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7节
，和普鲁士首相即日后的德国首相俾斯麦。19世纪这两位中欧最重要的政治家留下的截然不同的遗产，表明19世纪后半叶欧洲国际秩序的重心从合法性转向权力。两人均被视为典型的保守分子，都被说成是操纵均势的大师。他们的确实至名归。然而，两人不仅对国际秩序的基本看法几乎针锋相对，而且操纵均势的目的极其不同，对欧洲和世界和平产生的影响也截然不同。
梅特涅被委以重任，这本身就是18世纪社会开放的一个佐证。他出生在靠近法国边境的莱茵兰，在斯特拉斯堡和美因茨受教育。梅特涅13岁时第一次去奥地利，17岁时才在那里定居。1809年他被任命为外交大臣，1821年出任首相，直到1848年卸任。命运使他担任了一个开始走向衰落的古老帝国的最高文职职务。奥地利曾被视为欧洲最强大c治理最好的国家之一，如今却身陷险境。由于地处欧洲腹地，欧洲大陆的每一次颤动都会在奥地利引起地震。奥地利国内多语言的特征，使它面临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仅仅一代人以前，民族主义这股力量几乎还不见踪影。对梅特涅而言，坚定可靠成为他的政策指南：
当四周动荡不定时，最重要的是要有点儿什么无论是什么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岿然不动，这样迷途的人才能确定方位，离散的人才能找到避风港。33在启蒙运动的熏陶下，梅特涅更多地受到宣扬理性力量的哲学家的影响，而不是受鼓吹武力的人士的影响。他认为不需要焦虑地寻找解决眼下问题的对策，寻找真理才是政治家最重要的任务。梅特涅认为，心想事成的信念是一种幻觉。真理必须反映人性和社会结构的深层现实。任何空泛之论事实上摧残了它声称要实现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发明是历史的敌人。历史上只有发现，而只有存在的东西才能被发现”34。
梅特涅认为，奥地利的国家利益是欧洲总体利益的象征，即如何在一个尊重多样化和共同的遗产c信仰和风俗的框架中，把不同的民族c人民和语言捏合到一起。35根据这一观点，奥地利的历史作用，是证明多元化在实现欧洲和平中的价值。
而俾斯麦是普鲁士乡村贵族的后裔。普鲁士的乡村贵族比德国西部农村的贵族寒酸得多，而且远不如后者眼界开阔。梅特涅试图证明传承的价值并复活一个普世观念，即欧洲社会的观念，而俾斯麦却对自己时代的一切权威观念提出挑战。俾斯麦之前，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德国真的能统一，需要借助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俾斯麦的目标是要证明：这两股思潮可以分开；维护秩序无须“神圣同盟”的原则；保守派通过诉诸民族主义可以建立一个新秩序；欧洲秩序概念完全可以建立在对权力评估的基础之上。
这两位重量级人物对国际秩序性质的不同看法，突出反映在他们对国家利益的诠释上。梅特涅认为，秩序与其说产生于对国际利益的追求，不如说产生于把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相结合的能力：
政治学的伟大原理源于承认所有国家的切身利益。生存的保障正是源于整体利益。具体利益一些目光短浅的浮躁之徒把谋求具体利益当作智慧只具有次等意义。近代史显示，可以通过遵循团结一致c均势和各国同心协力的原则，迫使各国回归习惯法。36俾斯麦拒绝接受认为更高的原则可以约束权力的论点。他的一些名言表达了一种信念只有准确评估构成权力的各要素后才能确保安全：
柔情政策不会得到任何回报37其他任何一国政府都把本国利益作为衡量自己行动的唯一标准，不管它如何给自己的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天哪再也不能要那种含情脉脉的同盟了，我们用牺牲换来的唯一回报，只是感觉为他们做了一件善事38一个大国政策的唯一健全基础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浪漫主义39没有任何人会因为感恩或信赖就上战场与我们并肩作战。只有恐惧能让他这样做，如果我们能谨慎地巧用恐惧心理的话40政策是可能的艺术，是相对的科学。41最终决策完全取决于对功利的考虑。18世纪的欧洲秩序曾被人视为一块各部件严丝合缝的牛顿式的精密钟表，如今被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世界取而代之。
均势的窘境
1862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后，开始着手把他信奉的原则付诸实施并改造欧洲秩序。克里米亚战争后，东方的几个保守君主国陷入分裂。法国因其国君勾起了他国对往事的回忆而在欧洲大陆受到孤立。奥地利在本国角色与欧洲角色之间摇摆不定。俾斯麦看到了有史以来建立一个日耳曼民族国家的首次机遇。1862~1870年，他大胆出手，干净利落地把普鲁士置于一个统一的德国之首，又将德国置于一个新秩序体系的中心。
迪斯累里称，1871年德国的统一是“一个意义超过法国大革命的政治事件”，并断言，“均势已被彻底打破”。42威斯特伐利亚式和维也纳式的欧洲秩序基于一个分裂的中欧之上。各方之间不断争斗威斯特伐利亚解决方案产生的一大批德意志邦国之间相互倾轧，维也纳会议造成了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的对峙最终形成了均势。德国统一后成为一个势压群雄的国家，其力量之大足以独自打败任何一个邻国，也许欧洲大陆上的所有国家联起手来也不是它的对手。合法性的纽带已不复存在，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对权力的估算。
俾斯麦毕生最辉煌的成就带来了一个结果，即一个灵活的均势更难运作，甚至不可能运作。法国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战败后，普鲁士兼并了法国领土阿尔萨斯－洛林，索要惩罚性赔款，1871年又粗暴地在凡尔赛宫内的镜厅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欧洲的新秩序只剩下了5个大国，其中两国法国和德国走上了彼此日益疏远的不归路。
俾斯麦深知，在欧洲腹地，一个具有称霸潜力的大国始终面临其他所有国家结盟与之对抗的风险，例如18世纪对抗路易十四和19世纪初对抗拿破仑的同盟。德意志只有谨言慎行方可避免四面树敌，为此俾斯麦处心积虑地设法杜绝他所谓的“同盟噩梦”。俾斯麦告诫说，在一个只有5个国家的世界里，最好总是待在一个3国集团里。这意味着要结成一连串令人困惑的既重叠又彼此冲突的同盟例如与奥匈帝国的同盟和与俄国缔结的“再保险条约”，目的是使其他大国宿敌法国除外更愿意与德国合作而不是联手反德。
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高明之处，体现在它的与时俱进和务实性。由于当初建立这一体系是为了维护基督教世界的统一，理论上它可以延伸到任何一个地区，容纳任何一类国家。德国统一和德法交恶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丧失了其灵活性。只有俾斯麦这样的天才才能以高超的手段纵横捭阖，继续维持由种种互相制衡的承诺编织的一张网，保证均势不受破坏，并在他任期内防止了大规模冲突的发生。然而，这个自身安全依赖一代人里才能涌现出一个天才的国家，为自己确定了一个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国能够实现的目标。
1890年俾斯麦被迫去职后此前他因自己的权限问题，与新登基的德皇威廉二世闹翻，他建立的由重叠同盟组成的体系勉强得以维持。德国的下一位首相列奥冯卡普里维抱怨说，俾斯麦可以同时让5个球不落地，而他自己让两个球不落地都难以做到。1891年，与俄国缔结的“再保险条约”到期后没有续约，理由是它与德奥同盟不相容。而俾斯麦认为这恰恰是该条约的用途。法国和俄国几乎自然而然地就开始探讨结盟的可能性。在欧洲走马灯般的秩序更迭背景下，同盟关系曾出现过几次类似的调整。不同于过去的是，现在这一做法被体制固定下来。外交失去了弹性，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而不再是微小的调整，因为同盟的改变对被抛弃的一方来说也许意味着国难临头。同盟中的每一方于是都可以借此勒索自己的伙伴，要求对方违心地支持自己，从而导致所有的危机升级，并将各国捆绑在一起。外交成了努力加强每个阵营的内部纽带，结果导致种种怨恨日积月累，越来越深。
1904年，英国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加入法国和俄国的协约国联盟，最后残存的灵活性也随之消失。英国在形式上并未放弃，但事实上放弃了这一政策，即通过军事参谋人员的谈判，承担与德国的对手并肩作战的道义义务。英国之所以放弃了扮演平衡者角色的既定政策，是因为德国采取的一项外交政策。在摩洛哥和波黑的一系列危机中，德国依次羞辱了法国和俄国，希望以此方式打破法俄同盟1905年和1911年在摩洛哥问题上羞辱法国，1908年在波黑问题上羞辱俄国，希望法俄互不信任。此外，德国的扩军计划包括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以挑战英国的制海权。
军事上的策划加剧了各方的僵硬立场。自从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只爆发过一场大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仅限于两个交战国之间，而且是为了一个具体问题和有限的目标。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军事计划制订者利用他们在机械化发展和新的动员方法等方面学到的经验，开始力争在全面战争中取得完胜。铁路体系使迅速调动军队成为可能。由于各方都有庞大的预备役部队，动员速度至关重要。德国的战略，即“施里芬计划”，基于以下判断：德国必须抢在邻国与其他国家联手并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前，击败其中之一。43于是德国将先发制人纳入自己的军事计划中。而德国邻国需要做的与德国恰好相反。为了减轻德国有可能先发制人发动打击的后果，它们必须加快动员和协同作战的速度。动员时间表于是主导了外交。政治领导人若想对军事问题握有决定权，本应由外交主导动员时间。
当时，外交仍以传统的c不慌不忙的方式运作，与涌现出的新技术及其带来的新战争方式完全脱节。欧洲各国的外交官依然以为，他们彼此打交道的方式没有变化。进入新世纪后爆发的多次外交危机没有一次导致爆发战争，因此他们更不思改变。在摩洛哥和波斯尼亚问题上的两场危机中，动员时间表对行动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因为尽管各方剑拔弩张，但局势从未升级到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不无矛盾的是，以上危机顺利得到解决，造就了一种不顾及实际利益的短视和冒险行为。各方想当然地认为，为了赢得民族主义色彩报纸热衷吹捧的战术胜利，翻云覆雨是推行政策的正常方式。大国可以在无关痛痒的争端上相互对峙，迫使对方后退，而不会真的走向摊牌。
然而或早或迟，战略上的轻浮草率会受到历史的惩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因为政治领导人对自己采取的策略失去了控制。441914年6月，奥匈帝国王储被塞尔维亚的一名民族主义者刺杀。在其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外交仍然遵循了近几十年来处理众多其他危机的拖延模式。奥匈帝国起草最后通牒用了4个星期的时间。各方的确举行过磋商，但由于时值盛夏，各国的政治家都避暑去了。待到1914年7月奥匈帝国发出最后通牒后，通牒截止期的迫近几乎没有给决策者留出多少时间。不到两周，欧洲走向了一场从此元气大伤的战争。
以上种种决定，都是在主要大国之间的分歧与各自采取的姿态背道而驰的情况下做出的。国家和帝国的融合作为一个新的合法性概念已经浮出水面，因此没有一个大国认为其他大国的体制对本国的生存构成了根本威胁。当时的均势虽然僵硬，但并不令人感到压抑。各国君主之间关系融洽，有的甚至是亲戚，彼此往来交际不绝。除了法国一心要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外，其他大国均没有对自己的邻国提出领土要求。合法性和权力之间保持着实质性的平衡。然而在巴尔干半岛，奥斯曼帝国残存领土上的几个国家对自己未实现民族自决权深感不满，尤其是塞尔维亚，从而对奥匈帝国构成了威胁。倘若任何一个大国支持这种诉求，就极有可能引发一场全面战争，因为奥匈帝国与德国结盟，俄国又与法国结盟。结果，奥匈帝国王储遭到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刺杀这件影响范围有限的事件，竟使一场事先没人思量过其后果的战争降临到了西方文明头上，导致欧洲100年来的和平与秩序灰飞烟灭。
维也纳会议后的40年里，欧洲秩序起到了预防冲突的缓冲作用。德国统一40年后，这一体系导致所有争端加剧。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预见到了一场日益迫近的灾难有多严重。有现代军事装备做后盾的这一常规对抗体系或早或迟会导致灾难。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对这场灾难都负有责任。他们对自己正在破坏一个国际秩序的事实视而不见：决心要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法国需要战争；奥匈帝国在自己的国家责任和中欧责任之间首鼠两端；德国似乎完全无视历史的教训，为了消除两面受敌的恐惧，试图胁迫法国和俄国就范，同时大力扩充海军力量；英国毫无疑问会反对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陆地强国，如果该国的行为同时含有威胁英国海上霸权意味的话；俄国不断窥伺时机四处扩张，同时对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残破山河构成了威胁；而英国的暧昧立场模糊了它对盟国日益加大的承诺，进一步扩大了每一项选择的不利因素。法国和俄国因得到英国的支持态度强硬，而英国若即若离的姿态又让一些德国领导人误认为，英国在一场欧洲战争中有可能保持中立。
想象历史进程换一种样子会是什么结果往往徒劳无益。然而这场颠覆西方文明的战争并不包含必然性，而是审慎的领导人做出一系列错误判断的结果。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制订的计划会造成何种后果。就这样，在人们以为天下太平的一年里，一次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掀起了一个巨大的旋涡。最终，军事策划战胜了外交。对这一历史教训，后人必须铭记在心。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合法性和权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受到了狂热的公众和亢奋的领导人的欢迎，他们以为这会是一场为实现有限目标而打的短暂而光荣的战争。没想到最终这场战争夺去了2500万人的生命，并摧毁了现存的国际秩序。欧洲均势中对变幻不定的利益进行的微妙推演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僵化的同盟奉行的对抗性外交。之后，在造成此前难以想象的伤亡的堑壕战中，欧洲均势遭到践踏。经过这场苦难煎熬后，沙俄帝国c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荡然无存。在俄国，一次争取现代化和自由改革的人民起义的成果，被鼓吹普世革命理论的武装分子夺取。历经饥荒和内战后，俄国和它占有的其他领土组建了苏联。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地球上一个伟大的普世教会”的渴望，变形为莫斯科指挥的拒绝一切现有秩序观念的世界运动。俾斯麦曾告诫说：“那些提出的参战理由在战争结束时不如开战时令人信服的政治家，结局是可悲的。”若能预知1918年的世界，1914年8月那些身不由己被卷入战争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会选择战争。
欧洲政治家为这场惨绝人寰的杀戮所震撼。他们认为是一场危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此在战后努力营造与那次危机尽可能不同的环境。他们从自己的脑海中抹掉此前为打造国际秩序而努力的几乎一切经验教训，尤其是维也纳会议。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决定。维也纳会议接纳了战败的法国，而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拒绝让德国重返欧洲秩序。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府预言现存国际秩序将被推翻，宣称自己不受其概念和限制的约束。苏联处于欧洲外交的边缘，西方大国犹豫观望了很久才不情愿地承认了苏联。构成欧洲均势的5个大国中，奥匈帝国消失了，俄国和德国被排斥在外或自己选择不参与，英国开始重返其传统立场，即参与欧洲事务主要是为了抵制对均势实际存在的威胁，而不是针对某种潜在的威胁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通过一个微妙地平衡权力和合法性诸要素的国际秩序，传统外交在欧洲维持了百年的和平。19世纪最后25年里，均势转向倚重权力。凡尔赛和约的起草者改弦易辙，再次回归合法性，创立了一个仅靠呼吁遵守共同原则来维持的国际体系如果还有可能维持这一体系的话因为权力诸要素要么无人理睬，要么混乱不堪。事实证明，位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一批根据自决权产生的国家，无力抵御两国中的任何一个，于是互相联手。英国越来越不关心外部世界。1917年不顾公众的最初反对参战的美国对战后结果大失所望，陷入孤立主义之中。提供权力要素的责任于是主要落到了法国头上。而法国战后已筋疲力尽，人口严重下降，国民一蹶不振。法国越来越意识到，它与德国之间的实力差距有可能无法逆转。
很少有一份外交文件像凡尔赛和约那样在达到自己的目标上如此失败。凡尔赛和约之苛刻足以使和解变得不可能，同时又没有苛刻到使德国永远无法恢复元气的地步。国疲民困的民主国家因此不得不随时对志在复仇的宿敌德国和苏联的革命政权保持警惕。
由于德国对凡尔赛体系没有道义上的义务，又没有一个防止它提出挑战的明确均势，凡尔赛和会建立的秩序等于鼓励德国改变现状。唯有靠歧视性的条款才有可能阻止德国获得潜在的战略优势，但这样的条款与美国，而且也日益与英国的道德信念相冲突。一旦德国开始挑战凡尔赛战后安排，唯有靠法国无情地使用武力或美国永久卷入欧洲大陆事务，方能保障和约条款的执行。然而，这两个条件皆不具备。
过去的300年里，法国先是一直保持中欧的分裂，随后又改为遏制中欧。起初法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后来与俄国结成同盟。凡尔赛和会后，法国失去了联俄的可能性。由于法国在战争中大伤元气，已无力扮演欧洲警察的角色。中欧和东欧涌动的政治潮流也超出了法国的操控能力。现在只剩下法国一家独自抗衡统一后的德国。为了捍卫凡尔赛会议做出的战后安排，法国几次犹犹豫豫地诉诸了武力。希特勒的出现使法国再次坠入历史噩梦，全然丧失了斗志。
列强试图把各自的厌战情绪转化为一种新型的和平国际秩序，为此提出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国际裁军方案，但如何执行这一方案，则留给了日后的谈判。国际联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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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涅被委以重任，这本身就是18世纪社会开放的一个佐证。他出生在靠近法国边境的莱茵兰，在斯特拉斯堡和美因茨受教育。梅特涅13岁时第一次去奥地利，17岁时才在那里定居。1809年他被任命为外交大臣，1821年出任首相，直到1848年卸任。命运使他担任了一个开始走向衰落的古老帝国的最高文职职务。奥地利曾被视为欧洲最强大c治理最好的国家之一，如今却身陷险境。由于地处欧洲腹地，欧洲大陆的每一次颤动都会在奥地利引起地震。奥地利国内多语言的特征，使它面临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仅仅一代人以前，民族主义这股力量几乎还不见踪影。对梅特涅而言，坚定可靠成为他的政策指南：
当四周动荡不定时，最重要的是要有点儿什么无论是什么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岿然不动，这样迷途的人才能确定方位，离散的人才能找到避风港。33在启蒙运动的熏陶下，梅特涅更多地受到宣扬理性力量的哲学家的影响，而不是受鼓吹武力的人士的影响。他认为不需要焦虑地寻找解决眼下问题的对策，寻找真理才是政治家最重要的任务。梅特涅认为，心想事成的信念是一种幻觉。真理必须反映人性和社会结构的深层现实。任何空泛之论事实上摧残了它声称要实现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发明是历史的敌人。历史上只有发现，而只有存在的东西才能被发现”34。
梅特涅认为，奥地利的国家利益是欧洲总体利益的象征，即如何在一个尊重多样化和共同的遗产c信仰和风俗的框架中，把不同的民族c人民和语言捏合到一起。35根据这一观点，奥地利的历史作用，是证明多元化在实现欧洲和平中的价值。
而俾斯麦是普鲁士乡村贵族的后裔。普鲁士的乡村贵族比德国西部农村的贵族寒酸得多，而且远不如后者眼界开阔。梅特涅试图证明传承的价值并复活一个普世观念，即欧洲社会的观念，而俾斯麦却对自己时代的一切权威观念提出挑战。俾斯麦之前，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德国真的能统一，需要借助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俾斯麦的目标是要证明：这两股思潮可以分开；维护秩序无须“神圣同盟”的原则；保守派通过诉诸民族主义可以建立一个新秩序；欧洲秩序概念完全可以建立在对权力评估的基础之上。
这两位重量级人物对国际秩序性质的不同看法，突出反映在他们对国家利益的诠释上。梅特涅认为，秩序与其说产生于对国际利益的追求，不如说产生于把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相结合的能力：
政治学的伟大原理源于承认所有国家的切身利益。生存的保障正是源于整体利益。具体利益一些目光短浅的浮躁之徒把谋求具体利益当作智慧只具有次等意义。近代史显示，可以通过遵循团结一致c均势和各国同心协力的原则，迫使各国回归习惯法。36俾斯麦拒绝接受认为更高的原则可以约束权力的论点。他的一些名言表达了一种信念只有准确评估构成权力的各要素后才能确保安全：
柔情政策不会得到任何回报37其他任何一国政府都把本国利益作为衡量自己行动的唯一标准，不管它如何给自己的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天哪再也不能要那种含情脉脉的同盟了，我们用牺牲换来的唯一回报，只是感觉为他们做了一件善事38一个大国政策的唯一健全基础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浪漫主义39没有任何人会因为感恩或信赖就上战场与我们并肩作战。只有恐惧能让他这样做，如果我们能谨慎地巧用恐惧心理的话40政策是可能的艺术，是相对的科学。41最终决策完全取决于对功利的考虑。18世纪的欧洲秩序曾被人视为一块各部件严丝合缝的牛顿式的精密钟表，如今被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世界取而代之。
均势的窘境
1862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后，开始着手把他信奉的原则付诸实施并改造欧洲秩序。克里米亚战争后，东方的几个保守君主国陷入分裂。法国因其国君勾起了他国对往事的回忆而在欧洲大陆受到孤立。奥地利在本国角色与欧洲角色之间摇摆不定。俾斯麦看到了有史以来建立一个日耳曼民族国家的首次机遇。1862~1870年，他大胆出手，干净利落地把普鲁士置于一个统一的德国之首，又将德国置于一个新秩序体系的中心。
迪斯累里称，1871年德国的统一是“一个意义超过法国大革命的政治事件”，并断言，“均势已被彻底打破”。42威斯特伐利亚式和维也纳式的欧洲秩序基于一个分裂的中欧之上。各方之间不断争斗威斯特伐利亚解决方案产生的一大批德意志邦国之间相互倾轧，维也纳会议造成了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的对峙最终形成了均势。德国统一后成为一个势压群雄的国家，其力量之大足以独自打败任何一个邻国，也许欧洲大陆上的所有国家联起手来也不是它的对手。合法性的纽带已不复存在，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对权力的估算。
俾斯麦毕生最辉煌的成就带来了一个结果，即一个灵活的均势更难运作，甚至不可能运作。法国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战败后，普鲁士兼并了法国领土阿尔萨斯－洛林，索要惩罚性赔款，1871年又粗暴地在凡尔赛宫内的镜厅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欧洲的新秩序只剩下了5个大国，其中两国法国和德国走上了彼此日益疏远的不归路。
俾斯麦深知，在欧洲腹地，一个具有称霸潜力的大国始终面临其他所有国家结盟与之对抗的风险，例如18世纪对抗路易十四和19世纪初对抗拿破仑的同盟。德意志只有谨言慎行方可避免四面树敌，为此俾斯麦处心积虑地设法杜绝他所谓的“同盟噩梦”。俾斯麦告诫说，在一个只有5个国家的世界里，最好总是待在一个3国集团里。这意味着要结成一连串令人困惑的既重叠又彼此冲突的同盟例如与奥匈帝国的同盟和与俄国缔结的“再保险条约”，目的是使其他大国宿敌法国除外更愿意与德国合作而不是联手反德。
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高明之处，体现在它的与时俱进和务实性。由于当初建立这一体系是为了维护基督教世界的统一，理论上它可以延伸到任何一个地区，容纳任何一类国家。德国统一和德法交恶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丧失了其灵活性。只有俾斯麦这样的天才才能以高超的手段纵横捭阖，继续维持由种种互相制衡的承诺编织的一张网，保证均势不受破坏，并在他任期内防止了大规模冲突的发生。然而，这个自身安全依赖一代人里才能涌现出一个天才的国家，为自己确定了一个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国能够实现的目标。
1890年俾斯麦被迫去职后此前他因自己的权限问题，与新登基的德皇威廉二世闹翻，他建立的由重叠同盟组成的体系勉强得以维持。德国的下一位首相列奥冯卡普里维抱怨说，俾斯麦可以同时让5个球不落地，而他自己让两个球不落地都难以做到。1891年，与俄国缔结的“再保险条约”到期后没有续约，理由是它与德奥同盟不相容。而俾斯麦认为这恰恰是该条约的用途。法国和俄国几乎自然而然地就开始探讨结盟的可能性。在欧洲走马灯般的秩序更迭背景下，同盟关系曾出现过几次类似的调整。不同于过去的是，现在这一做法被体制固定下来。外交失去了弹性，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而不再是微小的调整，因为同盟的改变对被抛弃的一方来说也许意味着国难临头。同盟中的每一方于是都可以借此勒索自己的伙伴，要求对方违心地支持自己，从而导致所有的危机升级，并将各国捆绑在一起。外交成了努力加强每个阵营的内部纽带，结果导致种种怨恨日积月累，越来越深。
1904年，英国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加入法国和俄国的协约国联盟，最后残存的灵活性也随之消失。英国在形式上并未放弃，但事实上放弃了这一政策，即通过军事参谋人员的谈判，承担与德国的对手并肩作战的道义义务。英国之所以放弃了扮演平衡者角色的既定政策，是因为德国采取的一项外交政策。在摩洛哥和波黑的一系列危机中，德国依次羞辱了法国和俄国，希望以此方式打破法俄同盟1905年和1911年在摩洛哥问题上羞辱法国，1908年在波黑问题上羞辱俄国，希望法俄互不信任。此外，德国的扩军计划包括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以挑战英国的制海权。
军事上的策划加剧了各方的僵硬立场。自从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只爆发过一场大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仅限于两个交战国之间，而且是为了一个具体问题和有限的目标。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军事计划制订者利用他们在机械化发展和新的动员方法等方面学到的经验，开始力争在全面战争中取得完胜。铁路体系使迅速调动军队成为可能。由于各方都有庞大的预备役部队，动员速度至关重要。德国的战略，即“施里芬计划”，基于以下判断：德国必须抢在邻国与其他国家联手并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前，击败其中之一。43于是德国将先发制人纳入自己的军事计划中。而德国邻国需要做的与德国恰好相反。为了减轻德国有可能先发制人发动打击的后果，它们必须加快动员和协同作战的速度。动员时间表于是主导了外交。政治领导人若想对军事问题握有决定权，本应由外交主导动员时间。
当时，外交仍以传统的c不慌不忙的方式运作，与涌现出的新技术及其带来的新战争方式完全脱节。欧洲各国的外交官依然以为，他们彼此打交道的方式没有变化。进入新世纪后爆发的多次外交危机没有一次导致爆发战争，因此他们更不思改变。在摩洛哥和波斯尼亚问题上的两场危机中，动员时间表对行动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因为尽管各方剑拔弩张，但局势从未升级到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不无矛盾的是，以上危机顺利得到解决，造就了一种不顾及实际利益的短视和冒险行为。各方想当然地认为，为了赢得民族主义色彩报纸热衷吹捧的战术胜利，翻云覆雨是推行政策的正常方式。大国可以在无关痛痒的争端上相互对峙，迫使对方后退，而不会真的走向摊牌。
然而或早或迟，战略上的轻浮草率会受到历史的惩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因为政治领导人对自己采取的策略失去了控制。441914年6月，奥匈帝国王储被塞尔维亚的一名民族主义者刺杀。在其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外交仍然遵循了近几十年来处理众多其他危机的拖延模式。奥匈帝国起草最后通牒用了4个星期的时间。各方的确举行过磋商，但由于时值盛夏，各国的政治家都避暑去了。待到1914年7月奥匈帝国发出最后通牒后，通牒截止期的迫近几乎没有给决策者留出多少时间。不到两周，欧洲走向了一场从此元气大伤的战争。
以上种种决定，都是在主要大国之间的分歧与各自采取的姿态背道而驰的情况下做出的。国家和帝国的融合作为一个新的合法性概念已经浮出水面，因此没有一个大国认为其他大国的体制对本国的生存构成了根本威胁。当时的均势虽然僵硬，但并不令人感到压抑。各国君主之间关系融洽，有的甚至是亲戚，彼此往来交际不绝。除了法国一心要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外，其他大国均没有对自己的邻国提出领土要求。合法性和权力之间保持着实质性的平衡。然而在巴尔干半岛，奥斯曼帝国残存领土上的几个国家对自己未实现民族自决权深感不满，尤其是塞尔维亚，从而对奥匈帝国构成了威胁。倘若任何一个大国支持这种诉求，就极有可能引发一场全面战争，因为奥匈帝国与德国结盟，俄国又与法国结盟。结果，奥匈帝国王储遭到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刺杀这件影响范围有限的事件，竟使一场事先没人思量过其后果的战争降临到了西方文明头上，导致欧洲100年来的和平与秩序灰飞烟灭。
维也纳会议后的40年里，欧洲秩序起到了预防冲突的缓冲作用。德国统一40年后，这一体系导致所有争端加剧。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预见到了一场日益迫近的灾难有多严重。有现代军事装备做后盾的这一常规对抗体系或早或迟会导致灾难。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对这场灾难都负有责任。他们对自己正在破坏一个国际秩序的事实视而不见：决心要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法国需要战争；奥匈帝国在自己的国家责任和中欧责任之间首鼠两端；德国似乎完全无视历史的教训，为了消除两面受敌的恐惧，试图胁迫法国和俄国就范，同时大力扩充海军力量；英国毫无疑问会反对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陆地强国，如果该国的行为同时含有威胁英国海上霸权意味的话；俄国不断窥伺时机四处扩张，同时对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残破山河构成了威胁；而英国的暧昧立场模糊了它对盟国日益加大的承诺，进一步扩大了每一项选择的不利因素。法国和俄国因得到英国的支持态度强硬，而英国若即若离的姿态又让一些德国领导人误认为，英国在一场欧洲战争中有可能保持中立。
想象历史进程换一种样子会是什么结果往往徒劳无益。然而这场颠覆西方文明的战争并不包含必然性，而是审慎的领导人做出一系列错误判断的结果。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制订的计划会造成何种后果。就这样，在人们以为天下太平的一年里，一次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掀起了一个巨大的旋涡。最终，军事策划战胜了外交。对这一历史教训，后人必须铭记在心。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合法性和权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受到了狂热的公众和亢奋的领导人的欢迎，他们以为这会是一场为实现有限目标而打的短暂而光荣的战争。没想到最终这场战争夺去了2500万人的生命，并摧毁了现存的国际秩序。欧洲均势中对变幻不定的利益进行的微妙推演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僵化的同盟奉行的对抗性外交。之后，在造成此前难以想象的伤亡的堑壕战中，欧洲均势遭到践踏。经过这场苦难煎熬后，沙俄帝国c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荡然无存。在俄国，一次争取现代化和自由改革的人民起义的成果，被鼓吹普世革命理论的武装分子夺取。历经饥荒和内战后，俄国和它占有的其他领土组建了苏联。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地球上一个伟大的普世教会”的渴望，变形为莫斯科指挥的拒绝一切现有秩序观念的世界运动。俾斯麦曾告诫说：“那些提出的参战理由在战争结束时不如开战时令人信服的政治家，结局是可悲的。”若能预知1918年的世界，1914年8月那些身不由己被卷入战争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会选择战争。
欧洲政治家为这场惨绝人寰的杀戮所震撼。他们认为是一场危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此在战后努力营造与那次危机尽可能不同的环境。他们从自己的脑海中抹掉此前为打造国际秩序而努力的几乎一切经验教训，尤其是维也纳会议。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决定。维也纳会议接纳了战败的法国，而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拒绝让德国重返欧洲秩序。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府预言现存国际秩序将被推翻，宣称自己不受其概念和限制的约束。苏联处于欧洲外交的边缘，西方大国犹豫观望了很久才不情愿地承认了苏联。构成欧洲均势的5个大国中，奥匈帝国消失了，俄国和德国被排斥在外或自己选择不参与，英国开始重返其传统立场，即参与欧洲事务主要是为了抵制对均势实际存在的威胁，而不是针对某种潜在的威胁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通过一个微妙地平衡权力和合法性诸要素的国际秩序，传统外交在欧洲维持了百年的和平。19世纪最后25年里，均势转向倚重权力。凡尔赛和约的起草者改弦易辙，再次回归合法性，创立了一个仅靠呼吁遵守共同原则来维持的国际体系如果还有可能维持这一体系的话因为权力诸要素要么无人理睬，要么混乱不堪。事实证明，位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一批根据自决权产生的国家，无力抵御两国中的任何一个，于是互相联手。英国越来越不关心外部世界。1917年不顾公众的最初反对参战的美国对战后结果大失所望，陷入孤立主义之中。提供权力要素的责任于是主要落到了法国头上。而法国战后已筋疲力尽，人口严重下降，国民一蹶不振。法国越来越意识到，它与德国之间的实力差距有可能无法逆转。
很少有一份外交文件像凡尔赛和约那样在达到自己的目标上如此失败。凡尔赛和约之苛刻足以使和解变得不可能，同时又没有苛刻到使德国永远无法恢复元气的地步。国疲民困的民主国家因此不得不随时对志在复仇的宿敌德国和苏联的革命政权保持警惕。
由于德国对凡尔赛体系没有道义上的义务，又没有一个防止它提出挑战的明确均势，凡尔赛和会建立的秩序等于鼓励德国改变现状。唯有靠歧视性的条款才有可能阻止德国获得潜在的战略优势，但这样的条款与美国，而且也日益与英国的道德信念相冲突。一旦德国开始挑战凡尔赛战后安排，唯有靠法国无情地使用武力或美国永久卷入欧洲大陆事务，方能保障和约条款的执行。然而，这两个条件皆不具备。
过去的300年里，法国先是一直保持中欧的分裂，随后又改为遏制中欧。起初法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后来与俄国结成同盟。凡尔赛和会后，法国失去了联俄的可能性。由于法国在战争中大伤元气，已无力扮演欧洲警察的角色。中欧和东欧涌动的政治潮流也超出了法国的操控能力。现在只剩下法国一家独自抗衡统一后的德国。为了捍卫凡尔赛会议做出的战后安排，法国几次犹犹豫豫地诉诸了武力。希特勒的出现使法国再次坠入历史噩梦，全然丧失了斗志。
列强试图把各自的厌战情绪转化为一种新型的和平国际秩序，为此提出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国际裁军方案，但如何执行这一方案，则留给了日后的谈判。国际联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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