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3节
，他又质疑美国代表国联提出的各种诉求。1918年11月宣布停战后，罗斯福写道：
只要我们期望不高，我是赞成这样的联盟的我可不愿充当伊索笔下被嘲笑的那种角色，比如狼和羊如何同意放下武器，羊为了表达诚意如何赶走了牧羊犬，最后如何被狼毫不犹豫地吃掉。59对威尔逊主义的考验从来不是世界能否召集足够多的签字国，制定足够详细的规则，从而把和平奉为圭臬。最基本的问题是，当这些规则被违反，或者更具挑战的是，当这些规则被操纵结果事与愿违时，应该怎么办如果国际秩序是接受民意陪审团监督的一个法律制度，那么当侵略者选择发起一场民主大众认为过于模糊而不应介入的冲突比如，意大利的东非殖民地与的阿比尼西亚帝国之间的边境争端，那该怎么办60如果双方都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结果国际社会中断了对双方的武器供应，这经常会使强大的一方占据上风。如果一方“合法地”退出了国际秩序的和平机制，并宣布不再受其约束例如德国c日本c意大利最终退出国联c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和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以及当前核扩散国家对核不扩散条约的蔑视，那么是应授权支持现状的国家使用武力惩罚这些蔑视行为，还是应该努力劝诱这些反叛国家重回机制之内抑或干脆不理睬这些挑战绥靖路线会不会成了对蔑视行为的一种奖励最重要的是，有一些行为尽管合法，但违反了其他军事或政治均衡原则，比如民众支持的奥地利“自决”，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德语区并入纳粹德国，1932年日本从中国东北分割出一个所谓自治的“满洲国”，对这样的行为是否也应该抵制规则和原则本身就是国际秩序，还是只是地缘政治架构顶端的脚手架，支撑着本身也需要更为复杂的管理
“旧外交”试图在不同力量的均衡中平衡敌对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相互敌对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种精神下，它在拿破仑战败之后把法国拉回欧洲秩序，邀请法国参加维也纳和会，同时又把它置于大国包围之中，防止它未来的扩张企图。而新外交试图按照道德而非战略原则重新规划国际事务，不能做这样的算计。
这让1919年的政治家们非常为难。德国未被邀请参加和平会议，会上缔结的条约将德国定为这场战争的唯一侵略者，将财政和道义责任全都加在德国头上。然而，在德国以东，许多民族生活在同一片领土上，都声称有权自决，政治家们在凡尔赛和会上为在它们之间进行调解而伤透脑筋。若允许它们自决，在德国和俄国两个潜在大国中间，就会夹杂着十几个实力虚弱c民族分立的小国。不管怎么说，鉴于民族数量众多，让它们都实现既不现实，也不稳固，于是开始半心半意地制定少数民族的权利。凡尔赛会议上也没有新生苏联的代表。协约国对苏联北部的干预行动没有成功，结果未能毁掉苏联，却把苏联推向了对立面，之后又把它孤立起来。让这些问题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参议院拒绝美国加入国联，让威尔逊极度失望。
威尔逊卸任总统之后的年代里，他的失败通常被归咎于偶然情况国会奉行孤立主义，而威尔逊没有试图消除或缓和国会的保留态度，或是在全国巡回演讲支持国联时中风让其虚弱不堪，而不是他在国际关系理念上的缺陷。
尽管这些事件都是人类的不幸，但必须说，威尔逊愿景的失败不是因为美国对威尔逊主义重视不够。威尔逊的继任者努力通过其他补充性c基本上属于威尔逊式的方式落实这一富有远见的计划。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及其民主伙伴对裁军外交与和平仲裁投入了大量精力。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美国同意报废30艘舰艇，以实现美国c英国c法国c意大利和日本舰队的成比例限制，从而阻止军备竞赛。1928年，卡尔文柯立芝的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倡导签署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规定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是完全非法的。所有签署国，包括世界上大多数国家c“一战”的所有交战方和所有后来的轴心国，都承诺将“它们之间各种性质c各种起源的争端或冲突”61提交和平仲裁。可惜，这些倡议中的关键要素都没有存续下来。
威尔逊的事业不像外交政策教科书的内容，而更像莎士比亚悲剧的素材。不过，威尔逊触动了美国人的心弦。他在地缘政治上远远算不上最为精明，在外交政策上也远远算不上20世纪最成熟的人物，但在当代的民意测验中，他一直跻身“最伟大的”总统之列。正是由于威尔逊的智慧成就，连实际上继承了西奥多罗斯福外交政策理念衣钵的理查德尼克松，也认为自己是威尔逊国际主义的门徒，并把这位战时总统的画像挂在内阁厅里。
伍德罗威尔逊之所以伟大，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提出了宏大愿景，极大地激发了美国例外主义传统，让那些起初的缺陷显得微不足道。他被尊崇为先知，美国矢志追求他的愿景，并以此评判自己的行为。每当面临危机或冲突“二战”c冷战和我们这个时代伊斯兰世界的动荡的考验，美国都会以某种方式回归威尔逊的世界秩序愿景，通过民主c公开外交c培育共同规则和标准来维护和平。
这一愿景的天才之处是让美国人的理想主义为缔造和平c人权和合作解决问题等重大外交举措服务，在对更美好c更和平世界的希望中注入美国实力。由于威尔逊主义的影响力，20世纪参与式治理在全世界得到传播，美国参与世界事务时总是表现出非凡的信念和乐观。威尔逊主义的悲剧在于，它留给20世纪这个举足轻重的大国的是一套令人振奋但脱离历史感和地缘政治意识的外交政策学说。
富兰克林罗斯福与世界新秩序
威尔逊原则的影响无处不在，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对自身的看法。当20年后世界秩序问题再次浮现时，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的失败也没能阻碍威尔逊原则的胜利回归。又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美国再次面对挑战，又要按照威尔逊原则塑造世界新秩序。
1941年8月，富兰克林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的远房侄子，当时正史无前例地在第三任总统任期上和温斯顿丘吉尔作为两国领导人首次会面，会面在纽芬兰皇家海军舰艇“威尔士亲王”号上举行。他们在大西洋宪章的八项“共同原则”中表达了他们所谓的共同愿景。对所有这些原则，威尔逊肯定会认可，而丘吉尔之前的英国首相则不会乐意接受。“共同原则”包括：“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停止违背当地人民意愿进行领土扩张；“免除恐惧和匮乏”；还有一项国际裁军计划，推动最终“放弃使用武力”和“建立一个更普遍c更持久的全面安全体系”。有些内容，尤其是非殖民化方面的内容，不会是丘吉尔主动提议的。如果不是丘吉尔认为赢得美国的伙伴关系英国避免溃败的最佳选择和唯一希望至关重要，他本不会接受这些原则的。62
罗斯福对国际和平基础的看法比威尔逊有过之而无不及。威尔逊出身学界，主要依靠哲学原则来构筑国际秩序。罗斯福则从美国政治的大旋涡中脱颖而出，更加注重与人打交道的方式方法。
因此，罗斯福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即国际新秩序应该建立在个人信任基础之上：
我们这些热爱和平的国家必定实现的那种国际秩序，必须基本依靠友好的人际关系c相互了解c宽容大度以及不容置疑的真诚c善意和信誉。63罗斯福在1945年第四次就职演说中再次提到这个话题：
我们已经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正如爱默生所说，“要想得到别人的友谊，自己就得先向别人表示友好。”如果对别人充满猜疑c不信任或恐惧，我们就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64在战争期间与斯大林打交道时，罗斯福将这些信念付诸实践。据报道，面对苏联撕毁协议的证据及其对西方的敌意，罗斯福还是安慰美国前驻莫斯科大使蒲立德：
比尔，我不质疑你说的事实，它们都是准确的。我也不质疑你推理的逻辑。我只感到斯大林不是那种人我认为，如果我对他倾尽所有而且不求回报，那么他自重身份，就不会再去强占，反而会为一个民主和平的世界而努力。651943年，两位领导人在德黑兰初次会面举行峰会期间，罗斯福兑现了他所说的话。66刚一抵达，苏联领导人就警告罗斯福，称苏联情报机构发现了一项纳粹阴谋，企图不利于总统，主动邀请他到壁垒森严的苏联使馆大院，并说美国使馆不太安全，距离预定的会议地点太远。罗斯福接受了苏联的好意，拒绝了距离较近的英国使馆，避免给人留下英美领导人联手对付斯大林的印象。更有甚者，在与斯大林的联席会议上，罗斯福表面上取笑丘吉尔，试图让人觉得他与这位英国战时领导人有些距离。
迫在眉睫的挑战就是确定和平的概念。用什么原则来指导世界大国的关系在设计和维护世界秩序方面，美国需要做出什么贡献是应该安抚还是对抗苏联还有，如果这些任务都能顺利完成，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和平是一份文件还是一项进程
1945年，美国总统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一如既往的复杂。即便备受战争蹂躏，苏联还是对建立战后国际秩序造成了两个障碍。它的国土面积及其占领的范围破坏了欧洲的均势。它的意识形态挑战着西方制度架构的合法性。指责所有现存制度是各种形式的非法剥削制度，号召进行世界革命，推翻统治阶级，由卡尔马克思所说的“全世界工人阶级”掌权。
20世纪20年代，欧洲第一波运动多数被镇压，其他则因缺少所谓无产阶级的支持而消退。斯大林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论。在长达10年的清洗中，他除掉了所有其他革命元老，征召部署大量劳动力以振兴工业实力。为了将纳粹风暴引向西方，1939年他与希特勒签署了中立条约，把北欧和东欧分割成了苏联和德国的势力范围。1941年6月，希特勒还是对苏联发动了侵略，斯大林重拾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宣布进行“伟大的卫国战争”，借机在意识形态中注入了俄罗斯帝国情怀。在掌权时期，斯大林第一次唤起了俄罗斯精神，这是俄罗斯建国所依赖的精神，是历经数个世纪国内暴政和外敌入侵仍誓死捍卫的精神。
战争胜利后，苏联构成的挑战与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相当，甚至更为严峻。对于面前的真空地带，这个受伤的巨人至少损失2000万人口，西部三分之一广袤的领土遭到毁坏会作何反应要不是斯大林在战时精心布置的烟幕弹显示他在约束而非鼓动思想家，也许从他的言论中就能找到答案。
斯大林的全球战略非常复杂。他深信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战争，因此“二战”结束顶多是休战。他认为希特勒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代表，而不是这一制度的异类。希特勒战败后，不管西方领导人怎么说或怎么想，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敌人。斯大林对20世纪20年代的英法领导人充满蔑视。他说：
他们谈论和平主义，谈到欧洲国家之间的和平。白里安和张伯伦正相互拥抱这一切毫无意义。根据欧洲历史，我们知道，每次签署条约，规定重新部署军队准备打一场新战争，这种条约都被称为和平条约之所以签署这些条约，都是为了描绘下一场战争的新要素。67在斯大林的世界观中，决策取决于客观因素，而非个人关系。因此，战时同盟之间的友好是“主观性的”，会被胜利带来的新情况取代。苏联的战略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安全，为不可避免的摊牌做好准备。这意味着把苏联的安全边界尽量向西推进，并通过各国和特工行动削弱安全边界之外的国家。
但在战争期间，西方领导人不愿承认这样的评判：丘吉尔是因为需要与美国保持同步；罗斯福是因为正在倡导维护公正持久和平的“全面规划”，实际上是要推翻昔日的欧洲国际秩序。罗斯福既不支持势力均衡，也不赞成帝国复辟。他的公开计划号召确立和平解决争端的规则，并要求主要大国即美国c苏联c英国和中国等“四大警察”共同努力。在遏止破坏和平的行为方面，美国和苏联尤其要起带头作用。
查尔斯波伦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外交官，担任罗斯福的俄语翻译，后来成为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设计师。罗斯福曾经说：“美国人深信其他人都是好人，只要你对他们好，他们就会对你好。”查尔斯对此不以为然：
他罗斯福觉得斯大林对世界的看法和他差不多，认为斯大林的敌意和怀疑来自革命后多年来其他国家对苏联的怠慢。罗斯福不明白，斯大林的敌意是基于深刻的意识形态信念。68另一种观点认为，罗斯福能够让本来中立的美国人民去支持一场很少人认为必要的战争，证明他极其精明，不会上当受骗，哪怕面对老谋深算的斯大林。69这种解读认为，罗斯福是在迁就这位苏联领导人，以便争取时间，不让他与希特勒单独签订协议。他肯定知道或者马上就会发现，苏联的世界秩序观跟美国是对立的。民主和自决可以激励美国民众，但最终莫斯科不会接受。这种看法认为，一旦德国无条件投降，苏联又毫不妥协，罗斯福就需要拿出对抗希特勒的决心去团结那些同样坚决的民主国家。68
伟大领导人在大事上的态度经常表现得模棱两可。约翰f肯尼迪总统被暗杀时，他是正要扩大美国对越南的投入还是要从越南撤出呢一般而言，批评罗斯福的人不会指责他天真。最可能的答案是，像他的国民一样，罗斯福对国际秩序的正反两面也是犹豫不决的。他希望和平建立在合法性上，也就是基于个人之间的信任c对国际法的尊重c人道主义目标和善意。但是面对苏联崇尚实力的一贯做法，罗斯福也有可能重拾不择手段的策略，毕竟这是他成为领导人和时代风云人物的法宝。要把握什么样的平衡，这个问题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在总统第四任期的第四个月中去世了，他对付苏联的设想也没有完全实现。曾经被罗斯福排除在决策圈外的哈里s杜鲁门突然被推上了总统职位。
第八章
美国：心情矛盾的超级大国
战后12位美国总统都热情地肯定美国在世界上的特殊角色。每个总统都认为，美国在无私地追求解决冲突和实现各国平等的目标，这一点不言自明。成功的最终标准是世界和平与全球和谐。1
所有总统虽然巴拉克奥巴马不那么坚持都宣称美国的原则适用于全世界，其中最雄辩的尽管绝不是唯一的阐述来自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肯尼迪呼吁国民“不惜一切代价，顶住一切压力，克服一切艰辛，支持一切朋友，反对一切敌人，确保自由的存在与实现”。肯尼迪对所有威胁不加区分，对美国的外交不分轻重缓急。他尤其排斥传统均势中狡诈的算计。他提倡的是一种“新努力”，“不是势力均衡，而是新的法治世界”。这是一个反对“人类共同敌人”的“全球大联盟”。这些话在其他国家可能被当成华丽的辞藻，但在美国的语境里，却是具体明确的全球行动蓝图。肯尼迪总统遇刺一个月后，林登约翰逊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时，重申了同样的无条件的全球义务：
追求和平c憎恨战争，愿意与饥饿c疾病和痛苦做斗争的任何人c任何国家，都会发现美国站在他们一边，愿意与他们并肩前进，携手走好每一步。2这种对世界秩序的责任感，以及美国实力不可或缺的信念，得到了国内共识的支撑。这种共识认为，领导人的道德普世主义建立在美国人民对自由和民主的热忱之上。这让美国在冷战时期及之后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美国帮助重建了满目疮痍的欧洲经济，创建了大西洋联盟，结成了全球安全和经济伙伴关系网络。它从孤立中国转而实行与中国合作的政策。它设计了开放的世界贸易制度，提高了生产率，促进了繁荣，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所有技术革命中遥遥领先。美国支持其他国家无论友好还是敌对的参与式治理。它带头阐明新的人道主义原则，并在1945年后的五次战争和其他事件中，不惜牺牲远至天涯海角去实施这些原则。没有其他国家拥有这样的理想主义和资源去应付那么多挑战，并取得成功。美国的理想主义和例外主义是建设国际新秩序的动力。3
几十年来，美国的传统信仰和历史经验与其所创建的世界之间有极大的一致性。对承担起建设战后秩序重任的那一代领导人来说，克服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40年代击退侵略是两次伟大的经历。两项任务都找到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在经济领域，恢复增长并推出新的社会福利计划；在战事方面，则是敌人的无条件投降。
战争结束时，美国是唯一基本上毫发未损的大国，其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60。因此它有能力阐明：领导意即按照美国国内经验确立的模式取得切实进步，联盟意即符合威尔逊主义的集体安全，治理则是指经济复苏和民主改革。美国开辟冷战事业，是为了保卫那些拥护美国世界秩序观的国家。而对手苏联则被视为脱离了国际社会，但它最终必定回归。
在实现这个愿景的征程上，美国开始与其他历史性的世界秩序观迎头相撞。随着殖民主义的终结，拥有不同历史和文化的新型国家开始登上舞台。的性质变得更为复杂，影响也更加模糊。排斥美国国内和国际秩序观的一些国家的政府和武装学说形成了严峻挑战。美国的实力无论多么强大，也开始显露出局限。美国需要确定轻重缓急。
这些现实情况给美国提出了一个前所未遇的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一个有始有终c最后必定胜利的故事吗还是只是一个管理和应付无穷挑战的过程外交政策是有终点呢，还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美国陷入了痛苦的辩论，对自己世界角色的本质也产生了分歧。这一切反映了美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理想主义的另一面。如果把美国的世界角色说成是对完美道德的检验，它必定因力不从心而深深自责。它期望自己的努力会换来一个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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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期望不高，我是赞成这样的联盟的我可不愿充当伊索笔下被嘲笑的那种角色，比如狼和羊如何同意放下武器，羊为了表达诚意如何赶走了牧羊犬，最后如何被狼毫不犹豫地吃掉。59对威尔逊主义的考验从来不是世界能否召集足够多的签字国，制定足够详细的规则，从而把和平奉为圭臬。最基本的问题是，当这些规则被违反，或者更具挑战的是，当这些规则被操纵结果事与愿违时，应该怎么办如果国际秩序是接受民意陪审团监督的一个法律制度，那么当侵略者选择发起一场民主大众认为过于模糊而不应介入的冲突比如，意大利的东非殖民地与的阿比尼西亚帝国之间的边境争端，那该怎么办60如果双方都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结果国际社会中断了对双方的武器供应，这经常会使强大的一方占据上风。如果一方“合法地”退出了国际秩序的和平机制，并宣布不再受其约束例如德国c日本c意大利最终退出国联c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和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以及当前核扩散国家对核不扩散条约的蔑视，那么是应授权支持现状的国家使用武力惩罚这些蔑视行为，还是应该努力劝诱这些反叛国家重回机制之内抑或干脆不理睬这些挑战绥靖路线会不会成了对蔑视行为的一种奖励最重要的是，有一些行为尽管合法，但违反了其他军事或政治均衡原则，比如民众支持的奥地利“自决”，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德语区并入纳粹德国，1932年日本从中国东北分割出一个所谓自治的“满洲国”，对这样的行为是否也应该抵制规则和原则本身就是国际秩序，还是只是地缘政治架构顶端的脚手架，支撑着本身也需要更为复杂的管理
“旧外交”试图在不同力量的均衡中平衡敌对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相互敌对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种精神下，它在拿破仑战败之后把法国拉回欧洲秩序，邀请法国参加维也纳和会，同时又把它置于大国包围之中，防止它未来的扩张企图。而新外交试图按照道德而非战略原则重新规划国际事务，不能做这样的算计。
这让1919年的政治家们非常为难。德国未被邀请参加和平会议，会上缔结的条约将德国定为这场战争的唯一侵略者，将财政和道义责任全都加在德国头上。然而，在德国以东，许多民族生活在同一片领土上，都声称有权自决，政治家们在凡尔赛和会上为在它们之间进行调解而伤透脑筋。若允许它们自决，在德国和俄国两个潜在大国中间，就会夹杂着十几个实力虚弱c民族分立的小国。不管怎么说，鉴于民族数量众多，让它们都实现既不现实，也不稳固，于是开始半心半意地制定少数民族的权利。凡尔赛会议上也没有新生苏联的代表。协约国对苏联北部的干预行动没有成功，结果未能毁掉苏联，却把苏联推向了对立面，之后又把它孤立起来。让这些问题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参议院拒绝美国加入国联，让威尔逊极度失望。
威尔逊卸任总统之后的年代里，他的失败通常被归咎于偶然情况国会奉行孤立主义，而威尔逊没有试图消除或缓和国会的保留态度，或是在全国巡回演讲支持国联时中风让其虚弱不堪，而不是他在国际关系理念上的缺陷。
尽管这些事件都是人类的不幸，但必须说，威尔逊愿景的失败不是因为美国对威尔逊主义重视不够。威尔逊的继任者努力通过其他补充性c基本上属于威尔逊式的方式落实这一富有远见的计划。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及其民主伙伴对裁军外交与和平仲裁投入了大量精力。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美国同意报废30艘舰艇，以实现美国c英国c法国c意大利和日本舰队的成比例限制，从而阻止军备竞赛。1928年，卡尔文柯立芝的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倡导签署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规定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是完全非法的。所有签署国，包括世界上大多数国家c“一战”的所有交战方和所有后来的轴心国，都承诺将“它们之间各种性质c各种起源的争端或冲突”61提交和平仲裁。可惜，这些倡议中的关键要素都没有存续下来。
威尔逊的事业不像外交政策教科书的内容，而更像莎士比亚悲剧的素材。不过，威尔逊触动了美国人的心弦。他在地缘政治上远远算不上最为精明，在外交政策上也远远算不上20世纪最成熟的人物，但在当代的民意测验中，他一直跻身“最伟大的”总统之列。正是由于威尔逊的智慧成就，连实际上继承了西奥多罗斯福外交政策理念衣钵的理查德尼克松，也认为自己是威尔逊国际主义的门徒，并把这位战时总统的画像挂在内阁厅里。
伍德罗威尔逊之所以伟大，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提出了宏大愿景，极大地激发了美国例外主义传统，让那些起初的缺陷显得微不足道。他被尊崇为先知，美国矢志追求他的愿景，并以此评判自己的行为。每当面临危机或冲突“二战”c冷战和我们这个时代伊斯兰世界的动荡的考验，美国都会以某种方式回归威尔逊的世界秩序愿景，通过民主c公开外交c培育共同规则和标准来维护和平。
这一愿景的天才之处是让美国人的理想主义为缔造和平c人权和合作解决问题等重大外交举措服务，在对更美好c更和平世界的希望中注入美国实力。由于威尔逊主义的影响力，20世纪参与式治理在全世界得到传播，美国参与世界事务时总是表现出非凡的信念和乐观。威尔逊主义的悲剧在于，它留给20世纪这个举足轻重的大国的是一套令人振奋但脱离历史感和地缘政治意识的外交政策学说。
富兰克林罗斯福与世界新秩序
威尔逊原则的影响无处不在，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对自身的看法。当20年后世界秩序问题再次浮现时，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的失败也没能阻碍威尔逊原则的胜利回归。又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美国再次面对挑战，又要按照威尔逊原则塑造世界新秩序。
1941年8月，富兰克林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的远房侄子，当时正史无前例地在第三任总统任期上和温斯顿丘吉尔作为两国领导人首次会面，会面在纽芬兰皇家海军舰艇“威尔士亲王”号上举行。他们在大西洋宪章的八项“共同原则”中表达了他们所谓的共同愿景。对所有这些原则，威尔逊肯定会认可，而丘吉尔之前的英国首相则不会乐意接受。“共同原则”包括：“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停止违背当地人民意愿进行领土扩张；“免除恐惧和匮乏”；还有一项国际裁军计划，推动最终“放弃使用武力”和“建立一个更普遍c更持久的全面安全体系”。有些内容，尤其是非殖民化方面的内容，不会是丘吉尔主动提议的。如果不是丘吉尔认为赢得美国的伙伴关系英国避免溃败的最佳选择和唯一希望至关重要，他本不会接受这些原则的。62
罗斯福对国际和平基础的看法比威尔逊有过之而无不及。威尔逊出身学界，主要依靠哲学原则来构筑国际秩序。罗斯福则从美国政治的大旋涡中脱颖而出，更加注重与人打交道的方式方法。
因此，罗斯福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即国际新秩序应该建立在个人信任基础之上：
我们这些热爱和平的国家必定实现的那种国际秩序，必须基本依靠友好的人际关系c相互了解c宽容大度以及不容置疑的真诚c善意和信誉。63罗斯福在1945年第四次就职演说中再次提到这个话题：
我们已经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正如爱默生所说，“要想得到别人的友谊，自己就得先向别人表示友好。”如果对别人充满猜疑c不信任或恐惧，我们就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64在战争期间与斯大林打交道时，罗斯福将这些信念付诸实践。据报道，面对苏联撕毁协议的证据及其对西方的敌意，罗斯福还是安慰美国前驻莫斯科大使蒲立德：
比尔，我不质疑你说的事实，它们都是准确的。我也不质疑你推理的逻辑。我只感到斯大林不是那种人我认为，如果我对他倾尽所有而且不求回报，那么他自重身份，就不会再去强占，反而会为一个民主和平的世界而努力。651943年，两位领导人在德黑兰初次会面举行峰会期间，罗斯福兑现了他所说的话。66刚一抵达，苏联领导人就警告罗斯福，称苏联情报机构发现了一项纳粹阴谋，企图不利于总统，主动邀请他到壁垒森严的苏联使馆大院，并说美国使馆不太安全，距离预定的会议地点太远。罗斯福接受了苏联的好意，拒绝了距离较近的英国使馆，避免给人留下英美领导人联手对付斯大林的印象。更有甚者，在与斯大林的联席会议上，罗斯福表面上取笑丘吉尔，试图让人觉得他与这位英国战时领导人有些距离。
迫在眉睫的挑战就是确定和平的概念。用什么原则来指导世界大国的关系在设计和维护世界秩序方面，美国需要做出什么贡献是应该安抚还是对抗苏联还有，如果这些任务都能顺利完成，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和平是一份文件还是一项进程
1945年，美国总统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一如既往的复杂。即便备受战争蹂躏，苏联还是对建立战后国际秩序造成了两个障碍。它的国土面积及其占领的范围破坏了欧洲的均势。它的意识形态挑战着西方制度架构的合法性。指责所有现存制度是各种形式的非法剥削制度，号召进行世界革命，推翻统治阶级，由卡尔马克思所说的“全世界工人阶级”掌权。
20世纪20年代，欧洲第一波运动多数被镇压，其他则因缺少所谓无产阶级的支持而消退。斯大林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论。在长达10年的清洗中，他除掉了所有其他革命元老，征召部署大量劳动力以振兴工业实力。为了将纳粹风暴引向西方，1939年他与希特勒签署了中立条约，把北欧和东欧分割成了苏联和德国的势力范围。1941年6月，希特勒还是对苏联发动了侵略，斯大林重拾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宣布进行“伟大的卫国战争”，借机在意识形态中注入了俄罗斯帝国情怀。在掌权时期，斯大林第一次唤起了俄罗斯精神，这是俄罗斯建国所依赖的精神，是历经数个世纪国内暴政和外敌入侵仍誓死捍卫的精神。
战争胜利后，苏联构成的挑战与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相当，甚至更为严峻。对于面前的真空地带，这个受伤的巨人至少损失2000万人口，西部三分之一广袤的领土遭到毁坏会作何反应要不是斯大林在战时精心布置的烟幕弹显示他在约束而非鼓动思想家，也许从他的言论中就能找到答案。
斯大林的全球战略非常复杂。他深信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战争，因此“二战”结束顶多是休战。他认为希特勒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代表，而不是这一制度的异类。希特勒战败后，不管西方领导人怎么说或怎么想，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敌人。斯大林对20世纪20年代的英法领导人充满蔑视。他说：
他们谈论和平主义，谈到欧洲国家之间的和平。白里安和张伯伦正相互拥抱这一切毫无意义。根据欧洲历史，我们知道，每次签署条约，规定重新部署军队准备打一场新战争，这种条约都被称为和平条约之所以签署这些条约，都是为了描绘下一场战争的新要素。67在斯大林的世界观中，决策取决于客观因素，而非个人关系。因此，战时同盟之间的友好是“主观性的”，会被胜利带来的新情况取代。苏联的战略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安全，为不可避免的摊牌做好准备。这意味着把苏联的安全边界尽量向西推进，并通过各国和特工行动削弱安全边界之外的国家。
但在战争期间，西方领导人不愿承认这样的评判：丘吉尔是因为需要与美国保持同步；罗斯福是因为正在倡导维护公正持久和平的“全面规划”，实际上是要推翻昔日的欧洲国际秩序。罗斯福既不支持势力均衡，也不赞成帝国复辟。他的公开计划号召确立和平解决争端的规则，并要求主要大国即美国c苏联c英国和中国等“四大警察”共同努力。在遏止破坏和平的行为方面，美国和苏联尤其要起带头作用。
查尔斯波伦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外交官，担任罗斯福的俄语翻译，后来成为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设计师。罗斯福曾经说：“美国人深信其他人都是好人，只要你对他们好，他们就会对你好。”查尔斯对此不以为然：
他罗斯福觉得斯大林对世界的看法和他差不多，认为斯大林的敌意和怀疑来自革命后多年来其他国家对苏联的怠慢。罗斯福不明白，斯大林的敌意是基于深刻的意识形态信念。68另一种观点认为，罗斯福能够让本来中立的美国人民去支持一场很少人认为必要的战争，证明他极其精明，不会上当受骗，哪怕面对老谋深算的斯大林。69这种解读认为，罗斯福是在迁就这位苏联领导人，以便争取时间，不让他与希特勒单独签订协议。他肯定知道或者马上就会发现，苏联的世界秩序观跟美国是对立的。民主和自决可以激励美国民众，但最终莫斯科不会接受。这种看法认为，一旦德国无条件投降，苏联又毫不妥协，罗斯福就需要拿出对抗希特勒的决心去团结那些同样坚决的民主国家。68
伟大领导人在大事上的态度经常表现得模棱两可。约翰f肯尼迪总统被暗杀时，他是正要扩大美国对越南的投入还是要从越南撤出呢一般而言，批评罗斯福的人不会指责他天真。最可能的答案是，像他的国民一样，罗斯福对国际秩序的正反两面也是犹豫不决的。他希望和平建立在合法性上，也就是基于个人之间的信任c对国际法的尊重c人道主义目标和善意。但是面对苏联崇尚实力的一贯做法，罗斯福也有可能重拾不择手段的策略，毕竟这是他成为领导人和时代风云人物的法宝。要把握什么样的平衡，这个问题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在总统第四任期的第四个月中去世了，他对付苏联的设想也没有完全实现。曾经被罗斯福排除在决策圈外的哈里s杜鲁门突然被推上了总统职位。
第八章
美国：心情矛盾的超级大国
战后12位美国总统都热情地肯定美国在世界上的特殊角色。每个总统都认为，美国在无私地追求解决冲突和实现各国平等的目标，这一点不言自明。成功的最终标准是世界和平与全球和谐。1
所有总统虽然巴拉克奥巴马不那么坚持都宣称美国的原则适用于全世界，其中最雄辩的尽管绝不是唯一的阐述来自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肯尼迪呼吁国民“不惜一切代价，顶住一切压力，克服一切艰辛，支持一切朋友，反对一切敌人，确保自由的存在与实现”。肯尼迪对所有威胁不加区分，对美国的外交不分轻重缓急。他尤其排斥传统均势中狡诈的算计。他提倡的是一种“新努力”，“不是势力均衡，而是新的法治世界”。这是一个反对“人类共同敌人”的“全球大联盟”。这些话在其他国家可能被当成华丽的辞藻，但在美国的语境里，却是具体明确的全球行动蓝图。肯尼迪总统遇刺一个月后，林登约翰逊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时，重申了同样的无条件的全球义务：
追求和平c憎恨战争，愿意与饥饿c疾病和痛苦做斗争的任何人c任何国家，都会发现美国站在他们一边，愿意与他们并肩前进，携手走好每一步。2这种对世界秩序的责任感，以及美国实力不可或缺的信念，得到了国内共识的支撑。这种共识认为，领导人的道德普世主义建立在美国人民对自由和民主的热忱之上。这让美国在冷战时期及之后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美国帮助重建了满目疮痍的欧洲经济，创建了大西洋联盟，结成了全球安全和经济伙伴关系网络。它从孤立中国转而实行与中国合作的政策。它设计了开放的世界贸易制度，提高了生产率，促进了繁荣，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所有技术革命中遥遥领先。美国支持其他国家无论友好还是敌对的参与式治理。它带头阐明新的人道主义原则，并在1945年后的五次战争和其他事件中，不惜牺牲远至天涯海角去实施这些原则。没有其他国家拥有这样的理想主义和资源去应付那么多挑战，并取得成功。美国的理想主义和例外主义是建设国际新秩序的动力。3
几十年来，美国的传统信仰和历史经验与其所创建的世界之间有极大的一致性。对承担起建设战后秩序重任的那一代领导人来说，克服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40年代击退侵略是两次伟大的经历。两项任务都找到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在经济领域，恢复增长并推出新的社会福利计划；在战事方面，则是敌人的无条件投降。
战争结束时，美国是唯一基本上毫发未损的大国，其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60。因此它有能力阐明：领导意即按照美国国内经验确立的模式取得切实进步，联盟意即符合威尔逊主义的集体安全，治理则是指经济复苏和民主改革。美国开辟冷战事业，是为了保卫那些拥护美国世界秩序观的国家。而对手苏联则被视为脱离了国际社会，但它最终必定回归。
在实现这个愿景的征程上，美国开始与其他历史性的世界秩序观迎头相撞。随着殖民主义的终结，拥有不同历史和文化的新型国家开始登上舞台。的性质变得更为复杂，影响也更加模糊。排斥美国国内和国际秩序观的一些国家的政府和武装学说形成了严峻挑战。美国的实力无论多么强大，也开始显露出局限。美国需要确定轻重缓急。
这些现实情况给美国提出了一个前所未遇的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一个有始有终c最后必定胜利的故事吗还是只是一个管理和应付无穷挑战的过程外交政策是有终点呢，还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美国陷入了痛苦的辩论，对自己世界角色的本质也产生了分歧。这一切反映了美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理想主义的另一面。如果把美国的世界角色说成是对完美道德的检验，它必定因力不从心而深深自责。它期望自己的努力会换来一个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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