是从国家有机体论的角度看待政治演变。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无意地，甚至有违本意地促成了一次导致欧洲陷入数十年分裂的大动荡，余波至今未平。
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
最意想不到的革命带来的动荡也最大。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例，它宣告了一种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大相径庭的国内秩序和世界秩序。法国大革命不再区分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重新燃起了“三十年战争”的激情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用一场大革命运动取代了17世纪时的宗教诉求。法国大革命显示，各国内部的变革对国际均势撼动之大超过了外部入侵。20世纪的一系列大动荡充分揭示了这一教训，其中很多动荡明显汲取了法国大革命首创的一些理念。
社会上的种种怨愤情绪汇聚起来冲击毫无警觉的政权之日，也是革命爆发之时。革命同盟越广泛，摧毁现政权结构的能量就越大。变革波及范围越广，重建权威时就越需要采取暴力的手段，否则社会就会走向解体。恐怖统治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革命固有的特征。
法国大革命发生在欧洲最富饶的国家，但该国政府当时不堪。最初推动革命的力量来自上层阶级，主要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他们试图完全依照启蒙时代的原则治理国家。后来革命发展的势头不仅当初发动革命的人始料不及，而且整个统治阶层也完全没有想到。
法国大革命的实质是秩序的再造。其规模之大，自各种宗教战争结束后为欧洲大陆所罕见。对革命者而言，人类社会的秩序既没有体现中世纪上帝的安排，也未能反映出18世纪庞大王朝之间的利益交错。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家和20世纪他们的极权运动后继人一样，认为历史进程就是不折不扣的民意的表达，而民意顾名思义不会接受任何内在的或宪政的束缚。只有民众自己才有权诠释民意。因此，民众表达的民意，与英国当时盛行的多数人统治概念或美国的成文宪法中所含的权力制衡思想截然不同。法国的革命者把国家视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国家不是指每个个体的人，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是需要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的一国全体国民然后把自己指定为国民的代言人，甚至是国民的化身。他们的这一观点远远超越了黎塞留提出的国家权力概念。
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教父卢梭在一系列著述里阐述了他认为是普遍真理的思想。43人们因拜服卢梭渊博的知识和魅力，没有认清其思想的深义。卢梭一步步引导读者对人类社会做了“理性的”剖析，把现存体制的一切财产c宗教c社会等级c政府权力c公民社会斥责为幻象和欺骗。它们将被社会秩序中的一个新“政权”所取代。44广大民众必须对这个新政权俯首帖耳，这种顺从连昔日行使神授权力的君主也难以想象只有俄国的沙皇例外。而俄国的情况是，贵戚以外的沙皇臣民以及居住在乌拉尔山以东边陲的各族裔都是农奴。以上理论预示着现代极权政权的出现。在极权政权下，民意会认可那些通过事先策划的民众示威公布的决定。
为了推行这一意识形态，一切君主政体自然而然地被视为敌人。由于它们不会不加抵抗地放弃权力，革命若要成功就必须获得国际声讨支持，通过强制实施自己的原则实现世界和平。为了在整个欧洲大陆推动建立新的秩序，法国规定全国的成年男子皆要服兵役。法国大革命所依据的论点与1000年前的伊斯兰教和20世纪的学说相似：信仰不同宗教或秉持不同政治信念的国家不可能长期共处，因此需要借助一切现有手段和一切社会力量，把国际事务变成一场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较量。法国大革命因而再次混淆了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以及合法性与权力之间的界限。昔日威斯特伐利亚解决方案曾把这两层关系区分开来，从而限制了欧洲战事的规模和烈度。
1792年11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两项不同寻常的法令，对欧洲各国下了战书。第一项法令承诺法国将在军事上无限制地支持世界任何一地的人民革命。法令宣布，法国赢得了自我解放后，“将以博爱精神对待所有希望恢复自由的民族，并给予他们援助”45。国民议会还在附带文件中规定将此文件“翻译并印成各种文字”，承诺将其付诸实施，从而增添了这一法令的分量。几周后，国民议会把废黜的法国国王送上断头台，从而与18世纪的秩序一刀两断，同时又对奥地利宣战并入侵荷兰。
1792年12月，国民议会又颁布了一项内容更激进c涵盖范围更广的法令。认为这一法令适用于自己的任何革命运动均可在以下文件中“填空”：“法国人民致人民”。这份文件预先为下一次兄弟革命欢呼并誓言支持“打击迄今为止统治你们的一切文职政府和军事当局”。这一进程实际上不设限，也不可逆：“法兰西民族宣布，任何拒绝或摈弃自由和平等，希望维护c复辟或与君主及特权阶层谈判的人将被法国视为敌人。”46卢梭曾写道：“凡是拒绝服从大众意愿的人，大众将强迫他服从他将被迫获得自由。”法国大革命誓言要把合法性的这一定义推广至整个人类。
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宏大目标，试图把法国一切潜在的反对势力铲除净尽。成千上万的前政权成员及国内所有被怀疑是反对者的人死于“大恐怖”之下，甚至那些支持大革命的目标但对一些革命手段表示怀疑的人也未能幸免。
最终，秩序得以恢复。如果一国不想走向解体，恢复秩序是必然的，采取的模式又一次源自卢梭的“大立法者”。路易十四把国家变成了皇权的仆人。大革命强令人民接受它的蓝图。自封为“终身第一执政”，后来又称帝的拿破仑独树一帜。这个“伟人”凭借自己的意志力，外加个人魅力和卓越的军事才干，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这一“伟人”的实质是拒绝接受传统束缚，坚持依仗自己的权力重新打造世界秩序。和查理大帝不同，拿破仑只接受自己权力赋予的合法性。1804年拿破仑加冕称帝时，直接从教皇手里接过皇冠，自己加冕为皇帝。
大革命不再造就领袖，而是由领袖诠释大革命。拿破仑驯服大革命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它的监护人。他还不无道理地自视站在了启蒙运动的顶峰。拿破仑改革了法国的政府制度并使之合理化，建立了省长体制。时至今日，法国的行政制度仍沿袭了这一体制。他制定了一部拿破仑法典，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现在实行的法律条文依然以此为基础。拿破仑宽容对待不同宗教，鼓励理性执政以改善法国人民的生活。
拿破仑集大革命化身和启蒙运动代表于一身，走上了统一和独霸欧洲的道路。1809年岁末，在他杰出的军事指挥下，法军打垮了西欧和中欧的所有敌手。拿破仑于是可以按照地缘政治设想重新划定欧洲大陆地图。他把一些战略要地并入法国的版图，在没有并入法国的要害之地建立了法国的卫星国，并把一些卫星国交给他的亲戚或法国元帅统辖。拿破仑在欧洲各地实行了统一的法典，颁布了成千上万条处理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指令。拿破仑会统一自罗马陷落后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欧洲大陆吗
在他面前仍有两大障碍：英国和俄国。1805年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大败法国后，英国掌握了制海权，因此短期无忧，但又没有强大到可以跨越海峡大举进攻法国。如同一个半世纪后的情形一样，西欧只剩下英国一家独自苦撑。英国深知，若与征服者媾和，一个单一大国将掌控整个欧洲大陆的资源，或迟或早会打破英国的制海权。英国于是在海峡彼岸静待拿破仑犯错，然后以均势捍卫者的身份再次出兵欧洲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同样等待美国参战。
拿破仑成长于18世纪的王朝体制下。令人惊异的是，他接受了这一体制的合法性。在这个体制内，他这个即使在自己家乡小镇地位也很卑微的科西嘉人本来不具有合法地位。这意味着至少拿破仑本人认为，他统治的合法性既取决于他的战果能否世代永存，也取决于被征服的疆域有多大。每当出现一个不服从他意志的统治者时，拿破仑都要前去讨伐。不受观念c性格或阅历束缚的拿破仑挥师入侵西班牙和俄国。就地缘政治版图而言，这两个国家并不重要。拿破仑无法忍受国际秩序的束缚，他的野心决定了他必须拥有一个至少囊括欧洲的帝国，最终因力不从心功亏一篑。
拿破仑战争开启了动员全国资源的全面战争时代。战事的惨烈和造成的毁灭令人回想起“三十年战争”。拿破仑的大军靠征兵制征募士兵，甚至被兼并地区也不能幸免，靠战败敌军的给养和掠夺敌国百姓保持供给，包括数额巨大的“贡品”。结果，法军的数量激增，大片领土落入拿破仑之手。直到拿破仑经不住诱惑入侵当地资源不足以保障一支大军供给的西班牙和俄国时，才招致失败。拿破仑的失败首先是因为战线拉得过长，尤其是1812年对俄国的入侵；其次是因为欧洲其他国家团结一致对敌，虽然行动晚了，但仍验证了威斯特伐利亚准则的威力。1813年，各路大军投入莱比锡战役，尚未被拿破仑征服的欧洲几国联军首次在战场上大败法军。事后证明，这也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法军在俄国败于一场消耗战。这场国家大会战后，拿破仑拒绝了本来可以保住部分兼并领土的解决方案，担心一旦正式接受种种约束，他合法性的唯一依据也将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既亡于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也亡于自身的不安全感。自从查理大帝以来，欧洲最强大的征服者不仅败给了一个起来反抗他的国际体系，也败给了自己。
拿破仑时期标志着启蒙时代的顶峰。这一时代的思想家从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那里汲取了灵感，视启蒙为理性力量。这意味着权力从教会下放到世俗的社会精英手中，而现在又一步步落到了这位代表全球权力的领袖手里。1806年10月13日发生的一件事显示了拿破仑的巨大影响。耶拿战役打响前一天，拿破仑率部下参谋去战场侦察地形。当时的一位大学讲师黑格尔日后撰写了历史哲学一书听到碎石子小道上传来的马蹄声后，以赞颂的口吻描述了这一幕情景：
我看见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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