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2节
军力量。34他把军舰涂成白色，号称“大白舰队”，象征这是一次和平任务。他写信给儿子称，展示武力的意图是警告日本的好斗派，从而以实力实现和平：“我不认为会与日本交战，但我的确认为发生战争的概率很大。所以建立这样一支海军，不让日本有任何希冀战胜的侥幸心理，从而确保不发生战争，这显然是明智之举。”35
罗斯福一方面向日本大规模展示美国的海军力量，另一方面对日本最大可能地以礼相待。罗斯福告诫舰队司令，要威慑这个国家，但要尽其所能避免触动它的敏感神经：
我知道不需要叮嘱你，但还是希望你在日本的时候，要尽力确保我们的人不做任何出格的事情。在东京或日本其他地方，如果你给士兵放假，切记只批准那些可以绝对信赖的人。不能让日本猜忌我方傲慢无礼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宁愿我们受到污辱，也不能污辱别人，除非损失军舰。36用罗斯福最喜欢的谚语说，美国应当“说话温和，手持大棒”。
在大西洋方向，罗斯福主要担心德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和野心，尤其是其庞大的海军建设计划。如果英国的制海权随之动摇，那么英国维持欧洲均衡的能力也会受到动摇。他认为德国正在逐渐压倒邻国的抗衡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退休的罗斯福呼吁美国增加军事开支，及早参战，支持英国c法国和俄国等协约国，以防威胁蔓延至西半球。1914年，他致信美国的一位德国同情者，说道：
难道你不认为，如果德国赢得这场战争，粉碎了英国舰队，摧毁了大英帝国，不出一两年，它就会坚决要求在南美洲占据主导地位吗我认为德国会的，实际上我知道它肯定会的。我曾经与一些德国人交谈过，一旦谈得热络起来，他们都会近乎无所顾忌地坦率接受这个观点。37罗斯福认为，正是大国之间雄心的碰撞，决定了世界秩序的最终本质。对追求自身利益并能维持可靠威慑力的自由国家来说，只有取得地缘政治胜利，人类价值才能得到最好的维护。它们在国际竞争的摩擦中占据上风的地方，文明就会得到有效传播和加强。38
对于国际上善意的空洞渴求，罗斯福基本上持怀疑态度。他断言，对于美国来说，面对顽固的反对势力，只做出冠冕堂皇的原则声明，而没有能力采取行动，往往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要言出必行。”39当实业家安德鲁卡内基敦促罗斯福推动美国积极参与裁军c保护国际人权时，罗斯福援引了考底利耶也会赞同的一些原则，回答道：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对伟大c自由的人民来说，让暴政和野蛮全副武装，而自己软弱无能，将是致命的。如果有某种国际警察体系，这样做还算稳妥，但现在没有这样一个体系我不愿虚张声势c口出狂言c威胁恫吓，却言而不行。40假如罗斯福的继任者信奉他的理论，或者他赢得了1912年的选举，美国可能已经加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体系或某种与其相似的体系。如果事态这样发展，几乎可以肯定美国会遵循欧洲均势按照日俄战争后签订的条约的原则尽早结束“一战”。德国被打败，但会对美国的宽厚心存感激，同时美国还会在德国周边驻有足够军队，防止它未来采取冒险行动。这样的结局很可能会改变历史进程，防止欧洲文化和政治自信的毁灭，不会让流血事件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罗斯福去世了，他虽然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政治家和环保主义者，却没有创立任何外交政策学派。在公众或总统继任者中，他都没有培养出重要的追随者。而且罗斯福也没有赢得1912年选举，因为他与在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分散了保守派的选票。
罗斯福本想通过竞选第三任来维护他的遗产，但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留下遗产的机会。传统至关重要，社会发展不会摆脱历史，也不会信马由缰，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偏离先前的轨道。伟大政治家的行为会以这个范围的外沿为限。如果不及外沿，社会就会停滞；如果超出这个极限，政治家就会失去影响后人的能力。西奥多罗斯福正是在社会承受力的绝对边沿上游走。没有了罗斯福，美国外交政策又回归对山巅的光明之城的憧憬，不参与地缘政治平衡，更不必说主导地缘均势了。不过，罗斯福尚在世时，美国阴差阳错地扮演了罗斯福所设想的领导角色。但是美国这样做却是为了捍卫罗斯福曾嘲弄的原则，而且是在一位罗斯福鄙视的总统的领导下。
伍德罗威尔逊：代表世界良心的美国
刚从学术界投身政坛两年，仅凭借42的普选票，伍德罗威尔逊就在1912年大选中脱颖而出，获得胜利。他把为美国量身定制的宏图大略转变成了适用于整个世界的行动计划。对于美国的强大实力和宏伟蓝图，世界有时深受鼓舞，有时困惑不解，却无法视而不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了摧毁欧洲国家体系的进程。美国加入“一战”，并不是基于罗斯福的地缘政治观，而是打着道德普世性旗号。即便在三个世纪之前欧洲的历次宗教战争中，这种道德标榜也闻所未闻。美国总统之所以宣扬全新的道德普世性，是为了推行仅在北大西洋国家存在的治理体系。威尔逊所提倡的治理形式也仅存在于美国。承载着这一道德使命赋予的历史感，威尔逊宣称美国之所以干预，不是为了恢复欧洲均势，而是“让民主在这个世界中得到保护”。换言之，各国的国内制度均应效仿美国，这种彼此相似的国内制度将成为世界秩序的基础。虽然这一理念与欧洲的传统相悖，但为了换取美国参战，欧洲领导人还是接受了它。
威尔逊在阐述自己的和平愿景时，严厉谴责势力均衡，而这正是他的新盟国参战的初衷。他拒绝接受原有的外交方式他斥之为“秘密外交”，认为这是战争的主要根源。在一系列前瞻性讲话中，他提出了新的国际和平理念。这一理念中既有传统的美国观念，也有对在全球彻底实施这一理念的坚持。从那以后，这一理念稍做微调，便成了美国的世界秩序计划。
与之前的许多美国领导人相似，威尔逊宣称，神圣天命让美国与众不同。威尔逊1916年对西点军校毕业生说：“这就好像在上帝的圣域有一片大陆从未开发，等待着一群爱好和平的人们到来，建立一个无私的联邦。他们热爱自由和人权远胜其他。”41
威尔逊总统的几乎所有前任都会认同这样的信仰。但威尔逊不同，他认为以此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可以在一代人甚至一届政府之内实现。约翰昆西亚当斯曾经赞颂美国对自治和国际公平规则的特殊承诺，但警告他的同胞，对西半球之外那些无意于此的国家，不要试图强加这些美德。但威尔逊的赌注更大，目标更加急迫。他对国会说，这场伟大的战争“将是争取人类自由的终极战争”42。
威尔逊宣誓就职时，表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将继续保持中立，作为一个立场超脱的调解者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并促进建立一个旨在预防战争的仲裁体系。1913年就任总统之后，威尔逊启动了“新外交”，授权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就一系列国际仲裁条约进行谈判。1913年和1914年，布赖恩努力缔结了30多个这样的条约。这些条约大致规定：任何无法解决的分歧都应该提交给没有利害关系的委员会进行调查。在委员会向有关各方提出建议之前，各方不得诉诸武力。要设立一段“冷却期”43，在此期间，外交解决方式有可能战胜民族主义的热情。没有记录表明这些条约曾经解决过什么具体问题。到1914年7月，欧洲与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陷入战争。
1917年，威尔逊宣布，交战一方德国的严重暴行迫使美国与交战的另一方“联手”参战威尔逊不愿考虑“联盟”这个说法。他一再声称美国的目的不是自私的，而是具有普世价值：
我们没有私心。我们不追求征服别国，也不追求占有领土。我们不为自己索取赔偿，对于我们自愿做出的牺牲，也不追求物质上的补偿。我们只是人类权利的捍卫者。44威尔逊的大战略的前提是，全世界人民和美国一样，都受到同样价值观的激励：
这是美国的原则，美国的政策。我们不代表其他任何人。这也是各个地区富有远见的人们c每个现代国家和每个开明社会的原则和政策。45导致战争的原因是独裁国家的阴谋，而非不同国家利益或愿望之间的内在矛盾。如果公开所有事实，公众可以做出选择，普通人都会选择和平。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康德如前所述和当代开放互联网的倡导者都持这种观点。就像威尔逊1917年4月要求对德宣战时对国会讲的那样：
实行自治的国家不会在邻国布满间谍，也不会耍阴谋诡计，制造紧张态势，好让他们伺机实施打击，进行征服。这样的阴谋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在无人有权质疑时才能成功。费尽心机的欺骗或侵略计划代代相传，它们只有在宫廷的掩护下c在一小撮特权阶层的精心粉饰下，才会不为人知，才会得逞。如果公共舆论坚持要求披露关于国家事务的所有信息，他们断无这种可能。46因此，势力均衡过于注重程序，对争端各方的道德功过不持立场，这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危险的。民主不仅是最好的治理形式，也是永久和平的唯一保障。正因如此，美国的干预不单纯是为了挫败德国的战争目标，而正如威尔逊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所解释的，也是为了改变德国的治理体系。首要目标不是战略性的，因为战略是治理的一种表现形式：
对德国人民最为不利的事情是，战争结束以后，如果他们依然不得不生活在破坏世界和平的野心家c阴谋家的统治之下，依然受制于世界各国人民无法信任的人或阶级，那么世人可能无法接纳他们融入今后保障世界和平的各国伙伴关系。47依据这一看法，当德国宣布愿意讨论停战协定时，威尔逊提出，除非德皇退位，否则他拒绝和德国谈判。国际和平需要“摧毁可以单独c秘密和任意破坏世界和平的任何力量，如果目前无法摧毁，至少也要削弱其能力，使其无法行动”48。以规则为基础的和平国际秩序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因为“无法信任政府能信守承诺或者遵守约定”49，所以和平需要“政府首先表明自己完全无意在现代世界中称霸或寻求领导权”50。
在威尔逊看来，民主的传播是实施自决原则的必然结果。维也纳和会召开后，战争结束了，欧洲通过领土调整达成了恢复均势的协议。但是，威尔逊的世界秩序理念倡导每个国家应根据民族和语言一致性被赋予“自决权”。他断言，只有通过自我治理，各国人民才能表达对国际和谐的真诚愿望。而且一旦实现和民族团结，他们就不会再有施行侵略或自利政策的动机。在维也纳和会上，各大国精英代表秘密地重新划定了国际边界，只注重势力均衡，不顾民众的愿望。奉行自决原则的政治家“不敢像维也纳和会那样试图达成那样自私和妥协的契约”51。由此，
世界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拒绝曾经主导各国决策的民族自利标准，代之以新的行事方式。人们只需问几个问题：“这正确吗”“这公平吗”“这符合人类的利益吗”52威尔逊认为，与备受他指责的传统政治家相比，公共舆论更支持“人类的整体利益”，但支持威尔逊这个前提的证据并不多。1914年参战的欧洲国家都有影响力大小不一的代议制机构德国议会还是由全民公投选举产生的。在每一个国家，战争都受到民众的热情支持。在这些选举出来的机构中，几乎连象征性的反对意见都没有。战争之后，在民主的法国和英国，民众要求实现惩罚性的和平，而罔顾他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即除非胜利者与战败者最终达成和解，稳定的欧洲秩序是不可能出现的。参加维也纳和会谈判的王公贵族们反而比较克制，哪怕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和经历。由于受到需要平衡各种压力集团的国内政策的影响，与其遵行抽象的人类利益原则，领导人可能更愿意迎合当下的情绪或维护国家尊严。
允许每个民族建立国家并借此消除战争的理念，作为一般概念是值得赞赏的，但在实践中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应威尔逊的要求，欧洲以语言为基础进行民族自决，并按照这个新原则重新划定欧洲地图，结果却造成了在地缘政治上对德国有利的局势。战前，德国被三个大国法国c俄国和奥匈帝国环绕，领土扩张受到限制。现在它面对的是一批按照自决原则建立起来的小国。当然，自决原则只是得到部分实施，因为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民族情况错综复杂，新成立的国家都包含其他民族，意识形态方面的脆弱更加重了战略脆弱。在愤愤不平的欧洲中心国家的东翼，德国东面的奥匈帝国已不复存在维也纳和会认为这对限制当时的侵略国法国至关重要。但是，正如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有些感伤地指出的，“一大堆小国，其中许多国家的人们以前从未自己建立过稳定的政府，但每一个国家都有大量的日耳曼人，他们强烈要求重回祖国怀抱”53。
确立和平解决争端的新的国际机构和实践，能帮助落实威尔逊的愿景。国际联盟将承担起之前各国之间的协调功能。国联成员国将放弃传统的利益均衡观念，建立“权力共同体，而非势力均衡；有组织的共同和平，而非有组织的竞争敌对”54。可以理解，在一场因两种僵化的盟国体系相互对抗触发的战争结束之后，政治家们会选择一种更好的替代方案。但是，威尔逊所说的“权力共同体”用以替代僵化的却是不可预测性。
威尔逊所说的“权力共同体”，是一种后来被称为“集体安全”的新概念。在传统的国际政策中，具有相同利益或相似担忧的国家可以赋予自己一项特殊职责，即组成同盟，确保和平。它们在击败拿破仑之后就是这么做的。这样的安排一般是为了对付特定的或明或暗的战略威胁，例如维也纳和会之后志在复仇的法国。与之相反，国际联盟将建立在道德原则之上，即对军事侵略一概反对，不管其根源c目标或宣称的合理性为何。它针对的不是具体问题，而是对准则的违反。但准则的定义取决于不同的解读，因此在这种意义上，集体安全的运作是不可预测的。
在国际联盟概念中，所有国家都承诺和平解决分歧，自愿中立地实施一套公正的共同准则。55如果国家之间就权利或义务产生了分歧，它们将提出各自的诉求，由一个公正的小组进行仲裁。如果一个国家违反了这一原则，使用武力推行自己的主张，它将被贴上侵略者标签。国际联盟成员将团结起来抵制这个破坏总体和平的好战国家。在国联之内，不允许有联盟c“各自利益”c秘密协定或“小圈子密谋”，因为这将阻碍以中立的方式应用体系的规则。相反，国际秩序将再次建立在对和平的“公开契约c公开实现”56之上。
威尔逊对联盟和集体安全国联体系的构成要素所做的区别为其后来的两难处境埋下了种子。联盟是就某个具体事实或期望所达成的协议。在规定的紧急情况下，相关方有以确定方式采取行动的正式义务。这是一种按照约定方式可以实现的战略义务。联盟产生于共同利益，这些利益越相近，联盟的凝聚力就越强。与之相反，集体安全是一种不针对具体情况的法律概念。当国际秩序的和平规则被违反时，除了采取某种共同行动，它没有确定其他具体的义务。在实践中，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行动。
联盟产生于共同利益，而共同利益须事先确定。集体安全宣称在参与国的职权范围内反对任何地方的任何侵略行为。在提议的国联内，参与国指的是每一个被国联承认的国家。一旦有违反规则的情况，这一集体安全体系将聚合各种不同的国家利益，在事发之后形成共同目标。在这种形势下，各国将对破坏和平的情况达成共识，并准备采取共同行动加以抵制。但历史经验证明，这种想法是站不住脚的。从威尔逊到现在，从国联到其后继者联合国，完全符合集体安全概念的军事行动计划是朝鲜战争和第一次伊拉克战争。这两次军事行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美国已经声明，如果必要，美国将采取单边行动实际上，在这两次战争中，在联合国做出正式决议之前，美国已经开始调兵遣将了。联合国与其刺激美国自行做出决定，不如干脆决定支持美国的行动。57联合国支持美国，与其说表达了道德共识，还不如说是争取以某种方式对美国的行动早已准备就绪施加影响。
“一战”爆发后，均势体系崩溃了，因为它促成的联盟缺少灵活性，而且被不加区别地应用于不太重要的问题，反而加剧了所有冲突。面对“二战”前夕最初的事件，集体安全制度则表现出截然相反的缺陷。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肢解，意大利袭击阿比西尼亚，德国撕毁洛迦诺公约，日本入侵中国，国联对这些都无能为力。国联对侵略的定义模糊不清，对采取共同行动极不情愿，证明即便面对对和平的公然威胁，它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在国际和平和安全遭到最严重威胁时，集体安全已经多次证明运转不灵。例如，在1973年的中东战争期间，由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彼此串通，安理会迟迟不开会，直到华盛顿和莫斯科谈判同意停火，安理会的会议才开起来。
不过，威尔逊的遗产已经塑造了美国人的思维。美国领导人经常把集体安全与联盟混为一谈。“二战”后，在向心怀疑虑的国会解释新生的大西洋联盟体系时，政府发言人坚持把北约联盟解释成单纯的落实集体安全学说的行为。政府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分析报告，追溯历史上的联盟与北约之间的不同。他们坚持说，北约与领土防御无关这对美国的欧洲盟国可是新闻。分析报告的结论是，北大西洋公约“不针对任何人，只针对侵略行为。它不寻求影响不断变化的力量均衡，而是强化原则之间的平衡”58。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是位精明的历史学者，足智多谋。当他把一个旨在规避集体安全学说缺点的条约对国会说成是落实集体安全学说的措施时，人们可以想象他闪现出的狡黠目光。
已经退休的西奥多罗斯福谴责威尔逊“一战”初对欧洲风雨欲来不理不睬。接着在“一战”结束时
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
罗斯福一方面向日本大规模展示美国的海军力量，另一方面对日本最大可能地以礼相待。罗斯福告诫舰队司令，要威慑这个国家，但要尽其所能避免触动它的敏感神经：
我知道不需要叮嘱你，但还是希望你在日本的时候，要尽力确保我们的人不做任何出格的事情。在东京或日本其他地方，如果你给士兵放假，切记只批准那些可以绝对信赖的人。不能让日本猜忌我方傲慢无礼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宁愿我们受到污辱，也不能污辱别人，除非损失军舰。36用罗斯福最喜欢的谚语说，美国应当“说话温和，手持大棒”。
在大西洋方向，罗斯福主要担心德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和野心，尤其是其庞大的海军建设计划。如果英国的制海权随之动摇，那么英国维持欧洲均衡的能力也会受到动摇。他认为德国正在逐渐压倒邻国的抗衡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退休的罗斯福呼吁美国增加军事开支，及早参战，支持英国c法国和俄国等协约国，以防威胁蔓延至西半球。1914年，他致信美国的一位德国同情者，说道：
难道你不认为，如果德国赢得这场战争，粉碎了英国舰队，摧毁了大英帝国，不出一两年，它就会坚决要求在南美洲占据主导地位吗我认为德国会的，实际上我知道它肯定会的。我曾经与一些德国人交谈过，一旦谈得热络起来，他们都会近乎无所顾忌地坦率接受这个观点。37罗斯福认为，正是大国之间雄心的碰撞，决定了世界秩序的最终本质。对追求自身利益并能维持可靠威慑力的自由国家来说，只有取得地缘政治胜利，人类价值才能得到最好的维护。它们在国际竞争的摩擦中占据上风的地方，文明就会得到有效传播和加强。38
对于国际上善意的空洞渴求，罗斯福基本上持怀疑态度。他断言，对于美国来说，面对顽固的反对势力，只做出冠冕堂皇的原则声明，而没有能力采取行动，往往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要言出必行。”39当实业家安德鲁卡内基敦促罗斯福推动美国积极参与裁军c保护国际人权时，罗斯福援引了考底利耶也会赞同的一些原则，回答道：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对伟大c自由的人民来说，让暴政和野蛮全副武装，而自己软弱无能，将是致命的。如果有某种国际警察体系，这样做还算稳妥，但现在没有这样一个体系我不愿虚张声势c口出狂言c威胁恫吓，却言而不行。40假如罗斯福的继任者信奉他的理论，或者他赢得了1912年的选举，美国可能已经加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体系或某种与其相似的体系。如果事态这样发展，几乎可以肯定美国会遵循欧洲均势按照日俄战争后签订的条约的原则尽早结束“一战”。德国被打败，但会对美国的宽厚心存感激，同时美国还会在德国周边驻有足够军队，防止它未来采取冒险行动。这样的结局很可能会改变历史进程，防止欧洲文化和政治自信的毁灭，不会让流血事件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罗斯福去世了，他虽然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政治家和环保主义者，却没有创立任何外交政策学派。在公众或总统继任者中，他都没有培养出重要的追随者。而且罗斯福也没有赢得1912年选举，因为他与在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分散了保守派的选票。
罗斯福本想通过竞选第三任来维护他的遗产，但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留下遗产的机会。传统至关重要，社会发展不会摆脱历史，也不会信马由缰，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偏离先前的轨道。伟大政治家的行为会以这个范围的外沿为限。如果不及外沿，社会就会停滞；如果超出这个极限，政治家就会失去影响后人的能力。西奥多罗斯福正是在社会承受力的绝对边沿上游走。没有了罗斯福，美国外交政策又回归对山巅的光明之城的憧憬，不参与地缘政治平衡，更不必说主导地缘均势了。不过，罗斯福尚在世时，美国阴差阳错地扮演了罗斯福所设想的领导角色。但是美国这样做却是为了捍卫罗斯福曾嘲弄的原则，而且是在一位罗斯福鄙视的总统的领导下。
伍德罗威尔逊：代表世界良心的美国
刚从学术界投身政坛两年，仅凭借42的普选票，伍德罗威尔逊就在1912年大选中脱颖而出，获得胜利。他把为美国量身定制的宏图大略转变成了适用于整个世界的行动计划。对于美国的强大实力和宏伟蓝图，世界有时深受鼓舞，有时困惑不解，却无法视而不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了摧毁欧洲国家体系的进程。美国加入“一战”，并不是基于罗斯福的地缘政治观，而是打着道德普世性旗号。即便在三个世纪之前欧洲的历次宗教战争中，这种道德标榜也闻所未闻。美国总统之所以宣扬全新的道德普世性，是为了推行仅在北大西洋国家存在的治理体系。威尔逊所提倡的治理形式也仅存在于美国。承载着这一道德使命赋予的历史感，威尔逊宣称美国之所以干预，不是为了恢复欧洲均势，而是“让民主在这个世界中得到保护”。换言之，各国的国内制度均应效仿美国，这种彼此相似的国内制度将成为世界秩序的基础。虽然这一理念与欧洲的传统相悖，但为了换取美国参战，欧洲领导人还是接受了它。
威尔逊在阐述自己的和平愿景时，严厉谴责势力均衡，而这正是他的新盟国参战的初衷。他拒绝接受原有的外交方式他斥之为“秘密外交”，认为这是战争的主要根源。在一系列前瞻性讲话中，他提出了新的国际和平理念。这一理念中既有传统的美国观念，也有对在全球彻底实施这一理念的坚持。从那以后，这一理念稍做微调，便成了美国的世界秩序计划。
与之前的许多美国领导人相似，威尔逊宣称，神圣天命让美国与众不同。威尔逊1916年对西点军校毕业生说：“这就好像在上帝的圣域有一片大陆从未开发，等待着一群爱好和平的人们到来，建立一个无私的联邦。他们热爱自由和人权远胜其他。”41
威尔逊总统的几乎所有前任都会认同这样的信仰。但威尔逊不同，他认为以此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可以在一代人甚至一届政府之内实现。约翰昆西亚当斯曾经赞颂美国对自治和国际公平规则的特殊承诺，但警告他的同胞，对西半球之外那些无意于此的国家，不要试图强加这些美德。但威尔逊的赌注更大，目标更加急迫。他对国会说，这场伟大的战争“将是争取人类自由的终极战争”42。
威尔逊宣誓就职时，表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将继续保持中立，作为一个立场超脱的调解者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并促进建立一个旨在预防战争的仲裁体系。1913年就任总统之后，威尔逊启动了“新外交”，授权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就一系列国际仲裁条约进行谈判。1913年和1914年，布赖恩努力缔结了30多个这样的条约。这些条约大致规定：任何无法解决的分歧都应该提交给没有利害关系的委员会进行调查。在委员会向有关各方提出建议之前，各方不得诉诸武力。要设立一段“冷却期”43，在此期间，外交解决方式有可能战胜民族主义的热情。没有记录表明这些条约曾经解决过什么具体问题。到1914年7月，欧洲与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陷入战争。
1917年，威尔逊宣布，交战一方德国的严重暴行迫使美国与交战的另一方“联手”参战威尔逊不愿考虑“联盟”这个说法。他一再声称美国的目的不是自私的，而是具有普世价值：
我们没有私心。我们不追求征服别国，也不追求占有领土。我们不为自己索取赔偿，对于我们自愿做出的牺牲，也不追求物质上的补偿。我们只是人类权利的捍卫者。44威尔逊的大战略的前提是，全世界人民和美国一样，都受到同样价值观的激励：
这是美国的原则，美国的政策。我们不代表其他任何人。这也是各个地区富有远见的人们c每个现代国家和每个开明社会的原则和政策。45导致战争的原因是独裁国家的阴谋，而非不同国家利益或愿望之间的内在矛盾。如果公开所有事实，公众可以做出选择，普通人都会选择和平。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康德如前所述和当代开放互联网的倡导者都持这种观点。就像威尔逊1917年4月要求对德宣战时对国会讲的那样：
实行自治的国家不会在邻国布满间谍，也不会耍阴谋诡计，制造紧张态势，好让他们伺机实施打击，进行征服。这样的阴谋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在无人有权质疑时才能成功。费尽心机的欺骗或侵略计划代代相传，它们只有在宫廷的掩护下c在一小撮特权阶层的精心粉饰下，才会不为人知，才会得逞。如果公共舆论坚持要求披露关于国家事务的所有信息，他们断无这种可能。46因此，势力均衡过于注重程序，对争端各方的道德功过不持立场，这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危险的。民主不仅是最好的治理形式，也是永久和平的唯一保障。正因如此，美国的干预不单纯是为了挫败德国的战争目标，而正如威尔逊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所解释的，也是为了改变德国的治理体系。首要目标不是战略性的，因为战略是治理的一种表现形式：
对德国人民最为不利的事情是，战争结束以后，如果他们依然不得不生活在破坏世界和平的野心家c阴谋家的统治之下，依然受制于世界各国人民无法信任的人或阶级，那么世人可能无法接纳他们融入今后保障世界和平的各国伙伴关系。47依据这一看法，当德国宣布愿意讨论停战协定时，威尔逊提出，除非德皇退位，否则他拒绝和德国谈判。国际和平需要“摧毁可以单独c秘密和任意破坏世界和平的任何力量，如果目前无法摧毁，至少也要削弱其能力，使其无法行动”48。以规则为基础的和平国际秩序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因为“无法信任政府能信守承诺或者遵守约定”49，所以和平需要“政府首先表明自己完全无意在现代世界中称霸或寻求领导权”50。
在威尔逊看来，民主的传播是实施自决原则的必然结果。维也纳和会召开后，战争结束了，欧洲通过领土调整达成了恢复均势的协议。但是，威尔逊的世界秩序理念倡导每个国家应根据民族和语言一致性被赋予“自决权”。他断言，只有通过自我治理，各国人民才能表达对国际和谐的真诚愿望。而且一旦实现和民族团结，他们就不会再有施行侵略或自利政策的动机。在维也纳和会上，各大国精英代表秘密地重新划定了国际边界，只注重势力均衡，不顾民众的愿望。奉行自决原则的政治家“不敢像维也纳和会那样试图达成那样自私和妥协的契约”51。由此，
世界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拒绝曾经主导各国决策的民族自利标准，代之以新的行事方式。人们只需问几个问题：“这正确吗”“这公平吗”“这符合人类的利益吗”52威尔逊认为，与备受他指责的传统政治家相比，公共舆论更支持“人类的整体利益”，但支持威尔逊这个前提的证据并不多。1914年参战的欧洲国家都有影响力大小不一的代议制机构德国议会还是由全民公投选举产生的。在每一个国家，战争都受到民众的热情支持。在这些选举出来的机构中，几乎连象征性的反对意见都没有。战争之后，在民主的法国和英国，民众要求实现惩罚性的和平，而罔顾他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即除非胜利者与战败者最终达成和解，稳定的欧洲秩序是不可能出现的。参加维也纳和会谈判的王公贵族们反而比较克制，哪怕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和经历。由于受到需要平衡各种压力集团的国内政策的影响，与其遵行抽象的人类利益原则，领导人可能更愿意迎合当下的情绪或维护国家尊严。
允许每个民族建立国家并借此消除战争的理念，作为一般概念是值得赞赏的，但在实践中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应威尔逊的要求，欧洲以语言为基础进行民族自决，并按照这个新原则重新划定欧洲地图，结果却造成了在地缘政治上对德国有利的局势。战前，德国被三个大国法国c俄国和奥匈帝国环绕，领土扩张受到限制。现在它面对的是一批按照自决原则建立起来的小国。当然，自决原则只是得到部分实施，因为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民族情况错综复杂，新成立的国家都包含其他民族，意识形态方面的脆弱更加重了战略脆弱。在愤愤不平的欧洲中心国家的东翼，德国东面的奥匈帝国已不复存在维也纳和会认为这对限制当时的侵略国法国至关重要。但是，正如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有些感伤地指出的，“一大堆小国，其中许多国家的人们以前从未自己建立过稳定的政府，但每一个国家都有大量的日耳曼人，他们强烈要求重回祖国怀抱”53。
确立和平解决争端的新的国际机构和实践，能帮助落实威尔逊的愿景。国际联盟将承担起之前各国之间的协调功能。国联成员国将放弃传统的利益均衡观念，建立“权力共同体，而非势力均衡；有组织的共同和平，而非有组织的竞争敌对”54。可以理解，在一场因两种僵化的盟国体系相互对抗触发的战争结束之后，政治家们会选择一种更好的替代方案。但是，威尔逊所说的“权力共同体”用以替代僵化的却是不可预测性。
威尔逊所说的“权力共同体”，是一种后来被称为“集体安全”的新概念。在传统的国际政策中，具有相同利益或相似担忧的国家可以赋予自己一项特殊职责，即组成同盟，确保和平。它们在击败拿破仑之后就是这么做的。这样的安排一般是为了对付特定的或明或暗的战略威胁，例如维也纳和会之后志在复仇的法国。与之相反，国际联盟将建立在道德原则之上，即对军事侵略一概反对，不管其根源c目标或宣称的合理性为何。它针对的不是具体问题，而是对准则的违反。但准则的定义取决于不同的解读，因此在这种意义上，集体安全的运作是不可预测的。
在国际联盟概念中，所有国家都承诺和平解决分歧，自愿中立地实施一套公正的共同准则。55如果国家之间就权利或义务产生了分歧，它们将提出各自的诉求，由一个公正的小组进行仲裁。如果一个国家违反了这一原则，使用武力推行自己的主张，它将被贴上侵略者标签。国际联盟成员将团结起来抵制这个破坏总体和平的好战国家。在国联之内，不允许有联盟c“各自利益”c秘密协定或“小圈子密谋”，因为这将阻碍以中立的方式应用体系的规则。相反，国际秩序将再次建立在对和平的“公开契约c公开实现”56之上。
威尔逊对联盟和集体安全国联体系的构成要素所做的区别为其后来的两难处境埋下了种子。联盟是就某个具体事实或期望所达成的协议。在规定的紧急情况下，相关方有以确定方式采取行动的正式义务。这是一种按照约定方式可以实现的战略义务。联盟产生于共同利益，这些利益越相近，联盟的凝聚力就越强。与之相反，集体安全是一种不针对具体情况的法律概念。当国际秩序的和平规则被违反时，除了采取某种共同行动，它没有确定其他具体的义务。在实践中，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行动。
联盟产生于共同利益，而共同利益须事先确定。集体安全宣称在参与国的职权范围内反对任何地方的任何侵略行为。在提议的国联内，参与国指的是每一个被国联承认的国家。一旦有违反规则的情况，这一集体安全体系将聚合各种不同的国家利益，在事发之后形成共同目标。在这种形势下，各国将对破坏和平的情况达成共识，并准备采取共同行动加以抵制。但历史经验证明，这种想法是站不住脚的。从威尔逊到现在，从国联到其后继者联合国，完全符合集体安全概念的军事行动计划是朝鲜战争和第一次伊拉克战争。这两次军事行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美国已经声明，如果必要，美国将采取单边行动实际上，在这两次战争中，在联合国做出正式决议之前，美国已经开始调兵遣将了。联合国与其刺激美国自行做出决定，不如干脆决定支持美国的行动。57联合国支持美国，与其说表达了道德共识，还不如说是争取以某种方式对美国的行动早已准备就绪施加影响。
“一战”爆发后，均势体系崩溃了，因为它促成的联盟缺少灵活性，而且被不加区别地应用于不太重要的问题，反而加剧了所有冲突。面对“二战”前夕最初的事件，集体安全制度则表现出截然相反的缺陷。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肢解，意大利袭击阿比西尼亚，德国撕毁洛迦诺公约，日本入侵中国，国联对这些都无能为力。国联对侵略的定义模糊不清，对采取共同行动极不情愿，证明即便面对对和平的公然威胁，它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在国际和平和安全遭到最严重威胁时，集体安全已经多次证明运转不灵。例如，在1973年的中东战争期间，由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彼此串通，安理会迟迟不开会，直到华盛顿和莫斯科谈判同意停火，安理会的会议才开起来。
不过，威尔逊的遗产已经塑造了美国人的思维。美国领导人经常把集体安全与联盟混为一谈。“二战”后，在向心怀疑虑的国会解释新生的大西洋联盟体系时，政府发言人坚持把北约联盟解释成单纯的落实集体安全学说的行为。政府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分析报告，追溯历史上的联盟与北约之间的不同。他们坚持说，北约与领土防御无关这对美国的欧洲盟国可是新闻。分析报告的结论是，北大西洋公约“不针对任何人，只针对侵略行为。它不寻求影响不断变化的力量均衡，而是强化原则之间的平衡”58。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是位精明的历史学者，足智多谋。当他把一个旨在规避集体安全学说缺点的条约对国会说成是落实集体安全学说的措施时，人们可以想象他闪现出的狡黠目光。
已经退休的西奥多罗斯福谴责威尔逊“一战”初对欧洲风雨欲来不理不睬。接着在“一战”结束时
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
推荐自己的新书《天命讨债人》齐天大魔猴
桀骜齐天圣，铮铮大魔猴
第817章 四公子当真与众不同？清穿后每天被迫撩
【欢脱独宠，沙雕撩夫日
新书《谜城》开启神峰
一次偶然， 他踏足修
第270章 酒吧偶遇网游之影子大师
我，在黑夜中行走 我
007儿女成群婚城难入
十八岁的她，一心想用高
第四百一十六章 邀请剑神之剑弑乾坤
《剑神之剑弑乾坤》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