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8节
一系列仲裁条约是为了用法律机制取代大国角逐来解决争端。虽然几乎所有国家都参加了这些新机制，而且一切破坏和平的行为均被明文禁止，但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确保这些规定得到强制执行。心怀怨恨或图谋扩张的大国，如德国c日本帝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很快发现违反国联成员国规定或干脆退出国联不会产生任何严重后果。结果，便形成了两个既重叠又自相矛盾的战后秩序：一个是以西方国家交往方式为代表的遵守规则和国际法的世界，另一个是为摆脱约束从这一体系退出的大国专为自己划出的可以肆意妄为的空间。两种秩序又被笼罩在游走于两者之间伺机取利的苏联的巨大阴影之中，有可能被苏联的革命世界秩序概念所吞没。
最终，凡尔赛秩序既没有获得合法性，也没能建立均势。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显示了这一秩序几乎弱不禁风。根据这一条约，德国“认可了”它的西部边界和莱茵兰的非军事化。其实早在凡尔赛，德国就已经接受了后者。但德国明确拒绝对它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做出同样的承诺，充分暴露了它的野心和内心的怨恨。令人惊奇的是，法国接受了洛迦诺公约，而该公约为10年后德国对法国在东欧的盟国复仇埋下了种子。
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魏玛共和国力陈凡尔赛和约条款的自相矛盾和苛刻与国际联盟的理想主义背道而驰，试图以此唤起西方国家的良知。451933年，被心怀怨恨的德国人推选上台的希特勒抛开了一切约束，无视凡尔赛和平条款，重新武装德国，并推翻洛迦诺公约，重新占领了莱茵兰。看到这些举动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后，希特勒开始对中欧和东欧各国逐一下手，先是奥地利，然后是捷克斯洛伐克，最后是波兰。
以上种种挑战并非20世纪30年代所特有。每个时代，人类社会都会出现魔鬼般的人物和蛊惑人心的酷政论点。政治家的任务是防止这种人上台，并在他们真的上台后维护一个能够遏制他们的国际秩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浮躁的和平主义c地缘政治失衡和盟国之间的不和致命地交织在一起，导致邪恶势力可以为所欲为。
经历300年的冲突之后，欧洲才建立了一个国际秩序。它抛弃这一秩序，是因为欧洲各国领导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没有认识到这样做的后果。他们倒是预见到了下一次大战的后果，但又畏首畏尾，不敢预先采取防范行动。基本上可以说，国际秩序的崩溃是躲避责任，甚至是自杀行为的结果。欧洲抛弃了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又不情愿使用必要的武力维护它宣称的道义原则，结果又一次陷入战争。战后，欧洲再次面临秩序重塑。
战后的欧洲秩序
两次世界大战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概念和均势原则在当代欧洲大陆秩序中的重要性锐减。两者残存的影响也许会继续存在下去，尤其是在大发现和扩张时代这一概念和原则传播到的一些国家。4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赖以号令世界的物质和心理能力荡然无存。除了瑞士和瑞典外，欧洲大陆上的所有国家都有过被外队占领的经历，各国经济凋敝。显然，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包括瑞士和瑞典有能力凭借自己的力量决定本国的未来。
西欧借助道义力量走上了一条缔造秩序的新路。这要归功于三位伟人的努力：德国的阿登纳c法国的舒曼和意大利的加斯佩里。三人都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并在战前完成学业，依然对旧欧洲关于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部分哲学观点坚信不疑。因此，他们有远见c有毅力去消除造成欧洲悲剧的根源。在各自国势衰微到极点的时候，他们维护了自己年青时代的部分秩序概念。三人最重要的信念是：若要解救本国人民，避免欧洲悲剧的重演，就必须消除欧洲历史上的分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欧洲秩序。
他们首先必须面对欧洲的又一次分裂。1949年，西方盟国将自己的三个占领区合并为一个，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苏联把自己的占领区变成一个依附于华沙条约组织的社会主义国家。德国再次退回300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的状态。德国的分裂成了新国际框架形成的关键因素。
法德之争是过去300年间欧洲每一场战争的根源。两国现在开始超越欧洲的历史，把两国残存的经济实力中的关键部分加以整合。作为迈向由欧洲各国人民组成的“更加密切的联盟”的第一步，1952年，法国和德国成立了“煤钢共同体”，并把它作为新欧洲秩序的基石。
此前的几十年里，德国始终是对欧洲稳定的头号威胁。战后头10年里，德国国家领导人选择的道路至关重要。阿登纳出任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时已经73岁，而俾斯麦在这个年龄时事业已近黄昏。阿登纳有贵族派头，对民粹主义存有戒心。他成立了一个叫“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政党，在德国议会史上首次作为一个得到多数人支持的温和派政党执掌政权。受德国人民之托，阿登纳致力于重新赢得“二战”受害者的信任。1955年，他成功地使德国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阿登纳坚定不移地促进欧洲的统一，甚至在50年代拒绝了苏联的一项建议。苏联曾在建议中暗示，如果联邦德国放弃西方联盟，或许有希望实现德国统一。这一决定无疑反映了阿登纳对苏联建议的可靠性做出的老到判断，同时也显示了他对德国是否有能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再次在欧洲大陆腹地独行的深深疑虑。无疑，要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置于自己祖国分治之上，需要领导人拥有巨大的道德力量。
在欧洲史上，德国的这次分治不是第一次。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维也纳和约均以德国分治为基础。这次不同的是，在就国际政治秩序的性质展开的较量中，这个新德国毫不含糊地把自己视为西方的一个组成部分。鉴于均势主要是在欧洲大陆以外塑造的，这一点尤其重要。过去1000年间，欧洲人想当然地认为，无论均势如何千变万化，组成均势的各要素总是在欧洲。正在浮现的冷战世界，试图通过两个超级大国的行为和军备实现均势。这两个超级大国就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和位于欧洲版图边缘的苏联。美国通过1947年的“希腊土耳其援助方案”和1948年的“马歇尔计划”重新启动了欧洲经济。1949年，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北大西洋公约参加了和平时期的联盟。
历史上始终由欧洲国家建立的欧洲均势，变成了欧洲以外大国的战略的一部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美国和欧洲之间进行定期磋商，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外交政策连贯性建立了一个框架。但究其实质，欧洲的均势实际上从欧洲内部达成的安排，转变为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的遏制，主要是借助美国的核能力。经历了两次毁灭性战争后，西欧国家面对的，是挑战它们的历史归属感的地缘政治观念的变化。
冷战初期的国际秩序实质上只有两极，西方联盟基本上唯作为盟主的美国马首是瞻。在美国眼里，联盟不是一批为了维护均势而保持步调一致的国家，而是一家美国任执行董事的联合企业。
昔日传统的欧洲均势以成员平等为基础，每一个成员都为实现一个共同的c基本上有限的目标而出一份力。虽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各盟国的军事力量整合在一个共同结构中，但它主要靠美国一家的军事实力维持，尤其依靠美国的核威慑。只要战略核武器是欧洲防御的主要手段，欧洲政策的目标基本上是求得一种心理作用：在危急情况下，美国必须把欧洲当作自身的延续。
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反映了有史以来基本上相互的两种均势：一种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核均势，另一种是北约内部的均势。北约的作用主要是心理上的。欧洲承认美国的霸主地位，以此换取美国的核保护。欧洲国家各自加强本国的军事力量，主要目的不是追求多多益善的效果，而是为了在联盟的决策中拥有发言权，好比是得到一张可以参与讨论如何使用美国威慑力量的门票。法国和英国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小型核力量，虽然对总体均势影响不大，但可以借此赢得一个参与大国决策的理由。
核时代的现实以及苏联近在咫尺的地理位置，使这一联盟维持了一代人之久。1989年柏林墙坍塌后，北约内部的分歧注定会再次抬头。
冷战持续了40年之后，北约实现了当初缔造者宣布的对冷战结局的展望。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德国迅速实现了统一，苏联的卫星国受苏联控制的东欧诸国旋即垮台。20世纪第三次争夺欧洲的较量以和平方式结束。这印证了当初建立北约的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促成这一结局的人策略之巧妙。德国的统一证明了自由民主的胜利。德国重申支持欧洲的统一，将其视为具有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发展目标的事业。被压制了40年有些国家时间甚至更长的东欧诸国开始再次恢复并重新找回自我。
苏联的解体改变了外交的重心。一旦来自欧洲内部的巨大军事威胁不复存在，欧洲秩序的地缘政治特征随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胜利的狂喜之下，传统的均势问题被当作“老式外交”丢到了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理想的传播。有人公开声称，北约应该更关心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不是安全问题。北约一直扩至俄罗斯边界甚至也许包括俄罗斯边界现在被当作一个严肃的可能性提了出来。建议把军事联盟扩展到距离莫斯科仅几百英里c历史上始终存在争议的领土，主要不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是被视为“锁定”民主成果的合理方式。
面对直接的威胁，国际秩序体现为美国和苏联分别控制的两大敌对阵营之间的对抗。苏联的实力衰落后，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多极，欧洲致力于界定欧洲国家认同感的内涵。
欧洲的未来
欧洲一路走到今天，可谓历尽沧桑。欧洲开启了全球探险，并把自己的做法和价值观向世界各地传播。每个世纪，欧洲都改变了自己的内部结构，提出了关于国际秩序性质的新思路。今天欧洲处于一个时代的巅峰。为了融入这一时代，欧洲认为有必要舍弃过去三个半世纪里指导其行为的政治机制。为了减轻德国新近统一造成的冲击，2002年新成立的欧洲联盟推出了共同货币，2004年又搭建了正式的政治结构，宣布欧洲是统一c完整和自由的，它将通过和平机制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分歧。
德国的统一改变了欧洲的均势，因为没有任何宪法安排可以改变一个事实：德国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单一货币带来了自从神圣罗马帝国以来欧洲从未有过的高度统一。欧盟会发挥其宪章所称的全球作用，还是会像查理五世治下的帝国那样，最终无力维持自身的统一
在某种意义上，新架构意味着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摈弃。然而，欧盟也可被视为欧洲回归威斯特伐利亚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欧洲创立的，在近代的大部分年份里，欧洲将这一体系推广至世界各地，把它树立为一个典范并加以捍卫。只不过这一次欧盟代表了一种地区权力，而不是国家权力，成为全球新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一个新单元。
这一结果融合了国家和区域的行为方式，然而迄今为止仍未能充分享受任何一种方式的好处。欧盟削弱了其成员国的主权和传统的政府职能，例如对本国货币和边界的控制权。另一方面，欧洲的政治仍然主要以国家为主。在很多国家，抵制欧盟的政策已经成为国内的头号问题。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混合体，它在宪法意义上介于国家和邦联之间，通过部长级会议和一个共同的官僚机构运作，更像神圣罗马帝国，而不是19世纪的欧洲。然而，与神圣罗马帝国不同至少就神圣罗马帝国大部分时间而言，欧盟试图通过寻找指导性的原则和目标解决内部的种种矛盾。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欧盟一方面寻求货币统一，另一方面又任由各国自理本国财政，同时还有一个与民主制不符的官僚机构。在外交政策上，欧盟拥护普世理想，然而缺乏推行这些理想的手段。它的超国家特征与成员国对本国的忠诚互相冲突。欧盟既是一个统一体，内部又有东西欧之别和南北欧之分，对挑战国家统一的自治运动加泰罗尼亚c苏格兰持理解宽容的态度。欧洲的“社会模式”既依赖市场机制，又对它感到不适。欧盟的政策将宽以待人的包容精神神圣化，几乎到了不愿坚持独特的西方价值观的地步，而其成员国在政治上的做法却反映了对非欧洲移民流入的恐惧。
结果，出现了一个考验欧盟自身在公众眼里所具有的合法性的周期。欧洲国家放弃了很大一部分曾被视为本国主权的权力。由于欧洲各国领导人执政还是在野依然取决于本国的民主进程，他们往往倾向于奉行利己的政策，结果引发了欧洲不同地区之间的争端，通常围绕着经济问题。尤其在出现危机时，例如2009年的危机，欧洲机制为求自保，被迫采取干预性更强的应急措施。然而当要求公众为了“欧洲事业”做出牺牲时，他们对自己应负什么义务也许并没有清楚的认识。欧洲各国领导人于是面临选择：要么无视本国人民的意愿，要么遵从本国人民意愿与布鲁塞尔分庭抗礼。
欧洲再次回到了问题的起始点，只不过这一次这个问题具有全球意义。从彼此竞争的心态和对立的趋势中，能生成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哪些国家将成为这一秩序的成员欧洲各国的政策将以何种方式发生联系欧洲需要多大程度的统一欧洲又能承受多大的差异从长远观点看，一个与之相反的问题也许更具有根本意义：鉴于历史，为了实现有意义的统一，欧洲必须保留多大的差异
欧洲维持一个全球体系时，代表了世界秩序的主导概念。欧洲的政治家设计了国际架构并将其推广到世界各地。今天，对新世界秩序的性质本身就存在着争议，而且欧洲之外的地区也将在决定这一秩序的构成因素上发挥重要作用。世界是否正在走向区域集团，而这些集团扮演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国家角色如果是这样，会不会因此形成均势还是关键的成员因此锐减为少数几个，以致秩序不可避免地变得僵硬，体制缺乏弹性的各个集团相互对峙，重演20世纪初险象环生的一幕美国c中国也许还有印度和巴西等大陆国家已经实现群聚效应，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欧洲将如何应对它转变为一个区域单元的过程迄今为止，欧洲各国主要将一体化进程视作增强欧洲各行政机构职能的官僚机构问题，换言之，是对既有机构的补充完善。推动欧洲内部支持这些目标的驱动力将来自何方欧洲历史显示，仅靠行政措施从来无法实现统一，而是必须有一个统一者。德国的统一靠普鲁士，意大利靠皮埃蒙特。没有它们的领导和制造既成事实的意愿，统一事业会胎死腹中。哪个国家或机构会扮演这个角色还是必须创立一个新机构或内部小集团来指引道路
假如欧洲无论通过何种道路实现了统一，它将如何界定自己的全球角色欧洲面临三个选择：构建大西洋伙伴关系，采取更加中立的立场，或是与一个欧洲以外的大国或国家集团逐渐结成一种心照不宣的誓约关系。欧洲是希望未来同盟关系发生变化，还是把自己视为通常采取相同立场的北大西洋集团的一员它会更认同自己的哪一段历史是距今不远的大西洋国家团结一致的历史，还是为了国家利益尔虞我诈的那段更久远的历史简而言之，还会继续存在一个大西洋共同体吗如果如我热切希望的那样仍然有的话，它会如何界定自己
大西洋两岸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仅靠发挥自己熟悉的作用，大西洋共同体是无法跟上时代步伐的。很多情况下，大西洋联盟的欧洲成员在共同决定全球战略问题时，常常认为自己的政策就是扮演中立的规则监管者或援助的分配者。然而，当这一模式遭到拒绝或运作中出现偏差时，他们往往手足无措。新一代人的经历不同于冷战时期要面对苏联的挑战，他们需要赋予常常被引用的“大西洋伙伴关系”更具体的含义。
欧洲的政治如何演变，归根结底要由欧洲人自己决定。然而这事关欧洲的大西洋伙伴的重大利益。一个新欧洲会积极参与新国际秩序的建立，还是会因内部问题缠身而自我消耗当代地缘政治和战略现实排除了传统欧洲大国奉行纯均势战略的可能性。由泛欧精英掌管的一个新生的“规则加准则”组织，同样难以胜任推行全球战略的重任，除非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地缘政治的现实。
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美国完全应该加强欧盟，防止它一步步滑入地缘政治真空。美国若在政治c经济和防御上与欧洲分家，就地缘意义而言，就会成为欧亚大陆对岸的一个岛国。欧洲自己可能也会成为亚洲和中东势力范围的附庸。
不到一个世纪前，欧洲几乎垄断了全球秩序的制定。如今，它却有可能置身于当代探索世界秩序的努力之外，把自身的建设当作地缘政治的终极目标。在很多人眼里，这一结果代表了几代人的梦想一个祥和统一c摈弃列强争夺的大陆。问题是，虽然欧洲倡导的软实力方法常常激动人心，世界上却没有几个地区愿意坚定不移地只奉行这一风格的政策，从而有可能导致不平衡。对世界秩序的探索正处于令人心悬的时刻，曾在世界秩序的塑造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欧洲却转向了自我。而任何一个不参与塑造世界秩序的地区，都有可能被形成的世界秩序吞没。于是，欧洲在它努力逾越的过去和它尚未界定的未来之间摇摆。
第三章
伊斯兰主义和中东：世界乱局
中东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这块不毛之地上先后涌现出高举普世理想旗帜的征服者和先知。在它似乎绵延无尽的地平线上，一个个帝国崛起又覆亡，一个个君主声称自己是一切权力的化身，之后又如海市蜃楼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块土地上，不同历史时期存在过形形色色的国家秩序或国际秩序，随后又一个个被推翻。
中东地区不断有人呼吁，要为了一个普世愿景推翻区域和世界秩序。世界对此已习以为常。带有预言性的绝对观点层出不穷，始终是这一地区的特征。中东一方面沉浸在对昔日辉煌的梦想中，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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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凡尔赛秩序既没有获得合法性，也没能建立均势。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显示了这一秩序几乎弱不禁风。根据这一条约，德国“认可了”它的西部边界和莱茵兰的非军事化。其实早在凡尔赛，德国就已经接受了后者。但德国明确拒绝对它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做出同样的承诺，充分暴露了它的野心和内心的怨恨。令人惊奇的是，法国接受了洛迦诺公约，而该公约为10年后德国对法国在东欧的盟国复仇埋下了种子。
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魏玛共和国力陈凡尔赛和约条款的自相矛盾和苛刻与国际联盟的理想主义背道而驰，试图以此唤起西方国家的良知。451933年，被心怀怨恨的德国人推选上台的希特勒抛开了一切约束，无视凡尔赛和平条款，重新武装德国，并推翻洛迦诺公约，重新占领了莱茵兰。看到这些举动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后，希特勒开始对中欧和东欧各国逐一下手，先是奥地利，然后是捷克斯洛伐克，最后是波兰。
以上种种挑战并非20世纪30年代所特有。每个时代，人类社会都会出现魔鬼般的人物和蛊惑人心的酷政论点。政治家的任务是防止这种人上台，并在他们真的上台后维护一个能够遏制他们的国际秩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浮躁的和平主义c地缘政治失衡和盟国之间的不和致命地交织在一起，导致邪恶势力可以为所欲为。
经历300年的冲突之后，欧洲才建立了一个国际秩序。它抛弃这一秩序，是因为欧洲各国领导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没有认识到这样做的后果。他们倒是预见到了下一次大战的后果，但又畏首畏尾，不敢预先采取防范行动。基本上可以说，国际秩序的崩溃是躲避责任，甚至是自杀行为的结果。欧洲抛弃了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又不情愿使用必要的武力维护它宣称的道义原则，结果又一次陷入战争。战后，欧洲再次面临秩序重塑。
战后的欧洲秩序
两次世界大战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概念和均势原则在当代欧洲大陆秩序中的重要性锐减。两者残存的影响也许会继续存在下去，尤其是在大发现和扩张时代这一概念和原则传播到的一些国家。4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赖以号令世界的物质和心理能力荡然无存。除了瑞士和瑞典外，欧洲大陆上的所有国家都有过被外队占领的经历，各国经济凋敝。显然，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包括瑞士和瑞典有能力凭借自己的力量决定本国的未来。
西欧借助道义力量走上了一条缔造秩序的新路。这要归功于三位伟人的努力：德国的阿登纳c法国的舒曼和意大利的加斯佩里。三人都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并在战前完成学业，依然对旧欧洲关于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部分哲学观点坚信不疑。因此，他们有远见c有毅力去消除造成欧洲悲剧的根源。在各自国势衰微到极点的时候，他们维护了自己年青时代的部分秩序概念。三人最重要的信念是：若要解救本国人民，避免欧洲悲剧的重演，就必须消除欧洲历史上的分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欧洲秩序。
他们首先必须面对欧洲的又一次分裂。1949年，西方盟国将自己的三个占领区合并为一个，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苏联把自己的占领区变成一个依附于华沙条约组织的社会主义国家。德国再次退回300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的状态。德国的分裂成了新国际框架形成的关键因素。
法德之争是过去300年间欧洲每一场战争的根源。两国现在开始超越欧洲的历史，把两国残存的经济实力中的关键部分加以整合。作为迈向由欧洲各国人民组成的“更加密切的联盟”的第一步，1952年，法国和德国成立了“煤钢共同体”，并把它作为新欧洲秩序的基石。
此前的几十年里，德国始终是对欧洲稳定的头号威胁。战后头10年里，德国国家领导人选择的道路至关重要。阿登纳出任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时已经73岁，而俾斯麦在这个年龄时事业已近黄昏。阿登纳有贵族派头，对民粹主义存有戒心。他成立了一个叫“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政党，在德国议会史上首次作为一个得到多数人支持的温和派政党执掌政权。受德国人民之托，阿登纳致力于重新赢得“二战”受害者的信任。1955年，他成功地使德国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阿登纳坚定不移地促进欧洲的统一，甚至在50年代拒绝了苏联的一项建议。苏联曾在建议中暗示，如果联邦德国放弃西方联盟，或许有希望实现德国统一。这一决定无疑反映了阿登纳对苏联建议的可靠性做出的老到判断，同时也显示了他对德国是否有能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再次在欧洲大陆腹地独行的深深疑虑。无疑，要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置于自己祖国分治之上，需要领导人拥有巨大的道德力量。
在欧洲史上，德国的这次分治不是第一次。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维也纳和约均以德国分治为基础。这次不同的是，在就国际政治秩序的性质展开的较量中，这个新德国毫不含糊地把自己视为西方的一个组成部分。鉴于均势主要是在欧洲大陆以外塑造的，这一点尤其重要。过去1000年间，欧洲人想当然地认为，无论均势如何千变万化，组成均势的各要素总是在欧洲。正在浮现的冷战世界，试图通过两个超级大国的行为和军备实现均势。这两个超级大国就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和位于欧洲版图边缘的苏联。美国通过1947年的“希腊土耳其援助方案”和1948年的“马歇尔计划”重新启动了欧洲经济。1949年，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北大西洋公约参加了和平时期的联盟。
历史上始终由欧洲国家建立的欧洲均势，变成了欧洲以外大国的战略的一部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美国和欧洲之间进行定期磋商，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外交政策连贯性建立了一个框架。但究其实质，欧洲的均势实际上从欧洲内部达成的安排，转变为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的遏制，主要是借助美国的核能力。经历了两次毁灭性战争后，西欧国家面对的，是挑战它们的历史归属感的地缘政治观念的变化。
冷战初期的国际秩序实质上只有两极，西方联盟基本上唯作为盟主的美国马首是瞻。在美国眼里，联盟不是一批为了维护均势而保持步调一致的国家，而是一家美国任执行董事的联合企业。
昔日传统的欧洲均势以成员平等为基础，每一个成员都为实现一个共同的c基本上有限的目标而出一份力。虽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各盟国的军事力量整合在一个共同结构中，但它主要靠美国一家的军事实力维持，尤其依靠美国的核威慑。只要战略核武器是欧洲防御的主要手段，欧洲政策的目标基本上是求得一种心理作用：在危急情况下，美国必须把欧洲当作自身的延续。
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反映了有史以来基本上相互的两种均势：一种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核均势，另一种是北约内部的均势。北约的作用主要是心理上的。欧洲承认美国的霸主地位，以此换取美国的核保护。欧洲国家各自加强本国的军事力量，主要目的不是追求多多益善的效果，而是为了在联盟的决策中拥有发言权，好比是得到一张可以参与讨论如何使用美国威慑力量的门票。法国和英国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小型核力量，虽然对总体均势影响不大，但可以借此赢得一个参与大国决策的理由。
核时代的现实以及苏联近在咫尺的地理位置，使这一联盟维持了一代人之久。1989年柏林墙坍塌后，北约内部的分歧注定会再次抬头。
冷战持续了40年之后，北约实现了当初缔造者宣布的对冷战结局的展望。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德国迅速实现了统一，苏联的卫星国受苏联控制的东欧诸国旋即垮台。20世纪第三次争夺欧洲的较量以和平方式结束。这印证了当初建立北约的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促成这一结局的人策略之巧妙。德国的统一证明了自由民主的胜利。德国重申支持欧洲的统一，将其视为具有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发展目标的事业。被压制了40年有些国家时间甚至更长的东欧诸国开始再次恢复并重新找回自我。
苏联的解体改变了外交的重心。一旦来自欧洲内部的巨大军事威胁不复存在，欧洲秩序的地缘政治特征随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胜利的狂喜之下，传统的均势问题被当作“老式外交”丢到了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理想的传播。有人公开声称，北约应该更关心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不是安全问题。北约一直扩至俄罗斯边界甚至也许包括俄罗斯边界现在被当作一个严肃的可能性提了出来。建议把军事联盟扩展到距离莫斯科仅几百英里c历史上始终存在争议的领土，主要不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是被视为“锁定”民主成果的合理方式。
面对直接的威胁，国际秩序体现为美国和苏联分别控制的两大敌对阵营之间的对抗。苏联的实力衰落后，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多极，欧洲致力于界定欧洲国家认同感的内涵。
欧洲的未来
欧洲一路走到今天，可谓历尽沧桑。欧洲开启了全球探险，并把自己的做法和价值观向世界各地传播。每个世纪，欧洲都改变了自己的内部结构，提出了关于国际秩序性质的新思路。今天欧洲处于一个时代的巅峰。为了融入这一时代，欧洲认为有必要舍弃过去三个半世纪里指导其行为的政治机制。为了减轻德国新近统一造成的冲击，2002年新成立的欧洲联盟推出了共同货币，2004年又搭建了正式的政治结构，宣布欧洲是统一c完整和自由的，它将通过和平机制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分歧。
德国的统一改变了欧洲的均势，因为没有任何宪法安排可以改变一个事实：德国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单一货币带来了自从神圣罗马帝国以来欧洲从未有过的高度统一。欧盟会发挥其宪章所称的全球作用，还是会像查理五世治下的帝国那样，最终无力维持自身的统一
在某种意义上，新架构意味着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摈弃。然而，欧盟也可被视为欧洲回归威斯特伐利亚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欧洲创立的，在近代的大部分年份里，欧洲将这一体系推广至世界各地，把它树立为一个典范并加以捍卫。只不过这一次欧盟代表了一种地区权力，而不是国家权力，成为全球新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一个新单元。
这一结果融合了国家和区域的行为方式，然而迄今为止仍未能充分享受任何一种方式的好处。欧盟削弱了其成员国的主权和传统的政府职能，例如对本国货币和边界的控制权。另一方面，欧洲的政治仍然主要以国家为主。在很多国家，抵制欧盟的政策已经成为国内的头号问题。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混合体，它在宪法意义上介于国家和邦联之间，通过部长级会议和一个共同的官僚机构运作，更像神圣罗马帝国，而不是19世纪的欧洲。然而，与神圣罗马帝国不同至少就神圣罗马帝国大部分时间而言，欧盟试图通过寻找指导性的原则和目标解决内部的种种矛盾。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欧盟一方面寻求货币统一，另一方面又任由各国自理本国财政，同时还有一个与民主制不符的官僚机构。在外交政策上，欧盟拥护普世理想，然而缺乏推行这些理想的手段。它的超国家特征与成员国对本国的忠诚互相冲突。欧盟既是一个统一体，内部又有东西欧之别和南北欧之分，对挑战国家统一的自治运动加泰罗尼亚c苏格兰持理解宽容的态度。欧洲的“社会模式”既依赖市场机制，又对它感到不适。欧盟的政策将宽以待人的包容精神神圣化，几乎到了不愿坚持独特的西方价值观的地步，而其成员国在政治上的做法却反映了对非欧洲移民流入的恐惧。
结果，出现了一个考验欧盟自身在公众眼里所具有的合法性的周期。欧洲国家放弃了很大一部分曾被视为本国主权的权力。由于欧洲各国领导人执政还是在野依然取决于本国的民主进程，他们往往倾向于奉行利己的政策，结果引发了欧洲不同地区之间的争端，通常围绕着经济问题。尤其在出现危机时，例如2009年的危机，欧洲机制为求自保，被迫采取干预性更强的应急措施。然而当要求公众为了“欧洲事业”做出牺牲时，他们对自己应负什么义务也许并没有清楚的认识。欧洲各国领导人于是面临选择：要么无视本国人民的意愿，要么遵从本国人民意愿与布鲁塞尔分庭抗礼。
欧洲再次回到了问题的起始点，只不过这一次这个问题具有全球意义。从彼此竞争的心态和对立的趋势中，能生成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哪些国家将成为这一秩序的成员欧洲各国的政策将以何种方式发生联系欧洲需要多大程度的统一欧洲又能承受多大的差异从长远观点看，一个与之相反的问题也许更具有根本意义：鉴于历史，为了实现有意义的统一，欧洲必须保留多大的差异
欧洲维持一个全球体系时，代表了世界秩序的主导概念。欧洲的政治家设计了国际架构并将其推广到世界各地。今天，对新世界秩序的性质本身就存在着争议，而且欧洲之外的地区也将在决定这一秩序的构成因素上发挥重要作用。世界是否正在走向区域集团，而这些集团扮演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国家角色如果是这样，会不会因此形成均势还是关键的成员因此锐减为少数几个，以致秩序不可避免地变得僵硬，体制缺乏弹性的各个集团相互对峙，重演20世纪初险象环生的一幕美国c中国也许还有印度和巴西等大陆国家已经实现群聚效应，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欧洲将如何应对它转变为一个区域单元的过程迄今为止，欧洲各国主要将一体化进程视作增强欧洲各行政机构职能的官僚机构问题，换言之，是对既有机构的补充完善。推动欧洲内部支持这些目标的驱动力将来自何方欧洲历史显示，仅靠行政措施从来无法实现统一，而是必须有一个统一者。德国的统一靠普鲁士，意大利靠皮埃蒙特。没有它们的领导和制造既成事实的意愿，统一事业会胎死腹中。哪个国家或机构会扮演这个角色还是必须创立一个新机构或内部小集团来指引道路
假如欧洲无论通过何种道路实现了统一，它将如何界定自己的全球角色欧洲面临三个选择：构建大西洋伙伴关系，采取更加中立的立场，或是与一个欧洲以外的大国或国家集团逐渐结成一种心照不宣的誓约关系。欧洲是希望未来同盟关系发生变化，还是把自己视为通常采取相同立场的北大西洋集团的一员它会更认同自己的哪一段历史是距今不远的大西洋国家团结一致的历史，还是为了国家利益尔虞我诈的那段更久远的历史简而言之，还会继续存在一个大西洋共同体吗如果如我热切希望的那样仍然有的话，它会如何界定自己
大西洋两岸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仅靠发挥自己熟悉的作用，大西洋共同体是无法跟上时代步伐的。很多情况下，大西洋联盟的欧洲成员在共同决定全球战略问题时，常常认为自己的政策就是扮演中立的规则监管者或援助的分配者。然而，当这一模式遭到拒绝或运作中出现偏差时，他们往往手足无措。新一代人的经历不同于冷战时期要面对苏联的挑战，他们需要赋予常常被引用的“大西洋伙伴关系”更具体的含义。
欧洲的政治如何演变，归根结底要由欧洲人自己决定。然而这事关欧洲的大西洋伙伴的重大利益。一个新欧洲会积极参与新国际秩序的建立，还是会因内部问题缠身而自我消耗当代地缘政治和战略现实排除了传统欧洲大国奉行纯均势战略的可能性。由泛欧精英掌管的一个新生的“规则加准则”组织，同样难以胜任推行全球战略的重任，除非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地缘政治的现实。
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美国完全应该加强欧盟，防止它一步步滑入地缘政治真空。美国若在政治c经济和防御上与欧洲分家，就地缘意义而言，就会成为欧亚大陆对岸的一个岛国。欧洲自己可能也会成为亚洲和中东势力范围的附庸。
不到一个世纪前，欧洲几乎垄断了全球秩序的制定。如今，它却有可能置身于当代探索世界秩序的努力之外，把自身的建设当作地缘政治的终极目标。在很多人眼里，这一结果代表了几代人的梦想一个祥和统一c摈弃列强争夺的大陆。问题是，虽然欧洲倡导的软实力方法常常激动人心，世界上却没有几个地区愿意坚定不移地只奉行这一风格的政策，从而有可能导致不平衡。对世界秩序的探索正处于令人心悬的时刻，曾在世界秩序的塑造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欧洲却转向了自我。而任何一个不参与塑造世界秩序的地区，都有可能被形成的世界秩序吞没。于是，欧洲在它努力逾越的过去和它尚未界定的未来之间摇摆。
第三章
伊斯兰主义和中东：世界乱局
中东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这块不毛之地上先后涌现出高举普世理想旗帜的征服者和先知。在它似乎绵延无尽的地平线上，一个个帝国崛起又覆亡，一个个君主声称自己是一切权力的化身，之后又如海市蜃楼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块土地上，不同历史时期存在过形形色色的国家秩序或国际秩序，随后又一个个被推翻。
中东地区不断有人呼吁，要为了一个普世愿景推翻区域和世界秩序。世界对此已习以为常。带有预言性的绝对观点层出不穷，始终是这一地区的特征。中东一方面沉浸在对昔日辉煌的梦想中，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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