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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13节

  意愿或能力重新恢复对边境地区或真主党c基地组织c“伊斯兰国”和塔利班等非国家实体的控制。这种现象已经在伊拉克c利比亚和巴基斯坦出现。

  以现有形式存在的一些国家也许无法按照原状存在下去,除非采用美国人视为非法的国家治理或凝聚社会的手段。在有些情况下,可以通过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更自由的国内体制克服以上障碍。但如果一国内的不同派别坚持各自的世界秩序观,或是认为他们之间的争夺关系到自身的存亡,美国呼吁止戈息战c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做法往往要么造成现任政府的瘫痪例如前伊朗国王时期的伊朗,要么是对牛弹琴例如塞西将军领导下的埃及政府。它汲取了前任政府被推翻的教训,不再与美国保持历史性的盟友关系,转而选择给予自己更大的行动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在尽量兼顾安全和道义的基础上决策,同时认识到无论在安全上还是道义上,都无法做到十全十美。

  在伊拉克,逊尼派占统治地位的残暴的萨达姆侯赛因独裁政权的垮台,带来的不是对民主的追求,而是复仇。不同派别把各自信仰的宗教形式转化为自治单元,为了报复而相互厮杀。利比亚地广人稀,彼此争斗的不同教派和部落除了曾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外,没有共同历史。推翻暴戾的独裁者卡扎菲产生的实际结果,是抹掉了带有国家统治色彩的所有痕迹。不同部落和地区为了确保自治或称雄一方,纷纷通过不受约束的民兵武装自己。的黎波里的临时政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它实际控制的地方只限于城市,甚至能否控制城市都还难说。极端团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用卡扎菲弹药库里的武器武装自己后把“圣战”扩大到邻国,尤其是非洲。

  各国政府失去对本国全境的管辖之日,也是国际秩序或地区秩序自身开始走向解体之时。31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有些空白,标志着这些地区无法无天。一个国家崩溃后,其领土也许会成为恐怖主义c武器供应或挑动邻国教派不和的基地。现在,不受任何政府管辖或处于“圣战”的地区贯穿整个伊斯兰世界,波及利比亚c埃及c也门c加沙地区c黎巴嫩c叙利亚c伊拉克c阿富汗c巴基斯坦c尼日利亚c马里c苏丹和索马里。若是也把中非地区的麻烦考虑在内持续了长达一代人之久的刚果内战把四周邻国卷入其中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的冲突也有可能同样扩散到他国,世界版图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已濒于从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中滑落的边缘。

  在这一真空投下的阴影中,中东陷入了一场类似欧洲前威斯特伐利亚宗教战争的对抗,但规模超过了后者。国内冲突和国际冲突螺旋式升级,政治c教派c部族c领土c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国家利益争端纷纷浮现。用来追求地缘政治目标的宗教被“武器化”,平民因为自己所属的教派遭到屠杀。有能力维持自己权威的国家以生存需要为借口,认为自己权大无边。解体的国家成为周围大国争夺之地,其积聚实力的方式往往完全无视人类的福祉和尊严。

  目前仍在进行的冲突既是宗教性的,也是地缘政治性的。由沙特阿拉伯c海湾国家,某种程度上还有埃及和土耳其组成的逊尼派集团,与一个由什叶派伊朗领导的集团对峙。后者支持阿萨德控制的叙利亚部分c马利基控制的伊拉克中部和南部,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组织。逊尼派阵营分别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支持反抗阿萨德和马利基的起义。企图主宰这一地区的伊朗则动用意识形态上与德黑兰一致的非国家成员,破坏它在这一地区的竞争对手的国内合法性。

  冲突各方均寻求外部势力的支持,尤其是俄罗斯和美国的支持。这反过来也塑造了双方的关系。俄罗斯的目标基本上是战略性的,至少防止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圣战”团体蔓延到本国穆斯林人口所在的地区。俄罗斯的全球目标是加强它相对于美国的地位从而扭转本章前面提到的1973年那场战争的结果。美国左右为难:一方面,从道义立场出发谴责阿萨德,这没有错;另一方面,反对阿萨德的最大一股势力又是美国战略上需要反对的基地组织和更极端的团体。无论俄罗斯还是美国,在彼此合作还是互相斗法问题上都难下决心。不过乌克兰发生的事件有可能打破目前的暧昧,推动双方转而采取冷战立场。伊拉克成了多个阵营角逐的战场历史上曾数次上演过这一幕这一次是在伊朗c西方和形形色色的复仇主义的逊尼派别之间。剧本没换,只是换了一批演员。

  美国尝到了苦头,再加上当地条件几乎不允许多元化的存在,人们可能倾向于对动荡局势采取任其发展的态度,待继承国出现后再与之打交道。但几个潜在的继承国已经公开宣布,美国和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是它们的头号敌人。

  在一个自杀式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时代,必须把滑向泛地区教派冲突的现象视为对世界稳定的威胁。所有负责任的大国,都需要根据某种可以接受的地区秩序的定义携手应对。如果无法建立秩序,大片地区就有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世界等待美国和其他具有全球眼光的国家提炼出一个新的地区秩序。

  1作者完全无意诠释各种学说和教派信奉的核心真理,他们对自己真理的热情追求正在重塑伊斯兰世界。穆斯林在很多国家占大多数,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做出的诠释不像这里引用的诠释那么富于对抗性,而是更加多元化。然而此处引用的观点现在对很多重要的中东国家和几乎所有的非国家组织的未来走向,产生了重大的而且常常是决定性的影响。这些观点表达了对一个不同的世界秩序的追求。根据其定义,这一秩序优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自由国际主义的价值,而且与后者格格不入。为了了解这些观点,本书不可避免地要引用争论双方使用的宗教用语。

  第四章

  美国与伊朗:不同的秩序理念

  2013年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一个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说,欢呼一场新的全球革命的到来。作为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地位凌驾于伊朗政府所有官员,包括总统和外交部长之上。哈梅内伊宣称,世界其他地方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其实是一场影响波及全球的“伊斯兰觉醒”。哈梅内伊称,西方以为民众上街示威代表着自由民主的胜利,实在是大错特错。示威者将“拒绝在政治c行为和生活方式上效法西方,因为那只能带来可怕的痛苦”,他们体现了“神的许诺终于得以实现的奇迹”。

  任何有知识c有头脑的人都无法否认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伊斯兰世界终于从世界社会和政治赛场的边缘走到了中间,在重大的全球事件中占据了突出的中心地位,为生活c政治c政府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观念。1据哈梅内伊分析,这场伊斯兰意识的再觉醒正在引发全球宗教革命,最终将打败专横跋扈的美国及其盟国,给西方持续3个世纪的霸主地位画上句号:

  傲慢的反动阵营不敢承认这场伊斯兰觉醒,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伊斯兰世界的几乎所有地方都能看到这场觉醒的征象。最明显的当属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他们满腔热情地要再现伊斯兰教的伟大和光荣。他们认清了当今国际秩序的压迫性质,并揭去那些无耻c凶恶和傲慢的政府的虚伪面具,因为它们长期以来都在压迫伊斯兰和非伊斯兰的东方国家。哈梅内伊信誓旦旦地宣布,在“和自由主义失败”之后,随着西方实力和信心的坍塌,伊斯兰觉醒将传遍全球,把世界各地的伊斯兰乌玛uah,跨国界的信仰共同体统一起来,恢复伊斯兰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

  最后,这个目标只有通过创造一个光辉灿烂的伊斯兰文明才能达到。伊斯兰乌玛的所有组成部分,即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都应达到古兰经提到的文明程度通过宗教信仰c知识c道德和不懈的斗争,伊斯兰文明会给伊斯兰乌玛和整个人类带来先进的思想和崇高的行为规范,让人们摆脱支撑西方文明的物质主义c压迫观念以及的行为规范。2哈梅内伊过去也曾阐述过这个主题。2011年,他在对伊朗的准军事部队演讲时说,西方发生的民众抗议说明世界渴望伊朗的神权制度所代表的精神和合法性。一场世界革命正在酝酿之中:

  美国和欧洲的事态发展说明世界将要发生巨变今天,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的人们呼喊的是埃及人和突尼斯人的口号现在我们的伊斯兰共和国是各民族觉醒运动的中心,敌人对此又恨又怕。3在任何其他地方,这样的表态都会被当作企图颠覆现状的严重挑战:在一个重要国家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和世俗权力的神权领袖公开支持创立另一个世界秩序,与国际社会现有的秩序唱对台戏。伊朗最高领袖宣称,在他预言将要来临的新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普世的宗教原则,而不是国家利益或自由国际主义。此言假使出自一位亚洲或欧洲领导人之口,一定会被视为对世界的惊人挑战。然而,来自伊朗的类似言论世界已经听了35年,对这些言辞以及与之相伴的行动表现出来的极端主义早已见怪不怪。就伊朗而言,它对现代世界的挑战,与它上千年来精微奥妙的治国传统是分不开的。

  伊朗的治国传统

  激进的伊斯兰教义首次被上升为国家主权层面的信条是在1979年。人们万万没想到这样的事会在伊朗的首都发生,因为伊朗与大多数中东国家不同,它有着古老而辉煌的历史,对自己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历史一直引以为傲。所以,当伊朗这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内的国家在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革命后摇身一变成为激进的伊斯兰教倡导者时,中东的地区秩序完全乱了套。

  在该地区所有国家中,伊朗的国家意识应该是最悠久c最连贯的,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治国传统也是最完整c最复杂的。与此同时,伊朗领导人的手一直伸得很长,远远超过伊朗现代的国界,几乎从不遵守威斯特伐利亚的国家及主权平等的概念。伊朗这个国家是在波斯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7世纪这段时期内,波斯帝国几经改头换面,在现今的中东大部以及中亚c西南亚和北非的一些地区建立并维持着统治。波斯有着璀璨的艺术和文化,有娴于管理遥远省份的先进官僚制度,还有南征北伐c身经百战的庞大的多民族军队,因此它认为自己远远优于所有其他社会。波斯把君王的权力和地位推到近乎神的高度,认为君王是统治芸芸众生的慈悲的宗主,是“万王之王”,他主持正义,谕示宽容,治下人民因此而俯首归心。4

  波斯帝国与古中国一样,代表着一种形式的世界秩序,在这样的世界秩序中,文化和政治上的成就及心理上的自信与传统的军事征服同样重要。公元前5世纪,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描述过波斯人的自信,说他们吸收了外国习俗的所有精华,例如米底人dian的服装和埃及人的铠甲,自视为人类文明的中心:

  他们最尊重的是自己,然后是邻国,再后是邻国的邻国,以此类推。尊重的程度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降低。波斯人最轻视距离他们最远的人,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各方面最出色的人,其他人按离他们的远近习得一定的美德,离得最远的是最卑下的。5大约2500年后,这种泰然自信依然故我,表现在1850年美国和萨非王朝签订的贸易协议中。萨非王朝的辖地比起原来的波斯帝国稍有缩小,但仍疆域辽阔,包括伊朗和今天阿富汗c科威特c巴基斯坦c塔吉克斯坦c土耳其和土库曼斯坦的大片地区。尽管萨非王朝在与扩张中的俄罗斯帝国的两次战争中刚刚失去了亚美尼亚c阿塞拜疆c达吉斯坦和格鲁吉亚东部,但是国王仍然洋溢着身为古代波斯帝王薛西斯和居鲁士后代的自信:

  北美合众国总统和如土星般崇高的陛下他是与太阳媲美的君王,有如光辉耀长空;他是举世无双的君王,雄兵百万众若繁星;他的伟大堪比贾姆希德波斯神话中的国王;他的光荣可与大流士比肩;他继承了凯扬王朝的皇冠和御座,是全波斯无上的皇帝均热诚期盼建立两国政府间的友好关系,并愿以对双方的公民和子民互利互惠的友好通商条约加强之,为此特任命特命全权大使6波斯地处东西方交界,版图最大时辖下省份和属地从现代的利比亚延伸到吉尔吉斯斯坦和印度。自古以来直到冷战时期,欧亚大陆上几乎所有主要的征服战争都要么从波斯发起,要么在波斯终结。尽管历经动荡,但波斯和与它经历类似的中国一样,依然保留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特性。波斯帝国的辖地涵盖了众多不同的文化和地区,并把所有这些文化和地区的成就统统予以采纳融合,归入自己特有的秩序观念。从亚历山大大帝到早期的伊斯兰军队,再到后来的蒙古人,一波又一波的征服之战几乎完全抹去了其他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政治自主性,但波斯依然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性充满信心。它对征服者低头只是暂时的让步,骨子里仍然保持着,维持着自己特有的世界观。它通过诗歌和神秘主义探索“广大的内心空间”,为自己身为史诗国王之书中讴歌的古代英雄国王的后裔而自尊自傲。7与此同时,波斯把管理各种不同的领土和应对政治挑战的经验提升为一整套缜密的外交理念,尤其注重坚忍c耐力c对地缘政治现实的精明分析,以及在心理上掌控对手。

  这种与众不同的自我感觉和灵活敏捷的外交手腕延续到了伊斯兰时代。波斯帝国在阿拉伯人的第一波征服战中被推翻。波斯接受了阿拉伯征服者的宗教,但在同时被征服的所有民族中,唯有它坚持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并给阿拉伯人带来的新秩序注入了原波斯帝国的文化遗产。最终,波斯成为伊斯兰什叶教派的人口中心和文化中心。阿拉伯人统治下的波斯接纳什叶派,起初是出于拒绝接受阿拉伯主流的传统,自16世纪起,更是把什叶派伊斯兰教定为国家宗教部分原因是为了与边界另一侧正处于扩张阶段的逊尼派奥斯曼帝国相区分,并表示反抗之意。什叶派与教众占多数的逊尼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宗教真理的神秘性和不可言传性,准许为了教众的利益进行“审慎的伪饰”8。在文化c宗教和地缘政治观念上,伊朗自1935年起采用了这个正式国名保留了它历史传统的特殊性和作为地区一员的特点。

  霍梅尼革命

  20世纪反对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的革命,最初是争取民主和经济再分配的反君主制运动至少对西方是这样表述的。引发革命的许多民怨确实存在,因为巴列维国王强制实行现代化方案,一些民众因此被迫背井离乡,政府为压制民众的不满而采用的手段又专横粗暴。1979年,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结束在巴黎和伊拉克的流亡生涯,作为革命的“最高领袖”返回伊朗。但他回来不是为了推行社会方案或实现民主治理,而是要对整个地区秩序,甚至可以说是对现代世界的制度,发动攻击。

  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召开之前,西方发生过宗教战争。但自那以后,西方从未实行过霍梅尼治下的伊朗树立起来的理念。根据这种理念,国家不是合法的自立实体,而是更广泛的宗教斗争中恰好可供使用的武器。霍梅尼宣称,20世纪的中东地图是“帝国主义者”和“自私的暴君”制造出来的虚妄的非伊斯兰产物,他们“把伊斯兰社会切成不同部分,彼此分开,人为地创造出不同的国家”。9中东以及广大世界上所有的现行政治机构都是“不合法的”,因为它们“不是建立在真主的律法之上”。现代国际关系所依靠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不能成立,因为“国家间的关系应以宗教信仰为基础”10,不应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原则之上。

  霍梅尼认为他的意见与库特布一致从意识形态扩张的角度来领会古兰经可以去除这些亵渎真主意志的制度,创立真正合法的世界秩序。第一步是要推翻伊斯兰世界的所有政府,代之以“一个伊斯兰政府”11。要超越传统上对国家的忠诚,因为“推翻现在统治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不合法的政治势力人人有责”。1979年4月1日,霍梅尼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上宣布,在伊朗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政治制度标志着“真主政权的诞生”。

  这个政体与任何其他的现代国家都有所不同。正如霍梅尼任命的第一任伊朗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对纽约时报所说:“我们想要先知穆罕默德的10年统治和他的女婿阿里,即第一位什叶派伊玛目i阿拉伯语,意为“领袖”的5年统治期间那样的政府。”12一旦政府是遵照真主意志建立的,持不同意见就不再是政治上的反对,而是渎神的行为。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国把这些原则付诸实施,建立伊始就举行了一系列审判,处决了一批渎神的人,对各少数派宗教的全面镇压远超巴列维国王的主义政权。

  在一片动荡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矛盾,表现为对国际秩序的双重挑战。13伊朗革命中,致力于推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伊斯兰运动夺取了对一个现代国家的控制权,但同时又行使它“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权利和特权,例如占据在联合国的席位c进行贸易活动c运用外交机构,等等。伊朗的神权政治因此脚踏两个世界秩序,一方面利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保护,另一方面却多次宣称不相信这个体系,绝不受它的约束,总有一天要取消它。

  这种双重性深深植根于伊朗的治国理念中。它自称为“伊斯兰共和国”,暗示它的权威超越了领土的界限。居于伊朗权力结构最高点的阿亚图拉先是霍梅尼,然后是他的继任者阿里哈梅内伊不仅是伊朗的政治领袖,而且被视为全球性的权威,是“伊斯兰革命的最高领袖”和“伊斯兰乌玛及被压迫人民的领袖”。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一种严重违反外交豁免原则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核心原则的方式在世界舞台上亮相:它冲进美国驻德黑兰的使馆,把使馆人员扣为人质长达444天2014年,现任伊朗政府把当年劫持人质那群人的翻译任命为伊朗驻联合国代表,此举等于宣告了那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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