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0节
体系中的正式一员。巧妙地平抚了世界对中国国力不断增强的担心，为后来由习近平阐明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奠定了基础。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领导层努力将这些遗产进一步发扬光大，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改革运动，其程度可与邓小平的改革相媲美。他想要建设的制度虽然不是完全的西方式民主，但将更加透明c更加依靠法律程序，而不是个人和家庭的关系网。许多既定的机构和做法，从国有企业到地方官员称霸一方，再到贪腐蔓延，都是改革的对象。这体现了这一届领导班子的远见和勇气，但也一定会造成一段时期的波动和不确定。
中国领导层的组成体现了中国向着参与甚至影响全球事务这一方向的演变。1982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没有一个成员有大学文凭。而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是大学毕业，其中很多人拥有大学以上学历。中国大学学位的基础是西式课程，不是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也不是后来规定的c只允许教授某些知识的课程。这代表着他们完全摒弃了过去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骄傲自负的狭隘观念。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受到了中国历史的影响，但并未受其束缚。
放远眼光
老牌大国和崛起中的大国之间存在潜在的紧张因素，这一点自古皆然。崛起中的大国不可避免地会涉足之前被老牌大国视为禁脔的某些领域。同样，正在崛起的大国怀疑对手会在它羽翼未丰的时候试图扼制它的成长壮大。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历史上新兴大国和原有大国互动的15个例子中，10个导致了战争。12
因此，中美双方许多重要的战略思想家根据行为模式和历史经验都预言两国必有一战，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国把美国的许多行动理解为要阻挡中国的崛起，把美国对人权的促进看作破坏中国国内政治结构的手段。一些重要人物把美国所谓的重返亚太政策13说成是最后摊牌的前奏，认为美国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中国永远处于二流国家的地位考虑到本书写作期间美国并未进行任何重大的军事部署调整，这样的态度更值得注意。
美国则害怕不断壮大的中国将一步步削弱它世界第一的地位，也因此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一些举足轻重的智库把中国比作冷战时期的苏联，认为中国一心要对它的周边地区实行不仅是经济上，而且是军事上的主导，最终建立霸权。
双方的疑虑均因彼此的军事演习和国防计划而进一步加深。即使当军事演习和国防计划是“正常的”，也就是说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合理措施，双方也都会从最坏的角度来解读。双方都有责任小心行事，以免其单方面的部署和行为升级为军备竞赛。
双方需要汲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个10年的教训，当时逐渐形成的猜疑气氛和潜在的冲突最后爆发为巨大的灾难。欧洲领导人沉溺于他们的备战计划，未能把战术问题和战略问题区分开来，结果作茧自缚。
还有两个问题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中国拒绝承认自由民主的传播会有助于国际秩序，不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传播民主，特别是采取国际行动实现人权。美国也许可以根据自己的战略重点来调整它关于人权观点的实施。但鉴于美国的历史和美国人民的信念，它绝不可能完全放弃这些原则。在中国方面，邓小平的话说出了占主导地位的精英阶层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c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七国集团那一套人权c自由c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c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c强权主义者利益的。14这两种观点不可能达成正式的妥协。双方领导人的一个重要责任是防止这方面的意见分歧发展为冲突。
另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是朝鲜问题。19世纪的俾斯麦说过：“在我们这个奇妙的时代，强国因良知的顾忌而软弱，弱国却因胆大包天而强悍。”他这句格言用在朝鲜身上可说是分毫不爽。朝鲜的统治不符合任何被认可的合法性原则，甚至不符合它声称信奉的原则。它的最大成就是制造了几个核装置。它没有军事能力和美国打仗，但它手中那些核武器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军事用途。朝鲜的核武器会刺激日本和韩国发展自己的核军事能力，也让平壤自以为有所倚恃，贸然进行与它的实力不符的冒险，因此造成朝鲜半岛战火重起的危险。
中国过去和朝鲜的渊源留下了复杂的经验教训。在许多中国人眼中，朝鲜战争象征着中国决心结束它“一个世纪的屈辱”，在世界舞台上“站起来”，但也是一个警告，告诫中国不要卷入它无法控制其起源，并会产生始料不及的严重长期后果的战争。所以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采取了相同的立场，要求朝鲜放弃而不是缩小其核计划。
对朝鲜当局来说，放弃核武器很可能会造成它政治上的解体。但中国和美国在它们支持的联合国决议中公开要求朝鲜做的，正是放弃核计划。中美两国为了达到自己的国家目标，需要协调政策。双方有关朝鲜半岛的关注和目标有可能达成一致吗中国和美国能否制定出协作性的战略，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和无核化，使所有各方都更加安全c更加自由如能做到这一点，那将是向着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新型大国关系”迈出的一大步。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将认识到，他们不可能预料中国人民对他们确定的宏图伟业如何反应，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中国的领导人不希望对外冒险，但正是因为他们感到只能通过强调国家利益来解释改革必然带来的调整，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过去的领导人更加坚定地抵抗他们眼中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任何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国际秩序都必须达到均势，但对均势的传统管理方法却需要通过商定规范来改进，并借助合作来加强。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公开承认，两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两届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都和中国的国家主席和习近平达成协议，要建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伙伴关系。此举既可以维持均势，也能减少其中固有的军事威胁。迄今为止，中美尽管宣布了意图，却仍未向着两国同意的方向采取具体的步骤。
光靠声明是建立不起伙伴关系的。任何协议都无法保证美国的国际地位永远不变。如果美国被视为衰落的大国这并非命中注定，全看美国如何自处那么经过一段混乱动荡之后，中国和其他国家就将获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由美国把持的世界领导权。
许多中国人也许认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已经盛时不再。但各种迹象表明，中国领导层明白，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维持相当强大的领导力。建立具有建设性的世界秩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在没有哪个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能够像美国在冷战刚刚结束，在物质和心理上独步全球的时候那样，单独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
在东亚，美国与其说是平衡者，不如说是均势的一部分。本书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说明，如果均势中参与方很少，那么任何一方改换门庭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样的均势总是岌岌可危的。15东亚的均势若是纯靠军事力量来维持，由此产生的联盟可能会比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联盟更加僵化。
在东亚，中国c韩国c日本和美国之间存在着类似均势的平衡。俄罗斯和越南算是处于边缘的参与者。但是，这种平衡与传统的均势有所不同，因为美国这个关键角色的重心在地理上远离东亚。而且最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的军方在军事刊物和声明中彼此视为对手，但两国又宣布要努力建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伙伴关系，结果美国既是日本的盟国，又宣布是中国的伙伴这与俾斯麦的情况可有一比，他与奥匈帝国结盟，又和俄国签订条约。矛盾的是，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维持了欧洲均势的灵活性。后来为了透明，不再采用这种模糊的手段，结果引起了一系列愈演愈烈的对抗，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一个多世纪以来，也就是说，自从门户开放政策和西奥多罗斯福充当日俄战争的调解人之后，防止亚洲出现霸权是美国的一贯政策。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必然会把潜在的敌手尽量远拒于国门之外。中美两国就是在这个空间内活动。两国能否维持和平，要看双方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能否保持克制，能否确保彼此之间的竞争只停留在政治和外交的层面上。
在冷战期间，不同阵营的分界线由军事力量划定。今天，不应主要靠军事部署来确定界线。军事力量不应被视为力量平衡的唯一决定因素，甚至不应算作首要的决定因素。具有矛盾意味的是，现代均势的内容必须包括伙伴关系这个概念，特别是在亚洲。如果这能作为总的原则得以执行，那么它就不仅重要，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均势战略和伙伴关系外交的结合不可能消除所有的敌对因素，但可以减轻它们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使中美两国领导人有机会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为两国建设更加和平的未来指明道路。
秩序永远需要克制c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亚洲的秩序必须把均势与伙伴关系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纯军事手段来维持均势将一步步引发对抗，只靠施加心理压力来营造伙伴关系则将引发别国对霸权的担心。必须运用精明睿智的政治技巧来找到两者间的平衡。假如这一平衡无法实现，迟早会酿成大祸。
第七章
“代表全人类行事”：美国及其秩序观
在塑造当代世界秩序方面，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发挥了如此决定性的作用，也没有哪个国家参与世界秩序的态度令人如此难以参透。美国笃信自己的道路将塑造人类的命运，然而历史上，它在世界秩序问题上却扮演了矛盾的角色：它以“天定命运”之名在整个美洲大陆扩张，却宣称绝无帝国企图；对重大事件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却矢口否认有国家利益的动机；最终成为超级大国，却声言无意施行强权政治。美国外交政策表明，美国深信自己国内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实施这些原则对他国有益无害。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它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
这套学说的内核是一个极具创意和诱惑的愿景。“旧世界”认为“新世界”是一个积聚财富和权力的竞技场，然而一个新型国家在美洲大陆崛起，声称信仰c言论和行动自由是其国家经验和民族性格的精髓。
欧洲秩序的基础一直是谨慎地将绝对的道德观和政治区分开来，因为以往试图将一种信仰或道德体系强加给这个大陆上形形色色的民族的尝试均以灾难收场。而美国既有劝服他人改变信仰的精神，又融入了对现有社会体制和等级制度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因此，英国哲学家c下院议员埃德蒙伯克曾对其他议员说，殖民者“输出了英国人的自由理念”，同时也输出了众多非主流教派“新教精神”，这些教派在欧洲备受压制，彼此主张各异，“唯一的共同之处是都崇尚自由”。这些力量在大洋两岸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面貌：“北美人的民族性格与其他民族迥然不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热爱自由。”1
1831年游历过美国的法国贵族亚历西斯托克维尔撰写了一部讲述美国人精神和观点的著作，该著作在今天看来仍然颇有见地。他认为美国人的性格应追溯至他所谓的“”。在新英格兰，“我们看到了当地性的诞生和巩固，它至今仍是美国自由的主要动力和生命线。”他写道，清教徒主义“不只是一种宗教学说，它在许多方面还体现了最为纯粹的民主和共和理论”。他总结道，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的产物，在世界其他地方，它们互相冲突，“而在美国，它们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组合。我指的就是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2
美国拥有开放文化和民主原则，千百万人将它奉为楷模，希望能够栖身于此。与此同时，美国坚信自己的原则具有普世性，这给国际体系带来了挑战，因为它暗示不实行民主原则的政府就不是完全合法的政府。这一信念根植于美国人的思想深处，只是偶尔才会成为官方政策。在美国看来，世界绝大部分地方都生活在不尽如人意的暂时性安排之下，终有一天会得到救赎。同时，他们与美国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肯定也含有潜在的敌意。
自美国建国之初，这些互相矛盾的关系就已经存在。对托马斯杰斐逊来说，美国不只是正在形成的大国，也是一个“自由帝国”，是一股代表全人类捍卫善政原则的不断扩展的力量。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曾经写道：
我们感觉肩负的责任不限于我们自己的社会。我们不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全人类的代表。时势拒绝了别人，但对我们偏爱有加，赋予我们责任，去证明一个社会可以为其个人成员创造多大的自由和自治空间。3根据这一定义，美国的成功扩张与人类的利益密切相关。杰斐逊总统精明地运作了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使国土面积翻了一番。退出政坛之后，杰斐逊向门罗总统“坦承”：“我一直把古巴看作我们联邦诸州体系最有意义的补充。”4杰斐逊还致信詹姆斯麦迪逊，称：“我们届时只要再把北部加拿大纳入邦联就能建立一个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广袤的自由帝国，她从建国以来就未测量过国土，而且我确信，古往今来的宪法没有一部像我们的宪法一样设计巧妙，允许我们享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和自治政府。”5杰斐逊及其他政治家认为，他们所设想的这个帝国与欧洲的帝国迥然不同。他们认为欧洲帝国建立在对异族的征服和压迫之上。杰斐逊脑海中的帝国本质上是北美式的，是自由的延伸。而且事实上，尽管人们对这一事业或开国元勋个人生活中的矛盾众说纷纭，随着美国的扩张和日益繁荣，民主也不断扩展壮大，对民主的追求在西半球及全世界生根发芽，蔓延开来。
尽管美国宏图远大，因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反而觉得外交政策可有可无。美国依托两个大洋而安全无忧，它完全可以把外交政策视为一系列间歇性的挑战，而不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按照这种观念，外交努力和使用武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行动阶段，各自遵循自己的规则。美国一方面具有全球视野，另一方面怀着矛盾的心情看待他国。其他国家不像美国那样幸运，必须苦心经营国家利益，寻求均势，把外交政策当作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
美国在19世纪取得大国地位之后，这些习惯仍然根深蒂固。数代人之间，美国曾三次采取果断行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对抗敌对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威胁，挽救国际秩序。在每次行动中，美国都成功维系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均势，却又指责正是这一体系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声称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西半球以外地区的潜在战略目标是，改造整个世界，从而不必再扮演其战略角色。
当初，美洲大陆闯入欧洲人的意识，迫使他们重新审视既有的思想。对那些试图彻底改造世界秩序的人来说，定居美洲展开了一幅全新的图景。对早期来到新大陆的定居者而言，美洲位于趋于分裂的西方文明的前沿，是他们尝试建立道德秩序而一展身手的新舞台。6这些殖民者之所以离开欧洲，不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欧洲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欧洲不能响应时代的召唤。宗教纷争和血腥战争让生活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下的欧洲得出痛苦的结论：让整个大陆团结在单一神权治理之下的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而在遥远的美洲彼岸正可一展身手。欧洲只能接受现实，以均势换安全，而美国人他们开始这样看待自己则胸怀着通过团结和治理实现救赎的梦想。早期清教徒声称，在新大陆弘德行善是以某种方式改造他们离开的那片大陆。清教徒律师约翰温思罗普为了逃避宗教压迫而离开了东安格利亚即古英格兰。他在1630年开往新英格兰的“阿贝拉”号arbel船上布道，称上帝想把美洲塑造成“全人类”的典范：
当我们几十个人就能抵御上千敌人的时候，当上帝以我们为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之神就在我们中间。人们提到自己将来的种植园时，会祈祷“上帝让它像新英格兰那样吧”。因此，我们必须想到，我们应该成为山巅之城。全人类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7没有人怀疑人性会在美洲得到弘扬，目标会在美洲得到实现。
世界舞台上的美国
美国自视为一个新型大国，以确认自己的地位。宣言提出了一些原则，并把它当作“全人类的观点”。在1787年发表的联邦党人文集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门见山，称这个新共和国“在许多方面是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帝国”，其成败将验证世界任何一地自我治理的可行性。8他没有把这个说法当成一种新颖的解读，而是“老生常谈”的常识。考虑到美国当时只包括从缅因州到佐治亚州的东部海岸线，这一说法显得更为引人关注。
尽管推出了这套学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毕竟久经世故，他们熟稔欧洲的均势，也懂得如何让它为这个崭新的国家服务。美国针对英国发动战争时，与法国结成同盟，之后法国发生革命，走上了试图通过战争称霸欧洲的道路。美国对此没有兴趣，双方的同盟关系随之松散。华盛顿总统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当时正值法国大革命期间中忠告，美国应当“避免与外界任何一方缔结永久同盟”，“只有在危急关头才能暂时依靠可靠的同盟”。他的这番话与其说是一份道德声明，不如说是对如何利用美国比较优势的精明判断。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在两个大洋庇护下安全无虞，卷入欧洲大陆的均势争端既没有必要，也缺少财力。它之所以结盟，不是为了捍卫一种国际秩序观念，只是服务于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只要欧洲的平衡得以维持，美国的战略还是重在巩固内政c保持行动自由。一个半世纪后，前殖民国家例如印度之后实际上执行的就是这一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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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领导层努力将这些遗产进一步发扬光大，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改革运动，其程度可与邓小平的改革相媲美。他想要建设的制度虽然不是完全的西方式民主，但将更加透明c更加依靠法律程序，而不是个人和家庭的关系网。许多既定的机构和做法，从国有企业到地方官员称霸一方，再到贪腐蔓延，都是改革的对象。这体现了这一届领导班子的远见和勇气，但也一定会造成一段时期的波动和不确定。
中国领导层的组成体现了中国向着参与甚至影响全球事务这一方向的演变。1982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没有一个成员有大学文凭。而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是大学毕业，其中很多人拥有大学以上学历。中国大学学位的基础是西式课程，不是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也不是后来规定的c只允许教授某些知识的课程。这代表着他们完全摒弃了过去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骄傲自负的狭隘观念。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受到了中国历史的影响，但并未受其束缚。
放远眼光
老牌大国和崛起中的大国之间存在潜在的紧张因素，这一点自古皆然。崛起中的大国不可避免地会涉足之前被老牌大国视为禁脔的某些领域。同样，正在崛起的大国怀疑对手会在它羽翼未丰的时候试图扼制它的成长壮大。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历史上新兴大国和原有大国互动的15个例子中，10个导致了战争。12
因此，中美双方许多重要的战略思想家根据行为模式和历史经验都预言两国必有一战，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国把美国的许多行动理解为要阻挡中国的崛起，把美国对人权的促进看作破坏中国国内政治结构的手段。一些重要人物把美国所谓的重返亚太政策13说成是最后摊牌的前奏，认为美国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中国永远处于二流国家的地位考虑到本书写作期间美国并未进行任何重大的军事部署调整，这样的态度更值得注意。
美国则害怕不断壮大的中国将一步步削弱它世界第一的地位，也因此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一些举足轻重的智库把中国比作冷战时期的苏联，认为中国一心要对它的周边地区实行不仅是经济上，而且是军事上的主导，最终建立霸权。
双方的疑虑均因彼此的军事演习和国防计划而进一步加深。即使当军事演习和国防计划是“正常的”，也就是说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合理措施，双方也都会从最坏的角度来解读。双方都有责任小心行事，以免其单方面的部署和行为升级为军备竞赛。
双方需要汲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个10年的教训，当时逐渐形成的猜疑气氛和潜在的冲突最后爆发为巨大的灾难。欧洲领导人沉溺于他们的备战计划，未能把战术问题和战略问题区分开来，结果作茧自缚。
还有两个问题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中国拒绝承认自由民主的传播会有助于国际秩序，不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传播民主，特别是采取国际行动实现人权。美国也许可以根据自己的战略重点来调整它关于人权观点的实施。但鉴于美国的历史和美国人民的信念，它绝不可能完全放弃这些原则。在中国方面，邓小平的话说出了占主导地位的精英阶层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c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七国集团那一套人权c自由c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c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c强权主义者利益的。14这两种观点不可能达成正式的妥协。双方领导人的一个重要责任是防止这方面的意见分歧发展为冲突。
另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是朝鲜问题。19世纪的俾斯麦说过：“在我们这个奇妙的时代，强国因良知的顾忌而软弱，弱国却因胆大包天而强悍。”他这句格言用在朝鲜身上可说是分毫不爽。朝鲜的统治不符合任何被认可的合法性原则，甚至不符合它声称信奉的原则。它的最大成就是制造了几个核装置。它没有军事能力和美国打仗，但它手中那些核武器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军事用途。朝鲜的核武器会刺激日本和韩国发展自己的核军事能力，也让平壤自以为有所倚恃，贸然进行与它的实力不符的冒险，因此造成朝鲜半岛战火重起的危险。
中国过去和朝鲜的渊源留下了复杂的经验教训。在许多中国人眼中，朝鲜战争象征着中国决心结束它“一个世纪的屈辱”，在世界舞台上“站起来”，但也是一个警告，告诫中国不要卷入它无法控制其起源，并会产生始料不及的严重长期后果的战争。所以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采取了相同的立场，要求朝鲜放弃而不是缩小其核计划。
对朝鲜当局来说，放弃核武器很可能会造成它政治上的解体。但中国和美国在它们支持的联合国决议中公开要求朝鲜做的，正是放弃核计划。中美两国为了达到自己的国家目标，需要协调政策。双方有关朝鲜半岛的关注和目标有可能达成一致吗中国和美国能否制定出协作性的战略，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和无核化，使所有各方都更加安全c更加自由如能做到这一点，那将是向着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新型大国关系”迈出的一大步。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将认识到，他们不可能预料中国人民对他们确定的宏图伟业如何反应，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中国的领导人不希望对外冒险，但正是因为他们感到只能通过强调国家利益来解释改革必然带来的调整，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过去的领导人更加坚定地抵抗他们眼中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任何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国际秩序都必须达到均势，但对均势的传统管理方法却需要通过商定规范来改进，并借助合作来加强。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公开承认，两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两届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都和中国的国家主席和习近平达成协议，要建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伙伴关系。此举既可以维持均势，也能减少其中固有的军事威胁。迄今为止，中美尽管宣布了意图，却仍未向着两国同意的方向采取具体的步骤。
光靠声明是建立不起伙伴关系的。任何协议都无法保证美国的国际地位永远不变。如果美国被视为衰落的大国这并非命中注定，全看美国如何自处那么经过一段混乱动荡之后，中国和其他国家就将获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由美国把持的世界领导权。
许多中国人也许认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已经盛时不再。但各种迹象表明，中国领导层明白，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维持相当强大的领导力。建立具有建设性的世界秩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在没有哪个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能够像美国在冷战刚刚结束，在物质和心理上独步全球的时候那样，单独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
在东亚，美国与其说是平衡者，不如说是均势的一部分。本书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说明，如果均势中参与方很少，那么任何一方改换门庭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样的均势总是岌岌可危的。15东亚的均势若是纯靠军事力量来维持，由此产生的联盟可能会比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联盟更加僵化。
在东亚，中国c韩国c日本和美国之间存在着类似均势的平衡。俄罗斯和越南算是处于边缘的参与者。但是，这种平衡与传统的均势有所不同，因为美国这个关键角色的重心在地理上远离东亚。而且最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的军方在军事刊物和声明中彼此视为对手，但两国又宣布要努力建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伙伴关系，结果美国既是日本的盟国，又宣布是中国的伙伴这与俾斯麦的情况可有一比，他与奥匈帝国结盟，又和俄国签订条约。矛盾的是，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维持了欧洲均势的灵活性。后来为了透明，不再采用这种模糊的手段，结果引起了一系列愈演愈烈的对抗，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一个多世纪以来，也就是说，自从门户开放政策和西奥多罗斯福充当日俄战争的调解人之后，防止亚洲出现霸权是美国的一贯政策。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必然会把潜在的敌手尽量远拒于国门之外。中美两国就是在这个空间内活动。两国能否维持和平，要看双方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能否保持克制，能否确保彼此之间的竞争只停留在政治和外交的层面上。
在冷战期间，不同阵营的分界线由军事力量划定。今天，不应主要靠军事部署来确定界线。军事力量不应被视为力量平衡的唯一决定因素，甚至不应算作首要的决定因素。具有矛盾意味的是，现代均势的内容必须包括伙伴关系这个概念，特别是在亚洲。如果这能作为总的原则得以执行，那么它就不仅重要，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均势战略和伙伴关系外交的结合不可能消除所有的敌对因素，但可以减轻它们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使中美两国领导人有机会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为两国建设更加和平的未来指明道路。
秩序永远需要克制c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亚洲的秩序必须把均势与伙伴关系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纯军事手段来维持均势将一步步引发对抗，只靠施加心理压力来营造伙伴关系则将引发别国对霸权的担心。必须运用精明睿智的政治技巧来找到两者间的平衡。假如这一平衡无法实现，迟早会酿成大祸。
第七章
“代表全人类行事”：美国及其秩序观
在塑造当代世界秩序方面，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发挥了如此决定性的作用，也没有哪个国家参与世界秩序的态度令人如此难以参透。美国笃信自己的道路将塑造人类的命运，然而历史上，它在世界秩序问题上却扮演了矛盾的角色：它以“天定命运”之名在整个美洲大陆扩张，却宣称绝无帝国企图；对重大事件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却矢口否认有国家利益的动机；最终成为超级大国，却声言无意施行强权政治。美国外交政策表明，美国深信自己国内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实施这些原则对他国有益无害。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它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
这套学说的内核是一个极具创意和诱惑的愿景。“旧世界”认为“新世界”是一个积聚财富和权力的竞技场，然而一个新型国家在美洲大陆崛起，声称信仰c言论和行动自由是其国家经验和民族性格的精髓。
欧洲秩序的基础一直是谨慎地将绝对的道德观和政治区分开来，因为以往试图将一种信仰或道德体系强加给这个大陆上形形色色的民族的尝试均以灾难收场。而美国既有劝服他人改变信仰的精神，又融入了对现有社会体制和等级制度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因此，英国哲学家c下院议员埃德蒙伯克曾对其他议员说，殖民者“输出了英国人的自由理念”，同时也输出了众多非主流教派“新教精神”，这些教派在欧洲备受压制，彼此主张各异，“唯一的共同之处是都崇尚自由”。这些力量在大洋两岸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面貌：“北美人的民族性格与其他民族迥然不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热爱自由。”1
1831年游历过美国的法国贵族亚历西斯托克维尔撰写了一部讲述美国人精神和观点的著作，该著作在今天看来仍然颇有见地。他认为美国人的性格应追溯至他所谓的“”。在新英格兰，“我们看到了当地性的诞生和巩固，它至今仍是美国自由的主要动力和生命线。”他写道，清教徒主义“不只是一种宗教学说，它在许多方面还体现了最为纯粹的民主和共和理论”。他总结道，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的产物，在世界其他地方，它们互相冲突，“而在美国，它们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组合。我指的就是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2
美国拥有开放文化和民主原则，千百万人将它奉为楷模，希望能够栖身于此。与此同时，美国坚信自己的原则具有普世性，这给国际体系带来了挑战，因为它暗示不实行民主原则的政府就不是完全合法的政府。这一信念根植于美国人的思想深处，只是偶尔才会成为官方政策。在美国看来，世界绝大部分地方都生活在不尽如人意的暂时性安排之下，终有一天会得到救赎。同时，他们与美国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肯定也含有潜在的敌意。
自美国建国之初，这些互相矛盾的关系就已经存在。对托马斯杰斐逊来说，美国不只是正在形成的大国，也是一个“自由帝国”，是一股代表全人类捍卫善政原则的不断扩展的力量。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曾经写道：
我们感觉肩负的责任不限于我们自己的社会。我们不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全人类的代表。时势拒绝了别人，但对我们偏爱有加，赋予我们责任，去证明一个社会可以为其个人成员创造多大的自由和自治空间。3根据这一定义，美国的成功扩张与人类的利益密切相关。杰斐逊总统精明地运作了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使国土面积翻了一番。退出政坛之后，杰斐逊向门罗总统“坦承”：“我一直把古巴看作我们联邦诸州体系最有意义的补充。”4杰斐逊还致信詹姆斯麦迪逊，称：“我们届时只要再把北部加拿大纳入邦联就能建立一个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广袤的自由帝国，她从建国以来就未测量过国土，而且我确信，古往今来的宪法没有一部像我们的宪法一样设计巧妙，允许我们享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和自治政府。”5杰斐逊及其他政治家认为，他们所设想的这个帝国与欧洲的帝国迥然不同。他们认为欧洲帝国建立在对异族的征服和压迫之上。杰斐逊脑海中的帝国本质上是北美式的，是自由的延伸。而且事实上，尽管人们对这一事业或开国元勋个人生活中的矛盾众说纷纭，随着美国的扩张和日益繁荣，民主也不断扩展壮大，对民主的追求在西半球及全世界生根发芽，蔓延开来。
尽管美国宏图远大，因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反而觉得外交政策可有可无。美国依托两个大洋而安全无忧，它完全可以把外交政策视为一系列间歇性的挑战，而不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按照这种观念，外交努力和使用武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行动阶段，各自遵循自己的规则。美国一方面具有全球视野，另一方面怀着矛盾的心情看待他国。其他国家不像美国那样幸运，必须苦心经营国家利益，寻求均势，把外交政策当作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
美国在19世纪取得大国地位之后，这些习惯仍然根深蒂固。数代人之间，美国曾三次采取果断行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对抗敌对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威胁，挽救国际秩序。在每次行动中，美国都成功维系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均势，却又指责正是这一体系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声称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西半球以外地区的潜在战略目标是，改造整个世界，从而不必再扮演其战略角色。
当初，美洲大陆闯入欧洲人的意识，迫使他们重新审视既有的思想。对那些试图彻底改造世界秩序的人来说，定居美洲展开了一幅全新的图景。对早期来到新大陆的定居者而言，美洲位于趋于分裂的西方文明的前沿，是他们尝试建立道德秩序而一展身手的新舞台。6这些殖民者之所以离开欧洲，不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欧洲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欧洲不能响应时代的召唤。宗教纷争和血腥战争让生活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下的欧洲得出痛苦的结论：让整个大陆团结在单一神权治理之下的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而在遥远的美洲彼岸正可一展身手。欧洲只能接受现实，以均势换安全，而美国人他们开始这样看待自己则胸怀着通过团结和治理实现救赎的梦想。早期清教徒声称，在新大陆弘德行善是以某种方式改造他们离开的那片大陆。清教徒律师约翰温思罗普为了逃避宗教压迫而离开了东安格利亚即古英格兰。他在1630年开往新英格兰的“阿贝拉”号arbel船上布道，称上帝想把美洲塑造成“全人类”的典范：
当我们几十个人就能抵御上千敌人的时候，当上帝以我们为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之神就在我们中间。人们提到自己将来的种植园时，会祈祷“上帝让它像新英格兰那样吧”。因此，我们必须想到，我们应该成为山巅之城。全人类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7没有人怀疑人性会在美洲得到弘扬，目标会在美洲得到实现。
世界舞台上的美国
美国自视为一个新型大国，以确认自己的地位。宣言提出了一些原则，并把它当作“全人类的观点”。在1787年发表的联邦党人文集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门见山，称这个新共和国“在许多方面是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帝国”，其成败将验证世界任何一地自我治理的可行性。8他没有把这个说法当成一种新颖的解读，而是“老生常谈”的常识。考虑到美国当时只包括从缅因州到佐治亚州的东部海岸线，这一说法显得更为引人关注。
尽管推出了这套学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毕竟久经世故，他们熟稔欧洲的均势，也懂得如何让它为这个崭新的国家服务。美国针对英国发动战争时，与法国结成同盟，之后法国发生革命，走上了试图通过战争称霸欧洲的道路。美国对此没有兴趣，双方的同盟关系随之松散。华盛顿总统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当时正值法国大革命期间中忠告，美国应当“避免与外界任何一方缔结永久同盟”，“只有在危急关头才能暂时依靠可靠的同盟”。他的这番话与其说是一份道德声明，不如说是对如何利用美国比较优势的精明判断。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在两个大洋庇护下安全无虞，卷入欧洲大陆的均势争端既没有必要，也缺少财力。它之所以结盟，不是为了捍卫一种国际秩序观念，只是服务于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只要欧洲的平衡得以维持，美国的战略还是重在巩固内政c保持行动自由。一个半世纪后，前殖民国家例如印度之后实际上执行的就是这一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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